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 杂谈咸亨、上元年间唐与新罗的战争[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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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杂谈咸亨、上元年间唐与新罗的战争[第1页]

作者:wuan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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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贴吧内关于唐朝与新罗战争的问题讨论得比较多。原本想写一篇比较正式的文章，把这个问题系统地讲一下。但是，因事务所工作太忙，实在没有时间，所以准备写一个讨论性质的文章，可能不太连贯，写到哪算哪。欢迎大家讨论。
唐与新罗的战争的导火线，主要是咸亨元年（公元670年）3、4月的高句丽复叛，以及同年7月新罗进攻百济故地的熊津都督府。
公元670年3、4月间，高句丽复叛，新罗对此明确予以支持，并派兵支援，唐朝安东都护府鸭绿江东南包括平壤在内的土地，全部丧失，辽东也迅速陷入战火之中。紧接着，新罗以联合百济（即熊津都督府）共同进攻高句丽叛军为名，扣留熊津都督府高级官员、百济人司马祢军，并向熊津都督府大举进攻，熊津都督府损失惨重。
新罗作为唐朝的藩属之一，即鸡林州都督府，支持高句丽叛军作乱于唐朝的安东都护府，又进攻唐朝另一藩属——熊津都督府，其不臣之心已非常明显。
面对这种情况，唐朝派出东州道总管高侃、燕山道总管李谨行出兵镇压高句丽叛军，我姑且称之为北线唐军，派出鸡林道总管薛仁贵从南面配合，并救援百济，我姑且称之为南线唐军。
关于公元670年的这一段历史，我想重点谈2个问题，其一，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唐朝在安东都护府和熊津都督府的兵力；其二，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新罗是否已经与唐军交战。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北线唐军的总兵力到底是4万人，还是4万加上2万留镇唐军，共有6万人？
我认为，北线唐军的总兵力为4万人。原因如下：
咸亨元年（公元670年）高句丽复叛的时候，安东都护府在鸭绿江东南包括平壤在内的土地很快丧失了，安东都护府从平壤迁到了辽东州（通鉴考异援引高宗实录记载，“咸亨元年，杨昉、高侃讨安舜，始拔安东都护府，自平壤城移于辽东州”），670年3月，新罗的援军北上与高句丽叛军一起，一度渡过鸭绿江，进入辽东地区（三国史记：670年，“三月, 沙湌<薛乌儒>与<高句丽>太□□{大兄} <□延武{高延武}> , 正各率精兵一{二}万 , 度<鸭绿江{鸭绿江}> , 至<屋骨>”）。
上述史料说明，公元670年高句丽复叛后，鸭绿江东南地区已经没有多少留镇唐军了，因此，公元671年9月，重新杀回平壤的4万唐军，即为整个北线唐军的总兵力。

2、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唐朝在熊津都督府的兵力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唐朝灭亡百济后，命刘仁愿率军1万留镇，此后，百济复叛，唐朝先后派出刘仁轨和孙仁师增援。在熊津都督府的唐军，当有数万之众。但是，总章元年（公元668年）8月，长期镇守百济的刘仁愿被流放。我认为，此后至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唐朝在百济已无留镇军队。理由如下：
首先，刘仁愿被流放后，史料未记载有其他汉官出任熊津都督，而熊津都督府中，地位仅次于都督的长史和司马均为百济人（根据墓志铭记载，当时的长史是百济人难汗，而司马是百济人祢军）。以此看，熊津都督府已被百济人控制。如果当时唐朝在此有大量留镇唐军，则熊津都督府的高级官员不可能全由百济人出任。
第二，三国史记新罗王金法敏给薛仁贵的回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去年（公元670年）九月, 具录事状, 发使奏闻, 被漂却来. 更发遣使, 亦不能达. 于后, 风寒浪急, 未及闻奏. <百济>构架奏云: '<新罗>反叛.' <新罗>前失贵臣之志{心} , 后被<百济>之谮, 进退见咎, 未申忠款”。
这段话的意思是，新罗进攻百济（即熊津都督府）之后，曾派出使者到唐朝说明情况，但未能到达，而百济向唐朝奏称新罗反叛，因此新罗一直没有机会说明自己对唐朝的忠诚，即“未申忠款”。这也可以说明，当时在熊津都督府已经没有多少唐军驻扎了，否则，新罗大举进犯有唐军留镇的熊津都督府，这是明摆着的反叛，还谈什么“未申忠款”呢？

3、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新罗是否与唐军正式交战
目前很多人将唐朝与新罗的战争开始年份确认为公元670年。我认为，在公元670年，唐军与新罗并没有直接的军事冲突。
先看北线唐军。公元670年，新罗军队参与的北线较大规模的交战只有一次，那就是皆敦壤之战。
据《三国史记》记载，公元670年，“三月, 沙湌<薛乌儒>与<高句丽>太□□{大兄} <□延武{高延武}> , 正各率精兵一{二}万 , 度<鸭绿江{鸭绿江}> , 至<屋骨>, □□□<靺鞨>兵先至<皆敦壤>待之. 夏四月四日, 对战, 我兵大克之, 斩获不可胜计. <唐>兵继至, 我兵退保<白城>.”
从三国史记的记载来看，当时与新罗圌援军和高句丽叛军交战的主要是靺鞨人，等唐军赶到的时候，新罗和高句丽军队自己撤走了。从中可以看出新罗当时对唐朝的基本态度，即尽量避免与唐军发生直接军事冲突。
再看南线，公元670年，新罗军队在南线对熊津都督府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据《三国史记》记载，“<品日>?<文忠>?<众臣>?<义官>?<天官>等, 攻取城六十三, 徙其人于内地. <天存>?<竹旨>等取城七, 斩首二千. <军官>?<文颖>取城十二, 击狄兵, 斩首七千级, 获战马兵械甚多”。
但是，我上面已经分析了，当时熊津都督府已无留镇唐军，唐军是在咸亨二年（公元671年）才重返熊津都督府的。因此，在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唐军与新罗军队并未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先写到这里。下个周准备写671年石城之战。但是不会太快，可能要等到下周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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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元671年石城之战
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南线唐军抵达熊津都督府，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南线唐军在石城与新罗军队进行交战，并被击败。那么，我的第二个话题，就是石城之战。
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六月, 遣将军<竹旨>等, 领兵践<百济><加林城>禾, 遂与<唐>兵战于<石城>, 斩首五千三百级, 获<百济>将军二人·<唐>果毅六人”。
按照《三国史记》的记载，石城之战，新罗正面与唐军交锋，并取得了重大胜利。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下面来分析一下这一战果的真实性。

1、公元671年石城之战战果分析
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在石城与新罗交战的唐军是哪一支部队。
按照《三国史记》的记载，唐军被斩首5300级，则参战唐军必定是唐军的一支主力部队。
我在上面分析过，在咸亨元年（公元670年）7月，新罗大举进攻熊津都督府的时候，唐军在熊津都督府并无留镇部队。此后，唐朝派出３位总管前来，其中，高侃和李谨行均在北面的高句丽故地作战，在南线熊津都督府境内配合作战的只有薛仁贵。而石城之战是因新罗军队践踏熊津都督府境内的加林城的庄稼引起的，因此，如果唐军真的在此与新罗军队交战，且被斩首5300级，则参战的唐军当为薛仁贵所部无疑。
但是，上面我分析过，薛仁贵所部充其量也就2万人左右，如果被斩首5300级，再考虑到负伤人员、被俘人员、以及未被取首的阵亡人员，那薛仁贵所部就剩不下什么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从下面几个角度进行分析。

第二，金法敏回薛仁贵书。
金法敏的回书，对于薛仁贵指出的第一条罪状，即侵逼百济，进行了详细的辩解。对于第二条罪状，即支持高句丽叛军，避而不谈，因为这条没法解释。而对于第三圌条罪状，即新罗军圌队对唐军采取敌视态度，金法敏有明确的回圌复，“总管犯冒风圌波, 远来海外, 理须发使郊迎, 致其牛酒, 远居异城, 未获致礼, 时阙迎接, 请不为怪”，即是说新罗理应前去迎接和犒劳唐军，但因金法敏远居异城，没来得及迎接，请薛仁贵不要见怪。试想，如果此前，新罗已经与唐军大打出手，金法敏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回圌复？
此外，金法敏在回书的结尾部分，写到“披读总管来书, 专以<新罗>已为叛逆, 既非本心, 惕然惊惧……今略陈寃枉, 具录无叛”，又写到，“天兵未出, 先问元由。缘此来书, 敢陈不叛, 请总管审自商量, 具状申奏”。据此看，金法敏在回书中，一直声称自己并未反叛。试想，如果此前新罗杀伤了那么多唐军，金法敏还在回书中说自己并未反叛，这不是自己抽自己吗？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对比，咸亨三年（公元672年）新罗军圌队石门大败之后，金法敏上表请圌罪，那时候新罗已经与唐军正面交战了，我们来看金法敏是怎么说的，“<南山>之竹, 不足书臣之罪, <褒斜>之林, 未足作臣之械。潴池宗社, 屠裂臣身, 事听勅裁, 甘心受戮。臣榇轝在侧, 泥首未干, 泣血待朝, 伏听刑命”。可见，如果新罗已经与唐军交战，金法敏要想求和，只能以谢罪的态度，而不是声称自己没有反叛。

第三，魏元忠上高宗封事。
据《旧唐书》魏元忠传记载，高宗仪凤年间（公元676年至678年），魏元忠上圌书言事，提到薛仁贵在海东作战的情况，当时，唐与新罗的战争已经结束，因此，魏元忠谈到的情况应是薛仁贵在海东的整体情况。魏元忠是怎么说的呢？
《旧唐书》列传42：“仁贵自宣力海东，功无尺寸，坐玩金圌帛，渎货无厌，今又不诛，纵恶更甚”。
“功无尺寸”是关键词，如果薛仁贵所部于公元671年石城之战被斩首5300级，部圌队整体丧失战斗力，还能用简单的“功无尺寸”来形容吗？我们来看看魏元忠在同一篇文章中是怎么评价薛仁贵的大非川之败的，“败军之后，又不能转祸为福，因事立功，遂乃弃甲丧师，脱身而走”。“弃甲丧师”与“功无尺寸”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功无尺寸”的评价有多么的轻。对薛仁贵毫无好感的魏元忠用如此轻的评价，恰恰说明薛仁贵在海东地区的作战中，虽然没有多少战功，但是损失也并不大。

第四，咸亨三年（公元672年）新罗释放唐俘。
咸亨三年（公元672年）石门之战新罗惨败后，金法敏于当年9月遣使向唐朝谢罪，同时释放唐俘。据《三国史记》记载，新罗此次释放的唐俘情况如下：所留兵船郞将<钳耳大侯>、<莱州>司马<王艺>、<本烈州>长史<王益>、<熊州>都督府司马<　军{祢军}>、<曾圌山>司马<法聪>、军士一百七十人。
从中可以看出，新罗一共释放了170名唐军战俘。查《三国史记》记载，自公元671年6月石城之战，到公元672年8月石门之战，唐与新罗发生的交战有以下几次：
公元671年6月石城之战；
公元671年10月新罗袭圌击唐军后勤船队；
公元672年8月石门之战。
那么，这170名战俘，是否是此前新罗与唐军的交战中俘获的唐军士兵总数呢？有人认为不是，例如，“为人作嫁”一文，就认为这170名战俘仅仅是公元671年10月新罗袭圌击唐军船队时俘获的。
查《三国史记》记载，公元671年，“冬十月六日, 击<唐>漕船七十余艘, 捉郞将<钳耳大侯>?士卒百余人。其沦没死者, 不可胜数”。
有人认为，新罗归还的唐军战俘仅限于后勤船队被俘的那些人，除此之外，新罗在公元671年石城之战和公元672年石门之战中，也俘获大量唐军，但是没有归还。我认为上述说法有误，这170名战俘，应该就是此前新罗俘获的全部或者说大部分唐军战俘。理由如下：

首先，石门之战新罗败得很惨，金法敏在战后非常惊慌，据《三国史记》金庾信传记载，金法敏在石门之战后曾忧心忡忡的问金庾信，“军败如此, 奈何”？因此，金法敏此次求和，是真实的和迫切的，既然如此，新罗自然要表现出求和的诚意。从这个角度看，新罗没有理由不释放全部唐俘。
第二，新罗释放的被俘唐朝和百济的官员并不仅限于后勤船队的官员，上述引文中提到新罗释放了熊州都督府司马祢军，他是公元670年7月与新罗进行交涉时被扣押的，此外，上文提到的曾圌山司马法聪，也是外交人员，据《日本书纪》记载，公元667年11月，“熊津都督府熊山县令-上柱国-司马-法聪”曾出使日本。既然释放的官员并不是仅限于后勤船队，为何释放的士兵就仅限于后勤船队呢？因此，我认为，新罗释放的应该是此前大部分被俘的唐军，并不是仅限于唐军后勤船队被俘人员。
分析至此，我们再来看，新罗一共只俘获了170名唐军官兵，而公元671年10月袭圌击唐军船队就俘获了100多人，可见，新罗在其他的战斗中，只俘获了数十名唐军。我们再结合《三国史记》记载的石城之战的战果来看，一次斩首5300级的大规模战役，居然只俘获了几十名唐军？难道唐军提前掌握了日本的“玉碎”精神？由此可以判断，石城之战斩首唐军5300级的战果非常可疑。
综上所述，我根据薛仁贵致金法敏书、金法敏回薛仁贵书、魏元忠上高宗封事3篇原始文书、以及公元672年新罗释放唐军战俘的数量进行分析，认为《三国史记》记载的石城之战战果是不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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