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 280万平方千米明明不包括陇右都护府，为什么那么多资料和网友[第1页]

宋朝国土，河南16.7，山东15.71，江苏10.26，浙江10.18，上海0.634，安徽13.96，江西16.69，福建12.14，广东17.98，广西23.63，湖南21.18，湖北18.59，海南3.392，陕西20.58，这些201.626，其他山西15.6河北19四川48.5当一半，加上重庆8.3，49.85，加上上面的总共251.486，按照你说的陇右都护府30万，加起来也就280多，剩下的30万哪来的

280是根据谭其骧的地图计算的，西北只到六州，算上陇右都护府绝对超过300

因为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因，贬宋貌似一直是ZZ正确。

别理那个逗逼，他就是杠精。你就是让专家带着他测量宋代疆域，得出结论后。他还是死心不改，坚持己见。会说，怎么可能，我不信，我不听。

@Z峰回路转F

@Z峰回路转F
脑子不会用就别用，碳水化合物掺杂全程浆糊了？
拜读了赵涤贤同志的“北宋元丰中灵州永乐两次战役宋军死者人数考”后，对赵先生的深究精神感到叹服，原则上也同意赵先生对永乐灵州两战所谓宋军死者几十万荒谬言论的批驳。然而在下认为赵先生在永乐之战宋军伤亡论证过程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并认为赵的论证中未能把厢军损失包括入内。今简单做一小考，把宋军永乐之战损失情况进行一些推测。
宋军在永乐之战总共投入了多少军队呢？这是弄清整个问题的重要因素！查阅文献后，发现各种史料记载数字各不相同，甚至同一史料说法也前后冲突。
《长编》元丰五年八月壬戌条记载：“徐禧、李舜举及沈括等以丙辰发延州,蕃汉十余军所将凡八万”，不过同为《长编》元丰五年九月所记载的沈括和徐禧对话中兵力就不同了，沈括对徐禧道，“吾觽才三万,贼杂集之兵数十万,岂易当也?”
《宋史.徐禧传》记载：“禧登城西望，不见其际，宋军始惧。翌日，夏兵渐逼，禧乃以七万阵城下”《宋史》记载的兵力较长编略少。
温公的《竦水记闻》记载：“转运使李谡将步骑四万及诸路役兵，始修永乐”。
大英博物馆藏《永乐大典》残本所载《永乐客话》，是研究永乐战役的珍贵一手史料，记载同《宋史》：“王师七万阵与城下”。
那么宋军究竟是多少是七万还是八万抑或三万，四万呢！赵涤贤先生采取了温公的数字称“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四，得知：最初参加保卫永乐的宋军共有“四万”，全部集中于城内。”赵先生的结论显然有疏漏，温公的记载是“步骑四万及诸路役兵”显然四万军队是指禁军，没有把劳役兵（厢军）包括在内，其次四万禁军是最初参加永乐建城的部队数量，并非参加作战并集中于城内的数量。实际城池建成后一部分部队回到了米脂，由沈括指挥没有再赶赴永乐。《长编》九月乙末条记载，永乐被围后镇守米脂的沈括上奏自述：“括仅有卒万人，不足以战。方命济师于延州”。这个是沈括的上奏，数字应该是准确的，因此实际四万禁军中出战的才三万人，另一万和沈括留在了米脂。这样《长编》中沈括的另一段话“吾觽才三万,贼杂集之兵数十万,岂易当也?”也能理解了，沈括说的三万是实际能够投入作战的禁军兵力数字。
那么《长编》八月记载的总兵力八万和宋史记载的兵力七万是怎么回事呢？大概大家应该已经有答案了，问题就在于厢军的数字，温公所记“步骑四万及诸路役兵”中四万军队是不包括厢军的，而《长编》的八万和《宋史》的七万实际上包括了厢军的数字在内，宋史之所以是七万比长编少一万，是因为《宋史》和《永乐客话》的数字是阵于城下和西夏作战的兵力，而《长编》是最初出发去修筑永乐的兵力，而其中一万人留置在了米脂，因此《宋史》和《长编》实际是吻合的。
但是新的问题出现，有位朋友向我提出，依据程龙的《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中的说法，庆历时西北厢军数量最多，有约十三十四万，但是神宗之后厢军数量就急剧减少了，熙宁时也就三、四万左右，到了北宋末后才有所增加。因此得出结论赵涤贤并非忽略了厢军的损失，而是参与永乐城之战的厢军数目实在有限。
笔者以为这种说法也是不妥当的原因是这位朋友忽略了永乐之战的厢军是从各路抽调的。从各类记载永乐之战的史料中出现的宋军中高级军官名单来看，宋军禁军的参战序列以鄜延经略司下属的各“将”为主辅以少量京畿地区增援的“将”（笔者只找到一个第二“将”指挥官的姓名“欧育”出现，而鄜延军各“将”指挥官名字频频出现）。但是厢军不同，宋朝方面显然为了迅速完工，从各路抽调了大量的厢军参与，《长编》卷三百二十八元丰五年七月永乐之战前夕“诏李察差团结厢军三万人,令团结官押赴鄜延路,听李稷赋功”，显然有着大规模的厢军调动，数量近三万人。
因此永乐之战的结论基本可以得出，宋军投入情况是总兵力八万人，其中禁军步骑四万以鄜延经略司部队为主，参加劳役的各地厢军四万人。修筑完成后沈括“使景思谊以兵四千人守之”其余三万五千禁军部队陆续返回，当听到西夏来攻，随即徐禧领兵赴援，“亟引兵二萬五千人往赴之”，剩下一万禁军由沈括守米脂。这样徐禧的二万五千禁军加景思宜的四千禁军总兵力三万人，另有厢军四万人，总兵力约七万人，因此《宋史》和《客话》均记载为七万大军。
赵涤贤由于在计算总兵力时忽略了留守米脂的部队，所以错把投入实际作战的禁军计算为四万。在第一个错误的基础上继续推论，加上细节的忽略，所以很快赵先生又犯下了第二个错误，他指出“士卒死及弃甲南走者几半，曲珍与残兵万余人入城。”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以下简称《统类》)卷十五的记载和《记闻》完全相同。据此可知：出城作战的士兵为二万余人”
首先赵先生的这个推测根本不符合军事常识，宋军兵力上原本就处于绝对劣势，徐禧再蠢也不会劣上加劣，把四万人再分一半守城，一半出战，完全不符合常识，事实是宋军三万禁军统统出城决战了，留守兵力可以忽略不计。赵先生的问题就出在“残兵万余”上，这个万余赵先生理解是一万多一点，事实上确切的数字应该是“一万五千”，《长编》记载：“禧闭壁不应,珍乃犯关入保,收散亡得万五千人”在这样基础上加倍，推算总兵力的话很清楚就是三万人而不是二万人了。而沈括城破后的奏报上记载的“汉蕃官二百三十人，兵万二干三百众人皆没”就是宋军整个战役城内禁军的伤亡数字，而不是城破那天的伤亡数，如果加上少量生还者这个数字也接近于一万五千。
那么那些厢军怎么样了呢，按《长编》记载“李稷惜军食,不纳役卒,卒以所持耰锸掘垒为磴道,争先登,敌乘之,遂夺水寨。”很显然厢军统统没有能够进入城内，所以自行挖了一条道进入水寨，结果就是水寨被攻破，按照《宋史夏国传》“溃归城者，乕水砦为道以登，夏人因之，奔归于城者三万人皆没”，这三万人
从《宋史夏国传》的角度看应该就是厢军，其结局是被全部歼灭。不过依据《永乐客话》记载为“珍等大败，奔归城中者三万人，从客话来看三万人应该是包括了禁军和厢军，也就是“死及弃甲南走者几半”对于厢军也是如此。可惜由于史料所限，厢军的损失情况目前暂时只能推断到这里了。
因此永乐之战宋军禁军损失应该在一万以上，厢军损失一万五千到三万，民夫损失应该也相当惨重。虽然诸如永乐之战兵夫死伤二十万或者十余万的说法是夸大了，但是宋军此战损失数万兵夫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尤其是民夫和厢军的损失相当的大，迫使宋军在永乐之战后不得不停止了继续进攻西夏的计划，甚至李宪的泾原路进攻计划也被搁浅。直到三年后神宗才令李宪渡过黄河对西夏开始新的扫荡，不过这次行动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战果，遗憾的是却因为神宗健康恶化去世而终止。

还有，@Z峰回路转F
还在吹契丹、突厥人口？
你大突厥的人口

@Z峰回路转F
契丹人口研究，现在最少的也是武元环的750w，还不是主流，不如这篇详尽（而且无法解释僧侣5%）

@Z峰回路转F
还有你那否定的定功继伐碑，居然是以宋史长编不记载……
真会给爷讲笑话，宋史还能理解，长编？
估计你对这段的了解也就仅限于此：
【《定功继伐碑》这种把战绩吹上天的东西还拿出来说战绩？如果《定功继伐碑》这种明显过度吹嘘的东西也能信的话，那么可以用史料记载里说汉唐的“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 古人所不能致，今既吞之；前王所不能屈，今咸灭 ” 来说汉唐灭了古罗马、拜占庭了。然而没有人会拿史料里的那两句话去说汉唐灭了古罗马、拜占庭。
　　而《定功继伐碑》这种明显过度吹嘘的的东西，其所说的战绩是不可信的。
　　《定功继伐碑》吹宋军在宣和元年对青塘吐蕃、西夏的胜利。然而，看《续资治通鉴》的记载，在宣和元年，宋朝的对外战争是一场损失十万军队“丧师十万” 的失败，但是童贯隐瞒这失败，反而谎称胜利，然后宋徽宗命人做《定功继伐碑》吹嘘这虚假的胜利。
　　《续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三宋纪九十三记载宣和元年宋军的对外战绩是：“
　　童贯令熙河经略使刘法取朔方，法不欲行，强遣之。出至统安城，遇夏主弟察克率步骑三陈以当法前军，而别遣精骑登山出其后。大战移七时，兵饥马渴，死者甚众。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盍硃峞，守兵追之，法坠崖折足，乃斩首而去。是役也，丧师十万，贯隐其败而以捷闻。庚寅，童贯以鄜延、环庆兵大破夏人，平其三城。丙辰，败夏人于震武。”】
平其三城就装作看不见了？

@Z峰回路转F
下面给你发几段分析，你也可以当野史吧，反正你这种货色别满地打滚就行了。
谭晓斌
（十五）夏使弃诏
宣和元年，夏军大举攻宋，很快，宋军对西夏也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攻，虽然刘法兵败身亡，但是宋军的其他部队收获不小。西夏见连年征战，得不偿失，于是求和。宋徽宗、童贯等人也想结束与西夏的战事，好腾出手来伐辽，便同意罢兵。当然，对宋朝而言，这是一个致命的战略错误。
《东都事略》中的夏国传有云：
初，夏国恃横山诸族帐强劲善战，故用以抗中国。种谔谋取横山，故兴灵州之师，及王师失利，李宪始献进筑之议。神宗厌兵，不克行。童贯旧常从李宪，得其仿佛，故献议进筑，遂领六路边事，将诸路兵六七年，进筑军垒，建立堡砦，遂得横山之地。夏人失所恃，遂纳款。夏国自是少衰矣。（见《东都事略》卷一百七）
夏人纳款发生在宣和元年六月，《东都事略》误前一年。
《皇朝十朝纲要》卷十八将夏人纳款系于“己卯”日，《宋史》卷二十二系于“己亥”日，但《宋史》卷二十二在“壬午”日有“诏西边武臣为经略使者改用文臣”的记事。
宣和元年六月丙子朔，己卯是初四日，壬午是初七日，己亥是二十四日，这样看的话，夏人纳款的日子应以“己卯”为是。
《东都事略》中的童贯传有云：
逼大将刘法使北取朔方，法不可，贯曰：“君在京师时，亲受命于上前，自言必成功，今乃以难告，何也？”法不得已，引军出塞，夏人伏兵击杀之，贯隐其败，而以捷闻，使百官入贺，议者切齿而莫敢言，关右为之扰然，夏人亦大困，乃因辽人纳欵请和，且以誓表进，许之，前所未有也。已而夏使来贺生辰，授以誓诏，辞不取。贯莫能屈，但严廹舘伴，使强之而去。还及境，遂弃之以归。延安帅贾炎得而表上之，贯始大沮。（见《东都事略》卷一百二十一）
《宋史》中的夏国传有云：
初，夏人陷法军，围震武，欲拔之。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块。”乃自引去。而宣抚司受解围之赏者数百人，实自去之也。诸路所筑城砦皆不毛，夏所不争之地，而关辅为之萧条，果如察哥之言。十月，夏遣使来贺天宁节，投以誓诏，不取。贯不能屈，但迫馆伴强之，使持还，及边，遂弃之而去。贾炎得而上之，贯始大沮。（见《宋史》卷四百八十六）
成书于宋理宗时的《九朝编年备要》在宣和元年六月有如下记事：
初，夏国恃横山诸族帐强劲善战，故用以抗中国。庆历间，姚嗣宗发收横山之议，范仲淹用之，既而元昊纳欵。元丰中，种谔亦以为言，故兴灵州之师，及王师失利，李宪始献进筑之议。神宗厌兵，不克行。童贯本出李宪之门，欲成宪志。政和以来，合诸路兵出塞进筑，遂得横山之地。夏国失所恃，乃因辽人纳欵请和，以誓表进，许之，前所未有也。已而夏使来贺生辰，授以誓诏辞，不受，贯强使持去，及境，遂弃之。延安帅取以上，贯始大沮。（见《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八）
西夏通过辽人请和之事，在《辽史》中找不到。在《宋史》的刘韐传中，有不同的记载：
刘法死，夏人攻震武。韐摄帅鄜延，出奇兵捣之，解其围。夏人来言，愿纳款谢罪，皆以为诈。韐曰：“兵兴累年，中国尚不支，况小邦乎？彼虽新胜，其众亦疲，惧吾再举，故款附以图自安，此情实也。”密疏以闻，诏许之。夏使愆期不至，诸将言夏果诈，请会兵乘之。韐曰：“越境约会，容有他故。”会再请者至，韐戒曰：“朝廷方事讨伐，吾为汝请，毋若异时邀岁币，轶疆场，以取威怒。”夏人听命，西边自是遂安。（见《宋史》卷四百四十六）
现在的问题是，西夏求和，宋徽宗同意了，夏使又不肯接受誓诏，等于是西夏玩弄和平、戏耍宋徽宗，但宋夏双方恢复了和平，这真是不可思议。
此外，还有一点要说，在宣和元年，“延安帅”亦即鄜延路的帅座不是贾炎，因此即使发生了夏使弃诏之事，他也不可能“得而上之”。
《宋史》中的贾炎传有云：
炎字长卿，以昌朝荫，更历筦库，积迁至工部侍郎。政和中，以显谟阁待制知应天府，徙郓州、永兴。初，陕西行铁钱久，币益轻。蔡京设法尽敛之，更铸夹锡钱，币稍重。京去相，转运使李譓、陈敦复见所敛已多，遽请罢铸。铁钱既复行，其轻加初，自关以西皆罢市，民不聊生。炎独一切弛禁，听从其便。其后，宣徽使童贯又以两者重轻相形，遂尽废夹锡不得用，民益以为苦。炎徙知延安，因表言：“钱法屡变，人心愈惑。今人以为利者，臣见其害；以为是者，臣见其非。中产之家，不过畜夹锡钱一二万，既弃不用，则惟有守钱而死耳。边氓生理萧条，官又一再变法，鄜延去敌迫近，民殊不安。民不安则边不可守，愿得内郡以养母。”乃命为颍州，未行，复留。又与贯制疆事不合，贯沮之，改河阳，又改邓州。加直学士、知永兴。入对，留为工部侍郎。贯签书枢密院河西、北两房，侍从邀炎俱往贺，炎曰：“故事无签书两房者，彼非执政，何贺为？”会以疾卒，年五十八。赠银青光禄大夫。（见《宋史》卷二百八十五）
据《皇宋十朝纲要》卷十七，“贯签书枢密院河西、北两房”发生在政和六年十一月，那么贾炎“会以疾卒”应该在政和六年末或政和七年初。
《九朝编年备要》的作者可能发现了在其看到的或听到的资料、传闻中的这一矛盾，因此他未写“延安帅”的姓名。但是，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知道，贾炎是做过“延安帅”的。
据《吴礼部诗话》卷二，宋朝诗人杨景在“政和二年三月廿四日，鄜延帅府大阅，即席呈献帅座贾公《凯歌》十首”，此处的“帅座贾公”即贾炎。
前引《宋史》卷八十七提到“威德军，保安军之北，两界上有洑流名藏底河，夏人近是筑城，为要害必争之地。政和三年，贾炎乞进筑，不果。七年，知庆州姚古克之，即威德军”，政和三年，“贾炎乞进筑”时的身份，无疑是“鄜延帅”亦即“延安帅”。
据《金石萃编》等书记载，贾炎在朝邑饶益寺留下了两处题名，第一处有“政和三年岁在癸巳夏五月蒙恩罢延帥领真祠奉母归居颍昌”之语，第二处有“政和五年夏自鄜延帥蒙恩从请移守南阳六月二十七日侍亲过饶益寺”之语。
查《皇宋十朝纲要》，在宣和元年十月并无西夏遣使来朝的信息，但是在政和四年十月记载了“夏人因辽使来贺天宁节，附上誓表”，结合有关贾炎担任“延安帅”的信息来看，此时的“延安帅”正是他，如果夏使“及边”弃诏，他就会“得而上之”。
《定功继伐碑》称“四年，始上誓表，设词谰谩，报以优诏，使人置于保安传舍而去”，保安军在鄜延路，既然夏使将“优诏”亦即“誓诏”丢在了保安军的传舍中，那么誓诏被发现后，当然会上交给“延安帅”贾炎了，贾炎得到后，当然会上交给朝廷了。
毫无疑问，夏使弃诏发生在政和四年，而非宣和元年。
宋徽宗即位后，放弃了鄯州和湟州，后来又出兵收复，西夏见此情景，便大举侵宋，挑起战争。但是，西夏在战争中偷鸡不成蚀把米，只能通过辽人逼宋徽宗讲和。在辽人的压力下，宋徽宗被迫同意。虽然宋夏在崇宁五年讲和休战，但是双方的疆界久久不能画定。宋徽宗在辽人的逼迫之下，答应放弃部分土地，但是西夏贪得无厌，要求他放弃更多的土地，对于这种无理的要求，他当然不能同意。
从崇宁五年到政和四年，双方的和平进入了第九个年头，西夏经过休养生息，实力得到了恢复，见宋徽宗不能满足其要求，便有了发动战争的念头，发生夏使弃诏的事情也就不奇怪了。
由于徽宗朝的宋夏和战不只一次，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夏使弃诏之年在人们的传说中发生了变化。许多人出于对童贯的厌恶和痛恨，更愿意相信这件事发生在宣和元年。
（十六）《折彦野等赠五资勅》
折彦野是折可适之子、折彦野之兄。
折可适在《东都事略》和《宋史》中皆有传，在提到其子孙的情况时，《东都事略》中只有“子彦质”（见《东都事略》卷一百四）三个字，《宋史》中虽然有“彦质，绍兴中签书枢密院，别有传”之语，但是找不到折彦质传。
《东都事略》和《宋史》均未提及折彦野。
在李之仪的《姑苏居士集》中，有折可适的墓志铭，其中提到了折彦野：
两男子，彦野，西梁院使，秦凤路第一副将。次彦质，朝请郎，乃直阁君也。（见《姑溪居士后集》卷二十）
“西梁院使”应作“西染院使”，“梁”与“染”形近，在传抄的过程中产生了讹误。
由此可知，折可适有两个儿子，折彦野是其长子。
铭文中提到折可适下葬的时间是“政和元年二月七日”，那么“西染院使，秦凤路第一副将”是折彦野当时的身份。
在许翰的《襄陵文集》中，有《折彦野等赠五资勅》：
师出熙河，帅不反命，将吏随难，伏节原野，朕甚震悼，不忘于心，深诏有司，追荣将吏，厚抚其孤，以称朕意，庶几尔等英气不忘，顾怀无憾。可。（见《襄陵文集》卷三）
由此可知，折彦野在宣和元年春跟随刘法出征，战死沙场。

@Z峰回路转F
（十七）《吊国殇文》
李纲的《吊国殇文》是为刘法部的死难者写的：
宣和元年春，用师西鄙，熙河帅刘法与其军俱歼，用事者以违节制罪之，赠典不及，予窃哀焉，作斯文以吊之。（见《梁溪集》卷一百六十四）
李纲告诉我们，“用事者”将此战的失败归结于刘法的“违节制”。
在《吊国殇文》的最后，李纲写道：
后世行军，颠倒纷纶，以将帅为不足信，则尽护之以中人，口含天宪，手握国钧，功罪莫实，赏罚不伦，掣肘絷足，智谋曷伸，彼九节度之师所以皆败者，以有军容之朝恩，而徳裕之相武宗所以能讨叛锄逆者，以尽罢诸镇之监军。（见《梁溪集》卷一百六十四）
虽然以唐喻宋，指出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朝廷任用了宦官童贯，但是在他的笔下，刘法的形象也好不到哪里去：
惟熙帅之寡谋兮，知不可而弗明。
统十万之骁腾兮，谓可以深蹂而横行。
路邅回以岖兮，山斗绝而峥嵘。
决积水于千仞兮，灌长波于联营。
师不战而自屈兮，虽有智者何所施。
其能堕黠敌之计中兮，失天时与地利。
（见《梁溪集》卷一百六十四）
据《皇宋十朝纲要》等书记载，此战是刘法在童贯的逼迫下，不得已而为之，李纲却说刘法是一个不懂军事的狂妄之徒，自认为“可以深蹂而横行”，结果“师不战而自屈”，这真是不可思议。
李纲认为，刘法的“违节制”，不仅连累部队作战失败，而且让死难者得不到朝廷的“赠典”：
兵有节制，固不可违，若李广之失道与张骞之后期，或逗留而怯敌，或败北而丧师，失军事之机会，固可以违节制而罪之，岂有肝脑涂地、身首分披、执干戈以卫社稷、援枹鼔而死边陲，忘其大烈，捃此细微，纵一帅之有罪，顾三军之曷知，赠吊不及，赙赗不时，没者已矣，生者长悲，其何以励封疆之臣而慰边人之思。（见《梁溪集》卷一百六十四）
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写道：
内臣童贯为宣抚使，每岁用兵不休。熙河帅刘法，官至检校少保，与全军俱陷，童贯更以捷闻，上皇受贺。（见《邵氏闻见录》）
这跟李纲告诉我们的不一样。
《东都事略》也认为童贯“以捷闻”，并称童贯“使百官入贺，议者切齿而莫敢言”：
逼大将刘法使北取朔方，法不可，贯曰：“君在京师时，亲受命于上前，自言必成功，今乃以难告，何也？”法不得已，引军出塞，夏人伏兵击杀之，贯隐其败，而以捷闻，使百官入贺，议者切齿而莫敢言。（《东都事略》卷一百二十一）
（十八）伪永强军
我们知道，西夏在臧底河至少筑了两座军城，一在政和七年被姚古攻克，一在政和八年被种师道攻克。
文献中提到的“臧底河城”都是指“伪洪夏军”，也就是在政和八年为种师道所克之城，此城应该被宋军毁掉了，“洪夏军”是它的西夏名字，而姚古所克之城，被宋军占领了，朝廷在此成立了“威德军”。
《宋史》中的地理志有云：
威德军。保安军之北，两界上有洑流名藏底河，夏人近是筑城，为要害必争之地。政和三年，贾炎乞进筑，不果。七年，知庆州姚古克之，即威德军。（见《宋史》卷八十七）
有人认为，此处是西夏的龙州。
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呢？
《宋史》中的地理志有云：
石堡砦，崇宁三年进筑，赐名威德军，五年复为砦。国初尝置城，至道后废之，地在延州北。（见《宋史》卷八十七）
在曾公亮的《武经总要前集》中有云：
石堡镇，本延州西边镇寨也。至道中陷于虏，今伪号为龙州。（见《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九）
《宋史》中的陶节夫传有云：
崇宁初，为讲议司检讨官，进虞部员外郎，迁陕西转运副使，徙知延安府。以招降羌有功，加集贤殿修撰。筑石堡等四城。石堡以天涧为隍，可趋者唯一路，夏人窖粟其间，以千数。既为宋有，其酋惊曰：“汉家取我金窟埚！”亟发铁骑来争。节夫分部将士遮御之，斩获统军以下数十百人。夏人度不可得，敛兵退。连擢显谟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见《宋史》卷三百四十八）
由此可知，至道年间，朝廷将石堡砦废弃，西夏得到此地后，成立了“龙州”，到了崇宁三年，“知延安府”亦即鄜延路的帅座陶节夫将其夺回，朝廷成立了“威德军”，但是到了崇宁五年，威德军被撤销，复为石堡砦。毫无疑问，这与政和七年成立的“威德军”是两码事，二者并非一地。
在许翰的《襄陵文集》中，有《穆沃攻讨转官制》一文：
勅：夏人敢桀筑伪永强军以闚边，环庆出师击破之，将吏有功，可咸甄序。可。（见《襄陵文集》卷一）
文中提到的环庆出师击破“伪永强军”，很有可能指前引《宋史》中提到的“七年，知庆州姚古克之，即威德军”之事。
我们知道，崇宁五年，宋夏讲和休战，但是西夏贪得无厌，要求宋徽宗放弃更多的土地，导致双方的疆界久久不能画定。
到了政和三年，随着西夏实力的回升，爆发战争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贾炎身为鄜延路的帅座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向朝廷提出，到保安军之北靠近臧底河的地方筑城，但是朝廷没有同意。朝廷不同意贾炎的请求，无非是不愿与西夏开战，怕此举会引发战争。但是，西夏决心发动战争并为此做各种准备，所以夏军在这一要地筑城。城筑好后，西夏将其命名为“永强军”。战争爆发后，宋军对西夏发动反击，“知庆州”亦即环庆路的帅座姚古在政和七年攻克“伪永强军”，朝廷在此成立了“威德军”，穆沃参加了此战，并在战斗中立功，受到了朝廷的奖赏。
《九朝编年备要》的看法，与《东都事略》一样：
熙河经略童贯迫法令进师攻城，不得已，引军出塞，夏人伏兵击之，士卒陷没者数十万，贯更以捷闻，百官入贺，议者切齿而不敢言。（见《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八）
《宋史》中的相关记载，从《东都事略》。但是，在《皇宋十朝纲要》中，只说刘法在童贯的逼迫下出征，兵败身亡，并无“贯隐其败，而以捷闻，使百官入贺，议者切齿而莫敢言”之类的话。
其实，对童贯而言，宋军打了胜仗，大功肯定要归他，但是打了败仗，罪过是手下的。崇宁四年，高永年兵败身亡，宋徽宗得知后，大怒，亲自书写五路将帅刘仲武等十八人的姓名，命侯蒙到秦州将他们逮捕治罪。高永年之败，童贯不受影响。因此，他无须隐瞒刘法之败，况且小的败仗可以隐瞒，大的败仗是无法隐瞒的，诿过于人就能解决问题，何必去隐瞒一场无法隐瞒的大败呢。至于说“贯隐其败，而以捷闻，使百官入贺”，更加荒唐。
《宋史》中的翟进传有云：
进字先之。以捕盗劳补下班殿侍，累功充京西第一将。坐熙河帅刘法泾原战失利，降官停任，寻叙复。（见《宋史》卷四百五十二）
这也可以证明童贯没有隐瞒刘法之败。
据洪迈的《夷坚志》，朝廷在战后厚恤刘法家：
宣和初，陕西大将刘法与西夏战死，朝廷厚恤其家，赐宅于京师。其子正彦既终丧，自河中徙家居之。宅屋百间，西偏一位素多鬼，每角门开，必见紫衣金章人，如唐巾帻，裴回其中，小童拱立于后，亦时时来宅堂，出没为人害。正彦表兄某，平生尚胆气，无所畏，独欲穷其怪，乃书刺往谒，置于门外。少选，门自开，紫衣端笏延客入，设茶相对，仪矩殊可观。询其何代人，何自居此，曰：“居此三百年，在唐朝实为汴宋节度使。以臣节不终，阖宗三百口，并命此处，至今追思，虽悔无及也。”客曰：“岁月如许，胡为尚沦鬼录？”曰：“负罪既重，受生实难，非得叛臣如吾者相代，未易可脱。”客曰：“为公徼福于释氏，作水陆法拯拔，以资冥路，若何？”曰：“无益也，然且试为之。”客退，语正彦。他日，呼阇梨僧建道场于厅事。甫入夜，紫衣者据胡床而观，小童在傍几，执事之人无不见。僧独惧，振杵诵降鬼神咒，才出口，紫衣已觉，厉声呼小童曰：“索命去。”童趋而前，僧即仆地，如为物搏击。乃告曰：“我实杀汝，焚其骨，以囊贮灰，挂寺浮图三级下塼隙中，无一人知之。今不敢隐，愿舍我。”逾时乃醒，紫衣与童皆不见。问之，元不知所言。此童盖为僧所箠杀，死后乃从紫衣者，僧见之故惧。至建炎中，正彦卒以逆诛。（见《夷坚乙志》卷九）
《夷坚志》是志怪集，但是包含了许多宋朝的真实信息。
这是一个与刘法之子刘正彦有关的鬼故事，“宣和初，陕西大将刘法与西夏战死，朝廷厚恤其家，赐宅于京师。其子正彦既终丧，自河中徙家居之。宅屋百间”是这个故事的背景，鬼故事当然是假的，但是故事的背景是真实的。
毕竟刘法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所以一码归一码，“朝廷厚恤其家”与童贯把战败的责任推给他，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李纲作《吊国殇文》是为了凭吊刘法的那些死去的部下，“赠典不及，予窃哀焉”，但是在许翰的《襄陵文集》中，我们可以发现朝廷没有忘记他们。
《孙琦赠五资制》：
师出熙河，帅不反命，将吏随难，伏节原野，朕甚震悼，不忘于心，某官深犯兵冲以堕虏，计忠义不辱英明，岂亡跻尔横班，被以光训，尚克有享，用慰九原。可。（见《襄陵文集》卷二）
《折彦野等赠五资勅》：
师出熙河，帅不反命，将吏随难，伏节原野，朕甚震悼，不忘于心，深诏有司，追荣将吏，厚抚其孤，以称朕意，庶几尔等英气不忘，顾怀无憾。可。（见《襄陵文集》卷三）
以此揆之，其他的死难者及其家属应该也获得了相应的奖赏和抚恤。

一般认为，李纲的《吊国殇文》作于建炎元年秋罢相至建炎四年。但是，刘法之败发生在宣和元年春，过了这么多年，李纲才“窃哀焉，作斯文以吊之”，实在是说不过去。因此，作于当年的可能性更大。
写《吊国殇文》时，朝廷对刘法之败如何善后的最终结果应该还没出来，所以李纲只是根据他当时获得的信息认为死难者得不到公平的对待。对童贯逼刘法出战之事，他当时也不知道，因为相信了不实之言，所以刘法在此文中的形象很差。
宣和元年，开封遭到了洪水的袭击，时为起居郎的李纲认为这是灾异，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希望宋徽宗下罪己诏，朝廷不认为洪灾是天谴，将他贬为承务郎、监南剑州沙县税务。因此，李纲在写《吊国殇文》时，对朝廷不满的情绪是很大的。
童贯逼刘法出战无疑是事实，刘法部失利后，他没有隐瞒败仗也是事实，但是他将战败的责任推给了刘法等人，这就是在《吊国殇文》中反映出来的“用事者以违节制罪之”。
由于“用事者以违节制罪之”，因此朝廷对死难者“赠吊不及，赙赗不时”。此外，活着的人也要受到处罚，这一点我们从翟进“坐熙河帅刘法泾原战失利，降官停任”的遭遇可以看出。当然，受到处罚的肯定不只他一人。但是，朝廷后来改变了对他们的态度，所以我们看到了《孙琦赠五资制》和《折彦野等赠五资勅》，看到了刘法家被赐宅于京师，宅屋百间，看到了翟进在被“降官停任”后“寻叙复”，从“寻”字可以看出，朝廷并非过了很长时间才改变态度。
杨震是杨存中之父。
《宋史》中的杨震传有云：
杨震，字子发，代州崞人。以弓马绝伦为安边巡检。河东军征臧底河，敌据山为城，下瞰官军，诸将合兵城下，震率壮士拔剑先登，斩数百级，众乘胜平之，上功第一。
（见《宋史》卷四百四十六）
政和八年亦即重和元年六月，朝廷命泾原路的帅座种师道统领陕西、河东七路之师进攻西夏的臧底河城亦即“伪洪夏军”，杨震参加的便是此战。
陕西六路指熙河路、秦凤路、泾原路、环庆路、鄜延路和永兴军路，加上河东路，共七路。
在《苕溪集》中，有刘一止为杨震写的碑文，其中的信息更丰富：
政和中，朝廷议复减底河，命河东师任熙明会合诸军，自晋宁绥德两界分诸将校，骁勇者咸在，公居迁中，贼据山为城，下瞰我师，动息辄为所得，诸将三却，寻募能土工者六城，师再进，角楼自堕，公率数辈，拔剑先登，斩击千百人，大军乘胜平其城，上功第一，迁成忠郎。（见《苕溪集》卷四十八）
杨震的碑文由于多次传抄，讹脱衍倒等现象非常严重，例如，“减底河”应作“臧底河”、“六城”应作“穴城”，这都是在传抄的过程中产生的讹误。
由碑文中可知，夏军的这座城筑在臧底河附近的山上。结合《种师道行状》等文献中的信息来看，夏军居高临下，打退了宋军的三次进攻，于是宋军采取“穴城术”，一边挖掘地道，一边进攻。宋军多次失利后，不少人产生了倦怠，一名军官坐在胡床上休息，种师道发现后，立即将他处死，并将尸体放在军门示众，然后对手下的将军们命令道：“今日城下不，视此。”将军们赶紧督促各自的部队进攻。突然，一座角楼掉了下来，杨震抓住机会，立刻率壮士攻上城，斩数百级，大军乘胜拿下了此城。宋军计划用十天解决战斗，实际花了八天。由于杨震在战斗中表现突出，因此种师道上奏杨震战功第一。
（二十）《陈谅墓志铭》
2002年，在甘肃省庆阳市环县环城镇十八里村发现了民族英雄陈谅之墓，出土了《故武功大夫密州刺史颍川陈公墓铭》。
陈谅投笔从戎，抗击外族侵略，最后壮烈牺牲。在他的墓志铭中有如下内容：
公讳谅，字信之，世为方渠右姓。曾祖保昌，祖怤，皆隐而不仕。父彦，赠敦武郎。公孝悌之笃，出于天性，方总角使就学。才岁余，因读《班超传》至投笔事，窃喜云：“大丈夫固如是矣!”一日跪于亲曰：“儿得生边徼，当效古英豪，以汗马取功名，安能碌碌老于书册乎？”父亦壮之曰：“此子必高吾门。”于是日以韬略骑射为事，虽老兵宿将未有不服其精绝者。年十七以效用解发。授进义校尉。从太守种公师中入西界，为选锋获级，改承节郎。又从太守王公涣破贼于计鸡台、王尚原，改忠翊郎。方寇乱江南，从太守王公剿荡，回改武经郎。河北兵起，从统制张公渊摄将于朔宁府，改武节大夫，还知洪德寨。及关中有事，公屡以奇功转今武功大夫、密州刺史，授弟二将，驻兵洪德，捍西夏者数年，而民赖以安。公自入仕暨为将，所至以能称，如种使节师道、陈侍郎彦文、宇文待制虚中、王徽学似，皆当时名臣，并尝荐用公。其尤所知者，姚少师古帅庆阳、种太尉师中守环州始终十余年，皆待公如家人。
铭文中提到的“计鸡台”，即《定功继伐碑》中的“齐吉克台”。在《定功继伐碑》中，原文应该是作“计鸡台”的，但是到了清代被改译了。
在《宋史》中，有“王尚原”的信息：
宁羌砦，地本萌门三岔，元符元年进筑，赐名。东至缓远砦六十里，西至安塞砦五十里，南至西谷砦三十里，北至王尚原界堠五十里。（见《宋史》卷八十七）
据《定功继伐碑》，宋徽宗在宣和元年，诏“鄜延西合环庆兵，平齐吉克台”，因此陈谅“又从太守王公涣破贼于计鸡台、王尚原”发生在宣和元年。
《宋史》对种师中在靖康元年之前的记载十分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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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中，字端孺。历知环、滨、邠州、庆阳府、秦州，侍卫步军马军副都指挥使、房州观察使，奉宁军承宣使。（见《宋史》卷三百三十五）
《三朝北盟会编》引用了《中兴姓氏录》，相关记载比《宋史》丰富：
种师中，字端儒，师道之弟也。以世荫尝历秦州司户参军，授内殿承制，环庆路第一副将，擢知甯州、邠州、德顺军、环州。守环十二年。所至皆有治声。除大名府路兵马钤辖、知滨州。后除河东路提举保甲。继为环庆路马步军副都总管。从破夏人成德军，加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房州观察使。方童贯用薛嗣昌等欲攻燕，师中谓贯曰：“公此行得非以燕事乎？”贯曰：“无之。”师中贺曰：“幸甚，朝廷政事大弊，军律不严，浙民苦官军之扰，过于方腊，方虞萧墙之反，用嗣昌之辈而欲侥幸契丹耶？”贯又曰：“无之。”后移师中为燕山路总管，寻以不称职，降扩州防御使，提举亳州明道宫。后起为环庆路经略使。宣和末，加崇信军承宣使、秦凤路经略。（见《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七）
“守环十二年”与《陈谅墓志铭》中的“种太尉师中守环州始终十余年”可相互印证。
种师中长期在环庆路，与夏军交战肯定不止一次，但是只提到“从破夏人成德军”，应该是他在这一著名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缘故。
我们知道，“破夏人成德军”发生在政和七年，夏军在这一年的春季大举入侵，在环庆路境内的佛口谷筑城，取名“成德军”，但是夏人的成德军不在西夏境内，因此《陈谅墓志铭》中提到的陈谅“从太守种公师中入西界，为选锋获级，改承节郎”不是指此战。
《宋史》中的地理志有云：
威德军。保安军之北，两界上有洑流名藏底河，夏人近是筑城，为要害必争之地。政和三年，贾炎乞进筑，不果。七年，知庆州姚古克之，即威德军。（见《宋史》卷八十七）
（二十）《陈谅墓志铭》
2002年，在甘肃省庆阳市环县环城镇十八里村发现了民族英雄陈谅之墓，出土了《故武功大夫密州刺史颍川陈公墓铭》。
陈谅投笔从戎，抗击外族侵略，最后壮烈牺牲。在他的墓志铭中有如下内容：
公讳谅，字信之，世为方渠右姓。曾祖保昌，祖怤，皆隐而不仕。父彦，赠敦武郎。公孝悌之笃，出于天性，方总角使就学。才岁余，因读《班超传》至投笔事，窃喜云：“大丈夫固如是矣!”一日跪于亲曰：“儿得生边徼，当效古英豪，以汗马取功名，安能碌碌老于书册乎？”父亦壮之曰：“此子必高吾门。”于是日以韬略骑射为事，虽老兵宿将未有不服其精绝者。年十七以效用解发。授进义校尉。从太守种公师中入西界，为选锋获级，改承节郎。又从太守王公涣破贼于计鸡台、王尚原，改忠翊郎。方寇乱江南，从太守王公剿荡，回改武经郎。河北兵起，从统制张公渊摄将于朔宁府，改武节大夫，还知洪德寨。及关中有事，公屡以奇功转今武功大夫、密州刺史，授弟二将，驻兵洪德，捍西夏者数年，而民赖以安。公自入仕暨为将，所至以能称，如种使节师道、陈侍郎彦文、宇文待制虚中、王徽学似，皆当时名臣，并尝荐用公。其尤所知者，姚少师古帅庆阳、种太尉师中守环州始终十余年，皆待公如家人。
铭文中提到的“计鸡台”，即《定功继伐碑》中的“齐吉克台”。在《定功继伐碑》中，原文应该是作“计鸡台”的，但是到了清代被改译了。
在《宋史》中，有“王尚原”的信息：
宁羌砦，地本萌门三岔，元符元年进筑，赐名。东至缓远砦六十里，西至安塞砦五十里，南至西谷砦三十里，北至王尚原界堠五十里。（见《宋史》卷八十七）
据《定功继伐碑》，宋徽宗在宣和元年，诏“鄜延西合环庆兵，平齐吉克台”，因此陈谅“又从太守王公涣破贼于计鸡台、王尚原”发生在宣和元年。
《宋史》对种师中在靖康元年之前的记载十分简单：
师中，字端孺。历知环、滨、邠州、庆阳府、秦州，侍卫步军马军副都指挥使、房州观察使，奉宁军承宣使。（见《宋史》卷三百三十五）
《三朝北盟会编》引用了《中兴姓氏录》，相关记载比《宋史》丰富：
种师中，字端儒，师道之弟也。以世荫尝历秦州司户参军，授内殿承制，环庆路第一副将，擢知甯州、邠州、德顺军、环州。守环十二年。所至皆有治声。除大名府路兵马钤辖、知滨州。后除河东路提举保甲。继为环庆路马步军副都总管。从破夏人成德军，加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房州观察使。方童贯用薛嗣昌等欲攻燕，师中谓贯曰：“公此行得非以燕事乎？”贯曰：“无之。”师中贺曰：“幸甚，朝廷政事大弊，军律不严，浙民苦官军之扰，过于方腊，方虞萧墙之反，用嗣昌之辈而欲侥幸契丹耶？”贯又曰：“无之。”后移师中为燕山路总管，寻以不称职，降扩州防御使，提举亳州明道宫。后起为环庆路经略使。宣和末，加崇信军承宣使、秦凤路经略。（见《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七）
“守环十二年”与《陈谅墓志铭》中的“种太尉师中守环州始终十余年”可相互印证。
种师中长期在环庆路，与夏军交战肯定不止一次，但是只提到“从破夏人成德军”，应该是他在这一著名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缘故。
我们知道，“破夏人成德军”发生在政和七年，夏军在这一年的春季大举入侵，在环庆路境内的佛口谷筑城，取名“成德军”，但是夏人的成德军不在西夏境内，因此《陈谅墓志铭》中提到的陈谅“从太守种公师中入西界，为选锋获级，改承节郎”不是指此战。
《宋史》中的地理志有云：
威德军。保安军之北，两界上有洑流名藏底河，夏人近是筑城，为要害必争之地。政和三年，贾炎乞进筑，不果。七年，知庆州姚古克之，即威德军。（见《宋史》卷八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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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赵郡王墓志铭》
在李石的《方舟集》中，有一篇《赵郡王墓志铭》，其中提到：
君旧名尼玛丹怎，宣和间以其世有之地至西海内属，请赐于朝，赐姓赵氏，名怀恩，授武功大夫，留京师。（见《方舟集》卷十六）
据《定功继伐碑》，“尼玛丹怎”在政和七年降宋。
《赵郡王墓志铭》和《定功继伐碑》中的“尼玛丹怎”，原文都应该作“益麻党征”，但是到了清代被改译了。《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作“尼玛丹津”，也是到了清代被改译的。
据《皇宋十朝纲要》卷十七和《宋史》卷二十一中的相关记载，益麻党征降宋后，来到了开封，政和七年九月丁酉日，宋徽宗在紫宸殿接见了他。
益麻党征的哥哥名叫“陇拶”，归宋后，朝廷赐姓名“赵怀德”，所以《定功继伐碑》称“诱怀德弟尼玛丹怎以归”。
陇拶在《赵郡王墓志铭》中作“隆咱尔”、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作“隆赞”，这都是清代改译造成的。
益麻党征于政和七年降宋并且到开封朝见宋徽宗之事在《赵郡王墓志铭》中没有记载，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知道，宣和元年初，西夏大举侵宋，在多个方向发动攻势，《定功继伐碑》对此有所记载：
宣和元年，举国来寇，鄜延陷镇青堡，泾原陷靖夏城，进围震武军，结河南诸蕃攻积石军、洮州。（见《初寮集》巻六）
其中提到了“结河南诸蕃攻积石军、洮州”，这样看的话，益麻党征降宋之后，又同西夏相互勾结，于宣和元年初发动叛乱，配合西夏侵宋。
我们知道，宋军很快便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从多个方向进攻西夏，虽然刘法部失利，但是其他部队斩获颇丰，因此西夏被迫求和，宋徽宗同意了，宋夏双方在宣和元年六月罢兵。如此一来，益麻党征只能再次选择降宋，便有了《赵郡王墓志铭》中的“宣和间以其世有之地至西海内属”。
朝廷赐益麻党征姓赵氏，名怀恩，《赵郡王墓志铭》是他的儿子赵宁国请李石写的，歌颂他是大宋的忠义之士，曾经发动叛乱的事情当然不能提了，因此他不能有两次降宋的经历，只能有“宣和间以其世有之地至西海内属”。

好了楼主，此贴终结，少和这种弱智杠精打交道，这种人自己眼瞎还不承认，你能怎么办？
毕竟你真的不能顺着网线过去砍死他

宋朝是有陇右都护府，但是跟汉唐的都护府不是一回事，就相当于是沿边安抚使。
而且崇宁三年设置的陇右都护是西宁州知州的兼差，别一看见都护府就理所当然的认为好大好大，回归史料仔细审视，理性思考。

280W和310W有区别吗？狗屎和猪粪，你愿意吃哪个

图二面积吓到我了

陇右都护府本来就是在西宁州设置的（旧青唐城），翻翻宋史地理志不就知道了？自己看下谭版地图，宋朝西宁州以西什么府州县据点哪怕羁縻州都没有，从西宁遥控到塔里木盆地东部？真要能开边到且末，那近在咫尺的灵州收复不了？后来抗金在河南作战后勤光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