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 略论武德九年突厥入寇（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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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略论武德九年突厥入寇（中一）——太白昼见[第1页]

作者:wuan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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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做一下说明，原本中篇就是想作为一个插曲来写的，结果写太白昼见的时候刹不住车了，写的太长。只好把中篇拆来，先写了太白昼见，乌城事件等有空再写吧。

进入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五月以后，出现了突厥入塞围乌城的事件，这一事件成为后来六月玄武门之变的重要导火索之一。本文就重点对这一事件进行分析。
先列举《资治通鉴》对此事的记载：
六月，丁巳（初一日），太白经天。
会突厥郁射设将数万骑屯河南，入塞，围乌城，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征；上从之，命元吉督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救乌城。
己未（初三日），太白复经天。傅奕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上以其状授世民。
很简单的一段记载。但是，这段记载被某些人抓住，作为证明李世民在武德后期军事地位大幅下降的证据。原因也很简单，面对这次突厥围乌城，李渊不再使用李世民，而是启用了李元吉，这既说明李渊已不再充分信任李世民，又说明李世民在备御突厥行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可以替代的。
那么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笔者在援引《资治通鉴》关于乌城事件的记载时，同时引用了太白经天的记载，太白经天与乌城事件中李渊换帅有关系吗？回答是，有，而且关系很大。下面笔者就此详细分析。

一、太白昼见/太白经天
（一）太白昼见/太白经天的解释
要弄清楚太白经天与乌城事件的关系，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太白经天”。
太白，就是金星。金星的运行轨道位于地球运行轨道的内侧，因此，从地球上看，金星是大致伴随着太阳一起升起，再伴随着太阳一起落下（注意，仅仅是大致，细究起来，金星是有自己单独的、复杂的运行轨迹的）。我们一般会在清晨太阳未完全升起前、或者傍晚太阳未完全落下时，观测到金星，出现在清晨时，古人称之为“启明”星，出现在傍晚时，古人称之为“长庚”星。而在太阳升起后，由于太阳自身的光芒遮盖了金星反射的太阳光，因此，在白天，我们用肉眼一般看不到金星（虽然它实际就在天空中）。
古人一般把在白天看到金星，称之为“太白昼见”，如果白天在午位（正南方）看到金星，则称之为“太白经天”。当然这种区分也并不绝对，例如《开元占经》中就出现了昼见、经天混用的情况，诸如，“太白昼见，与日争光，是谓经天”，“太白昼见，天子有丧，天下更王，大乱，是谓经天，有亡国，百姓皆流亡”。

现简单引用胡三省注释时提到的古人的相关记载：
孟康注云：太白阴星，出东当伏东，出西当伏西，过午则经天。
晋灼云：日，阳也，日出则星亡。昼见午上为经天。
刘向五纪论曰：太白少阴，弱不得专行，故以巳、未为界，不得经天而行。经天则昼见。
如果一旦在白天居然看到了金星，古人认为是很不正常的，甚至是很凶险的。
汉天文志曰：太白经天，天下革，民更王。
刘向五纪论曰：（太白）经天则昼见，其占为兵丧，为不臣，为更王，强国弱，小国强。
据此看，太白昼见/太白经天，在古人看来，有改朝换代、权利更迭的征兆。

（二）太白昼见/太白经天对李渊的影响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太白昼见/太白经天这一天文现象，对李渊是否有影响呢？当然有，而且很大。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发生太白经天后，当时的太史令傅奕向李渊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即太白出现在秦地的分野，预示着秦王将获得天下。
请大家注意，此前李渊虽然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搞平衡，但是，他所要维持的状态，还是让李建成当太子，但是现在，“秦王当有天下”的预言摆在了李渊面前。在李渊并不想更换太子的前提下，“秦王当有天下”只能通过暴力手段来实现，而这种暴力，不但要加在李建成身上，还很可能要加在李渊身上。
作为帝王，李渊岂能容忍臣子不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甚至要取而代之呢？
因此，太白经天对李渊的触动是非常大的，《资治通鉴》说“上以其状授世民”，即李渊将傅奕密奏的“秦王当有天下”的奏状给李世民看了。那么李渊的用意是什么呢？很多人猜测是让李世民自裁，究竟是不是非要到“自裁”的地步，笔者不做讨论，但是，李世民即位后，曾对傅奕说，“汝前所奏，几累于我”（《旧唐书》列传29傅奕传），即是说傅奕密奏的“秦王当有天下”的奏状，几乎牵累到李世民，可见此事的严重程度。

再结合笔者在武德九年上篇中分析的，直到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二月丁亥（二十八日），面对突厥入寇，李渊仍然计划让李世民带兵备御，可见直到那时，李渊仍然倚重李世民。但是现在，在太白经天发生后，李渊不但不再信任和倚重李世民，反而向李世民做出了非常凶险的暗示，联系李世民后来说的“几累于我”来看，即便李渊当时还没到非让李世民本人自裁的地步，那么，摧毁李世民集团、从政治上把李世民消灭，则基本是可以确定的了。
（三）太白昼见/太白经天与乌城事件李渊换帅的关系
以上分析了太白昼见/太白经天对李渊的影响，可以确定，在经历了太白昼见/太白经天和傅奕密奏以后，李渊对李世民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已不再信任李世民了。
但是，这件事与乌城事件李渊换帅是否有关呢？
《资治通鉴》排出的时间表是这样的：
1、六月丁巳（初一日），太白经天；
2、此时，突厥围乌城，李渊换帅；
3、六月己未（初三日），太白复经天，傅奕密奏。
据此看，李渊换帅发生在傅奕密奏之前，那似乎对李渊换帅不产生影响呀。
问题的关键是，《资治通鉴》的这个时间表是准确的吗？

笔者认为，《资治通鉴》的时间表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资治通鉴》漏记了一次太白昼见现象。
据《新唐书》志23记载，“（武德）九年五月，太白昼见；六月丁巳，经天；己未，又经天。在秦分。”
可见，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五月发生了一次太白昼见，六月发生了两次太白经天。而《资治通鉴》显然漏记了五月的太白昼见。
第二，《资治通鉴》对傅奕密奏的时间归类有误。
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傅奕密奏发生在六月己未（初三日）太白复经天之后。
但是，根据有的史料记载，傅奕密奏不在六月，而是在五月：
《旧唐书》志16：（武德）九年五月，傅奕奏：太白昼见于秦，秦国当有天下。高祖以状授太宗。
《旧唐书》列传29傅奕传：奕武德九年五月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高祖以状授太宗。
《唐会要》卷43：（武德）九年五月，傅奕密奏：太白昼见于秦，秦国当有天下。高祖以状授太宗。
那么，五月和六月，哪种记载是准确的呢？
笔者认为，傅奕密奏应发生在五月。
首先，太白昼见/太白经天，这么凶险的天文现象，傅奕会延迟到六月初三日第三次出现的时候才向李渊汇报？对此有人提出，虽然经历了三次，但是，只有第三次的时候才出现“见秦分”的现象，即才出现在秦地的分野，才与秦王李世民有关，因此傅奕才向李渊汇报了“秦王当有天下”。
笔者想就此详细说说自己的看法。

1、太白“在秦分”
先说什么叫“在秦分”呢？根据《史记》天官书的记载，二十八星宿分别对应古代十二州的分野，其中，“东井、舆鬼，秦之分野，雍州”，即东井和舆鬼2个星宿，对应秦国（雍州）的分野。
也就是说，当时太白星应该是出现在了东井和舆鬼2个星宿的区域，对应秦国的分野，所以说是“见秦分”。
细查《新唐书》志23的记载，“九年五月，太白昼见；六月丁巳，经天；己未，又经天。在秦分”，这一记载，其实有2种解读方式：一种是六月己未经天时才在秦分，另一种是这3次昼见/经天都是在秦分，古人不加标点，两种解读都说得通。
那么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呢？为还原当时的情况，笔者使用了天文软件Stellarium，选择西安作为观测地点，对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五六月份的天文情况进行了模拟。
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提供的“两千年中公历转换”，笔者选取了以下几个时间点分别模拟：
武德九年五月戊子（初一日）：公元626年5月31日；
武德九年五月癸丑（二十六日）：公元626年6月25日；
武德九年六月丁巳（初一日）：公元626年6月29日；
武德九年六月己未（初三日）：公元626年7月1日。

武德九年六月己未（初三日）、公元626年7月1日：

要想看到太白见秦分，即进入井宿（属双子座），根据模拟结果，需要到六月下旬（公历7月下旬）：
武德九年六月庚辰（二十四日）、公元626年7月22日：

武德九年六月辛巳（二十五日）、公元626年7月23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笔者依次分析以下几种可能。
首先，是否可能是天文软件模拟有误，或者中西历换算有误呢？
笔者使用的天文软件是Stellarium，星表资料均来源于权威机构，且笔者只是用来进行大致观测判断，因此该软件出错的可能性不大。
至于中西历换算，台湾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也算是权威机构了，也不至于出错。
为确保万无一失，笔者又从《新唐书》志23天文志中选取了武德年间的2个天文现象进行模拟：
（武德）二年七月戊寅（十二日），月犯牵牛；
（武德九年六月）丙寅（初十日），月犯氐。
之所以选取与月球相关的天象，主要是因为不同日期月球的位置变动非常大，因此，与月球相关的天象对时间的敏感度很高。
下面分别进行模拟。

1、月犯牵牛
在古代，牵牛是指二十八星宿中的牛宿，属摩羯座。
根据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提供的中西历换算，武德二年七月戊寅（十二日），是公元619年8月26日，模拟结果如下：

图中那个大而明亮的星是月球，紧邻月球的星就是牛宿一，该模拟结果非常符合“月犯牵牛”的描述。
而如果将模拟时间前推和后推1天，均看不到“月犯牵牛”。

公元619年8月25日模拟图：

此外，考虑到月球有30天左右的运行周期，而上面模拟太白昼见时结果向后延迟了20多天，因此，笔者又专门对一个月后是否会出现“月犯牵牛”进行了模拟。
公元619年9月22日：

可见，直到9月22日已经快观测不到月球时，月球仍未进入牛宿（属摩羯座），且距其有相当一段距离。
公元619年9月23日15：30时左右：

此时月球再次进入观测范围，月球已经离开牛宿，而且此时太阳未落山，当时的唐人应该观测不到。

公元619年9月23日18：30左右：

此时月球已经离开牛宿相当一段距离了。也就是说，9月下旬时，以长安为参照来看，月犯牵牛的过程是在地平线以下完成的，唐人在长安是看不到的。
因此，根据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七月戊寅（十二日）月犯牵牛的模拟结果来看，Stellarium软件和中央研究院的中西历换算，均是非常准确的。

如果将模拟时间前推和后推1天，均看不到“月犯氐”。
公元626年7月7日：

此外，也与上面“月犯牵牛”一样，考虑1个月后的情况。
公元626年8月4日：

可见，8月4日直到快观测不到的时候，月球仍未进入天秤座，即未入氐中。

公元626年8月5日13时左右：

当8月5日月球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过了天秤座，而且这是13时的观测结果，受太阳光的影响，当时的唐人看不到。

公元626年8月5日18时左右：

此时月球离开天秤座、即离开氐中已经有一段距离了。也就是说，8月初，以长安为参照来看，月犯氐的过程也是在地平线以下完成的，唐人在长安也是看不到的。
因此，根据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丙寅（初十日）月犯氐的模拟结果来看，Stellarium软件和中央研究院的中西历换算，也是非常准确的。
通过对上述“月犯牵牛”和“月犯氐”的模拟，我们可以充分证明，Stellarium软件和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的中西历换算，都是非常准确的。模拟有误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第二，是否可能是傅奕伪造呢？
傅奕是否可能是李建成的党羽，伪造天文现象来陷害李世民呢？查《旧唐书》列传29傅奕传：
及太宗嗣位，召奕赐之食，谓曰：“汝前所奏，几累于我，然今后但须尽言，无以前事为虑也。”
言语之间，太宗并不认为傅奕是在伪造、诬告，反而鼓励傅奕继续“尽言”，可见傅奕伪造的可能性也不大。

第三，是否可能是“秦分”的概念出现了混乱呢？
根据笔者的模拟，自五月开始，直到六月己未（初三日），太白均大致在毕宿（属金牛座）一带徘徊。关于毕宿对应的分野，史书记载是有矛盾的，以《史记》天官书的记载为例，同时出现了以下2种记载：
正文中提到，昴、毕，冀州。觜、参，益州。（按此，毕宿是冀州的分野）
在注中又提到，案星经，益州，魏地，毕、觜、参之分，今河内、上党、云中是。（按此，毕宿是益州的分野）
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二十八星宿要对应到十二州，不可能完全契合，程大夏《黎城志》就说，“然或以一宿，介乎二国；或以一国，兼属二宿。总之，地与天合画疆，岂能尽符？”
就以毕宿为例，查成书于高宗时期的李淳风《乙巳占》记载，“胃、昴，赵之分野，自胃七度至毕十一度”，“毕、觜、参，晋魏之分野，自毕十二度至井十五度”，毕宿显然被分割开了。

此外，初唐时期，天文观测、分野划分的现状如何呢？
查《新唐书》志22：
近代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国。虞、夏、秦、汉，郡国废置不同。……方战国未灭时，星家之言，屡有明效。今则同在畿甸之中矣。而或者犹据《汉书地理志》推之，是守甘、石遗术，而不知变通之数也。
可见，在唐代的一段时间内，仍存在依据秦汉旧制推算、且标准不统一的情况。
又据《旧唐书》志16：
及七国交争，善星者有甘德、石申，更配十二分野，故有周、秦、齐、楚、韩、赵、燕、魏、宋、卫、鲁、郑、吴、越等国。张衡、蔡邕，又以汉郡配焉。自此因循，但守其旧文，无所变革。且悬象在上，终天不易，而郡国沿革，名称屡迁，遂令后学难为凭准。贞观中，李淳风撰《法象志》，始以唐之州县配焉。
可见，直到贞观年间，才逐渐改变了因循旧制、标准混乱的局面。
据此反推，傅奕在武德年间，使用的分野信息，很可能还是以前的旧法。而根据上面援引的《史记》注中提到的星经的记载，毕宿是作为魏的分野，属益州。这种划分，实际上到李淳风的时候仍然存在，“毕、觜、参，晋魏之分野，……属益州”（《乙巳占》）。

但是必须指出，旧法中提到的“益州”，既然作为魏地，显然不是后来四川一带的益州。但是，由于名称相同，这个“益州”曾被认为是四川的益州，在初唐时期，这种认识仍然存在：
汉武帝改梁州为益州，非魏地。益州地尽在秦楚次中，为甚略，未详其旨。（《开元占经》）
汉武帝改梁州为益州，非魏地也。益州地尽在秦楚次中，以魏为益州，未详其旨。（《乙巳占》）
据此看，在初唐时，人们仍然认为毕宿对应的是四川的那个益州，虽然对此颇有疑惑。
好了，如果是这样，那么，结合《新唐书》提到的“近代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国”，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傅奕观测到太白昼见于毕宿，“以州”将其对应到了益州，而“郡国沿革，名称屡迁，遂令后学难为凭准”（《旧唐书》），傅奕可能将此益州作为四川的那个益州看待，据《乙巳占》记载，井宿和鬼宿对应的秦的分野，是包括蜀郡（益州）的，再考虑到当时秦王李世民确实担任着“益州道行台尚书令”，因此，傅奕遂将益州归入了秦的分野，做出了“太白昼见于秦”的结论。
强调一下，以上是笔者的一个推论，拿出来与大家共同讨论。
当然，不论此推论是否成立，通过上面的模拟截图可以看出，自五月开始，太白（金星）就在毕宿一带，至六月己未（初三日），仍然在毕宿一带。如果六月己未太白经天被认为是在秦分，那么，五月太白昼见和六月丁巳太白经天就均是在秦分。
因此，傅奕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五月第一次观测到太白昼见的时候，就已经是在秦分了，傅奕不可能拖延到六月己未（初三日）第三次出现的时候才进行奏报。
以上是笔者对太白“在秦分”的分析。

此外，笔者认为，大家也可以不过分集中于“在秦分”这一细节。下面笔者仅对“太白昼见”本身谈点看法。
2、太白昼见
“太白昼见于秦，秦国当有天下”，笔者认为，有不少人从字面上理解：因为太白星白天出现在秦的分野，所以秦国应当有天下。
这种理解应该说是有道理的，查成书于玄宗时期的瞿昙悉达所著的《开元占经》卷46太白占，对于太白昼见有一种占法是，“司马彪《天文志》曰：太白昼见，为强臣争”，并举出了例子：
《宋书》天文志曰：魏明帝青龙三年十月壬申，太白昼见在尾，历二百余日，恒见，占曰：尾为燕，燕臣强，有兵。
据此看，太白出现在尾宿，对应燕的分野，预示着燕地有强臣出现。以此类推，如果太白出现在秦的分野，应该预示着秦地有强臣，据此做出“秦国当有天下”的推论，也属合理。
但是，笔者要说，这种理解并不全面。

查《史记》天官书记载，“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亦即秦的疆域内的凶吉，需候望观察太白星。也就是说太白星与秦本来就有密切的联系。
这一点得到了李淳风《乙巳占》的证实：“太白主秦国，主雍凉二州”。
此外，《乙巳占》和《开元占经》记载了与太白昼见和太白经天相关的很多种占法，具体怎么占卜，需要占卜者根据太白昼见/经天时的具体情况作出判断。
而据《乙巳占》记载，太白昼见的几种占法中，有一种占法是：
太白昼见，亦为大秦国强，各以其宿占，其国有兵。
按李淳风与傅奕基本算是同时代的人，李淳风记载的这种占法，傅奕不可能不知道，再结合太白星本来就主秦国凶吉来看，笔者认为，傅奕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可能是选取了这种占法，通过“太白昼见”判断出秦国强，再根据一般意义的“为不臣更王”的占法，判断出秦国强大后当有天下。

至于“见秦分”，上引《乙巳占》的记载也提供了占卜办法，即“各以其宿占，其国有兵”。也就是说，要观测太白经天出现在哪个星宿，再根据该星宿对应的某国分野，来判断哪个地方会有战事。
根据《乙巳占》的这种占法，太白见秦分，可以占卜出秦地可能有战事。
综合以上分析，具体到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争斗的特定环境，傅奕将“太白昼见”判断为当时争斗的一方——秦王李世民将要获胜、当有天下，是很自然的、顺理成章的事情，并不一定非要看到太白见秦分才作出判断。“太白昼见”本身已经足够了，“在秦分”只是一个补充条件。
既然如此，那傅奕当然应该是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五月第一次出现太白昼见的时候，就判断出了“秦王当有天下”，那他应该立即奏报才是，怎么可能按下这么重要的信息不报，非要等到六月己未（初三日）才上报呢？
根据以上对“太白在秦分”和“太白昼见”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傅奕密奏的时间应以《旧唐书》和《唐会要》的记载为是，当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五月。

那么，突厥围乌城发生在什么时间呢？
据《册府元龟》卷990记载：（武德九年）六月丁巳（初一日），突厥数万骑围乌城，遣齐王元吉、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率兵援之。
可见，突厥围乌城发生在六月丁巳（初一日）。
汇总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准确的时间表应该是：
1、五月太白昼见，傅奕密奏；
2、六月丁巳（初一日），太白经天；
3、六月丁巳（初一日），突厥围乌城，李渊换帅；
3、六月己未（初三日），太白复经天。
因此，突厥围乌城发生在傅奕密奏之后，李渊在接到突厥围乌城的消息时，早已得知了“秦王当有天下”的天文征兆，他对李世民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已经不再信任李世民了。在这种情况下，李渊怎么可能再让李世民领兵抵御突厥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太白昼见、傅奕密奏“秦王当有天下”，是乌城事件李渊换帅的内因。
（中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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