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 吴玉贵：唐文化史对外文化交流编[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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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吴玉贵：唐文化史对外文化交流编[第1页]

作者:dy692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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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以为你会辛勤的贴文，没想到是链接，我还是按个爪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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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吐蕃、泥婆罗道的开辟
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与古代印度的文化交往，就构成了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最重要的内容。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期间，中国与印度之间的陆路通道主要是经由裴矩记载的中道或南道，不仅路途迂远，而且非常危险。较著名者如法显，在后秦姚兴弘始元年(399年)从长安逾陇山西出，经河西走廊达敦煌，度流沙，西经鄯善(今新疆若羌境)、焉夷(今新疆焉耆)，向南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于阗(今新疆和田)，西跨葱岭，入北天竺，游历天竺诸国后，由海路返回。贞观初年唐玄奘西行取经，也由河西达玉门关，越莫贺延碛，西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阿耆尼(今新疆焉耆)→屈支(今新疆库车)→跋禄迦(今新疆温宿)，北跨天山，经热海(伊色克湖)至素叶水城(今吉尔吉斯斯坦之托克玛克)，向南经中亚诸国，跨越大雪山(兴都库什山)，入天竺。玄奘归途则是由所谓南道，越葱岭，经于阗返回。
由于传统道路自然环境恶劣，须“践流沙之浩浩，陟雪岭之巍巍”，有“铁门巉险之途，热海波涛之路”[23]，被行人视为畏途。在唐代，随着吐蕃的兴起和对外交往的发展，新开辟了一条由西藏经尼泊尔（泥婆罗）至印度的通道[24]。据记载，这条道路大体走向是由上述青海道河州北渡黄河，经鄯州(治湟水，今青海乐都)→鄯城(今青海西宁市)→青海湖，转而西南行，大致经都兰、格尔木，越昆仑山口、唐古拉山口，进入今天的西藏，进而经安多、那曲，进抵拉萨，再由拉萨西南行，经日喀则进入尼泊尔，并进而抵达中天竺。近年在西藏日喀则地区吉隆县县城以北约4.5公里处阿瓦呷英山嘴发现的摩崖石刻《大唐天竺使出铭》，明确记载“显庆三年六月”，左骁卫长史王玄策经“小杨童之西”出使天竺的经历，为进一步研究吐蕃泥婆罗道的具体路线提供了宝贵的资料[25]。
《释迦方志》称这条道路为东道，且置于唐朝由陆路通印度的三条通道之首。并在“泥婆罗国”下称“比者国命并从此国而往还矣”[26]。《佛祖统记》也胪列了由唐朝通往印度的各条道路，并在“尼（泥）婆罗”下注称“其国北境即东女国，与吐蕃接。人（？）来国命往还，率由此地。唐梵相去万里，自古取道迂回，致成远阻。”[27]。最可注意的是，两处都特别声明，唐朝官方使臣往来天竺是由吐蕃泥婆罗道。《佛祖统记》的注文可能出自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由许敬宗领衔主编，在玄奘《大唐西域记》和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基础上编撰的《西域志》(或称《西国志》)，两相比较，《释迦方志》关于吐蕃泥婆罗道的记载，很可能就是来源于《西域志》或《中天竺国行记》[28]。
“近而少险阻”，是唐朝初年官方使臣选择这条道路的最主要的理由。至少唐使王玄策前后三次出使天竺，都是取吐蕃泥婆罗道。贞观十七年(643年)三月唐使李义表由长安出发，送天竺使返国，同年十二月抵达摩伽陀国，只用了不足10个月时间。而同一时期僧人玄照自中天竺归国，“以九月而辞苫部(中印度奄摩罗跋国国王)，正月便到洛阳，五月之间，途经万里”[29]。只用了区区5个月的时间。较之跋涉沙碛，翻越天山的传统沙漠道，新开辟的吐蕃泥婆罗道确实是一条便捷、安全的通道。这条道路在贞观年间成了唐朝与天竺交往的一条最重要的通道。
除了官方使臣之外，唐朝初年前往印度求取经像的唐朝僧人，也大多选择这条道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了贞观十五年(641年)至武后天授二年(691年)近50年间57位僧人赴印度求法的经历，其中确知经由陆路者21人，3人所经具体路线不详，8人取传统道路经新疆、中亚至印度，10人取吐蕃泥婆罗道(其中3人经传统沙漠道去，归途取吐蕃泥婆罗道)。如果考虑到7世纪中叶以后唐与吐蕃交恶，经由吐蕃境内的道路受到严重影响这一事实，将时间范围限于社会环境较为正常的7世纪中叶前后的话，则确切知道贞观十五年至麟德二年(665年)间前往印度的僧人共8人，其中只有1人取传统道路，其它7人全部取道泥婆罗[30]，可见这条道路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
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吐蕃攻陷唐朝西域羁縻州，并且在青海大非川大败唐军，吐蕃泥婆罗道断绝。这条道路开通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佛教经典之外，印度绘画、雕塑、造糖以及植物都在这时通过吐蕃泥婆罗道源源不断传入了唐朝，有学者认为，甚至中国造纸术也是通过这条道路传入印巴次大陆的。[31]

此试将粟特诸胡国向唐朝遣使情况列表如下：
粟特诸国遣使唐朝表[69]

2．与吐火罗诸国的交往
唐玄奘将吐火罗诸国称作“覩货逻国故地”，谓此地“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东厄葱岭，西接波剌斯(波斯)，南大雪山(兴都库什山)，北据铁门”。玄奘所记，吐火罗国故地分为27国，但实际上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29国[70]。在唐朝初年，这里与粟特地区一样，是西突厥汗国的属地，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派长子呾度设驻在活国(Warwaliz)，“管铁门已南诸小国”[71]。西突厥灭亡之后，唐朝于显庆三年(658年)和龙朔元年(661年)在这一地区设置都督府州，唐朝载籍将设置州县的使节称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72]，但是唐朝设置州县的“吐火罗道”与玄奘所载“覩货逻国故地”已有所不同。玄奘记载了29国，唐朝设置州县者只有16国。唐朝在各国设置都督府如下：吐火罗国设月氏都督府、哒国设大汗都督府、诃达罗支国（即谢）设条支都督府、解苏国设天马都督府、骨咄施国（即骨咄）设高附都督府、罽宾国设修鲜都督府、帆延国设写凤都督府、石汗那国设悦般州都督府、护时犍国设奇沙州都督府、怛没国设姑墨州都督府、乌拉喝国设旅獒州都督府、多勒建国设昆墟州都督府、俱蜜国设至拔州都督府、护密国设鸟飞州都督府、久越得犍国设王庭州都督府、波斯国波斯都督府。都督府下各设州若干，州下设县，此外还设置了军府系统，共设都督府(或州都督府)16、州72、县110，折冲府126。
唐朝在吐火罗道的名义之下设置都督府的诸国中，有些没有被玄奘列入覩货逻国故地，如诃达罗支、罽宾、帆延等就属于这种情况[73]；有些不见玄奘记载，如乌拉喝国即属此例[74]；而所谓的“波斯国”，则是由逃奔吐火罗故地的波斯末代国王之子卑路斯建立的流亡政权。波斯本土这时已被新兴起的大食占领。吐火罗国在吐火罗故地诸国位居首领，大约相当于康国在粟特诸国中的地位[75]。
吐火罗故地居丝绸之路南道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8世纪以后，随着大食的东进和吐蕃的北上，吐火罗国故地成为双方势力交汇的地方，但是直到8世纪中叶，唐朝从西域撤军为止，诸国与唐朝间的交往一直没有断绝，唐肃宗乾元(758-760年)初年，吐火罗甚至发兵与西域9国援兵东进中原，帮助唐军打击安史乱军。吐火罗军当时被编在朔方军之下。护蜜国王纥设伊俱鼻施也在乾元元年(758年)入朝，并被唐朝赐姓李氏[76]。
此试将吐火罗诸国向唐朝遣使情况列表如下：[77]
吐火罗故国遣使唐朝表

此试将天竺诸国向唐朝遣使的情况列表如下：
天竺诸国遣使唐朝表

唐朝与大食在西域的唯一次规模较大的战争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呾逻斯(Talas)之战。天宝九载(750年)，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以石国王“蕃礼有亏”，率军征讨。当唐军到达时，石国王向唐军投降，高仙芝与石国王约和于前，又背约翻脸于后，将石国王俘虏，并交给唐朝廷杀害。石国王被俘之后，石国王子引西域“诸胡国”及大食兵，与唐朝安西的军队战于呾逻斯，结果唐朝安西的军队在呾逻斯打了一个大败仗。这次战役的结果，对当时西域的形势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与战前相比，大食与唐朝战后在西域的政策或实力对比都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152]。但是这次战役在东西文化传播的历史上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战争中，大批唐朝士兵包括工匠在内被俘往阿拉伯地区，被俘的工匠中有金银匠、画匠，汉匠能作画者有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有河东人乐、吕礼[153]，而据阿拉伯古文献记载，被俘者当中还有造纸工匠，他们对中国造纸术的西传起了重要的作用。
与唐朝在西域丝绸之路东部沿途设立的完备的烽燧馆驿系统一样，大食帝国也在丝绸之路的西部设立了四通八达的邮驿系统，上文提到的阿拉伯地理名著《道里邦国志》，就是根据9世纪时阿拉伯邮驿档案编纂而成的，书中详细记载了由阿拉伯地区通往唐朝境内的呼罗珊大道，这条道路从巴格达向东北方向延伸，经哈马丹、赖依、尼沙布尔、木鹿、安国、康国，到达锡尔河流域，再进而到达唐朝控制的西域地区。完善的驿路系统保证了世界各地的物产源源不断地涌入巴格达，巴士拉学者扎希兹(al-Jahiz，776-868年)在他编纂的《商务的观察》一书中，具列了世界各地输入巴格达的物品，其中从中国输入的货物有丝绸、瓷器、纸、墨、鞍、剑、香料、麝香、肉桂，甚至还有孔雀等动物。《道里邦国志》也记载了中国输入阿拉伯地区的货物，计有白绸、彩缯、金花锦、瓷器、麻醉药物、麝香、沉香木、马鞍、貂皮、肉桂、姜等[154]。
与波斯类似，在阿拉伯文中，由中国传入或与中国有关的物品大都被冠以“sini”(中国的)，如肉桂作“dar sinī”，姜作“zajabib sini”，玫瑰作“ward sinī”，治头痛药作“shah sini”，烧制陶器的高岭土作“khaki sini”等等。凡是从中国传入的物品，大都被赋予了神奇的特性，如白铜(即“鋈”)，阿拉伯语作“al-kharsini”意思是“中国铁”或“中国箭簇金”，被认为是一种产于中国的罕见的金属，据称用这种金属制成的箭簇含有剧毒，中人即死；用它做成鱼钩，不会使海里的任何生物挣脱；铸成铜镜可以避邪；制成钟铃，可以发出响亮的乐音。著名的阿拉伯炼丹术士哈伊延·本·扎比尔(Hayyan b. Jabir)甚至专门写了一本名叫《中国铁之书》的著作，专门论述这种金属[155]。与流行于唐朝各地的许多外来物品一样，这些从中国传来的物品已经已经远远超过了其自身固有的价值，成了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的物品。
唐代最早亲历阿拉伯地区，并留下完整记录的是唐朝使节达奚弘通。《中兴书目》著录《西南海诸蕃行记》一卷，并解释称：“唐上元中（674——676年），唐州（治今河南泌阳）刺史达奚弘通撰。弘通以大理司直使海外，自赤土至虔那，几（凡）经三十六国，略载其事。”[156]达奚弘通出使事无考。此赤土即马来半岛西部吉打（Kedah）南部之地，虔那可还原为Kana，指阿拉伯半岛南部的Bandar Hisn Ghorah地方[157]。虽然此书全佚，但在残留的记载中保存了唐朝使臣直航阿拉伯的宝贵记录。

在唐朝与大食的交往中，值得记述的还有杜环写的《经行记》一书。杜环是《通典》的作者杜佑的族子，呾逻斯战役时被大食军队俘虏，在大食境内飘流10年之久，宝应元年（762年）附海舶返回唐朝。杜环根据他在大食境内流寓的经历及见闻写了《经行记》，留下了中国与阿拉伯交往的最早和早可靠的记录。《经行记》原书已佚，但是杜佑在写作《通典》时，在“边防典”中摘录了其中部分内容，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其中有些内容保留了关于早期阿拉伯风俗和伊斯兰教教义的最早的汉文记录，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称大食：“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断饮酒，禁音乐，人相争者，不至殴击。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生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率土禀化，从之如流。法唯从宽，葬唯从俭。”[158]为研究早期穆斯林风俗提供了宝贵资料。
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有一条著名的圣训，称：“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表明了阿拉伯世界了解中国的迫切愿望。与亲历西亚的唐朝人相比，东来中国从事贸易及相关活动的大食人要多得多。8世纪中叶，鉴真和尚在广州港亲眼见到过“大石国”（即“大食”）的商船，而阿拉伯人阿布·塞义德（Abu Zaid）也记载黄巢曾在广州杀害了伊斯兰教徒等12万人。田神功在扬州劫掠时，也杀了几千名“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159]。唐朝境内大食商人之多，可以想见。有名可查的大食商人除了《中国印度闻见录》中著名的苏莱曼（Sulamān al-Tājir）外，有曾在785年以前某时期从事与中国间的沉香木贸易的阿卜·乌拜达（Abū ‘Ubayda ‘Abdallāh b.al-Qāsim），八、九世纪之交，因从事对华居间贸易而致富的纳扎尔·本·来伊蒙（al-Nazar b.Maymum）等[160]。肃宗乾元元年（758），广州上报朝廷，称：“大食、波斯围州城，刺史韦利见逾城走，二国兵掠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161]唐代广州地方官员，一向以贪污贿赂、盘剥外国舶商著称。此前，广州都督路元睿就曾因掠取外国商船的货物，被蕃商刺杀[162]。所以这里所谓的“兵”，很可能就是拥有武装的大食商人。
来华的大食人中，有些长期居住在唐朝境内，具备了很高深的汉文化修养。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唐宣武军节度使卢钧向朝廷推荐大食国人李彦升，次年，李彦升宾贡及第，成为唯一取得进士资格的大食人[163]。
在与唐朝长期交往的过程中，大食的器物也传入了中国。唐代的伊斯兰玻璃器就是突出的代表。伊斯兰玻璃在历史上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所周知，在罗马时代玻璃制造业曾达到了相当高超的水平，当欧洲进入中世纪黑暗时代之后，玻璃制造也随之衰败。阿拉伯人在7世纪占领地中海东岸地区之后，继承了罗马精湛的玻璃制造工艺，并使之发扬光大，形成了玻璃器制造史上的伊斯兰时代。近年在西安法门寺唐代地宫中出土了约20件完整的玻璃器皿，为研究伊斯兰玻璃器和唐朝与大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与萨珊波斯银币一样，拜占廷金币及其仿制品属于中国境内发现的最重要的东罗马遗物。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与和田地区曾先后发现过10枚东罗马金币（3枚为仿制品），其中有些就是在唐代墓葬中发现的[174]。此外，在内地唐代遗址中，也屡有发现。1979年，在陕西咸阳唐贺若氏（卒于武德四年，621年）墓发现东罗马查士丁二世（Justin Ⅱ，565-578年）金币1枚[175]。1981年，在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发现东罗马金币1枚，为东罗马福克斯（Focas，602-610年）所铸[176]。1969年，曾在西安何家村唐代窑藏中发现东罗马希拉克略（Heracliue，610-641年）金币1枚[177]。
上文中曾提到过西安土门村唐墓发现阿拉伯仿拜占廷希拉克略金币，在中国内地发现的拜占廷金币仿制品远不止此。西安东郊唐陈感意墓中发现东罗马阿那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 Ⅰ，491-518年）金币的仿制品[178]。西安西郊曹家堡唐墓中也发现拜占廷金币仿制品[179]。在拜占廷金币仿制品中，以宁夏固原南郊粟特胡人墓葬中发现的金币最引人注目。1981年，在唐史道德墓（仪凤三年，678年）发现的金币可能属于东罗马皇帝差诺（Zeno，公元474-491年）金币的仿制品。1985年，在唐史索岩墓（麟德元年，664年）中又发现了拜占廷金币仿制品。1986年，在唐史诃耽墓（咸亨元年，670年）也发现了仿制的拜占廷金币[180]。在粟特胡人家族的墓地中集中发现拜占廷金币的仿制品，再次证明了粟特商人在欧亚内陆贸易交往中起的重要作用。
此外，在敦煌文书伯3432“龙兴寺卿赵石老脚下佛像供养具经等目录”著录有“拂临样”银盏，伯2613“唐咸通四年正月四日沙州某寺徒众常住交割历”中也有“弗临银盏”，也表明了拜占廷或拜占廷式银器对敦煌的影响[181]。
随着相互交往的增多，唐朝人对拜占廷的了解也逐渐加深，有关拜占廷的内容甚至成了文艺创作的题材。如唐朝著名画家张萱和周昉都曾创作过“林图” [182]，五代画家李玄应和王道求分别有“会茀林”和“茀林弟子”等作品传世[183]，而五代王商更是创作了“林风俗图”、“林士女图”和“林妇女图”等反映拜占廷风俗、物产的画图[184]。现在虽然已经无从知晓当时创作这些图画的现实依据，但它的产生从特定的角度反映了人们对东罗马已经有了相当具体的了解。

此试将波斯、大食、拂菻向唐朝通使情况列表如下：
波斯诸国遣使唐朝表：

以上在西域各国通使唐朝表中，分为粟特诸国、吐火罗诸国、天竺诸国、波斯诸国等4个单元，分别对西域诸国向唐朝遣使情况进行了大致表述。必须说明的是，在这些表中只选择了部分西域国家，而且引用资料范围也很有限，肯定有不少遗漏。更重要的是，古代史书中对西域诸国的通使记载本身就是非常不完备的，如《册府元龟》称武德四年（641年）十月“西域二十二国并遣使朝贡”[185]，但是在现存载籍中，并没有见到有关西域国家在此时朝贡具体记载。根据现存并不完备的资料做出的统计数字，更多地只是反映出西域诸国与唐朝交往的一般趋势，而不是双方交往的实际状况。综合以上诸表可以看出，西域诸国与唐朝的通贡关系主要集中在8世经上半叶。此以盛唐玄宗统治时代（712-751年）为界，将西域诸国向唐朝遣使分为三个时期，试将各时期所占比例统计如下：
西域各国遣使唐朝比例表：

由于距离和时间等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各地区在同一时期所占比例不尽相同，但是从以上统计中可以大体看出西域诸国与唐朝交往的一般状态。自唐朝初年到玄宗继位约一个世纪，西域各国向唐朝遣使数约占遣使总数的33%；玄宗统治时代约40年，但是平均占总数约60%，而8世纪中叶以降至唐朝亡国约一个半世纪，遣使数只占到不足10%，玄宗统治时代是唐朝对外交往的鼎盛期，更是唐朝与西域陆路交通的顶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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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

东晋及南朝，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西行求法活动的发展，中国僧人纷纷前往海外，为了解海上交通的进一步提供了更多的资料。最具代表性的是法显和尚前往印度的航海经历。后秦姚兴弘始元年(东晋隆安三年，399年)，法显从长安西出，经沙漠道前往印度求取律藏，经过九死一生，遍游印度各地，最后经瞻波国(今印度比哈尔邦东部)渡海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并在义熙七年(411年)借西南季风搭乘商舶东返故国。与以往不同的是，法显撰写的行记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详细记录了当时航海的技能、利用的技术手段、南海航线各段航程的距离及所需的时间、沿途水文气象等等，为了解四五世纪的海路交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17]。1984年，在广东省遂溪县边湾村发现了一批南朝窖藏金银器。银器中有一件十二瓣状的“萨珊式银碗”，口沿微侈，沿口沿刻有在粟特和花剌子模地区使用的阿拉美文字（Aramaic characters）铭文。除了萨珊式银器外，在这批窖藏中还发现了20枚萨珊银币，其中沙布尔三世（Shapur Ⅲ，公元383-388年）3枚，伊嗣俟二世（Yazdegerd Ⅱ，公元438-457年）5枚，卑路斯（Peroz，公元459-484年）A型1枚，卑路斯B型11枚。窖藏发现地不远处即为西溪河入海处，这批器物提供了5世纪时波斯商舶来往于南中国海的证据[18]。
隋朝统一之后，炀帝派遣众多使臣出使异域，大业三年（607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人应朝廷征募，航海出使赤土国(在今马来半岛)，大业六年（610年），经交阯返回。常骏一行到达赤土国界时，国王利富多塞遣使以船舶30艘迎接隋使，归来时，又遣王子那邪迦随贡方物，隋朝使节赍物五千段赠与赤土王，而赤土国也向隋朝贡献金芙蓉冠、龙脑香，“以铸金为金罗叶，隐起成文以为表，金函封之”[19]。在增进双方了解的同时，加强了物质文化的交流。根据常骏等人的行程写成的《赤土国记》(二卷)虽然久已散佚[20]，但是在《隋书·南蛮传》赤土国部分摘录了其中部分内容，丰富了当时和后世关于南海历史、交通的知识。
古代载籍对民间海上交通记述很少，与东晋一样，对唐代海上交通状况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佛教僧众西行求法的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知，唐代海上交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唐朝前期海陆交通的了解，主要是从僧人义净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得知的。
义净，俗姓张，齐州(治历城，今山东济南市)山庄人[21]，7岁入土窟寺学佛，后因“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在18岁时，萌发了前往印度取经的愿望。高宗咸亨元年(670年)，他从长安回到了故里，辞别师尊，准备西行事宜。次年，经扬州南下至广州，得到龚州(治平南，今广西平南)使君冯孝诠家族的资助，搭乘波斯舶，开始了西行取经的漫漫征途。时年37岁。

义净由广州南下，直航室利佛逝(苏门答腊岛东南之巨港)，经末罗瑜(苏门答腊岛之占碑一带)、羯荼(马来西亚之吉打州)，复经裸人国(安达曼群岛)[22]，转而向北航行，抵恒河入海处的耽摩立底国(印度西孟加拉邦米德纳普尔县之塔姆卢克附近)登岸。经多年求学、游历印度各地后，在武后垂拱元年(685年)离开那烂陀寺，自耽摩立底登舟，沿原路东归。中途留在室利佛逝著述、翻译。
这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据义净自己记述，永昌元年(689年)，义净登上佛逝港口一艘商船，欲托人捎信到广州，求取抄写梵经所需的墨、纸，并雇佣抄经的帮手，但是由于商船因风乘便，未及通知义净离船登岸，便升帆入海。义净“求住无路”，无意中被载回了广州。而他多年跋涉辛苦得来的五十余万颂佛经，则被留在了佛逝。为了取回经本，义净在同年又搭载商舶，再返佛逝[23]。天授二年(691年)，义净托人将撰成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及“新译经论十卷”带回唐朝，自己在武后长寿二年(693年)启程回到广州，并在证圣元年(695年)北抵洛阳。这时他已61岁。义净带回梵本经律论四百部，合五十万颂，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女皇武则天亲自到上东门外迎接，“洛阳缁侣，备设幢幡，兼陈鼓乐，在前导引。”[24]仪式之崇隆，待遇之优厚，甚至远远超过了贞观年间的玄奘。
西行求法，在唐代西行者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从他们选择的路线可以反映唐代对外交通的一般面貌。义净在室利佛室期间，撰写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下称《求法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两部直接反映唐代对外交往的重要著作，尤其是《求法传》，传主都是义净亲见、亲闻的赴西域取经求法的僧徒，为了解和分析当时的对外交通提供了宝贵资料。
《求法传》收录了从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到武后天授二年(691年)50年间33批56人次前往南海和印度游历、求法的经历[25]，其中路线不明者4批4人[26]；经由陆路前往印度者12批18人[27]；经海路赴印度者为21批34人[28]。由海路西行的次数与陆路的比率为2.3:1，而人数之比也为1.9:1，可知在7世纪下半叶，在陆路对外交往充分发展的同时，海路交通也十分繁荣，并且已显露出取代陆路地位的趋势。

海峡北为罗越国(马来半岛南部)，南为佛逝国(苏门答腊岛)；自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爪哇岛)，西出峡，三日至葛葛僧只国(位于伯劳威斯群岛)，又四五日行，至胜邓州(日里附近)；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巴鲁斯)；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尼科巴群岛)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斯里兰卡)。
由师子国西四日行，至没来国(印度奎隆)，又经西北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西北二日行，至拔国(印度纳巴河口布罗奇附近)；又十日行，经小国五，至提国(印度河口巴基斯坦卡拉奇附近提勃尔)。自提国西行二十日，经小国十余，至提罗卢和国(波斯湾头伊朗阿巴丹附近)，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波斯湾头之奥布兰)，自此乘小舟溯弗利剌河(幼发拉底河)，二日至末罗国(伊拉克巴士拉附近)；西北陆行千里，即可至大食国都城报达(巴格达)。
在唐朝人的心目中，印度半岛西岸迤逦西北行至波斯湾东岸一线为“海东岸”，而自非洲大陆东岸东北至波斯湾的沿海地区则为“海西岸”。以上从没来国至乌剌国，为“海东岸”的航线，贾耽还专门记述了“海西岸”的航线。据载，海西岸之最南为三兰国(东非沿海某地)[32]，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南也门之席赫尔)，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阿曼之卡拉特)，又西六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阿曼北部苏哈尔港)，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诃磨难国(波斯湾西岸之巴林岛)，又一日行，至乌剌国，与海东岸航线合。
从广州至波斯湾头的乌剌国约需87天，从东非沿海至乌剌国约需48天。贾耽对当时南海航线记载的详细和精确程度，都远远超出了前代。毫无疑问，只有在海上交通非常发达，得到了详尽的航海资料的条件下，贾耽才会对东西航线做出如此精审的记载，由此可知，唐代南海交通确实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此外，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从广州西行的航线，最远只记载到乌剌国，而由乌剌国到东非沿海的航程，则是由西而东记述，乌剌国是东西两条航线的交汇之地，这种情况客观反映了大食帝国在当时海上交通中的重要地位。

3.《酉阳杂俎》与唐代文献对非洲的记载
在古代中国，非洲是人们已知的西方的终点。一般认为，在唐代之前，中国人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对非洲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中，明确记述了由非洲东海岸向西北通往波斯湾的航线。杜佑在《通典》中记述唐代大秦国的情况时，附录了杜环《经行记》中有关大秦的记载，并记录了女国与摩邻两个国家。共中“摩邻”的内容尤其受到学界高度重视。据记载，摩邻国：“在秋萨罗国西南，渡太[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餐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诸国。”[33]“鹘莽”是中古波斯语gurman的译音，指枣椰树[34]。摩邻具体指哪个国家，分歧尚多[35]。但是综合杜环记载的方位、肤色、风俗、物产等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摩邻是当时非洲大陆的某个古代国家则是没有疑问的。
除了贾耽、杜环的著作之外，唐代对非洲最详尽的记载当属段成式《酉阳杂俎》。
段成式（803-863年），字柯古，出生在世代官宦之家。父文昌，事穆、敬、文三朝（821-840年），出将入相20年，母亲是宪宗朝宰相武元衡之女。段成式不仅家庭庋藏丰富，而且在任秘书省校书郎期间，广泛阅读了朝廷官方收藏的图书，“秘阁书籍，披阅皆遍”，特殊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经历使他接触了大量常人无从见到的奇篇秘籍，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以“奇诡谲怪”著称的《酉阳杂俎》[36]。
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的非洲国家主要有孝亿国（Siut，埃及南部）、仍建国（Utica，北非突尼斯沿海古城）、悉怛国（不详，或指Sudan）、怛干国（Dakhel Oasis，撒哈剌沙漠中的沙岛）勿斯离国（Misr，埃及）等国[37]，其中以拨拔力的记载最称完备：
拨拔力国，在西南海中，不食五谷，食肉而已。常针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食。无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妇人洁白端正，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其价数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国，团集数千，赉彩布，没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属外国，战用象牙排、野牛角为槊，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万，大食频讨袭之[38]。

唐太宗贞观末年及高宗初年，为了准备在朝鲜半岛的战争，唐朝曾几次大规模制造海船。贞观十八年（644年）令将作大匠阎立德等人到洪、饶、江三州，“造海船四百艘以载军粮”[54]，廿一年（647年）又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宣、润、常、苏、湖、杭、越、台、婺、括、江、洪十二州工人造“入海大船及艓船三百五十艘”，准备海上远征[55]。廿二年（648年），“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56]大致与此同时，还命令将作大匠阎立德至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57]。造船地域遍布今江、浙、皖、赣等省，数量则动则数百上千，唐朝制造海船的能力由此可见[58]。
唐代商船的规模也相当可观，据唐人李肇称：“江湖云‘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然则大历、贞元间（766-804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啻‘载万’也。”[59]江船如此，海舶可知。唐人慧琳解释“舶”称：“司马彪注《庄子》云：海中大船曰舶。《广雅》：舶，海舟也。入水六十尺，驱使运载千余人，除货物。亦曰昆仑舶。运动此船，多骨论为水匠。用椰子皮为索连缚。葛览糖灌塞，令水不入。不用钉，恐铁热火生。累木枋而作之，板薄恐破。长数里，前后三节。张帆使风，亦非人力能动也。”[60]所述虽未必为唐舶，但可为了解唐朝海舶提供参考。从零星记载可知，唐朝人张支信、李邻德、江长、李延孝、张蒙等，都是航海往来于唐朝与日本的舶商[61]。阿拉伯史料还提到，唐朝海船因为体积太大，只能在尸罗夫停泊，无法到达巴士拉和马斯喀特[62]。造船技术的提高，为海上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在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中，陶瓷与丝绸一样，也是连接东西文化交流的纽带。与丝绸不同的是，陶瓷器具有沉重和易碎的特点，对于以畜力运输为主的古代陆路贸易而言，大规模、长途转输陶瓷器皿，存在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而海上交通的发展则使陶瓷器皿的大规模出口成为可能。
唐代在我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考古工作者在全国各地发现了许多唐代生产陶瓷的作坊和窑场遗址，大体上说，唐代陶瓷生产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在制作绿釉和褐釉陶器技法的基础上，在北方出现了以釉彩绚烂、造形生动著称的“唐三彩”陶瓷器，唐三彩器物有许多是用来作陪葬的冥器。二是北方邢窑生产的白瓷器和南方越窑生产的青瓷器以制作精美、技艺高超、特色鲜明，成为唐代两大陶瓷系统。此外唐代还出现了长沙铜官窑、江西洪州窑等陶瓷器生产和销售中心。陆羽曾经从品茗的角度，对唐代各地的陶瓷产品进行了评论，称茶碗以越州瓷为上品，鼎州瓷次之，婺州瓷又次之；岳州瓷为上品，寿州、洪州瓷次之，“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茶器的色泽须与茶汤的颜色相宜，“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宜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63]可知唐代陶瓷器皿不仅种类繁多，质量高超，而且不同地区的产品都各自具备了独特而鲜明的地方特色。

这个必须顶。

福斯塔特所出唐代陶瓷具有品种齐全、质量高超、数量巨大的特点。福斯塔特的唐瓷包括了唐代外销瓷的全部品种，甚至包括了外销瓷中非常罕见的唐三彩。发现的陶瓷器虽然多为残片，但都属于质量上乘的精品。福斯塔特陶瓷品的数量，也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据上文统计，仅见诸零星报道的就有500片以上，其总数之夥，可以想见。另据报道，在非洲发现唐代陶瓷的地点至少还有苏丹的艾札布（Aydhab），肯尼亚的曼达岛（Manda），距离马达加斯加北方不远的科谟罗斯岛（Comoros），坦桑尼亚的基尔瓦（Kilwa）等地。此外，非洲还发现过5枚唐朝钱币。所有这些发现都表明，早在唐代时，中国的陶瓷已经大批行销到了非洲大陆[66]。
就陶瓷数量而言，以福斯塔特为代表的东、北非洲地区与唐朝的贸易应该是非常发达的。但奇怪的是，这里发现的唐代中国的遗物只限于陶瓷和少量钱币，此外没有发现任何与唐朝有关的文化遗存。鉴于这种情况，有些学者认为非洲的唐朝陶瓷很可能是某种中介贸易的产品，唐朝与非洲并没有直接贸易。其实，不管是直接贸易还是间接贸易，大批陶瓷的存在至少表明唐朝陶瓷当时深受非洲本地人民的普遍欢迎。
唐朝外销陶瓷不仅丰富和便利了非洲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且还对输入地的手工业生产和审美情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了输入品外，福斯塔特陶瓷残片大部分是本地产品，这些产品的突出特点是，它们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中国陶瓷器的仿制品。如多彩纹陶器和多彩划刻陶器仿唐三彩，白釉陶瓷仿唐代白瓷，而黄褐釉线刻陶器则是越窑瓷的仿制品。同样的情形还出现于波斯，八九世纪时，当唐三彩和输入波斯之后，在本地很快就出现了多彩彩纹陶器和多彩线刻花纹陶器，人们将这种华贵的陶器形象地称作“波斯三彩”。这时在邢州白瓷的影响下，在波斯还出现了白釉蓝彩陶器。大量当地仿唐陶瓷器的发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唐朝文化对世界各地文化产生的强烈的吸引力。当然这些输入地生产的陶瓷器并不是简单地模仿唐代器物，而是经过改造，具有了本民族的风格。
较之在非洲沿海发现的唐朝陶瓷，学术界对东亚尤其是对日本发现的唐朝陶瓷的了解要具体和深入得多。据统计，日本出土唐五代陶瓷的遗址有188处，出土各类陶瓷片2159片。分布在南至冲绳县，北达秋田县的广大地区，包括都城、官衙、墓葬、集落、寺院、集市、作坊、祭祀地等各种不同性质的遗址。以上遗址中，并不包括有名的鸿胪馆遗址。1978年，在福岗市平和野球场的改造工程中，人们第一次发现了与鸿胪馆相关的遗址，以后通过连续十数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唐五代陶瓷残片。其数量之巨，目前尚无法做出具体的数字统计，但是在总量上，早已远远超出了日本全国的出土量。

日本出土唐朝贸易陶瓷的遗址分布表明，唐朝贸易船除了在鸿胪馆近海登陆外，仅在长崎离岛、佐贺有明海有临时停泊交易的可能，唐朝商船这时尚不可能深入到濑户内海停泊，唐朝商人也不能深入到日本内地贸易。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在濑户内海沿岸及神户、大阪港一带极少有集中出土唐五代贸易陶瓷的遗址。另外，出土贸易陶瓷遗址主要限于都城、官衙、寺院、集落等，而集落遗址发现陶瓷残片的数量往往都只有一两片，这种情况表明，唐五代陶瓷在当时的日本属于难得之物，其消费者主要是贵族、王公大臣等社会上层，一般庶民阶层则无缘使用这种贵重的器物。
从发现瓷片的窑口分析，这一时期中国外销日本的陶瓷产地主要有浙江越州窑（包括宁波地区诸窑）、台州临海窑、婺州窑、江苏宜兴窑、河北邢窑、定窑、河南巩县窑、密县窑、湖南长沙窑等，其中青瓷以浙江北部越州窑青瓷为主流，而白瓷则全部属于河南、河北的产品。这与在非洲发现的唐朝外销瓷的情况是一致的。与唐朝的陶瓷贸易，对日本陶瓷业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日本本地产绿釉陶，无论在器形还是纹饰，都是唐朝外销陶瓷的仿制品[67]。
与海外各地发现大量唐代陶瓷器相适应，陶瓷器也是海外贸易港口城市扬州考古发掘中出土最多的器物。考古工作者曾在扬州古河道中发现了两条唐代古船，中间均有隔仓，仓内残留有漆器、瓷器残片，可能是用于短途运输的货船[68]。1975年,在扬州西门外发现了唐代扬州“罗城”遗址，并发掘出了大批唐代遗物，其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大批陶瓷器残片的出土。在1,100平方米范围内的12个探方里，出土各种瓷片15,585片。其中以青釉瓷最多，为7,722片，占总数的49%；白釉瓷2,224片，占15%；黄釉瓷1,821片，占5%；各种彩釉瓷598片，占4%；黑釉瓷106片，占0.7%；其它各种瓷片1,148片，占6.7%。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是非常罕见的。窑口可以辨认的有长沙窑、景德镇窑、宜兴窑、越窑等，有些黄釉、酱釉、褐釉、黑釉等瓷器可能是寿州（今安徽凤阳）、洪州（今江西南昌）和河南、陕西等北方窖烧造的产品，产地范围非常广泛。这些瓷器主要是碗、盏、盘、罐、盒、壶等日用器皿，其中产于官窑者极少，大多数是由民窑烧造的器物。从各地集中如此多的日用瓷器，显然是作为商品流通的[69]。
在扬州“七八·二人防工程”工地中，也发现了大量的单色釉、多色釉的陶瓷器残件和几十件完整器物，窑口可以辨认的有长沙窑、寿州窑、宜兴窑、越窑等，此外还有众多的器物尚难辨认其窑口来源。从器形和釉色来看，这些陶瓷器与全国著名的窑口出产的陶瓷有相似之处，而扬州至今尚未发现唐代烧窑，大量的陶瓷器只能是从各地而来，一部分供应扬州市民的需要，一部分转运他方[70]。扬州是唐代非常繁荣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考虑到唐代陶瓷器大量从海上出口的事实，显然不能排除扬州发现的陶瓷器是用于出口的可能性。
另一点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在扬州还发现了大批波斯陶片。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扬州征集到了一件双耳绿釉大陶壶，此后，又陆续发现和采集到了二三百片相同的陶片标本，经过研究，这批陶器在胎色、胎质以及化学成分等各方面都与中国绿釉陶器有明显区别，属于波斯的产品。这些波斯陶片的发现地集中在扬州市东南近郊，这里是唐扬州城外的唐人墓葬区。陶片多出土于晚唐、五代地层内，伴出遗物均属中晚唐或五代时期，基本可以断定是8世纪晚期至9世纪的产品[71]。表明在唐代陶瓷大量外销的同时，波斯陶器也流入了唐朝境内。
PS：中伊友谊源远流长+1

好长，不过我会争取努力坚持看完的

福建沿海也是唐代开展海外贸易的重要地区。唐人沈亚之在记述饶州(治鄱阳，今江西波阳)医者郭常的行迹时，曾提到福建对外贸易的情况，称“饶江，其南导自闽，颇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货，国人有转估于饶者（后略）。”[109]由此可知海外舶来品经福建而入内地的大致情形。会昌（841-846年）诗人薛能“送福建李大夫诗”中也有“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的描写[110]，表明福建沿海在唐代的确是海外商贾的停泊之地。唐代福建沿海对外贸易首推泉州和福州。
泉州(治晋江，今福建泉州市)处于福建沿海晋江下游，福州(治闽县，今福建福州)位于闽江入海处，两地都处于江、海交汇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全唐诗》中收录了“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诗。诗云：“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说明泉州八方辐辏，海外贸易非常繁荣。但是《全唐诗》中这首诗两见，一说为武后时代(684-705年)诗人张循之创作，一说为天宝进士(742-756年)包何所作，二人时代相差近半个世纪。更关键的是，晋江口的晋江县有“泉州”这个名称始于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在此之前，“泉州”是指闽江口的闽县，即以后的福州[111]。也就是说，如果是张循之的诗，反映的就是现在福州的情况；如果是包何的诗，则是指今天的泉州。由于缺乏相关证据，此诗属张属包，迄无定论。总之，不论诗的原作者是谁，都说明最晚在8世纪中叶，福建沿海已成为唐代海外贸易的重要地区[112]。
上文中曾经讲到，唐文宗“疾愈德音”在论及对南海蕃舶征税过于苛重的问题时，将福建与岭南、扬州并论，此福建，当时指唐福建观察使理所福州而言，福建沿海在唐朝海外贸易中的作用于此可见。王审知任福建观察使时(897-907年)，[三]佛齐等国也曾泛海至福州入唐[113]，昭宗天佑元年(904年)六月，唐朝授福建道[三]佛齐国入朝进奉使都番长蒲诃粟宁远将军[114]，两处记载的很可能是同一事件。表明福建沿海对外交往的重要地位一直持续到了唐朝末年。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福州市郊闽国刘华墓中发现了三件孔雀蓝釉波斯陶罐，墓主刘华葬于930年[115]。波斯器物的发现，从另一个角度步证明了这一地区在唐五代对外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
如果说广东、福建沿海港口对外贸易对象主要是以南海商舶为主的话，浙江、江苏、山东沿海港口则主要承担了与日本及朝鲜半岛的海上交往。

唐代浙江沿海对外贸易港口主要有台州和温州、明州等，这里主要对明州的情况略加介绍。明州(治县，今浙江宁波市南)东临大海，西依四明，地势平坦，航道通畅，自古就属于我国古代造船与航海的发韧地之一。在日本遣唐使时代(629-838年)，明州是东海航线的重要港口之一，即使是停派遣唐使之后，仍是往来于唐朝与日本之间的商船停泊的重要港口。据日本史料不完全统计，唐人李邻德(842年)、张支信等37人(847年)、钦良晖(852年)、李延孝(858年)、李延孝等43人(862年)、张支信(863年)、李延孝等63人(865年)、日本人神御井等(847年)都是由明州出海前往日本，而张支信在862年还曾由日本肥前出发，抵达明州港[116]。
扬州是江苏沿海对外贸易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也是唐时全国最繁荣的商业城市之一。扬州位于长江下游，距离长江入海处很近，而且是南北大运河的枢纽，具有重要的交通和战略地位。隋代初年，就已在扬州设总管府，辖制东南一方。唐朝先后在此地设立扬州大都督府和淮南节度使，继续保持了东南政治中心的地位。唐代的扬州又是长江流域物资的总汇之地，是盐、铁、茶、丝、绵、药材、磁器、珠宝等货物的转运中心，扬州还以金属制造业、纺织业、纺织业、造船业和制糖业等手工业技术的发达而著称。唐朝盐铁转运使常驻扬州，总管东南诸州财货。“维扬右都，东南奥壤，包淮海之形胜，当吴越之要冲，阛阘星繁，舟车露委。”[117]扬州是唐朝东南地区政治、商业和制造业的中心，唐时俗谚称“扬一益二”，将扬州置于以繁荣著称的成都之上[118]。
繁荣的商业，是扬州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史称扬州“俗好商贾，不事农桑”，“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119]。德宗兴元元年（784年）杜亚任淮南节度使时，因“侨寄衣冠”与手工业者及商人等侵占街道造宅，竟使道路壅塞不通[120]，而各道节度使也因扬州地居南北冲要，百货汇聚，“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息”，大历十四年（779年），唐德宗专门下诏，废止这种名为“回易邸”的店肆[121]。
上文指出，扬州是唐代对外陶瓷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城市，近年发现了大批波斯陶片。文献记载也表明，作为海外贸易的重要地区，唐代有大批商胡在扬州兴贩谋利。开元初年，李勉沿汴游扬州，遇波斯商胡搭乘船只，途中因病而死。李勉到达扬州之后，有“群胡左右依随”，其中有已故商胡之子。这里提到的“波斯胡”与“群胡”，都是长期居住扬州经商的外国人[122]。据称，肃宗乾元年间（758-760年），朝廷国用不给，监察御史康云间担任江淮度支，“率江淮商旅百姓五分之一，以补时用”，有波斯胡人因交易珠宝，在扬州输税款一万贯[123]。经营珠宝业的胡商，许多都在扬州开设邸店，唐代传奇中，不时可见扬州“波斯店”、“胡店”的记载[124]。杜甫诗“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125]也反映了扬州是商胡聚集之地。天宝二年(743年)，鉴真第二次东渡，在扬州采购准备携往日本的什物，其中香药有麝香、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唐香、安息香、栈香、零陵香、青水香、熏陆香、毕钵、诃梨勒、胡椒、阿魏等近千斤[126]，这些香料多是外来物产[127]，这与扬州作为外来物品集散地的地位是相称的。
中伊友谊源远流长+2

4．市舶使的设立
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唐朝设立了专门管理海外商舶贸易的市舶使[136]。李翱在为岭南节度使徐申（802-806年在任）撰写的“行状”中称，徐申治理广州有方“蕃国岁来互市，奇珠玳瑁，异香文犀，皆浮海舶以来。常贡是供，不敢有加，舶人安焉，商贾以饶”[137]。“常贡”云云，表明广州外来物品是唐朝宫廷需求的一个经常性的来源，设立市舶使，就是为了保证这个来源的通畅，最大限度地满足宫廷对奢侈品的需要。大中四年（841），宦官李敬实任广州市舶使，据“李敬实墓志”称，李敬实“才及下车，得三军畏威，夷人安泰。不逾旬月，蕃商大至，宝货盈衢，贡献不愆。袟满朝觐，献奉之礼，光绝前后。”[138] “贡献不愆”、“献奉之礼，光绝前后”，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唐政府在广州设立市舶使的目的。
关于市舶使这个官职，在有关的史志中并没有专门记载，上引李肇《唐国史补》称，唐广州南海舶“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139]可知市舶使主要职责为登记外国商船运载的货物，收纳关税，查禁唐朝不许进口的货物。
开元二年（714年）十二月，岭南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进奉朝廷，岭南监选使、殿中侍御史柳泽上书玄宗，认为这种做法应该严加禁止。这是有关市舶使较早的一条记载，周庆立在开元二年（714年）就已担任市舶使，则市舶使的设立当在此之前[140]。
除了提供设立市舶使的时间外，从柳泽的议论中还透露出了一些其他的内容。上书中称：“《王制》曰：作异服奇器以疑众者杀，《月令》曰：无作淫巧以荡上心。巧谓奇伎怪好也，荡谓惑乱情欲也。今庆立等皆欲求媚圣意，摇荡上心。若陛下信而使之，是宣奢淫于天下，必若庆立矫而为之，是禁典之无赦也。”[141]柳泽反对的并不是市舶使行使正常的对外贸易职能，而是反对市舶使制作奇服异器，这是应该指出的第一点。

其次，“信而使之”云云，表明市舶使是朝廷派驻广州的机构，从“矫而为之”也可知，市舶使直接秉承皇帝旨意，所以存在假传圣旨的可能性。周庆立虽然是市舶使，但诸书仍明确记载他在十二卫担任“右威卫中郎将”的官职，也可以证明市舶使由中央直接派出，不归地方管理。
第三，市舶使的主要职责是在海外贸易中收取进奉之物，周庆立与波斯僧及烈[142]“广造奇器异巧以进”，虽然意在“求媚圣意”，但这种做法与他们的职责也不无关系。
第四，载籍中将波斯僧及烈与周庆立并称，表明侨居广州的外国人参与了市舶使的活动，并起着重要的作用。
除了朝廷特派的朝官之外，市舶使职务多由宦官担任的。宦官韦某，在开元十年（722年）任内府局丞，未几因课绩优异，升任广州市舶使，由于他克尽职责，“赆纳贡，宝贝委积。上甚嘉之，每宣谕诸道，曾无宁岁，敷扬诏旨，人皆说服。天宝初，拜朝议郎，判官闱令，知本局事。”[143]内府局掌“中藏宝货，给纳名数”[144]，韦氏由负责内府宝货之官升任市舶使，也表明市舶使是朝廷为了聚敛珍异财宝设立的官职。如果以开元十一年（723年）作为他赴任的时间，以天宝元年（742年）为调任宫闱令的时间，则韦某担任市舶使的时间长达10年。内府丞为正九品下阶文官，宫闱令为从七品下阶（朝议郎为文散第六品），从韦氏担任市舶使之前和之后的官职判断，市舶使的官阶并不甚高[145]。但是由于代表皇帝行使管理海外贸易的权利[146]，所以尽管官阶卑微，权势却相当崇重。《李敬实墓志》特别指出“才及下车，得三军畏威”，至少表示市舶使与军队应有密切关系。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十二月，宦官市舶使吕太一矫诏征募军队，将岭南节度使张休驱逐出广州，纵兵大略广州。朝廷以韦伦为韶、连、彬三州团练使，连兵平叛，吕太一用行贿手段行反间计，韦伦遭贬。新任岭南节度使杨慎微再次发兵，方才收复岭南[147]。吕太一能矫诏征募军队，甚至驱逐节帅，市舶使的权力之崇重可以想见。
从唐代佚名作者撰写的“进岭南馆王市舶使院图表”可知，市舶使创设初期分工不甚明确，机构也不完善，甚至没有固定的衙署和完整的档案材料，“伏以承前虽有命使之名，而无责成之实，但拱手监临，大略而已。素无簿书，不恒其所”。自王市舶使莅任之后，大有改观，“自臣亲承圣旨，革刬前弊，御府珍贡，归臣有司，则郡国之外，职臣所理，敢回天造，出臣匪躬，近得海阳旧馆，前临广江，大槛飞轩，高明式叙，崇其栋宇，辨其名物，陆海珍藏，徇公忘私。”[148]市舶使衙署和簿书文档的设立，对于市舶司机构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三节唐朝与日本的文化交流
唐代繁荣的经济，昌明的文化和完备的制度，对隔海相望的东邻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成为日本竭力模仿的楷模。日本通过派遣留学生来唐朝学习和延邀唐朝各类人才到日本传授等多种手段，全面移植唐朝文化，在哲学思想、文物制度、文学艺术、音乐舞蹈、天文历算、医学、建筑等文化科技的各个领域，以至衣食住行、风俗娱乐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无不受到唐朝文化的强烈影响。在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既涌现出了大批像吉备真备和空海那样以学习唐朝文化为己任日本留学生或留学僧，也出现了像鉴真和尚那样终身以传播唐朝文化为使命的唐朝专业人士的杰出代表，正是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才形成了唐朝与日本文化交流的繁荣局面。
1．遣唐使与唐朝文化的东传
从唐朝初年开始，日本就在遣隋使的基础上，向唐朝派遣“遣唐使”，以最大限度地从唐朝先进的文化中汲取养分，为日本社会的发展探求出路。派遣人数之多，学习内容之广，持续时间之长，都是相当惊人的。此就遣唐使的情况列简表如下：
日本遣唐使简表[154]

上表中，第13、14、19诸次遣唐使未能成行；第6次是送唐使返国，而且只到达百济；第12次是为了迎接此前的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第16次是为了送唐使孙兴进返唐；以上6次情况较为特殊，与通常意义的遣唐使有所区别，实际上派出的遣唐使只有13次。

木宫泰彦先生将遣唐使分为四期。第一期为前4次遣唐使，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继承隋代遣隋使的余绪，规模较小，组织不定，多取北路到达山东半岛。第5、6两次为第二期，这时派出的遣唐使与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直接有关，与其它时期的遣唐使有明显区别。第三期主要是指8世纪上半叶第8、9、10、11诸次遣唐使，此时正值唐朝文化鼎盛时代，遣唐使也摆脱了第一时期形式主义模仿的阶段，注意汲取唐文化的真髓，规模有所扩大，组织也进一步确定，路线渐次南移。第四期主要指第15、17、18诸次，这时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唐朝自身渐渐进入衰落期，而日本对唐朝典章制度的汲取也大致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开始消化吸收并形成自己的特点，虽然承袭成规，遣唐使团规模庞大，但是热情已有所消减，留学时间也大大缩短，进入遣唐使的尾声。
遣唐使团官员由政府特别任命，大致分为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四级。大使的位阶一般为四位；副使多为五位；判官有时称“佑”，官阶多为六位；录事也称“主典”，多为七位。除了以上官员外，有时还设准判官和准录事等。遣唐使主要官员的担任者有世袭化的趋向。如吉士氏、坂合氏、伊吉氏等家族，都有多人多次担任大使或副使。特别是多治比氏，几乎可以称作是“遣唐使世家”，如第8次遣唐押使多治比县守、第9次遣唐大使多治比广成、宝龟十年（779年）送唐客使判官多治比滨成、第13次遣唐使准录事丹墀高主（与多治比氏同出一门）、造舶使长官丹墀贞成、船头判官丹墀文雄等等，不一而足[155]。
遣唐使团的成员一般都有数百人之众，除了留学生和学问僧之外，还有知乘船事、造舶都匠、船匠、船师、杝师、译语、新罗译语、奄美译语、医师、阴阳生、卜部、主神、画师、史生、射手、音乐长、音声生、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挟抄、杂使、傔人等各种类型的专业人士和工匠[156]。遣唐使一般都携带日本出产的银、、丝、绵、布等特产及水精、玛瑙、琥珀等奢侈品作为献给唐朝的礼物，而唐朝政府则以丝帛、香药等物品作为回赠，这种相互馈赠，实质上是当时双方官方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此外，他们还携带大量砂金，从事贸易活动。
遣唐使的主要目的是从事吸收唐朝优秀文化的活动，除了在各地参观考察孔庙、寺观等文化名胜外，他们还聘请儒者教授儒家经典，延聘各类人才前往日本，通过各种途径搜求唐朝典籍携回日本。介绍留学生和学问僧来唐朝学习，是遣唐使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日本留学生大多被安排在国子监，系统学习中国古代经典及唐代典章制度，在唐学习时间大多在十年以上，有些甚至长达二三十年，由于他们深受唐朝文化的熏陶，归国后往往对唐朝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对日本吸取唐朝文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遣唐使后期，出现了以“请益生”或“请益僧”为名的留学生，所谓的请益生，主要是指在某一领域学有专长的留学生，他们在唐朝停留时间一般较短，只是专门就某些疑难问题索解问难，具有短期进修的性质，这种变化表明，在遣唐使后期，日本对唐朝文化的学习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入唐学问僧除了学习佛教经典外，还通过朝拜礼圣、寻求名师、参加各类法事活动、搜集佛典及各种圣物等途径，从事移植唐朝佛教的活动。
通过数百年的学习和吸收，唐朝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就国家组织而言，大化革新之后，日本依照唐朝模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依照唐朝的三省(尚书、门下、中书)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一台(御史台)制，建立了二官(神祇官、太政官)八省(中务省、式部省、治部省、民部省、兵部省、刑部省、大藏省、官内省)制，地方制度也仿照唐朝道、州、县制，设国、郡、里三级制度。在经济制度方面，仿照唐朝均田制，制定了班田制，并实行了与唐朝租庸调法相近的税收制度。在教育制度上，仿照唐朝国子监制，在中央置大学寮，设明经、纪传、明法、书道、算道、音道等六学，学习课程则以大经(《礼记》《左传》)、中经(《毛诗》《周礼》、《仪礼》)、小经(《易经》《尚书》《公羊传》《谷梁传》)等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
唐代建筑艺术对日本城市规划和宫殿建筑的深远影响，典型地说明了日本吸收唐朝文化的全面性和彻底性，特别值得重视。就城市规划原则来说，日本在8世纪营建的平城京和平安京与长安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如城市整体布局都是方形城廓；宫城位于中轴线北首；以棋盘式街道系统划分里坊；城内干道分别直对城门；宫城正门及门前大道都以“朱雀”为名等等，都可以说是唐长安城的翻版。平城京与平安京宫殿建筑，与长安宫殿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宫殿四周都有宫城环绕，城内分成若干个以围墙和回廊环绕的长方形庭院；每一庭院都沿中轴线前后配置若干座主要殿堂，左右以次要殿堂对称排列；前后院墙正中都有门，左右墙也可能有门；每一座主要殿堂两侧一般都有廊屋与左右院回廊相连，分隔成一进进的庭院。甚至在对建筑物的命名上，大多也沿袭了唐朝的名称[157]。其它如文学、美术、舞蹈、天文、历算、医学以至衣食住行、风俗娱乐，都无不受到唐朝文化的全面影响。
@ChristZhou 不吐槽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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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吴玉贵：唐文化史 对外文化交流编[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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