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 诸葛亮北伐之军事篇[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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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诸葛亮北伐之军事篇[第1页]

作者:井盖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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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地址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84849-1.shtml
敬作者鱼歌唱碗
本文在鄙人看来可谓对诸葛亮北伐不吹不黑而充满敬意的典范

二　北伐大战略
　　隆中对策时，诸葛亮所构想的北伐方略是，在“跨有荆益”之后，以一军出宛洛，一军出秦川；但现在荆州已然丢失，蜀汉如断右臂，以一军出宛洛已成泡影。在东部方向，只有通过盟友孙权“掎角其后”作部分的弥补。蜀汉的北伐方向只有秦川一途了。要从巴蜀“还于旧都”，必须先取关陇作为阶段性的目标；要实现这个阶段性目标，又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一种是循当年刘邦之旧辙，直接越秦岭而攻关中，一种是先取陇西，再取关中。
　　此处便涉及一段公案，即魏延提出的建议――自己率偏师出子午谷，径袭长安；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以定关中。诸葛亮未采纳这个建议，第一次北伐选择了出兵陇西。后世在评论诸葛亮用兵时，常拿这个公案来作为诸葛亮用兵不擅长出奇制胜的例证，也作为坐实陈寿所论诸葛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例证。后人更以“蜀相不敢走子午，魏将偏敢袭阴平”这样的诗句以讽诸葛用兵过于谨慎。
　　我们先将这段公案辨明。魏延的这个建议，见诸鱼豢的《魏略》。唐初修《隋书》经籍志，录有此书；刘知几在《史通》外篇《古今正史》中说，“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刘知几曾供职史馆，当是见其全书。此书后世亡夫，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有裴注中保留的内容。裴松之注引《魏略》，最晚的一笔为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257年）车驾过项城祭祀贾逵，见贾逵传。刘知几说《魏略》“事止明帝”，当是指其纪的部分。曹魏三少帝中，齐王曹芳被废，高贵乡公曹髦被杀后，司马昭亦以皇太后名义将其废为庶人，鱼豢当时著史，恐难为二人作纪；陈留王曹奂逊位禅让给司马氏，这已是鱼豢著《魏略》以后的事。裴松之注引《魏略》对高平陵事件及齐王之废补充资料甚多，而对高贵乡公曹髦被杀一事则无只言片语。鱼豢在魏时私撰《魏略》，时间大体应在高贵乡公曹髦在位期间。此时，蜀尚未亡。可知鱼豢叙述蜀汉之事，不是根据灭蜀之后所获取的资料。《魏略》关于魏延与杨仪之争的记载，裴松之已辨明“此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蜀汉内部关于出兵方向的决策讨论乃属高度机密的军国大事，曹魏方面如何可能得知？鱼豢又如何可能得知？《魏略》为曹魏的历史补充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而叙述蜀汉之事，裴松之不是辩其为“妄说”，就是指其为“乖背”（注：见《蜀书》所注引的《魏略》中的资料。前者如叙述后主身世；后者如将刘备三顾茅庐叙述为诸葛亮先见刘备。），其原因即在于资料来源的局限。
裴松之为魏延传所补注的两则资料竟都出自《魏略》，显示曹魏方面在当时即密切地关注过蜀汉的政情。在继丞相亡故之后，蜀汉又有魏延之死和杨仪之废，这些究属政局波动。蒋琬传中叙述此间形势时说，“时新丧元帅，远近危悚”。在蜀汉内部，民间可能有过一些传言，这些传言有实有虚。鱼豢有关魏延建议以偏师出子午谷的说法，应该是曹魏方面为关注蜀汉政情而打探到的传言。魏延或许对自己的属下说过此类方案，以纾解“叹恨己才用之不尽”的怨望。此类说法经由他属下溃散的士卒流为民间的传言而为曹魏方面打探到。
　　单就鱼豢叙述的这个方案而言，该方案对于曹魏在军事上作出反应的速度的判断也是错误的。诸葛亮出兵陇西，三郡叛魏而响应，但诸葛亮尚未来得及收取三郡，阻断魏军上陇之路尚未守固，张郃之军已抵街亭。长安为曹魏五都之制中的西京，该方案拟以一万人径袭长安（精兵五千，负粮五千），既要指望夏侯楙弃城逃走，还要指望诸葛亮大军能在曹魏大军入援关中前赶到长安，殊不现实。

第一次北伐受挫后，除该年冬天临时发起而出兵散关外，是后两年，先后两次以偏师出陇西，建兴九年大举时，又出陇西。此次大举，诸葛亮以新发明的木牛运输粮草。此事显示出，经过几次出兵，粮草运输方面的困难给蜀汉北伐造成的制约，日显突出，所以诸葛亮亟于改进其运输方式。因为这层因素，优先占领陇西的必要性进一步增加。
　　陇西与汉中、关中的位置关系，以及陇山左右的山河形势，决定了陇西在诸葛亮北伐战略中的突出地位。陇西地势明显高于关中、汉中与蜀地。渭水、白龙江、西汉水等河流均发源于陇西。渭水东流下陇山，穿越关中腹地，旁经长安，汇入黄河。白龙江南流，汇入嘉陵江，穿越蜀汉腹地。西汉水东流汉中。据考，西汉水原为汉水上游，后世河流改道才转而南流，汇入嘉陵江。（《华阳国志》卷二　汉中志　注四　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1版）这些河流穿切山地而形成的河谷低地提供了陇西与关中、汉中及蜀地之间的往来通道。这些河道本身可资水运。从汉中沿西汉水而上陇山，地势相对较为平易，水道运输亦相对平易。
　　蜀汉占领陇西，可以变换战争策源地。以陇西为根据地，东下关中，继而东出潼关以趋中原，均成高屋建瓴之势；从渭水到黄河一线的水运，亦为便利。所以，鱼豢在《魏略》中的那段叙述――诸葛亮认为出子午谷道太冒险，不如出陇西，“安从坦途，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不妨视为曹魏方面基于打探到的一些信息而对诸葛亮决策意图所作的推测。这一叙述倒是反映出曹魏方面认识到了陇西在魏蜀战争中的地位。
　　诸葛亮第三次大举，选择了出关中，但其意图仍在陇西。诸葛亮出斜谷而抵渭南，与司马懿相拒。司马懿预计诸葛亮会直接东进以求决战，魏将郭淮却认为，诸葛亮西上五丈原，是意在陇西，因而建议抢在蜀军之前占据北原。郭淮说，“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断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家之利也。”（《魏书》　郭淮传）郭淮率军连夜占据北原。蜀军数争北原而未得，东阻于司马懿，北阻于郭淮，才转而屯田，直至诸葛亮病逝。郭淮准确地预见到诸葛亮此次出兵，先上五丈原，再争北原，其意图在于先行阻断陇西与关中之间的联系，再割占陇西。
　　诸葛亮几次出兵，均以占领陇西为目标。这还只是其北伐大战略的一部分。《汉晋春秋》载：
　　亮围祁山，招鲜卑轲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应亮。
　　史书简略，诸葛亮联络鲜卑轲比能一事几乎不被史家所注意；《魏书》牵招传的记载印证了此事及对曹魏构成的威胁。牵招传载：
　　招以蜀虏诸葛亮数出，而比能狡猾，能相交通，表为防备。议者以为悬远，未之信也。会亮时在祁山，果遣使连结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与相首尾。
招以蜀虏诸葛亮数出，而比能狡猾，能相交通，表为防备。议者以为悬远，未之信也。会亮时在祁山，果遣使连结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与相首尾。
　　自曹操斩蹋顿单于而重挫乌丸（亦作乌桓），鲜卑在塞外崛起。魏初，鲜卑大人步度根、泄归泥与轲比能内争，率三万余家内附，轲比能则雄长塞外，频频袭扰曹魏北境。《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载：“轲比能本小种鲜卑，以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众推以为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旌麾，以鼓节为进退。”轲比能强盛时，“控弦十余万骑”。轲比能遂成为继匈奴冒顿、乌丸蹋顿、鲜卑檀石槐之后的又一代塞外名王，且其部落有相当程度的汉化，故能纵横塞外，成为曹魏北境安全的一大威胁。太和二年（228年），轲比能率三万骑兵，围曹魏护乌丸校尉田豫于故马邑城。这年，诸葛亮第一次出兵北伐。
　　牵招传中既言“诸葛亮数出”，又言“亮时在祁山”，可知诸葛亮遣使连结轲比能，时间是在建兴九年（231年）第二次大举出陇西之时。传中又言轲比能曾率大众“至故北地石城，与相首尾”。此言故北地，是指汉代的北地郡。曹魏雍州有北地郡，与陇上的安定郡、关中的新平郡和冯翊郡相接。但曹魏的北地、安定二郡都较逼仄，其原因在于，经过汉末的衰乱，北方人口锐减，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大幅南移。曹操在汉末即裁撤、合并了北部的许多郡县。较诸东汉，曹魏的北境已大大地向内收缩。山西雁门关以北，关中北部及宁夏等地，均弃为胡羌杂居之区。北地、安定以北，即为胡羌杂居之地。
　　轲比能率大众至故北地石城，与诸葛亮遥相呼应。牵招传载，“（魏明）帝乃诏招，使从便宜讨之。”显然，曹魏决策层认识到了，轲比能若与蜀汉相接，整个西北两面的形势将会非常不利。轲比能后来退还漠南。青龙元年（233年），轲比能又诱使内附的步度根叛魏，并州刺史毕轨派将军苏尚、董弼击之。魏明帝曾下敕告诫毕轨，“以出军者慎勿越塞过句注也。”（《魏书》明帝纪　青龙元年）句注亦称勾注，即雁门关所扼守的山地险要，也是曹魏在并州的北部边境。魏明帝告诫毕轨不要出境作战，但敕书下达时，毕轨已经出境。双方战于楼烦，魏军大败，二将被杀。可见轲比能对曹魏北境构成的威胁。青龙三年（235年），幽州刺史王雄派刺客刺杀了轲比能。
史书简略，不知轲比能退还漠南与诸葛亮在那年夏秋之际的仓促撤军有无关联。但可以想见，诸葛亮在祁山遣使连结轲比能之时，他面前的北伐形势图上，豁然展开这样一种前景：曹魏与吴蜀对抗，以合肥、襄阳、祁山三城所支撑的战略防御体系（魏明帝曾言：“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资治通鉴》卷七十二魏纪四　明帝青龙二年），屏护五都――洛阳、谯、许昌、长安、邺城――所支撑的中原腹地。蜀汉若割断陇西，打通单薄的北地、安定二郡，即能与轲比能的鲜卑势力相接。以轲比能“控弦十余万骑”的实力，加诸游牧民族在作战流动性上的优势，足以袭扰曹魏的整个北境。南面自三峡以下则有盟友孙权“掎角其后”。这样，北、西、南三面形成一种连贯的态势，从外围压缩曹魏的空间。蜀汉在占领陇西之后，可以沿渭河－黄河这条轴线，从陇西向关中、中原一步步推进。
　　运思于这幅图景之上的即为诸葛亮北伐的大战略。概言之，诸葛亮的北伐大战略：在政治上，以北伐讨贼、复兴汉室的旗帜，提领蜀汉内政，也资号召天下；在军事，鉴于蜀汉国小力弱而时不我待，灭魏分出阶段与步骤；在现阶段，南面结孙权为“掎角之援”，西面则以“西和诸戎”的政策策略，联络动员陇西的诸胡，后更延伸到塞北的鲜卑轲比能，以期对曹魏形成合围之势；蜀汉的北伐大军，则从陇西向关中、中原挺进，以期最终“还于旧都”。

在曹魏毫无战略预警的情况下，在事前联络凉州诸胡得到积极响应的情况下，诸葛亮兵出祁山，即有三郡叛魏响应，蜀汉北伐，开局大好。消息传来，不惟关中响震，洛阳也一时“朝臣未知计所出”。（《魏书》明帝纪注引王沈的《魏书》）魏明帝派曹真督诸军驻郿，派张郃统诸军上陇反击蜀军，魏明帝本人随后亲至长安为后镇。此前，曹真受曹丕遗命辅政，张郃在荆州参与对孙吴的作战。魏明帝此次召用张郃，并未如该年冬再召张郃时那样用驿马――此举意在通过驿传系统以最快的速度将张郃召至前线，军队则就近集结。张郃从荆州战区起程，率步骑五万驰抵陇山西口的街亭，蜀军却既未拿下陇上的重要城池如冀城、上邽，也未堵塞魏军越陇之口，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而蜀军的兵锋竟然远及三郡西面的陇西郡。
　　诸葛亮反思自己未能“临事而怯”，对应的情形是过于乐观。一支军队在出师时“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在遭遇反攻时竟会“众尽星散”，当与这种过于乐观的心理有关。蜀军上下包括诸葛亮本人，可能因开局顺利而滋生出过于乐观的心理，对魏军作出反应的速度未作充分的估计，因而未能明确下一步作战的要点：应该迅速堵塞陇山隘口，阻挡曹魏东部大军入援；至少应该迅速攻取陇上诸城，作为与魏军持久周旋的据点。
　　蜀军攻陇西郡时，曹魏陇西太守游楚激励吏民坚守陇西郡城襄武。《魏略》游楚传：
　　南安果将蜀兵，就攻陇西。楚闻贼到，乃遣长史马顒出门设阵，而自于城上晓谓蜀帅，言：“卿能断陇，使东兵不上，一月之中，则陇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虚自疲弊耳。”使顒鸣鼓击之，蜀人乃去。后十余日，诸军上陇，诸葛亮破走。（《魏书》张既传注引《魏略》游楚传）
　　游楚都能认识到陇右攻守的要点：蜀军能不能占领陇右，最终取决于能不能阻断陇山隘口；若不能阻断陇口，纵然略地，能不能保有，最终仍须决战而定。
　　根据游楚传所提供的材料，我们可对蜀军出祁山后的行动节奏作一个大致的推估。蜀军出祁山后，略地至南安，再转攻陇西郡，“后十余日，诸军上陇”，始有街亭之战。如果诸葛亮在上陇之后即优先选择阻断陇山隘口，自当有充裕的时间，从容经营，作固守之备。那时，即令仍用马谡为先锋，即令马谡仍会出现“舍水上山”、“举动失宜”之类的失误，其实都来得及纠正。看来，马谡统兵去守街亭，并不是诸葛亮上陇之后即作出的部署，而是一个仓促的行动，应该是在魏军反攻的态势明朗后仓促作出的部署。马谡去守街亭，出现“舍水上山”、“举动失宜”之类的失误，也可能与时间仓促有关。
魏军的反应速度却是异乎寻常的快。《蜀书》后主传和诸葛亮传均将诸葛亮出兵一事系于建兴六年（228年）春；《魏书》明帝纪将此事系于太和二年（228年）春正月。明帝纪还载，“丁未，行幸长安”。丁未日为该年二月十七。（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此时，魏明帝本人的车驾都已亲临长安，则曹真、张郃西援的时间必定更早，速度必定更快。
　　虽然派出了马谡去守街亭，诸葛亮似乎仍未认识到陇口的攻守将会是下一步作战的重点。诸葛亮虽然“违众拔谡”为先锋，而没有选用“宿将魏延、吴壹等”，然则“宿将魏延、吴壹等”时在何处？如果陇口的拒守已成为蜀军作战的重点，宿将魏延、吴壹等岂不仍应率军继进？大军岂不仍应朝街亭趋近？陈寿在马谡传中说他“统大众在前”，然则马谡所统究竟有多少人马？魏明帝的诏书中只说“马谡、高祥，望旗奔败”，以其一人守街亭，一人守街亭附近的列柳城，分别为张郃和郭淮所破。王平为马谡副将，所领不过千人。
　　日后诸葛亮反思说，“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蜀书》诸葛亮传　注引《汉晋春秋》）诸葛亮所言兵“多于贼”，应该是指蜀军在陇西的总兵力多于张郃所率的五万步骑。从蜀军兵锋远及三郡西面的襄武看，蜀军分兵略地，比较分散。一旦街亭兵败，诸葛亮即感“进无所据”，甚至放弃了作野战的周旋。可能是因为前线“众尽星散”的乱流，冲击到蜀军整体的军情，蜀军发生崩溃的效应，以至于诸葛亮觉得这场仗无法再打下去，所以全线退兵。
　　战后，诸葛亮除了斩马谡外，还诛将军张休、李盛，夺将军黄袭等兵，可知“兵将不复相录”的溃败现象不只出现在街亭一处。这也可以反证，从派马谡去守街亭到兵败，整个过程仓促到蜀军连作后续反应的余地都没有。
　　蜀军首次北伐在陇西作战的失利，根本原因不在于马谡，而在于没有清晰的作战要点。马谡在街亭的指挥不当，只是让蜀军战略失误的危害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了。当然，如果马谡是一个有经验的统兵宿将，少一些“举动失宜”之类的失误，则多少能迟滞魏军上陇，为诸葛亮调整部署赢得时间。
　　诸葛亮既然选择陇西作为北伐的阶段性目标，当不至于暗昧到不知陇西在魏蜀战争中的地位和攻守的要点。诸葛亮将未能“临事而怯”作为兵败的原因之一，合理的解释是，在开局顺利的大好形势下，蜀军从上到下滋生一种过于乐观的情绪，以为可以从容略定陇西，再转身堵塞陇坻，面向关中；对魏军的反攻――尤其是魏军作出反应的速度――未作充分的估计，未能优先选择阻断陇山隘口，以至于让大好的北伐形势转瞬即逝。

这是对蜀军在陇西作战部分的战略检讨，但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作战区域还不只是陇西，东线还有赵云、邓芝出斜谷。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取郿，派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箕谷与斜谷相距不远，一为箕水河谷，一为斜水河谷，谷口皆在秦岭北麓。赵云所统偏师的进军路线为褒斜道，可能是在相持的过程中，因地取势，转据箕谷。赵云率军出斜谷，示形于关中，牵引曹真屯驻于郿。郿城正对斜口。
　　蜀军在陇西兵败时，箕谷之师亦遭失败，只是损失不如陇西那么大。赵云传载：“云、芝兵弱敌强，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不至大败。”赵云在战后被贬为镇军将军。
　　对蜀军箕谷失利的战略检讨则涉及诸葛亮用奇的问题。诸葛亮用兵，并非没有用奇。第一次北伐，即以大军出陇西，偏师出斜谷，此即奇正之用；但自此以后，诸葛亮确实放弃了用奇。
　　诸葛亮第二次出兵陇西之时，张郃曾提议分兵驻雍、郿。《汉晋春秋》载：
　　郃欲分兵驻雍、郿，宣王曰：“料前军能独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擒也。”遂进。（《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这段话作为司马懿兵略而载诸史册，张郃的分析意见却看不到。若只顺着司马懿的话意理解张郃的提议，会觉得张郃简直是不知兵略。司马懿的这段话是将张郃建议的兵力配置，看成是以雍、郿的魏军与陇上的魏军形成东西向的纵深配置，所以他说，“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擒也。”若张郃果是此意，则他实在应该惭于名将的令名。盖以跨越陇山上下而谋纵深配置，虽庸才亦不出此。在曹魏的诸名将中，张郃以“识变数，善处营阵，料战势地形，无不如计”见长，陈寿评价他“以巧变为称”（《魏书》张郃传）。他提议分兵驻雍、郿，不是意在构成东西向的纵深配置，而是防备蜀军再从南侧翼出击。雍城可以监控傥骆谷的出口，郿城可以监控褒斜谷的出口。张郃可能是考虑到诸葛亮上次出陇西时，曾以偏师出斜谷，所以觉得有必要防备蜀军再出斜谷或骆谷。
　　但诸葛亮这次并没有用奇，以后也没有用奇。关于诸葛亮是否用奇，以及是否擅长用奇的讨论，可能跟他与魏延的分歧有关。
　　后世关于诸葛亮用兵是否擅长用奇的评价，受鱼豢《魏略》中的那段叙述影响很大。鱼豢在《魏略》中所叙述的诸葛亮拒绝了魏延建议以偏师出子午、大军出斜谷的方案，前面我已辨明，大抵不出敌国传闻之言。但魏延与诸葛亮对北伐的军事见解有分歧则是事实。陈寿在魏延传中写道：“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魏延所欲仿效的“韩信故事”，就是韩信被刘邦拜为大将后，其主要的作战经历并不是随刘邦在正面战场指挥，而是自率一军，从山西开始，灭魏、平代、破赵、降燕、下齐，从北面完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魏延与韩信一样，都是从低级将校被破格擢拔，都是在汉中这个地方，且都造成“一军尽惊”的效果。魏延可能因此而认为自己应该像韩信那样，自率一军，独当一面。
　　魏延原被刘备擢拔以守汉中，诸葛亮北驻汉中后，以魏延为丞相司马，将其置于直接指挥之下。诸葛亮第一次用奇，用了赵云统兵，而非魏延。建兴八年，诸葛亮派魏延率军入羌中，也是与吴壹一起，魏延以功迁征西大将军，吴壹以功迁左将军。看来诸葛亮并不认为魏延是独当一面的将才。纵观魏延行事，他虽然作战骁勇，但确实不是韩信那样兼具政治头脑、战略眼光和战术才能的大将之才。在丞相死后他还认为这场仗能继续打下去，显见他没有政治头脑；于座中动辄“举刀拟仪”，与杨仪发生矛盾时蜀汉高层文武全都支持杨仪，显见他不能揖和上下。杨戏在《季汉辅臣赞》中评论魏延“不协不和，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实惟其性。”（《蜀书》杨戏传附《季汉辅臣赞》）将这一切归结于魏延的本性。因此，诸葛亮与魏延的分歧，与其说是对北伐的战略见解有不同，不如说是对魏延本人的才能与地位的评价有差距。
　　即令如此，诸葛亮对魏延其实表现出了足够的依重。诸葛亮主政期间，除同为辅政的李严在后主即位后被授以假节外，北伐前线的将领中，新授以假节者，魏延一人而已。宿将吴壹是在诸葛亮卒后以车骑将军督汉中时才被授以假节。建兴八年，魏延入羌中作战，击破郭淮后，被授以假节。次年，在表废李严的公文中，魏延的头衔更进位为使持节。按汉魏之际的贯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宋书》卷三十九　百官上）到诸葛亮去世前，魏延兵权之重，只在诸葛亮一人之下。
　　我们来检讨诸葛亮用奇的问题，不应该受鱼豢《魏略》中那段叙述的影响，也不应该受魏延与诸葛亮分歧的影响，而应该从诸葛亮本人对他第一次用奇失利的检讨中，去分析他何以在此后的北伐中不再用奇。

赵云、邓芝率军出斜谷，曹真率军驻郿以拒之。看来赵云初出时，确实起到了吸引魏军注意力的作用。诸葛亮是后又说过，“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看来赵云牵制的魏军兵力比较有限。魏军可能在弄清赵云所部的意图后，只留少部兵马驻郿以监视蜀军行动。至于箕谷的失利，赵云传中说是由于“兵弱敌强”，则似魏军反攻时，兵力又多于箕谷的蜀军。可能是魏军在陇西的大局底定之后，得以腾出手来，以优势兵力对付箕谷的蜀军。
　　诸葛亮在上疏中将箕谷的失利称之为“箕谷不戒之失”，显然是在兵力强弱的因素之外，还有另外的认识。赵云作战勇猛，陈寿将他与黄忠比作西汉初的“灌、滕之徒”。赵云“敛众固守，不至大败”，是其统兵又有持重的一面。那么，何谓“不戒之失”呢？要点在于箕谷的蜀军从“皆多于贼”到“兵弱敌强”的转换环节。所谓不戒，是指没有及时察见这一变化，而这一变化又与陇西的战况息息相关。诸葛亮率大军出陇西，以赵云率偏师出斜谷，原是要以两支军队互为奇正之用。箕谷的蜀军应该配合陇西的蜀军作战。但箕谷的蜀军在“皆多于贼”时，未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牵制更多的魏军，以利陇西的蜀军作战；在曹魏东部的大军经关中驰援陇西时，也未能迟滞魏军的行动，为陇西的蜀军赢得时间去阻断陇口；而在陇西的蜀军兵败后，又未能及时地察见魏军作战重点的转移。最低限度，关中的蜀军应该为陇西的蜀军提供曹魏反攻的预警。但是，只要蜀军未能迟滞魏军行动，只恐蜀军尚未将相关信息传递陇西，魏军早已驰抵陇口。概言之，此次北伐，诸葛亮以赵云率偏师出斜谷，配合大军出陇西，并没有达到互为奇正之用的目的。
　　那么，何以会有“不戒之失”呢？统兵而有“不戒之失”，为将者当然有责；这从赵云被贬可以确认；但赵云只是被贬为镇军将军，而未如马谡、张休、李盛那样被斩首，也未如黄袭那样被剥夺兵权，亦显示这不全然为赵云之咎。当然，也不能简单地说成是诸葛亮用奇之失，而是关陇基本的地理形势制约使然。蜀军要想在陇西与箕谷之间联络，既要翻越陇山上下，又要穿越数百里秦岭谷道，要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而及时地传递作战信息，以当时的通讯手段，谈何容易！
　　《水经注》沔水篇载有诸葛亮与兄诸葛瑾书，“倾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合校水经注》　卷二十七　沔水　中华书局2009年2月第1版）赵云与邓芝（字伯苗）俱出斜谷，只是具体屯兵之点不同，二人要保持联络呼应，尚且不便，何况是与相隔崇山峻岭的陇西大军协同配合呢。
　　用兵以奇正，时间上的密切配合至关重要；而要做到密切的协同与配合，信息的快速传递又至关重要。否则，兵分奇正，就只能是徒然分散兵力，而授敌以各个击破之机。
　　诸葛亮虽将蜀军在箕谷的失利归纳为“箕谷不戒之失”，但基本情势的不利在兵败之前即已存在。箕谷的失利，只是将陇山和秦岭的地理形势对蜀军用奇的制约显现出来了。诸葛亮日后出兵，不再用奇，当与他本人对第一次用奇失利的反思性认识有关。随着诸葛亮军旅屡出，秦陇地形对蜀军粮草运输造成的制约日显突出。若不能因粮于敌，则偏师出奇，与大军正出，面临同样的困难，而分兵只会给粮草转运的统筹组织增加困难。
若单就战略思维而言，奇正之用，可以说是诸葛亮军事思想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之时，即曾规划在“跨有荆益”之后，以一军出宛洛，一军出秦川；第一次北伐，即以偏师出斜谷，大军出陇西。这些都是典型的奇正之用。只是在第一次用奇失利之后，认识到陇山与秦岭对蜀军行动的制约，所以在他此后的北伐中，未再分兵用奇。
　　但这也只是战略层次。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第二次出陇西时，自率主力围攻祁山，另以王平统领蜀军中作战最骁勇的无当营，“别守南围”。在那年五月与魏军的交战中，王平的无当营吸引、牵制住魏将张郃所部，诸葛亮则督魏延、高翔、吴班诸将迎战司马懿主力，取得“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的战绩，这何尝不是奇正之用！

四　蜀汉的战略软肋
　　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第二次大举北伐。蜀汉为这次北伐倾其全力。李严已于上年率两万人马从江州调赴汉中，留府参军马忠也从成都召至汉中，经营戎事。诸葛亮与司马懿、张郃的大军周旋于陇上，到夏秋之际的时候，却因李严谎称无粮而退兵。
　　诸葛亮被“授之以旄铖之重，付之以专命之权”，完全可以根据战场的情况而自己决定是否退兵。无论是后主还是李严，都不能令其退兵。战场之外的因素中，惟一能令其退兵的就是粮草供给的问题。建兴六年冬，蜀军围攻陈仓时，用尽了种种攻城手段，均未能破城。在那个时代，城池很少是被攻破的，一般是通过围困令其粮尽援绝而投降。但围城战也意味着消耗战。以陈仓那样的小城，稍事经营，蜀军即无法与之相耗。这暴露出蜀军的战略软肋。
　　蜀军出陇西必须翻越陇山，出关中则必须穿越秦岭数百里谷道，都会面临粮草补给方面的困难。诸葛亮第二次出兵祁山，《蜀书》后主传记于建兴九年二月，《魏书》明帝纪则记于该年三月；诸葛亮最后一次出斜谷，《蜀书》后主传记于建兴十二年二月，《魏书》明帝纪则记于该年四月。《蜀书》记的是出兵的时间，《魏书》记的是受攻的时间。二者的时间差，即是蜀军花费在路上的时间。《水经注》载诸葛亮笺：“朝发南郑，暮宿黑水，四五十里。”此为蜀军指挥中枢的行军速度，且这一路段尚未入谷，相对较为平易。按《水经注》注引的资料，诸葛亮笺中所言这一天的行程是走水路，若走陆路则有上百里。“指谓是水也，道则百里也。”（《合校水经注》　卷二十七　沔水　中华书局2009年2月第1版）褒斜谷道全长达四百七十里。曹操本人在放弃汉中后多次感叹“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资治通鉴》卷七十魏纪二　明帝太和元年）蜀汉十万大军要携带粮草、辎重穿越数百里秦岭谷道，困难可想而知。秦陇地理形势对蜀军交通的制约，构成蜀汉在战略上最致命的一大软肋。
　　曹魏对抗蜀汉的战略，正是基于蜀汉的战略软肋。诸葛亮第二次大举出陇西时，司马懿代替曹真成为曹魏西线关陇战场的统帅。诸葛亮攻祁山，司马懿督张郃、费曜、郭淮诸将驰援。司马懿留费曜等人守上邽，自率大军西救祁山。诸葛亮分兵留攻祁山，自率大军迎击司马懿。郭淮试图拦击，被蜀军击破。诸葛亮与司马懿相遇于上邽之东。司马懿“敛兵依险，军不得交。”诸葛亮求战不得，引兵而还。司马懿率军尾随至卤城。“既至，又登山掘营，不肯战。”魏军诸将都以司马懿为怯战，司马懿不得已而出战，让张郃攻王平于南围，自率大军攻诸葛亮。诸葛亮派魏延、高翔、吴班迎战。蜀军大破魏军，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司马懿遂又坚守不战，直至诸葛亮退兵。（注：《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司马懿对付诸葛亮的战略，与罗马统帅费边对付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处。第二次布匿战争初期，罗马在野战中数次失利。费边为执政官时，遂改变战略，不再与汉尼拔作正面的会战，却率大军一直尾随汉尼拔，就近监控，保持压力，但坚决避战。汉尼拔求战不得，派小股部队抄略，则有被歼灭的危险。费边采取这一战略，便是看准了汉尼拔跨海作战，孤军客悬，后勤补给是其致命的软肋。待到法罗代替费边，放弃了费边的战略，与汉尼拔会战，始有坎尼一战毁灭性的惨败。
在卤城时，张郃曾提议：“彼远来逆我，请战不得，谓我利在不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且祁山知大军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于此，分为奇兵，示出其后，不宜进前而不逼（逼），坐失民望也。今亮悬军食少，亦行去矣。”（《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张郃提议的这个战略更具弹性一些。同样是避免大军决战，但分出奇兵，袭扰蜀军后路，威胁蜀军原本就脆弱的补给线。司马懿未从。司马懿实际采取的战略则要僵硬一些。他率大军尾随诸葛亮，而一旦靠近蜀军，不是“敛兵依险”，就是“登山掘营”，以至诸将皆以他为怯，影响到他作为统帅的威信，不得已而出战，却是大败，再转而坚守不战。

蜀军在陇西似乎并不容易因粮于敌。上引《汉晋春秋》中说，蜀军在上邽附近击破郭淮所部后，“因大芟刈其麦”。但《魏书》明帝纪注引王沈的《魏书》却载：“初，亮出，议者以为亮军无辎重，粮必不继，不击自破，无为劳兵；或欲自芟上邽左右生麦以夺贼食，帝皆不从。前后遣兵增宣王军，又敕使护麦。宣王与亮相持，赖得此麦以为军粮。”看来蜀军应该并不曾“因大芟刈其麦”。后来蜀军在渭南屯田，耕者杂于当地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推测蜀军在陇西应该不会强行收割老百姓的麦子；否则，蜀军在渭南与当地百姓安然相处便毫无意义；况且，蜀军若真“因大芟刈其麦”，当不至于在“秋夏之际”因粮运不继而退兵。
　　为改善粮草运输，诸葛亮研制了木牛、流马。木牛在建兴九年出陇西时首次投入使用，流马在建兴十二年出斜谷时首次投入使用。战史专家多推定木牛为一种小推车，流马为一种狭长的快船。此处作一点补充。诸葛亮集载有木牛和流马的规制。按其描述，流马多孔，且孔径较大，而木牛则并未如此详细描述其孔径与间距，推测流马多孔的设计应该还有木制器械接榫之外的功能。考虑到它适用的环境，推测流马应该是一种方便于临时拆卸和重新组装的快船。蜀军从褒斜道进军，所资水道为褒水和斜水，二水之间，须翻越秦岭的分水岭；以秦岭河谷之曲折，兼以海拔落差，二水必不能全程运输，部分段落须由人力搬抬。汉武帝时，曾有人上书建议开通褒斜漕运，御史大夫张汤受理其事。《史记》河渠书载：“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襃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襃，襃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天子以为然，拜汤子昂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史记》河渠书　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按张汤调查的情况，褒水与斜水之间尚有百余里的陆路；最后的结果却是“水湍石，不可漕”。蜀军此次确实运用了流马转运，显示“水湍石，不可漕”应该是部分河段有难以克服的困难。蜀军以流马运，是欲通过改进运输工具以克服之。流马设计为方便拆卸和重新组装，应该是为适应这一情况。流马的脚较为短小，应该是用于牵挽时系绳或搬抬时抓握。流马以方囊两枚盛米，是其载货的部分有相当的密闭性，以适应在激湍的河谷间行驶，不至于因溅湿而损坏米粮。
若遇雨季，秦陇一带的交通状况就更差。诸葛亮三次大举出兵，第一次是在正月，后两次均在二月，即可能考虑到秦陇交通与季节性气候的关系。在雨季，无论是秦陇山地的路况还是河谷的水文，均不利于蜀汉进军。诸葛亮建兴九年出陇西时，以木牛运粮。但“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蜀书》李严传）始有李严要诸葛亮退兵之事。从事后李严佯称“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来看，蜀军应该不是粮食筹集不足，而是运输上的困难。为准备建兴十二年的大举进军，诸葛亮在建兴十年便开始大规模制作流马木牛，建兴十一年冬，便“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阁”。（《蜀书》后主传）也就是在战前便将粮食运至靠近前线的地方屯集。关于治斜谷邸阁的情况，诸葛亮在给其兄诸葛瑾的信中写道：“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以北阁道。缘谷百余里，其阁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立柱于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穷极，不可强也。”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倾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合校水经注》　卷二十七　沔水　中华书局2009年2月第1版）赤崖以北的阁道被赵云退兵时烧坏，赤崖以南的阁道被大水冲坏，所以，诸葛亮要于进军的前一年便开始修治阁道。
　　当然，曹魏要进攻蜀汉，也会面临同样的困难。魏太和四年（蜀汉建兴八年，公元230年），曹真攻蜀，也因“大雨道绝”半途而废。魏正始五年（蜀汉延熙七年，公元244年），曹爽攻蜀时，“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魏书》曹爽传）这是秦岭的地理形势决定的。
　　诸葛亮第二次出兵陇西，单就军事上的角逐而言，蜀军打得相对顺遂。司马懿虽坚守不战，诸葛亮却能通过运动以调动魏军。在卤城，蜀军打败魏军，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战果颇丰，显示出蜀军在野战中尚能占据上风。
　　随着双方相持日久，军事上的角逐遂转变为粮草补给上的较量。那一年冬春，北方大旱。《魏书》明帝纪太和五年三月条下记：“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如此旱情，冬麦势必受到影响。魏军在陇西也一度面临粮食供给的困难；但曹魏在本土作战，还是能够就地筹粮以济一时之急。《魏书》郭淮传载：“（太和）五年，蜀出卤城。是时，陇右无谷，议欲关中大运，淮以威恩抚循羌、胡，家使出谷，平其输调，军食用足，转扬武将军。”郭淮在三年前即以在列柳城击破高翔之功而“加建威将军”，此时“转扬武将军”，应该是以筹粮之功与上邽兵败之过大体相抵，足见郭淮就地筹粮是有相当的成效。
　　蜀军却必须从汉中转运至陇西。“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气候的因素加剧了秦陇地形对蜀军粮草补给的制约。随着雨季的到来，木牛也无济于事，兼以李严诡称无粮而要诸葛亮退兵，蜀汉的北伐又只得半途而废。

五　最后的奋斗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第三次大举北伐。从建兴六年到建兴九年，诸葛亮年年出师；此后，则有三年未再轻举。诸葛亮在汉中，一面休士劝农，一面教兵讲武；同时，制作木牛流马，筹运粮食。
　　这年春二月，诸葛亮“悉大众由斜谷出”，同时遣使约孙权东西齐举。蜀军此次北伐的兵力应在十万以上。司马懿在给其弟司马孚的信中说到诸葛亮“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云云，司马懿所言“提卒十万”，应该是基于侦谍情报而作的判断。这个判断与蜀军兵力的实际情况应该大体不差。诸葛亮去世后，蒋琬主政时蜀汉采取战略收缩，姜维当国时谯周等人的反战舆论盛行，蜀军中出现“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诸弊端（《蜀书》吕乂传），至蜀亡时，带甲将士犹有十万二千。诸葛亮北伐时，蜀汉总兵力应该多于此数。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已罢黜李严，其子李丰原本留督江州，也被调离，则原江州的驻军应能抽调至北伐前线。至诸葛亮去世后蜀汉始增戍江州、永安。为此次北伐，诸葛亮筹备经年，至此倾力而出。在东线，孙权也三路齐举，出兵攻魏。从出兵规模看，吴蜀双方对此次出兵寄予了很高期望。
　　曹魏首先在西线面对蜀军的进攻。《魏书》明帝纪载：
　　是月，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马宣王率诸军拒之。诏宣王：“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劳，全胜之道也。”（《魏书》明帝纪）
　　可知司马懿以坚壁拒守抵御诸葛亮的战略，乃是既定于曹魏庙算之时。从诏书中告诫司马懿“退无与战”诸语看，曹魏吸取了上次在陇西作战的教训，因而此次的御敌战略，从一开始便清晰而明确，即决意与蜀军打消耗战。日后，司马懿奋而请战，辛毗杖节节制，不过是一种统驭之术，以稳定曹魏军情。
　　《晋书》宣帝纪载，诸葛亮初抵渭南时，曹魏诸将有屯渭北以避其锋之议。司马懿坚持移屯渭南。《晋书》采录的这则资料实属刻意标榜司马懿武功。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出关中，魏军断无空出渭南任诸葛亮东进之理。
　　魏军移屯渭南，但对诸葛亮下一步的作战意图，司马懿还是判断失误。司马懿说，“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晋书》宣帝纪）他是预计诸葛亮会直接东进以趋长安。诸葛亮却西上五丈原。魏将郭淮判断，诸葛亮西上五丈原，是意在陇西，因而建议抢在蜀军之前占据北原（在今陕西湄县北渭河北岸）。《魏书》郭淮传载：
　　青龙二年，诸葛亮出斜谷，并田于兰坑。是时司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议者多谓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断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家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
　　郭淮是看到诸葛亮屯五丈原与蜀军在兰坑屯田之间的联系。据《水经注》，兰坑在建威附近。建兴七年，诸葛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郭淮欲击陈式，诸葛亮自出至建威，郭淮退走，蜀军遂取二郡。蜀军在兰坑屯田，显然是为下一步在陇西的行动预作准备。
　　北原为渭河北岸的积石原，为关陇相争的要冲。史称积石原为北原，五丈原为南原（《合校水经注》卷十八　渭水　中华书局2009年2月第1版），二原相去二十五里，夹渭水而相对。诸葛亮若占据北原，打通单薄的安定、北地二郡，仍能与鲜卑轲比能相接，如此，曹魏西部形势大坏；而且，诸葛亮若控扼住夹峙渭河两岸的南北原，将曹魏大军阻挡在陇山以东，亦利于蜀汉略定陇西。
　　司马懿接受了郭淮的建议。郭淮率军连夜占据北原，急筑堑垒，堑垒未成而蜀军果然大至。魏军奋力拒战，击退蜀军。后数日，蜀军盛兵西行，曹魏诸将以为蜀军欲攻北原的西围，郭淮判断蜀军这是示形于西而实欲攻北原东面的阳遂，因而加强阳遂的防守。蜀军果然来攻阳燧，因魏军有备而不得上。蜀军遂不得争渭河以北。

陈寿在诸葛亮传中记述此次北伐，不过廖廖数十字。所幸《水经注》保留了一些诸葛亮的书疏或信函，史料价值很高，可以补充一二，让我们对诸葛亮在渭南作战的情况获得一些了解。
　　《水经注》渭水卷载有诸葛亮上后主的表：
　　臣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水长（涨），攻琰营，臣作竹桥，越水射之，桥成，驰去。（《合校水经注》卷十八　渭水　中华书局2009年2月第1版）
　　武功水出秦岭北麓，注入渭水。五丈原即在武功水与渭水交汇处西南的三角地带。蜀军屯武功水西的五丈原，司马懿统率的曹魏大军则屯武功水以东。诸葛亮的表文显示，双方曾就武功水的控制作过争夺。武功水发源于秦岭，水流的季节性变化较大。孟琰率蜀军虎步营在武功水东岸扎营，在诸葛亮作竹桥之前，可能是趁河水潦缩之时，无须舟桥即可渡涉，所以时间应该较早；后来可能因秦岭融雪或降雨，河水上涨。司马懿率步骑来攻，显然是想趁武功水上涨之机，歼灭孤处东岸的孟琰所部，以期将蜀军悉数阻挡在武功水以西。蜀军作竹桥渡河，用以挫败司马懿步骑冲击的是连弩士。
　　《水经注》还载有诸葛亮与吴将步骘的书信：
　　仆前军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余。马冢在武功东十余里，有高势，攻之不便，是以留耳。（《合校水经注》卷十八　渭水　中华书局2009年2月第1版）
　　马冢为一处突起的高地，其形如冢，堵塞在秦岭以北、渭水以南狭窄的低地走廊上。未详蜀军是尝试攻过马冢，因而觉得“攻之不便”，还是从一开始就判断难攻。总之，在诸葛亮本人的叙述中，蜀军留屯五丈原，与马冢“有高势，攻之不便”，有一种逻辑关系。
　　诸葛亮数度挑战而不得，又不能径越武功而东，显示魏军依托武功城和马冢“高势”，坚壁拒守，足以抵挡蜀军从渭南东进之路。
　　这样，魏军郭淮所部坚守北原，将蜀军挡在渭水以南；司马懿大军则扼守武功城与马冢，将蜀军挡在武功以西。任诸葛亮以各种方式求战，司马懿均谨持坚壁拒守的战略，不为所动。《魏书》辛毗传载：“先是，大将军司马宣王数请与亮战，明帝终不听。是岁恐不能禁，乃以毗为大将军军师，使持节；六军皆肃，准毗节度，莫敢犯违。”《魏略》亦载：“宣王数数欲进攻，毗禁不听。宣王虽能行意，而每屈于毗。”（《魏书》辛毗传注引《魏略》）
　　诸葛亮本人却深知曹魏这套戏码的本意。《汉晋春秋》载：
　　亮自至，数挑战。宣王亦表固请战。使卫尉辛毗持节以制之。姜维谓亮曰：“辛佐治仗节而到，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耶！”（《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曹魏方面何以需要这套戏码呢？魏军在自己境内作战，无论是兵力还是粮草给养，均占优势。司马懿采取守势战略，原是看准蜀军粮草补给方面的弱点，但曹魏将士很难接受。上次在陇西，司马懿即迫于诸将的压力，不得不与诸葛亮决战。此次，曹魏的御敌战略更加清晰而明确，为使这一战略的执行不受干扰，司马懿与魏明帝、辛毗共演了这曲双簧戏。在诸将请战、尤其是在诸葛亮遗妇人服饰以激将司马懿时，司马懿奋而上表请战。他这样做，一方面在部下面前显示自己并不怯战，以维护其统帅的威信，也维护其军中士气不至于因持久拒战而低落，另一方面却以等待魏明帝批示而拖延时间，还是达到了不战的目的。
　　在陇西时，司马懿也采取坚壁拒战的战略，但陇西空间广阔，蜀军还能够通过运动来调动魏军，制造战机。现在，蜀汉十万大军大体上被限制在渭水以南、武功水以西的三角地带，空间非常有限。双方遂又转入僵持。
　　东部战场上，吴嘉禾三年（234年）五月，孙权遣陆逊、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阳，孙权自率大众围合肥新城。由于吴用乾象历，所以孙权出兵的时间，实相当于蜀汉建兴十二年（234年）四月，即诸葛亮进至关中的时间。孙权“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在《魏书》中被系于魏青龙二年（234年）五月。也就是说，曹魏在东线受敌，较诸西线，要晚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所谓合肥新城，是曹魏征东将军满宠于青龙元年（233年）在原合肥城西三十里的地方新筑的城池。满宠鉴于多年在淮南与孙权作战的经验，想诱孙权远离江水而至平地，寻机歼之，所以将合肥城内移，依险而筑新城。孙权率军北上后，满宠原想再弃合肥新城，将吴军诱至寿春而歼之。魏明帝不允，责令满宠守合肥新城，自率水军东征。孙权弃船登陆，欲攻新城。满宠募壮士数十人，因风纵火，烧毁吴军攻城器械，射杀孙权侄子孙泰。孙权又闻魏帝亲征，遂引兵还。孙权退兵后，广陵方向的孙韶、襄阳方向的陆逊等人亦引兵退还。
　　魏明帝亲自东征，未至寿春而孙权退兵，此事对曹魏士气鼓舞甚大。群臣建议魏明帝西幸长安。魏明帝说：“权走，亮胆破，大将军以制之，吾无忧矣。”（《魏书》明帝纪）魏明帝在淮南大举曜兵，犒赏诸军。
　　孙权退兵，在青龙二年（234年）七月。此时，诸葛亮与司马懿在渭南相持已久。吴蜀既是联兵而出，则孙权退兵对西线战场多少会有些影响。杜佑《通典》载：
　　宣王使二千余人就军营东南角，大声称万岁。亮使问之，答曰：“吴朝有使至，请降。”亮曰：“计吴朝必无降法，卿是六十老翁，何烦诡诳如此！”懿与亮相持百余日，亮卒于军。（注：《通典》卷一百五十　兵　三　中华书局1988年12月第1版）
　　离间吴蜀联盟关系，原是曹魏一贯的策略。《魏书》刘放传载，魏军捕获吴使，辄改其书信内容，企图使吴蜀相疑。所以，曹魏在东线战场获胜，不光是鼓舞了西线的士气，司马懿让军士们在营中高呼，是想将此事变成对蜀军士气的一种打击。诸葛亮悉心经营联盟关系，对联盟充满信心，当然不为所动。
　　但从此事看，魏蜀在渭南相持日久，蜀军不能打破僵局，魏军亦不能击退蜀军。双方形格势禁，不能作军事上的角逐，遂以心理战作意志的比拚。诸葛亮遣人送司马懿以妇人服饰，司马懿诈称孙吴投降而让军士们高呼万岁，均出此意。

看完了。作者还算公正，但是显然不看好孔明。

吕乂不是姜维时期的吧？

顶楼主顶楼主，

好文

好贴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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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明可谓善于学习，难有二过

好帖！已收藏已顶！

好贴

唉看到三国的北伐我就想起诸葛亮借命不成病死

虽然能看出作者的倾向性比较强…虽然我本身也有点蜀汉脑残粉…但从文中还是学到了好多东西，当初看三国看到这段，只看到了诸葛亮的奋斗与不幸，满满的全是悲凉。而看了这段文字之后，对那段历史(应该是历史吧)有了更透彻的认识…
我的感触也和大家说一下吧：
1.强化了一个我一直坚持的观点。别动不动因为某件事就轻言古人脑残，能在史书上留名的，其才智不是泛泛之辈。评价历史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单纯以现在的视角看待过去，那才是片面、脑残的。
2.中国从古至今流传的都是“天时地利人和”。为什么人和排在天时和地利的后面？不仅是因为“天地人”的顺序，更是因为天时和地利绝对能影响人事，虽然“人”才是关键因素。
这段文字中地理环境的影响作用比较突出，相信看过的人都有印象。天时是什么？我以为天时指的就是最开始提到的“待曹魏内部出现问题”，以及“不能再等天下修养生息，担心百姓不认得汉家旗鼓”。要趁天下未定的势，要趁还有汉家概念的时；等天下大定了，就名不正言不顺。

好长哦

好长

为什么这和饶胜文《大汉帝国在巴蜀》第十六章几乎一模一样@木尘lo

呵呵

lz求转

zan

好长

大神

“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可以看出，诸葛亮已经做好了部署，马谡王平本来是可以完成任务的，但是马谡自作聪明违亮节度，又不听王平劝告，终至大败，后来的“兵将不复录用”也估计是马谡领导太不行导致军队凝聚力差，毕竟将熊熊一窝。

看我随手一打就是这么标准的十五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