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 略论武德九年突厥入寇（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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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略论武德九年突厥入寇（下二）——兵临渭水[第1页]

作者:wuan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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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七月后，颉利可汗率领的突厥主力再次展开入侵行动，本文对此进行具体分析。

一、开始入侵时间
关于颉利此次的入侵时间，两唐书和《通典》均作“七月”，但是这个时间是可以讨论的。
查其具体记载，以《通典》为例，“（武德）九年七月，颉利又率十馀万骑进寇武功”，然而，颉利寇武功的具体时间，据《旧唐书》太宗本纪，乃是在八月乙亥（二十日）及以后。此外，《通典》下文紧接“己卯，进寇高陵”，而己卯实际上是八月己卯（二十四日）。
因此，颉利此次入寇，是否确在七月，不能肯定，抑或颉利此次入寇开始于七月，至八月才深入到京畿一带，也未可知。此处暂且存疑。
另补一条记载，据《资治通鉴》记载，“八月，丙辰（初一日），突厥遣使请和”，表面上看，请和代表双方关系趋于缓和，但是，具体到武德中后期的情况看，也不一定，比如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突厥就是入寇和请和同时并举。

二、入侵规模
关于此次入侵的兵力，诸书记载也不尽相同：
《旧唐书》突厥传及《通典》：九年七月，颉利自率十余万骑进寇武功。
《新唐书》突厥传：其七月，颉利自将十万骑袭武功。
《册府元龟》卷980：九年辛巳，突厥颉利率十万馀骑突武功。
《贞观政要》卷9：武德九年冬，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以其众二十万，至渭水便桥之北。
《资治通鉴》：于是颉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馀万骑寇泾州，进至武功。
从以上记载来看，十余万的记载居多，因此，本次突厥的入寇规模，应在十余万骑。

三、入侵路线
此次突厥的入侵路线也比较奇怪。查诸书记载，史有明载的本次突厥入侵的开始地点是泾州，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八月）甲戌（十九日），突厥颉利、突利寇泾州”。
查关内道地图，泾州已处于关内道的腹地，突厥不可能空降到泾州，必得经过边境各州。那么，突厥这一次是从哪里来的呢？
笔者先提供严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中绘制的“唐代关内道交通图”。

可见，当时，泾州和宁州，各有关中十二军中的一军驻防，泾州的防御并不薄弱。
当然，如果真要细究，那么，泾州与宁州相比，主要的弱点可能是地势相对开阔平坦，但是，根据《唐代关内道军事地理研究》介绍，泾州虽然“无特别之山川险要可据”，但是，泾州因此而额外修筑了一批城池堡垒，例如折墌故城和连云堡。在考虑了这些堡垒以后，泾州也并不是那么容易通过的。
据此，宁州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3、原州
取道原州至长安的路，大致有2条，一是从灵州、盐州，一是从会州。
先看从灵州、盐州。
笔者在中篇已经分析，盐州当时属灵州唐军的作战和管辖范围，因此一并分析。
早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四月，灵州道行军总管李靖已经部署到位，如果颉利继续从灵州、盐州南下，则必然首先要与李靖交战，但是，据《旧唐书》列传17李靖传记载，“颉利可汗入泾阳，靖率兵倍道趋豳州，邀贼归路”。如果颉利这次仍然从灵州、盐州入侵，那么，在四月曾打退颉利的李靖，为何这次不进行交战？反而是在颉利已经入泾阳的时候，“倍道”兼程往豳州赶呢？可见，颉利这次入侵，应该没有通过李靖的防区，灵州、盐州这条路，可以排除。
再看从会州。
前面已经分析，四月癸未（二十五日）突厥寇西会州，此后，五月戊戌（十一日）寇秦州、五月下旬寇兰州，皆发自西会州。
而查《旧唐书》志18，会州“户四千五百九十四，口二万六千六百六十二”，可见人口不多，另据《府兵制度考释》考证，会州只有1府府兵，可见西会州当时的防御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又在四月二十五日已经遭到突厥抄寇，因此，突厥此次再从西会州出发，西会州因当地防御已经瓦解而未奏报遭到入侵是很有可能的。
再结合武德九年四月到七月，突厥频繁在陇右地域抄寇，则八月仍大致从这一方向入寇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至于原州为何也未奏报遭到入侵，据《旧唐书》志18记载，原州贞观中期“户二千四百四十三，口一万五百一十二”，比会州还少，另据《府兵制度考释》考证，原州只有2府府兵，可见原州本地的防御力量也是很薄弱的，再加上原州地域较广，其在武德九年四月遭莫贺咄设入侵后，防御支离破碎、无法准确奏报，也是可能的。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八月，突厥颉利可汗的入侵路线应该是：
西会州——原州——泾州——豳州——长安。
在搞清楚以上几个问题后，笔者来详细分析此次入侵过程。

这340里内包括哪些地点呢？查“唐代关内道交通图”可知，包括了泾州和豳州。泾州有罗艺的天节军，豳州有张瑾的天纪军，堂堂关中十二军中的两个军在这里，仅从兵力配置上看，这里实力很强，为何突厥推进速度这么快，如入无人之境？
先看驻守泾州的罗艺的天节军。查《旧唐书》列传6罗艺传，“艺自以功高位重，无所降下，太宗左右尝至其营，艺无故殴击之。……太宗即位，拜开府仪同三司，而艺惧不自安”。据此看，罗艺此前与李世民的部属有过节，太宗即位后，罗艺为此恐惧不安。后来罗艺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还真就反了，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八月的时候，虽然还没反，但是忠诚度已经出了大问题，显然也不愿给李世民出力了。据此判断，突厥在攻到泾州的时候，罗艺的天节军应该是没有进行有效的抵抗的。
再看驻守豳州的张瑾的天纪军。张瑾在忠诚度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此人能力有问题，是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太谷之败的直接责任人，那么，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突厥入侵的时候，张瑾的表现如何呢？据《册府元龟》卷453记载，“复遇突厥来寇，瑾不敢战，保于幽州（豳州）”，可见，突厥攻到豳州的时候，张瑾的天纪军自保于豳州，未敢出战。
罗艺不愿战，张瑾不敢战，结果导致唐军在泾州和豳州貌似坚固的防御形同虚设，短短数日之内被突厥顺利突破。

现在我们来谈谈责任问题。
泾州守将罗艺和豳州守将张瑾，严重失职，避战不出，是造成突厥兵临渭水这一被动局面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责任人。
李渊也要承担相当的领导责任。具体来说，任命罗艺镇守泾州是没什么问题的，因为罗艺的能力还是不错的，只是对李世民的态度有问题。但是，任命张瑾镇守豳州就有大问题了。张瑾所部在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太谷之战中惨败，对于张瑾的能力，李渊心里是非常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下，李渊虽然也进行了一定的处分，例如削掉了张瑾右卫大将军一职、在突厥入侵时不再让张瑾独立带兵等等，但是，处分显然是不彻底的，特别是将豳州这么重要的位置交给了张瑾，为后来的失利埋下了伏笔。为此，李渊要承担用人不当的领导责任。

那么，李世民是否有责任呢？应该说，突厥兵临渭水，是在李世民即位以后发生的，虽然李世民即位不久，但毕竟要负名义上的领导责任。当然，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
对于罗艺，李世民在即位以后，以大局为重，是进行了安抚工作的。李世民即位后，曾发布了“加淮安王神通燕郡王艺开府仪同三司诏”（《全唐文》卷4），加罗艺开府仪同三司，《册府元龟》卷277明确将其时间界定为“太宗即位是月甲戌诏”，太宗是八月即位的，八月甲戌，是十九日，正是突厥主力入寇泾州的当天。李世民此举，明显是安抚罗艺，让其为国出力。
对于张瑾，李世民也是有安排的，据《册府元龟》卷172记载，“帝以其年老，拜冠军将军，优以散秩”，也就是让张瑾享受优厚待遇，但不再担任实职。这里笔者要辨析一个问题，据《册府元龟》卷453记载，“高祖以其年老，拜冠军将军，优以散秩”，据此看，做出这一处理的是高祖李渊，但是这一记载是值得商榷的，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丁巳（初一日）、玄武门之变前三天，张瑾仍然作为天纪将军计划随同李元吉出征，八月中下旬突厥入寇的时候，张瑾保豳州不敢战，可见仍然在担任实职，而八月的时候李世民已经即位，可见高祖李渊是不可能做出这一处理的。但是，这条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一点线索，那就是，李世民对张瑾的这一安排，可能是在其即位后不久进行的，因距离李渊退位时间比较近，史官有所混淆。

由此可见，李世民在即位后，对罗艺和张瑾都是有自己的安排的，但是当时留给李世民的时间太少，有些事情没有做完或者做到位，再加上这是一个双向作用的过程，除了李世民采取措施外，还需要罗艺等人积极配合，而罗艺明显是不配合的，因此出现了比较被动的局面。
面对突厥兵临渭水的不利局面，唐朝采取了应急措施，出动军队稳定局势。

（二）泾阳之战
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九年八月）辛巳（二十六日），泾州道行军总管尉迟敬德与突厥战于泾阳，大破之，获其俟斤阿史德乌没啜，斩首千馀级”。
查“唐代关内道交通图”，泾阳位于高陵以西、长安城以北，另据《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记载，“泾阳县，南至府七十里”。
这一仗史书记载很简单，但是还是值得一说的。
首先，尉迟敬德的头衔就有文章。
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均记为“泾州道行军总管”，尉迟敬德的墓志记为“泾州道行军大总管”，到底是总管还是大总管我们姑且不论，“泾州道”三字是比较有意思的，按尉迟敬德与突厥交战的地点是泾阳，距离长安七十里，而泾州在长安以北三百里，并不是一个地方。为什么要授“泾州道行军总管”？笔者认为，按照李世民的最初部署，尉迟敬德应该是要北上至泾州，与罗艺等人一起在泾州抵御突厥的，但是，罗艺严重失职，突厥很快就过了泾州，兵临渭水，所以，没办法，尉迟敬德只好在畿内择机迎战突厥。

现在我们再来看突厥的进兵路线，八月二十日至武功后，向东进犯约百里，必会经过咸阳，而咸阳以南就有2座桥，便桥和中渭桥，突厥为什么不经这2座桥南过渭水、而是继续向东杀往高陵呢？
个人认为，当时桥上有守卫，突厥可能是不想开打，而是继续抄寇，也可能是试图通过桥梁，但被守军击退。因为《旧唐书》卷137有一段记载，“冯立，……未几，突厥至便桥。立率数百骑与虏战于咸阳，杀获甚众”。当然，突厥到达渭水便桥应该有2次，初次到达后，继续向东推进，后来又折返回到了便桥，因此，笔者无法判断冯立与突厥交战是哪一次，个人倾向性的意见是第一次，因为第二次突厥回到便桥的时候，派出执失思力入见，已经是要和谈的意思了，双方那时可能已经不打了。当然这只是个人猜测。
总之，当时突厥没有打过便桥或中渭桥，而是继续沿渭水向东，二十四日到达高陵，而高陵已在长安以东，是个比较微妙的地方，首先，从高陵可以继续向东抄寇，第二，高陵在长安东北八十里，而东渭桥在长安东四十里，从“唐代关内道交通图”上看，东渭桥与高陵相距不远，如果突厥自此通过东渭桥向南，还可抄寇渭水以南地区。

在这样的形势下，八月辛巳（二十六日），尉迟敬德率部出击泾阳，泾阳在高陵以西，突厥自西向东而来，在突厥主力已经打到东边的高陵的情况下，西边的泾阳已落在突厥主力身后，泾阳一带可能只有突厥偏师。在此情况下，唐军攻西边的泾阳，是否有攻突厥后路，迫使突厥主力停止东进而回军的意图呢？笔者认为，从地图上推演来看，唐军很可能是有这种意图的。
如果此推论成立，那么，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癸未（二十八日），突厥颉利至于渭水便桥之北”，即突厥已经从东面的高陵回军向西又回到咸阳附近的便桥，因此，从战役层面来看，唐军的作战目的显然已经达到了。

何况，泾阳之战，还有其他人的记载可为旁证：
1、李君羡
据《册府元龟》卷384记载：
突厥来至渭桥，君羡与尉迟敬德等大破其众，太宗谓之曰：“尽如我君羡用心国，贼亦何忧？”
2、樊世兴
据《樊世兴碑》记载：
（武德）八年，獯猃犯塞，大骇泾阳，权烽夕举，胡尘晓望。公推锋转斗，群凶折首。
“獯猃”是古代北方的蛮族，这里代指突厥。碑铭记为“八年”，但是，武德八年（公元625年），突厥未曾攻入泾阳，因此，应为“九年”。
李君羡的“大破其众”和樊世兴的“群凶折首”，均可证明泾阳之战是打赢了的。
以上是笔者对泾阳之战的分析。
经过泾阳之战，突厥自高陵折返，回到咸阳以西的渭水便桥。面对颉利的突厥主力，太宗将要如何应对呢？请看武德九年下篇（三）——渭水之盟。

终于更了

吼吼，高潮来了，坐等渭水之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