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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翻开历史看大清-一个票友眼中的中国史[第23页] |
作者:历史票友康永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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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标准只有一个:活着,把它写完。 |
可以可以写成小说嘛 |
(265)【爱新觉罗·福临卷】 不过,对于大清来讲,多尔衮应该是无罪的。不仅无罪,反而有功。 正因为他顾全大局,没急着抢皇位,才维持了大清政局的稳定。 自古以来,政治就以妥协为灵魂。不懂妥协的政权或个人,终将被历史大潮所淘汰。 幸好多尔衮懂政治,又有实力。 否则,极有可能,还没等到入关,大清就解体了。 另外,他加强了皇权,改革中央机构,才使得大清更像一个“封建”朝廷,而非地方土著部落。然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首要的任务,就该削弱诸王。如果没有多尔衮,单凭顺治想要对付这帮叔叔大爷,几乎没有可能。 尽管多尔衮的所作所为,并非为了帮助顺治,但客观上确实产生了这种结果。 只有权力集中,才能使中央的政令得到高效执行,从而实现武装统一全国。 懂政治、懂军事的多尔衮,知人善任,重视汉人,才使得清军能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 虽然多尔衮去世的比较突然,但给顺治留下的,绝不是个烂摊子,相反,是一个政治基本稳定,国家基本统一的大好局面。 如果从这个角度讲,顺治应该感谢多尔衮。可惜,顺治恐怕不明白,即便明白,也必须装糊涂。 不过,没关系,大多数历史人物,最终都会得到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因为有两样东西的存在:足以沉淀一切的时间和乐于评论功过是非的后人。 最后,再多说一句,后人之中也包括顺治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乾隆皇帝。他出来说了句公道话:“朕每览《实录》至此,未尝不为之堕泪。则王之立心行事,实为笃忠荩,感厚恩,明君臣大义。乃由宵小奸谋,构成冤狱,岂可不为之昭雪?宜复还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配享太庙。依亲王园寝制,修其茔墓,令太常寺春秋致祭。其爵世袭罔替。” 这句话比较简单,相信不用翻译,也能理解大概意思:看到您的故事,我想哭。您没错,您有功,您冤枉,我要为您平反,恢复爵位。 当然,乾隆本人的行事作风有些做作,后面我们肯定也会详细说。不过,这件事,如果乾隆不做,恐怕也没人会做了。不管他的出发点如何,有一点肯定没错:大清欠多尔衮一句抱歉。 |
(266)【爱新觉罗·福临卷】 【小插曲】南党案 在清算多尔衮的过程中,还有一段小插曲,埋藏了多年的恩怨再次被引爆,就是所谓的“南北党争”。 之前我们讨论满、汉问题的时候,一直把中原人统称为汉人。事实上,这种说法并不怎么严谨。 在当时来讲,北方的人,才称汉人,而南方的人,则称为南人。所谓南北,大概就以淮河为界。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文言文:“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其中的“淮”,指的就是淮河。 南北的区分由来已久,到元朝时,居然被官方肯定了下来。 元朝把人分为四等: 第一等,不用说,自然是蒙古人; 第二等,叫色目人。听名字大概也能猜到,指的那些眼睛有点特殊颜色的西方人,比如契丹人、波斯人等; 第三等,汉人,主要指中原地区的北方人,包括汉族人、契丹人、女真人等; 第四等,南人,主要指中原地区(原南宋统治区)的南方人,包括汉族和南方其他少数民族人。 如此一来,原本藏在台下的东西被摆在了台面上。 虽然我们不愿意承认,但这种隔阂确实存在。 就连鲁迅先生也专门写过文章,阐述这个问题,名字就叫《北人和南人》。其中明确指出,“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 当时汉人(北人)一般称南人为“蛮子”,而我们今天经常听北方人管南方人叫“南蛮子”,大概便也源于此。 这种情结带入到朝廷,就变成了南北之间的党争。有人把清初的党争怪到东林党头上,称其为明末党争的余毒。说实在的,这锅东林党背的有点冤。如果按此逻辑,那东林党岂不也是中了上千年传统思维的余毒。 既然长久以来都有矛盾,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又激化了呢? 前文说多尔衮重用汉人,其实也不够严谨。在朝堂之上,文官之中,准确的说,他尤其重用南人。 所谓南党的代表人物陈名夏就跟多铎交往甚密,跟多尔衮关系自然也不一般。 南人受到重用,自然要培植自己的势力,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损害到北人的利益。 我个人一贯认为,党争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利益不同。 南党也不是省油的灯,在此之前,就刚刚扳倒了那位“哪朝都是爷”的冯铨。 冯铨自然也不肯善罢甘休,被贬回家之后依然“心系朝廷”,随时准备反击。 另外,由于八旗制度建立在入关之前,八旗汉军的核心领导层也都是北人。他们也不愿意看到南人势力壮大,影响自己的利益。 “南北战争”一触即发,而清算多尔衮正好给双方提供了借口。 |
(268)【爱新觉罗·福临卷】 为了行文的连续性,我们提前介绍一下后来的故事,关于陈名夏的命运。 大概三年以后,那时的陈名夏已经恢复了吏部尚书的职务。一次机缘巧合,让他发现了一件事:顺治在内宫喜欢穿汉服,甚至穿起前明的皇袍来,还跟身边的人显摆汉服的美观、舒适。 善于“投机”的陈名夏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既可以讨好顺治,又可以笼络汉官,甚至还可以收买天下百姓之心。于是,他对宁完我说:“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 如果说“谄媚睿王”只能算掺和了皇帝的家务事,可以原谅,那这句“留发复衣冠”就要严重得多,等于动了大清的“基本国策”。 很多人匪夷所思,觉得陈名夏还不至于傻到分不清宁完我是敌是友,怎么会跟他说那样的话? 如果确有其事的话,我倒觉得陈名夏挺聪明的。 首先,这话不能跟满人说,否则可能当场就给他砍了。再者,跟一般的北党份子说也没用,因为他们听了也不敢再复述。只有像宁完我这种汉人+北党,又是“努尔哈赤时代”的元老,既有整他的心,又有传话的胆量,才非常合适。 不得不说陈名夏的眼光不错,宁完我确实合适,真的把那句话告诉了顺治。 只可惜,他猜中了开头,却猜不中结局。 宁完我有点过于积极,为了能一举将陈名夏扳倒,除了那句话之外,还总结了“私改票拟”等数条罪名。最关键的,在弹劾的结尾,还加上了一句致人于死地的话:“名夏奸乱日甚,党局日成。” 如果说皇帝最讨厌的字眼儿是“篡位”的话,那排在第二位的肯定是“结党”。 更何况,那时的顺治已经被家里的事闹搞得心烦意乱,对于党争更加不胜其烦,也懒得再给陈名夏擦屁股了。 经过九卿会审、吏部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复审,一致认为陈名夏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论罪当斩。 顺治也没有保他,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同意,只不过把执行的方式改成了绞刑,留他个全尸。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这种方式更说明顺治烦他,因为绞刑比砍头更痛苦。 谁知道呢?真实的想法恐怕只有顺治本人才清楚。 反正对于陈名夏来说、结果都一样。他的死亡,也为“南党案”画上了一个不怎么圆满的句号。 |
(270)【爱新觉罗·福临卷】 第五章 西南危局 政治平稳过渡,军事上却遭遇了当头一棒。 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七月,桂林突然失陷,进而导致广西大部落入敌手。当然,比丢失城池更为惨痛的是,定南王孔有德走投无路,自刎而死。全家也在乱军中被杀或被俘,只有一个女儿逃走。 这个女儿名叫孔四贞。 逃回京城以后,她被孝庄太后收为养女,又被封为和硕格格(公主)。她爹占了大清汉人封王的五分之一,而她可能是唯一的汉人公主。现在北京有个地名叫“公主坟”,有一种说法就跟她有关。据说她还是“还珠格格”的创作原型,至于真假也只有琼瑶本人知道。关于她还有一段精彩的故事,我们后面会讲。 这里先说逼死孔有德的人,名叫李定国。 前文提到,他与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可称为张献忠手下的“四大天王”。 先前联合抗清的队伍,基本都被各路讨伐大军剿灭,只有少数生存下来,割据一隅。少数中,自然也包括他们几个。而在他们几个人当中,武力值最高的,当属李定国。 如果对明末清初的反清将领进行排行,李定国应该也可以排到第一位。 就在孔有德占领广西全境,风光无限之时,李定国等人却趁着济尔哈朗班师,悄无声息地逐步收复湖南。 李定国的队伍,除了八万精兵之外,还有个秘密武器—象队。 过去没有互联网、电视、收音机,书刊杂志发行量也不太大。中原地区的百姓别说见过大象,连听说估计都困难。 在战场上,突然跑出这么一群庞然大物,就算久经沙场的战士也当场懵逼。 除了实力不俗,李定国部队军纪也严明,有五条禁令:不准杀人、不准奸淫、不准抢财货、不准宰耕牛、不准放火。 当然,所有约法专门针对老百姓的,对于敌人,杀人放火绝不客气。 清廷也发现“大西残余”有点蠢蠢欲动,赶紧派出完成陕西剿匪任务的吴三桂南下,联合围剿他们。 李定国得知消息,立即写信给他的老大哥孙可望。 尽管之前两人已有矛盾,但大敌当前,理应放弃前嫌。更何况,他们的主要矛盾就在于对待抗清的态度。李定国主张联合永历,坚决抗清;而孙可望不愿联合抗清,只想保存现有的根据地。 此时的孙可望已被永历封为秦王,可以算作前明的正规军,自然有义务抗清。 从前提来讲,两人的矛盾已经不存在。 因此,孙可望也没含糊,叫上老三刘文秀以及手下能征善战的将领,出兵四川、广西、湖南等地,与清军全线正面交锋。 这里再啰嗦一句,为啥同为“四大天王”之一的老四艾能奇没参战?因为早在几年前,一次军事行动中,他已中箭身亡。他给儿子取名叫艾承业,大概希望能子承父业。可惜,没多久,他儿子就投降了大清。世间的事,所谓事与愿违,大致如此。 就这样,他的队伍大部分被冯双礼接管。冯双礼倒继承了他的遗志,参加了这次反围剿行动。 得到大西军团的全力支持,李定国放开手脚,迎难而上,杀了个回马枪,突袭广西。于是,就有了前面说的,桂林之战。李定国不仅“一战成名”,还逼死了大清的定南王。 |
楼主如果在2006年前把这书发到天涯,就不会生那么多是非。 |
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 |
(271)【爱新觉罗·福临卷】 得知孔有德的死讯,顺治相当悲痛。 虽说孔有德是汉人,但对于这个早年便跟随父亲征战沙场,一直为大清的事业任劳任怨的亲王,顺治应该早已拿他当自己人看待了。否则,后来孝庄也不能认孔四贞为干女儿。 尤其等到孔有德的遗骸运回京城时,顺治要求在京的三品以上官员必须亲自出城迎接。别说汉人,就连宗室也少有这样的待遇。如此规格,跟当年多尔衮灵柩回京时比起来,大概也低不到哪去。 所不同的是,对多尔衮,多半可能是装的;而对孔有德,除去作秀的成分之外,或许还真有几分情义在里面。 当然,对于孔有德的死,除了悲伤,更多的应该是震惊。 多年以来,孔有德的表现有目共睹。作为辽东系出身的将领,他金戈铁马,实战经验丰富,对付内地南方的军队,一直不在话下。 那么,能把定南王逼上绝路的人,肯定非同一般。 基于这种认识,顺治非常重视,急调祖大寿之子祖泽远出任湖广四川总督,总管湖南、湖北、广西、广东、四川五省军务。祖泽远早年便在袁崇焕军中效力,屡立战功。尽管名号不够响亮,但实力不俗。当然,这只是铺垫。同年(公元1652年)十一月,顺治又任命“理政三王”之一的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南下共同征讨。 除了赏赐御服、佩刀、鞍马等御用之物,顺治还相当务实,为尼堪调集了十五万精锐,分头开赴前线。 此次行动,应该可以算清军入关以来,针对单独势力,最大规模的一次围剿。 看这架势,顺治志在必得。一来,扬大清国威;二来,为定南王雪恨。 效果确实也不错,用兵之初,在祖泽远的全力配合下,尼堪连战连捷,收复部分失地,并一举占领长沙,有效地控制了湖南的战局。 |
(272)【爱新觉罗·福临卷】 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尼堪决定,再接再厉,直接南下进军广西,消灭李定国。 他跟孔有德并不熟,自然没有为其报仇的意愿,之所以如此迫切,无非急于向皇帝证明自己。 临行前,祖泽远嘱咐尼堪,小心为上,万不可冒进。 尼堪答复,安全第一,步步为营。 可惜,还没走出湖南地界,尼堪就把这番话忘的一干二净。 可能一路上过于顺畅,没有受到什么像样的抵抗,使得他放松了警惕。 事实上,之所以没有阻碍,是因为有人故意放他过去。从他出发开始,就有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盯着他的人,正是李定国。 此时李定国已经从广西返回湖南,并在尼堪的必经之路完成部署。他让冯双礼等人在湘潭(今湖南省湘潭市)守候尼堪,但并不采取任何行动,只放其过去。因为他已经选好了决战的地点,衡州(今湖南省衡阳市)。 衡阳属于盆地,地势南高北低,四面环山,典型的“请君入瓮”格局,非常适合伏击。 尼堪自北面而来,在衡州郊外的衡山县遇到了小股明军的骚扰。轻而易举击败千八百敌军之后,他感觉到对方主力可能就在附近,于是下令日夜兼程,直奔衡州。 果然,半路上,数万明军突然杀出。 因为早有心理准备,尼堪没有慌乱,冷静指挥部队就地反击。经过激战,大败明军。 在尼堪看来,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便下令全军追击。 在李定国看来,尼堪离死不远了,在前方为他准备了更大的惊喜。 一口气追出二十余里,清军缴获不少战利品。不过,尼堪隐约感觉哪里不对。正常情况下,败军逃跑都比较散乱,而这回明军似乎还有秩序,甚至丢弃东西也比较集中。 尼堪肯定没读过“曹刿论战”,不懂要“望其旗靡”的道理,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 正当他犹豫能否继续追击之时,明军突然从四面杀出。正面的队伍之中飘扬着几面大旗,上书大大的“李”字。 这时候,尼堪自知大事不好,才想起祖泽远劝自己的话,看来不该低估汉人。 手下副将劝尼堪:“将军,赶快撤退!” 尼堪却说:“连定南王都知道为国尽忠,我乃大清宗室,如果逃走,有何面目回去见皇上?” 纵观历史,不知有多少人死在这句“有何面目”上,跟当年项羽自刎乌江一样,典型的要脸不要命。 关于“要脸还是要命”的问题,我还想多啰嗦两句。 这个问题看似很容易回答,当然要命啊,命都没了,脸还有啥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答案似乎没有那么理所当然。很多人认为,脸都不要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因此,有关“项羽自刎”事件,历史上一直有两种声音。 要命(务实)派认为:“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要脸派则认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到底该听谁的?似乎没有标准答案,还得看个人的选择,或者当时的心情。或许有些时候,生死真的就在一念间。 |
(273)【爱新觉罗·福临卷】 不要命的尼堪奋力拼杀,希望杀出一条血路,进而吓退明军。 可惜,屋漏偏逢连夜,本来就深陷重围的他,又陷入泥沼之中。在射光最后一支箭之后,他抽出腰刀,冲向敌军。在乱军之中,不幸阵亡。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在当时来讲,除了尼堪本人,“泪满襟”的人至少还有两个,其中一个是顺治。 得知尼堪的死讯,顺治当场就痛哭流涕起来,不光为尼堪,更为自己。 本想趁着刚亲政,大显身手,没想到短时间内搭进去两个国家级的干部,着实让人太难堪。 难过之后,他辍朝三日,以示哀悼。跟孔有德待遇一样,要求所有在京的三品以上官都要亲自出城迎接他的灵柩。他还赐尼堪谥号为“庄”,以亲王礼厚葬。 除此之外,本次从征的将领,无论生死,都以作战不利问罪。 另一个流泪的,应该是永历。 当然,永历的眼泪肯定不会出于悲伤,完全属于喜极而泣。通俗一点来说,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按照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的评价:“逮夫李定国桂林、衡阳之战,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戊午以来全盛天下所不能有。” 百年不遇的胜利,居然被自己赶上了,永历能不激动嘛。他仿佛看到了大明复兴的希望,恨不得要祭拜列祖列宗。 激动之余,永历决定听从孙可望的建议,下旨封李定国为西宁王,以表彰他的赫赫战功。 然而,圣旨却没能发出去。 或许永历有点激动过头了,忘记了自己的处境。此时的他,已经被孙可望“保护”了起来。 说好听点,叫保护,说难听点,根本就是软禁。 或许《三国演义》在当时已经成为流行读物,“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招数,谁都会用。 本来孙可望就客气客气,没想到永历当真了。这一激动不要紧,直接让孙可望动了杀机。 |
(274)【爱新觉罗·福临卷】 担心李定国声望过高,今后对自己不利。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正月,孙可望亲自带兵前往沅州(今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一带),意欲除掉李定国。 当然,他也不能直接开战,毕竟没啥合适的理由。于是,他连续发出七封信,邀请李定国共商大事。实际上,他打算在半路上对其进行伏击。 此时李定国正欲继续扩大战果,本来不想去,可转念一想,大哥催的这么急,如果不给面子,难免会翻脸。 中国人有很多事,都坏在一个不好意思上。李定国不会想到,自己很可能失去了最好的一次反击大清的机会,更不会想到,自己要给面子的大哥,居然要谋害他。 在《回杯记》有句台词:“要说这人不该死总有救。” 关键时刻,刘文秀之子刘震派人快马加鞭迎上来阻止李定国,并将孙可望的真实意图告诉他。 刘震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爹不久前被孙可望逼迫下岗,心灰意冷,一个人跑到鸡足山(今云南大理宾川县境内)去修行。 所以说,人不能到处得罪人,早晚会有报应。 得知消息,李定国大吃一惊,当即调头返回。不过,他仍然不想跟孙可望撕破脸。这次倒不是因为不好意思,而是从大局出发。他给孙可望写了一封信,向其说明如今的成果来之不易,应该同心协力,继续进取,早日恢复大明江山,希望他不要听信谗言,互相伤害。 其实,这封信已经给孙可望留了台阶,谁都知道,根本没有什么谗言。按照正常的套路,孙可望应该回复:都怪我听信谗言,误会了将军,希望你不计前嫌,继续通力合作。 表面功夫做完,私底下该怎么弄还怎么弄。 然而,孙可望偏不按套路出牌,非但不买账,反而恼羞成怒,直接带兵打了过来。 这样做,显然有点情商偏低,无论情理人心,都不在他这边。 相比之下,李定国要高出好几个层次。他不仅没有迎头痛击挑衅的孙可望,还选择顾全大局,退避三舍,返回广西。 面对李定国的退让,孙可望也只好作罢,再怎么也不能穷追不舍。即便不考虑影响,也得掂量一下自己的实力。 |
历史上的人物了不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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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定会写完,写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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