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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宋代皇权与三衙用将——范学辉[第1页]

作者:崔竹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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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皇权与三衙用将
范学辉
摘 要: 宋代皇权具有强烈的军事底色,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步军司三衙用将,关乎京城兵权谁属, 始终是宋代君主念兹在兹的头等大事,君主往往侧重于使用“内批”、“御笔”等直接形式,以凌驾于三省、 枢密院之上。宦官等君主周围的佞幸群体,作为皇权的畸形延伸,亦时常能对用将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 力。在宋代实际的政治运作当中,三衙用将,往往是皇权、宦官为代表的佞幸群体、宰相为代表的官僚士大 夫集团三者相互博弈的结果。
关键词: 宋代; 皇权; 三衙; 用将
基金项目: 山东大学创新基金项目“宋代兵马司制度研究”( IFW10038) ;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三衙 管军制度研究”( 06CZS006)
作者简介: 范学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济南 250100)
 
宋太祖作为后周驰骋沙场的禁军名将,殿前司的资深统帅,赵宋王朝的开国之君,是不折不扣的 军事老手。三衙管军等禁军高级将校的任免,皆出自其乾纲独断,实属理所当然。正所谓“方今中外 兵百万,提强黜弱,日决自上前,出无敢悖者”。① 也就是他的心腹谋主赵普,能够发挥一定的参谋作 用。建隆二年( 961) ,张琼被破格提升为殿前都虞候,就完全是出自于宋太祖的个人意志: “上谓殿前 卫士如虎狼者不下万人,非张琼不能统制,乃自内外马步军都头、寿州刺史擢殿前都虞候、领嘉州防御 使。”②又如,殿前都虞候杨信,根本没有任何像模像样的战功,后来还得了重病,成了哑巴,指挥军队 时只能用一奴仆代他传令,但就因为杨氏出自宋太祖个人的亲兵卫士,宋太祖认为其“忠直无他”,遂 始终委任有加,一直位至殿前都指挥使。在杨信之后出任殿前都虞候的李重勋,在军中更加默默无 闻,他能够接任如此要职的唯一理由,就是“与太祖同事周祖,谨厚无矫饰”,乃宋太祖的早年军中密 友,宋太祖“甚重之,故擢委兵柄,始终无易”。③
正如韩非子所说: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宋太宗、宋真宗父子,都是因人成事的公 子哥儿,显然都不是军事上的行家里手。然其父子二人,却偏偏自视甚高。宋太宗自诩“弓马娴熟”,
更精通兵法。至道元年( 995) 正月,宋太宗就借山西前线战事的胜利,对左右侍臣表示自己精研兵 法,他说:
用兵之法,古贤所著兵书已备,无以越其规矩焉,在人探讨耳。朕粗留心,至若汉高祖以必战 而灭楚,晋谢安以孤军而败秦,此用兵之妙也。夫文武之略,天不赐全。倘使张良有韩信之武勇, 韩信有张良之沉谋,则高祖焉能驾驭之乎? 朕每出兵攻伐,意颇精密,将兵之人,丁宁谕之。不听 者,多至败事。④
左右侍臣们则顺水推舟,大肆吹捧道: “陛下料敌制胜,天之所授,固非臣下所测度也。将帅倘能上遵 成筭,则何往而不克矣。”至道二年,宋太宗又借王超伐夏取得小胜的机会,对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 傅潜等三衙管军大将们表示:
此行合战与还师之期,悉如所料,但诸将不能尽依方略,致此贼越逸。 布阵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轻议者,甚非所宜。朕自为阵图与王超,令勿妄示人。超回日,汝可取图观之。⑤
其实,战场瞬息万变,《孙子兵法》以及历代高明的兵家讲究得都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能因 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宋太宗“悉如所料”、“诸将不能尽依方略”云云,纯属“功为己,过为人” 自欺欺人的外行话。他本人亲自指挥的高梁河之战和雍熙北伐,宋军无一例外地一败涂地,涿州溃 败,名将杨业的战死,他都负有不可推卸的指挥责任。反倒是前线众将抵制其瞎指挥的满城会战,宋 军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战果。宋太宗军事才能究竟如何,由此一望可知。
问题是,皇帝既然如此自我迷信,以英明神武自居,文武大臣又阿谀奉承,三衙管军将帅的选拔, 当然就是皇帝一人高下在手,臣下置喙的空间就很小了。更何况,宋太宗即位背负着“烛影斧声”得位不正嫌疑的沉重包袱,对三衙的人事安排,他本来就有着最高的政治敏感度。 事实就是如此。宋太宗即位伊始,他就“属意戎事,每朝罢,即于便殿或后苑亲阅禁卒,取壮健者隶亲军,罢软老弱,悉分配外州,自是藩卫之士益以精强”。① 雍熙元年( 984) 二月,宋太宗又御崇政 殿“亲阅诸军将校,自都指挥使已下至百夫长,皆按名籍参考劳绩而升黜之,凡逾月而毕。自是,率循 其制”。② 宋太宗还对近臣说道: “朕选擢将校,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若不自谨饬,则士卒 不畏服,虽有一夫之勇,亦何用耶?”③淳化二年( 991) ,当盐铁使李惟清向宋太宗建言“望国家精择将 帅,以有威名者护塞”,其实是对宋太宗的选将之道提出委婉批评的时候,宋太宗仍然故作高深地说:
朕每计之,自有成算。至于选用将帅,亦须深体今之机宜。如韩、彭虽古名将,若以彼时之 见,便欲制今之敌,亦恐不能成功名。今纵得其人,未可便如往时,委之能成功业。此乃机事,卿 所未悉。④
也就是说,尽管在战场上多次碰得头破血流,宋太宗还是坚持“自有成算”,坚持自己的选将之道,不 愿意采纳臣下的建言。三衙禁军自“百夫长”以上将校的“选擢”大权,当然就更不愿也不会稍向臣下 放手了。
 
宋徽宗行政、用人,以好用“御笔行事”著称,即越过三省、枢密院的进拟,甚至不经由中书舍人“书行”,不交门下省给事中审覆“书读”,皇帝本人在内廷径直拟定人选,或亲笔书写,或由宫人代笔,直接交付有关机构执行。御笔行事,始于崇宁四年( 1105) ,宋徽宗“御笔更制军政”,“御笔付三省、枢密院,更制陕西、河东军政六事。三省、枢密院同奉御笔始此”。①大观年间则为最盛: “御笔自此始, 违者以大不恭论,由是权幸争请御笔,而缴驳之任废矣。”②三衙管军的选任亦如此。殿帅王恩得罪宰 相蔡京,蔡京欲逐之而不果,就是因为王恩得到了宋徽宗的庇护。③高俅以一介地痞无赖,竟得遍历三 衙、稳居殿前都指挥使的高位,更完全出自于宋徽宗的乾纲独断。
宋钦宗即位时,金兵兵临开封城下,宋朝已然处于风雨飘摇的险境,但宋廷发布的殿帅人选王宗 濋,其治军统兵的能力更等而下之,被朝野上下公认为还不如高俅。王宗濋,是宋钦宗之母宋徽宗王 皇后的亲属,“上欲宠异母党,故有是命”。④也就是说,这一任命,完全出自于宋钦宗本人任用外戚的 一己私意,不可能再有任何别的解释。难怪任命甫一发布,“识者寒心”。⑤幻想以骗子郭京的“神兵”退敌,就是在王氏主持下上演的荒唐闹剧。金兵刚登上开封城的时候,兵力其实并不多,宋军仍然还有反击的可能性 但王宗濋置宋钦宗的命运于不顾 竟带头鼠窜 首引卫兵逃遁 致都城失守也 ⑥最终直接导致了开封失守。宋钦宗算是自作自受,自食选将不当的恶果了。
 
宋高宗号称南宋“中兴之主”,但他在军事上其实很不在行。三衙用将,起初主要是依靠赵鼎、张浚等宰相。宋、金绍兴和议达成后,则是奸相秦桧挟金自重、独揽大权十八年,宋高宗长期被置于相当尴尬的境地。
绍兴五年( 1135) ,将杨存中的神武中军与殿前司合并,以杨存中为主管殿前司公事,决 策算是出于宋高宗本人,宋高宗后来还曾经宣扬: “杨存中忠无与二,朕之郭子仪也。”⑦然“朕之郭子仪”云云,更多地是宋高宗故作姿态; 杨存中也是摇摆于宋高宗和秦桧之间。秦桧死后,宋高宗得以“总揽权纲”,随即令杨存中“就第”,解除了他手中的兵权。⑧在解除杨氏兵权的时候,宋高宗特地下令继任者赵密在任命公布之前即前去接管殿前司,他还向大臣们说: “昔唐神策军使王驾鹤久典卫兵,权震中外,议欲易之,崔佑甫召驾鹤语移时,而代者已入军中矣。朕读《唐史》,深嘉佑甫善处事, 可以为法”,“自杨存中之罢,朕不安寝者三夕”。⑨看来,宋高宗、杨存中君臣二人真正的关系,实则是 不折不扣地尔虞我诈。
 
宋孝宗自然也不是什么军事干才,更非“英明神武”,但在南宋的皇帝当中,他算是唯一一个胸怀一九州之志⑩志于恢复中原的皇帝 也被公认为最 锐志肆武 最为 留神军政 注意将才 的皇帝。乾道七年( 1171) 七月,宋孝宗自己就曾向宰相虞允文等人表白说:
朕近于几上书一“将”字,往来寻绎,未得择将之道。卿等更思之。
虞允文奏: “人才临事方见。”上曰: “极是! 唐太宗安市之战,始得薛仁贵。”
洪遵于知建康府任上曾上奏说: “臣窃谓今日先务,选将厉兵,莫此为急。仰惟陛下,锐意中兴,留神 军政,汲汲求人,惟恐不及,天下幸甚。”时人袁说友、叶适、吴泳等也都纷纷说道: “臣仰惟陛下属意 武功,寤寐戎事,整举军政,细大毕举”、 “寿皇圣帝进天下以知兵,故尤重武,亲教骑射,程其力用,武士有一才,必演而出之”、①“故有制、领而召对内殿者,有兵钤而引见便朝者。虽三衙帅臣,如敏如 琪,素以才武自奋,亦许之倚杖奏事。则凡将帅兵卒之有一技一能者,莫不求以自献”。②
相应的,宋孝宗也可以说是对选将掌控最为有力的南宋皇帝。以三衙的统制、统领官为例,其任 用、升迁,在三省、枢密院进呈时,宋孝宗或可或否,往往就是亲自加以处置。隆兴二年( 1164) ,三省、枢密院进呈“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奏神勇军权统领官刘洪近已致仕,乞改差左军统领王明填阙”:
上曰: “王明病目,不可用。”仍戒谕王琪: “近所差刘洪年老软弱,今果死,止是主帅作人情。”
汤思退退而叹曰: “陛下留意军政,下至偏裨,皆知其能否,真大有为之君也。”③
 
乾道二年二月,宰执进呈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戚方“升差统领官孟俊充统制、副将董苑充统领”,洪适 等奏曰: “孟俊今年九月方及三年,董苑充统领,系升二等。”宋孝宗裁断: “孟俊可依差,董苑升二等, 恐后求援例,且已之。”④乾道八年四月,宋孝宗又当面训令三省、枢密院宰执,任命姚公赞为殿前司的 统领官、成光延为步军司的统制官,宋孝宗说:
环卫官戚世明军政甚修,可除右千牛卫将军,专令训练士兵。姚公赞可除右监门卫中郎将, 依旧殿前司前军统领。每遇宣入禁中,赐酒食,统领官不得而与,故除之。成光延可除步军司中 军统制,依旧环卫官。以同赴阙之人,皆以任用,今以此试其事。⑤
宰相梁克家遂奏曰: “陛下待遇将帅,恩意重轻,曲尽如此,将见人人感奋矣。”案: 宋孝宗于隆兴二年 重新恢复了环卫官制度,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便于皇帝的亲自选将,“兼收广览,使之日在左右,得以 周知其武才,他日选用,可以得人”。⑥
此外,宋孝宗还专门下令枢密院编订了“揭帖”,即三衙、江上和四川诸军从准备将至统制官的军 官花名册,宋孝宗会不定期地抽查其中的一两员,当面召见,亲自考察其军事才能,以备日后选用。三衙、都统司众将,确乎“凡近日之所进用者,往往皆重劳圣虑,旁搜曲取而得之”。⑦
三衙的统制、统领,大致属于三衙的中高级将领,宋孝宗尚且如此锱铢必较,他对三衙主帅除授的 重视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宋孝宗朝的三衙管军,李显忠、郭振、王琪、陈敏、王友直、郭棣等人,几乎无 一例外的都是宋孝宗个人的爱将。如位至主管步军司公事的郭振,就是因为在觐见时得到了宋孝宗 的赏识,“郭振仅一对内殿,既无旧劳,又无新功,亦以观察使与之”。⑧ 居“殿岩十年”的郭棣,原本只 是四川诸军默默无闻的一介正将,他能飞黄腾达至殿帅高位,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与宋孝宗君臣 之间,有一段“恨见卿晚”的佳话,史书记载:
郭观察棣,初为兴元利州正将,枢密使王公炎入蜀,奇公材,留寘帐下。乾道中,部秦兵及铠 甲赴行在所,因密荐之,即日召入,孝宗悼符离失利,寤寐中原,公极言曩事,剖析如流,漏下数刻, 上曰: “恨见卿晚。”⑨
又如历任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主管殿前司公事的王友直,起家金朝统治下的河北土豪,绍兴三十一 年乘完颜亮南下之机兴兵反金,后南下归宋,其余部“不满百人”而已。像王友直这种“归正人”,在南 宋朝廷没有什么根基,往往最易遭到排斥,时人李椿就曾经谈到: 南下归宋的北人,“性多拙直孤立, 以拙直孤立,处之机巧奔竞风波之内,其何能立也? 不唯不能立,臣亦虑必将有受害者矣”。①王友直 能够一路青云直上,高居三衙管军,皇帝宋孝宗本人的特别赏识和器重,几乎是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
 

综上所述,宋代君主行使三衙管军选任的最高决策权,主要有如下两种有所区别的方式: 其一,三省、枢密院执政大臣们所“进拟”的三衙管军名单,必须及时地“进呈”皇帝,而“三省进拟,或可或否,悉由圣断”,②对“进拟”的审批、最终裁断大权,完全掌握在帝王个人手中。为此,正如 宋哲宗元符元年( 1098) 八月诏书所明确规定的: “三省、枢密院进拟差遣在京文臣开封府推官,武臣 横行使、副,在外文臣诸路监司、藩郡知州,武臣知州、军已上,临时取旨召对。”③凡是三省、枢密院所“进拟”的人选,都要随时听命皇帝的亲自召见,三衙管军当然也在其列。 皇帝如若对“进拟”名单中的人选不满意,或是直接地予以驳回,令三省、枢密院重新“进拟”。或者在三省、枢密院“进呈”“进拟”之时,向宰辅提出为自己所属意而名单上未有的人选,供三省、枢密 院再度讨论,从而对三省、枢密院的“进拟”施加影响和压力。宋孝宗时,“宰执进拟朝士,上出寸纸书 叔似及应孟明姓名,嘉其奏对也。迁太常博士,寻除枢密院编修官”,④这是宋孝宗以己意干预文臣“进拟”的具体例子,可以作为参照。 其二,皇帝越过三省宰相、枢密院的拟议程序,或者直接内降手诏、“中旨”、“内批”、“御笔”等,或者在三省、枢密院进呈时,当面提名自己所属意的亲信出任三衙管军,令三省、枢密院遵照执行。 引人注目的是,正如前文所详述,皇帝使用“内降”的形式来任命三衙管军,总是或明或暗地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北宋从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开始,直到宋仁宗、宋哲宗、宋徽宗等各朝,表现得都 较为明显,南宋则以宋孝宗朝最为突出。其实,有些时期,“内降”虽然表现得不是特别明显,但如若 考虑到究竟是三省、枢密院主动进拟,还是皇帝个人授命三省、枢密院行事,其实很难加以准确区分的 因素,皇帝个人独断的实际分量,可能还要大。
众所周知,在宋代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话语当中,皇帝以“内降”、“内批”、“中旨”、“御笔”等形式 行政、用人,“除授不归中书”,与臭名昭著的“斜封墨敕”相挂钩,总是被置于被猛烈批判的尴尬位置 上。“内降非盛世事”,⑤这是宋代君臣和朝野上下的一个共识。
宋仁宗时,侍御史彭思永就“论内降授官赏之弊,谓斜封非盛世所当有,仁宗深然之”。⑥ 宋哲宗 时,左司谏王岩叟亦对太皇太后高氏进言: “盖斜封墨敕,不宜于今日有。自古此事尽出于外人交结 宦官、女谒,遂卖官鬻狱,无所不至,不可不防微,不可不奏知。”⑦宋徽宗时,中书舍人曾肇也上奏:
臣待罪右省,伏睹内中时有批降指挥,除付三省、枢密院外,亦有直付有司者。虽陛下睿明, 必无过举,然忖之事体,终有未安。盖帝王号令,不可轻出,必经中书参议,门下审驳,乃付尚书省 施行。不经三省施行者,自昔谓之斜封墨敕,非盛世之事。神宗皇帝正三省官名,其意在此。臣愚,伏愿陛下,凡有指挥,须付三省、枢密院施行,更不直付有司,以正国体。⑧

 
宋度宗咸淳三年( 1267) ,刘黻拜监察御史,上奏“论内降恩泽”,更征引了宋代的相关史实,极言“内批”之弊,他说:
治天下之要,莫先于谨命令,谨命令之要,莫先于窒内批。命令,帝王之枢机,必经中书参试,门
下封驳,然后付尚书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臣睹陛下自郊祀庆成以来,恩数绸缪,指挥烦数,今日内批,明日内批,邸报之间,以内批行者居其半,窃为陛下惜之。
出纳朕命载于《书》,出纳王命咏于《诗》,不专言出而必言纳者,盖以命令系朝廷之大,不能皆
中乎理,于是有出而复有纳焉。祖宗时,禁中处分军国事付外者谓之内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韩琦
袖以进呈,英宗悚然避坐,此岂非谨内批之原哉? 臣日夜念此,以为官爵,陛下之官爵,三省,陛下之
三省,所谓同奉圣旨,则是三省之出命,即出陛下之命也,岂必内批而后为恩? 缘情起事,以义制欲, 某事当行,某事当息,具有条贯,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未穆于公论者,许令执奏,顾不韪欤。①
他还再三强调: “故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②对上述臣僚进言,皇帝在公开场合下也只能赞同,表示“深然之”、“嘉纳之”,也时常地颁布“虽有中旨, 许执奏不行”③一类的补充规定。
北宋时,宋神宗元丰六年( 1083) 九月,“诏自今三省进呈差除,如从中批出,从中书省奉行,其事 理未允,所至之省具奏”。④宋哲宗绍圣元年( 1094) 闰四月诏: “在京官司所受传宣、内降及内中须索 常行应奉,随事申尚书省或枢密院覆奏。”⑤宋钦宗靖康元年( 1126) 三月,再度重申: “今后圣旨不经 三省、枢密院者,诸官司不许便行,并申中书省审奏,俟得旨,方许施行。”⑥
两宋之际,经过惨烈的北宋灭亡的“靖康之祸”,君臣上下在反思的时候,以宋徽宗为代表的皇帝“御笔”、“御批”行事的泛滥,就被视作反面的历史教训,“一时臣子误国非一,而蔡京为首。京之误国非一,而其甚者,无如御笔之一事”, “崇宁、大观间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祸”, 大致成为南宋君臣的共识。
绍兴二年( 1132) 九月,宋高宗就训令执政大臣们说: “今旦凡批降御笔处分,虽出朕意,必经由三 省、密院,与已前不同。若或未当,许卿等奏禀,给、舍缴( 驳) ,( 有) 司申审。”宰相朱胜非曰: “不由凤 阁鸾台,盖不谓之诏令。”⑨宋孝宗乾道元年( 1165) 七月,也下诏: “自今后应呈试出官大小使臣,未经 呈试,不许堂除。虽系御笔内批特差,亦许执奏不行。”⑩宋宁宗时,也以环卫官的任命下诏,皇帝“虽已颁成命,亦许辅臣执奏,给舍缴驳,台谏论列,不容冒滥,务在必行”。 从总体上看,南宋时期,皇帝滥降“内降”、“御笔”的现象,在政治运作当中也确实有一定程度地收敛。 对皇帝的御笔,臣僚敢于执奏不行、表示异议,“大臣执奏,给舍缴驳,台谏论劾”的事例也很多。例如,建炎四年( 1130) 六月,宋高宗“特旨”医官王继先与换武功大夫,给事中富直柔就予以封 驳,宋高宗再度训令: “可特令书读行下,仍谕以朕意。”但富直柔断然“再封还录黄”。这一出自“朕意”的荒唐可笑的晋升,终于被搁置了。绍兴年间,赵鼎为相,宋高宗曾“中批二人付庙堂升擢”,赵鼎 即予以驳回,并质询宋高宗说: “疏远小臣,陛下何由得其姓名?”①

 
又如,宋孝宗乾道三年( 1167) 二月,宋孝宗特旨授外戚潘才卿为环卫官,执政官们在内殿“进呈” 之时就提出了异议,“环卫官元有指挥不许差戚里,前日已得旨差潘才卿,有碍元降指挥”,宋孝宗也 只得赞同: “卿等如此理会,甚善。”②
宋光宗朝,耶律适嘿以手诏除承宣使,给事中尤袤“一再缴奏”,“辄奉内批,特与书行”,尤袤坚持 反对,并上奏说: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禄者祖宗之爵禄,寿皇以祖宗之天下传陛下,安可私用祖宗 爵禄而加于公议不允之人哉?”宋光宗虽然“震怒”,终无计可施,只能是“命遂不行”。③
宋宁宗嘉泰元年( 1201) 十一月,殿帅郭倪“乞拨丰储仓米一万石,冬至前支散口累重大官兵”, “已得御笔依”。但在宰执“进呈”的时候,宰相谢深甫表示了异议: “殿司若欲额外俯存军士,主帅自 合措置,不应请于朝廷。兼自来无此例,今若开端,后必为例。”宋宁宗也只好承认: “极是。”谢深甫提 出的解决方案是: “今借拨米事,冬节已近,且与权借拨一万石。候来春依数籴还,日后不得为例。”④
当然,这不过是为皇帝安排体面的台阶罢了。 在如此政治文化的氛围之下,三衙管军的选任层面,皇帝的内降、内批,尽管受到了官僚士大夫集团的种种制约,依然是史不绝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 宋代及宋代以降的皇权,都具有强烈的军事底 色,从本质上说,皇帝也不外一大军头而已,“兴亡以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确乎为宋以降古代中 国的不二法门。三衙管军的人事安排,与京城兵权紧密相关,真正是“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是皇帝 须臾也不能放松的头等大事。三衙管军“除授之恩”,“必归于人主”,以此来交换和保证众将只效忠 于皇帝一人,可以说是最起码的帝王权谋手段。在某种意义上讲,那些因各种具体的因素,较少或难 以自选三衙将帅的皇帝,其皇权的权威性不可避免地就要大打折扣。
当然,南宋皇帝的内批、内降、御笔等等,许多实际上是出自于权臣之手,反而成为权臣掌控朝政 的工具,宋宁宗时的韩侂胄、史弥远等人,皆惯用此一手法。这就是另外一个性质的问题了。
 
搬运完毕~因为是从学刊上转化过来的,注释是脚注,不清晰,贴起来也太费事,就不贴了,有需要的可以去知网下载
 

 
我。。。。我竟然忘记加精了!
 
认真读完发现这类真正的教授不知道翻阅了多少史料才做出这个项目论文。佩服佩服。
 
目测楼主知乎同人,跟你们学到很多,现在也能略战岳黑秦吹构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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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7-07 19:05:41  更:2021-07-07 19: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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