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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武则天时期人口问题初探[第1页]

作者:wuan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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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看到有人在谈论武则天时期经济如何繁荣、人口如何众多，因此写了这篇小文章，探讨一下武则天时期的人口问题。
一、武则天末期的籍面户口数字
据《唐会要》卷84记载：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七月，户部尚书高履行奏，计户三百八十万。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户部尚书苏瑰奏，计户六百一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一。
从永徽三年（公元652年）至神龙元年（公元705年）这50多年间，唐朝籍面户口从380万户增长到615万户，增长235万户。
这条记载，被某些人反复拿来宣传，以证明武则天时期的经济好，人口众多。
但是且慢，这里面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思考。
第一，人口不是一天就增长上去的，而是逐渐积累上去的。
从永徽三年（公元652年）至弘道元年（公元683年）这30多年是高宗统治时期，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至神龙元年（公元705年）这20多年是武则天掌权时期，也就是说从时间上推算，这235万户的增长，主要功劳要归于高宗，次要功劳才是武则天的。
第二，这615万户，只是籍面户口，而籍面户口与朝廷实际管理的户口是有差异的，而这种差异，在有些时期是非常大的。
原因很简单，当某个时期因天灾、战祸和朝廷的经济剥削等原因，人口会有大量死伤和逃亡，而如果朝廷对于逃死的人口不能及时从户口簿籍中剔除，而是继续保留，那就出现了丁口虚挂的问题，即籍面人口与朝廷实际控制人口出现差异。
下面我们就分2个层次来谈谈这个问题，即人口逃亡问题和人口虚挂问题。

2、天授元年（公元690年）至圣历二年（公元699年）
人口逃亡问题到了这一时期变得愈加严重。现将这一时期的相关奏疏列举如下：
（1）据《唐会要》卷85记载，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凤阁舍人李峤上表：
今天下之人，流散非一，或违背军镇，或因缘逐粮。苟免岁时，偷避徭役，此等浮衣寓食，积岁淹年，王役不供，簿籍不挂。或出入关防，或往来山泽，非直课调虚蠲，阙于恒赋，亦自诱动愚俗，堪为祸患，不可不深虑也。
此时李峤不但将人口逃亡作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提出来，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办法：
臣以为宜令御史督察检校，设禁令以防之，垂恩德以抚之，施权衡以御之，为制限以一之，然后逃亡可还，浮寓可绝。
可见此时人口逃亡已经比较严重了。
（2）据《旧唐书》列传39狄仁杰传记载，神功元年（公元697年），狄仁杰上疏：
方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本根一摇，忧患不浅。
（3）《全唐文》卷29唐玄宗“置劝农使诏”记载：
当天册神功之时，北狄西戎作梗。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水旱相仍，逋亡滋甚，自此成弊，於今患之。
《资治通鉴》将此事附于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可见，自天册万岁元年（亦即证圣元年，公元695年）至神功元年（公元697年），人口逃亡已非常严重，并一直拖延到开元年间都未完全解决。
（4）局部角度阐述
这一时期的人口逃亡问题，还有部分人从局部角度也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具体数据。
据《旧唐书》列传41张柬之传记载，张柬之于神功初年（公元697年）上表：
剑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余户，见散在彼州，专以掠夺为业。……且姚府总管五十七州，巨猾游客，不可胜数。
另据《全唐文》卷211陈子昂“上蜀川安危事（三条）”记载，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五月十四日，陈子昂上表描述四川部分地区的情况：
今诸州逃走户有三万馀，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属州县。

3、久视元年（公元700年）至神龙元年（公元705年）
进入武则天统治后期，人口逃亡问题进一步恶化。
据《旧唐书》列传38韦嗣立传记载，韦嗣立上疏：
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租调既减，国用不足。
韦嗣立该上疏中提到，“国家自永淳已来，二十余载”，永淳元年是公元682年，后推20年，是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可见已进入武则天统治的后期。
而此时的情况是，天下户口已经逃亡过半。
这一说法是否有别的证据支撑呢？
《唐代人口问题研究》中提到唐代诗人王梵志的诗《天下浮逃人》有以下2句：
天下浮逃人，不啻多一半。
唐长孺先生在《读王梵志诗偶得》中考证，该诗作于武则天时期。
另据《全唐文》卷372柳芳“食货论”记载，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宇文融括户前夕，户口的逃亡情况是：
人逃役者，多浮寄於闾里，县收其名，谓之客户，杂於居人者，十一二矣。
即浮逃人口占总人口的10%-20%。
注意这已是开元十几年的事情了，经过了长安三年（公元703年）的大规模括户和开元初年的休养生息，民众已开始逐渐安定下来，但即便如此，浮逃人口仍然达到了10%-20%，可见，武则天统治后期的长安年间，人口逃亡过半，恐怕并无过分的夸张。
实际上，人口的大规模逃亡问题，也已经引起了武则天的重视，并开始进行大规模搜括逃户。
据《新唐书》列传50苏瑰传记载：
时十道使括天下亡户，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即流入比县旁州，更相庾蔽。
据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分析，吐鲁番文件中有一份关于逃户的文件，其中明确提到“括户采访使”，而文件日期是长安三年（公元703年）三月。唐长孺先生认为，十道使括天下亡户，当在长安三年（公元703年）。
综合以上情况分析，人口逃亡问题，贯穿于武则天统治的整个时期，而且愈演愈烈。

三、武则天时期的人口虚挂问题
上面分析了武则天时期的人口逃亡问题，但是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如果朝廷能及时剔除逃亡的人口，那么，籍面记载的615万户就不包括逃亡人口。
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
笔者认为，实际情况糟糕的多，武则天时期伴随着人口逃亡，还存在严重的人口虚挂的问题。
（一）以出土文书证明人口虚挂问题
关于人口虚挂问题，冻国栋先生在《关于唐代前期的丁口虚挂——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心》中进行了详细分析。现摘录该文引用的几段出土文书记载：
1、吐鲁番阿斯塔那184号墓出土《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帐后西州柳中县康安住等户籍》记载：康安住，垂拱二年（公元686年）疏勒道行没落；弟安定，垂拱元年（公元685年）金山道没落；弟安义，垂拱二年（公元686年）疏勒道***。
2、《武周天授三年（公元692年）西州籍》记载：男那你盆，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帐后死；女迦勒，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帐后死。
3、《武周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沙州敦煌县效谷乡籍》记载：夫邯屯屯，圣历三年（公元700年）帐后死；男长命，圣历三年（公元700年）帐后死；父师，圣历二年（公元699年）帐后死；母汜，圣历三年（公元700年）帐后死。
通过这些文书残片，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已死的人口，本应迅速除籍，但最长的居然近30年不曾除籍，据冻国栋先生考证，从目前出土的文书来看，这种现象始于武则天时期，太宗和高宗时期的出土文书中未发现这种现象。

（二）虚挂人口推算
结合武则天时期人口逃亡和人口虚挂的问题，我们大致推测一下武则天时期朝廷实际控制的人口。
1、根据韦嗣立和柳芳的文章推算
上文提到，韦嗣立在上疏中说人口逃亡过半，我们姑且算作50%，柳芳说开元早期人口逃亡10%-20%，折中考虑，按30%计。
当时籍面人口为615万户，乘以30%，则有大约180万户属于户口逃死而籍面不除的情况，扣除这一数字，朝廷实际控制的人口只有大约430万户，将此数字与50年前的380万户相比，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人口增长是比较缓慢的。

2、根据庸调收入验证
这种推算是否合理呢？笔者通过对当时庸调年收入的情况进行验证。
（1）太宗贞观年间情况
先看贞观早年的庸调收入。
据《旧唐书》列传20戴胄传记载，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戴胄上表：
今丧乱已后，户口凋残，每岁纳租，未实仓禀。随即出给，才供当年。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戴胄上表：
军国所须，皆资府库，布绢所出，岁过百万。丁既役尽，赋调不减，费用不止，帑藏其虚。
通过以上2条记载，可以看出，在贞观初年，唐朝每年的庸调收入大约是100万匹绢，而每年大致是收支平衡，“随即出给，才供当年”，即每年的财政支出大约也是100万匹绢。
根据翁俊雄所著《唐初期政区与人口》一书的分析，按贞观十三年户口大簿记载，当时全国户口为300万户，1200多万口，平均每户约4人。
当然，这些户口并不都需要纳税，而是区分为课户和不课户，至于课户的比例，可参照天宝年间的比例，据《通典》食货典记载，“（天宝）十四载，管户总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应不课户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一，应课户五百三十四万九千二百八十”，课户所占比例约为60%。
据此推算，贞观十三年，全国课户约为180万户，假设每户一丁，唐朝当时的租庸调制度规定，每丁每年纳绢二丈（《唐代财政史稿》），则180万丁每年需缴纳绢360万丈，按四丈一匹计算，计绢90万匹，考虑到课户不可能每户只有一丁，因此90万匹的计算偏于保守，实际上可能会比90万匹稍多，而这正与上文引用的戴胄的岁收支绢100万匹的记载基本吻合。
这可以说明，贞观十三年的这300万户人口的统计，是比较准确的，基本不存在人口虚挂的问题。

（2）高宗永徽初年的情况
永徽初年紧承贞观，因此人口虚挂的问题同样并不严重。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人口380万户，按60%计算，课户约230万户，按每户一丁、每丁每年绢二丈（半匹）推算，每年收绢115万匹。

（3）武则天末期的情况
据《全唐文》卷236韦嗣立的“请减滥食封邑疏”记载：
臣窃见食封之家，其数甚众，昨略问户部，云用六十馀万丁。一丁两匹，即是一百二十万已上匹。臣顷在太府，知每年庸调绢数，多不过百万，少则七八十万已来，比诸封家所入全少。倘有虫霜旱潦，曾不半在，国家支供，何以取给？
《旧唐书》列传38记载，“及承庆卒，（嗣立）代为黄门侍郎，转太府卿”，而《韦承庆墓志》记载韦承庆卒于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则韦嗣立担任太府卿大约也在神龙二年（公元706年），虽然已进入中宗时期，但是距离武则天统治时期很近，此时的财政情况可以反映武则天统治末期的情况。
那么当时的财政情况如何呢？
当时每年的庸调绢数仅为70万至100万匹，当然，根据韦嗣立后面提到的“若必限丁物送太府，封家但於左藏请受，不得辄自徵催，则必免侵渔，人冀苏息”，可见当时食实封的家族收取的庸调不经过太府，而是直接征收，因此，计算人口时，这部分绢数需要加进来。
关于这部分庸调的数量，韦嗣立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出现了计算错误，当时调的征收标准是绢二丈，而不是绢二匹，对此，李锦绣所著《唐代财政史稿》进行了专门辨析，因此，食实封的家族拿走的是120万丈，即30万匹，而不是韦嗣立说的120万匹。两项合计，每年的庸调绢数约为100万至130万匹，我们姑且按最高额130万匹计算，以每丁每年纳绢二丈（半匹）计算，当时朝廷有丁260万口，据《资治通鉴》记载，神龙元年有户615万，口3700万，每户有6口，比贞观十三年的每户4口增加了50%，如果假设贞观年间课户每户1丁，则武则天末期当为每户1.5丁，据此推算，当时的课户仅为约170万户，而按照60%的比例推算，当时朝廷控制的实际人口仅仅为280-290万户，不到籍面户口的一半，还达不到贞观十三年的水平，与上文韦嗣立说的“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的判断基本一致。即便仍然按照每户1丁匡算，则课户约为260万户，按60%推算，朝廷实际控制的全国人口也仅仅为约430万户，与上文按照折中的30%逃户比例推算的数字基本一致。

为方便大家比对，特做简表如下：

公平起见，上表一律按照每户一丁计算。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武则天末期，在籍面615万户的背后，唐朝实际控制的人口下降到了什么程度，进而看到当时人口逃亡严重到了什么程度。而据此，我们也可以认真思考一下，武则天时期的经济到底是个什么状况。
以上是笔者关于武则天时期人口问题的一点看法，欢迎大家讨论。
（全文完）

一般看到的都是称赞武则天时的经济如何发展，很少能看到这么详细分析武则天时期的人口状况的。

当时调的征收标准是绢二丈，而不是绢二匹，对此，李锦绣所著《唐代财政史稿》进行了专门辨析。
————————
做一个补充：李著《唐代财政史稿》中说：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唐代前期，在开天期间以庸代役制普遍化（即二十日役不复存在）之前，以庸代役制的变化如何？是否可以根据有些史籍记载输“绢二匹”，就肯定此2匹是调2丈加上绢6丈，并由此得出武德二年以庸代役已普遍化的结论？），首先必须考定诸书记载武德二年赋役内容的分歧，熟正熟误。

省略，正如江南折租造布不是武德二年租调制的内容一样，诸丁匠不役者收庸也不能纳入武德二年制的范围。
接着，李著中针对冯、李二人关于引用通典条（即持武德二年以庸代役普遍化论者）进而论述认为：这样看来，持武德二年说者以《通典》作为论据有些疑问。并且，将“丈”讹为“匹”，史书中也并非仅有。《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云：

以《新唐书》该段所讹，来批驳《册府》、《通鉴》、《通鉴考异》、《文献通考》，认为是应是形近致误。（个人认为例举证据不足）
附说：邢铁先生在《唐代庸制刍论》一文中认为，《册府元龟》等书记调绢二匹大致有二种可能：一是笔误，唐宋时以抄书为主，“匹”字多写成“疋”，与丈字相近，很可能因此抄错了。二是对武德七年令的误解，把“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理解为绫绢絁三者共六丈，加布折绢二丈，恰共二匹，并推想武德二年令亦然。不论确系何种原因，结合隋制与武德七年以后令文看，“二匹”的记载确实错了，应以原来的“二丈”为是。文见《思想战线》（云南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邢铁先生认为武德二年令不包括“庸”】，【冯尔康先生则认为武德二年令中“绢二匹”包含户调与丁庸两项，《会要》诸书在抄写时把“绢二疋”错写成“绢二丈”，因而贻误后人。】（参见冯尔康《租庸调法的“庸”之制度化在何时》一文，《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张泽咸先生则认为《会要》、《通鉴》两种记载均不误，《会要》诸书所记“二丈”是丁调，《通鉴》等书所记“二匹”是庸调的总和】（参见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第43页）。
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

附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

看烦了武粉总拿武则天时期人口增长来吹，多出来的人又不是她生的。

说的好

我最讨厌慈禧！

早跟那些人说了人口说明的问题很有限只要不发生大的疫病和战争人口要想减少除非家家户户不孕不育结果那些智障没个听进去的不争气啊

数字背后还有个小问题，开元十四年的707万户，应该是包括宇文融括出的80余万户的，如果减掉这一数字，才620多万户，也就是说，从神龙元年到开元十四年，20年间，不考虑括出的80万户，人口才增了10万户？
————————

——庞铭辉《唐朝均田制度下户籍档案的编制与管理》
开元初年，有人夸张地指出，“两畿户口，逃去者半”。（《全唐文》卷335孙子子《请祔孝和皇帝封事》。按：孙乃伊阙人，引文系开元五年上书中语．虽是夸张．亦当有事实为据。）在全国各，也是“天下户版多利隐，人多去本籍，浮食闾里，诡脱徭赋，豪弱相并，州县莫能制。”
开元八年(720)，“天下户口逃亡，色役伪滥，朝廷深以为患”。——《通典》卷7《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

毕竟是阿武的帖子，作为一个武粉我总要顶一顶。

以贞观的比例推算永徽的还尚可，推算神龙，开元的就不行了。。。毕竟租庸调的一个折纳比例再变。。倒不仅仅是课口数的问题。→_→不过武后当权，以及高宗武后两朝的内部斗争加边境战争，老百姓过的比较苦倒是真的。。直到开天年间才逐渐好转

@毛德祖
按你的思路（注意，只是按你的思路），我简单测算了一下人口的增长率。
永徽三年户380万，其中，二年就增户15万，我们假设元年户数是350万户吧，4口1户，总口数是1400万口。
魏元忠上封事是哪一年呢？查《册府元龟》卷991记载：
三年九月帝以吐蕃为患召侍臣问，……是年，以吐蕃犯塞选州人魏真宰诣阙上封事。
可见是在仪凤三年（678）
上书中也提到，“又今秋之行，仰籍马力，不得数十万匹，无以成大举之资”。
指的也是仪风三年（678）的青海之战。
魏元忠当时又不在户部任职，他的数据不可能是三年当年的数据（因为他上封事的时候，三年还没过完捏），最早也只能是二年（677）的数据，我们假设仪风二年（677）的口数是2300万口吧。
那我们就来算算这两个时间段的人口增长率：
永徽元年（650）至仪风二年（677），27年，口数由1400增加至2300，增长率约为1.86%；
仪风二年（677）至神龙元年（705），28年，口数由2300增加至3700，增长率约为1.71%。
增长率较为平滑，可能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为什么我要算增长率、而不是绝对数呢？很简单，基数不一样了嘛。

留名

【臣窃见食封之家，其数甚众，昨略问户部，云用六十馀万丁。一丁两匹，即是一百二十万已上匹。臣顷在太府，知每年庸调绢数，多不过百万，少则七八十万已来，比诸封家所入全少。倘有虫霜旱潦，曾不半在，国家支供，何以取给？】
韦嗣立这段话信息量挺大。虽然租庸调制里的“调”规定是一丁两丈，但食封族的封户应该是把“庸”的那部分全部用实物抵押了，即一丁六丈。所以总共一丁两匹（八丈），这个我是认同13楼自带便当的观点的。而且韦嗣立说“比诸封家所入全少”，绝对不会搞错（除非史官捏造）。那么两者累加起来，神龙年间的总庸调绢数就是两百万匹。
神龙年间有两百万匹，也即武周末年有两百万匹，而贞观五年只有一百万匹。翻了一倍。我们不看人口怎么滴，就看社会总生产力，提高了一倍。而人口问题，我只知道神龙年初是615万，开元年中是707万。至于什么逃役的，虚挂的，开元只会比武周更严重。论证武周不行也就是论证开元有问题。此外，关于人口的增长到底是高宗贡献的多，还是武后贡献的多的问题，我只想说，这个比较没意义。没有武后与高宗合力，长孙无忌等关陇党搞不掉，高宗就是傀儡，谈什么治国。而武后更是在664年就被立为天后，高宗给他听政权，自然是有参政在里头。
至于为什么神龙初年，排除食封族之后只有不到一百万匹呢？这个就不好说了，韦嗣立这个上书应该是709年。韦说“知每年庸调绢数，多不过百万，少则七八十万已来”，只能是中宗继位之后的每年国库收入（武周因为计入食封族，必不止百万）。为什么国库收入就这么点呢？确实哪怕不考虑“庸”，仅仅按照“调”的收入来算，一百万匹也只能对应300万户不到的人口。就算加上食封族的60万户（近似一丁一户），离总共615万户还有不小的差距。陈子昂上书说“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目的是为了劝学（大臣上书都有夸大事实的毛病），自然不是真的逃了一半。
因为出现了个神龙政变，而这一政变，就是一场有预谋的，官僚阶层对皇权的重大打击。单看几乎所有势力（包括武家子弟）都参与神龙政变，就可以知道武后对食利阶层的打压就多狠了。所以除了食封族抢到收税权之外，底下也是各种问题，也就是说，政府处于一种全面失控阶段。上行下效，顶层的食封族乱封地，抢收税权，下面自然也就各种避税，逃税，这样政府还如何收税？更何况，在权力失去制约的情况下，食封族和有能力避税的，往往会抢占最好的田地。普通农户只能在较差的土地上耕耘，也进一步压缩了国库收入。
所以，不能拿中宗朝和武周朝直接做等同。一定要做比较，就比较两者不会变化的地方，那就是食封户。韦嗣立说，食封一族，60万丁，一丁两匹。这是什么概念？食封户是没法逃税的，他们这种稳定的一丁两匹的生产力可以说明很多东西。
为什么武周时期的资料都给捣毁了？这不很清楚吗。

请楼主解释解释楼上那位的话

可是还是无法否认武则天对中国经济乃至中国历史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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