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 司马氏杀害魏帝：这么忌讳的事情，是怎么被记载下来的[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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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司马氏杀害魏帝：这么忌讳的事情，是怎么被记载下来的[第1页]

作者:遥夜泛清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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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陈寿最难落笔之处
司马氏废曹芳、杀曹髦，犹如董卓暴行；非但如此，他们还要逼迫太后下令，将曹芳、曹髦打成“负面人物”，以此证明自身反击实属“无奈”。因为，在孟子“君视臣子如草芥，臣则视君如寇仇”的理论指导下，司马氏受到迫害而反击，是“合情合理”的。
对于司马氏冠冕堂皇的借口，世人皆为其所不耻。可不满归不满，真要让他们站出来揭穿司马氏，恐怕也没几个人。哪怕是被誉为“良史之材”的陈寿，也不敢去直接触碰这个禁忌话题。说白了，这么忌讳的事，触之即死。是以此二者，恰是陈寿最难落笔之处。

上图_ 《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
在这种情况下，若直接观察《三国志》中对曹髦之死的记述，便不难看出，陈寿有曲笔之嫌。见于《三国志·三少帝纪》：“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分明是三位少帝的传记，可陈寿却直接以高贵乡公称呼曹髦；而曹髦当街遇害一事，又分明是石破天惊的“爆炸性新闻”，可陈寿却仍旧“视而不见”，只以寥寥几字略过此事。
这么一来，难免会有人认为陈寿对司马氏多有回护。如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所言：“三国志魏纪，创为迥护之法。历代本纪遂皆奉以为式。”又言：“寿于司马氏最多迴护。”
难道，陈寿真的放弃了自己的“职业道德”？

二、陈寿的苦心孤诣
在将曹髦之死一笔带过后，陈寿并未有任何点评，而是直接引用了所谓的“太后诏令”，诏曰：“昔援立东海王子髦……情性暴戾，日月滋甚。……此儿便将左右出云龙门，雷战鼓，躬自拔刃，与左右杂卫共入兵陈间，为前锋所害。此儿既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祸……亦宜以民礼葬之。”
此处所见，尽是对曹髦的贬低、斥责之语。这份名义上的“太后诏令”，显然是司马氏精心准备的一份说辞，用以堵住天下万民之嘴。陈寿的“嘴巴”，显然也被堵上了；但出于一个史家的“职业道德”，他只能另辟蹊径：
既然不能直斥司马氏的无耻，那就只能通过对曹髦的赞美，来委婉表达出其死亡的不同寻常。所以，陈寿自己的“原创内容”，基本都是直笔，且写出了曹髦“才同陈思，武类太祖”的少年英姿。

上图_ 陈寿（233年～297年），字承祚，西晋时史学家
于是，在《三国志》中能看到一个这样的曹髦：他“少好学，夙成”，即便被立为新帝，一步登天，也没有得意忘形；相反的是，曹髦在抵达洛阳后，又坚持以藩王之礼朝拜众臣，顿时便引来诸多名士的好感与赞美。在正式登基后，曹髦依然谦逊有礼、好学不倦；哪怕处理政务，他也能做到体恤吏民、纠察冤狱、开一时清正之风……
这样的曹髦，与太后诏令中的“情性暴戾”、“悖逆不道”截然相反。恰恰是因为这样的强烈反差，才会更容易引起读者的探究与好奇。因而陈寿此举，就差没直接把“曹髦之死另有隐情”给写出来了。

类似笔法，亦在曹芳被废一事中能见到。曹芳被废时，也有太后诏令颁布。但毌丘俭、文钦却说得很明白，此乃“矫废君主，加之以罪”。另外，被打成叛逆之臣的夏侯玄，则被陈寿评为“格量弘济”“以规格局度，世称其名”，观其人“临斩东市，颜色不变，举动自若”，有大义凛然之态。这样的人，又岂是司马氏口中“包藏祸心，构图凶逆”的奸臣？
更有意思的是“太后诏令”。陈寿的记载是：“大将军司马景王将谋废帝，以闻皇太后。”何谓“以闻”？原来，太后也只是被通知，她非但拿不了主意，就连商议权也没有。
据《三国志·明元郭皇后传》记载：“值三主幼弱，宰辅统政，与夺大事，皆先咨启於太后而后施行。”可见，“宰辅”司马师、司马昭才是执政的人；至于郭太后，与当年的汉献帝一般，不过是个“传话筒”罢了。
故而，仅“以闻”二字，既表明了太后“寄人篱下”的无奈，也暗示了司马氏的专横跋扈，并为下文司马氏美化“弑杀曹髦”一事提前做了铺垫。
不可否认，“寿于司马氏最多迴护”并非虚言；但从陈寿的安排中，也不难看出他作为一个史学家的良知与底线。碍于当权者的淫威，陈寿没法直笔写出曹髦之死的真相，但他却留下了草蛇灰线般的线索，留待后人发微。

西晋只有几十年，当事人还有活着的，然后东晋世家坐大，世家为了打击晋室权威可不会惯着你。流传于后世一在司马家确实太下作二是司马家权威丧得太快后世子孙不争气。

三、后来人的情绪反弹
司马昭以臣弑君，何其悖逆？
哪怕他当时大权在握，也有人表达出强烈不满。与司马氏有“通家之谊”的陈泰，当朝放声痛哭，还不顾司马氏的面子，要求追惩凶手；就连司马昭的叔叔司马孚，也“枕尸于股”，直到去世之前，他还自诩为“大魏之纯臣”；还有司马氏日后的擅代与受禅，也或多或少受到了此事影响。可见，这件违背了儒家道德伦理底线的事情，给司马氏带来了颇为消极的政治影响。
及至东晋年间，衣冠南渡，门阀士族的力量一度达到巅峰，“王与马，共天下”，司马氏不再高高在上，没了往日强权。
据《晋书·宣帝纪》记载：“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司马懿）创业之始，及文帝（司马昭）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 ‘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从王导对司马氏的揶揄、暗讽中，不难理解：为何曹髦之死的前因后果，能顺利传于后世。盖因在这种风气下，昔日被司马氏强权所掩埋的真相，在诸多史家和小说家的努力下，逐渐浮出了水面。
于是，刘宋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曾先后引习凿齿《汉晋春秋》、干宝《晋纪》、《魏末传》等资料，将曹髦之死的完整经过给呈现了出来，并将其矛头直指司马昭。而裴注《汉晋春秋》所言“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也成了一句流传甚广的谚语，被后人引申为对野心家的泛称。

作者：瀛洲海客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三国志》《晋书》《廿二史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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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讲到赵二那年的事也是史官可以记录但宋人不能说，好像是辽国的国师跟大宋的学子比试谁的经史子集强。

所以中国史书，惯例是继任者给前朝编史，这样可以避免美化自己，即便是继任者会有摸黑前朝的动作，也比自己吹捧美化自己要好的多的多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