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 略论武德八年突厥入寇及李世民与李建成的作用[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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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略论武德八年突厥入寇及李世民与李建成的作用[第1页]

作者:wuan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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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笔者陆续分析了武德五年至七年的突厥入寇情况。本文承接以前的分析，继续介绍武德八年（公元625年）突厥的入寇情况。

一、武德八年上半年唐与突厥的关系
（一）武德八年年初唐与突厥关系暂时缓和
进入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以后，特别是在该年年初，唐朝与突厥的关系又暂时出现了缓和。
据《册府元龟》卷970记载，“（武德）八年正月，突厥颉利可汗……遣使朝贡”。
另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八年正月，“突厥、吐谷浑各请互市，诏皆许之。先是，中国丧乱，民乏耕牛，至是资于戎狄，杂畜被野。”
朝贡和互市，俨然一派和平气象。
但是，这仅仅是一种表象而已。唐朝在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上半年接连采取多项措施，以加强戒备，同时为反击做好准备，下面对唐朝的相关措施进行详述。
（二）武德八年唐朝备御突厥的措施
1、继续出兵攻打依附于突厥的割据政权
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上半年，唐朝北方边境上仍然有2个割据政权，那就是位于唐朝河东道北部、据守恒安的苑君璋，以及位于唐朝关内道北部、据守夏州的梁师都。
武德八年上半年，唐朝对梁师都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
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正月，“丁巳，遣右武卫将军段德操徇夏州地”。
虽未明言针对梁师都，但是，当时盘踞在夏州的只剩下梁师都，而段德操此前也多次与梁师都交战，因此，段德操此次出兵，其目标应该还是梁师都。

2、联合西突厥
据《通典》边防典卷199记载：
统叶护寻遣使来请婚，高祖谓侍臣曰：“西突厥去我悬远，急疾不相得力，今来请婚，计将安在？”封德彝对曰：“当今之务，莫若远交而近攻，正可权许其婚，以威北狄。待三数年后，中国全盛，徐思其宜。”高祖许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国，统叶护大悦。遇颉利可汗频岁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为婚。
《资治通鉴》将此事附于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四月。
另据《册府元龟》卷978记载，“武德五年（公元622年）西突厥叶护可汗遣使请婚”，后叙武德八年四月高祖许婚，可见，西突厥请婚自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就已开始，但高祖一直没有同意，直到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四月，唐朝出于远交近攻的考虑，联合西突厥共同对抗突厥颉利可汗，方才许婚。
当然，由于当时突厥频繁入寇，道路阻塞，最终未能成婚。

（2）六月的补充部署
进入六月后，随着突厥传统入侵时节的临近，唐朝在原有备御措施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加强防御。
据《资治通鉴》记载，六月“丙子（十四日），遣燕郡王李艺屯华亭县及弹筝峡，水部郎中姜行本断石岭道以备突厥”。
这一项措施，是在同时加强关内道和河东道的防御。
先看关内道。
华亭县，位于陇州境内。
弹筝峡，据《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长安西通凉州的北道记载，“（原州）平凉又西北行三十五里至胡谷堡，即彰信堡，堡西道入弹筝峡，约尽三十五里。自邠州以西皆略循泾水河谷而上，至此峡，近水源，“群山怒起，路随峰转，绕行涧底”，形势奇险，为戍守要地”。可见弹筝峡是原州西入豳州、进而到达长安的咽喉要道。唐朝派出李艺在此驻扎，很明显是防备突厥从关内道入侵。李艺原本在河北，入朝以后，“时突厥放横，藉艺威名欲惮虏，诏以本官领天节军将，镇泾州”（《新唐书》列传17）。
再看河东道。
石岭，据《唐代交通图考》第5卷太原北塞交通诸道的记载，太原北行，“……至石岭镇，……岭上或逾岭置关，隶忻州定襄县。石岭关“山势回报，号为险阻”，且其路仅容单车，故为太原府北之重要屏障，安史乱后，且置军以镇之”。可见石岭是南入太原的重要通道。唐朝派出姜行本在石岭断道，以切断突厥入侵的道路。石岭断道，是当时的检校并州大总管窦静提出的，据《旧唐书》列传11记载，“静又以突厥频来入寇，请断石岭以为障塞，复从之”。
单从措施本身来看，很到位，但是，从后面发生的战事来看，这一措施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下文将对此详述。

4、密切注意突厥动向
据《册府元龟》卷998记载，“唐初，突厥强盛，武德八年三月，声言为寇，命秦王率兵自潞州掩可汗之牙帐，后无寇而止”。
这说明，当时唐朝对突厥是很提防的。
在此笔者想多说几句。有人认为，自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杨文干事件、李渊做出维护李建成太子地位的决定以后，李渊就完全倒向李建成一边，而对李世民则非常不满，专事打压。
笔者认为，李渊维护李建成太子地位是事实，自武德七年至武德九年，逐渐疏远和打压李世民也是事实。但是，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至少具体到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上半年，于公于私来讲，李渊与李世民的关系还是过得去的。
于公来讲，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命秦王率兵自潞州掩可汗之牙帐”可作证明，这说明对外作战方面，李渊还是倚重李世民的。
于私来讲，据《册府元龟》卷79记载，“（武德）八年正月甲寅，幸太宗第，宴五品以下，赐帛各有差”，这说明，这一时期李渊与李世民的关系并不是那么恶劣。

5、复置关中十二军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二月，李渊废关中十二军。2年以后，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五月，李渊又复置十二军。
李渊复置十二军，公开的原因正是备御和消灭突厥。据《资治通鉴》记载，“初，上以天下大定，罢十二军。既而突厥为寇不已，（五月）辛亥，复置十二军，以太常卿窦诞等为将军，简练士马，议大举击突厥”。
这一事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十二军代表着关中的府兵，而关中的府兵，则是唐军的主力。在此，笔者将十二军的名称和军将等做一简单整理。
关于复置十二军的情况，《册府元龟》卷990记载如下：
以太常卿窦诞为参旗将军，吏部尚书杨恭仁为鼓旗将军，淮安王神通为玄戈将军，右骁卫将军刘弘基为井钺将军，右卫大将军张瑾为羽林将军，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为奇官将军，右监门将军樊世兴为天节将军，右武侯将军安修仁为招摇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杨毛为折威将军，左武侯将军王长谐为天纪将军，岐州刺史柴绍为平道将军，钱九陇为苑游将军。简练士马，将图大举焉。
同时，十二军对应关中十二道，具体情况记载于《新唐书》志40兵志：
及诸起义以相属与降群盗，得兵二十万。武德初，始置军府，以骠骑、车骑两将军府领之。析关中为十二道，曰万年道、长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华州道、宁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泾州道、宜州道，皆置府。三年，更以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醴泉道为井钺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豳州道为招摇军，西麟州道为苑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军置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以车骑府统之。
为方便大家理解，笔者将上述2部分记载汇总列表如下：

这里说明一点，十二道与十二军的对应关系、以及十二军军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依据上面史料显示，天节军对应宜州道，军将是樊世兴，但是，据《旧唐书》列传6罗艺传记载，“时突厥屡为寇患，以艺素有威名，为北夷所惮，令以本官领天节军将镇泾州”，在这里天节军对应泾州道，军将也换成了罗艺。又如，上面显示，张瑾是羽林军将，但是，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命元吉督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救乌城”，张瑾成了天纪将军。
因此，上表仅供参考。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上半年，唐朝在备御突厥方面，是比较重视的，也是采取了很多措施的，但是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呢？纸上谈兵是没有用的，只能通过实际的战斗来检验，而严酷的检验很快就来临了。

二、武德八年（公元625年）突厥入寇
（一）突厥入侵关内道灵州
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六月，“丙戌（二十四日），颉利可汗寇灵州”，由此正式拉开了入侵的大幕。
灵州的位置请参见附图1唐朝关内道地图。灵州是当时唐朝关内道北部与突厥邻接的州，也就首先遭到了进攻。
当时守卫灵州的唐军主将是谁呢？查《旧唐书》列传10李道宗传，“（武德）五年，授灵州总管”，后来八月间李道宗在此迎击突厥，其官职也明确记载为“灵州都督”（《资治通鉴》），则灵州守将可以确定是李道宗。
由于突厥颉利可汗亲自率军进攻灵州，因此，唐朝方面不敢怠慢，除由当地守军抵抗外，唐朝还迅速采取了几项应对措施。
1、命张瑾出兵抵御。
据《资治通鉴》记载，“（六月）丁亥（二十五日），以右卫大将军张瑾为行军总管以御之，以中书侍郎温彦博为长史”。
张瑾出兵，是唐朝针对突厥入侵关内道灵州做出的反应，因此，张瑾所部刚开始应该是投向关内道灵州方向的，但是，后来随着战事的变化，张瑾所部转到了河东道，这一点下文详述。

2、命李神通和刘弘基加强豳州防御。
上文已经分析，唐朝在六月丙子（十四日）已经同时加强了关内道和河东道的防御，但是，面对突厥对灵州的入侵，唐朝方面可能预计到此后关内道会发生大战，因此，进一步加强关内道防御。据《旧唐书》列传8刘弘基传记载，“会突厥入寇，弘基率步骑一万，自豳州北界东拒子午岭，西接临泾，修营障塞，副淮安王神通，备胡寇于北鄙”，该记载记于武德八年五月刘弘基担任秉钺将军以后，武德九年以前，则应该是在应对突厥的本次入侵。
从附图1关内道地图可以看出，临泾在泾州境内，子午山在宁州境内，均在豳州以北，唐朝派出李神通和刘弘基在豳州以北布防，显然是针对突厥本次入侵而采取的防御措施。
据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1卷京都关内区“长安通灵州两驿道”记载，灵州东南至长安的路线，主要有三道，其中史有明征的驿道有两道，“东南取庆州路，经宁州、豳州至长安，此一道也。南取原州路，又东经泾州，亦至豳州，达长安，此一道也”
即从灵州至长安的2条主要驿道如下：
灵州——庆州——宁州——豳州——长安；
灵州——原州——泾州——豳州——长安。
2条路皆起于灵州，汇于豳州。此前六月丙子（十四日）李艺镇守泾州，驻防原州弹筝峡，主要是备御第2条路。现在，在突厥已经入侵灵州的情况下，唐朝进一步采取措施，对于上述2条路的交汇点豳州加强了防御，此外，防线东起宁州境内的子午岭，显然是对于上述第1条道路也加强了戒备。
从以上情况看，面对突厥最初的入侵，唐朝重点加强了关内道的防御，但是，可能是突厥在灵州未占到便宜，也可能突厥本就是虚晃一枪，总之，突厥并未立即在关内道方向继续展开进攻，而是将主攻方向转移到了河东道。

3、对突厥降格对待
李渊在得知突厥入侵的消息后很生气，在军事部署之外，还采取了一项政治措施，那就是对突厥降格对待。据《册府元龟》卷990记载，“（武德八年）七月甲辰（十二日），帝谓侍臣曰：“往以中原未定，突厥方强，吾虑其扰边，礼同敌国。今既包藏祸心，不顾盟誓，方为攻取之计，无容更事姑息。”其后书改为敕诏”。这段话大致是说，此前唐朝对突厥采用的是“敌国之礼”，也就是平等国家之间的礼仪，现在“其后书改为敕诏”，即对突厥的文书改为“敕诏”，对突厥降格对待，当做是唐朝的附属国。
有不少网友依据这条记载，以及上面提到的武德八年五月复置十二军、“议大举击突厥”的记载（《资治通鉴》），认为到武德八年时，唐朝的国力已经日渐恢复，可以讨伐突厥了，有部分网友进一步发挥，认为武德八年唐朝都在考虑主动讨伐突厥了，而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后，突厥居然打到了长安附近，这前后对比异常明显，于是乎，李建成是武德年间备御突厥的中流砥柱等结论也就随之而出。
这种结论是否正确呢？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是，复置十二军议大举击突厥也好，对突厥降格对待也罢，这仅仅是唐朝方面的主观判断，认为它已经可以对突厥主动出击了。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唐朝是否真的具备了主动出击的条件了呢？很遗憾，武德八年下半年、特别是七八月间的一系列交战，无情地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下文对此详述。

（二）突厥入侵河东道朔州
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七月，“己酉（十七日），突厥颉利可汗寇相州”。
乍一看不得了了，相州位于河北道南部，临近黄河，莫非突厥都能深入河北道南部那么远了吗？
对此，史学家们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1、元代胡三省认为：“相州”，疑当作“桓州”；此时突厥兵不能至相州也。
但是这个“桓州”到底在哪里，两唐书似乎没有明确记载，胡三省也并没有解释清楚。
2、岑仲勉在《突厥集史》中认为，“余谓“相”当作“朔”，唐人碑志，率写“朔”如“羊月”，易于互讹，即通典、旧突厥传等所谓八年七月大掠朔州也。……否则或是恒州，旧志三九、武德六年置（北）恒州，即后来之云州定襄县”。
岑先生实际上提出了2种意见，其一，相州是朔州之讹，这是岑先生的主要意见，其二，相州是（北）恒州之讹，这是岑先生的附带意见。
笔者赞同岑先生相州是朔州之讹的观点，并补充一则史料进一步证明。据《新唐书》列传140突厥传记载，“（武德）八年，颉利攻灵、朔，与代州都督蔺謩战新城，謩败绩”，即突厥进攻的先后顺序是：攻灵州、攻朔州、新城之战。
而《资治通鉴》相关时间段的记载顺序是：
六月，“丙戌（二十四日），颉利可汗寇灵州”。（对应《新唐书》攻灵州）
七月，“己酉（十七日），突厥颉利可汗寇相州”。（对应《新唐书》攻朔州）
七月，“丙辰（二十四日），代州都督蔺謩与突厥战于新城，不利”。（对应《新唐书》新城之战）
《新唐书》突厥传的上述记载，进一步证明了岑仲勉的观点，即相州乃是朔州之讹，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七月十七日，突厥颉利可汗进攻的地点是河东道朔州。

在此补充一则史料，《资治通鉴》在八月丁卯（初六日）突厥寇潞、沁、韩三州之后，八月壬申（十一日）太谷之战之前，附了这样一条记载：“颉利可汗将兵十馀万大掠朔州”。
这条记载放在这里非常突兀，当时突厥早已经在并州南部的太谷和并州以南的潞州等地作战了，怎么可能又突然回到河东道北部的朔州去大掠呢？
而查《旧唐书》列传144突厥传记载，“（武德）八年七月，颉利集兵十余万，大掠朔州”，明确将颉利掠朔州确定在七月份。
岑仲勉先生在《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颉利大掠朔州”条，认为该条记载，就是上文七月己酉（十七日）颉利可汗寇朔州的补充说明，并对通鉴编者明确提出了批评：
突厥既以八月朔逾石岭，则其“大掠”朔州，当在七月，正与前二条（“突厥攻相州”和“误引旧本纪”）余所疑者相合。司马氏不悟旧史料讹朔为相，又采旧传之“大略朔州”以入录，弗得其日，因而附诸八月初旬。一事再见，即为此故。
通过这条补充记载，我们可以看到突厥入侵河东道的大致兵力，即十余万人，是一支绝对主力。

附图2：唐朝河东道地图

（3）潞州都督府
河东道东南部的潞州都督府，黄君汉为都督，据《文馆词林》卷459“夔州都督黄君汉碑铭”记载，“军还，除使持节、都督潞、泽、盖、韩、辽五州诸军事、潞州刺史”，“军还”，是指武德七年（公元624年）讨平辅公祏叛乱以后，此后直到太宗即位再无变化，可见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在潞州抵御突厥的应是黄君汉。黄君汉倒是个沙场宿将，至于这次打得如何，下文再做分析。
在这一基础上，唐朝又通过3项任命进一步加强了河东道的防御。
2、七月二十四日张瑾屯石岭
石岭位于并州北部，据《唐代交通图考》第5卷河东河北区记载，“（石岭）镇在岭南，隶阳曲县。……岭上或逾岭置关，隶忻州定襄县。石岭关“山势回抱，号为险阻”，且其路仅容单车，故为太原府北之重要屏障”。
新城战败后，唐军在代州地区的力量比较空虚，已无力阻挡突厥南下，而突厥自代州向南，必然要进攻并州，唐军要保卫并州，自然不会轻视并州北部的这一要塞石岭关。上文已经分析，早在六月丙子（十四日）唐朝就派出水部郎中姜行本在石岭断道。现在，唐朝又命令张瑾驻屯石岭关，进一步加强抵御突厥的第一道防线。

3、七月二十四日李高迁趋太谷
太谷位于并州南部，从《唐代交通图考》第1卷京都关内区图三“唐代长安太原道驿程图”（附图3）可以看出，太谷位于太原到长安和洛阳的2条主要通道的交汇点，但偏向于通洛阳的通道。
可见唐朝命李高迁守卫太谷，是加强了第二道防线，其目的应该是在一旦并州有失的情况下，掩护长安和洛阳，重点是洛阳。
4、七月二十五日李世民出屯蒲州
蒲州位于河东道的西南部，是掩护长安东北方向的重要据点。唐朝让李世民防守蒲州，是加强抵御突厥的第三道防线，即在太谷有失的情况下，保卫长安。
这里笔者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李世民驻防蒲州，是仅仅负责蒲州地区，还是负责整个河东道。笔者认为，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七月二十五日这次，李世民所负责的仅仅是蒲州一带，并不是整个河东道，亦即并不包括并州等地。具体将在下文分析太谷之战时详细论述。

附图3：唐代长安太原道驿程图

中午时间有限，先上传这些。等到下班后再陆续上传。

（五）突厥深入
据《资治通鉴》武德八年（公元625年）记载，“八月，壬戌（初一日），突厥逾石岭，寇并州；癸亥（初二日），寇灵州；丁卯（初六日），寇潞、沁、韩三州”。
八月初一日突厥攻破石岭，入寇并州，使得战事急转直下。前文已经提到，石岭是并州北部的重要据点，且地势险要，而且唐朝很早就注意并加强了石岭的防御。但即便如此，突厥还是很快突破了石岭。从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武德后期唐军在命令的执行力度上是明显不够的，六月份姜行本石岭断道并不彻底，而七月二十四日张瑾接到防守石岭的命令后，也未能在第一时间赶赴石岭布防，结果突厥于八月一日抢先突破石岭。
石岭失守后，唐军在并州境内未能组织起有效的防御，虽然张瑾等部在并州南部的太谷与突厥进行了交战，对此下文详述，但是却无法阻挡突厥进攻的步伐。
八月初六日，突厥向南攻入潞州、沁州和韩州。潞州和沁州的位置请见附图2河东道地图。韩州，据《旧唐书》志19记载，“襄垣，隋县。武德元年，于县置韩州。……贞观十七年，废韩州，以襄垣等五县隶潞州”，可见韩州大致位于襄垣县，后并入潞州，襄垣县请见附图2河东道潞州境内。
上文已经分析，当时守卫上述地区的是潞州都督黄君汉，据上文所引“夔州都督黄君汉碑铭”记载，“及黠虏内侵，边燧夜警，晖（？）鼎飞则神器无守，网漏而群凶竞逐，人灵之贵，涉血履肠，地载之厚，瓜分脔切”，从这些文字表述来看，当时黄君汉在潞州地区打的应该也是比较吃力。

（六）唐朝调整部署
突厥在八月初的进攻，接连突破了唐军在石岭和太谷的两道防线，而后，突厥攻向潞、沁、韩诸州，从附图2河东道地图和附图3“唐代长安太原道驿程图”中可以看出，突厥将其攻击方向指向通往洛阳方向的潞州，这就使得唐朝布置的李世民驻守蒲州的第三道防线没有发挥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李渊采取了两大措施进行补救。
1、加强洛阳方向的防御
为加强洛阳方向的防御，李渊在八月丁卯（初六日）接到潞、沁、韩诸州遭到进攻的消息后，立即作出部署，“诏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军总管任瑰屯太行，以御突厥”（《资治通鉴》）。
李靖出潞州道，很明显是应对突厥对潞州一带的进攻。当然，由于当时突厥相当一部分部队仍在太谷与张瑾等部唐军交战，因此攻入潞州一带的突厥军队兵力不会很多，双方在潞州没有打大仗，李靖从潞州继续向北，赶赴太谷增援，据《旧唐书》列传17李靖传记载，“（武德）八年，突厥寇太原，以靖为行军总管，统江淮兵一万，与张瑾屯太谷”，亦即李靖并未在潞州设立新的防线，而是赶赴太谷增援张瑾。
任瑰屯太行是针对什么呢？太行山很长，任瑰屯守的是什么地方呢？从附图3我们可以看到，潞州向西南是泽州，泽州南部有天井关（太行关），再向南是怀州。另据《唐代交通图考》第1卷京都关内区记载，“怀州北行，……入太行陉，经科斗店，至天井关。太行陉为述征记太行八陉之第二陉，阔三步，长四十里，至险峻，古所谓羊肠坂者。……入陉过白水交，盖向西北折入白水河谷，至天井关，一名太行关。……关当山道最高处”。可见，太行陉及太行关，是并州和洛阳之间的交通要道。结合当时突厥兵锋威胁潞州、指向洛阳的情况，笔者认为，唐朝命令任瑰屯守的太行，指的是太行陉和太行关，这是唐朝在洛阳方向新设置的一道防线。

2、整合前线指挥系统
此前，唐军在前线并没有统一的指挥，唐军的大行动均由李渊遥控指挥。
对此，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当时河东道前线的唐军主帅应该是李世民，依据就是前文提到的七月二十五日命李世民出屯蒲州。有人认为，李世民虽然是屯蒲州，但是他是河东道前线地位最高的人，应该有指挥全局的权力。那么，李世民到底有没有这个权力呢？
八月初六日对李靖的调动为我们提供了一点线索。据《资治通鉴》记载，“诏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注意唐朝的这一部署，是针对突厥进攻潞州等地而做出的，是就近调动部队的一项救急措施，但是却用了“诏”字，亦即这一命令是李渊发布的。如果当时李世民有指挥整个河东道唐军的权力，那么，这种救急措施完全应该由李世民做出，怎么可能由远在后方的李渊做出呢？

有人可能会提出，有可能是因为李渊对李世民的指挥不满，但是，退一万步说，即便再不满意，李渊也不可能越位采取救急措施，因为当时信息传递速度相对较慢，如果李世民有这个权力，那么他很可能已经采取了措施，等到李渊的命令到达前线，李世民的命令早已到了，李渊只是扰乱了指挥而已。何况，从后来的情况看，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十一月李渊授予李世民中书令一职，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二月，面对突厥的新的进攻，李渊仍然考虑让李世民前去备御，据《册府元龟》卷990记载，“二月丁亥，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将军杨毛击之。又徵兵屯于太谷，遣秦王及皇太子建成勒兵以备胡，后竟不行”。这都充分说明，李渊直到武德九年二月，对李世民仍然是比较倚重的，遇有敌情，仍然想要李世民出去备御，亦即对于李世民的军事才能还是比较认可的，如果李世民在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八月的表现是如此之差，以至于李渊要越位指挥，那为什么此后遇有敌情，李渊还是首先想到李世民呢？
此外，李渊诏令李靖出击，还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也无权调动李靖，从后来李靖很快赶到太谷来看，李靖所部距离太谷很近，但即便如此，张瑾仍无法调动李靖。
由此可见，当时前线唐军并没有统一的指挥，正因为如此，唐军也才打的比较被动，李世民负责蒲州，对于并州的战事无法干预，张瑾负责并州，对于潞州的部队无权调动，结果被突厥占尽了先机。

武德快讲完了，什么时候将贞观四年啊。无论文治武功都是中国历史最辉煌的一年

在此情况下，李渊也开始作出调整，对前线唐军的指挥系统进行整合。据《旧唐书》高祖本纪记载，“（武德八年）六月甲子（初二日），幸太和宫。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备突厥”。
关于这条记载，历来被部分人牢牢抓住，认为李世民在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六月就得到了指挥并州唐军的权力，自然要对唐军七八月间的一系列失败、特别是太谷之败负最主要的责任。
但是且慢，我们先来看看不同史料对此事的记载。
《旧唐书》高祖本纪：六月甲子，幸太和宫。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备突厥。八月，并州道总管张公谨与突厥战于太谷。
《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八年夏六月甲子，幸太和宫。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备突厥。八月，并州道总管张公谨与突厥战于大谷。
《册府元龟》卷259版本一：八年六月，突厥寇并州，命皇太子往豳州以备之。
《册府元龟》卷259版本二：八年六月，突厥寇并州，命皇太子往幽州以避之。
《续通志》卷1：按旧书六月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豳州，秦王往并州，以备突厥。柳芳唐历同。新书只言七月秦王屯蒲州，则本之高祖实录也。
《资治通鉴》武德八年考异：旧本纪，“八月六日，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备突厥。”唐历亦同。今据实录，七月秦王出蒲州，八月无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事。

其中，除通鉴考异将李渊派出李世民与李建成的时间记载为八月六日以外，其他史料均记载为八年六月。对此，岑仲勉先生认为是通鉴编者手中的《旧唐书》有误。
那么，是否据此就可以认定李世民出并州、李建成出豳州就是在武德八年六月呢？笔者认为不能。
我们仔细看《旧唐书》高祖本纪的记载就会发现，该记载恰好没有七月的记载，因此，这只能说明突厥入侵是在六月甲子（初二日）高祖到太和宫以后，八月太谷之战以前，并未界定确切的时间。
那么，李世民和李建成奉命备御突厥的具体时间到底是什么呢？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就需要理顺诸书关于此事的互相矛盾的记载，而这主要包括3个问题，第一，突厥入寇何处，第二，突厥何时入寇，第三，李世民与李建成备御何处。下面分别分析。

第一，突厥入寇何处。
对此，《旧唐书》和《太平御览》均记为“定州”，通鉴考异和《续通志》援引旧唐书记载，也记为“定州”，至于《旧唐书》的史料来源，通鉴考异提到“唐历亦同”，因此，很可能是柳芳编写的《唐历》，《太平御览》的记载与《旧唐书》几乎一字不差，可以认定出于同一史源，亦即柳芳的《唐历》。
而《册府元龟》将其记为“并州”。
哪一条记载准确呢？
请大家注意，突厥的这次进攻，直接导致了唐朝派出李世民和李建成2个位高权重的人物出征，这显然是突厥主力在进攻。
查《资治通鉴》武德八年的记载，自六月二十四日颉利可汗进攻关内道灵州开始，颉利可汗率领的突厥主力，自始至终就没有进攻过河北道，就算有突厥偏师进攻过河北道定州，又怎么可能引起唐朝这么大的反应呢？
因此笔者认为《唐历》记载的“定州”应有误。
而《册府元龟》记载的“并州”则完全合理。
突厥于八月上旬逾石岭，寇并州，战太谷，河东震动，李渊在这种情况下派出李世民接手并州防务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同时，突厥于八月癸亥（初二日）再寇关内道灵州，考虑到当时颉利可汗率领的突厥主力在河东道，则寇灵州的突厥军队应该是一支偏师，但是，关内道毕竟受到威胁，而且当时关内道唐军诸部也缺乏统一指挥，灵州有李道宗，原州有李艺，豳州有李神通和刘弘基，则李渊吸取河东道教训，整合关内道指挥系统也是顺理成章的。
据此看，突厥的入寇地区当为并州。

第二，突厥何时入寇。
在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的情况下，第二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突厥入寇并州的时间，《资治通鉴》记载的很明确：
八月，壬戌（初一日），突厥逾石岭，寇并州。
因此，李渊命令李世民和李建成分道备御突厥的时间，必然在八月壬戌（初一日）以后。再结合八月丁卯（初六日）后李渊仍需亲自下诏调动李靖来看，李渊命令李世民往并州的时间不会早于八月初六日很多，很有可能是在八月初六日及以后。
分析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通鉴考异的记载，“八月六日，……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备突厥”，不由感慨，难道是通鉴考异歪打正着了，抑或是我们都错了，通鉴编者手中拿的才是正确的旧唐书？

解决了时间问题，李世民的责任问题也就很清楚了。我们姑且假设八月初六日李渊正式下达了让李世民去并州的命令，该命令送达李世民所在的蒲州就需要耗费时间，李世民接到命令总要再做些准备才能出发。而八月壬申（十一日），短短5天后，张瑾太谷战败的消息就已经传回到李渊那里了。而蒲州距离太谷有多远呢？
据《旧唐书》志19记载，“蒲州，……在京师东北三百二十四里”。
据《旧唐书》志19记载，“北京太原府，……在京师东北一千三百六十里”（《元和郡县图志》卷13做“一千二百六十里”）。
据《元和郡县图志》卷13记载，“太谷县，西北至府七十五里”。
总结一下数据：
长安东北至蒲州，324里；
长安东北至并州，1360里或1260里（这里保守计算，取1260里）；
太谷西北至并州，75里。
下面要做的就是简单的加减法。
蒲州至太谷的距离为：1260-75-324=861里
李渊八月初六日发布命令，张瑾八月十一日太谷战败，中间只有5天，命令和战报的来回传递，至少要扣去1天（很可能要多于1天），这样，就算李世民接到命令立即率军出发，他也只有4天时间，4天走861里，每天要走215里。当时在太谷的突厥军队是一支十多万人的绝对主力，李世民不可能只带少量骑兵前去增援，必然要带大部队，而大部队这样高强度连续行军，就算能赶到太谷，累也累垮了，还有何战斗力可言？
因此，李世民虽然在八月初六日前后接手并州，但是，短短四五天的时间，李世民实在做不了什么，他对于唐军太谷之败，责任很小，真要说责任，也只是名义上的责任。如果要追究名义责任，那么，除了李世民以外，别忘了李元吉，上文已经分析，李元吉是并州大都督，理应对并州境内的太谷战败负责。
真要追究实际责任，那战役和战术层面，直接责任人是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战略层面，主要责任人则是李渊，李渊未能及时统一前线指挥，导致唐军各自为战，是造成唐军太谷战败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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