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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原创）武则天时期唐与吐蕃的战争[第1页]

作者:wuan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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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唐高宗去世后，直到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武则天掌握大权，在此期间，唐与吐蕃多次发生战争，互有胜负。本文对照蕃汉多部史书的记载，将这一时期唐与吐蕃的战争进行简单整理。
　　在此预先说明一点，本文在提到唐朝方面时，不区分李唐与武周，一概称以唐朝。
　　
　　一、垂拱年间唐朝弃四镇、吐蕃寇安西
　　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新旧唐书并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很少，因此只能根据墓志及出土文书等做大致推测，而且史学界对此一直争议颇多。下面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这一事件进行梳理如下。
　　（一）调露元年唐朝复置四镇（公元679年）
　　根据《册府元龟》卷967记载，“调露元年（公元679年），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与唐朝初置的四镇相比，此次复置四镇，多了碎叶，少了焉耆。
　　《册府元龟》的这条记载，是一条孤证，但是，结合其他史书来看，这条史料是有合理成分的。
　　1、据《资治通鉴》记载，调露元年（公元679年），裴行俭平定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叛乱，“囚都支、遮匐以归，……留王方翼于安西，使筑碎叶城。”碎叶是西突厥统治中心地区，据《新唐书》列传140记载，“（西突厥）可汗分其国为十部，部以一人统之，人授一箭，号十设，亦曰十箭。为左、右：右五咄陆部，置五大啜，居碎叶东；右五弩失毕部，置五大俟斤，居碎叶西。其下称一箭曰一部落，号十姓部落云。”此外，王方翼所筑的碎叶城，是出于军事目的建设的，“立四面十二门，皆屈曲作隐伏出没之状”（《旧唐书》列传135）。在西突厥统治中心建设重要镇城，不可能不留重兵镇守。而《册府元龟》卷967的记载，恰好有碎叶镇，二条史料可以互相印证。
　　2、素罗汗山之战后，郭元振出使吐蕃，面见论钦陵时，论钦陵说，“往者高宗以刘审礼有青海之役，乃使黄仁素、贾守义来和。陵之上下将士，咸无猜忌，故边守不戒严。和事曾未毕，则为好功名人崔知辨从五俟斤路，乘我闲隙，疮痍我众，驱掠牛羊，盖以万计”（《通典》卷190）。
　　青海之役，发生于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崔知辨曾于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担任西州都督（资治通鉴），青海之役后，应仍在安西地区任职；五俟斤路，即西突厥五弩失毕部通往吐蕃的道路，论钦陵说，“俟斤诸部密近蕃境，其所限者，唯界一碛，骑士腾突，旬月即可以蹂践蕃庭，为吐蕃之巨蠹者，唯斯一隅”（《通典》卷190）。
　　青海之役后不久，唐朝崔知辨就通过五俟斤路袭扰吐蕃，可见当时唐军在安西地区有一定的军事力量。这也为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唐朝复置安西四镇提供了佐证。
　　3、唐朝平定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的叛乱后，并未立即在西突厥重新册立可汗。据《旧唐书》列传144记载，“则天临朝，十姓无主数年，部落多散失”，《新唐书》列传140也记载，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平定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的叛乱后，“西姓自是益衰，其后二部人日离散”。在西突厥一盘散沙的情况，如果唐朝在安西无常驻军事力量，则面对虎视眈眈的吐蕃，唐朝很难确保安西地区的安全。而实际上，自调露元年（公元679年）直到垂拱初年，唐朝是能够控制安西地区的局势的，因此，唐朝在这一时期在安西地区应该有常驻军队。
　　4、调露元年（公元679年），裴行俭到达西州后，“行俭徐召四镇诸胡酋长”（《资治通鉴》）。如果当时唐朝在安西四镇无军事力量存在，在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已与吐蕃联合侵逼安西的情况，裴行俭未必能在西州顺利招来四镇诸胡酋长。
　　
　　综合以上史料，笔者认为，《册府元龟》关于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唐朝复置安西四镇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
　　
　　（二）唐朝计划放弃安西四镇
　　高宗去世后，武则天掌握大权，此时安西地区再度出现动荡，据《旧唐书》列传47记载，郭元振有言，“往四镇以他匐十姓不安”。当时，武则天刚刚掌控大权，虽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平定徐敬业之乱，但是李氏诸王尚在，朝中大臣也并非完全被武则天控制，同时，武则天又杀死大将程务挺，流放熟悉安西情况的名将王方翼，削弱了唐军的战斗力。因此，在这一时期，武则天对外采取收缩战略，以便将主要精力用于处理内部问题。
　　对于这一时期武则天的对外政策，陈子昂在其《谏雅州讨生羌书》（《全唐文》卷212）中写道：“且国家近者废安北，拔单于，弃龟兹，放疏勒，天下翕然谓之盛德。所以者何？盖以陛下务在仁，不在广；务在养，不在杀：将以此息边鄙，休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资治通鉴》将陈子昂此书记于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有人考证此书写成于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因无关本文大旨，在此不予详考。陈子昂描述的垂拱初年唐朝的对外政策，已明确提到“弃龟兹，放疏勒”，亦即放弃安西四镇。
　　当然，唐朝放弃四镇，并不是将整个安西地区弃置不要，而是改变统治方式，由原来唐朝直接派兵镇守四镇、保卫安西地区，改为扶持亲唐的西突厥贵族在安西进行统治。

（三）扶持阿史那元庆和阿史那斛瑟罗统治西突厥（公元685年至686年）
　　据《资治通鉴》记载，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十一月，“太后乃擢兴昔亡之子左豹韬卫翊府中郎将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兼崐陵都护，袭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
　　垂拱二年（公元686年），“秋，九月，丁未，以西突阙继往绝可汗之子斛瑟罗为右玉钤卫将军，袭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
　　这里的老兴昔亡可汗是阿史那弥射，老继往绝可汗是阿史那步真，据《新唐书》列传140记载，高宗显庆年间，唐朝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之后，“以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兼骠骑大将军、昆陵都护，领五咄陆部，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兼骠骑大将军、蒙池都护，领五弩失毕部，各赐帛十万，以光禄卿卢承庆持册命之。”
　　唐朝扶持阿史那元庆和阿史那斛瑟罗统治西突厥，以便自己从安西抽身。
　　但是，阿史那元庆统治西突厥五咄陆部落并不顺利，据《旧唐书》列传47记载，郭元振曾言，“往四镇以他匐十姓不安，请册元庆为可汗，竟不能招胁得十姓，却令元庆没贼”。
　　面对安西地区的动荡局势，唐朝想要顺利撤出四镇也并非易事，为安全撤退，唐朝在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发起了疏勒道行军和金牙道行军。

（五）吐蕃大举入寇安西（公元687年）
　　在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唐朝放弃安西四镇时，吐蕃的整体态度是观望。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大论钦陵声言领兵赴突厥，实延缓未行”。
　　吐蕃采取观望态度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
　　首先，论钦陵于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刚接任吐蕃大论，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大论赞聂薨于“襄”之孙波河。于“邦莫邦喀”地方，任命论钦陵赞婆为大论”。因此，吐蕃国内可能有很多事务需要论钦陵这位新任大论处理，此时不便对外用兵。
　　第二，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唐军的疏勒道和金牙道行军是为了撤出四镇，则吐蕃并不需要此时出兵，待唐军撤退后再趁虚攻入安西对吐蕃更为有利。
　　至于“声言领兵赴突厥”，可能是给安西地区亲吐蕃的势力提供声援，以破坏阿史那元庆和斛瑟罗对西突厥的统治。
　　
　　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在唐朝撤出四镇之后，吐蕃开始大举出兵安西。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大论钦陵领兵赴突厥“龟兹之境””。
　　对于吐蕃的这次入寇，崔融在《拔四镇议》（《全唐文》卷219）中有详细描述：“其后吐蕃果骄，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在城堡，无不降下，遂长驱东向，窬高昌壁，历车师庭，侵常乐县界，断莫贺延碛，以临我敦煌。”
　　需要说明的是，崔融在这段描述之前，写道“其在高宗，励精为政，不欲广地，务其安人；徭戍繁数，用度减耗，复命有司拔四镇”。并未明确说明吐蕃的这次入寇发生在垂拱年间，但是，崔融在描述完吐蕃“断莫贺延碛，以临我敦煌”后，随即提到“伏赖主上神鉴通幽，冲机测远，下严霜之令，兴时雨之兵。命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安西都护阎温古为副问罪焉”。韦待价的安息道行军，自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十二月即已开始，因此可以确定，崔融所说的吐蕃的这次入寇，就是《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提到的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大论钦陵领兵赴突厥“龟兹之境”。
　　细读崔融的描述，笔者认为，吐蕃的入寇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吐蕃出兵占领已被唐朝放弃的安西四镇地区，即“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在城堡，无不降下”。由于唐军已放弃四镇，因此，吐蕃军队在这里应该没有进行很大规模的战斗。
　　第二阶段，吐蕃继续向东进攻，河西告急，即“遂长驱东向，窬高昌壁，历车师庭，侵常乐县界，断莫贺延碛，以临我敦煌”。
　　吐蕃的这次东进，首先应该是攻破焉耆，据《新唐书》列传36唐休璟传记载：“垂拱中，迁安西副都护。会吐蕃破焉耆，安息道大总管韦待价等败”。焉耆在西州（高昌故地）以西，距离西州很近，唐朝放弃的安西四镇，是于阗、疏勒、龟兹和碎叶，并不包括焉耆，而吐蕃要想“长驱东向，窬高昌壁”，即进攻西州，首先必须攻破焉耆。
　　攻破焉耆后，吐蕃“窬高昌壁，历车师庭”。高昌在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被唐朝灭掉后，唐朝“以其地置西州，又置安西都护府，留兵以镇之”（《旧唐书》列传148）；而据《新唐书》列传146记载，“（高昌）王都交河城，汉车师前王廷也”。据此来看，吐蕃军队在攻破焉耆后，又攻入西州交河城。
　　攻入西州后，吐蕃“侵常乐县界，断莫贺延碛，以临我敦煌”。
　　常乐县，据《旧唐书》志20记载，常乐县属瓜州。
　　莫贺延碛，据崔融《拔四镇议》（《全唐文》卷219）记载，“但莫贺延大碛者，伊州在其北，沙州在其南，延袤向二千里，中闲水草不生焉”，“若北有强寇，则难以度碛，邯螟难度碛北，伊西延安及诸蕃无救；则疲兵不能自振，不能自振，则为贼所役属。贼吞之，又得肥饶之马，马肥人逸，汉复焉得悬军深入乎？有以知通西域之艰难也。碛南有沙、瓜、甘、肃四川，并以南山为限，山南即吐浑及吐蕃剖落。贼知邯螟不得度碛，必逾南山分路而下，碛北贼与突厥通结，相合而前，则凉州以西，势必危矣”。根据崔融的描述，莫贺延碛是当时西通安西的重要通道，且路途艰险。严耕望先生的《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也说，“由瓜州西北取第五道经莫贺延碛，九百里亦至伊州。……然取莫贺延道为多。……伊州向西微南至西州”，又说“莫贺延碛道尤为干线”。
　　敦煌，可能是指敦煌县，据《旧唐书》志20记载，敦煌县属沙州。
　　根据以上信息，吐蕃军队在攻入西州后，又攻入瓜州常乐县，切断唐朝内地西通安西的重要通道莫贺延碛，还兵临沙州敦煌县。
　　至此，唐朝在安西的统治已土崩瓦解，河西诸州也岌岌可危。

（六）唐军垂拱三年安息道行军（公元687年）
　　关于唐军的安息道行军，实录记载为两次，第一次发生在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十二月，第二次发生在永昌元年（公元689年）五月。但是，资治通鉴编者将第一次行军删掉了，通鉴考异记录其理由为：
　　考异曰：实录，“（垂拱三年）十二月壬辰，命待价为安息道大总管，督三十六总管以讨吐蕃。”不言师出胜败如何。至永昌元年五月，又云“命待价击吐蕃，七月败于寅识迦河。”按本传不云两曾将兵，今删此事。
　　永昌元年（公元689年）的安息道行军，已为史家公认，那么，资治通鉴编者否认垂拱三年（公元687年）的安息道行军的理由是否充分呢？
　　笔者认为通鉴编者的理由并不充分，通鉴编者认为，“按本传不云两曾将兵，今删此事”，查《旧唐书》列传27韦待价传记载，“垂拱元年十月，复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以御突厥。明年（垂拱二年）春还。……明年（垂拱三年），上疏请自效戎旅之用，于是拜安息道行军大总管，督三十六总管以讨吐蕃，进封扶阳郡公。”韦待价的本传虽然未明确说有两次出兵，但是明确将韦待价的安息道行军确认在垂拱三年（公元687年）。通鉴编者却据此删除了垂拱三年的安息道行军，似缺乏充分依据。
　　笔者认为，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唐军进行过安息道行军，崔融的《拔四镇议》（《全唐文》卷219）对此有所记载。
　　据《拔四镇议》记载，“伏赖主上神鉴通幽，冲机测远，下严霜之令，兴时雨之兵。命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安西都护阎温古为副问罪焉。时也，先命兰州刺史行军司马宋师将料敌简徒，倍道据碛，贼逢有备，一战而走，我师追蹑，至於焉耆，粮道不继而止，竟亦无功。朝廷以畏懦有刑，流待价於琼州，弃温古於秦州。”
　　笔者认为，上述记载中，“先命兰州刺史行军司马”至“我师追蹑，至於焉耆”应当是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唐军安息道行军的情况。理由如下：
　　首先，《拔四镇议》在描述吐蕃入寇的时候说“侵常乐县界，断莫贺延碛，以临我敦煌”，在描述唐军行动时说“先命兰州刺史行军司马宋师将料敌简徒，倍道据碛”，这里的“碛”应指莫贺延碛，可见当时吐蕃军队与唐军都在抢占莫贺延碛。《拔四镇议》在后面还提到，“顷者若兵稍迟留，贼先据要害，则河西四郡，已非国家之有”，以此来看，当时唐军是在快速进军，且抢在吐蕃之前占据莫贺延碛。如果唐军是在永昌元年（公元689年）五月才出兵，则距吐蕃垂拱三年（公元687年）的入寇已有一年多的时间，论钦陵不可能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中还未控制莫贺延碛，却让唐军宋师将所部抢占先机。《拔四镇议》说唐军的这次出兵是“时雨之兵”，时雨，及时之雨也，如果永昌元年（公元689年）五月才出兵，怎能称得上时雨之兵？
　　第二，《拔四镇议》在描述唐军行动时，说“我师追蹑，至於焉耆”，而唐军永昌元年（公元689年）的安息道行军，一直打到位于弓月城西南的寅识迦河，而焉耆位于弓月城东南，且距离弓月城很远。
　　至于《拔四镇议》中“粮道不继而止，竟亦无功。朝廷以畏懦有刑，流待价於琼州，弃温古於秦州”的记载，似应不是垂拱三年（公元687年）的事情，而是永昌元年（公元689年）的情况，资治通鉴和新旧唐书均有类似记载。崔融将两次行军合在一起说，且对第二次行军进行模糊处理，可能是因为他献议的对象是武则天，因此对于以寅识迦河之败而告终的第二次行军一笔带过。
　　下面对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唐军的安息道行军的情况进行简单分析。
　　1、行军时间
　　据通鉴考异援引的实录记载，“（垂拱三年）十二月壬辰，命待价为安息道大总管，督三十六总管以讨吐蕃”。因此，安息道行军发生在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十二月壬辰。
　　2、行军目的及行军区域
　　唐军此次出兵，是在吐蕃大举入寇，安西、河西告急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唐军出兵的目的就是为了恢复防御态势。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呢？本文上面已经分析过，垂拱年间唐朝对外实行战略收缩政策，主动放弃安西四镇（于阗、疏勒、龟兹、碎叶），因此，唐军所要恢复的，应当是受到吐蕃进攻的西州、瓜州和沙州等，此外，焉耆不在放弃的四镇之内，唐军应当也担负有收复焉耆的任务。
　　与行军目的相对应，唐军的行军区域应当是西州、瓜州、沙州和焉耆一带。
　　3、唐军将领及出兵规模
　　韦待价，时任文昌右相、安息道行军大总管。
　　阎温古，时任安西都护、安息道行军副大总管。（崔融《拔四镇议》（《全唐文》卷219）记载，“命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安西都护阎温古为副问罪焉”。）
　　宋师将，时任兰州刺史、安息道行军司马。（崔融《拔四镇议》（《全唐文》卷219）记载，“先命兰州刺史行军司马宋师将料敌简徒”。）
　　关于唐军出兵规模，据《旧唐书》列传27韦待价传记载，“于是拜安息道行军大总管，督三十六总管以讨吐蕃”，具体有多少兵力不详，据《唐六典》卷5记载，“凡诸军、镇每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一千人置子总管一人，五千人置总管一人”，以此计算，唐军兵力约为18万人，但是《唐六典》成于玄宗开元年间，对于垂拱年间的情况只作为参考，当然，唐军此次出兵整体规模较大是可以肯定的。
　　4、行军过程
　　崔融《拔四镇议》（《全唐文》卷219）记载，“时也，先命兰州刺史行军司马宋师将料敌简徒，倍道据碛，贼逢有备，一战而走，我师追蹑，至於焉耆”。
　　以此来看，唐军先派出前锋部队宋师将所部快速行军，抢先占据莫贺延碛。吐蕃军队赶到后，与唐军发生交战，由于唐军已有所准备，吐蕃交战后未取得进展，随即撤走。唐军随后展开追击，追到焉耆后收兵。
　　至此，唐军已达到行军目的，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十二月开始的安息道行军顺利结束。由于唐军取得胜利，唐朝对韦待价予以封赏，据《旧唐书》列传27韦待价传记载，“于是拜安息道行军大总管，督三十六总管以讨吐蕃，进封扶阳郡公”。
　　

目前只写出一个草稿，下面大致还包括689年寅识迦河之战、692年唐军收复四镇之战、694年冷泉、大岭之战、696年素罗汗山之战、698年论钦陵的最后一战、700年洪源谷之战、702年的茂州之战。
至于唐与突jue和契丹的战争，暂时还没准备整理。先集中精力写吐蕃。

很好很强大顶顶顶顶顶

4、交战过程
　　据《资治通鉴》记载，永昌元年（公元689年）七月，“韦待价军至寅识迦河，与吐蕃战，大败。会大雪，粮运不继。待价既无将领之才，狼狈失据，士卒冻馁，死亡甚众，乃引军还。”
　　下面具体分析一下。
　　韦待价所部唐军到达寅识迦河后，与吐蕃军队交战，刚开始并未出现严重失利，《旧唐书》列传27韦待价传说“军至寅识迦河，与吐蕃合战，初胜后败”，《新唐书》列传23韦待价传则说“军至寅识迦河，与吐蕃合战，胜负略相当”，以此来看，唐军与吐蕃军互有胜负，相持于寅识迦河。
　　但是，接下来出现了严重情况，削弱了唐军的战斗力。对此，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有如下几种记载：
　　《旧唐书》列传27：“又属天寒冻雪，师人多死，粮馈又不支给”；
　　《新唐书》列传23：“会其副阎温古逗留，又天大寒，待价不善抚御，师人多死，饷道乏”；
　　《旧唐书》列传146吐蕃传：“待价素无统御之才，遂狼狈失据，士卒饥馑，皆转死沟壑”；
　　《资治通鉴》永昌元年：“会大雪，粮运不继。待价既无将领之才，狼狈失据，士卒冻馁，死亡甚众”。
　　综合以上几条记载来看，导致唐军失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气候条件比较恶劣。此次会战唐朝五月选将出师，七月交战，五月仍属夏天，七月只能算初秋，因此唐军在御寒衣物等方面可能准备不足。结果，在寅识迦河，七月忽降大雪，天气寒冷，恶劣的气候条件降低了唐军的作战能力。
　　第二，粮饷等未能及时供应。由于粮饷供应不及时，导致士卒饥馑，无疑也削弱了唐军的战斗力。《新唐书》列传23提到“其副阎温古逗留”，可能是导致唐军粮运不继的直接原因。阎温古时任安西大都护，唐军从其辖区出发作战，则唐军的后勤补给很可能由他负责。由于阎温古的逗留，导致粮饷没有及时供应，可能正因如此，战败后唐朝才对他施以较重的处罚（大总管韦待价流放，副大总管阎温古处斩）。
　　第三，韦待价举措失当。面对天气寒冷、粮运不继的局面，韦待价未能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导致唐军因为寒冷和饥饿而大量减员。
　　至此，唐军已自乱阵脚，无力再战，只得撤军。据《旧唐书》列传27记载，唐军“乃旋师弓月，顿于高昌”，即先从寅识迦河撤至弓月城，再从弓月城撤往西州（高昌故地）。在撤退过程中，“安西副都护唐休璟收其馀众，抚安西土”（《资治通鉴》永昌元年）。寅识迦河之战遂以唐军严重失利而告结束。
　　面对战败，武则天大怒，对唐军主将进行了严厉处置，永昌元年（公元689年）七月“丙子，待价除名，流绣州，斩副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只有安西副都护唐休璟因收集散亡有功，“迁西州都督”（《旧唐书》列传43）。
　　寅识迦河之战唐军失利撤军后，阿史那斛瑟罗的处境更加困难，后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蒙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其馀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拜左卫大将军，改号竭忠事主可汗。”（《资治通鉴》天授元年）

一直在线在跟踪

今天只有这么多了。争取下周写好692年唐军收复四镇之战，以及694年冷泉、大岭之战。

三、长寿元年唐军收复四镇之战（公元692年）
　　寅识迦河战败后，唐朝仍未放弃收复四镇的努力。
　　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五月，以岑长倩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击吐蕃，中道召还，军竟不出”（《资治通鉴》天授二年）。这次出兵未成，主要是因为唐朝的内部斗争所致，岑长倩时任文昌右相，因反对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得罪武氏集团，被强令出征吐蕃，后中道召还，下狱坐诛（详见《资治通鉴》天授二年）。
　　进入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吐蕃内部出现了一些裂痕。据《资治通鉴》记载，长寿元年（公元692年），“二月，己亥，吐蕃党项部落万馀人内附，分置十州”，“吐蕃酋长曷苏帅部落请内附，以右玉钤卫将军张玄遇为安抚使，将精卒二万迎之。六月，军至大渡水西，曷苏事泄，为国人所擒。别部酋长昝捶帅羌蛮八千馀人内附，玄遇以其部落置莱川州而还”。
　　在此情况下，唐朝于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发动了收复安西四镇之战。
　　据《资治通鉴》记载，长寿元年（公元692年），“会西州都督唐休璟请复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敕以孝杰为武威军总管，与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将兵击吐蕃。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复取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
　　下面对此战进行具体分析
　　1、行军时间
　　行军时间为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十月丙戌。
　　2、行军目的及区域
　　行军目的很明确，为收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行军区域也应为上述四镇一带。
　　3、参战将领
　　唐朝方面参战将领主要有以下几位：
　　王孝杰，时任武威军总管。（《旧唐书》本纪6则天皇后本纪、列传43王孝杰传、列传146吐蕃传和列传148西戎传均记为武威军总管，而《新唐书》则多记为武威道总管、武威道行军总管。）
　　阿史那忠节，此次行军的具体职务不详，但据《新唐书》列传141记载，“诏右鹰扬卫将军王孝杰为武威道行军总管，率西州都督唐休璟、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击吐蕃”，可见阿史那忠节隶属于王孝杰。关于阿史那忠节，据《旧唐书》列传144记载，突骑施乌质勒麾下有部将名叫阙啜忠节，《旧唐书》列传47郭元振传又称其为“阿史那阙啜忠节”，通鉴考异提出怀疑说“或者忠节官为阙啜欤”（详见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景龙二年），即阙啜可能是忠节的官名，阿史那是忠节的姓。不知这里随王孝杰出征的阿史那忠节是否就是阙啜忠节。大致推测，阿史那忠节应为西突厥将领，其主要任务可能是协助王孝杰攻取位于西突厥境内的碎叶镇。
　　唐休璟，时任西州都督，此次行军的具体职务不详，但据上述《新唐书》列传141的引文，唐休璟也隶属于王孝杰。
　　张怀寂，时任武威军子总管。据《张怀寂墓志》记载，“天子命将登坛，推轮伐罪。以公果略先著，简在帝心，恩制夺情，令总戒律。特授右玉钤卫假郎将，充武威军子总管”。所谓“子总管”，据《唐六典》卷5记载，“凡诸军、镇每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一千人置子总管一人，五千人置总管一人”。
　　关于唐军的出兵规模，有人认为此次王孝杰仅为武威军总管而非大总管，从而得出唐军此次出兵不多的结论。但是，查《资治通鉴》神功元年（公元697年），“三月，戊申，清边道总管王孝杰、苏宏晖等将兵十七万与孙万荣战于东硖石谷”，《旧唐书》列传43和《新唐书》列传36王孝杰传也均记载王孝杰为清边道总管，这里，王孝杰仅为清边道总管，但是领兵17万人（新旧唐书王孝杰传记为18万人），因此，长寿元年（公元692年）王孝杰虽然是武威军总管，而非大总管，但是他率领的唐军数量未必很少。此外，在前有寅识迦河大败的情况下，在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唐军未必会以少量兵力贸然发动进攻。
　　至于吐蕃方面参战将领，《张怀寂墓志》有“贼头跛论”的记载，意即敌人的首领跛论。这里的跛论，很可能是论钦陵的幼弟勃论。据《旧唐书》列传146记载，“禄东赞有子五人：长曰赞悉若，早死；次钦陵，次赞婆，次悉多干，次勃论。及东赞死，钦陵兄弟复专其国”，“吐蕃自论钦陵兄弟专统兵马，钦陵每居中用事，诸弟分据方面，赞婆则专在东境，与中国为邻，三十余年，常为边患。其兄弟皆有才略，诸蕃惮之”。论钦陵“诸弟分据方面”，则论钦陵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返回吐蕃后，可能由其幼弟勃论负责统治安西地区。
　　4、交战过程
　　据《张怀寂墓志》记载，“于是飞悬旌而西上，拥戎卒以启行，鸣鼓角于地中，竦长劒于天外。是日贼头跛论，逆次拒轮，兵戈才冲，贼徒俄溃。如秋风之扫枯叶，类春景之铄薄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于是金方静柝，玉塞清尘。十箭安毳幙之乡，四镇复飞泉之地。元帅王孝杰录功闻奏。”
　　可见唐军与吐蕃勃论的军队发生会战，并将勃论击败。《张怀寂墓志》记载唐军比较容易的取得胜利，“兵戈才冲，贼徒俄溃，如秋风之扫枯叶，类春景之铄薄冰”，但是，据《旧唐书》列传43记载，王孝杰在收复四镇后，武则天说，“孝杰建斯功效，竭此款诚，遂能裹足徒行，身与士卒齐力。如此忠恳，深是可嘉”。其中，“遂能裹足徒行，身与士卒齐力”，可见唐军行军的艰苦。
　　自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唐朝放弃四镇，至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唐军终于收复四镇。
　　唐军收复四镇后，武则天对唐军主将王孝杰予以封赏，“乃拜孝杰为左卫大将军”（《旧唐书》列传43）。
　　鉴于四镇在稳固安西统治方面的重要作用，此次唐军收复四镇后，决定派重兵驻守，“克复龟兹、于阗等四镇，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旧唐书》列传148）。至此，唐朝在安西的防务大为加强。

先更新692年唐军收复四镇之战，争取周末更新694年冷泉、大岭之战。

　　第二，大岭战场。
　　根据上文的分析，大岭在鄯州西境，属于河湟地区，因此在这里作战的只能是吐蕃军队，而没有西突厥的军队。据《旧唐书》列传146记载，“钦陵每居中用事，诸弟分据方面，赞婆则专在东境，与中国为邻，三十余年，常为边患”，赞婆在东境，即在吐谷浑一带，从这里可以进攻唐朝河湟地区的鄯、廓、洮、河等州。则在延载元年（公元694年），在大岭与唐军交战的应该是吐蕃赞婆的军队。
　　在大岭，吐蕃军队也被唐军击败。
　　第三，碎叶战场。
　　据《资治通鉴》延载元年记载，“碎叶镇守使韩思忠破泥熟俟斤等万馀人。”
　　据《新唐书》列传140记载，“碎叶镇守使韩思忠又破泥熟俟斤及突厥施质汗、胡禄等，因拔吐蕃泥熟没斯城”。
　　对于“泥熟俟斤及突厥施质汗、胡禄”，“泥熟俟斤”上文已分析，应指弩失毕五俟斤之一的“阿悉结泥孰俟斤”；“胡禄”，据《旧唐书》列传144记载，咄陆五啜之一名叫“胡禄居阙啜”（《新唐书》列传140记载为“胡禄屋阙啜”），则这里的“胡禄”可能是指其下属的部分部众；“施质汗”是指什么，笔者目前尚未查到，待以后详考。
　　对于“泥熟没斯城”，可能与泥熟俟斤有关，是其下属的一座城。另据通鉴考异记载，“统纪又云：“又破吐蕃万泥勋没驮城。”语不可晓，今删去”，对此，岑仲勉先生在《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中进行过考证，认为，“万”应为“于”，而“泥勋没驮”与“泥熟没斯”形近，应指同一座城。据此，笔者认为统纪的记载可修正为：“又破吐蕃于泥熟没斯城”。
　　综合以上信息来看，在碎叶战场，碎叶镇守使韩思忠击败泥熟俟斤及突厥施质汗、胡禄等，合计万余人；又击败吐蕃，攻取泥熟没斯城。
　　至此，延载元年（公元694年）的冷泉、大岭之战，以唐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结束。唐朝也对主将王孝杰予以封赏，据《资治通鉴》记载，延载元年（公元694年），“夏，四月，壬戌，以夏官尚书、武威道大总管王孝杰同凤阁鸾台三品”。

资料贴必须顶

冷泉、大岭之战更新完毕。下面该轮到素罗汗山之战了。争取下周更新。

　　五、素罗汗山之战（公元695年至696年）
　　吐蕃在冷泉、大岭战败后，论钦陵调整策略，将主攻方向放在了河湟地区。
　　据《资治通鉴》记载，天册万岁元年（公元695年），“秋，七月，辛酉，吐蕃寇临洮，以王孝杰为肃边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之”，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春，一月，甲寅，以娄师德为肃边道行军副总管，击吐蕃”，“三月，壬寅，王孝杰、娄师德与吐蕃将论钦陵赞婆战于素罗汗山，唐兵大败”。
　　下面对此战具体分析。
　　1、行军时间
　　据《资治通鉴》记载，整个肃边道行军，是从天册万岁元年（公元695年）七月开始的，至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三月素罗汗山之战结束。
　　但是《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将此战记载于天册万岁元年（公元695年），可能是因为吐蕃进攻临洮发生在天册万岁元年，因此将整个交战事件记载于该年。
　　2、行军目的及区域
　　行军目的很简单，击退吐蕃的入侵，并趁机讨伐吐蕃。
　　对于行军区域，由于此次行军是因吐蕃入寇临洮而起，因此行军区域应包括临洮。据《旧唐书》志20记载，“洮州下，隋临洮郡，武德二年，置洮州”，另据《旧唐书》列传43娄师德传记载，“：证圣元年（亦即天册万岁元年，是年九月改元），吐蕃寇洮州，令师德与夏官尚书王孝杰讨之，与吐蕃大将论饮陵、赞婆战于素罗汗山，官军败绩”，《新唐书》列传33娄师德传也记载，“证圣中，与王孝杰拒吐蕃于洮州，战素罗汗山，败绩”。因此，《资治通鉴》记载的临洮应指洮州。
　　下面具体说说素罗汗山。
　　在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部分，胡三省为素罗汗山做如下注释：“据娄师德传，素罗汗山在洮州界”，新旧唐书的娄师德传上文已引，从中只能看出吐蕃入寇洮州后，王孝杰与娄师德率军征讨，与吐蕃战于素罗汗山，并不能明确说明素罗汗山在洮州境内，因为唐军完全有可能反击追出洮州。当然，如果仅根据娄师德传来判断，我们也只能得出素罗汗山在洮州境内的结论。
　　另据《读史方舆纪要》卷60记载，“素罗汗山在州（洮州）西。《唐书》：武后万岁登封初，王孝杰、娄师德与吐蕃战于此，败绩。”可能也是根据新旧唐书娄师德传作出的判断。
　　但是，《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对此的记载值得我们思考。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十记载，“唐之统军元帅，王（孝）杰尚书越境，率旅前来，时青海道将军噶尔•钦陵赞婆与之对垒迎逆之”，后面又一次提到“唐之元帅王杰尚书越境前来”。如果素罗汗山在洮州境内，那分明是吐蕃越境，何来唐军越境之说？
　　因此，素罗汗山有可能不在洮州境内，而在青海吐谷浑故地，唐军击退吐蕃对洮州的入寇后，越境反击攻入吐谷浑故地，并在素罗汗山与吐蕃主力展开会战。
　　此外，据《新唐书》志30记载，“自振武经尉迟川、苦拔海、王孝杰米栅九十里至莫离驿”，振武军在石堡城，王孝杰米栅在石堡城以西，当在吐谷浑境内。王孝杰米栅，顾名思义，即为王孝杰安排修筑的储存军粮的地方。王孝杰在吐谷浑地区与吐蕃军队的交战有两次，仪凤三年（公元678年）的青海之役和天册万岁元年（公元695年）至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的素罗汗山之役。青海之役时，王孝杰作为前军出战，前军负责修筑军粮屯所似乎不太可能；另外，王孝杰当时只是副总管，其上有总管刘审礼，以副总管命名米栅，似乎也有些问题。而素罗汗山之役时，王孝杰作为大总管，修筑米栅并以其命名，似乎相对合理。这也为素罗汗山可能在吐谷浑故地提供了一点佐证。
　　在此提出这种说法，仅供参考。

　　在准备与突厥作战期间，王孝杰可能将部分吐谷浑部落迁往灵州，据郭元振《上安置降吐谷浑状》（《全唐文》卷205）记载，“至如耽尔乙句贵，往年王孝杰奏请，自河源军徒居灵州，用为惬便”。有人将此事记入长寿元年（公元692年）王孝杰收复四镇之时，但是，灵州在关内道，是后来的朔方节度的治所，而长寿元年时王孝杰是向安西进军，如果王孝杰想在这时使用吐谷浑部落，何不将其迁往河西诸州？迁往灵州，何来“用为惬便”之说？而延载元年（公元694年）至天册万岁元年（公元695年），王孝杰正准备与突厥交战，而灵州与突厥较为接近，延载元年（公元694年）突厥就曾入寇灵州。因此，笔者认为，王孝杰奏请将吐谷浑部落迁往灵州，很可能发生在延载元年（公元694年）至天册万岁元年（公元695年）。王孝杰此举给唐朝造成了一定的麻烦。
　　笔者推测，迁往灵州的吐谷浑耽尔乙句贵所部，可能是在吐蕃入寇洮州之后，利用王孝杰前往河湟，唐军调整部署之时，发动了叛逃，“及其逃叛之日，穿监牧，掠马群，所在伤夷，大损州县”（郭元振《上安置降吐谷浑状》），唐军忙于平叛，可能耽误了时间。
　　此时，又发生了一件事，也影响了唐军的行动，那就是契苾明去世，据上文所引契苾明的碑铭记载，“以证圣元年（公元695年）腊月廿三日，遘疾薨于凉州姑臧县之里第”，契苾明所部在仪凤三年（公元678年）青海之役时，曾让吐蕃军队吃过苦头，契苾明的去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河西唐军的行动。
　　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春，一月，甲寅，以娄师德为肃边道行军副总管，击吐蕃”，“三月，壬寅，王孝杰、娄师德与吐蕃将论钦陵赞婆戢于素罗汗山”（《资治通鉴》），素罗汗山之战正式揭开序幕。
　　关于素罗汗山之战，汉文史书记载非常简单，倒是吐蕃方面有相对详细的记载。
　　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记载，天册万岁元年（公元695年），“大相钦陵在吐谷浑，于虎山、汉坟场与唐元帅王尚书大战，杀唐人甚多”。《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十记载，“唐之元帅王杰尚书越境前来，吐蕃元帅论钦陵以战谋驱唐人如驱宰牦牛，双方列阵交战，痛击唐军多人，于尸骸中朝天倒立一具……以表明杀十万众之标志。达拉山之汉墓与马水之汉墓实由此而得名也”。其中，“于尸骸中朝天倒立一具”，可能是吐蕃在获胜之后，筑了类似于京观的东西；“杀十万众”，未必是实指，但从中可以看出唐军损失很大。
　　大事记年中的“虎山、汉坟场”也有译本译为“达拉甲都尔”，因此，与赞普传记十的“达拉山”很可能是同一个地方。
　　据此看，素罗汗山之战的过程大致应是这样的：
　　天册万岁元年（公元695年）七月，吐蕃入寇洮州，唐朝任命王孝杰为肃边道行军大总管征讨，此后不久，安置在灵州的吐谷浑耽尔乙句贵所部叛逃，唐军为平叛耽误了一定时间，唐军镇守河西的契苾明也于此时去世。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一月，唐朝又任命娄师德为肃边道行军副总管，协助王孝杰征讨。三月，唐军与论钦陵和赞婆率领的吐蕃军队列阵交战于素罗汗山（吐蕃史书称之为达拉山、马水），唐军大败，损失惨重，战后，吐蕃筑类似京观之物以炫耀武功，因唐军在达拉山和马水遗尸甚多，吐蕃称其为达拉山之汉墓与马水之汉墓。
　　至此，素罗汗山之战以唐军严重失利而告结束。
　　这时，据《旧唐书》列传43记载，在唐军中监军的张仁愿给王孝杰来了个落井下石，“仁愿与孝杰不协，因人奏事，称孝杰军诬罔之状”，不过《新唐书》列传36则有不同的说法，“后王孝杰为吐刺军总管，与吐蕃战不利，仁愿监其军，因入言状”。《旧唐书》特别强调张仁愿与王孝杰不和，因此诬陷王孝杰，而《新唐书》则强调王孝杰战败，并未明确说张仁愿有诬陷行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唐军在素罗汗山遭到重大失利，王孝杰无论如何都会受到处罚。
　　面对战败，唐朝对唐军主将进行了严厉处置，“孝杰坐免为庶人，师德贬原州员外司马”（《资治通鉴》万岁通天元年）。

素罗汗山之战更新完了，欢迎大家讨论。

武则天杀了黑齿常之。可恨。

岂止是一个黑齿常之

　　六、论钦陵请和，唐朝对此大讨论
　　（一）论钦陵请和
　　论钦陵在取得素罗汗山之战大胜、并抄略凉州后，并未继续大举入寇，而是“复遣使请和亲”（《资治通鉴》万岁通天元年）。论钦陵此举倒也很好理解，吐蕃本来就不想与唐朝全面开战，从后来论钦陵提出的议和条件可以看出，吐蕃当时主要是想取得唐朝控制的安西地区，自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唐军收复四镇之后，安西地区的局势对吐蕃一直不利，现在，吐蕃终于重创唐军，因此，论钦陵携胜利之余威，及时向唐朝提出了议和条件。此外，当时噶尔家族与赞普的矛盾日益激化，其在吐蕃的地位也已有所动摇，此时，对于论钦陵来讲，也不宜继续与唐朝进行大规模战争。
　　面对论钦陵的请和，唐朝以郭元振为使者，出使吐蕃，“时吐蕃请和，乃授元振右武卫铠曹，充使聘于吐蕃”（《旧唐书》列传47）。
　　先明确一下此次请和的时间。《资治通鉴》将此次吐蕃请和的时间归入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笔者认为并不准确。据《通典》卷190记载，“（万岁通天）二年，吐蕃大论钦陵遣使请和”，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亦即神功元年，是年九月改元神功。《通典》卷190后面还记载，论钦陵接见郭元振时，曾说，“故去秋有甘凉之抄”，指的就是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九月吐蕃入寇凉州的事情。因此，论钦陵请和应发生在神功元年（公元697年），而非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
　　论钦陵会见郭元振之后，提出了吐蕃的议和条件，“然天子许和，得罢二国戍，使十姓突厥、四镇各建君长，俾其国自守若何”（《新唐书》列传141），十姓，即西突厥的五咄陆部和五弩失毕部，论钦陵的议和条件，就是让唐朝撤出四镇守军，让突厥十部和四镇各建君长。
　　郭元振对此予以拒绝，“唐以十姓、四镇抚西土，为列国主，道非有它，且诸部与吐蕃异，久为唐编人矣”（《新唐书》列传141）。
　　对此，论钦陵指出了吐蕃提出以上议和条件的原因：“而十姓中，五咄陆诸部落僻近安西，是与吐蕃颇为辽远。俟斤诸部密近蕃境，其所限者，唯界一碛，骑士腾突，旬月即可以蹂践蕃庭，为吐蕃之巨蠹者，唯斯一隅。且乌海黄河，关源阻深，风土疫疠，纵有谋夫猛将，亦不能为蕃患矣，故陵无敢谬求。西边沙路，坦达夷漫，故纵羸兵庸将，亦易以为蕃患，故陵有此请。实非欲侵渔诸部，以生心於汉边”（《通典》卷190）。论钦陵认为，西突厥十姓中，五弩失毕部与吐蕃较为接近，可以很快入侵吐蕃，为防备吐蕃受到进攻，吐蕃才提出以上议和条件。

　　为说明吐蕃此请完全出于防御目的，论钦陵又做出了两点说明：
　　第一，如果吐蕃是贪图土地财富，可以直接进攻河湟，那里与关中更为接近。“陵若爱汉土地，贪汉财币，则青海、湟川，实迩汉边，其去中州，盖三四千里，必有窥羡，何不争利於此中。而突厥诸部，悬在万里之外，碛漠广莽，殊异中国。安有争地於万里外，而能为汉边患哉！”（《通典》卷190）
　　论钦陵此说其实并不成立，正因为河湟地区临近唐朝统治中心，所以早在高宗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唐朝就在此设立河源、积石和莫门等军，重兵驻守。吐蕃想要突破唐朝的河湟防线，殊非易事。
　　第二，论钦陵指出，吐蕃提出的条件，其实通过战争手段均可以实现，但吐蕃却通过和平手段解决，足以说明吐蕃请和的诚意。“陵若实有谋汉之怀，有伺隙之意，则甘凉右地，暨於积石，此道绵细，几二千里，其广者不过二三百里，狭者才百里，陵若遣兵，或出张掖，或出玉门，使大国春不遑种，秋无所获，五六岁中，或可断汉右界矣，又何为弃所易而窥所难乎？此足明陵心矣。”（《通典》卷190）
　　张掖，是指甘州；玉门，在沙州境内，位于寿昌县西北。（详见《新唐书》志30）
　　论钦陵此说也不成立，因为论钦陵说的两种出兵路线，他都试过。对于甘州，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秋，论钦陵进攻甘凉一带，未取得实质性战果；对于沙州，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和延载元年（公元694年），吐蕃军队均试图进攻沙州一带，以图切断安西与唐朝内地的联系，但未获成功。
　　面对论钦陵的解释，郭元振表示需请论钦陵遣使赴唐，向武则天正式提交议和条件，论钦陵表示同意。“振曰：“兹事漫汗体大，非末吏所能明。论当发使奉章以闻，取裁於圣主。”陵乃命郎宗乞思若为使。”（《通典》卷190）
　　同时，为表示吐蕃的诚意，论钦陵将已集结好的随时准备入侵的部队暂时撤退。“（论钦陵）曰：“比实以选练骑士三万，分路出师。使人既有此言，今既於和事非便，安可相违。”即罢兵散卒，遂指天为信，斯具之表矣。”（《通典》卷190）

　　2、坚守四镇
　　这一意见的代表人物是崔融，他上《拔四镇议》（《全唐文》卷219），坚决反对放弃四镇。
　　《新唐书》列传141和《唐会要》卷73均将崔融上《拔四镇议》一事记在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唐军收复四镇之后，但是又都称崔融为“右史崔融”，崔融何时担任右史？据《旧唐书》列传44崔融传记载，“圣历中，则天幸嵩岳，见融所撰《启母庙碑》，深加叹美，及封禅毕，乃命融撰朝观碑文。自魏州司功参军擢授著作佐郎，寻转右史”。但是，该传的“圣历中”恐有误，武则天确实在圣历二年（公元699年）二月去过嵩山，但是没有封禅，武则天到嵩岳封禅是在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具体可参见《资治通鉴》。因此，崔融担任右史应在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或以后。
　　又据《唐会要》卷73记载，“长寿二年十一月一日（此时间恐有误），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克复四镇，依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鸾台侍郎狄仁杰请捐四镇，……右史崔融请不拔四镇”，可见，崔融反对放弃四镇，是在与狄仁杰进行争论，既然狄仁杰上疏发生在神功元年（公元697年）闰十月及以后，因此崔融献议大致也应在这段时间。
　　崔融认为，如果唐朝放弃安西四镇，将导致唐朝西北边防出现严重问题，“四镇无守，则狂胡益赡，必兵加西域，诸蕃气羸，恐不能当长蛇之口。西域既动，自然威临南羌，南羌乐祸，必以封豕助虐。蛇豕交连，则河西危，河西危，则不得救”（《全唐文》卷219，崔融“拔四镇议”）。意即如果唐朝撤退四镇守军，势必导致吐蕃入侵西域，进而入侵河西。崔融的这段议论，也是事实，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吐蕃就这样干过，上文已经对此进行过分析。因此，崔融坚决反对放弃四镇，“拔旧安之四镇，委难制之两凶，求将来之端，考已然之验，伏念五六，至於再三，愚下固陋，知其不可”（《全唐文》卷219，崔融“拔四镇议”）。
　　以上两种意见针锋相对，导致唐朝一时间无法定下最终的决心，“时朝廷以四镇十姓事，欲罢则有所顾，欲拒则有所难，沉吟久之，莫之能决”（《通典》卷190）。
　　
　　面对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郭元振上《论去四镇兵疏》（《全唐文》卷205），提出了变通的建议，“今宜报钦陵云：国家非吝四镇，本置此以扼蕃国之尾，分蕃国之力，使不得并兵东侵。今若顿委之於蕃，恐蕃力强，易为东扰。必实无东意，则宜还汉吐浑诸部，及青海故地，即俟斤部落，当以与蕃”。这里郭元振建议向论钦陵提出交换条件，即要求吐蕃归还吐谷浑故地，然后唐朝再放弃安西。这种条件吐蕃很难答应，郭元振的这个建议，只是不愿直接拒绝吐蕃请和，此后一旦战端再开，责任就不在唐朝，而在吐蕃，“如此，足塞钦陵口，而和事未全绝，如后小有乖，则曲在彼”。
　　
　　最终，唐朝采纳了郭元振的建议，“则天从之”（《旧唐书》列传47）。

最近因为需要在网上收集唐与吐蕃的史料
此吧部分人的发言真的让人头痛，不是素质低就是粪青YY··只有楼主的帖子比较中肯
技术贴，收藏了·

为毛吧主不加精捏？@大唐风云

　　七、论钦陵最后的表演——引兵赴宗喀（公元698年）
　　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冬，大论钦陵引兵赴大小宗喀，执唐军元帅都护使”。
　　宗喀，大致在青海河湟一带。论钦陵的此次出兵，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均无记载。但是，通鉴考异中有一段记载值得探讨。
　　据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部分记载：
　　考异曰：御史台记：“论钦陵必欲得四镇及益州通市乃和亲，朝廷不许。制书至河源，纳言娄师德患之，曰：“制书到，彼必入寇，奈何！”监察御史南阳张彦先时按河源、积石诸军，谓师德曰：“但稽制书，虏必狐疑，吾乃先为之备，虏至必不捷矣。”师德从之。钦陵入寇，果无功，由是得罪于其国。”按师德延载元年一月日同平章事，充河源、积石、怀远等军营田大使，万岁通天元年一月为肃边道行军总管，与王孝杰同击吐蕃，败于素罗汗山，寻贬原州司马。是岁吐蕃复求和，钦陵请割四镇之地。神功元年正月，师德复同平章事，九月乃守纳言。御史台记误也。
　　通鉴编者认为，论钦陵请和发生在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而娄师德在素罗汗山之战后，被贬为原州司马，直到神功元年（公元697年）正月，娄师德复同平章事，九月，担任纳言。因此，在论钦陵请和的时候，娄师德不可能担任纳言。据此，通鉴编者认为御史台记的这段记载有误。
　　但是，上文已经分析过，论钦陵请和并非发生在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而是发生在神功元年（公元697年），而且，直到神功元年（公元697年）闰十月狄仁杰担任鸾台侍郎、同平章事时，唐朝尚未对论钦陵的请和条件作出正式答复，而这时，娄师德已经担任纳言。因此，御史台记的这段记载与其他史料并不矛盾。
　　如果我们采信御史台记的上述记载，那么，汉文史书就有了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相对应的记载。
　　御史台记中有“制书至河源，纳言娄师德患之”的记载，说明当时娄师德已经出镇河源，而据《资治通鉴》记载，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四月，“辛丑，以娄师德充陇右诸军大使，仍检校营田事”，说明论钦陵的此次入寇，发生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四月以后，这从时间上讲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致相合。
　　御史台记记载论钦陵入寇的地区是河源和积石诸军镇守的地方，亦即河湟地区，这也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论钦陵引兵赴大小宗喀”的记载大致相合。
　　御史台记记载“由是得罪于其国”，虽在因果关系上不准确，但从时间上讲也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相合，因为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就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冬，吐蕃赞普对论钦陵所属的嘎尔家族发难。

　　至于御史台记说的“钦陵入寇，果无功”，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执唐军元帅都护使”的记载不一致。
　　查唐朝在河湟地区并无都护一类的官职，河湟地区的主将是陇右诸军大使娄师德，论钦陵显然没有俘获娄师德。则《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记载，在汉文史书中是否有一些佐证呢？
　　笔者认为，论钦陵在入寇河湟的同时，是否可能入寇河西呢？唐朝在河西和安西地区，是有都护这一官职的，现笔者对此进行一些大致猜测：
　　第一，安北都护。
　　据李德裕《请改单於大都护状》（《全唐文》卷705）记载，“臣等谨详国史，武德平突厥后，於振武置云州都督，麟德三年改为单於大都督，圣历元年改为安北都护，开元八年复为单於都护。其安北都护本在天德，自贞观二十一年以来，移在甘州，迁徙不定。今单於都护望改为安北都护，如此制置，稍存故事，未审可否”。
　　另据《唐会要》卷73记载，“单于都护府，……圣历元年五月九日，改为安北都护”。
　　又据《元和郡县图志》单于大都护府记载，“圣历元年改置安化都护”。（结合李德裕的奏状可知，“安化”为“安北”之误。）
　　从中可以看出，单于都护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改为安北都护。
　　单于都护当时在关内道，而安北都护当时的治所在哪里呢？
　　查《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丰州记载，“丰州，天德军：本安北都护，……垂拱元年置大同城镇，其都护权移理删丹县西南九十九里西安城。景龙二年，又移理西受降城。开元十年又移理中受降城。”据《新唐书》志30记载，删丹县属陇右道甘州。
　　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地处关内道的单于都护改为安北都护，则原在甘州西安城的安北都护很可能同时迁往关内道。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采信了这种说法，详见“陇右道东部”图。
　　则吐蕃是否可能在安北都护的迁移过程中，袭击甘州，并俘获了安北都护的某位高级官员呢？

　　第二，安西都护。
　　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时的安西都护治所在龟兹，但是，上文提到的在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被俘的许钦明，就曾担任安西大都护，据《新唐书》列传15记载，“（许钦明）以军功擢左玉钤卫将军、安西大都护、盐山郡公。出为凉州都督”。
　　而安西都护和凉州都督，在圣历、久视年间均发生过变化。
　　安西都护，据《旧唐书》列传148记载，“其安西都护，则天时有田扬名”，又据《资治通鉴》记载，久视元年（公元700年），田扬名曾率军在碎叶一带作战。则田扬名在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很可能已经担任安西都护。
　　凉州都督，据《旧唐书》列传43记载，“圣历中，（唐休璟）为司卫卿，兼凉州都督、右肃政御史大夫，持节陇右诸军州大使”。则唐休璟在圣历年间出任凉州都督。
　　以此推测，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吐蕃是否可能袭击凉州，并俘获了兼任安西都护的某位高级官员呢？
　　当然，上述推测均缺乏直接的史料支持，在此聊备一说。
　　根据以上分析，圣历元年（公元698年）论钦陵的入寇可能是这样的：
　　唐朝经过长时间讨论后，最终决定变相拒绝论钦陵的议和条件，制书送达河源，当时已经担任陇右诸军大使的娄师德认为，制书送达吐蕃后，论钦陵肯定会入寇。监察御史张彦先建议，先滞留制书，论钦陵必然狐疑，唐军趁此时机先行作好准备。娄师德采纳了这一建议。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冬，论钦陵率军入寇，虽俘获了唐军部分将领，但是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此时，吐蕃赞普在国内对嘎尔家族发难，论钦陵遂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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