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 浅论贝利撒留军事艺术[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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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浅论贝利撒留军事艺术[第2页]

作者:平田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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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不知不觉水到⑧级了，决定给吧里发点福利。。
贝利撒留将军镇楼。。

二、贝利撒留个性特征略述
我们知道，一位将领所采用的战略战术除了与他个人的战争实践、军事教育经历相关之外，也与他本人的个性特征密不可分。贝利撒留自然也概莫能外。具体来说，一位将领的个性特征，首先会对他的战略战术倾向有影响，即，他将会采用较为激进或是较为稳健的战略战术；其次，这会对作战计划的执行效果有影响，即，部下将士是否能依据将领的计划和指令完成各自任务、从而实现作战目标；最后一点影响则是隐性的，即将领的个性特征是否适于维护军队的团结、保证上下级间的服从关系，而这种良好的军队氛围是保证一支军队在战场上获得胜利的基础条件。因此，以上述三方面的影响为出发点对贝利撒留的个性特征进行考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军事艺术内涵。
首先，贝利撒留和蔼谦恭、慷慨大度，深受平民与士兵们的爱戴。如，当贝利撒留征服汪达尔王国后、于535年1月1日在君士坦丁堡举行凯旋式时，他就按古罗马的方式“把在汪达尔战争的那些战利品投向民众。要知道，由于贝利撒里乌斯成为执政官，民众拿走了银餐具、金腰带和汪达尔人的其他种类的巨额财富”[4]，而在540年第一次哥特战争结束后、贝利撒留重回君士坦丁堡时，他依然以亲和的态度获得了民众的爱戴，“拜占廷人十分喜欢看每天贝利撒里乌斯从家里出来到市场上去或是喜欢看他回到自己家里去，……原来他的出行就像是一次人数众多的节日游行行列，因为他总是有大量的汪达尔人以及哥特人和玛乌里人卫护着。而且他的体格健美高大，长相特别英俊。但是他的举止温和，对他遇见的人们和蔼可亲”[5]；即便是在战时，贝利撒留也注意保护平民的利益，“在贝利撒里乌斯担任统帅期间，他们从来没有受过任何暴力的侵犯——甚至可以说，那些有在他统率下的大军经过其地的农民竟出乎意料地发现他们因此而富了起来，……而且每当庄稼成熟时，贝利撒里乌斯通常都特别注意，使骑兵在经过时不要损坏任何人的粮食。而且，当树上的果子成熟时，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去触动它”[6]。
对待士兵，贝利撒留也同样如此，“在对待士兵的慷慨方面，谁也超不过他；要知道，如果有谁在战斗中遭到不幸，通常他会为他们所负的伤支付大量的钱以示慰劳，而对于英勇作战的人，他又送给他们手镯和项链做饰品以为奖赏，而且，当一名士兵在战斗中失去坐骑、弓或任何其他东西时，贝利撒里乌斯都会立刻把它补充起来”[7]，但贝利撒留并非是一位溺爱士兵的主帅，他也十分重视军纪管理，如汪达尔战争时，军队出征后在阿比杜斯（Abydus）短暂停留期间，贝利撒留就面临着由于一起玛撒该塔伊人（Massagetae）的酗酒杀人事件而招致的麻烦，“……由于所有的人，特别是这两个人的亲属感到气愤并且宣称，他们同罗马人结成联盟并不是为了按照罗马人的法律受到惩罚或服从罗马人的法律；并且由于甚至罗马士兵——他们也切望他们的过失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也参加对统帅的指责”[8]，而贝利撒留的态度十分明确：军纪不可违，“……良好的体力和作战的经验以及对战争的所有其他的供应，比起正义和属于上帝的那些事务来都是次要的。……要知道，在任何情况下，特别是在军队中服役时，一个人都不应当醉到举手便把最亲密的朋友杀死的程度；再说，即使不说杀人，就是酗酒本身就应当受到惩罚；……至于你们，你们一定不要无缘无故地用暴力加害于任何人或夺取别人财产，这是你们的义务；……凡是不能用干净的手对敌人作战的人，我将不把你们当中任何这样的人看成是我的士兵伙伴，而不管据说此人在敌人的心目中是何等可怕。要知道，勇敢只有同正义配合起来才能取得胜利”[9]。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部下也严格遵守了军纪、并因此收获了民心。当全军登陆迦太基后，“士兵的行动是有节制的，他们既不蛮横无理地吵闹，也不干任何出格的事情，他本人由于表现了非凡的温和与仁慈，从而把利比亚人完全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乃至此后他就好像在自己的国土上进军一样。原来当地的居民并不躲避，他们也不希望隐匿任何东西，他们不但提供市场，而且向士兵提供对方所希望的其他任何服务”[10]。可见，贝利撒留因为他的和蔼慷慨得到平民和士兵的爱戴，而这一爱戴又因为他的赫赫战功、良好仪态和公私分明得以加强。

三、贝利撒留军事艺术述评
在结合战争实例对贝利撒留的军事艺术进行述评之前，笔者在此首先明确“军事艺术”这一术语的概念，以便展开下文。
“军事艺术”这一汉语词对应英语词“military art”和德语词“Kriegkunst”，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对“军事艺术”一词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由此可见，狭义的军事艺术就是在斗争中运用现成手段的艺术，称为作战方法最为恰当；广义的军事艺术当然还包括一切为战争而存在的活动，也就是包括建立军队的全部工作---征募兵员、装备军队和训练军队”[17]，而在中国军事辞书中，“军事艺术”则常与“军事学术”一词相提并论，但两者又有区别，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辞海》指出：“军事学术，主要包括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制学、战争动员学、军事历史学、军事地理学、军事教育训练学等”，军事科学院等单位编纂、1982年出版的《军语》一书也给“军事学术”规定了近似的定义：“研究和阐述建军、作战的理论和实践的各门学科的统称。主要包括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等。是军事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军事艺术”则是指战争指导者在运筹帷幄和指挥战场军队行动方面的某种高超能力[18]。此处，笔者取克劳塞维茨的狭义解释，并综合现今辞书中的相关内容，定义“军事艺术”如下：战场指挥官运用地势、天气、情报等一切现有战场条件，指挥现有军队作战部署及行动的一种特殊能力和技巧。就贝利撒留而言，他的军事艺术实际是“攻势防御战略”和“间接路线战略”的结合，具有善用谋略、慎重求战和注重心理战的特征。
所谓“间接路线战略”是英国军事理论家李德哈特在其著作《战略：间接路线》中提出的一种军事战略理论，李德哈特在研究西方国家历代战争经验的过程中，对克劳塞维茨等人把主力决战和全面胜利视为作战的主要手段和最高原则的观点持不同看法，提出以“间接路线”为主要手段取胜的主张，他认为，“从古到今，在战争中除非所采取的路线（approach）是具有某种程度的‘间接性’（indirectness），以使敌人感到措手不及，难以应付的话，否则很难取得有效的结果。这种‘间接性’常常也是物质性的，但却一定总是心理性的。……这些累积的经验明白的告诉我们，若是一个人沿着敌人所‘自然期待的路线’（line of natural expectation），以来‘直接’地向他的精神目标或物质目标进攻，则所产生的常常都是负面的结果。……战争也和摔跤一样，假使不先使敌人自乱步骤和自动丧失平衡，而企图直接把敌人弄翻，结果只会使自己搞得筋疲力竭——用力愈大则输得愈惨。除非双方的实力太悬殊，否则这种笨办法是绝不可能获胜的。而且即令获胜，也不易取得决定性的成果”[19]，为了达成获胜目标，在作战中应采取各种巧妙的方法，力求出其不意地打击和震撼敌人，如避免向坚固阵地作正面突击、尽量从翼侧迂回以猛击敌要害地点；作战计划具有灵活性，根据情况随时变更部署；实施兵力、兵器的广泛机动；采取欺骗和迷惑敌人的方法，诱使敌人在兵力部署和作战行动上犯错误等等。至于“攻势防御战略”，又称“积极防御战略”，是指为了反攻或进攻采取积极的攻势行动、挫败进攻之敌的防御战略。李德哈特在《战略论：间接战略》中认为“积极防御战略”是贝利撒留所发展出来的，并为此后拜占庭的军事战略奠定了基础，“贝利沙流士曾经发明了一种新型的战术工具，他知道只要敌人肯在这种适合这种战术的条件下，先行进攻，则他利用这种工具，即足以击败拥有极大数量的优势敌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的兵力劣势反而是一种优点，……而尤以与大胆的直接战略攻势相配合，更为相得益彰”[20]。

1、“能战而不轻战”
首先，贝利撒留认为真正的胜利在于以己方最小的牺牲迫使敌方放弃既定战略目标、实现己方战略目标，“能战而不轻战”，这与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有共同之处。但与孙子的主张有所不同的是，贝利撒留常在己方处于劣势时采用这种间接路线战略实现其既定目标，即使这一间接战略失败，贝利撒留也能够采取直接路线战略获得战争的胜利。如在530年达腊斯之战前，他和军队副统帅海尔默盖尼斯（Hermogenes）便在给波斯主帅米尔腊尼斯（Mirraanes）的信中如是说道：“首要的幸福是和平，所有稍稍有一点理智的人都同意这个说法。因此如果有谁破坏了和平，则这个人为了由此引起的麻烦不仅要对他身边的人负责，而且要对他的整个民族负责。因此最优秀的将领乃是能把战争化为和平的人。……尽快把你的军队带回波斯的国土去而不要干妨碍最大幸福的事情了，免得有朝一日，波斯人认为——而这是可能的——你要对将会发生的灾难负责”[21]，但此举被波斯主帅米尔腊尼斯视作未战先怯的表现，因而波斯人开始进攻，虽然此战中拜占庭军队与波斯军队的对比是2.5万人对4万人，但贝利撒留仍能指挥人数处于劣势的拜占庭军队利用波斯人的急于求战和轻视拜占庭的心理获得大胜。
在第二次波斯战争中，贝利撒留在面对更强大的敌军时也采用类似的间接战略取得了成功。542年，波斯国王科斯罗伊斯（Chosroes）率领10万大军沿幼发拉底河进攻拜占庭、并迅速推进至幼发拉特西亚（Euphratesia）一带。查士丁尼皇帝急忙命贝利撒留奔赴前线、但却没有给他一兵一卒。贝利撒留在与皇帝之侄优斯图斯（Justus）等人会合后，招募了8000士兵，并在欧罗普姆（Europum）扎营。科斯罗伊斯闻讯后，他派王室秘书阿班达尼斯（Abandanes）以质询和约问题为由探察军情。贝利撒留闻讯，便采用疑兵之计给波斯使臣造成拜占庭军队兵强马壮的印象，“他亲自选拔了体形魁梧和特别健壮的六千名士兵到离营地相当远的一个地方去狩猎。继而他又命令一位卫士狄奥根尼斯（Diogenes）和阿卡奇乌斯之子阿多利乌斯（Adolius）带领一千名骑兵过河并且在那里沿岸一带活动，一直要使敌人认为，如果敌人想渡过幼发拉底河入侵他们的领土，他们是绝不会容许敌人这样干的”[22]，而在与阿班达尼斯会谈时，贝利撒留又在帐篷边布置了来自不同民族的部队，给使臣造成拜占庭军队已经获得诸多蛮族同盟者支持的假象，“在帐篷的两侧分别是色雷斯人和伊利里亚人，再过去是哥特人，哥特人后边是埃茹利人，而最后是汪达尔人和玛乌路希人。他们这一列在平原上延伸了很长的一段距离”[23]，而面对阿班达尼斯的威吓，贝利撒留也做出一副“快活的、无忧无虑的”表情轻描淡写地回应了他的质询，将他打发回去了。阿班达尼斯回禀科斯罗伊斯称，“他见到的这位统帅，其英武与睿智超过所有其他人，至少他从不曾见过的士兵，他们的有纪律的行为曾引起他极大的敬佩心情。……如果他们被打败，那他们可以容易地回到他们本国的要塞里面去而得救，另一方面，如果波斯人遇到任何挫折，那他们连一名使者也无法逃回波斯人的土地”[24]，科斯罗伊斯虽然认同阿班达尼斯的说法打算撤退，但由于幼发拉底河交叉点已被贝利撒留此前所派的一千名骑兵封锁，科斯罗伊斯只得派遣使臣向贝利撒留表示了和谈的意愿。贝利撒留顺水推舟，与科斯罗伊斯签订和约了事，科斯罗伊斯对拜占庭的这次战争也就此结束，拜占庭人也因此事而对贝利撒留的胆略大加称赞：“在所有的罗马人都陷入恐惧并且躲在自己的公事里而科斯罗伊斯带领着一支庞大的军队来到罗马领土的腹地的时候，一位从拜占庭火速赶来并且只有少数人在身边的一位统帅，恰恰就在这一刻，竟把自己的营地设在波斯国王营地的对面，并且科斯罗伊斯或是出于对命运的恐惧，或是因为惧怕这个人的勇气，甚或因为受到某些手法的欺骗，竟然出人意料地不再继续进军而实际上却跑掉了，尽管他装作是寻求和平的样子”[25]。
从上述两个事例中可以看出，贝利撒留实际上奉行的是间接路线战略，他非常注意外交、心理等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并将它们巧妙地综合运用于战争中，并尽可能以非战争手段实现己方的战略目标、取得战役的胜利。而他在心理战方面的重视和实践也使他在同时代将领中出类拔萃。当然，贝利撒留绝非片面重视间接战略的将领，他在直接战略方面也同样十分出色，在间接战略行不通的时候，他也能通过自己的“攻势防御战略”取得作战的胜利、实现己方的战略目标。

2、注重战力最大化
其次，贝利撒留注重兵力的合理分配与兵种的合理运用，能够利用己方不同兵种的优势，将不同兵种安置在最适于他们作战的位置、合理分配现有战力。贝利撒留深知，在己方兵力处于劣势时，一味消极防御并不能缓解敌方的进攻压力、最终也将归于失败，而只有将己方现有战力最大化、发挥不同兵种的最大效用，以积极的对敌攻势将防御压力转向敌方，才可能扭转被动局面、进而获得战斗胜利。在贝利撒留的战争艺术中，他注重战力最大化的思想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物尽其用、发挥不同兵种的最大优势；二是对精神因素的重视，通过战前演说、身先士卒等强化己方军队士气和热情的行为，以达到己方军队精神力量的最大化。
兵种优势最大化方面，对当时拜占庭陆军中的三大主力兵种——重骑兵、重步兵和轻步兵而言，贝利撒留都深知其作用、并为其制定了各自适合的作战方式；对重骑兵而言，他们的作战方式是远近结合的，“当他用弓射箭时，他的长枪便插在马镫或马鞍套里，……反过来，当他使用长枪、大刀或战斧时，便将弓吊在马鞍上”[26]。因此在作战时，贝利撒留将他麾下的重骑兵组成纵深8 至10列的中队，位于阵形的后面，靠实施远距离包围敌人的翼侧和背后来进行攻击，这就使得重骑兵部队具有极强的冲击力，《战争史》中普洛科皮乌斯也对此有详细描写：“……他们还精于骑术，能在全速驰骋时毫无困难地左右开弓射击，无论在追击敌人或逃跑时都能向敌射击。他们拉开弓时，弓弦掠过前额直到大约同右耳相对的地方，这样射出的箭冲力极大，足以杀死中箭的任何人，盾牌和胸甲都挡不住它的力量”[27]；对重步兵而言，他们不仅进攻时威力强大，其稳固的防御阵型还可寓攻于守、有效克制敌方骑兵对本方阵线的冲击。因而，作战时贝利撒留便将其部署在阵形中央，靠轻步兵和骑兵保护翼侧和背后，排成纵深16人作战队形的重步兵便向敌人猛冲过去，不等靠近便将长枪投出。如果攻击未能奏效，就穿过第二梯队的间隔向后移位，由第二梯队重步兵继续进攻。如在531年拜占庭与波斯的卡利尼库斯（Callinicus）战役中，拜占庭重步兵便发挥了其出色的防御作用：“同全部波斯骑兵对抗的是罗马的步兵，并且是很少的一点步兵。尽管如此，敌人却不能把他们击溃或用任何其他办法战胜他们。原来他们并肩作战，一直在把自己密集于一个小的空间并且用他们的盾牌构成一道坚固不屈的屏障，这样他们向波斯人射击更便于波斯人对他们的射击。波斯人多次在后退之后会再次进攻，决心打破并摧毁他们的防线，但对方总是在进攻后无功而返”[28]；对轻步兵而言，贝利撒留知道，相较于其他民族的弓箭兵，拜占庭的弓箭兵显得装备更加精良、训练更为有素、战斗力也更强。因而，作战时他们往往被部署在阵形的翼侧，担负掩护重步兵和用弓箭支援重步兵的任务。在卡利尼库斯战役中，拜占庭弓箭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波斯人几乎都是弓手，因而他们射出的箭要多得多，而且他们射出的速度也比其他任何人要快得多。但他们射出的箭力量不大，弓弦也拉得不紧，……没有力量给射中的人造成伤害。罗马的弓手动作确实总是比较慢，但由于他们的弓极为坚硬，弓弦也拉得紧，……弓手的膂力也比较强。因此比起波斯人来，他们可以轻易地给射中的敌人造成大得多的伤亡”[29]。
精神力量最大化方面，贝利撒留充分认识了精神因素对战争的作用，注重以积极手段激励己方军队士气，使他们在精神上、气势上能取得对敌方的隐性优势、进而将其转化为战斗力上的显性优势，最终赢得胜利。
贝利撒留作为演说艺术的大师，他深知在己方战意低落之时应以何种言语重振战意、在己方战意高涨之时又应以何种言语保持战意。如，在530年达腊斯之战的战前演说中，贝利撒留这样激励此前屡遭挫败的拜占庭军队：“既然在先前的战斗中我们已经摸清了波斯人的底细，因此你们肯定知道，他们根本不是不可战胜的，而且不是强大到不能被杀死的地步……要知道，厄运绝不是经过努力便可以纠正的，但是对一个人来说，理性却可以容易地医治他本人所造成的不幸。因此，如果你们愿意注意下达给你们的命令的话，你们立刻会为自己赢得战斗中的优势。……如果你们在这一斗争中表现为勇敢的人，你们不仅在当前征服波斯人，你们还将因他们的愚蠢而惩罚他们，这样他们决不敢再侵犯罗马的领土”[30]，在此激励下，拜占庭军队重新树立起战胜波斯人的信心，并最终齐心协力、获得了达腊斯之战的胜利；而在534年与汪达尔国王盖利梅尔的特里卡玛茹姆（Tricamarum）决战前，贝利撒留对此前征服迦太基和利比亚、士气高涨的得胜之师又是这么说的：“取得了胜利的人们的精神通常是不会被压倒的。……要知道，通常决定战争的并不是人数和身材的大小高矮，而是勇敢的精神。你们应当考虑的是驱动人们的最强有力的动机，这就是因过去的成就而产生的自豪感。……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恐惧和对于灾难的回忆已经控制了敌人，使他们必然鼓不起勇气，要知道，由于已经发生的事情，恐惧使他们怕得要命，而对于灾难的回忆又使他们根本不敢希望取得成功。……但是如果有任何人认为，看到自己的妻子儿女和最珍贵的财产都在我们手里的敌人会表现出超越常理的大胆并且将不自量力地敢于冒险，那他的想法就不对了。

要知道，在内心里为了最珍贵的东西而激起的极为强烈的热情容易削弱一个人实际的力量并且不允许他们充分利用他们当前的机会。因此，考虑到这一切情况，你们应当带着巨大的藐视去进攻敌人”[31]！在贝利撒留的激励下，打消疑虑、一鼓作气的拜占庭军队乘胜进击，大败人数数倍于己的汪达尔军队，将汪达尔国王盖利梅尔打得落荒而逃。
除了通过战前演说激励军队士气外，贝利撒留也时常身先士卒、陷阵冲杀，以个人之勇为士兵树立榜样、激励他们奋勇作战。但陷阵冲杀并非是贝利撒留常用的激励手段，仅会在己方军队陷入僵局或被动局面时，贝利撒留才会以身作则、陷阵冲杀以求局势改观。537年3月，东哥特国王维提吉斯率大军进攻罗马城，占领台伯河上的碉堡后，与率领一千名骑兵巡城的贝利撒留不期而遇。双方仓促交战，在敌众我寡的局面下，贝利撒留毅然决定身先士卒，开始向一个普通士兵那样在最前列与敌军战斗，而东哥特人军中的拜占庭逃兵向东哥特全军指认了骑乘一匹白马作战的贝利撒留，于是“哥特人中间每一个想表现勇气的人立刻激起一股争取荣誉的巨大热诚，他们尽可能地逼近贝利撒里乌斯，一直试图抓住他并且在盛怒中不断用刀剑刺过去”[32]，但在贝利撒留的激励下，拜占庭军奋勇作战，双方在此次遭遇战中也都损失惨重，“贝利撒里乌斯本人则一面躲闪腾挪，一面不断地把他遇到的向他进攻的敌人杀死，而在这个危险时刻，他也大大地得益于他自己的长枪手和卫士们对他的忠诚。……原来他们在自己的统帅和他的乘骑面前举起了盾牌来保护他们，这样便不仅承受了所有的投射物，而且逼退并打跑了不时向他进攻的那些敌人。……在这一战斗里，哥特人方面阵亡的不下一千人，他们都是战斗在最前列的；而在贝利撒里乌斯的亲信当中最勇敢的许多人都战死了，……但是万幸的是，在那一天贝利撒里乌斯既没有受伤也没有被投枪刺中，尽管战斗是围绕着他一个人进行的”[33]，尽管拜占庭军队在作战中并不落下风，但由于兵力悬殊且久战疲惫的缘故，战至黄昏，满身血污的贝利撒留只得率军退入城内。战斗至此，若是一般的将领早已命令部下休整守备、闭门不出了，但一代名将贝利撒留却在稍作调整后决定再次出击，“原来他一面激励所有自己的人，同时就突然向敌人发动了进攻。而敌人甚至在这以前便已经乱成一团，因为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而且还因为他们是在进行追击这一事实；可是现在，当他们完全出乎意料地看到逃跑者又向他们发起了进攻时，他们就以为是城里又有一支军队前来支援了，于是便全都惊慌万分地立刻拼命逃走了”[34]。虽然贝利撒留这次突袭并未挽回拜占庭军队在数量上的劣势、而次日维提吉斯也按照既定方案开始进攻罗马城，但正是贝利撒留这次突袭使东哥特军暂时退却，为城内守军布置防御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此外贝利撒留为全军树立的榜样作用同样不能忽视，受到贝利撒留精神感召的罗马守军万众一心，先后数次击退东哥特军的猛攻、坚守住了罗马城。

3、知己知彼、克敌制胜
第三，贝利撒留不仅了解己方军队的优势所在，而且对不同民族的战法也十分了解，并根据不同对手调整战略、以此克敌制胜。贝利撒留重视对敌方军队特点的观察，这与孙子的观念“知己知彼，百战不贻；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十分相似，而这也是贝利撒留“间接路线战略”的体现；而当贝利撒留根据敌军战法确定相应战略后，他便采用“攻势防御”的方式击败敌军。李德哈特对此的分析是：“……所以他的战略着眼点是心理上的，而非物质上的。他知道如何挑拨西方野蛮民族的军队，使他们发“牛性”，于是不顾一切地向前直冲。至于对于文明程度较高的波斯人，他首先利用他们对于拜占庭人的优越感，以来当做诱敌的工具。以后，当波斯人累战累败，以致对于他个人发生了一种敬畏的心理之后，他又马上利用他们这种谨慎小心的态度，当作是一种心理上的作战工具”[35]，如在达腊斯之战中，贝利撒留就利用了波斯军骄纵轻敌的心态击败波斯军，而在波斯人累战累败之后，对贝利撒留的普遍敬畏情绪也是542年贝利撒留对科斯罗伊斯的疑兵之计获得成功的重要基础。再如534年与汪达尔人的特里卡玛茹姆之战，贝利撒留也利用了汪达尔人急于求战的心态和只使用剑作战的不足，以多兵种配合作战的方式轻松击败了占人数优势的汪达尔人，“在这场战斗中罗马人阵亡的不到五十人，但汪达尔人方面则是八百左右”[36]；类似地，在第一次哥特战争期间的罗马守备战中，贝利撒留便利用了东哥特军队的弱点采用突袭战法对敌军造成了重创。
在得知玛尔提努斯（Martinus）和瓦列里安（Valerian）的援军抵达后，贝利撒留派他的贴身卫士图拉真（Trajan）率二百名骑兵占据离敌军营地不远的一座小山，并指示说“如果敌人向他们发动进攻，则他无论如何不要同敌人展开白刃战，也不要用短剑或投枪战斗而只用弓箭。……在作出了这样的指示之后，他便准备了射箭的器械并且安排了精于使用这种器械的人”[37]，东哥特军队发现拜占庭骑兵后，便组织队伍冲出营地迎战。而拜占庭骑兵队居高临下利用弓箭射击敌军、并利用骑兵的机动性且战且走，对敌军造成极大伤害，“而由于他们是向着密集的大群人马射箭，所以射出的箭大部分都能以射中一个人或一匹马。……而哥特人则紧紧地追在他们身后。但是当哥特人逼近工事的时候，操纵器械的人使用器械向他们射箭，蛮族吓坏了并且放弃了追击。据说，在这一战斗中哥特人阵亡的不下一千人”[38]，随后几天内贝利撒留又两次使用同样的战法，通过这三次出击以极其微小的代价杀死了四千左右的敌军。被挫败的维提吉斯也打算效仿贝利撒留的战法，但他“并没有考虑两军在武器装备和战斗经验方面的差别，而认为只要他用一小支部队向敌人发动进攻便也可以十分轻易地给敌人造成惨重的损失”[39]，派遣了五百名骑兵同样占据高地对拜占庭军发起进攻，但却在拜占庭军队面前败下阵来，贝利撒留“选出了由贝撒斯率领的一千人，要他们对敌人展开战斗。这支队伍把敌人团团地包围在中间，一直不断地由背后向他们射击，从而杀死很多人，并通过向其余的敌人逼近而使他们不得不离开高地。结果在实力并不均衡的两支队伍之间发生了一场白刃战，而大多数哥特人被杀死，只有不多的人得以逃脱返回自己的营地”[40]。三天后，维提吉斯又派了五百骑兵向贝利撒留进攻，但这支军队再遭败绩、被拜占庭骑兵部队全歼。至于拜占庭军队的胜利之道，我们可以从贝利撒留的自述中找到答案：“实际上所有的罗马人和他们的联盟者匈人都是武艺精良的马上射手，但是在哥特人方面却没有一人有这方面的经验，因为他们的骑兵习惯上只使用长枪和剑，而他们的弓手是徒步作战的并且要有重武装士兵的掩护。因此他们的骑兵，除非是进行白刃战，便没有办法保卫自己使不受作为弓手的敌人的伤害；因此他们很容易被箭射中殒命；至于他们的步兵，他们也根本没有力量向骑马的敌人发动进攻”[41]。这正是贝利撒留的过人之处，他不仅深知己方军队的优势所在，而且能以此针对敌军的劣势进行打击，以积极的进攻将压力转移至敌方，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诚如李德哈特所言：“他的最大特长就是能把他自己的劣势变成优势，而同时又把敌人的优势变成劣势。此外，他的战术具有间接路线的特征——先使敌人丧失平衡，然后使敌人战线上接头的地方暴露出来，成为一个可以攻击的对象”[42]。

完毕。。自挽一下

Mark

虽然不懂，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