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 先秦到汉朝的国民性变迁-----------转载（作者忘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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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先秦到汉朝的国民性变迁-----------转载（作者忘了）[第1页]

作者:我问问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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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秋时代的“贵族精神”
对于贵族精神，中国人已经很陌生了。虽然现在许多别墅小区，都起名“贵族苑”“贵族庄园”“傲城尊邸”之类；虽然今天的中国人开始崇尚所谓“贵族”生活，但是很不幸，大部分人所理解的贵族生活，就是住别墅、开宾利车、打高尔夫，就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春秋时代的“贵族精神”

春秋时以车战为主，因此必须选择好一处平坦开阔的地点，双方约好时间，大致同时抵达，等列好队伍之后，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这就是所谓的“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
这种战争，更像体育比赛，要遵守一定的次序。《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记载的宋国公子城与华豹之战十分典型。双方战车在赭丘相遇，华豹张弓搭箭，向公子城射来，结果却偏离目标。华豹动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见，对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为鄙！”意思是战争的规则是双方一人一箭。你射了我一箭，现在应该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规则，岂不太卑鄙了！华豹闻言，就放下弓，老老实实地等公子城搭弓，结果公子城一箭射死了华豹。史书并没有嘲笑华豹愚蠢，相反却肯定他以生命维护了武士的尊严。
在今人看来，这些老祖宗在战场上的表现似乎太迂阔了，其实不然。因为春秋以前的作战方式和战争理念都与后世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时期的军队都是以贵族为主体，战士人数不多，几百辆战车而已，每次战争一般不超过一天。因此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绅士间的决斗。贵族们在战争中比的是勇气和实力，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正如徐杰令所说：“春秋战争礼最大的特点，在于讲究承诺，遵守信义，不以阴谋狡诈取胜。”宋襄公所说的“不重伤（不让人二次受伤，就是不攻击伤员），不禽二毛（不俘虏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对方没有排好队列时，本方不能进攻）”，和《淮南子》所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战争规范。
不仅那时的战争规范今人已经十分陌生，那个时代战场上贵族们的风度和言辞，更是今天的读者难于想象的。《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述了晋国和楚国在鄢陵打的一场大仗，让我们看到春秋时代的“战争”是多么彬彬有礼。史书的原文是：“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
也就是说，在这次战斗里，晋国的大将军郤至前后三次遇到了楚共王。他每次见到楚共王，都脱下头盔，趋避到一边，以表示对楚共王的恭敬。楚共王很欣赏这位晋国将军的风度，派工尹襄赠给了郤至一张弓，并说：“方事之殷也，有韦（红色皮革）之跗注（绑腿），君子也。识见不谷（国君自称）而趋，无乃伤乎？”
意思是：“战斗正激烈的时候，我看到有位打着红色皮绑腿的有礼貌的人。他一见到我，就遵循礼节疾步而走，让他受累了！”

郤至怎么回答？《左传》说：“郤至见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现在穿着）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作揖）使者。’”
意思是郤至接见了工尹襄，脱去了盔甲，听他传达楚王的话，回答说：“您的外国臣子郤至，奉了我国君主的命令作战，在战场上正穿戴着盔甲，不能下拜。承蒙您派人慰问，我心里实在感到不敢当。因为在战斗当中，只好对您的使者行个敬礼了。”说完，对工尹襄作了三个揖就走了。
正如这个故事所表现的那样，即便是血腥的战争中，优雅仍然是春秋时代贵族的基本追求。虽然彼此的目的都是击败对方，但他们言辞却仍然处处得体。郤至对敌国君主不失尊敬，而楚王在危难之际，竟然也不忘去褒扬对手，并派人给他送去礼物。正如钱穆先生所评价说：“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在战争中，尤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让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
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就可以了解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并非是心血来潮。作为殷朝贵族后代、从小受到严格贵族教育的宋襄公，讲究贵族风度是他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观念。在战争中，他既要取胜，也要赢得“漂亮”、赢得“合理”、赢得“高贵”。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风度大于胜败。那些今天看起来迂腐的礼仪其实不仅仅是仪式和礼节，更是一个阶级不可更改的文化信念。宋襄公的“愚蠢”，其实是那个时代贵族风度的光彩流露。
其实有很多史书肯定了宋襄公的做法。比如《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对此事的评价是：“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认为即使周文王遇到这种情况，也不会比宋襄公做得更好了。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就是说宋襄公虽然失败了，但是很多君子认为他值得赞扬，他们感叹在礼义缺失之时，宋襄公却依然秉持礼让精神。
直到宋代苏轼的《宋襄公论》，才开始以成败论英雄。苏轼以反传统的姿态指出，不论如何，兵败于楚，就是宋襄公的罪过：“至于败绩，宋公之罪，盖可见矣。”当然，历代批判宋襄公的言论以毛主席那句名言为登峰造极。后代中国人对宋襄公的唐突，其实证明了贵族传统在中国大地的断裂。

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这种战争简直就像小孩子过家家。其实这种“可笑”的场景在中世纪欧洲贵族的王位之争中也经常能看到。
1135年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外孙亨利二世和外甥斯蒂芬都认为自己有权继承英国王位，斯蒂芬抢先一步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不服，从此领兵前来争夺王位。在第一次王位争夺战中，年仅十四岁的亨利二世经验不足，准备不充分，还没开战军队就没有粮饷，陷入饥饿，困窘之下，他居然向敌人斯蒂芬请求支援。而斯蒂芬呢，居然也就慷慨解囊，借钱让亨利二世把饥饿的雇佣军打发回家，第一次战争就这样可笑地不了了之。
数年之后，亨利羽翼已丰，卷土重来，双方再次展开大战，这次亨利很快取得胜利，斯蒂芬俯首投降。然而，双方谈判后达成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双方约定，斯蒂芬继续做英国国王，不过宣布亨利二世为他的继承人，一旦百年之后，由亨利二世登基。
另一场王位争夺的结局更富于戏剧性。英国爱德华三世的两个儿子兰开斯特公爵和约克公爵的后代都对英国王位发生了兴趣，两个家族各拉一批贵族，发动了内战。因为兰开斯特家族的族徽是红玫瑰，约克家族的族徽是白玫瑰，所以这场战争被称为玫瑰战争。战争的结局是不打不成交，两大家族在战争中打出了感情，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第七，娶了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宣布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家族合并，结束了玫瑰战争，也结束了兰开斯特和约克王朝，开创了都铎王朝。
这些故事反映出，贵族时代的战争与平民时代有明显不同。贵族间的战争一般并不以杀戮和彻底征服为目的，只为分出胜负。所以战争一般点到为止，给对方留足面子。在战场上，大家是敌人，下了战场，大家仍然是朋友。
五
多年思想政治课教育的结果是，“贵族”在我们的头脑中成了一个负面的概念，它意味着铺张奢侈的生活和抱残守缺的价值观。其实，贵族们固然有保守、特权的一面，也有优雅、超越和勇于承担的一面。
贵族精神的第一条就是勇敢。俄罗斯贵族有为国献身的光荣传统，几乎每个贵族都会把孩子送去当兵，沙皇也经常亲征。《战争与和平》中，贵族安德烈将要走上战场，抵抗拿破仑的侵略。他的父亲老公爵对他的嘱咐是：“记住，安德烈，你要是战死了，我会痛心的，可是假如我知道你的行为不像是我的儿子，我会感到羞耻！”安德烈最终因在战场上负伤而死。

因此，贵族文化想要产生和传递下去，首要条件是稳定性。
贵族家族的分家方式保证了其稳定性。贵族们分家采用长子继承制，即由长子承袭所有家产，别的孩子没份。这是因为贵族的爵位是没法分的，父亲是公爵，不可能十个儿子个个是公爵，所以爵位只能给一个儿子。有了爵位，就要有与之相配套的土地和财产，所以贵族家的土地不能像老百姓家那样，一分十份，一人一份。儿子们都要争，怎么办？那就法定下来，只给长子。所以就形成了长子继承制。
长子继承制使得贵族家族能保持高度稳定性。英国大贵族往往能存在几百年。1764年，约翰·道尔利普尔估计，大约50%的英格兰地产是根据旧的财产继承制代代相传的。百年之后，法国学者希伯利特·泰纳访英后总结：“多数古老的地产是借助长子继承制法则保存下来。”
这种稳定性是贵族精神产生的容器。只有贵族阶层能提供代代相传的、不间断的、高质量的贵族教育。春秋时代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都是贵族的课程。礼乐指礼仪和音乐歌舞。射御指军事技能，因为春秋时代战争以车战为主，驾车、射箭的技术是武士所必备。书数是指语文和数学。从“六艺”的内容看，它既重视文事，也重视武备；既训练人的外在行为规范，也陶冶人的内在精神情操。这种贵族教育设计是相当均衡而合理的。而在欧洲，贵族的孩子在十岁左右就会被送到比自己家庭高一级的贵族家中充当仆童，接受礼仪教育，观摩骑士比武和训练。
稳定性、优裕的、超越了功利追求的生活条件，使贵族的生活“并不仅仅是一种比普通的生活更舒适、更无忧无虑或更高贵的生活，它是一种质量完全不同的生活。它之所以是‘得体’的，是因为它达到了这一程度--由于已经拥有了纯粹的生活必需品，由于已经从劳作中解脱出来，并且克服了所有生物对自身生存的内在的迫切需求，生物性的生活进程不再受到制约”。（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据说欧洲贵族家庭一个贴身女仆在文艺方面的知识比后来的专业人员还要丰富。在不必为衣食甚至功名烦忧的前提下，贵族们开始追求更高境界的东西，在这种追求中体现出人之为人的高贵之处。诗人叶芝认为，只有贵族社会才能产生伟大的统治者和廉洁的政府，才能保护艺术，因为贵族阶级不再贪图财富而且深明礼仪，所以他们才能使艺术家有闲暇来从事创作，使公众有文化修养

当然，过分的稳定和过于严格的礼仪约束，会使一个社会失去活力。春秋时代中国之所以能够生机勃勃，绚丽多彩，是因为列国竞争的环境，使得春秋时代远比西周时代的空气更为自由。
在西周前期，在分封制基础上的大一统运转良好，秩序井然，纪律严明，社会安定，堪称“盛世”。然而人们的创造力和活力也被重重礼制严重束缚住了，除了一个周公，西周前期并没有出现伟大的思想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诸侯与周天子之间的血缘联系越来越淡漠，周王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中国进入了春秋战国长达数百年的动荡期。在这个动荡时期内，王室衰微、“礼坏乐崩”。多极的政治格局和激烈竞争的社会环境，使各国统治者急于延揽人才，人才可以四处流动，从贵族、士人到普通农民，人人都拥有逃亡的自由，或者说用脚投票的自由。孔子见七十二君，就是说孔夫子他老人家走遍了七十二个国家。由此造成社会控制的松弛，人的身份不再是不可松动的禁锢，人的精神首次获得空前的自由发展空间。同时，正如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所说：“周既不纲，权利四散，游士学者，各称道其所自得以横行于天下，不容于一国，则去而之他而已。故仲尼见七十二君，墨翟来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谓‘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言论之自由。至是而极……岂所谓‘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者耶？”
而随着严格等级秩序的破坏，贵族精神逸出了上层社会的樊篱，流布到社会各个阶层，与社会底层的草根活力和创造力结合起来，激活了整个社会的能量，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可复制的黄金时期。
首先从贵族精神中汲取营养并推陈出新的是士人阶层。春秋时期，夏商周时代留下来的典籍不再是贵族的专利，普通人也有机会接受教育，进行精神上的探索。春秋时代的“士文化”，可以说是贵族文化的一种延续。事实上，百家争鸣之中，那些起自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惊人智慧并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他们接续的、依赖的精神资源是旧有的贵族文化。钱穆先生说：“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此下战国兴起，浮现在上层政治的，只是些杀伐战争，诡谲欺骗，粗糙暴戾，代表堕落的贵族；而下层民间社会所新兴的学术思想，所谓中国学术之黄金时代者，其大体还是沿袭春秋时代贵族阶级之一分旧生计。精神命脉，一气相通。因此战国新兴的一派平民学，并不是由他们起来而推翻了古代的贵族学，他们其实只是古代贵族学之异样翻新与迁地为良。”

然，士人们在贵族文化的基础上生发出许多崭新的内容。士人们的心灵冲破了三代的鬼神崇拜枷锁，在精神的天空中自由地翱翔。许多底层人士可以以智慧和知识为资本，抗礼王侯，主宰着自己的命运。因此他们一个个活得顶天立地。他们第一次真正体验到了自主的欢欣和自由的快乐，也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论语》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们坚持以自我的价值判断为标准，不屈从于任何权威，如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许多人宁愿舍弃富贵，也要追求人格的独立。比如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齐国於陵子仲“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是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
除了士人阶层，其他阶层在春秋战国时代也产生了强烈的独立意识和人格追求。在春秋以前，自由、独立这些词是不属于贵族之外的其他群体的。到了春秋战国，在那些底层社会的人才终于不再受制于身份的限制，而是可以以自身本领为资本，主宰自己的命运。
春秋时晋国的栾氏家族，依仗有一个著名的勇士督戎，公然与国家作对，相国范宣子为此事极度烦恼。范宣子有一个奴隶名叫斐豹，主动向范宣子请缨，说我可以替你杀了督戎，但条件是你要给我自由。
范宣子大喜过望，马上同意了这一要求，并且对斐豹发誓说：“而杀之，所不请于君焚丹书者，有如日！”就是说，我当着太阳发誓，你杀了他，我一定上奏国君，把记载你奴隶身份的档案烧掉。在随后的决斗中，斐豹杀掉了督戎，为自己赢得了自由。
从这个故事之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社会地位最卑微的奴隶，在春秋战国时代也可以凭自己的本事来改变自己的地位。斐豹敢于和堂堂一国之相来面对面谈判，向他的主人开出交换条件，凭的是他的能力。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被解放的奴隶，斐豹身上体现了早期中国底层社会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贵族等级制度的反抗。而范宣子也为这个奴隶的气度所折服，不但接受了他的条件，还向他起誓遵守。这说明那个时代有作为的政治家的共同特点是识时务和通达。

让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侠客的故事：晋人豫让本是大贵族智伯的家臣。智伯的对手赵襄子除掉智伯，为了泄愤，又把他的头颅做成溲器。豫让十分生气，他为了给故主报仇，混进赵府做仆人，想趁机杀掉赵襄子，结果提前暴露了身份，被抓住了。赵襄子得知了豫让为主复仇的动机，感于他的忠义之心，居然把他给放了。
然而豫让仍不死心，于是拿漆涂在身上，使自己身上长满了恶疮，又生吞木炭，让声音变得嘶哑。用自残的方式，化装易形，再次去刺杀赵襄子，结果还是被抓住了。赵襄子说这回我不能再放过你了，你死前有什么要求就说吧！
豫让说，我只想刺你的衣服几剑以尽我对智伯的心意。于是赵襄子就把外衣脱下来给他，豫让对这件衣服连刺三剑，伏剑而死。
很多人对豫让的举动不解。因为豫让当年也曾为范家、中行家效力，这两家都被智伯灭了。在临死之前，有人问豫让：“你当初不为范家、中行家报仇，反倒为智伯卖命，为什么今天智伯被人灭了，你就非要为他报仇？”
豫让回答说：“当年范家、中行家对我并不礼遇，而智伯待我像对待国士，我自然要用国士的行事方式来报答他。”
豫让的这一句回答，开了两千年来“士为知己者死”的滥觞。豫让认为，自己不是任何一个贵族的附属品，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们之间就只有利益关系，人走茶凉。而如果你承认我的人格与你平等，对我以礼相待，那么我愿意为你这份尊重献出生命。归根结底，豫让所追求的，是等级社会里平民的个人尊严和自我价值的体现。在这个时代，平民阶层首次开始用自己的价值标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再被等级和身份意识牵着鼻子走。

有这种人格追求为基础，春秋时代的侠客们把中国侠文化的精神发展到了极致。《史记·游侠列传》对“侠”的基本特征做了描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尊严，是侠客们的眼珠。
侠义精神是贵族精神在另一个方向上的延伸，它们在许多方面都是共通的，那就是对义与名的珍视，对忠和信的珍视。在春秋时代有一个大臣叫赵宣子，他是晋国的大臣。刚好那时候晋灵公在位，晋灵公年纪不大，还小，很不听话，赵宣子就常常直言不讳地劝他的君主。结果晋灵公居然起了歹念，派杀手　（一个很有力气的人）刺杀。　在凌晨到了赵宣子的家里。结果翻墙一看，赵宣子居室内灯火通明。赵宣子起得太早，已经把整个朝服穿得整整齐齐，正襟危坐，在闭目养神。他这种仪容、威仪，　一看非常感动，他认为这个赵宣子在无人见到的地方都如此恭敬，想必在有人的时候也都一定是非常认真地办理国事。这样的人绝对是国家的栋梁，是人民的主人，我不能杀他。杀了他，我就不忠了。可是因为是晋灵公交代他的事，假如他没有做，他就不信（没守信用），所以　当场就对着那棵槐树撞头自尽。
读这些春秋故事，你会惊异于他们的单纯和透明。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人，活得有声有色，死得爽快清白。在后人看来，他们也许有点稚拙，有点简单，但却像少年人一样让人感觉到生命的挺拔和亮丽。春秋时代的主要创造力出现在底层贵族，也就是士人阶层。
因此，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上升时代，虽然战乱不休，但社会仍然发展迅速，大型都市接连出现，新鲜事物层出不穷。这是一个英雄时代，在大竞争、大动荡的背景下，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外交家辈出，导演了一出出惊心动魄、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书写了政治大变革、军事大兼并、外交大纵横、民族大融合的辉煌景象。这是一个创造时代，人们思想解放，智慧勃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大的学派。进入思想青春期的他们充满了创造的冲动和诉说的欲望，在早期中国文明史的天空中喷发成一道道绚丽的朝霞。那是中国漫长文化史上唯一可以证明中国人拥有不逊于甚至超过其他民族的思维强度、力度、穿透力、创造力的时期。“春秋战国是中国人最能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每个人都可能对中国历史的未来做出决定性贡献。”

可以与皇权相抗衡的力量对皇权进行有效制约。皇帝可以任意侵犯任何一个阶级的利益。一切利益都依靠皇帝的恩赐，一切权利都变得没有保障。
皇帝制度的另一个特点是大一统。只有在皇帝制度之下，才真正做到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秦始皇以前，中国社会虽然动荡、混乱、征战不休，但是却是自由、开放、多元的。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个国家实现不了自己的抱负，感觉这个国君不尊重知识，不尊重文化，他可以到另一个国家去施展。现在他没别的选择了，他只能生活在一个皇帝的统治之下，他没有了逃亡的自由，失去了用脚投票的权利。
至于那些社会底层的人，当然地位更为恶化。一个国家的国王过于残暴，国民可以选择向别的国家逃亡。因此国君们都不得不多多少少自我克制一些。而现在，全天下的人没地方可逃了。他们只能听任秦始皇一个人作威作福。
统一了天下的秦始皇视天下人为自己的猎物。他的老师韩非子告诉他，人是一种本性卑劣的动物，他们渴望的只有利益而惧怕的只有暴力，所以，人不值得尊重也不能相信。统治天下的方法就是“执长鞭以御宇内”，用法、术、势来束缚和操纵，就像对待拴在车子前面的牲畜一样。秦始皇是靠军队，靠征服取得成功的，所以他相信暴力和恐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个历来被中国人视为雄才大略的人用长城和大海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囚禁猎物的大监狱，用依靠枪杆子和严刑峻法，把所有猎物都变成了劳工，变成了为他驾车的牲畜。在这个过程中他只遇到了一个麻烦，那就是人民是有思想的。于是他“焚书坑儒”“以吏为师”“以愚黔首”，全力取消民众的思想自由，终于达到“偶语者弃市，腹诽者诛，道路以目”的程度。
皇帝制度的发明，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在皇帝制度下，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权力，都为皇帝一个人所垄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为皇帝一个人所牢牢控制。它通过空前严密而有效的专制体制抑制了社会活力，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在此后的两千年间，中国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再没有出现一个可以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会制度也没有出现一次大的创新和变革。中国人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了无新意的一治一乱中挣扎，“奴隶性格”和“专制性格”日益发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辅相成的两个突出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国民性劣化的第一个推手是秦始皇。

楚汉战争中，刘邦被杀得大败，带着一对儿女和谋士滕公坐着一辆大车逃跑。为了让车子跑得快点，刘邦好几次把两个孩子推下车，都被滕公又拉了上来，气得刘邦“欲斩之者十余”。公元前206年，楚汉交战，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当了俘虏。项羽在军前架起烧锅，把刘邦的父亲放在案板上，要挟刘邦说，再不投降，我就把你老爸下了油锅。谁知刘邦居然嬉皮笑脸地说，当年咱俩曾结拜为兄弟，所以我爸就是你爸，今天哥们儿既然打算把咱爸烹了，可别忘了给兄弟我留碗肉汤。项羽见刘邦一副流氓腔，没有半点办法，只好拉倒。
项羽祖先是战国时代的贵族，他身上残留着贵族的高贵和高傲，是一个个性分明的伟丈夫。楚汉战争当中，一次两军对垒，刘邦手下一个神射手叫楼烦，连射死楚军三员大将。项羽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自己站出来了。“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就是说，楼烦想射项羽，项羽往那儿一站，眼睛一瞪，大吼一声，楼烦吓得屁滚尿流，跑进军营当中再也不敢出来了。
乌江之战的结果更说明了项羽身上难以化解的贵族精神。乌江之战，项羽本有机会逃亡，因为当项羽来到乌江边时，有一条船在那里等他。驾船的乌江亭长早早等在那里，一心要营救项羽。他对项羽说，现在整个乌江之上，只有臣这一只小船，请大王立即上船，汉军无论如何追不过江的。江东虽小，地方千里，数十万人，完全可以在那里再成就霸业。然而项羽却谢绝了亭长的好意。他只是请亭长把他心爱的战马带过江去，自己却和随扈亲兵全都下马步行，冲入重围，同前来追杀的汉军短兵相接。这无疑是一场寡不敌众的战斗，也是一场无济于事的战斗。项羽受伤十多处，最终不支，自刎身亡。项羽以战死这种方式，维护了他最后的尊严。如果放弃战斗，举手投降，那就不是项羽了。
项羽死得很光荣，然而这个光荣掩盖不了这样的事实：贵族精神和流氓精神斗争的结果，是贵族精神失败了。贵族太好面子，太讲规则，而流氓则更厚黑。在一个恶化的生存环境中，后者当然更有竞争力。项羽的死，象征着贵族精神的失败。满嘴粗话的地痞刘邦的胜利，宣告了中国人精神上的第一次劣化。他证明，项羽式的高贵、矜持、理想主义已经不适于中国，而随机应变、不择手段的卑劣之徒却能脱颖而出。从那时候起，中国式竞争就变成了比谁更痞，谁更赖，谁的脸皮更厚，谁更残忍不在乎。

留名。

精华

孔子周游列国，都推行周礼，各国的君王都不接受他那一套，更别说现在了，时势而已

早先的社会秩序。。贵族是兵蜂，庶民是工蜂。

绝对的好帖！！一口气看完，可惜现在的中国人再也无法达到那时的境界了！

楚人是最后的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