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 隋唐时期的物价研究：以江淮地区为中心[第1页]

万年历购物网址日历小说 | 三峰软件天天财富小游戏视频推荐小游戏

TxT小说阅读器
↓小说语音阅读,小说下载↓

一键清除系统垃圾
↓轻轻一点,清除系统垃圾↓

图片批量下载器
↓批量下载图片,美女图库↓

图片自动播放器
↓图片自动播放,产品展示↓

首页日历2023 日历2024 日历2025 日历知识 | 每日头条视频推荐数码知识两性话题情感天地心理咨询旅游天地 | 明星娱乐电视剧职场天地体育娱乐

日历软件煮酒论史历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春秋战国三国唐朝宋朝明朝清朝哲学厚黑学心理学 | 文库大全文库分类

电影票房娱乐圈娱乐弱智火研中华城市仙家六爻佛门风水钓鱼双色球戒色航空母舰网球乒乓球足球 nba 象棋体操

首页 -> 唐朝 -> 隋唐时期的物价研究：以江淮地区为中心 -> 正文阅读

[唐朝]隋唐时期的物价研究：以江淮地区为中心[第1页]

作者:自带便当

首页本页[1] 下一页[2] 尾页[3]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一　米价和绢价的变化概述
隋589年统一南方之后，具体的物价记载很少，⑥有关江淮地区的物价几乎没有。炀帝后期由于长年征战，耕种失时，大量田地荒芜；农业人口被征用离开土地以及战争中大量死亡；还有许多的耕牛被用作运输军粮的工具，加上天灾，《隋书》和《通鉴》中都有相当多的记载当时谷价上涨的史料。这些影响在北方尤其明显，特别是山东、河北一带，后来的农民起义也先在这里爆发。江淮地区虽然远离征战，但是也同样被卷入大业以来的一系列徭役、兵役和军粮运输中，所以势必也会受到影响。虽然没有直接记录当地的物价情况，但是大业七年(611)山东、河北一带斗米数百钱【按《资治通鉴》卷一八一大业七年十二月条说：帝（炀帝）自去岁谋讨高丽，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米斗直数百钱。】，到隋义宁元年(616)，洛阳由于处于战乱中，斗米3000钱【按《通鉴》卷一八四义宁元年十二月乙未条说：东都米斗三千，人饿死者十二三。】。湖北一带米斛万钱，即1斗米1000钱【按《太平广记》卷二六七《朱粲》条说：隋末荒乱，狂贼朱粲起于襄邓间。岁饥，米斛万钱，亦无得处，人民相食。】。江淮地区不在战乱的中心地带，因此米价似乎不至于高到这种地步，但比平时应当有所增长。

武德初年，长安的谷价一直居高不下，因为谷价高的缘故，下令禁止关中屠酤。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到贞观初年，两《唐书》和《通鉴》都记载其时斗米值匹绢，《贞观政要》更指出尤其是在关中、河东、河南和陇右等地区米价居高不下。⑦从贞观三四(629—630)年开始，米价忽然开始下降，全汉升指出从此时到高宗麟德三年(666)，一共38年的时间物价下落并保持稳定。
贞观三年(629)，米斗3、4钱。(《新唐书》卷51《食货一》)
贞观四年(630)，米斗4、5钱。(同上)一说米斗3钱。(《新唐书》卷97《魏征传》)一说米斗不过3、4钱。(《通鉴》卷193)
贞观五、六年(631、632)以后至十一年(637)，1匹绢得十余石粟，即1斗粟相当于2/5尺的绢。(《旧唐书》卷74《马周传》)
贞观八、九年(634、635)以后，米斗4、5钱。(《通典》卷7)
贞观十五年(641)，米斗2钱。(同上)长安斗粟3、4钱。(《通鉴》卷169)⑧【按全汉升文《唐代物价的变动》言：又《通鉴》卷一六九载贞观十五年八月：乙巳，上谓侍臣曰：“朕有三喜一惧。……此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此处年代记载有误，《通鉴》卷一六九是为陈纪三，此处应为《通鉴》卷一九六唐纪十二贞观十五年。】
永徽五年(654)，洛阳粟米斗2.5钱，秔米斗11钱。(《通鉴》卷199)
麟德二年(665)，米斗5钱，麰麦(大小麦)不列市。(《旧唐书》卷4《高宗纪上》)
麟德三年(666)，米斗5钱。(《通典》卷7)
大致上这38年间，1斗米的价格最低2钱，最高5钱，大体上在3、4钱左右，米价极低而且稳定；同时的绢价，如果以贞观十五年长安的粟价计算，1匹绢等于10余石粟，则1匹绢大约要三四百钱，或者更多。这是相当高的价格。只是贞观初年的匹绢斗米缺少具体的价格数字，难以判断出这种米价的下落究竟是和绢价的上升同时，还是绢价维持一定，只有米价下跌。

当时的物价水平虽然记录中以关中居多，但是据《贞观政要》的记载，“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赉粮，取给于路”。则这样丰富的物质供给应该是相当普遍的，而江淮地区也处于其中，有关的粮食价格应该和两京相差不致太远。
从乾封三年(666)到开元元年(713)物价始终维持相当高的水准。
乾封元年(666)米帛涨价。(《旧唐书》卷48《食货志》)
咸亨元年(670)八月，谷贵，禁酒。(《新唐书》卷3《高宗纪》)
仪凤四年(679)夏米粟价格上涨。(《旧唐书》卷48《食货上》，《旧唐书》卷88《韦思谦传》)
永隆二年(681)雍州，米价上涨。(《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
永淳元年(682)四月，关中米斗300。五月，米斗400。(《通鉴》卷203)六月，长安米斗220文。(《旧唐书》卷《五行志》)
神龙元年(705)夏，谷价上涨。(《新唐书》卷109《宗楚客传》)
神龙二年(706)长安谷贵。(《旧唐书》卷93《张仁愿传》)
景龙元年(707)谷贵。(《通鉴》卷208)
景龙三年(709)关中米斗百钱。(《通鉴》卷209)
先天元年(712)长安物价上涨。(《册府元龟》卷501)
先天二年(713)物价上涨。(《旧唐书》卷99《严挺之传》)
这一时期米价最高点是在高宗永淳元年，1斗米400钱，中宗睿宗时期米价最高为100钱。比起贞观、永徽时是增长了几十倍。
开元年间，物价又开始回落。
开元十三年(725)，山东米斗13钱，青、齐谷斗5钱。长安、洛阳米斗不足20钱，面32钱，1匹绢210钱。“自后天下无贵物”。(《通典》卷7)
洛阳米斗10钱，青、齐米斗5钱。(《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
洛阳米斗15钱；青、齐米斗5钱，粟3钱。(《通鉴》卷212)
开元二十八年(740)，长安、洛阳1斛米不满200，即米斗不到20钱；1匹绢同样不满200。(《通鉴》卷214)
长安米斛不满200。(《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
天宝五载(746)，米斗13钱，青、齐间3钱；1匹绢200钱。(《新唐书》卷51《食货一》)
按照以上记载，则开天时米价每斗不超过20钱，绢每匹不超过210钱，大多时候在200钱左右，整个玄宗时期物价都相当稳定，山东一带的米价最低，差不多在每斗5钱左右，长安、洛阳则在10余钱上下，绢价很稳定。⑨而且当时天下都很富庶，江淮地区应该也和这种物价水平差不多。

唐后期的变化似乎更加剧烈一些，首先来看米价：
乾元二年(759)，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米斗7000。(《旧唐书》卷48《食货上》)
乾元三年(760)，米斗1500。(《新唐书》卷35《五行二》)
宝应二年(763)京师米斗1000。(《旧唐书》卷127《刘晏传》)
广德(763左右)初，“永嘉米贵，斗至万钱。”(《太平广记》卷337，以下简称《广记》)。
永泰元年(765)，米斗1000。长安一度至万钱，之后米斗1400，“他物称是”。(《旧唐书》卷11《代宗纪》)
永泰二年(766)“往年(开天时期)粟一斛，估钱四百犹贵；近年粟一斗，估钱五百尚贱”。(元结：《问进士》，《全唐文》卷380)
大历四年(769)，“京师大雨水，斗米直八百，他物称是。”(《唐会要》卷44《水灾》)
大历五年(770)“七月，京畿饥，米斗千钱。”(《通鉴》卷224)
建中元年(780)以后米斗200。(李翱：《疏改税法》，《全唐文》卷634)
建中元年(780)以后粟每斗超过100文。(李翱：《进士策问第一道》，《全唐文》卷634)
贞元初(785)，“关辅宿兵，米斗千钱”(《新唐书》卷59《食货三》)
贞元三年(787)，米斗150，粟80。(《通鉴》卷233)
贞元三年(787)七月，李泌奏对以粟斗150。(《通鉴》卷232)
贞元八年(792)陆贽上言，江淮因为水灾，米贵加倍，斗米150，京师米斗37，京畿附近不过70。而运到京师的江淮米每斗350。(《通鉴》卷234)⑩
元和三年(808)七月，宣州米斗200。(《通鉴》卷237)
元和五年(810)左右，粟一斗价不出20。(李翱：《进士策问》，《全唐文》卷634)
元和六年(811)米价格出现最低每斗2钱。(《通鉴》卷238)
元和十五年(820)，米一斗50，(李翱：《疏改税法》，《全唐文》卷634)
文宗大和三年(829)“江淮诸郡所在丰稔，困于甚贱，不免伤农”。(《唐大诏令集》卷111《令御史巡定诸道米价敕》)
开成五年(840)，登州蓬莱县，粟米一斗30，粳米一斗70。莱州，粟米一斗50，粳米一斗90。青州北海县，米一斗60，小豆一斗35。从莱州文登县到青州，粟米一斗80，粳米一斗100。齐州禹城县粟米一斗45，粳米一斗100，小豆15，面78。(《入唐求法巡礼行纪》)
大中咸通(847—873)间，“每年江淮运米至京，水陆脚钱，斗计七百。京国米价，每斗四十。”(《广记》卷499)
咸通九年(868)，“淮南米斗直钱二百。”(《通鉴》卷251)(11)
光启三年(887)四月，扬州米斗万钱。(《新唐书》卷39《五行志》)
光启三年(887)三、四月，扬州战事，城中无食，米斗50缗(5万钱)。(《新唐书》卷186《高骈传》)
光启三年(887)四月扬州米斗4万；十月，米价减至3000。(《旧五代史》卷134《杨行密传》)
光启三年(887)八月扬州“通犀带一，得米五升，锦衾一，得糠五升。”(《通鉴》卷237)
光启三年(887)十月，米斗直钱五十缗，(《通鉴》卷257)
光启(885—887)中，润州米斗500文。(《说郛》卷5《传载》)
大顺二年(891)四月成都米每筒(径寸半，深五分)百馀钱。(《通鉴》卷259)
第一个时期是从756年安史乱起到大历五年(770)，正常的价格是每斗米800钱到1 000钱之间，其时出现了米价的第一个高峰点，即安史之乱后，最高值达到米斗万钱，长安和江南的永嘉郡都出现过这个价格。
第二个时期是从770年以后到贞元初(785)，其时米价最高1 000钱，都出现在长安及其附近地区；最低则在160—170钱。(12)
第三个时期是从贞元三年(787)到咸通末(873)，这一时期的米价比较稳定，也是唐后期五代米价最低的时期。最高价是每斗200钱(或250钱)，都出现在江淮；最低价格是每斗2钱，不过仅一见，正常价格从每斗40、50钱到70、80钱，贞元八年(792)以后北方米价持续低价，大多低于100钱。(13)
第四个时期是从光启三年(887)到唐末，当时江淮地区动荡不安，米价经常暴涨，正常价格也在500到3000左右，最高可以达到每斗4、5万钱。

再看一下绢价：
肃宗到代宗广德二年(764)，匹绢万钱。(14)
永泰二年(766)“往年(开天时期)帛一匹，估钱五百犹贵；近年帛一匹，估钱二千尚贱”。(元结：《问进士》，《全唐文》卷380)
大历中(766—779)绢一匹价近四千。(权德舆：《论旱灾表》，《全唐文》卷488，《上陈阙政》大致相同。)
大历中(766—779)，绢一匹值2700余。(王仲荦《金泥玉屑丛考》卷5引《大正藏》代宗朝《进造文殊阁状》)
建中元年(780)，匹绢4000文。(李翱：《疏改税法》，《全唐文》卷634)
建中元年(780)左右，匹绢3200文。(《陆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
建中元年(780)时，匹绢3000。(韩愈：《东雅堂昌黎集注》卷40《论变盐法事宜状》)
建中元年(780)，帛一匹超过2000。(李翱：《进士策问第一道》，《全唐文》卷634)
贞元十年(794)匹绢1500—1600文。(《陆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新唐书》卷58《食货二》同。)
贞元十四年，(798)匹绢800—900。一说贞元十九年(803)。(《全唐文》卷488权德舆《论旱灾表》，《上陈阙政》大致相同。)
元和五年(810)左右，帛一匹低于800。(李翱：《进士策问第一道》，《全唐文》卷634)
元和十五年(820)匹绢不过800。(李翱：《疏改税法》，《全唐文》卷634)
长庆二年(821)，绢匹直800。(韩愈《东雅堂昌黎集注》卷40《论变盐法事宜状》)
开成三年(838)在扬州“更买白绢二匹，价二贯”。则匹绢1000文左右。(《入唐求法巡礼行纪》)其间，绢一匹700，铀一匹800。(《全唐文》卷651元稹《为河南百姓诉车》)
第一个时期是从安史乱起到建中元年(780)，其时绢价较高，在2000—4000钱之间。关于780年的绢价有好几种说法，且多见于时人的奏疏，可信度应该很高。李翱说是每匹4000钱，陆贽、韩愈分别提出的是3200钱和3000钱。这是很大的分别了，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绢的不同等级造成的价格差异，但是他们在提到810年和820年的绢价格时却是相当一致的，在800钱左右，可见800钱应该是当时市面上最常见的绢价，就像开天时期200钱左右的绢价一样；因此780年的绢价差异应该也不会是因为等级引起的。我认为更有可能是由于两税法造成的绢价回落。
第二个时期是从贞元十年(794)到唐末，绢价继续回落。自贞元十四年(798)以后到唐末，绢价基本在1000钱以下，而且无论是京洛或者江淮，价格都相差不多。这段时间也是绢价最稳定的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五代后期，江淮的绢价又有所上升。
和米价相比，绢价不会因为粮食的丰歉而立刻有所变化，唐五代绢价最高的时期就是安史之乱后，这种因战乱引起的物资短缺所持续的时间也很有限。总的说来，唐后期和五代时期绢价比起米价来要稳定得多。

二　米绢价格变化的分析
从上文概述看，唐代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点，前后期米绢价格的变化有明显的差别。
首先，唐前期米价的最高点在高宗乾封元年，斗米400钱；最低点则在贞观年间，低至米斗2钱。其次，比起米价的起落，绢价相对稳定得多。最高点在唐初贞观时，到三四百钱，但时间很短。高宗乾封年间绢价一度上升，但没有具体数字。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在匹绢200钱上下。
从物价变化上看，唐前期物价的起落似乎和政治清明与否同步。贞观和开天时物价都很低又稳定，而政治动荡、战乱频仍的时期则物价多有上涨。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造成物价起落的原因不止是政治治乱可以解释的，全汉升提出的解释主要是在物质供给和货币供给两方面，认为物质充足，货币质量优良，则物价回落，反之则上升。这里似乎可以详细探讨一下，基本上我认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才是影响米价的决定性因素。
隋大业后期到唐贞观初的物价飞涨，主要的原因是农业生产的荒废。因为隋代连年不断的徭役、兵役，隋末席卷北方波及江淮的农民战争以及唐朝建国后依然没有停息的战事，使得当时尤其是北方耕种失时，大量田地荒芜。唐初北方人口锐减，粮荒情况严重，可见其时农业破坏的情形比人口的剧减还要严重。这是造成隋末及唐初武德年间米价高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天灾的影响是造成贞观时物价上升的主要原因。贞观初年的旱灾霜灾直接引起谷价高涨。否则就算加上币制精良的因素，也很难理解怎么会从贞观三年开始，因为当年丰收，匹绢斗米一下子就变成米斗3、4钱。这一时期，淮南地区的人口也大幅下降，而江南的人口数上升了近40％，对照北方来看，淮南的战乱造成人口死亡或外逃，势必影响当地的农业生产，而相反在隋末唐初比较安稳的江南要能够维持一下子增加的人口，农业生产上自然也要有相应的发展才行。

唐后期的米价变化有几个极端最高值，分别是759年的京畿(每斗7000)、763年的永嘉和765年的长安(每斗1万)，以及887年的扬州(每斗4—5万)，这几个数字比较特别，超过当时正常米价的7—10倍以上，而且持续时间也比较短。759年和765年的京畿米价，明显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后果。另外乾元二年(759)，第五琦入相，发行重轮乾元钱，以一当五十，货币使用混乱，造成“谷价腾贵……饿死者相枕于道”。(17)这里描述的很可能就是在京师附近的事。而江淮地区在上元二年(761)发生严重饥荒和刘展叛乱，其后江淮“大疫，死者十七八”。(18)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763年永嘉郡的米斗万钱就不难理解了。而887年的扬州之所以会出现每斗4—5万的天价完全是因为三四月至十月间持续的围城和战争造成的，而且也仅限于扬州，十月城破，“(杨)行密入广陵，辇外寨之粟以食饥民，即日米价减至三千。”(19)
除去这些特别的价格，唐后期米价较高的时期还有759—770年(800—1000钱)、785年(每斗千钱)，光启(885—887)润州(米斗500)。759—770年这一时期的物价飞涨主要是由战乱和一当五十的乾元钱的发行造成的，当然同时出现的天灾也是原因之一。如大历四年(769年)长安暴雨引起水灾，直接造成米价每斗涨到800钱。大历五年(770年)夏天，京畿发生饥荒，米价再涨到每斗千钱。同样的情况不仅发生在京师，大历三年(768)冬天，淮南楚州以东沿淮河的地区发生战乱。大历四年(769)以后，淮南旱灾，“田莱卒荒，闾阎艰食，百价皆震。”“淮南旱荒民饥，有逃亡他境者”。(20）虽然没有当时淮南米价的具体资料，不过连年旱灾引起的粮食价格上涨是可以确定的。
贞元初的米斗千钱主要是京畿的价格，之前的兴元元年(784)“蝗遍远近，草木无遗，惟不食稻，大饥，道殣相望”。(21）当时长安附近驻扎了大量军队，因此米价的上涨很可能是由于突然出现了大量的粮食需求造成的，所以朝廷采取的对策是增运江淮漕米来增加供给。光启中的润州和大顺中的成都，即使不像扬州那样成为战场，但当时南方大多战乱频仍，动荡的局面和灾荒仍然是米价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概括一下，唐后期米价居高的直接原因是战乱和灾荒造成的粮食供应短缺，米价上涨的幅度和时间的长短完全根据战乱和灾荒的程度和持续的时间而定。由于影响主要局限于受灾的地区，因此米价的上涨也是具有区域性的。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是米价的最高值都是在战争的直接作用下出现的，甚至可能达到平时价格的50倍。同样的，这一价格的回落也很快。另一点则是战乱对城市的影响是最大的。当时城市之所以能够成立，和附近的乡村地区是分割不开的，它依赖于农村而存在。其中一条就是农村为之提供粮食。古代战争最常见的就是围城，一旦开战，立刻切断城市和农村的联系，直接后果就是城市失去附近农村的粮食供应，加之没有任何的储积，自然立刻造成严重的粮食短缺。

好贴

米价下跌剧烈的是建中元年(780年)和贞元三年(787年)两次，都是从之前的米斗千钱上下跌到200钱以下。如上文提到的785年的米斗千钱主要是因为驻军造成的长安米价暂时上涨，所以实际上米价的下跌是从770年以前的每斗830钱左右降到780年以后的200钱。(22)造成米价下落的原因是社会的安定和粮食的丰收。两税法在780年的实施从侧面说明了当时局势的相对稳定。而农业的丰收则直接拉低了粮食价格。如贞元三年(787)，是“自兴元以来，至是岁最为丰稔”，(23)米价每斗降到了150钱，这是756年以来最低的价格。这一点和唐前期是一样的，粮食的丰收会立刻影响到米价。
而从贞元三年(787)到咸通末(873)，是价格最为稳定的时期，也是唐后期米价最低的时期。无论长安附近、山东或是江淮，在近100年的时间里米价都在200钱以下。下面试图从当时的天灾情况来详细分析一下这一时期的米价变化。
贞元八年(792)以前，长安附近每斗150钱左右，江淮则在70—80钱之间。贞元六年(790)夏，淮南、浙西大旱。七年(791)，淮南的扬、楚、滁、寿等州旱灾。八年(792)秋，河北、山南、江淮四十余州水灾，尤以淮南受灾最重，“濒淮之地，为害特甚，因风鼓涛，人多垫溺，其所存者，生业半空”。(24)当年江淮米价就涨了一倍，达到每斗150钱；而长安附近因为连年丰收，米价降到了每斗70。
其后京畿地区米价持续走低，而江淮则天灾频发，这无疑会影响到当地米价，但是相关数字缺少记载，来具体看一下受灾情况。
永贞元年(805)，江淮的扬、楚、和、润、池、湖、杭、睦、宣、衢、婺等州旱灾。(《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
元和三年(808)末，淮南、江南等道旱灾。(《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新唐书》卷7《宪宗纪》)
元和四年(809)，淮南和浙西苏、润、常州等州发生大灾荒。(《太平广记》卷343《庐江冯媪》、《旧唐书》卷15《宪宗纪下》)
元和七年(812)夏，两浙、淮南水旱灾害。(《新唐书》卷39《五行二》，或系于六年，见《旧唐书》卷15《宪宗纪下》)
元和九年(814)秋，淮南和宣州水灾。(《新唐书》卷39《五行二》、《唐会要》卷44《水灾》)
元和十一年(816)，江南润、常、湖、衢等州水灾。(《唐会要》卷44《水灾》)
长庆二年(822)，江淮诸州旱灾，引发饥荒。(《新唐书》卷39《五行二》、《旧唐书》卷16《穆宗纪》)
长庆四年(824)夏，苏、湖州水灾。(《新唐书》卷39《五行二》)
宝历中(825—826)，江淮等州水旱灾害。(《旧唐书》卷17《敬宗纪》、《太平广记》卷155《张宣》)
大和四年(830)四月，淮南、浙西水灾，淮南的滁州、和州最为严重。(《文苑英华》卷436《赈救诸道百姓德音》)
大和五年(831)淮南、浙东、浙西道水灾。(《旧唐书》卷18《文宗纪》)
大和七年(833)秋，浙西及扬、楚、舒、庐、寿、滁、和、宣和江南的润、常、苏、湖等州水灾。(《新唐书》卷39《五行二》、《旧唐书》卷18《文宗纪下》、《唐会要》卷44《水灾》)
大和八年(834)淮南滁州水灾。(《唐会要》卷44《水灾》、《旧唐书》卷18《文宗纪下》)
大和九年(835)，淮南、浙西等道饥荒。
开成五年(840)，淮南蝗灾，江南大水。
会昌元年(841)，江南大水。
大中六年(852)，淮南饥荒。(《新唐书》卷39《五行二》)
大中九年(855)，淮南水旱灾害。(《通鉴》卷249大中九年七月，《文苑英华》卷436《赈恤江淮遭水旱疾疫百姓德音》)
大中十二年(858)八月，舒、寿、和、滁等州水。
咸通二年(861)秋，淮南旱灾。
咸通三年夏，淮南蝗旱。(《新唐书》卷39《五行二》)
咸通九年(868)，淮南蝗灾，大旱。江左饥荒。(《旧唐书》卷21《懿宗纪》)
在80年左右的时间里，有22年发生过水旱灾害，其中淮南19次，两浙宣歙地区有16次。旱灾9次，水灾13次；另外还有3次蝗灾，都发生在淮南。其间米价的最高值每斗200钱分别发生在808年的宣州和868年的淮南，应该都是天灾的直接后果，如808年的宣州，史书就明确指出“旱灾，谷价日增”。(25)
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近100年间的米价都是相对低廉和比较稳定的，尽管灾荒频繁，总体影响似乎不大。在遭遇天灾时，除了传统的朝廷赈济和贫苦百姓的逐食，米价的涨落也受到别的因素的影响。就以宣州为例，元和三年(808)七月，宣歙观察使卢坦在宣州，旱灾，谷价日增，“或请抑其价。坦曰：‘宣、歙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辐凑，民赖以生”。(26)这里是依靠从事粮食买卖的商船以平易米价，则短期的米价上落主要依赖的是市场调节。也就是说，江淮地区能够在经常发生的灾荒打击下迅速恢复，能做到这一点，至少表明，其一，江淮社会相对稳定。其二，当地的粮食生产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自然这也反映出当地的经济实力。

从上文的论述来看，两税法的实施对于唐后期确实影响深远，米绢价格在780年以后都下跌到相对稳定的水平，可以这样说，除了战争时期，贞元初到唐末的米绢价格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综上所述，安史之乱后的米价变化主要受收成和社会安定与否的影响，当战乱和天灾一起出现的时候，粮食价格会出现极大的涨幅，相对的，社会稳定，粮食丰收，米价立刻下跌。绢价就相对稳定得多。和唐前期比，在780年到唐末的时期内，绢价大约是开天时期的4、5倍，米价涨幅更高一些，在3倍到10倍之间。同时盐价也随着官方榷盐价格的提高而步步攀升。可以说，唐前期物价低廉，开天时“天下无贵物”，则不止是谷物价低，米价和别的衣食日用价格都处在较低的水平。物价普遍偏低，对于从事这些行业的经商者来说可能利润会受到影响，这也许可以解释当时商业发展上的一些现象。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即使收入有限，但是在一个物价普遍偏低又相当稳定的时期，日常生活要相对容易。而唐后期则不然，除了米价较低外，其余物价水平涨幅很大，比如作为生活必需品的食盐价格，就以韩愈提出的每斗480文计，也已经是开天时期的48倍了。

三　唐人笔记中的物价
除了米绢价格以外，唐人笔记中留下了很多关于当时物价的记载，下文试着略作考释。
第一，生活费用。
不妨从实例看一下当时的生活费用。元和年间，江淮人宋衎在河阴县为盐铁院书手，“月钱两千，娶妻安居，不议他业”。过了一年多，为人聘去掌管簿书，每月收入8000钱。宋衎认为“今数月不得八千，苟一月而致，极为利也”。(《广记》卷106《宋衍》)
河南开封有人以旅店为居停，每天以卖皂荚谋生，日获百钱，辄饮而去。(《广记》卷85《逆旅客》)
唐余干县厨王立在长安资财荡尽，乞食寺庙。徒行晚归，偶与关妇人同路。……翌日谓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里，资用稍备。倘能从居乎?”立既悦其人，又幸其给，即曰：“仆之厄塞，阽于沟渎，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焉，子又何以营生?”对曰：“妾素贾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内，尚有旧业。朝肆暮家，日赢钱三百，则可支矣。”(《广记》卷196《贾人妻》)
以经商为业，每月收入在9000钱上下，称得上“资用稍备”，可见宋衎所说不假。
唐人笔记中关于日常费用方面反映出来的情况是基本一致的，每月收入2 000钱已经可以赡养妻子，安居乐业。每月收入有3000文时，可以支付常住旅店甚至是经常饮酒的费用，酒价在唐后期是比较贵的饮料。每月收入达到八九千钱的时候，日常生活已经可以相当丰裕了。当然这些例子大多是长安及附近的物价，当时已有“长安居大不易”的说法，因此上文提到的生活费用必然相对较高，江淮地区至少不会超过这个数字。
和其他物价一样，上述不过是普通人日常生活费用，唐代大量的高官富商生活所需远远超过此数，简单举一例，如代宗时陈少游希图结交用事宦官董秀。
从容曰：“七郎家中人数几何，每日所费几何?”秀曰：“久忝近职，累重。又属时物腾贵，一月须千余贯。”(《广记》卷238《陈少游》)
这已经是普通人生活费用的10多倍了。
而更多的人收入是按日计算的，比如当时大量以受雇谋生的人，下文有具体探讨。除此以外，这似乎也是当时最具普遍性的挣钱方式。比如天宝年间，邺城王叟家境富有，广有田宅，一次巡行中。一客方食，盘餐丰盛，叟问其业。客云：“唯卖杂粉香药而已。”叟疑其作贼，……此人云：“唯有五千之本，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其余。故衣食常得足耳。”(《广记》卷165《王叟》)
唐后期洪州：一小儿卖鞋，状甚贫褛。有一恶少年与儿相遇，絓鞋坠泥中。小儿哭求其价，少年叱之不与。儿曰：“吾家旦未有食，待卖鞋营食，而悉为所污。”(27)
这是两个很典型的例子。窘迫些的人家从每天的经营中获利换取生活资料，即如“旦未有食，待卖鞋营食”。还有相当多的小商人从事各种贩卖活动，比如杂粉香药之类，他们“五千之本，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其余”。大多能够保证衣食丰足。

第二，房屋价格。
关于唐代长安的住宅情况，近年来有非常多的研究成果，唐代皇室和重要官员的宅邸别墅也往往在唐人诗文中有很多描述，本文主要关注的是更加普通的房屋价格。
大历年间，长安崇贤里的小宅卖价200贯，李晟宅前有一所小宅，相传是凶宅，卖价210贯。(《广记》卷243《窦乂》)
建中年间，扬州庆云寺西的一所宅子以150贯的价格卖出，第二年陈少游重修扬州城，需要拆掉这所宅子，付出的价格是150贯的一半。而原宅主人在修城中赚取了70、80贯，“始于河东买宅”(《广记》卷363《王诉》)，那么有很大的可能新买的宅子价格也在200贯上下。
贞元十二年(796)，卢从事派人往海陵卖一别墅，得钱100贯(《广记》卷436《卢从事》)。
长安城永平里西南隅的一所宅子，大历年间有人以200贯买入，但是传说凡是搬入此宅的人都遇到了丧事，因此渐渐没人敢买，于是主人布施给了罗汉寺，寺中想要租赁出去也无人问津，元和中，寇?{表示愿意以40贯的价格买下，“寺家极喜，乃传契付之”。(《广记》卷344《寇鄘》)
文宗太和初年，伊宰将家中一所田庄卖出，得钱1000贯。(《广记》卷157《李敏求》)
中和年间，山阳人孙泰想在在义兴安家，于是用200贯钱购买一所别墅(《唐摭言》卷4)，先付一半，余钱付清之日请原主迁出。
唐人笔记中大多都是唐代后期的记载，当然目前能够看到的例子比较少，但是单从内容看，或者可以谨慎地说，房屋价格不像米价绢价那样波动频繁，总体来说比较稳定，比较常见的房屋在笔记中往往被称为“小宅”，价格多在200贯上下，长安和江淮较大城市的差别也并不大(海陵在当时的江淮是比较偏远的城市)。因此，昭应僧人归还李君故世的父亲所寄顿的2000贯钱，足够可以让他“鬻宅安居，遽为富室”(《广记》卷157《李君》)。

第三，驴马牛价。
驴是唐代重要的交通工具，所以关于驴的交易也相当兴盛，笔记上经常有行人因为缺少旅费滞留某地，不得已卖掉自己所乘的驴的记载，随便举一例如：
尚书王公潜节度荆南时，有吕氏子，衣敝举策，有饥寒之色，投刺来谒。公不为礼。甚怏怏，因寓于逆旅。月余，穷乏益甚，遂鬻所乘驴于荆州市。有市门监俞叟者。召吕生而语，且问其所由。(《广记》卷74《俞叟》，卷84《俞叟》基本相同，但较简略)
这也可以看出当时这类交易的普遍程度。唐代前期曾有商人经过汴州，在市上卖驴，因为号称这头驴可以日行三百里，曾经有人出价30贯，而当时市价在14贯，刺史王志愔素来吝啬，故意听成是4贯钱，说“四千金少，更增一千。”(《朝野佥载》卷3，《广记》卷243《王志愔》作骡)
德宗时宰相赵憬的儿子赵操曾经盗小吏的驴，后来在长安市上卖掉，得钱5贯。(《广记》卷73《赵操》)开成初年，洛阳有人卖驴，在市场上有人出价5贯，最后以5400钱卖出。(《酉阳杂俎》前集卷之十五)
可以说，唐前后期的驴价都稳定在5贯上下，所以王志愔想以平常的驴价买下商人日行三百里的驴，不脱吝啬刺史的本色也就可以理解了。
马在唐代远不如驴来得普遍，相关记载也少得多，《任氏》中记载郑生用五六千钱买一匹有瑕疵的马，最后以不到三万钱的价格卖给昭应县养御马的小吏，当然这种买卖有一定特殊性，可是市场上的人大多认为：“彼何苦而贵买，此何爱而不鬻?”可见20贯左右的价格是高于市场价很多的。(28)
还有牛价，建中年间，扬州王诉用4贯钱买了两头水牛，(29)过了数日，同曲的邻居因为家中牛暴死，一时无法购得，仓猝间只好出价15贯求买王家的牛。(《广记》卷363《王诉》)江西宜春郡齐觉寺有头牛无故而死，僧人卖给市场上屠夫，每一处都出价800钱(《广记》卷134《童安王于》)，从记载中僧人的反应来看，这个价格应当偏低。

第五，工钱。
唐代城市中有大量人口为他人雇佣，(31)比如长安通化门长店，“多是车工之所居也。广备其财，募人集车，轮辕辐毂，皆有定价。每治片辋，通凿三窍，悬钱百文。虽敏手健力器用利锐者，日止一二而已。”(《广记》卷84《奚乐山》)这是雇佣有专门技能的人，而且还具有一定的规模。奚乐山身负绝技，可以在一夜之间赚得60贯钱，这当然近乎奇迹，一般的熟练车工每天的收入不会超过100—200钱。(32)
江淮也和长安类似，贞元初，“唐广陵人冯俊，以佣工资生，多力而愚直，故易售”。(《广记》卷23《冯俊》)可见象冯俊这样的以出卖力气为谋生之道的人在当时是相当多的。冯俊受雇于一个在集市上买药的道士，为他背负百余斤的药囊，从扬州运到六合山中，得到1贯工钱。

用上了高级字体，有种读书笔记的感觉。

完~~

好贴要顶

顶一个，十五字十五字十五字十五字

支持便当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