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带火们[第3页]

中国古代十大科学家
1.张衡（78-139），东汉天文学家，字平子，南阳人，画出我国首张星图，创造了浑天仪和地动仪。
2.祖冲之（429-500），南朝宋齐间科学家，字文远，范阳道人，擅长历数，首次把圆周率准确推算到小数点后六位，比欧洲早一千多年，制成《大明历》，造出指南车，千里船。
3.贾思勰，北朝北魏农学家，山东省寿光市人，出身儒学家族，官至高阳太守。于北魏末年写成《齐民要术》一书。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最完整的大型农业百科全书。
4.僧一行（683-727），唐朝高僧，天文学家，俗名张遂，昌乐人，在世界第一次发现恒星位置变动的现象，还制成《大衍历》。
5.沈括（1031-1095），北宋科学家，字存中，杭州人，在天文、数学、医药、生物、物理学上的成就，都极其卓越，著作40种。
6.黄道婆，元初女纺织家，松江人，引进黎族纺织工具并加以改进，对我国古代纺织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7.郭守敬（1231-1316），元朝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水利学家，河北邢台人。曾担任都水监，负责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他制订出《授时历》，通行360多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种历法。
8.李时珍（1518-1579），明代医学家，究搜博采，历三十年，三次易稿而成《本草纲目》，为国我医学史上一大巨著。
9.徐光启（1562-1633），明代科学家，字子先，无锡人，译著《几何原本》，著《农政全书》，是我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科学的先驱。
10.宋应星（1587-约1666年），明末科学家，字长庚，江西奉新人，著《天工开物》，为我国古代科技名著。

首创高次方程与低次方程之间联系的中国方程理论的汪莱
汪莱（1768-1813），字孝婴，号衡斋，歙县瞻淇人。数学、天文、经学、训诂学、音韵学和乐律等都有很深造诣，尤以数学成就最著。嘉庆十一年（1806），为治理黄河水害，受命测量云梯关（今江苏淮安县东北100公里）、六塘河入海口高程。嘉庆十二年，以优贡生入京，考取八旗官学教习，入史馆纂修《天文志》、《时宪志》。嘉庆十五年，调任池州郡石埭县训导，因廉洁自奉，尽心办学，卒于任上。池州郡守撰文勒碑于明伦堂，表彰汪莱的办学功绩。汪莱在P进位制、方程论、弧三角术和组合计算方面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当时普遍采用十进位制，汪莱认为不必“尽立数于十”，对于具体问题，究竟采用何种进位制为宜，原则上应当“审法与数相宜而已”。较之本世纪40年代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出现才兴起的P进位制研究早150余年。中国古代方程，多侧重解法(开方术)及布列法(天元法)，只求解方程的一个正根，对于方程根的个数及性质认识模糊。汪莱指出，二次方程有二根，并论证了三次方程正根与系数的关系和三次方程有正根的条件。汪莱对于方程的认识、根的存在与判别的研究，是我国方程理论研究的发端。汪莱说“弧三角之算，穷形固难，设形亦难，稍不经意，动乖其方”。他分别论证了已知三边，三角，二角夹边或二边夹角，二角对一边或二边对一角等各种情况下有解的条件，其成就在梅文鼎、戴震、焦循诸家之上，汪莱将组合计算公式建立在中国传统的贾宪三角形规律上，论证了组合运算及其若干性质。所得出的递兼的定义、性质、计算公式以及恒等式均与现代组合运算结果相同：，发现了组合规律，更赋予古老的贾宪三角形以组合的意义。汪莱治学严谨，“人所言，不复言。所言皆人所未言与人所不能言”。主要著作有《衡斋算学》7册、《馨氏倨句解》1册、《参两算经》、《校正九章算术及戴氏订讹》、《四边形算法》、《十三经注疏正误》、《禹贡图考》、《说文声类》、《乐津逢源》、《衡斋诗集》等。

与笛卡儿符号法则一致的数学家李锐
李锐（1769～1817）清代数学家。字尚之，号四香。江苏元和（今苏州）人。曾受业于钱大昕门下，后入阮元幕府，整理数学典籍。实际主持《畴人传》的编写工作。著有《弧矢算术细草》、《勾股算术细草》、《方程新术草》，阐发中国古代数学的精粹。还曾对多部历法进行注释和数理上的考证，著成《日法朔余强弱考》。
清代中叶，乾嘉学派提倡的“朴学”是当时的显学，活动于江浙这一学术中心地区的李锐在当时就已享有很高的声名。钱大昕“生平未尝轻许人，独于锐则以为胜己”。阮元称其“天禀高明，潜心经史，以唐宋人诗文为雕虫小技不足观也”。罗士琳引当时人的说法，并称李锐、李潢为“南李北李”，又将李锐与焦循、汪莱并称为“谈天三友”。至于此三人的得失，罗氏认为汪莱失之于执，焦循失之于平，“唯尚之兼二子之长，不执不平，于实事中匪特求是，尤复求精”。可以说，李锐是乾嘉时代在天文、数学领域中影响最大的一位学者，他的研究成果在清代科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还著有《李氏算学遗书·开方说》、《李氏算学遗书·日法朔余强弱考》、《测圆海镜细草》、《观妙居日记》等（自互动百科）。

开创我国符号数学研究的先导焦循
焦循（1763-1820），字里堂，一作理堂，江苏扬州人，是清代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博闻强记，于学无所不通，于经无所不治，在易学、诸子、历算、史学等方面均有精深造诣。著书数百卷，皆精博，阮元谓之为“一代通儒”。焦循一生致力于讲授著述，生前刊刻的著作有14种76卷，身后刊刻的有28种209卷，还有未刊刻的稿本、抄本28种106卷，存目的16种37卷。此外编著、批校的约有28种600余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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