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同样都是运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区别。[第3页]

用头“运送”东西是朝鲜以及非洲人民的专利？我国古代也曾这样播报文章
大运河时空
2019-12-09 21:19活力创作者,研究员,历史领域创作者关注
小学课本里有一篇我国著名作家、当时的随军战地记者魏巍所写的《再见了，亲人》，文章作者以动情的笔触表达了在1958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后一批官兵离开朝鲜回国时与朝鲜人民依依惜别时的情景。文章这么描写道：
大娘，停住您送别的脚步吧！……由于敌机的封锁，造成了暂时的供应困难。……是您带着全村妇女，顶着打糕，冒着炮火，穿过硝烟，送到阵地上来给我们吃。……

这篇文章除了本身蕴藏的让人感动的因素之外，其中“顶着打糕”一句，老师还专门介绍了朝鲜人民的风俗：在携带物品赶路时一般是用“顶”的方式，这种异域的风俗让笔者在过了30多年后仍记忆犹新。
随着获得信息渠道的增多，特别是有了互联网络之后，使我了解到了除了朝鲜之外，还有更多的地方、国家、民族也是用“顶”的方式携带物品。比如印度、孟加拉国和非洲的一些国家。

看着其他国家的人民用头“运”东西的方式，摸摸自己的小细脖颈，再想想头顶重物的那种恐怖感，心里不禁为生活在一个不用“顶”着东西走路的国家而感到“庆幸”。想信会有很多小伙伴也有这样的想法的。
虽然现在大家都不顶着东西走路了，但是在我国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出门携带东西也是用“顶”的。
《孟子·梁惠王上》记载：“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在这句话里，负是以背负物，戴即以头戴物的意思。整句话的意思是：如果社会风气良好，人人都献出一片爱心，在道路上就不会看到头发斑白的老人背着或者用头顶着物品赶路了，年轻人遇到后会主动帮助老人去携带的。

而创造了“覆水难收”成语的西汉时期的大臣朱买臣，在没有发迹之前，家里特别贫穷，但他却喜欢读书，还不管家里的任何事情，所以妻子对他特别不满。特别是他还有个毛病，在读书时喜欢大声朗读。他们为了维持生计，需要砍柴卖掉换粮食吃，在去集市卖柴路上朱买臣往往会“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戴相随”（〈汉书·朱买臣传〉）。他挑着担子装着柴火，边走边朗读，他的妻子则是在头上顶着柴火。不过，对于他的大声朗读，他妻子感到十分难堪，要求他不要再读，因为周围看到的人都把他当作了笑柄。朱买臣却无动于衷，越念越响，甚至就像唱山歌一般。妻子羞愧无比，再加上对贫穷的生活过的够够的，所以就要离婚。反复几次之后，朱采臣无奈之下写了休书，他妻子随即嫁给了他人。后来朱采臣当了大官，他妻子，哦，现在是前妻了，又想回到他身边，他在地上一盆水，让他的前妻把水原样收回到盆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了，这是在表达拒绝之意。
“顶”东西是直接就放在脑袋上了吗？
当然不是了，如果直接把物品放在头上，柔软的东西还好说，但是如果质地十分坚硬则对头皮有损伤并造成疼痛。在物品和头顶之间隔着的东西叫做“窭数”。
窭数是什么样子的呢？有个关于西汉时的文学家、滑稽大师东方朔的故事则很形象的说明了窭数的模样。
《汉书·东方朔》：乃覆树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窭薮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为脍，干肉为脯；著树为寄生，盆下为窭数。”
原来，这一天汉武帝与大臣玩“射覆”的游戏猜东西玩，东方朔自称精通“易”学，屡屡猜中，获得了汉武帝的连连称赞。旁边一个郭舍人看着东方朔受宠非常眼气，就向汉武帝请求跟东方朔打赌，说自己拿一件东西让东方朔猜，如果猜中，自己甘愿挨板子，如果猜不中愿意输给东方朔“帛”。于是拿个大树上长出来的一种真菌用盆扣起来让东方朔猜。东方朔猜道：“是窭数！”郭舍人大喜道：“看看，你果然猜不中吧！”，东方朔说：“一种物品根据其不同状态或者所在的位置不同而有不同的称呼，比如肉，生的时候叫做脍，干了就叫脯。树上的这种东西在树上时叫做寄生，而放在头上顶盆等东西时就叫做窭数！”。郭舍人自然是输了，被打了板子。

那种“寄生”大概是这样吧
树上的真菌色泽是白的，形状为圆形，中间薄，类似于人们顶盆等东西时用的“窭数”，而窭数则是用毡、茅草或者是丝絮做成的，形状也为圆形，边缘厚而中间薄，放在头顶上顶盆等东西时能调整水平使物品平衡，并且还可以使头部不受创。正因为“寄生”这种真菌的样子和“窭数”一样，并且还放在盆下让东方朔猜，而窭数也一般用在盆下，所以东方朔猜是“窭数”当然没错了。
孟子讲的是战国时期的事情，朱买臣和东方朔是西汉时期人，那么“窭数”用到这时候就结束了吗？
其实窭数到了唐代也还在使用。比如。唐朝初年的历史学家颜师古以注释《汉书》著称，他在注释上面介绍东方朔的事情的时候，曾这么写道：
窭数，戴器也。以盆盛物戴于头者，则以窭数荐之。今卖白团饼人所用者是也。
意思是窭数是戴在头上的，用于头顶盆时，垫在盆下之用。今天（指作者所处的年代，唐朝初年）卖白团饼的人用的就是。这说明在唐朝时还有人在用窭数和用“顶”的方式运送物品。

《清明上河图》中唯一顶东西之人
到宋朝时仍有人用“顶”的方式携带东西。
我国的国宝级文物、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北宋画家张择端所做的《清明上河图》，以人物众多且神态各异著称，据有关资料表明，画面上共表现出了800多个人物。其中在画面偏右上方就有一个人头顶着盆子之类的物品在街道上行走。

《清明上河图》中各种运输物品的方式
当然，在北宋时期可能以头顶物行走的人已经不多了，因为在整个《清明上河图》上的800多人里仅此一人而已，其他的人或肩挑、或乘车、或以牲畜驮、或以独轮车推等方式在陆地上运输货物。仅有的用头顶的那个人甚至也不能表明是还存在着用“顶”运东西的习惯，没准是偶然为之，仅为特例。
为什么在我国以“顶”携带东西的方式会消失？
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先看看以头顶物的优点：
用头顶着东西走路时，重心与脊柱一致，身体是呈平衡状态的，因而比较轻松，并且一手扶物，另一手还可以领着孩子或者干点其他的事情。比起以手端、搬东西时重心不在而造成十分吃力的状况，轻松了不知道多少。哪怕是用背背东西，也要弯下腰来找寻重心，求得平衡，是费力的一件事情。所以，用头顶东西是用人体运东西时最为轻松的选择。

但是用头顶东西也有明显的缺点，那就是受人体颈椎、脊柱等强度的限制，承受的重量有限，在现有的网络图片中，以头顶东西的国家或者民族，顶的大多是比较轻便的物品，一般应该不超过20公斤，当然某些“开了挂”的国家除外。

开了挂的头顶重物运输
由于以头顶携带物品存在运量小、效率低的缺点，当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物品越来越丰富、数量越来越多，用头顶肯定不能满足人们日常运输的需要，所以也就应运而生出来挑担、背篓以及到后来的独轮车、马车等运输方式。这一点从今天还用头顶东西的国家，往往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状况就可以看得出来。
当然，在我国这还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礼”的存在。因为有“礼”限制了中国人用头顶东西。
首先是头发。古人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对头发保护与否意味着一个人是不是“孝”的重要标志。古人在成年之后就不剪头发了，男女都把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顶。有了髻之后，再顶东西就不那么方便。

其实是官员需要着“冠”，庶人需要戴头巾。在春秋时期，对“冠”看的极重，去掉帽子则被人视为失礼，掉帽子的人则认为是最大的耻辱，比如《韩非子》记载齐桓公因某次醉酒“遗其冠，耻之，三日不朝”，因为帽子掉了竟然三日不敢见人，不上朝。国君都是这样，官员们则就可想而之了。而对于庶人戴的头巾，如果脱掉则被认为是在请罪，比如《后汉·高凤传》记载“邻里有斗者，解之不已，乃免冠叩头固请。”邻里互相斗殴的人，如果不能听从解劝，官方会把他们的头巾摘掉并令其叩头，以示惩罚。官员帽子掉了是耻辱，庶人头巾被摘被认为是请罪，所以也就无法戴“窭数”再去用头顶着东西了。

古代各类“冠”和头巾
第三，对于行路古人也有严格的要求。现在老人教育孩子的时候常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除了这些，在古代还要求有“走相”。南宋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朱熹的《童蒙须知·语言步趋第二》要求孩子：“凡步行趋跄，须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踯。若父母长上有所唤召，却当疾走而前，不可舒缓。”意思是走路要从容有规矩，走路不能慌慌忙忙、蹦蹦跳跳的，迈步要稳。但当父母长辈呼喊，就要快走。正所谓规范走路形态从娃娃抓起。
并且古代的算命先生也就是“相师”还能从一个人的走路模样、状态来推测出这个人的的命运如何，《四库全书·太清神鉴》中就说“贵人之行，如水而流下，身重而脚轻；小人之行，如火炎上，身轻而脚重。”，就是贵人走路脚步轻便，而低贱之人，脚步则十分沉重。所以大家无论是贵人还是低贱之人，都想图个吉利，脚步轻便而行，谁也不想低贱。以头顶物的方式却偏偏可以使人的脚步沉重，为了图吉利也不能再顶下去。
宋朝及其之后，封建礼教达到了严酷的程度，对于“礼”讲究的越来越严格了，一切失礼行为会遭到大家的唾弃和谴责，甚至会吃官司。而“以头顶物”的这种方式从哪里看，都会造成失礼，所以在宋代之后以这种方式携带物品的方式便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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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颈椎好

用大桶加小推车啊

用担子挑水不好吗？一担两桶水，挑起来容易放下来歇息也容易，水还溅不到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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