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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三国时期恶臭的孙吴“灌酒文化”[第1页] |
作者:今宵酒醒無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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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九林 哪里有权力想要检验他人的服从度与忠诚度,哪里就会有这种恶臭的灌酒文化。 |
有观点认为,以将人灌醉为目的和乐趣的酒桌文化,是中国近现代才出现的现象。古代文化人的酒局很有格调,玩的多是曲水流觞、行令作诗之类的雅事。 曲水流觞当然是有的,但这种格调仅限于小部分古代文化人。真正广泛存在的传统酒桌文化,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致力于让客人尽兴的“劝酒”,如英国商人利特尔(Archibald John Little)光绪九年(1883年)在重庆参加宴会,主人便是以劝酒来表达热情招待之意: “我作为当天的客人坐在上首,独自占用桌子的一面,其他人每两个人占一面。……酒席从不停的小杯喝烫热的小米酒开始,……渐渐地,酒喝得差不多了,就开始狼吞虎咽地吃那一道一道端上来的菜;经过两个小时,大家就又开始喝酒,伴随着吵闹的、最使中国人兴奋的猜拳,我对此也很熟练。” 因为饮食习惯不同,坐得不舒服且卫生条件不好,利特尔觉得宴席全程“冗长乏味”,但他不觉得主人的劝酒有强迫成分。 |
对孙权来说,逼人醉酒不仅仅是为了取乐,也是为了测试对方的服从度。张昭虽有托孤者的特殊身份,但他在酒桌上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服从,孙权便不愿重用他。当朝野皆认定张昭必是孙吴政权的首任丞相时,孙权却刻意选择了名不见经传的孙邵。于是便出现了孙吴的首任丞相,在《三国志·吴书》中竟没有独立传记这种怪事。 如果一个人没有张昭这样的特殊身份(超级名士+托孤重臣),又不愿在酒桌上迎合孙权的服从度测试,便很可能面临难以预测的命运。孙权称吴王后举行酒宴,亲自向与会群臣一一劝酒。来到虞翻的席前时,虞翻趴在地上装作已经喝醉,待孙权离开后才坐起来。孙权见状大怒,“手剑欲击之”,抽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就要去捅虞翻。幸亏大司农刘基跑过去抱住孙权,好说歹说才化解了一场流血冲突。虞翻保住了性命,却保不住正治生命,只能在孙吴政权里做边缘人,最后落了个流放交州的结局。 在孙权的“潜移默化”之下,孙吴政权内部的酒风走向了全面的恶臭化。 比如,督将陈勤与众将领一同饮酒,便仗着自己的身份“陵轹一坐,举罚不以其道”,侮辱比自己地位低的人,灌酒罚饮全不按规矩来。这种做派引起了年仅15岁的下属凌统的不满,“面折不为用”,当面表态说不愿服从陈勤。二人的冲突从席上延续至席后,最终以凌统忍无可忍拔刀砍死陈勤告终。 再如,宗室孙皎与下属甘宁饮酒时,也曾“因酒发作,侵陵其人”,导致甘宁不愿再做他的部下,且对人怒称:“臣子一例,征虏虽公子,何可专行侮人邪!”——我是臣,孙皎是宗室公子,一样为朝廷效力,他有什麽资格在酒席上侮辱我?这类冲突在孙吴将领中产生了极不好的影响,孙权不得不站出来处理。他给了凌统“以功赎罪”的机会,又通过痛骂孙皎安抚了暴怒的甘宁。 |
但这种痛骂只是策略性的,并不代表孙权意识到了孙吴酒风的堕落是个需要改变的真问题。《吴书·胡综传》中记载,胡综这个人特别爱喝酒,每逢朝中宴会,“酒后欢呼极意,或推引杯觞,搏击左右”,一喝多就失控,就要给别人灌酒,灌酒不顺利就要动手打人。酒风如此恶劣,孙权却“弗之责也”,从来不曾谴责过。不谴责的原因很简单:这个胡综是孙权最亲近信任之人,孙策当年做会稽太守时,便安排14岁的胡综“与孙权共读书”。他敢在宴席上像孙权一样给人灌酒,正是仗恃着自己与孙权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孙权坐视胡综灌酒打人,是因为众人对胡综的服从度,基本上也等同于对孙权的服从度。 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中的孙权 这种酒风,在吴国的第二位皇帝孙亮与第三位皇帝孙休的时代(皆是孙权之子)略有收敛。原因是权力一度旁落至诸葛恪、孙峻、孙綝等人手里,孙亮与孙休无力在酒桌上对这些权臣实施服从度测试。 第四位皇帝孙皓(孙权之孙)即位后,孙权式的酒风又得到了继承并被发扬光大。《吴书·孙皓传》记载,孙皓每次召集群臣举办宴会,“无不咸令沈醉”,都要将与会者灌到烂醉。同时还要在宴席上布置一群“黄门郎”,职责是将与会官员醉酒后说的话全部记录下来,交给孙皓。孙皓便以这些酒后醉言来检测群臣的服从度与忠诚度。不能通过检测者,严重的杀头,轻一点的论罪。 |
《孙皓传》的记载应该可信,因为《吴书·陆凯传》与《吴书·韦曜传》里也有相似的内容。《陆凯传》保存了陆凯给孙皓的一封谏章,里面批评孙皓,说他不该对群臣“惧以不尽之酒”——不应该拿喝不完的酒来灌群臣,让他们惧怕。 《韦曜传》则提到,孙皓的宴席通常一搞就是一整天,“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不管能不能喝,一律以喝至少七升为标准,实在喝不下去了,就用浇灌的办法让与会者喝光。韦曜的酒量不超过三升,早年得宠时,孙皓常常特批他可以少喝,还偷偷让人拿茶水当酒帮他作弊。后来宠爱消失了,便也遭遇了“逼强”之事,与其他人同样被灌酒,喝不完会被责罚,喝多了说错话也要被责罚。孙皓还会让近侍们在宴席上针对公卿大臣“发摘私短”,公开披露他们醉酒后说出来的种种隐私。无法配合完成这种服从性测试的韦曜,最终的命运是被孙皓诛杀,全家也被流放到了偏远的零陵。 《三国志·吴书·韦曜传》的记载 孙权与孙皓祖孙的做法不是个案,魏蜀两国也有类似风气,只是程度有别。如《魏氏春秋》便记载,曹丕曾在宴席上针对曹植“逼而醉之”。总之,哪里有权力想要检验他人的服从度与忠诚度,哪里就会有这种恶臭的灌酒文化。 参考资料: [英]阿奇博尔德·约翰·利特尔著,黄立思译《扁舟过三峡》,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三国志·吴书》 《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来自腾讯新闻“短史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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