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里没有废后的记载，也没有说许敬宗是受武则天的命令构陷上官仪，而是这样描述上官仪的死因，“仪颇恃才任势，故为当代所嫉，许敬宗乃构仪与忠通谋，遂下狱而死，家口籍没。” 上官仪因为骄傲自负为同僚所嫉恨，从而被告通谋废太子李忠。这件事肯定是有证据的，查阅相关史料就会发现上官仪在李忠封陈王的时候，曾担任陈王府的咨议，这样的履历让人有理由怀疑他和李忠关系亲近，至少在唐高宗眼里是确有其事的，不然他不会立刻就把感情很深的恩师薛婕妤废了幽禁起来，只因为她和上官仪有书信往来，还把一直很喜欢的心腹大臣薛元超（薛婕妤的侄子）也贬走了。
《新唐书》废后这段故事是抄的笔记小说《大唐新语》，《旧唐书》根本没有这一段记载，有充分理由怀疑废后事件是假的。首先，这段废后故事中被诬告与武则天共行压胜的郭行真当时根本不在长安。根据唐总章元年（668年）释道世（？～683年）所著《法苑珠林》，郭行真在废后事件前一年已被高宗长流爱州（今越南清化西北），“又至龙朔三年（663年），西华观道士郭行真，家业卑贱，素是寒门，亦薄解章醮，滥承供奉。敕令投龙寻山采药。上讬天威，惑乱百姓，广取财物，奸谋极甚。圣上鉴照，知伪付法。敕恩恕死，流配远州，所有妻财并没入官。”上述引证材料简言之，就是郭行真由于倒行逆施，已经于龙朔三年被流放爱州了，请注意这个时间，早于上官仪之死的麟德元年大约1年。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郭行真不可能于大半年时间在长安和爱州间走个来回。再说，流放郭行真是高宗的郑重决定，“不得令出县境”，他怎么可能再在短时间内重回京城潜入宫中。 《新唐书》照抄的《大唐新语》是一部笔记小说集，作者刘肃在序中说到了自己的写作目的和取材原则：“圣唐御宇，载几二百，声明文物，至化玄风，卓尔于百王，辉映于前古。肃不揆庸浅，辄为纂述。备书微婉，恐贻床屋之尤;全采风谣，惧招流俗之说。” 作者表白，由于惧怕读者批评自己的书荒诞不经，对于风谣的态度不是“全采”，而是部分地采。也就是说，连作者都认可，他这本书并不是史实，很多内容是捕风捉影的“八卦”。但让人疑惑不解的是，《旧唐书》都不敢抄的“八卦”，《新唐书》却敢抄，不知道史家的严肃性哪去了？而且《新唐书》还故意删去了关于上官仪“颇恃才任势，故为当代所嫉”的话，仿佛是为了引导大家更加相信上官仪没有任何问题、过错，只是单单因废后而冤死，使所谓“废后”故事逻辑更圆满。这就叫人对所谓的废后诏书一事更加起疑。不过这是《新唐书》一贯之举，也是见怪不怪了。比如《新唐书》还写萧淑妃的女儿四十岁都没有出嫁，但其实唐高宗自己当时才四十多岁，如此明显的错误在以严谨著称的史书上也能出现不禁令人汗颜。 《新唐书》引导大家认为高宗是怕武则天才杀上官仪，但这经不住推敲。连当初有三朝元老长孙无忌撑腰的王皇后他都照废不误，一个家世低微、自家哥哥都被贬到岭南、没有任何人支持的皇后就更没有什么好怕的，要是怕武则天，那武家外戚就不会被打压的这么厉害，终高宗一朝，没有一个三品以上官员是武则天提拔的人，反而是王废后的族兄王方翼、裴行俭、刘仁轨这些反对武后的人平步青云、出将入相，一直到高宗死后武则天才能流放王方翼。要知道就连王皇后的舅舅当初都能跟着沾沾光当个宰相呢，武皇后的权力比李旦时期的太平公主都远远不如，太平公主那时还号称“七位宰相，五出其门”呢。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上官仪要是真的差点废了武后，武则天这么记仇的人会重用上官仪的直系亲孙女上官婉儿，她又不是无人可用。武则天在当上皇帝以后还讨厌自己刚出生的亲孙子李成义差点弃养他，只因为他是儿子和没入掖庭的柳宫女所生（王废后的舅舅柳奭的孙女）。武则天后来很赏识一个大臣并亲自接见想要重用他，在问到出身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人是王废后的远房亲戚，立刻就把他贬走了。如此记仇的武后不可能会把上官仪这个“大仇人”的亲孙女一直放在身边重用，给自己添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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