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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尽信书不如无书[第4页]

作者:尖沙咀段坤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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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在惠民留驻时间太久，最近几天又将注意力放在胶东，其实目前中心环节是在陇海南北积极行动，歼击及抓住5军、57师，攻占一切薄弱据点直接援助刘邓。我们对于陈（士榘）、唐（亮）、叶（飞）、陶（勇）20多天毫无积极行动，你们亦未严令督促，十分感觉焦急。为此问题，军委多次指示未见具体答复。现在欧震、张淦、罗广文、张轸、王敬久、夏威各部均向刘邓压迫甚紧，刘邓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脚之势，务望严令陈唐积极歼敌，你们立即渡河，并以全力贯注，配合刘邓。”
　　这封极其重要的电报，没有收进《毛军事文集》，只在《毛军事年谱》中简略提及（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598页）。电报措辞是严厉的。近一个时期，毛发给各野战军的电报均以中央或军委的名义，唯独给陈、粟的电报则全部署名“毛”，并且必签上4个粗重的A，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华野西兵团渡河南下。由此足见毛的决心与焦急。次后毛亲自署名督促西兵团外线出击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发来，措辞一次更比一次严厉。用陈毅后来的话说：“当时的情景，真是火烧屁股——迫得紧！”

为此陈粟于9月3日召开机关干部大会进行了外线出击的动员，随即出击豫皖苏。但也是一直难以打开局面，与国民党军在中原拉锯近一年，损耗极大，发展困难。“七月分兵”时，华东野战军27万人，军区36万人，合计63万人，为全国解放区第一；到一年后的1948年7月，野战军35万人，军区31万人，合计66万人，基本与一年前持平，外线几个主力纵队元气大伤，编制缺额情况严重。1纵仅20163人，3纵23112人，4纵21800人、6纵20700人，均只有编制数的2/3左右。内线作战的许世友山东兵团情况稍好（如9纵30735人）。这就是华野外线作战一年的情况，与第一年内线作战后兵力翻番相比天差地远，原本兵力全国第一的地位也被东北超过。

5、陈赓兵团不入陕北而下豫西，导致最后的大错
　　关于陈赓兵团的使用方向，毛原意图其加入西北战场。如上所述5月4日的电报规定：“陈谢主力（四个旅）在现地待命，随时准备从下流或从上流渡河，受彭习指挥，歼灭胡宗南及其他杂部，收复延，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毛军事文集》，第4卷50页）。对陈赓兵团的即将到来，西北野战军领导欢欣鼓舞，5月8日彭德怀等致电中央，认为“边区与陈谢两军合力消灭胡宗南主力，至为重要”，并满怀信心地表示：两军合力“六个月内可能完成”消灭胡宗南主力的任务。
　　 5月24日，毛致电陈赓、谢富治：“你们纵队六月内完成休整及一切西进准备工作……准备于七月上旬由大宁、军渡之间渡河，先至陕北作战，再至宁夏、甘肃广大区域作战，以歼灭胡军及其他顽部，夺取大西北为目标，即借此以保卫山西。”（《毛军事文集》，第4卷83页）。

6月12日，毛又致电陈赓到中央军委面谈，25日陈赓动身。这时刘邓大军发起鲁西南战役，毛对陈赓兵团到底是到西渡陕北还是南下豫西产生犹豫，7月4日要彭德怀考虑这两个方案（《毛军事文集》，第4卷125页）。但陈赓兵团领仍表示应前来陕北。谢富治等于7月5日致电毛和陈赓，表示“我部七月中旬可完成一切出动准备，干部对出陕北均有决心和信心”。但毛出于陕北粮食供应、牵制胡宗南军和配合刘邓考虑，已定下了陈赓兵团南下豫西的决定。
1947年7月21日到23日，毛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与会包括从晋南前线赶来的陈赓。毛会上提出：原来计划把陈赓的第4纵队调到陕北来，同西北部队集中作战。前天中央几个同志同彭总、陈赓在一起又作了一次研究，考虑到西北的粮食困难，又考虑到陈赓率部南进豫西、陕南更有利于从外线钳制胡宗南军和配合刘邓军出中原，因此，决定陈赓率部南渡黄河作战。这样一来，陕北战场只能依靠彭总独力作战，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7月可以造成消灭他的条件。边区在军事上和财政上主要都依靠晋绥，今后更加如此，因为战争使陕甘宁边区的地方和人口缩小了（《毛军事文集》，第4卷143-145页）。
　　陈赓兵团南下豫西，是三军经略中原的最后一招错着，至此“大转折”的三支大军，全都使用错了。

6、对千里跃进大别山、三军经略中原的总体评价
　　由上可见，毛的这个第二次“隆重推出”的外线跃进战略，是在刘邓、陈粟、陈赓三路诸侯均有疑虑的情况下强制推行的。如果说战争初期的南线出击津浦路的外线战略因粟裕上书等原因而修改并为实践证明内线作战之正确，那么此次毛坚持千里跃进的理由是什么呢？一是继续内线作战解放区承受不起，会自己跨掉，因此要到国统区吃饭；二是陕北危急，再不出击吸引敌军陕北也支持不住。而建国后50年我们官方历史对这次战略跃进的评价是高唱赞歌：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是在独特的形势中以独特的方式展开的。这里说的“独特形势”，是指：经过一年作战，国共两军兵力对比的悬殊情况虽然有了很大改变，但强弱形势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国民党军虽然已在几个战场上转入守势，但在陕北和山东这两个主要战场上仍然保持着比较强劲的攻势。在这种状况下，捉住战机，就果断地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巨大成功。这自然是独特的。这里说的“独特方式”，是指：担任战略进攻任务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采取了不要后方，不是正面稳步推进，而是千里跃进的方式；外线作战和内线作战同时并存，密切配合，在战略上双方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也是独特的。”

可惜，无论是毛的考虑还是“五十年不变”的高度评价，理由都是不充分的。
　　解放战争第一年的作战胜利，证明了内线歼敌的正确。国民党军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后，兵力密集，一时无战机可寻，但正如毛在孟良崮战役前后电报一再强调的，必须要有极大耐心，不要性急，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刘邓表示，现在歼敌“形势很好”；陈粟认为“在内线歼敌是完全可能的，关键在于捕捉战机”。但毛因陕北局势过于危急，仓促中强行要求执行外线跃进计划。
　　陕北“三战三捷”后，胡宗南军行动谨慎，我军一时无战机可寻，结果被敌军夺取陕北全部县城，我中央机关在敌重兵中周旋，夜晚宿营时甚至能看到敌军篝火，更严重的是粮食不足。从1947年8月23日开始，毛等在佳县朱官寨住了将近一个月。这是他们转战陕北过程中粮食最困难的一段时间。由于陕北当年罕见的天灾和频繁的战事，粮食物品奇缺，毛和战士们一样常处于半饥饿状态。极度的疲劳和严重的营养不良使毛浑身浮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于8月30日给陈粟发去了那封措辞严厉的“4A”电报。

毫无疑问，刘邓跃进大别山和陈粟出击豫皖苏，确实可以吸引大量敌军，但我前面已指出，这毕竟是“扬汤止沸”。只有大打歼灭战，才能“釜底抽薪”。刘邓发起鲁西南战役，迫使蒋介石紧急从豫北、陕西、武汉、洛阳抽调5个师增援，真是捉襟见肘。而此前刘邓的定陶歼灭战，又迫使敌军从山东抽调5军、整编11师增援，山东我军趁机取得宿北、鲁南的大捷。当敌军“三大主力”云集山东后，刘邓却在鲁西南歼敌9个半旅，两军你打我拉，使敌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就更为我军创造了大量歼敌的机会。外线出击前刘邓、陈粟力主依托内线再歼敌20个旅左右，完全是有根据的。
　　反之出击外线，则失去大打歼灭战的条件。上述大别山亲历者的回忆就是最好的说明：别说打仗，行军都困难。刘邓和陈粟依托内线打的大歼灭战，每次都有几十万民工随军行动，往往是参战兵力的2倍。这一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并不是每个解放区都具备的，如东北野战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前后，因根据地尚在建设时期，随军民工仅野战部队十几分之一，故歼灭战效果不显著，不及关内我军。外线出击后，南线我军就失去了这一有利条件。

再说调动敌人。刘邓跃进大别山，吸引了敌军33个旅，但其中除桂系由山东抽调外，还是原来郑州绥靖公署的兵力（此时已由徐州陆军总部指挥），因此吸引山东、陕北兵力不多，反而惹出了敌军武汉行营的兵力和白崇禧。蒋介石进攻解放区，需在后方留守大量兵力（这些兵力在前线失利时也会逐步前调，但我军可各个击破），但刘邓跃进大别山抢占武汉行营的地盘，原本闲置的这支敌军集团如罗广文、张轸、夏威部就倾全力来争夺，重兵云集下我军就难以开展歼灭战。

再说白崇禧。蒋系、桂系原本誓不两立，内战时蒋介石给了白崇禧一个“国防部长”的空衔，实际不用。高山铺惨败之后，蒋介石终于决定放白崇禧进山。抗战时间桂系就在大别山经营（当时新四军4支队长高敬亭曾建议我军抢先夺占大别山根据地，被否决，高也被枪毙），建立严密的保甲制度，加之地形熟悉，结果敌军在我根据地面对的无粮食、敌情不明，饱守袭扰等困难，现在轮到刘邓大军来身受。加上白崇禧被毛称为“中国境内最狡猾的军阀”，又特别熟悉游击战那一套，不为刘邓机动所调动，集中兵力稳步逐一攻占我大别山根据地全部县城，最后迫使刘邓转出大别山。现在我们提到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都一致赞扬刘邓争取了最好的结果，即付出代价，站住了脚，实际根本不是如此。还在全国解放后，大别山还有十几个县城被土匪盘踞，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一股，所以刘邓创立的大别山根据地，是早已丧失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历来为我军作战所利用。这次是捅了马蜂窝，惹出了白崇禧。白崇禧对他多年经营的大别山十分看重，但对整个中原局势就漠不关心。淮海战役前蒋介石要求白崇禧指挥徐州、武汉两大集团的百万大军，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第一次向桂系交权，但白崇禧根本不理，还扣住武汉行营的3兵团、2军等精锐部队不放，不投入淮海战场。如果是白崇禧而不是刘峙坐镇徐州，淮海战役的进程就难以预料了。

前面提到，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后，兵力减半。就整个中原军区而言，兵力也减少得厉害。淮海战役前中原野战军15万人，与刘邓大军跃进前野战军28万相比，几乎减半。与内线一年作战兵力翻一倍相比，是越打越弱了。还有就是挺进大别山时丢弃了全部重型火炮。我在“歪打正着的朝鲜战争”一文中早就指出，现代战争的特点，是枪战到炮战的过渡，如炮兵不足，就会给攻城和围歼敌军重兵集团带来极大困难。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刘邓初期以本身力量独力歼击黄维兵团，但兵力不占优势，火力更处绝对劣势（火炮很少），结果迟迟不能解决。为此华野先抽调预备队7、13纵队增援，发起总攻，但5天激战仍无进展。结果华野再次抽调3、11纵队和鲁中南纵队以及特种兵纵队一部加入打黄维，并由陈士榘指挥作为主力突击集团，才硬行攻歼黄维。所以，淮海战役三个阶段，主要还是由华野承担。粟裕后来回忆说淮海战役中“华野任务一再变化，兵力使用已达极限”，就是指此。
　　淮海战役时两相对比，使华野部分人员看不起中野，“中野不如华野，黄维兵团迟迟不能解决，中野到大别山后没有打什么大仗”（《陶勇将军著作集》，海潮出版社1996年版，154页）。粟裕决定，消灭黄维兵团的全部缴获，全部交给中野。淮海战役后，又决定华野每个纵队抽调6000俘虏兵补充中野（《陶勇将军著作集》，158页）。，这样中野才恢复元气，渡江战役前重新恢复到28万人。一支原本“九战九捷”威震敌胆的大军落到如此地步，使人痛心，正如毛所说，是被拖垮了。

华野战斗力的衰退程度不及中野，主要还是因为不象刘邓一样完全不要后方的千里跃进，出击豫皖苏也还是依托老区作战（正如刘邓鲁西南大捷一样），但损耗之大也令人惊心。依托内线作战，能接连取得一个个震惊全国的空前大捷，孟良崮战役更是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从敌数十万重兵集团中硬是“猛虎掏心”强行分割出战斗力最强的整编74师并予以全歼，使敌军上下为之胆寒，而我军损失仅为敌1/3（1万人）。但“七月分兵”后的南麻、临朐战役，华野内线兵团歼敌1.8万人，自身伤亡达2.1万人；外线出击鲁南的叶飞、陶勇1、4纵队，减员2万。加上其他损失，以此5万损失的代价（还要考虑许多重装备丢弃），我军在内线作战的话，还可以多打几个类似孟良崮的战役，歼敌4—5个战斗力很强的整编师，实际上可完全打破山东敌军的重点攻势（这也与粟裕反对千里跃进江南的主要理由之一相似）。

华野“七月分兵”后，主力分在豫皖苏、胶东、苏北三处，兵力最大的西兵团也只有6个纵队（外加特种兵纵队），既要歼灭敌军大部队又要阻击敌援军，是不够的。解放战争时期，华东地区一直是敌我双方的主战场，战局成败关系重大，粟裕一贯用兵谨慎，深知阻援成败直接关系到战场主动权，如不能有效阻止敌增援解围，不但围歼敌军集团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且不能顺利地撤离战场，将陷入全面被动。在粟裕指挥的合围作战中，阻援兵力多于围歼兵力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如孟良崮战役以11个师的兵力围歼整74师，而以18个师的兵力进行阻援作战；豫东战役第一阶段，粟裕以2个纵队围攻开封，以7个纵队阻击邱清泉、孙元良兵团，第二阶段则是以4个纵队围歼区兵团，以5个纵队阻援；济南战役攻城14万人，打援却有18万人。但“七月分兵”后我外线西兵团仅6个纵队，除在沙土集和金刚寺打了中小型歼灭战外（还有与陈赓兵团联合攻克洛阳），基本上与敌军主力来回拉锯，疲惫不堪（这一点也是粟裕反对跃进江南的论据之一，下面再述），与内线作战中一个个空前大捷有天壤之别。

毛“十大军事原则”的第4点强调：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但刘邓大军和华野外线兵团一年作战下来，就陷于这种得不偿失的消耗战中，恰恰违背了“十大军事原则”。
　　这是军事问题。还有根据地消耗、特别是粮食问题，这也是毛跃进战略的主要依据之一。当然，继续在内线与敌军扭打，根据地前沿是会遭很大破坏，但这是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所决定，不“打烂坛坛罐罐”就要吃掉敌人，是不现实的。问题是，老解放区是否经得起消耗？答案是肯定的。淮海战役时，毛预计我军连俘虏有80万人吃饭，为此要求动员数百万民工支前。那么这些民工和物资主要来自哪里？老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后，粟裕认为南线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反复考虑，并征求华野其他负责同志的意见，遂向中央军委再次建议，如果“老解放区能继续支持战争”，我军应在歼灭黄伯韬兵团后，不再向两淮进攻，而以主力向徐州、固镇一线进击，把敌逐步削弱和歼灭在徐州附近地区。这一建议又一次得到中央军委、毛的同意，决定扩大原定淮海战役的规模和目标。可见淮海战役时，粟裕主要还是考虑老解放区的承受能力。

老区能支持淮海战役这样的大战，自然也能够支持当初的内线作战。淮海战役出动数百万民工，不要忘记，这还是在老区遭受极大摧残之后。如华野我军主力打出外线后，国民党军虽抽调7个整编师回援，但还能集中6个整编师以上的兵力继续“扫荡”山东解放区，而我留在山东内线的许世友山东兵团力量不足，被迫放弃大部分胶东根据地，使根据地遭到敌人严重摧残（当时华东唯一未遭破坏的根据地是渤海）。毛企图主力打出外线吸引敌军回援而保住老解放区的完整，可以说完全事与愿违。
　　我晋冀鲁豫和山东根据地，是抗战时期的老根据地，经历了日军无数次残酷的“扫荡”和“三光” ，尚能坚持并发展壮大，而解放战争时，战争严峻程度远不如抗战时期（我在“八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一文中指出，解放战争中我军能一次聚歼国民党军几十个师，但抗战时未能全歼日军一个联队）。内线作战根据地确实消耗很大，但通过土改，农民热情空前高涨，支援前线不遗余力；通过精简节约，也可提高支援战争潜力（如“渤海经验”）。

根据地除粮食外还有一兵源问题。战争初期我军壮大确实要以征兵为主，但随着歼灭战越打越大，就以补充俘虏为主，正如“十大军事原则”所强调：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这点刘邓和陈粟做得最好，将大部分俘虏变成了解放战士。刘邓部内线作战一年“九战九捷”，基本以补充俘虏为主要兵源，征兵不多，但因歼灭战越打越大而实力越来越强。陈粟部也是如此。淮海战役开始时投入36万人，战争结束时反而有42万人，就是利用每一个战役阶段整补俘虏的结果。因此南线我军的兵源补充对解放区人力损耗不大。对比东北野战军，则补充俘虏工作较差，1947年歼敌30万，仅补充俘虏5万。四平攻坚战后损失最大的1、6、7纵队均补充大批俘虏，但因思想政治工作不细，开小差不少，有的叛逃，留下的也难管教（也有东北敌军老兵比例大的因素），故各纵队均不欢迎俘虏，野战军总部被迫解散警卫部队进行充实。与南线我军主要补充俘虏不同，东北野战军主要靠组建二线兵团充实野战军。罗荣桓要松江省征兵5万，松江省领导面有难色，称负担不起。罗荣桓指出松江省土改搞得彻底，大有潜力可挖，结果松江省征兵5.7万，超额完成任务。通过组建二线兵团，东北野战军力量翻番，最后达到百万大军。而南线的我晋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人力物力合在一起大大超过东北，又经过抗战严峻考验，支援战争能力只比东北强。

至于出击外线，无论粮食和兵源都成大问题。外线作战，打歼灭战机会少，补充俘虏也少；国统区本就遭蒋介石竭泽而渔的搜刮，加上敌我双方反复拉锯，农业遭到极大破坏；又因我军机动作战，土改成果不能巩固，农民参军积极性也不高。
　　所以，毛打出外线保存根据地的想法事与愿违，对老解放区支援战争的能力估计过低，对到国统区吃饭、征兵的估计又过于乐观，结果几乎导致两头落空。
　　有人说：红军时中央根据地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不正是打出外线才取胜的吗？第五次反围剿不就是因为死守内线而失败？抗战时我军不也是跃出日军合围圈才粉碎日军的“扫荡”吗？凭什么指责千里跃进中原的“大转折”？

这是看不到两者差别所在。红军时的反围剿，不错，主力是转移到外线，但那是战役的外线，而且仍在根据地内作战，直接歼灭的也是合围根据地的敌人，还是内线作战，决不是“大转折”那样搞什么千里跃进、脱离根据地吸引敌军作战。结果红军越来越强，根据地也越来越大。第五次反围剿，左倾冒险主义试图保存完整的根据地，“寸土不让”，平分兵力全线死守，两个拳头打人，结果人地皆失。我军解放战争内线作战，是集中兵力打敌一路，如华东退一步就打一个大歼灭战，与第五次反围剿本质不同。毛的跃进战略，考虑的是保存根据地不受破坏，变红军时中央根据地四次反围剿的战役外线为战略跃进，却与第五次反围剿左倾冒险主义“寸土不让”的背景相似，可以说是一种倒退。抗战时反“扫荡”，我军跳出敌合围圈也是战役跃进，直接捕捉一路日军予以歼灭。

再看世界战争史。苏联卫国战争中，尽管初期德军占领了苏联最富庶的领土和大工业基地，但苏军始终保持完整的战线，通过正面作战集中力量打击敌一部（1944年“十大打击”最为典型）、以一个个歼灭战沉重消耗当面敌军的办法，稳步收复失地，最后攻克柏林，从没有什么派出主力深入德军战线深远后方、到德占区去吃饭、征兵、吸引敌军的战略跃进。
　　可见，不要后方的战略跃进与依托根据地的战役外线完全不同。那么何时打出外线？要在大量内线歼敌粉碎其进攻后，依托老根据地稳步发展。这里有东北野战军的成功经验。1947年，东北野战军依托南北满根据地，接连发起夏季、秋季、冬季三大攻势，歼敌30万，每次攻势后，都将解放区前沿大大拓展，稳步开展土改予以巩固，再进一步进攻开辟新区，直到将东北敌军压缩到不到东北3%的几个据点中，部队发展到百万大军，超过敌军一倍，完全掌握了主动。东北野战军主力千里南下锦州，也是在根据地内机动，尽管廖耀湘兵团攻占彰武断我铁路线，但因大片根据地在我手中，也能及时保证前线供应。渡江战役后东北野战军90万大军南下湖广，所遇到的水土不服等困难比刘邓在大别山还大，但因有完整后方支持（粮食、物资运输和伤员安置），故能很快克服，适应了环境，最终在衡宝战役中歼灭了白崇禧主力。

反观南线我两大野战军，尽管根据地条件甚至强于东北，但千里跃进后新区不能巩固，老区遭受破坏，两头打踏，作战一年，力量还不及敌军一半（淮海战役我军出动60万，敌军80万；而此前我军已通过豫东、济南、胶东、胶济路、津浦路作战歼敌40万）。依托内线稳步发展，正是刘邓、陈粟当初之极力主张。如得以施行，南线我军胜仗的规模、反攻的进程、发展的壮大都势必超过东北，将会在有利得多的条件下迎来战略决战。

再看西北战场的外线作战。一般认为，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后，第一场大胜就是1948年3月宜川、瓦子街大捷，歼敌整编27、90师共3万人，但这一仗，正如刘邓鲁西南大捷一样，是依托老解放区（陕北、晋南）而取得的。真正脱离后方的深远出击，是之后4—5月发起的西府战役。此役我军远离解放区，遭胡宗南和马家军夹击，虽歼敌2万，但我军伤亡1.5万，是西北野战军损失最大的一次作战，被彭德怀称为平生指挥的四大败仗之一。之所以发起这次战役，如彭德怀所说，是急于贯彻中央“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方针而举行的（《彭德怀军事文选》，250页），结果受挫。彭德怀后来总结说：“在瓦子街战役大胜后……应当集结兵力，进行休整，争取教育瓦子街战斗中的大批俘虏。但当时想乘胜进攻宝鸡，破坏胡宗南后方，缩短西北战役时间”。可见彭德怀与刘邓在鲁西南大捷后力主休整补充俘虏一样，也意识到企图过早破坏敌人后方并不现实，反而事与愿违。“这样的教训在我的战斗生活中，过去就有几次，但都没有这次深刻。过急求成，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在行动上是冒险主义，而且往往发生于连续大胜之后”（《彭德怀自述》，365-366页）。我们同样可以用这段话评价毛的战略跃进

毛这一考虑，基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是认为陈赓南下后可吸引陕北敌军大部回援，可缓和陕北局势。岂知蒋介石重点进攻陕北就是不惜一切“摧敌首脑”，决不轻易调动。陈赓南下豫西后歼敌四五万，蒋介石仅下令西安的机动部队驰援，至于陕北的整编1、36、90师等主力则“雷打不动”。陈赓兵团南下豫西是8月22日，正如上述，8月23日毛转移到朱官寨，之后一个月是他们在陕北最困难的一个月，可见陈赓南下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没有调动陕北敌军主力。
　　毛考虑的另一个是粮食问题，认为陕北贫瘠，供应现有党政军系统已很困难，陈赓兵团8万大军到来更是负担不起。这纯粹是从陕北看问题，没有放宽视野。陈赓在吕梁战役中，仅攻克大宁县城就缴获粮食2500吨，毛也认为晋中阎锡山囤积粮食甚多，只要打开据点即有粮食（《毛军事文集》，567页）。陈赓兵团西渡进入陕北，完全可以依靠晋南、晋中根据地供应粮食，不但自身有余，还能为陕北输血。以后瓦子街大捷，参战主力之一王震的2纵就是得到晋南解放区支援，这就是有力证据。再看此后华北18、19兵团加入西北战场，连同西北我军达35万大军，也未出现粮食供应问题，何况当初8万大军？可见只要大打歼灭战（陈赓到来后完全可做到）就可迅速收复失地，猛烈扩大解放区，从而增强支援战争能力。

三、毛作出粟裕千里跃进江南的决策，粟裕上书直陈，使华野主力继续留在中原，集中力量取得豫东大捷
　　早在毛部署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时候，他就同时考虑到以当时已进入鲁南作战的华东野战军第1、4纵队（纵队司令员分别为叶飞、陶勇，因此也叫叶纵、陶纵）渡过长江、直出闽浙赣地区建立根据地，以便把战线进一步推向国民党军战略后方的构想。他在1947年7月23日的一份电报中说到，在刘邓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陈谢南渡黄河挺进豫陕边的同时，由陈毅、粟裕、潭震林率华东野战军主力留置山东（包括鲁西南）“担负整个内线作战任务”，另以1、4纵队经过整补和政治动员后，第一步“出至皖西，建立临时根据地”；第二步“相机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临时根据地”；第三步跃进至“闽浙赣目的地”。为了加强这支部队出击后的领导，毛还提出以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组成东南分局的建议，要华东局考虑（《毛军事文集》，第4卷148页）。
　　毛对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所下的决心，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因此，他在根据战局的发展适当调整陈粟大军的作战部署后，还多次致电刘邓、陈粟，要他们继续准备以一部分主力在第二年的适当时机渡江南进，吸引部分国民党军从中原地区转援江南，以利于中原解放区的巩固。

　刘邓、陈粟、陈谢三军挺进中原，对蒋介石的长江防线和沿江重镇南京、武汉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蒋介石调集33个旅的兵力，对大别山地区的刘邓军展开大规模“围剿”。大别山地区的反“围剿”斗争，坚持了一个多月，国共两军在整个中原地区，基本上处于胶着相持的状态。
　　怎样打破这种僵持局面？毛和周恩来、陈毅最初商定的南线三军在3个月内的作战方针，是以刘邓军主力位于大别山内线，“分遣坚持，多休息，多打小仗”，待正由晋冀鲁豫南下的3万新兵到达以充实部队后，再打中等规模之仗；以粟裕所部并指挥陈谢军在2、3、4三个月内，在中原地区寻求打几个中等规模的歼灭战，以配合刘邓军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他们还设想以山东兵团的许世友、谭震林率2个纵队南下苏北、苏中，会合原在这两个地区活动的华东野战军2个纵队，“形成一个重要战场，威胁京沪”，迫使蒋介石从大别山抽调一部力量向东。“三个月后，南北配合行动，可能进入打大歼灭战之阶段。”1月26日，毛以军委的名义把这个战略构想传达给刘邓、粟裕和陈谢等（《毛军事文集》，第4卷375-376页）。27日，又以毛、陈毅两人的名义，就山东兵团的使用问题提出两个方案，要求华东局研究提出意见。

打破大别山乃至整个中原的僵持局面，是关系全局的一篇大文章。对这样的重大问题，毛在发出电报后，仍在反复思索，并同周恩来、陈毅继续商议。毛所担心的是，这样的布局能不能有把握打破中原的僵持局面？是不是还有其他更积极、更大胆、更能震动敌人的方案呢？毛又想到了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渡江南进这一着棋。本来，他是准备在1948年秋季中原战局基本上得到改善后再走这一步棋的，现在考虑要提前实行。周恩来、陈毅也同意这个设想。
　　设想虽然提出了，但对采取这样重大的行动，毛下决心是十分慎重的。1月27日，也就是前一个电报发出后的第二天，毛向粟裕发出第二份电报。这是一份限少数领导人“作极机密讨论不让他人知道”的绝密电报。电报中说：关于由你率叶、王、陶三纵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我们与陈毅研究有三个方案，即：一，休整半月后立即渡江；二，二、三、四三个月在中原地区歼灭一部分敌军，然后休整一个月再渡江；三，按原议先在中原作战，于一九四八年秋季再行渡江。在电报中，毛分析了三个方案各自的利弊后指出：“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毛希望粟裕“熟筹见复”。（《毛军事年谱》，629页）。这一封极其重要的电报，居然也没有收录进庞大的《毛军事文集》。

毛寄粟裕以厚望。与毛同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陈毅赴陕北领受机宜后，激动不已，预期此举必将促使蒋介石统治的迅速崩溃，遂挥毫写下“五年胜利今可下，稳渡长江遣粟郎”的诗句。
　　但是当时中原战局的胶着局势，引起执行跃进闽浙赣边计划的主要负责人粟裕的反复思考。
　　 41岁的粟裕，在当时各战略区领导人中，是一位身经百战、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年轻将领。他根据中央军委批准的方案，率1、4、6纵队北上到达濮阳地区，准备经过一段时间整训后执行渡江南下的任务。此时粟裕集中分析中原战场和全国局势，“认真研究如何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主要是权衡分兵渡江作战有利，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有利”（《粟裕战争回忆录》，537页）。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比较和思考，粟裕逐渐形成一个主力暂不渡江南进而留在中原作战的构想。

粟裕认为，从全局看，要想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调全国其它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必须在中原、华东打几个大歼灭战，把敌人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而这个条件在中原正在成熟。如果集中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力量，既能攻坚，又能打援，一个战役可以发展成两三个阶段来打，即可有效地歼灭敌军主力，迅速改变中原战局。3个纵队渡江南进后，可以调动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回防江南，但估计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的主力第5军、第18军和桂系主力第7军、整编第48师。蒋介石主力是半机械化部队，是敌在中原的骨干，不会调至江南；而桂系主力，因蒋介石出于政治原因考虑害怕纵虎归山，也不会把它调往江南。这样，如果只能调走一些二、三等部队，中原我军所受到的压力并未减轻多少；而我军却因从中原调走了几个坚强的主力纵队，削弱了自己的突击力量，显然是不合算的，中原战局会在比较长的时间内继续呈现僵持局面，而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更何况这三个有重装备的纵队过江，在苏浙皖赣地区河流文错、稻田密布的水网地区机动作战很不利。必定要弃掉全部辎重，遇到敌人稍为坚固的设防，不仅难以攻克，而且会增加伤亡。大兵团远离后方作战，在群众和地方工作上得不到较好的配合，没有伤员的安置、粮食的筹集、弹药的供应，这些都会严重削弱部队的战斗力。他回忆起1934年红军抗日先遣队在皖浙赣边地区的失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根据地作为依托。既然三个坚强的主力纵队南渡长江调不走敌人在中原的主力部队，反而分散我军兵力，增加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这就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敌我兵力对比，进一步改善中原战局。而我进入江南的部队，由于作战环境的艰苦，也发挥不了善打野战的长处。他还具体地分析了中原战区国民党军各部队的具体情况，算了一笔细帐，认为解放军3个纵队进入江南后，在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的条件下作战，3个纵队预计会有5万人的减员；如果留在中原地区作战，以同样的代价可以歼敌3—5个整编师，这对打开中原战局将更为有利（《粟裕战争回忆录》，538-541页）。

尽管构想有充足的根据，但粟裕深知对一个已经确定并正在付诸实施的战略决策，是不宜轻易提出不同建议的，尤其是在当时正十分强调组织纪律性的情况下。因此在濮阳休整期间，4月初他先向刚从中央回来的陈毅作了汇报。亲身参加“渡江跃进”这一战略方针制定，并和毛的军事性格相当一致的陈毅这次本来是满怀信心地来传达毛“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的战略意图（《陈毅传》，413页），听了粟裕汇报后大感意外，一时难以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思考”，认为是牵动全局之举，但鼓励粟裕向毛汇报。
　　征得陈毅同意后，粟裕又在4月16日致电刘邓，报告了自己的构想。电文1300字，对即将实施的第二个“跃进”提出异议，并慎重表示“以上是尚未考虑成熟的意见，最近奉命赴中央接受任务拟提出，但是否正确，请钧座予以指正”。
　　刘邓也感意外，这种改变中央战略方针而牵动全局的意见的严重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又认为粟裕的建议很有说服力。随后刘邓联名发电报给中央军委和陈粟：“照现在情况看来，我们担心的是过江很少把握。如果过江与自身准备尚不充分，则以退出几个月为好（先派多支小部队去）……如果粟部退出，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陈毅传》，414页）

4月18日，粟裕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军委和华东局，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想法。
　　粟裕的这份电报长达3000字。在电报中，粟裕首先充分肯定去年7、8两月先后转入外线以来取得的极大胜利，接着，详细地分析了华野3个纵队执行渡江南下方案后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当前中原战局发生的有利变化，建议华野3个纵队暂不南下，以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求得在最近有效地打几个大歼灭仗。他认为，组成“三线武装（野战军主力、游击兵团及远征游击队）依战局之进展向前推移，如能密切配合，则可能使战局得到较快与较大之发展”。粟裕是谨慎的，深知自己这个建议的分量。因此，在电报结束时写道：“以上是职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加以对政局方面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粟裕军事文集》，356页）。
　　刚到城南庄只有一个星期的毛，看到了粟裕的电报，也看到了刘邓在同一天发来的电报。毛立刻决定要陈毅、粟裕尽快来中央，向中央具体汇报他们的意见，以便中央对行动方针作出最后决策，并把这个问题列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重要议程。要求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先作研究。

1948年4月30日起，毛在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中，听取了粟裕的汇报。与会同志一致同意粟裕的建议。根据城南庄决策，陈毅赴中原局工作，由粟裕任华东野战军的代司令员和代政治。。。委员。5月5日，毛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指出：“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徐汴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毛军事文集》，第4卷459页）。
　　这是对重大战略决策所作的关键性的变动。它对此后南线作战的整个进程，包括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第一线高级指挥员的粟裕，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敢于实事求是地大胆地对中央重大战略行动部署提出不同意见，是难能可贵的。作为最高帅的毛，能实事求是地重视并采纳部属的不同意见，根据实际情况果断地调整重大战略部署，也表现了高度的智慧和勇气。对需要高度集中的军事指挥来说，这可以说是决策民主和科学化的典范。

5月30日，粟裕率领1、4、6纵及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南渡黄河。6月18日至22日，华东野战军发起开封战役，一举攻克中原名城开封，歼灭守军约4万人。接着，又在6月27日至7月6日乘胜发起睢杞战役，在中原野战军主力策应下，歼灭国民党军队的区寿年兵团主力和黄百韬兵团一部5.4万多人，活捉兵团司令区寿年。开封、睢杞这两个战役，通常合称豫东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9万多人，是继东北冬季攻势以后歼灭国民党军队最多的一次战役。战役结束后敌军检讨：“此次会战，共军表现特异的有三点：敢集中主力作大规模之会战决战；敢攻袭大据点；对战场要点敢作顽强固守，反复争夺。”此战共军“气焰高涨，实力雄厚，中原战局遂进入最严重阶段”。
　　豫东战役的重要意义，不但在于歼灭了中原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有生力量，打破了中原战场上的僵持局面，而且证明人民解放军依托老解放区和中原新解放区的支援，已经有可能在这个地区大规模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彻底解决中原问题。7月11日，毛要周恩来为中央、中央军委起草贺电，指出：这个战役的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7月13日，毛又为中央起草电报，明确地告诉中原局和粟陈唐：“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并且斩钉截铁地写道：“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这一重要电报，又没有收入进《毛军事文集》，只在《毛军事年谱》中简略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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