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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转载整合贴）宋朝——中国历史上被误解的一个伟大朝代[第1页]

作者:huyun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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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历史书上学到的知识和公开发表的论著中所描述的宋朝是个“积贫积弱”的朝代。仔细了解历史后才发现，宋朝，这个朝代被我们严重的误解了很多很多年。真实的宋朝是怎么样的呢？宋朝，绝对不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而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综合国力最强盛的朝代！
也许有人会讲：大唐帝国才是中国国力最强盛的朝代。唐宋两个朝代相比较一下：
唐朝主要是军事、外交表面上比宋强；但就经济、生产力水平上讲宋朝比唐朝强；尤其是经济上，宋朝可以说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富有的时代。宋代整体上科技也比唐代强。
现代人一说到宋朝就绕不开“弱宋”二字，宋朝最遭人诟病的是军事的羸弱，不仅未能像汉唐一样在草原上大展雄风，而且连本属于汉地的幽云十六州都未收回，北宋时和契丹签订“澶渊之盟”，最后被金国所灭；南宋则更加屈辱，先是向金称臣，后被蒙古所灭。所以，宋朝历来被认为是积贫积弱的一个朝代，丧权辱国的一个朝代，因而也被人认为是令人感到屈辱的一个朝代。就连盛赞宋朝经济文化之余都忍不住补充一句：“但是——这个朝代是富而不强。”至于一说到宋朝对官制和军制的公共化改革，也总要牵强附会的往猜忌武将、削弱战斗力的方面扯，甚至会上升到“阉割中华民族尚武精神”这样的层面。很显然，这些人根本不了解何谓“尚武精神”。喜欢砍砍杀杀就叫尚武吗？那没人比马加爵、药家鑫更“尚武”了。尚武恰是一种懂得合理而非滥用武力的智慧和境界，而藩镇节度使只知道驱使百姓上战场去为他们拼搏私利，他们有个狗屁的尚武精神！没错，那些放纵节度使来创造暂时武功的皇帝，就更是狗屁中的狗屁！而从管理学角度讲，我更是为这些现代人感到惭愧，请问为什么军队收归公有后战斗力就会下降呢？你真的觉得一大堆拼凑起来的私兵比统一指挥的公共军队善战？你真的觉得靠将领阵前拍脑袋比战前做好规划更管用？你真的觉得打仗可以像楼下那些情圣泡妞，靠的是虚幻的“浪漫”而不是实在的财富、地位和修养？
这些误解当然也和后来元明清三代的历史进程有现实关系，总体来说，持“弱宋”观点的人应该有少部分是别有用心，这部分人反感军政权力公共化，幻想着恢复封建领主制，拥有自己的私有国度；而大部分人是不太懂历史，被少部分狂人用一些挑选出来的肤浅史料所迷惑。事实上，宋朝在军事上的成就丝毫不亚于在经济文化方面的成就，宋太宗所建立的公共军队体系在当时看来非常先进
至于先后被金女真人和元蒙古人所灭，原因很简单，当时政治腐败，宋徽宗、蔡京、晚年的宋理宗、宋度宗、贾似道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政治腐败，往往军队战斗力低下，跟制度没有关系，毕竟宋理宗政治腐败不重时，虽然主动打蒙古的那次在洛阳失败，但是多次击退蒙军入侵，端平二年（1235年），蒙军首次南侵，被击退。蒙军并不甘心失败，于次年九月和第三年两次南侵，其前部几乎接近长江北岸。由于宋军奋勇作战，打败蒙军，再一次挫败蒙军度江南下的企图。而后，南宋军民又在抗蒙将领孟拱、杜杲、余玠等人的指挥下，多次击败蒙军，使其不得不企图绕道而行。有人会质疑：“政治腐败影响总不会这么大吧？”政治腐败时，各项制度都无法正常施行，当然维持军队战斗力的各项措施都会崩溃，而且，政治腐败会使军队士气低落，无心打仗从而军队战斗力低下。举个例子，梁武帝初年军队战斗力超级强悍，多次以少胜多，能把北魏许多地方攻克，甚至一度攻下北魏首都洛阳，陈庆之北伐时攻克荥城后，进军睢阳。睢阳的守将叫做丘大千，就是在陈庆之初阵中以十倍兵力据营防守而仍然被打败的那家伙。现在这仗几乎完全是当初那仗的重演：七千对七万，一样的一比十，一样的军力多的反而防守，不过这次丘大千吸取教训，连筑了九座营垒抵挡而已。但结果毫无二致：陈庆之一上午就攻陷了其中三座，丘大千完全失去了斗志，于是举众投降。元晖业率领近卫部队两万人占据考城阻挡陈庆之，考城四面环水，易守难攻。陈庆之“浮水筑垒”，攻下考城，生擒元晖业，“获租车七千八百辆”。胜利之后，陈庆之继续进军洛阳。一路上有不少地方闻风归降。
五月，魏帝元子攸分派部众扼守荥阳(今属河南)、虎牢(今荥阳西北汜水镇)等地，以保卫京都洛阳。魏左仆射杨昱、西阿王元庆、抚军将军元显恭等率羽林军7万守荥阳，以拒梁军。魏军兵锋甚锐，加上荥阳城坚，陈庆之攻之不克。时魏将上党王元天穆大军将至，先遣其骠骑将军尔朱吐没儿领胡骑5000、骑将鲁安率夏州步骑9000增援杨昱。又遣右仆射尔朱世隆、西荆州刺史王罴率骑兵1万，进据虎牢。魏军共计30万人，对梁军进行合围。元颢派人劝杨昱投降，但被拒绝。不久，元天穆与尔朱吐没儿相继而至，魏军一时旗鼓相望。没想到包围圈刚刚形成，还没来得及进攻，陈庆之已经攻下了七万守军的荥阳。
荥阳城未克时，梁军将士皆恐，陈庆之解鞍秣马，对将士们说：“吾至此以来，屠城略地，实为不少；君等杀人父兄，略人子女，又为无算。天穆之众，并是仇雠。我等才有七千，虏众三十余万，今日之事，义不图存。吾以虏骑不可争力平原，及未尽至前，须平其城垒，诸君无假狐疑，自贻屠脍”(《梁书·陈庆之列传》)。乃亲自擂鼓攻城，只一鼓，梁军便悉数登城。勇士宋景休、鱼天愍首先登上城墙，梁军相继而入，遂克荥阳，俘杨昱,杀其属下37将,生刳其心而食。陈庆之收缴荥阳的储备，牛马谷帛都不可胜计。
不久，元天穆等引20万援兵围城，注意：其中有十五万是精锐的少数民族骑兵。占领荥阳的陈庆之看到二十余万北魏援军浩浩荡荡压到城下，压根没想守城，遂率3000精骑背城而战。大破之，三千对二十万，双方大部是骑兵。陈庆之三千人全歼北魏二十万援军，鲁安于阵前投降，元天穆、尔朱吐没儿单骑获免。陈庆之大概还觉得不过瘾，带着这三千人顺便进军虎牢关，有一万精锐、踞雄关险要的虎牢守将尔朱世隆不敢战，弃城而逃，梁军俘魏东中郎将辛纂，魏孝庄帝元子攸为避陈庆之锋芒，被迫撤至长子(今山西长子西)。此时，陈庆之距离洛阳只有一步，但他没机会打洛阳了，因为洛阳守将元乂、元延明直接投降了。元颢遂入洛阳，魏临淮王元彧、安丰王元延明率百官迎元颢入宫。元颢改元大赦，然后开始学习其他君主，花天酒地。又加封陈庆之一堆官职以陈庆之为侍中、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增邑万户。
不久，上党王元天穆、王老生、李叔仁又率兵4万攻克大梁，并分遣王老生、费穆进据虎牢，刁宣、刁双入梁、宋。陈庆之闻后，率军掩袭，魏军皆降。元天穆率十余骑北渡黄河而逃，费穆攻虎牢，将克，忽闻元天穆北逃，自以为无后继，遂降于陈庆之。陈庆之又进击大梁、梁国，皆克之。梁武帝闻讯后，再次亲书诏书进行嘉勉。陈庆之和部下皆穿白袍，一路上所向披靡，所以洛阳城中童谣曰：“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梁书·陈庆之列传》)。也就是说，别管你多牛，有多少人，碰上这支部队最好绕开走。陈庆之又以7000之众，从铚县至洛阳，前后作战47次，攻城32座，皆克，所向无敌。
陈庆之三千人全歼北魏二十万援军，鲁安于阵前投降，元天穆、尔朱吐没儿单骑获免，在接到手下一连串的败阵报告之后，尔朱荣倾北魏自己控制之下的几乎全国之兵，号称百万，从北边南下攻打洛阳。洛阳附近的小城在尔朱荣重压之下，又纷纷反叛。陈庆之在元颢看来虽然功劳盖世，但一开始就没想把答应南梁的条件当回事情的元颢是不可能重用他的。陈庆之自己也清楚得很，主动要求到黄河以北去防守洛阳的门户北中郎城(不久就成了元颢军黄河以北唯一的据点).尔朱荣也执意要和陈庆之分个高下，于是一股劲地攻打陈庆之，三天打了十一仗，七千人的陈庆之部队把上百万的尔朱荣部队打得死伤惨重，尔朱荣简直都绝望了，下令退兵。
这时有个随军的星相学家刘灵助劝尔朱荣不要退兵。尔朱荣也想通了，他拿陈庆之没办法，就去抄元颢的老窝。尔朱荣很快把洛阳攻陷，元颢也被杀。陈庆之在北方完全失去了根据地，只得东撤准备回建康。尔朱荣亲自率领大军随后追赶，但这追也追得过于搞笑：追远了等于没追，追近了他又不敢，两支军队就这么拖着一直走到大概是河南边界一带，陈庆之准备指挥军队过河，但突如其来的山洪无情地冲走了他百战百胜的部队。
可晚年政治腐败，号称百万的大军居然向侯景八千人投降，你总不能说梁朝军事制度不好吧？
而且，我们就算是制度导致的吧，宋徽宗和蔡京主导王安石变法！教科书告诉我们“王安石变法失败44年后，北宋灭亡”，实际上，王安石变法仅仅是元祐短短几年被废除，之后宋哲宗就启用章淳主导王安石变法，再接着宋徽宗只是在短短的建中靖国宣布在变法派和反变法派之间保持中立，崇宁开始就启用蔡京主导王安石变法，用的不是宋太祖的制度！后人因此都把王安石变法看作靖康之耻的根本，你还扯什么宋太祖的制度导致北宋亡国，真是无知搞笑。（顺便说一下，北宋当时相比开国冗官冗兵增多，开始患于财用不足，确实要改革，但不应该采取王安石变法，而应该采取苏轼的改革方案）

有人说宋朝在士兵脸上刺字是对士兵的不尊敬，实际上，在士兵脸上刺字并不是从宋朝开始的，而是从五代的后梁开始的，有人说宋朝人文弱，身体素质差，实际上宋朝民间尚武，民风彪悍，形成了武林江湖。还有人用狄青岳飞的待遇说事，那请看曹彬潘美李继隆的待遇：咸平二年(999年)，曹彬生病。宋真宗亲自看望，亲手替他和药，又赐他白金万两。问他后事，他回答说:"我没有事可说。我的两个儿子才能可用，我如果内举，都堪任为将。"宋真宗问他们谁优谁劣，他回答说:"曹璨不如曹玮。"同年六月去世，终年六十九岁。宋真宗亲自痛哭致祭，对大臣们说到曹彬时，必定流涕哭泣。追赠中书令，追封济阳郡王，赠谥号为武惠;并且赠其妻高氏为韩国夫人;任命他的亲族、门客、亲校十多人为官。八月，诏令曹彬与赵普配享太祖庙庭。景德二年(1005年)春，李继隆随真宗还京，加开府仪同三司，增加食邑一千户(共计一万四百户)及实封食邑(共计三千五百户)。适逢李继隆病发，真宗亲往慰问。同年二月初五(3月17日)，李继隆逝世，享年五十六岁。真宗亲自前往李继隆家中痛哭吊祭，身穿丧服发哀。为他辍朝五日，追赠中书令，谥号"忠武"。
今人论及宋朝的朝廷政策和社会风气，往往用「重文轻武」四字概括，又以此作为批判甚至鄙夷宋朝的一个重要理由，并认为宋朝的很大部分问题，都根源於这四字。「文」与「武」、「重」与「轻」，都无严谨的定义，所以如何解读，就存在很大的主观性。「轻武」，极端一些，可以解读为∶一切与「武」有关的事物和人都在轻视之列。如此一来，不少人想像中的宋朝，就是以下的景象∶统治者轻视边功、荒废武备、待薄军人，宋代民间武风不振，只知读圣贤书。究竟真实的历史是否这样？
其实有关的想像是经不起具体史实的推敲。「在以往提出的『重文轻武』概念中……但在一般阅读这一概念中『轻武』的语义时，往往也容易使人对『轻武』的理解加以延伸，认为宋朝有轻视武备乃至军队之意。而军队从来是国家存在的重要保障，即使是再愚蠢的统治者也不可能忽视军队的重要性。因此，便有学者对此概念提出争论，指出：说宋朝『重文』符合实际，说『轻武』则不然。又列举宋太祖以下历朝重视军队，兵员庞大、军费惊人以及政治家无不谈兵等事实，……因此，最后得出的结论为∶宋朝是『重武』不是『轻武』。」(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
先来看军费。宋朝的军费开支长期占去岁出一半以上，战争时期高达十分之七八甚至更多。关於这一点，宋朝君臣时有议论。曾在英宗治平初年任三司使的蔡襄，提到当时的财政状况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孝宗传位给光宗时，叮咛儿子说∶「当今天下财赋以十分为率，八分以上养兵，不可不知。」以绝对数字而论，唐朝天宝末年，公认穷兵黩武的时代，军费只有一千四五百万贯，还不到北宋庆历中的养兵费的三分之一。也别以为军费高仅仅是回应侵略的结果，北宋很多时候都是主动出击的，例子有雍熙北伐、熙河开边、元丰伐夏、绍圣开边、宣和伐夏、联金灭辽等等，其中元丰伐夏更是冷兵器时代最大规模的军事作业，甚至是南宋，财政状况恶化亦始於开禧北伐。为了更有效地供应前线的军需，北宋容许河北、河西、陕西三路经常性截留上供钱物，南宋甚至容许富庶仅次於东南的四川财政独立。(也是对所谓「强干弱枝」一个绝妙的讽刺) 南宋初年，猛支军费的同时，教育被认为是「不急之务」，州县学多半停办(也证明了「重文」其实没那麼极端)。
接著是军人、武官待遇。「唐及五代的士兵虽然全家随军，但国家却只供给士兵本人衣粮，家口不入军籍，其全家的生活在制度上没有得到合法的保障。……士兵就只有希望多得赏赐，以养活家口。……为甚麼宋代的骄兵不能成为藩镇割据的条件呢？不但全家生活有保障，而且士兵还能额外得到赏赐、装钱、特支等。所以被召募为厢、禁军者，有时『一人充军，数口之家得以全活』。」(胡如雷《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p.181、183) 这里的唐还是指中叶以后，唐前期就更不堪，军人不但没有薪水，而且还要自备武器、马匹和粮食，高宗仪凤以后连赏赐也省了。倒是南宋初年，即使财政困难，官吏俸禄打折发放，前线将领却是例外，并且还能得到丰厚的补贴。宋代凡官拜节度使，朝廷要授予隆重而别致的旌节，「撤关坏屋，无倒节礼，以示不屈」，这可是连宰相也没法得到的礼遇。北宋王韶拓边有功，「官其兄弟及两子」、「赐绢八千匹」，所受荣耀亦超过状元。宋代有拔卒为将的制度，基层军官即使没能建立特别的军功，也有机会凭藉本身的武艺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一介小兵可以登上武职的顶点，历朝罕见，恰恰宋朝就有这样的事例。以投军搏取功名，在宋代是没有家世背景的人一种很好的出路。宋朝收兵权虽然有名，其实在唐朝也没少发生，至於冤杀武将，更没有唐朝的多。
再来就是武备生产与研发。宋朝皇帝对武器制造颇为留心，以宋太祖为例，「每造兵器，十日一进，谓之『旬课』，上亲阅之，作治之巧尽矣」。「11-13世纪是中国社会中军事技术取得明显发展的一个时代。……从10世纪末起，与对兵器装备问题表现出强烈兴趣的同时，……一些新型的兵械都被发明创造出来并被做了核准调试，如弩炮手、连发弓、兵车等。发明创造受到了金钱奖励；新兵器在由军械库成批订购之前要做试验。」([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p.267-269) 宋代弓弩技术为中国历朝之冠，像「三百步外贯铁甲」的神臂弓，以及「一发可中数十人」的床子弩，均为代表作。宋朝步兵配备中国历代防护力最强的铠甲(步人甲)，以及能在近战中克制骑兵的利器(大斧、麻扎刀)。火器开始大规模的生产及应用，南宋全国主要军事重镇都设置火器制造工场，仅江陵府即「一月制造一二千支」铁火炮。火器类型五花八门，技术不断改进，猛火油柜、火箭、蒺藜火毬、毒药烟毬、霹雳火毬、铁嘴火鹞等一一面世，以至出现了最早的管形射击火器——突火枪。看到西夏的铁制兵器水平高超，宋政府就仿制追赶，如学习冷锻法做出蟠龙剑及瘊子甲。在领教过回回炮的威力后，宋政府又针锋相对的制成襄阳炮，用於战守。
关於宋朝的武备及军人素质，可以参看以下一段话∶「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计其力乃古之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人当二人有余；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三十四钧，比颜高之弓，人当五人有余。此皆近岁教养所成。以至击刺驰射，皆尽夷夏之术；器仗铠胄，极今古之工巧。武备之盛，前世未有其比。」(沈括《梦溪笔谈?辨证一》)
中国第一部官修兵书兼世界第一部热兵器制作工艺书——《武经总要》，出现於宋代。
中国第一间真正意义上的军校——武学，也出现於宋代。
由於朝廷之重视武备，投献新式武器者先后多人，其中较重要的一次∶「神卫水军队长唐福献所制火箭、火毬、火蒺藜」。
真实的宋人，也远远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文弱。
「在宋代军事性结社的风气极盛。……乡社武装遍布全国，农村普遍如此，城市也不例外。至南宋，民间更出现了大量的抗金军事之社。……弓箭社的训练与组织相当严格，规定其成员『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平日里器甲鞍马都是装备妥当，随时准备迎击北寇的侵袭，……民间斗力习武之俗的存在，当然是为了强身健体，但同时又是民间尚武精神的真实反映。……，社团出现会社的名称，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当始於宋。在宋以前，历代民间虽有习武之俗，但尚未形成有名有实的军事性会社。入宋后，如弓箭社、马社、万马社，均为众所周知的军事性社团。宋代，乡社武装遍处皆是，结社置办兵器，演习武艺，成为农村的普遍现象，这是唐代所未曾有过的。」(史江《宋代军事性会社及其形成背景、特点及社会功能初探》)
武术成为宋代城市常见的娱乐活动，项目包括角抵、使棒、舞刀枪、舞剑、射弩、举重等等。以最受欢迎的角抵为例，仅临安城一地，就有著名角抵艺人五、六十个之多，连女子都参与这种活动，甚至敢於与男子同台较量，比赛的最高级别为全国性，冠军所获的奖品是很丰盛的。
别以为宋代文人总是手无缚鸡之力，像柳开、王曾、张咏、陈尧咨、陆游、陆九龄、辛弃疾等等文人，都武艺不凡，其中辛弃疾更试过带著五十人直闯五万人的敌营拿下叛将。
宋代正是中国武术大发展的时期，武术的套路(如「太祖长拳」)、冠以名称的枪法(如「杨家枪法」)、较为完备的拳棒擂台赛，还有武当派等大流派，以及「十八般武艺」的说法，都出现於此时。
就算跟北方民族比，又如何？
「至道初，李继迁遣其大校张浦入贡。上御便殿，召卫士数百辈，习射御前，所挽弓皆一石五斗以上。先是，赐继迁一弓，皆一石六斗，继迁但以朝廷威示戎虏，识非人方所能挽，至是，卫士皆引满平射，有余力。上问浦：『戎人敢敌否？』浦曰：『蕃部弓弱矢短，但见此长大，固已逃遁，岂敢拒敌？』上悦，后以浦为郑州防御使，留京师。」(江少虞《事实类苑》)
「会契丹遣使修贡，赐宴便殿，因出剑士示之。数百人袒裼鼓躁，挥刃而入，跳掷承做，曲尽其妙，契丹使者不敢正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
「虏人(金人)所射弓不过五斗，本朝战士所射弓多是一石或二石者。」(《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
正是平日锻炼充足，宋朝步兵才能穿起比欧洲骑士全身甲还要重的步人甲，宋朝弓弩手才能在挽弓能力上超过春秋时代的军人以及同时期的党项人甚至女真人。
宋朝如何「重文」，这裏暂且不论。不过综上所述，宋代文武之间并非总是贵贱分明，而到了需要取舍的时候，「武」也不一定会被牺牲。宋人投放在武事的资源、精力不可谓不多，对武事的兴趣也不可谓不大。一个军费开支罕有地庞大、军人待遇大幅度改善、军事技术精益求精的王朝，以及一个百姓习武成风、民间武装发达、武学成就突出的时代，就算用「重武」来形容，亦不为过。今人却习惯用「轻武」二字概括之，甚至对这二字的涵义作无限延伸，进而产生种种夸张的描述，几乎把宋人看成一群待宰的羔羊，这不得不说是冤枉了我们的祖先了。
既然这是承平时代的通病，那麼一味针对宋朝就有失公允。
「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句俗谚出处不可考，倒是唐朝(高宗以后)反映类似现象的文字证据不少∶
「天下恶官职，不过是府兵」——王梵志《天下恶官职》
「州县发遣兵募，人身少壮、家有钱财、参逐官府者，东西藏避，并即得脱」——刘昫等《旧唐书?刘仁轨传》
「卫佐悉以假人为童奴，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兵志》
「劳苦与白丁无异，百姓不愿从军」——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O一》
「应募者皆市井负贩、无赖子弟」、「子弟为武官，父兄摈不齿」——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
武则天时期，韦嗣立上疏说∶「今天下户口，逃亡过半。」唐长孺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指出当时的情况是∶「逃避兵役成为人民逃亡的主要原因，如果不是唯一原因的话。」宋朝何曾有过同等规模的逃兵潮？
宋廷无法吸引精英阶层投笔从戎吗？
北宋有所谓的「豪士」集团，专指任侠豪气、热衷边功的文士群体。
「宋代文臣愿意转为武臣，……是太祖、太宗兄弟大力鼓励推动所致。……当北伐失利，边廷告急时，又将一批有武干而表示愿效命沙场的文臣，包括柳开等七人，改为武资，……陈尧咨字嘉谟，……他是咸平三年榜的状元，……他和王嗣宗一样，后来自愿转为武资，官至节度使。」(何冠环《北宋武将研究》p.296-297)
「北宋产生了像柳开(947-1000)，郑文宝(953-1053)，杨偕(11世纪上半叶)，张亢(994-1056)，景泰(？-1042后)，范祥(亦名范翔，11世纪中叶)、范育(？-1085)父子，王韶(1030-1081)、王厚(？-1115后)父子及钟传(？-1107)等出身文官而矢志边功的人才，……」(曾瑞龙《拓边西北》p.167)
当年元昊起兵，韩琦自荐前往陕西统兵，还顺带保举了好友范仲淹。
还有尹洙，主动请缨去当泾原路经略安抚使。
……
投笔从戎的例子真是很多。
宋廷靠甚麼吸引他们？除了赏赐和晋升，还有一些优惠政策，比如有边功士人免发解试等等。
好男不当兵，这句话不是专指宋朝。今天世界最强大的美军士兵，也不是所谓的好男。好男人当企业家，国会议员，律师，大商人，政府官员了。难道你指望当兵的全是社会的精英人物？有钱子弟？

在我们印象中，南宋王朝“苟安一隅”、“沉迷享乐”，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苟安一隅”只适用于高宗朝，后来的宋孝宗一即位就为岳飞平反，接着派李显忠、邵宏渊北伐金朝，史称“隆兴北伐”，宋孝宗并非受制于宋高宗，他即位后就把秦桧的党羽扫得一干二净；宋宁宗不满于金朝的欺侮，与韩侂胄举行了“开禧北伐”；宋理宗先是联合蒙古灭金朝，接着讨伐蒙古，企图收复中原，史称“端平入洛”，这也叫“苟安一隅”、“沉迷享乐”？
有些人扯什么北宋缺将，实际上，北宋的名将多的是，曹彬、曹翰、王全斌、潘美、曹玮、李继隆、尹继伦、狄青、种世衡、郭逵、王韶、种师道、范仲淹、韩琦，这叫缺将？自己好好看这些名将的事迹，不要扯什么北宋缺将。
宋军具体战绩也完全不输于汉唐。关于这个问题，《铁血强宋》中有详细论述。宋史专家朱瑞熙先生在新修订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宋朝”条目中，修正了以往强调宋朝对辽金等国处于劣势地位的说法，认为北宋与辽朝长期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尤其是“澶渊之盟”以后。南宋与金朝，除宋高宗统治的前15年外，在“绍兴和议”之后的长时期内，双方实力相当，谁也奈何不了谁。南宋后期，蒙古军南下攻宋，南宋在长达45年的时间里对蒙元这一劲敌虽处于劣势地位，但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而蒙古的崛起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异数”，对当时所有的国家来说，蒙古都是“千年未有之强敌”，可谓打遍天下无敌手。然而，蒙古军征服世界遇到的最强劲对手就是南宋!
不信各位可以比较这样一组数据；
蒙古征服西辽用了1年；
蒙古征服花刺子模用了1年半；
蒙古征服罗斯联盟(今俄罗斯)用了5年；
蒙古征服波斯和阿拔斯王朝用了8年；
蒙古征服西夏用了10年；
蒙古征服金朝用了22年；
而蒙古彻底打败人们印象中所谓文弱的南宋居然用了45年! 而且这也是蒙古军最大规模的调兵遣将，以举国之兵进攻一国，还要通过迂回包抄(灭亡大理后形成两面夹击)、多年苦战之后才艰难取得胜利，这在蒙古征服史上是仅有的一次。更令蒙古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大汗(蒙哥)也在南宋的钓鱼城下受伤殒命，南宋成为蒙古人最难啃的一块骨头。“积弱”之说，难以成立。
根据《新唐书》《旧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西夏书事》《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资治通鉴》《宋会要辑稿》等书籍统计，专家们诟病为“军事软弱”的宋朝，对外战争的胜率超过了70%；而被认为是军事最强盛的唐朝却在对外战争中胜少负多。宋朝重甲步兵强，又有少量精锐骑兵，别人打它时它胜率很高，但由于没有幽云十六州，缺乏优良的战马来源而骑兵数量少，打别人胜率不高，善守不善攻，加起来胜率高达七成。相对于西汉和盛唐的疆域面积，宋朝相差甚远。北宋未能如汉唐朝那样征服游牧国家（因而对比之下显得不够强势），一个关键原因是优良战马不足。北宋政府养马数量最多不过21万匹，而西汉汉武帝有40万匹，唐朝最多高达70.6万匹，创造世界历史记录。对有着广阔草原腹地的辽国，没有足够的骑兵，宋朝即使夺回了燕云十六州，恐怕也无力远征。以步兵为主力、骑兵为机动的弹性防御策略，才是宋朝的理性选择。宋朝骑兵虽然精锐，但是数量少，无法维持大规模的远征。
在两次北伐之间和前后，宋军在局部战场屡屡获胜，多位将领展现出过硬的战场指挥能力和谋略水平，宋军主力步兵多次以少胜多，被视为“积弱”象征的北宋骑兵、甚至厢军（厢军是北宋地方军，一般无训练和作战任务，中央精锐军队称为禁军）也有上乘发挥，正面击败过辽军骑兵最强悍的铁林军。

当然，我们要列一些关键的大仗，这样才有说服力。首先，北宋初年的统一战争就可以打那些人的脸，真的武力羸弱，怎么统一？
白马岭之战：宋辽战争中宋军第一次大规模取胜
979年北伐幽州之前，宋太宗御驾亲征北汉，采取明智的“围城打援”策略，即派宋军主力包围北汉都城太原，同时令郭进率军占领位于辽军救援北汉必经之路上的石岭关。6万辽军行至石岭关东侧白马岭附近的北木口河时，宋军已严阵以待。辽监军敌烈欲过河强攻宋军。骑兵之优势在于利用平坦地形，发挥速度优势，灵活迂回包抄，攻敌两翼和身后。正面攻击阵型严密和良好训练的步兵则犯了兵家大忌，更何况在过河的不利形势下。
宋军主将郭进遵照兵法“半渡而击之”，趁辽骑过河混乱之际以步兵猛烈冲击。是役，包括敌烈在内的五位辽朝高级将领被杀，士兵死伤无数。辽援军及时赶到，郭进兵力较少遂撤军而去。白马岭之战是宋辽开战以来宋军第一次战果较大的胜利。
这场战争无论从战略安排、战术运用以及战斗能力，宋军的表现都无可挑剔。宋太宗派郭进占据石岭关，控制辽军行军通道，交战前已赢得先手。郭进作为主将兵法娴熟，善于把握机会，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宋兵刚猛无畏的冲击搏杀令辽军惊慌失措又进退两难。这样有勇有谋的宋军怎能不胜，哪有半点“积弱”的迹象？
满城和雁门关之役：宋军连战连捷
第一次北伐失败、宋太宗返回开封后，并没有在镇州、定州、满城一带的前线明确指定一位战区指挥官，以统筹规划未来的军事行动。理论上，知定州崔翰、镇州都钤辖刘廷翰、镇州节度使李汉琼、河阳节度使崔彦进四将都可以按照圣旨“得以便宜从事”，这是宋太宗对武将指挥权的分权与制衡。太宗甚至给前方将领留下了具体作战的阵法图——“赐阵图，分为八阵，俾以从事”。
所谓八阵图，即将宋军分为八阵，阵与阵之间相距百步，这样做分散兵力，增加了战场组织协调难度，令敌方有机可乘，是完全不顾具体形势的纸上谈兵。
979年底，辽军10万人大举南侵至满城一带。崔翰等人欲按照宋太宗的旨意以八阵应敌，两位将军赵延进和李继隆强烈反对，尤其后者指出“兵贵适变，安可以预料为定”，宋军大幸。宋军排出了实用灵活的前后两阵，并用诈降计**辽军。辽军一击即溃，逃亡过程中，又遭宋军崔彦进部队伏击。满城会战，宋军斩首万级、俘虏三万人，是宋辽开战以来宋军战果最大的一次胜利。
战前反对八阵图的两位将领赵延进和李继隆都是外戚，同时也是监军，他们的职责本是监督主将运用八阵图。幸而，他们做出了理性明智的判断，宋军胜利才有了可靠保障。满城战役虽有太宗“将从中御”干预前线指挥权，宋军却能大胜，关键在于北宋武将临敌决策和谋略运用的高水准发挥。
满城战役示意图
980年，辽国为报满城之仇，以10万大军杀奔雁门关。据学者实地考证，雁门关广武沟一带地形险狭，不利于大部队行军。辽军不熟地形却轻敌冒进，正好经过广武沟。宋军主将潘美以主力严守雁门关，北宋著名将领杨业率数千轻骑兵，迂回至辽军身后，发动奇袭，潘美则从正面出击，辽军10万之众大乱，在狭窄崎岖空间内“狼奔豕突、自相践踏，伤亡惨重”。宋军骑兵在战役中多起辅助作用，但此战充分发挥机动优势，立下头功，为“积弱”的北宋骑兵首次正名。
北宋著名武将杨业（？—986年）

唐河之战：宋骑正面击败辽骑
雍熙北伐失败后的第二年（988年）9月，辽圣宗率8万大军亲征，宋军屡战屡败，丢城失地。11月辽军骑兵在定州附近的唐河与宋军遭遇。宋骑摧锋破阵，击溃辽军。唐河之战是宋骑正面击败辽骑为数不多的战例之一。
雍熙北伐的岐沟关、陈家谷战役以及其后的君子馆战役三场惨败之后，唐河之战是宋军急需的一场报仇雪耻和鼓励士气的胜利，因此被宋朝大书特书、夸大战绩——大破辽军八万，斩首一万五千级，获马万匹。
按照学者何冠环的考证，当时辽军主力并不在定州附近，宋军击败的仅是百余队骑兵。辽军果真遭到如此重创，不大可能一直在北宋境内顺利转战，并且在第二年轻松攻取易州等地。实际上对于988年辽军南侵致使边境上极为重要的涿、易二州易手，北宋主要史书均语焉不详。
纵使如此，此战冲锋在前的静塞骑兵骁勇无敌，竟然战胜了辽国极优秀的将领耶律休哥率领的骑兵部队。静塞骑兵原属河北厢军，雍熙北伐宋军损失惨重，厢军这样的二线部队被迫充当主力。静塞军唐河一战成名，后来也升格为禁军。“积弱”的厢军尚有如此惊人的战斗力，何况北宋禁军的精锐骑兵？
说到澶渊之役，许多人都认为它反映宋朝武力羸弱，因为辽军打到了黄河岸边，那你要注意，河北的许多城镇（包括边境的许多重镇，如辽军都没有攻破，辽军是打不过就绕开，绕来绕去的，连座像样的军事重镇都没攻下，所以它根本就不能反映宋朝武力羸弱。看看当时情形：三月，威虏军守将破契丹于长城口，追北过阳山，斩获甚众。柳谷川蕃部入寇、麟，府击败之，擒千余人。
镇戎军言败戎人于石门川。
　八月，泾原部署言击万子军主族帐，斩首二百余级。
契丹耶律吴欲来降。
北平砦、威虏军合兵大破契丹。
契丹统军挞览率众攻威虏、顺安军，三路都部署击败之，斩偏将，获其辎重。又攻北平砦及保州，复为州、砦兵所败。挞览与契丹主及其母并众攻定州，宋兵拒于唐河，击其游骑。契丹驻阳城淀，因王继忠致书于莫州石普以讲和。丙子，以天雄军都部署周莹为驾前贝、冀路都部署，侍卫马军都指挥使葛霸为驾前邢、洺路都部署。己卯，高继勋率兵击败契丹数万骑于岢岚军。
癸未，麟府路率部兵入朔州，破大狼水砦。
保、莫州、威虏、岢岚军及北平砦皆击败契丹。既而王继忠上言契丹请和，命阁门祗候曹利用往答之。
辽军在北平砦、威虏军、顺安军、保州、唐河、岢岚军、莫州都吃了败仗，没有攻下就绕开攻打澶渊，也就是说黄河以北的土地根本就没沦陷多少，辽军连路过的城池都没拿下，连座像样的军事重镇都没攻下，这还能叫武力羸弱？
宋军其他胜战
宋太宗在位最后几年，宋辽基本维持和平状态。宋真宗上位后，宋辽战争再次进入高潮，双方历经数次大型会战，都意识到无法彻底击败对方，遂签下澶渊之盟（1005年）。北宋多次战果辉煌的战役发生在真宗朝（997-1022年）：1001年的威虏军会战，宋军4万骑兵大战包括铁林军在内的6万辽国骑兵，结果辽军被斩首两万；1004年的瀛洲保卫战，杀死杀伤辽军6万人；1016年三都谷之战，6千宋军大胜3万吐蕃军，杀死吐蕃军近万。
从宋太宗到真宗，北宋对辽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但从多次战役结果来看，双方是互有胜负，打成平手。宋军多位前线将领表现出了较好的军事素养和指挥能力，宋军主力步兵、数量较少的骑兵以及二线部队都表现出色，甚至超水平发挥。与西夏近百年的战争，宋军则最终获胜，因此所谓的军事积弱在北宋大部分时期是不成立的。

威虏军会战
宋帝国是一个缺马的朝代，唐朝牧马监蓄马将近70万而宋帝国最多不过20万，差距甚远，宋帝国的骑兵几乎很少被人提起，但事实上宋帝国早年在北方通过市马，走私马匹，牧马等手段还是建立了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精锐骑兵队，虽然数量实力和汉唐不能相提并论。
宋太祖时代，名将张廷翰就是个马迷，家里的家当都用来购买马匹，高阳在他的小说《曹彬传》中描写道，张廷翰的骑兵队能够在四川的栈道上优雅的跳舞。时间到了真宗年间，武将们同样重视骑兵，宋臣马知节在他的奏章中写道："今之将帅，用骑兵以多为胜......"，咸平年间宋帝国在北方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对抗辽人的入侵。咸平四年，一场宋辽骑兵大决战在威虏军爆发了。
十月九日丁未，辽军的南侵开始了，辽先锋军在梁国王隆庆的率领下经过涿州，直扑威虏军。与此同时宋军前军开始收缩兵力，各部指挥官带领所部，齐集威虏军，一时间，宋军最好的几个骑兵指挥官李继宣、魏能、杨嗣、杨延昭、田敏、秦翰齐集威虏军。从现有的文献中已经无法知道作战计划谁提出来的了，只知道这几位官职平齐，同为前阵或前锋钤辖的骑兵指挥官很快就拿出了作战计划——主力大约30000人由魏能、田敏、秦翰、李继宣带领依靠威虏军城背城立阵，准备与辽军正面交战，同时杨嗣、杨延昭所部6000骑兵先进驻威虏军西北的羊山，准备包抄辽军后路。张斌所部骑兵在羊山边的长城口先伏击辽军，在给辽军当头一棒的同时吸引辽军注意力，以掩护二杨所部的埋伏，然后见好就收，退回威虏军，将辽军吸引到威虏军的战场上来，为二杨计划中的包抄铺平道路。作为久经战阵，经验丰富的中级指挥官，他们对于这一对付辽军最有效的战术无不了然于心。
大宋真宗咸平四年十月十六日，随着南侵的辽先锋军踏上宋威虏军的土地，战幕缓缓拉开了。漫天的细雨、泥泞的道路让指挥这支部队的大辽皇弟、梁国王耶律隆庆紧锁了眉头——辽军所使用的弓弦是皮质的，被雨水浸泡后便湿缓不堪用了，而无法使用弓箭的辽军骑兵被大大削弱战斗力。
上午，当辽军推进到长城口的时候，预先埋伏好的张斌部向猝不及防的辽军行军大队发起攻击，毫无防备的辽军又无法使用弓箭，于是被宋军顺利突破。张斌一击得手，顺势继续突进，矛头直指辽军中军的统帅梁国王耶律隆庆，而辽军在从暂时的慌乱中回过神来后，发现对手兵力并不强，于是开始组织起强有力的反击。张斌部兵力不足，一往无前的突击势头很快就被遏制住。张斌见己部大有斩获，再战下去只可能陷入劣势，于是见好就收，主动退出战场，回到威虏军。当天宋辽两方的第一次交锋告一段落。
辽军整顿队伍后尾随张斌部向威虏军前进，接近十六里半的行程很快就结束了，估计接近中午时分，威虏军城便已经在望，侦骑来报，宋军主力在城西列阵，以当由西北方攻来的辽军的兵锋。于是辽先锋军直扑城西。当时威虏军城下，宋军主力包括除二杨所部之外前阵和前锋的所有主力，加上威虏军守军，总数当在三万左右，其中主要部队都是骑兵。以魏能所部前阵骑兵为主，于城西列成大阵，秦翰和田敏所部分为左右两翼掩护魏能侧面。另以战斗力强悍的李继宣部为预备队。宋辽战史上罕见的双方骑兵集团的大规模正面交锋开始了。
宋军背城立阵，侧后无忧，并处于守势，加上宋军大阵对于正面的先天优势，辽军虽然有人数上的优势，但擅长的迂回包抄战术无法使用，只有与宋军做正面硬捍。在这点上从历史战绩看，单纯的正面接战，辽军鲜有胜绩，形式对辽军并不有利。因此，辽军果断做出全力一击，将铁林军的重装骑兵派上战场，由统军铁林相公率领正面冲击宋军大阵，但事与愿违。宋军中军主将魏能也率领精锐部队对辽军的攻击箭头展开反冲击，在左右两翼的配合夹击下不但粉碎了辽军的正面冲击，保证了大阵正面的安全，并在反冲击过程中一举射杀辽统军铁林相公。辽军主将被杀，全军为之气沮，败像已现。最终，在威虏军城西的主战场上，辽军战败，准备从来路逃走，于是向西北的羊山方向撤退，宋军两翼秦翰和田敏的6000骑兵转入追击，尚未出动的预备队李继宣部也同时移向威虏军城西北八里的赤虏屯住，并派出联络官跟随秦翰部前进，随时准备策应追击部队。
宋军先期开赴羊山包抄的二杨所部没有能参与威虏军城西的大战，辽军的行动太过迅速，一到就打，一打就败，一败就逃，二杨所部的包抄任务就这样变成了迎头拦截的截击任务。
辽军虽然主动撤退，但形式并不好，后有宋军的追兵，前方还有没有来及赶上威虏军城西之战的宋军迂回部队二杨所部6000骑兵的正面堵截。辽军面临着被前后夹击的态势。
当辽败军取道羊山南麓渐次向西北撤退的时候，早就埋伏在这里的二杨所部迎头杀出，对辽军展开正面拦截。后有追兵的辽军正面再被拦住，走投无路的辽军一下子迸发出强劲的战斗力，二杨虽然倚靠羊山展开阻击，但仍被数量上占有优势的辽军逐步击退，被迫退出战场。一部分没有来得及后撤的宋军死守羊山不退，最后全部阵亡。
二杨的正面阻击虽然宣告失败，但在使辽军付出相当的代价同时，迟滞了辽军的行动，为追击部队的赶到争取了时间。正当辽军最终攻下羊山上的宋军阵地时，一路尾追辽军的秦翰部和田敏部追上了辽军后卫部队。李继宣派住秦翰部的联络官也及时将这一情报通报给进屯赤虏并以其为前进基地的李继宣部。李继宣得到情报后立即带领自己的部下直扑羊山。在秦翰部咬住辽军后一会儿，李继宣部也追上了辽军。[1]
随着二杨的退出、秦翰部和李继宣部的相继投入，形势发生了转变，宋军由阻击状态变为追击状态。刚逐走二杨的辽军转眼就被秦翰部和李继宣部赶上了羊山。而此时，秦翰部悄然退出了战场。对于秦翰部来说，已经经历了在威虏军西与辽军大战，再在追击后独自与辽军作战已经使得其力不能支了，因此在友军到达后退出战场也属于情理之中。连经恶战的辽军此时已经无心恋战，而李继宣部原本就是宋军最强悍的部队之一，这次战役中又是作为预备队一直没有参战，在一整天的养精蓄锐后正是斗志昂扬的时候，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之后的战事成为李继宣部的独舞。他们赶着辽军从羊山南麓转过山脊，追杀到北麓。战斗中，身先士卒的李继宣多次因为战马中箭而更换战马。最终在牟山谷，李继宣部追上辽败军主力并杀入，取得了巨大的战果后，剩余的辽军逃向了八里外的辽国边界。而在李继宣部带着满身征尘和丰硕的战果回到前进基地赤虏的时候，天已经开始黑了。
十月十六日一天的战斗，宋辽双方首战长城口，次战威虏军，三战羊山，最终以宋军击退辽军、斩级二万、阵斩辽统军铁林相公以下将领十五员的辉煌胜利告终。此战的胜利，要归功于宋军中级指挥官群体的合理决策和丰富的作战经验。
战后吕蒙正领百官向真宗祝贺，真宗下令桑赞部1万人开到边境，而前阵军后撤休整。威虏军之战以宋军胜利而告终！但王显仍然作了检讨，表示情报失误，驻扎中山的中军主力没能及时赶到出战，否则战果会更大。吕蒙正也指出“......边臣若侦候无差遵守成算克敌必倍......”但真宗还是很大度的给与了褒奖。

三都谷之战
背景
唃厮啰政权使当时北宋西北及河湟局势更趋复杂莫测。宋朝在西北地区已经被党项李氏政权（西夏帝国的前身）搅得不得安宁，要想在西北地区防止平夏部的扩张，就必须保护吐蕃诸部不受党项人的侵犯。但是宋与吐蕃也绝非铁杆盟友，都要争取自己的利益；如果任由李立遵的扩张，让其成为不亚于平夏部的另一劲敌，双方的冲突就在所难免。三都谷之战的爆发，就是宋、蕃双方亦敌亦友的矛盾的集中表现和最终了断方式。
起因
此时宋朝在西北负责防务的是北宋名将曹玮。他新上任秦州知州，兼缘边都巡检使、径原仪渭州镇戍军缘边安抚使。当时宋廷在唃厮啰等的封赏以及是否联合的问题上，持反对态度者很多。曹玮充分认识到了唃厮啰势力的重要性，采用了恩威并用的策略，使其能充当遏制党项李德明的宋军前沿阵地，“独言宜厚确厮啰以扼德明，又请如厮铎督例授李立遵节度使。”
节度使是北宋封给周边归附势力的常用荣誉。不过，狂妄的李立遵根本不满足于节度使的头衔，他先前就上表要求宋廷授予他“赞普”的称号。曹玮指出，赞普就是可汗的意思，如果李立遵一句话就得到了，真正的赞普唃厮啰将置于何地？这不仅将招致一国二主的尴尬局面，还会助长吐蕃贵族“且复有求，渐不可制”的贪欲。宋真宗接到奏章就召集宰相王旦等人商议，王旦支持曹玮意见说：“既来求恩,然不可不纳，但当为之节度。”最终拒绝李立遵赞普的赐封，任命其保顺军节度使。
这下李立遵很不满，开始阴谋背叛朝廷，谋求名义上的独立。他先是指使唃厮啰的舅舅赏样丹与厮敦准备立文法起事，但这位厮敦是曹玮的好友。曹玮针锋相对，让厮敦去取赏样丹的首级，果然赏样丹的人头很快摆到了曹玮的帅案上。厮敦又献出了他自己的封建辖领南市城，于是曹玮轻松得土，并上表封厮敦为顺州刺史。杀死赏样丹后，曹玮立即出兵，迅速回击私立文法的厮鸡波、李磨论两部。这两部落还在商量着怎么劫掠边境时，就被宋军一锅端了。
过程
曹玮的闪电战给了李立遵一个下马威。李立遵是野心十足的人，他怎么会甘心挨打？闻报三个部落被宋军消灭，他勃然大怒，开始纠集兵马。一时间，宋、蕃边境战云密布。在集结马波叱腊、鱼角蝉各部三万余兵马后，李立遵准备大举进犯宋朝。曹玮也集结秦凤路兵马与李立遵开战！
曹玮积极准备战事时，上书朝廷要求增兵。宋真宗非常紧张，看到曹玮不断要求增兵的要求，反认为他胆怯，准备派人换了他，于是真宗召见了翰林学士李迪听取意见。李迪说，曹玮乃是名将，要求增兵说明他对局势有着清醒地认识，我们在关右还有机动部队可以使用，应该立即调拨。真宗问李迪曹玮能否胜利，李迪毫不犹豫的声言曹玮必定可以取胜。真宗这才放下心来。
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九月，李立遵率大军出发，很狂妄的宣称要在秦州城下与曹玮决战，扬言“某日下秦州会食”。他想请曹玮一起在秦州城里吃饭，颇有当年赤壁之战时曹操跟孙权说的“会猎于吴下”风范。但曹玮非常淡定，根本不予理会。当听到吐蕃人已经越过了毕利城，曹玮随即带领秦州驻泊钤辖高继忠、驻泊都监王怀信和精骑六千渡过渭河迎战。
当月二十四日，宋军在伏羌寨三都谷摆下阵势，等待敌军的到来。很快探马传来消息敌军已经靠近，曹玮正在吃饭，闻报后继续悠闲的用餐。直到探马报告吐蕃人距离只有几里之遥时，曹玮才放下餐具，披上铠甲出城列队。
吐蕃人多势众，李立遵气势汹汹。但在曹玮的宋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故此曹玮决定在气势上先要压倒对手，他看到敌军分为三队，一名蕃僧正在前方走来走去。曹玮断定是吐蕃的指官，问左右谁最善射，左右均答李超。李超随即策马来到曹玮面前，曹玮问：“你需要带多少骑可以射杀那位蕃将？”李超观察了一下答道要15骑。曹玮马上令：“给你100骑，务必射杀此将，否则提头来见！”李超慨然应道道：“凭借您太保的神威，只要五十名骑兵护送我到敌人近前，一定可以得手。”
李超在100精骑的掩护下，接近敌阵，那一百名骑兵突然向两侧分开，中间李超飞马而出，凭借高超的骑射本领，只一箭那蕃僧就应弦！蕃军顿时大骇，乱了手脚。曹玮见状，身先士卒，率精骑从敌军侧后方猛攻，以两翼骑兵夹击吐蕃军军阵。宋军本来就缺骑兵，因此曹玮将手里这支稀罕的资源练得十分精锐。在宋军精骑的攻击下，蕃军阵势大乱，更不能抵抗宋军主阵的正面冲击，溃败而去。
三都谷之战，宋军追杀二十余里，斩首千余级，擒获七人，缴获获马牛、杂畜、器仗三万余。
结果
三都谷之战后，曹玮因此次战功，由引进使、领英州团练使提拔为客省使领、康州防御使。他继续用兵打击李立遵势力，河、洮、兰州以及安江、妙敦、邈川等地不少部落被他纳为熟户后纷纷倒向宋帝国。李立遵的联盟趋向崩溃，宋朝的西北局势终于再次稳定。
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李立遵入贡，三年后又上表要求内附。不久唃厮啰和李立遵分裂，李立遵部再也不能同宋朝对抗了。宋朝恩威并施有效的笼络了河湟地区的吐蕃部落，使其成为抑制西夏党项势力的一个棋子。
三都谷之战直接效果是安定了秦州边防，屏蔽了秦陇及关中的安全。从长远来看，此战对北宋的蕃汉关系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此战后唃厮啰、李立遵不再反叛，没有归附西夏。到宋神宗熙宁时期，王韶拓边西北两千里，成功地取得熙、河等地区，其基础正是曹玮等对西部边防的着力经营。
可以说，曹玮在其间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政治上，他密切关注吐蕃诸部的动向，洞察李立遵的野心，及时防止其他部落的骚动；军事上，他凭借杰出的指挥才能，以非常低的伤亡比打出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战斗，同时也是宋朝历史上难得的一场骑兵战。战后，吐蕃人对曹玮的威名十分尊重，唃厮啰在与人交谈中只要一听到曹玮的名字，就会以手加额，向他所在方向行礼。多年后大将葛怀敏出战西夏，宋仁宗即赐以曹玮的战甲，以示荣耀和嘱托。

我们从小受《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的影响，认为南宋军队抵抗蒙古时羸弱不堪，教科书更是告诉我们：“弱小的宋军哪里是对手，短兵相接后就溃不成军”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现在就来看一下南宋抗蒙名将孟珙的事迹
孟珙：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在南宋的川蜀、荆襄发动了全面入侵，双方的战事十分激烈。这一年，蒙古军显示出了它强大的战争能力，而南宋由于端平入洛消耗了大量实力，已无多少兵将抵御蒙军，于是蒙古军在荆襄战场上连破襄阳、随州、郢州及荆门军、枣阳军、德安府，南宋的整条京湖防线千疮百孔。端平三年(1236年)十月，蒙古军中路在主将塔察儿的率领下又猛攻南宋的蕲州(今湖北蕲春)。宋理宗忙的焦头烂额，急命在黄州的孟珙救援蕲州。想想几年前蔡州城下的兄弟之情，孟珙却和塔察儿却要刀兵相见，颇有点各为其主的沧桑感。塔察儿对孟珙的能力一清二楚，不愿跟他过多纠缠。孟珙刚到，塔察儿而就撤围而去，准备转攻江陵(今湖北荆州)。这是蒙古铁骑第一次兵临长江。
江陵是长江中流的一座重镇，南宋的襄阳府丢失后，京湖制置司便移治此处。蒙古军如果攻占这里，既可以西攻川蜀，又可以沿江东进，还可以南下湖湘，后果不堪设想。宋廷命令沿江、淮西制置使组织救援，"众谓无逾珙者"。孟珙也二话不说地出发。
这时蒙古军在枝江、监利编造木筏，准备渡江，形势逼人。孟珙的部下，包括他本人在内都是荆襄一带人。听说老家被人踹了，部将们十分义愤填膺，要求"返家复仇"的呼声非常高。孟珙深知力量悬殊，所以强按怒火，先集中力量封锁江面。接着他施展疑兵之计，以少示众，白天不断变换旗帜和军服颜色;晚上就虚张火把，沿江排开数十里，摆出一副大军来援的样子。蒙古军不知虚实，顿时惊慌不已。孟珙便趁机传令出击，大战一场，连破敌二十四座营寨，抢回被俘百姓两万多人，并将蒙军的渡江器具一并焚毁，取得了胜利，遏制住了蒙古的进攻态势。蒙古军无奈之下，只好撤军。由于孟珙扭转了长江中游的战局，封爵随县男，擢为高州刺史、忠州团练使、知江陵府兼京湖安抚副使。不久，又授鄂州诸军都统制。
保卫黄州
嘉熙元年(1237年)十月，蒙古军再度南侵，在宗王口温不花、大将张柔率领的主力进攻黄州。黄州所在的长江江面非常窄，利于渡江，是淮西的军事重镇。张柔部在黄州城西的大湖中夺取大批船只，顺流下达长江边。孟珙奉老上司史嵩之的命令，紧急从鄂州率水师火速驰援。双方恰巧在江面遭遇，面对老伙计，孟珙毫不手软，利用宋军艨艟斗舰猛撞蒙古船阵，冲乱敌军船队，杀开一条血路后进入黄州。由于这一次蒙古军来势汹汹，宋军又首战不利，本已绝望的黄州军民听说孟珙来援，士气大振，齐声欢呼道:"吾父来矣!"
黄州原为孟珙的大本营，这里的城防措施都是由他亲自主抓，很难被敌军攻克。孟珙每日亲临城头，督促宋军防御，看望伤病员，还斩杀四十九名畏敌退缩的士兵，最终稳住了宋军的阵脚。
黄州保卫战首先在江面展开，孟珙派遣部将水军攻击蒙古水军，宋军奋勇作战，迫使蒙古军阵势大乱，退缩到长江北岸，并俘获战船两百余艘。蒙古水军的渡江计划完全破产。于是蒙古军便转移攻击目标，进攻黄州东堤，想切断黄州与水军的联系，孟珙挑选精兵壮士组织敢死队，经过奋战又重新夺回并守住东堤。这样，蒙古军便不得不直接攻打黄州城。由于口温不花增派西域兵和原西夏地区的归附军连续不停地进攻，黄州处于危急之中。为了破坏蒙古军的攻城之势，孟珙派部将刘全等兵分七路，趁夜里悄悄出城，兵分七路突袭蒙古军。作为老朋友，张柔也很给孟珙面子，他的营寨防备严整，使宋军偷袭失败。而其六路宋军获得胜利，使蒙古军营盘大乱、军心动摇。
蒙古军整顿之后，便再次发动昼夜不停的轮番进攻。蒙军使用了火炮轰击黄州，把黄州城墙上的城楼全部烧毁，但是由于黄州的坚守，城头随时补上缺口，使蒙军无法趁机攻上城头。蒙古人又冲到黄州城下挖城墙，想直接在城墙上挖洞杀进城，孟珙派人预先在蒙军挖墙地方的城内，再筑一道城墙，并在被挖城墙的内侧挖大坑当陷阱，号称"万人坑"。当蒙军最终挖开城墙冲进来时，前面还是坚固的城墙，并且前军在后军的推挤下纷纷掉进坑里而被宋军用石头檑木砸死。到了第二年(1238年)的春天，死伤"十之七八"的蒙古军终于撤退。孟珙又一次扭转了南宋的被动战局，授宁远军承宣使、枢密副都承旨，不久升京西湖北制置使，实际上已是南宋中部战场的主帅。

收复襄樊
嘉熙二年(1238年)，刚升任湖北路安抚制置使的孟珙便积极谋求进兵，收复中路重镇--襄阳府。南宋朝廷同意了他的计划。于是宋军就在荆襄战场展开了反攻。
同年十二月，宋将张俊收复郢州(今湖北钟祥)，贺顺收复荆门，刘全在冢头、樊城、郎神山三次击败蒙军。三年(1239年)初，收复信阳军。在各路宋军接连胜利的鼓舞下，原先趁蒙宋两军均放弃襄阳的空虚而占据襄阳城，随后又投附蒙古的地方军阀刘廷美，这时就密约宋军都统江海夹击襄阳蒙军。由于有内应，宋军顺利推进到襄樊地区，收复樊城。四月，江海率宋军从荆门出发，沿途招集官民兵农，做对收复襄阳后的长期经营准备。在宋军的强大攻势面前，襄阳蒙将刘义捕获了游显等人后向宋军投降。至此，宋军收复了整个荆襄地区。
但是孟珙清楚，这么轻松就收复襄阳，并不代表宋军有多么的强大，而是因为蒙古根本就没把襄阳看在眼里。在他踏入襄阳之后，就马上给朝廷上表称:"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非甲兵十万，不足分守。与其抽兵于敌来之后，孰若保此全胜?上兵伐谋，此不争之争也!"此时孟珙的老上司史嵩之刚刚被拜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非常支持孟珙的工作。于是孟珙就以蔡、息两州的降兵组成忠卫军，以襄、郢两州的"归正人"组成先锋军，补充襄阳兵力。襄阳开始逐渐恢复了元气，重新成为军事重镇。
嘉熙四年(1240年)初，盂珙通过收集情报，探知老朋友张柔率军在河南地区屯田，同时在邓州、顺阳(今河南淅川)积聚造船木材。他一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老方法，学习蒙古人的方法，主动出兵骚扰，破坏蒙古的攻势准备。
盂珙命令张英出随州，任义出信阳，焦进出襄阳，分路连续袭扰蒙军，让蒙古军无法安心屯田。同时派遣部将王坚偷袭顺阳，将蒙古军积聚的造船材料全部烧毁，又派遣部将张德、刘整分兵攻入蔡州，将敌人的物资仓库烧了个一干二净。蒙古人完全没想到，一向被动挨打的宋军居然能搞起积极防御。可以说，宋军取得了一次对蒙古军后方基地的进攻性作战的重大胜利，把敌人的攻势扼杀于萌芽中，史称"邓穰之战"。
折叠夔州退敌
当京湖战局有所缓解后，孟珙又奉命紧急驰援岌岌可危的上游四川战场。自从1235年起，蒙古每年都入寇四川，仅成都就遭到两次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四川从南宋税赋半壁变成一片瓦砾。嘉熙三年(1239年)秋，蒙古大将塔海、秃雪率兵号称八十万，再度杀入四川，并迅速推进到了川东，攻破开州(今重庆开县)，抵达万州(今重庆万县)长江北岸。宋军急忙屯兵于长江南岸。不料蒙古军故意先在万州长江北岸列出大批船只，做出了一副强行渡江的姿态，又命汪世显在上流设下伏兵。次日，蒙古军开始渡江，宋军出动数百艘战船阻拦，汪世显则率领伏兵乘小船直接冲入宋军的船队，顿时将宋军水师杀得大败，蒙古军顺势将宋军追击到川东重镇夔州(今重庆奉节)，直逼夔门，其余蒙古军则从万州渡过长江，沿南岸急速向夔门挺进。
同年底，孟珙率领万余湖北精兵来前往夔州路布防。此时，孟珙的兄长孟璟为湖北安抚副使、知峡州，也向他求援。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孟珙深知绝对不能轻易分兵援助，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区域防守。他准确判断出蒙古军主力汪世显部必取道施、黔(今四川彭水)两州渡江，于是派兵2000人驻屯峡州(今湖北宜昌)，以兵千人屯归州(今湖北秭归)，另拨部分兵力增援归州重要的隘口万户谷(今湖北秭归西)。其弟孟瑛以精兵5000驻松滋。作为预备队，弟孟璋率精兵2000驻守澧州，防施、黔两州的蒙古军队。孟珙的军事防御体系部署得当，环环相扣，遥相呼应。
凭借着孟珙的得当防御，南宋方面捷报频传，而蒙古军接连失利:南向施州方面的蒙古军被孟璟部将刘义在清平(今湖北巴东)击败，斩获无算。孟璟于归州西大垭寨更是经历一场激战后大获全胜，蒙古军丢盔弃甲后撤至夔州，之前缴获的物资又统孟珙于京湖战场展开的军事行动统还给了宋军。这便是史上著名的"大垭寨之战"。
这时孟珙本人还没有亲临前线，他正率领本部人马向西移动。等孟珙到了前线的时候，夔州已经收复。战后，孟珙的爵位晋升为随县子。
嘉熙四年(1240年)九月，在宋军成功救援夔州和袭扰河南后，宋理宗授孟珙宁武军节度使、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节度使头衔在宋朝是武将极高的荣誉职称，当年岳飞年仅31岁建节，使其他将领都十分眼红;这次，45岁的孟珙凭借杰出的战功获得了宋廷的高度认可，继岳飞、毕再遇后成为了南宋第三位旗帜性大将，并且承担了建立四川防御体系的重任。
孟珙兼管四川后，招集麻城、巴河、安乐矶、管公店沿边久经征战之士，以他的节度名组成"宁武军";回鹘人艾忠孝率壮士马匹来降，孟珙创建"飞鹘军"。一次，权开州梁栋借口乏粮擅离职守，孟珙把梁栋押解到夔州后当即斩首，以明"不许失弃寸土"之令。经过孟珙大力整顿，以及两年后新任四川制置使余玠的治理，四川战局焕然一新，恢复战斗力的宋军一直坚持到宋亡数年后。

宋朝抵御游牧骑兵的措施
为了抵御辽国骑兵，宋真宗采用了宋太宗时的办法：多开沟渠、多种水田。公元1001年（咸平四年），还在今徐水周边，引鲍河水以“隔限敌骑”。公元1004年（景德元年），又以定州为中心，开挖连接唐河、沙河、界河的运河，有效地限制了敌方骑兵。除了开河渠外，还大力推广一种“方田”，就是在田地内开挖方格式的水渠网。有的水渠达五尺宽，七尺深。宋真宗在开挖河渠的同时，还大搞屯田，积粮备战，并启用老将曹彬威慑武将。他还亲自选拔精兵强将，对火兵器也给予了重视。
为遏制游牧骑兵，北宋、南宋都竭力研制和推广强弩等远射武器。各种单兵弩和重型机械弩广泛装备于军中，北宋床子弩的最大射程1500米，这是冷兵器时代最远的射程记录。宋军强弩在多次战役（澶渊之战，1081年的伐夏，1131年的和尚原战役等）中发挥关键作用。君子馆之战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天气过于寒冷，宋军无法使用强弩。

说到《澶渊之盟》，大家感觉就跟提《南京条约》差不多。
《澶渊之盟》的内容大体上有这么两条：
一、辽宋为兄弟之国，以后，谁家的皇帝年纪大，谁家皇帝就是哥哥。
二、宋每年向辽交割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开展自由贸易。
第一条，今天看，这不但不是不平等，甚至是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的。
第二条，今天大家骂条约不平等，主要原因应该是这第二条，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去想想：十万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大宋的岁入，是一亿两，打宋辽战争，每年军费是五千万两！有人会说：“这和称臣纳贡有什么区别？”那么宗主国给朝贡者的赏赐也是称臣纳贡了，汉唐还和亲呢，我还可以说“汉唐称臣纳女”，当然，有人会说：“和亲是加强民族关系”，少数情况是这样，大多数是防止游牧民族侵略，也很屈辱，要不然人们怎么会说明朝“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币。”？
关键在于第二条的第二款，两国开始自由贸易。
这“岁币+自由贸易”可太厉害了。
辽国除了卖羊卖马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产品可以输出给宋，而宋的每一种商品都是辽需要的。开始辽还卖一些马，后来发现大宋的骑兵越来越多，就不敢再卖马了，萧太后下令谁出口马，杀谁全家，结果，边境贸易从一开始就变成一边倒的对宋贸易巨额逆差。大辽收的岁币，到年底全被大宋赚的干干净净，每年还倒赔。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岁币更像今天中央支援边疆建设的财政补贴。
大辽不懂经济，后来就干脆不发行货币了，反正发行出来，也没老百姓认，即使大辽皇帝本人也觉得只有大宋的钱才是真正的钱。
要了大辽老命的货币战争，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开始了。（个人认为，这招才是最狠毒的。）
结果是，一百年双方无战事，大辽的财富通过货币战争，源源不断输入大宋。大宋的先进文化传播渗透进了大辽的每一个毛孔。
虽然南宋和金的和议屈辱，但是岁币依然发挥了货币战争的作用，金国也放弃了货币发行权，全国继续使用大宋的货币，结果一百年后，大金也虚得不行了。
今天的古代钱币收藏界，很难找到辽和金的铜钱，反倒是宋的铜钱既质量好，又款式多，数量多的比清代的还便宜，就是这场旷日持久三百年的货币战争的遗迹。

还有人说宋朝是中国衰落的开始，比如严复，因为宋朝产生了束缚后世思想的程朱理学，实际上，宋代的思想流派可谓百花齐放，理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学派而已，北宋时期影响较大的有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二苏的“蜀学”、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南宋以来,学派更是众多,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和在浙江地区形成的浙学（又称永嘉学派、浙东事功学派，注重经世致用、扶植工商），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熹的学说受到朝廷的排斥，宋朝有时推崇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宋神宗、绍圣以后的宋哲宗、宋徽宗、执政后的秦桧），有时多学并行（秦桧死后的宋高宗、宋孝宗），有时打压理学（执政后的秦桧、韩侂胄），有时扶植理学（执政前的秦桧、宋理宗），但不管朝廷政策如何，宋朝文化兴盛，每个学派都能生存以至于复兴（比如理学曾遭受打压，后来又复兴），理学家因为文化兴盛大多是大儒，会研究科技，如朱熹本人就研究科技，研究过日食月食、雷雨的形成，皇帝也不可能为了控制思想像汉武帝那样独尊一家，因为宋朝随着文明的进步，有了天下为公的自觉，皇权也开始受限制，但是这些被天真可爱无知的元蒙古人破坏了。
许多人言之凿凿地指出，由于受到程朱理学的束缚，中国从宋代开始走向内向、保守、停滞。甚至有研究服饰史的学者宣称，因为程朱理学的影响，宋代女性的着装趋于拘谨、呆板，包裹严实。但实际上，如果你去看宋画中的宋朝女性，便会发现她们的着装性感得很，通常都是内衣外穿、酥胸微露。宋代的思想流派也可谓百花齐放，理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学派而已，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熹的学说受到朝廷的排斥。

南宋刘松年《茗园赌市图》中女子酥胸微露
实际上，两宋时期，从士大夫家庭到百姓人家，妇女改嫁的事件俯拾皆是，王安石的儿媳宠氏、岳飞的前妻刘氏、陆游的前妻唐琬都改适他人。宋史学者张邦炜先生曾利用南宋笔记小说《夷坚志》所记事例进行统计，结果发现：“单单一部《夷坚志》中，所载宋代妇女改嫁的事竟达六十一例之多，其中再嫁者五十五人，三嫁者六人。这虽属管中窥豹，但由此亦可想见其时社会风尚之一斑。”张邦炜先生得出结论：“宋代妇女再嫁者不是极少，而是极多”；“宋代对于妇女改嫁绝非愈禁愈严，相反倒是限制愈来愈小，越放越宽”。鲁迅讽刺宋人“看见历史上‘重适’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是不折不扣的污蔑，如果不是无知的话。
宋代的社会风气也不以再嫁为耻，对再嫁妇女并无歧视之意，范仲淹给范氏宗族福利基金订立的《义庄规矩》规定：“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对再嫁女子的资助优于男子再娶。宋朝皇室也没有歧视有改嫁经历的女性，四川妇人刘娥，原本是银匠龚美之妻，“（龚）美携以入京，既而家贫，欲更嫁之”。那刘娥改嫁给谁了？襄王赵元侃。后元侃当上皇帝，是为宋真宗，刘氏则册封为皇后。宋仁宗皇后曹氏也是改嫁女，原嫁与李家，但新婚之夜丈夫逃婚，“曹氏复归，后曹氏选纳为后，慈圣光献是也”。
宋仁宗皇后曹氏
宋朝的法律也没有任何压制女性改嫁权利的条文，只是禁止居丧改嫁、强迫改嫁、背夫改嫁——这些行为在任何时代都是应该予以限制的。南宋后期，有一个叫阿区的妇女，在丈夫李孝标去世后，先后改嫁李从龙、梁肃。李孝标之弟李孝德到官府控告嫂子“背兄”，审判这个案子的法官叫胡颖，是一位理学家，他虽认为阿区“以一妇人而三易其夫，失节固已甚矣”，但也承认“其夫既死之后，或嫁或不嫁，惟阿区之自择”，这是阿区的合法权利。最后胡频维护了阿区改嫁的自由，并斥责诬告的李孝德：“小人不守本分，不务正业，专好论诉。”
即便是朱熹本人，也并不反对妇人改嫁。他说过：“夫死而嫁，固为失节，然亦有不得已者，圣人不能禁也。”朱熹曾跟朋友讨论一个案子：建阳县有一名妇女，由于夫家太贫穷而提出离婚，事情闹到衙门，县官判离。朱熹的朋友对这个判决很不以为然，说：“夫妇之义，岂可以贫而相弃？官司又岂可遂从其请？”朱熹说：“这般事都就一边看不得。若是夫不才，不能育其妻，妻无以自给，又奈何？这似不可拘以大义。只怕妻之欲离其夫，别有曲折，不可不根究。”可见朱老夫子尽管性格有些严肃，但也不是不近人情。

看看宋朝的繁荣和它的文明相比前朝唐朝的进步：
唐朝人口最盛时有四千多万人口（唐朝100年后才接近隋朝极盛时五千多万的水平），宋朝人口最盛时突破一亿。即使是南宋时的人口也比盛唐多一千多万。
唐朝最盛之时人口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也只有17座，而北宋末年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竟发展到52座。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17与52的差距。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宋史》载，“东京居民有20万户。”按每户8人计算(前文“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一说可证，当时没有计划生育，人均寿命较高，中等户一般都有子女10人左右，大户“可达30—40人)，大约有人口150万左右。再加上数十万禁军(水浒中称“80万禁军”)，几万皇亲国戚、政府官员及其家眷、佣仆，流动商贩、游民和外国侨民，东京人口应当不下200万!这一数字不但超越了唐代的长安、洛阳，即便放在今天，也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特大城市。而11世纪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伦敦、巴黎、威尼斯等人口均不超过万人，到13世纪(南宋后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仅有10万人口(今天听到人们称苏州为“东方的威尼斯”我就觉得别扭，宋朝的苏州不知比威尼斯富庶繁华多少倍)。不只是东京，宋代10万户以上的城市还由唐代的十多个增加到40多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南京之后，世界上第4、第5个人口超越百万的大城市。北宋时，东京(开封府)、西京(洛阳)、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人口均在百万以上。
唐朝的城市在夜里宁静漆黑，宋朝的城市在黑夜喧闹灿烂。宋朝已出现了最早的夜市。宋城在黑夜里是的光明之城。宋朝的城市是昼夜不息的商业涌动的城市。始终坚持着“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所以宋朝的商业洪流、经济的繁荣进步增长即使在黑夜也不曾停息中断。
唐朝从贞观到天宝用了100多年的时间使垦田面积的增加了二百多万顷。宋朝从开宝到天禧用了40多年使垦田面积的增加了二百多万顷。从农业耕地面积发展效率上说宋朝是唐朝的2. 5倍。
唐朝耕地面积最高约为620万顷，宋朝耕地面积最高约为524万顷。唐尺比宋尺小，唐代一亩约合今0.783亩，宋代一亩约合今0.974亩。换算成今亩算唐朝耕地面积为485万多顷，宋朝耕地面积为511万多顷。唐朝、宋朝都有隐田现象，而宋朝更严重。唐朝耕地面积最高估算折合市亩为6亿亩，宋朝耕地面积最高估算折合市亩为8亿亩。
唐朝平均每亩约1.5石，宋朝平均每亩约为2石。宋朝平均每亩比唐朝提高30％。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1.5与2的差距。唐朝耕地一年一种，最高亩产2石。宋朝耕地一年两种，有的地方甚至是三种、四种。最高亩产达6至7石。唐朝因耗粮之故而屡有禁酿之法，而宋朝正相反，宋政府鼓励酿酒。这正说明宋朝农业的强盛与发达。
唐朝重要水利工程收到显著效果的有九十一项，宋朝重要水利工程收到显著效果的至少有四百九十六项。宋朝对领土的开发利用程度远大于唐朝。用宋人的话说：“昔人足迹所未尝者，今皆为膏腴之壤。”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91与496的差距。
唐朝是小农经济社会，宋朝是商品经济社会。唐朝以“农业立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经济，农税是国家税收的根本。宋朝以“工商惠国”，是以商业为主的商业经济，商税是国家税收的根本。所以宋人说：“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小农经济社会与商品经济的差距。唐政府绢帛收入最高额为740万匹，宋政府细绢收入则高达2445万匹。这只是税收，如果按产量算差距更大，而且唐朝的绢帛在质量也和宋朝相距甚远。“唐绢粗而厚，宋绢细而薄。”

宋朝的农业高度发达，不仅平原大都被开发成农田，山地也大规模开发成梯田，“梯田”这个词就来源于宋代。宋代还大范围兴修水利，使得大量农田变为有良好灌溉条件的圩田，圩田能防旱抗涝，使收获可得到较多保证，成为当时的稳产高产田。宋中期，仅宣州(今安徽宣城)到池州(今安徽贵池)，就有千区以上的圩田。不少圩田达数百顷、上千顷。例如永丰圩、万春圩、陶新圩等，就是这类著名的圩田。
宋代的农具制作不但数量大、质量好，而且品种多。碎土疏土用的铁耙，安装在耧车车脚上的铁铧，除草用的弯锄，在北宋中原和华北地区已普遍使用，说明耕作程序增多，农民对精耕细作更加注意。铁耙、铡刀、镰刀等形制也有改进，轻巧耐用。宋代还发明了更为复杂的农具，例如戽水灌田的龙骨翻车、高转筒车，插秧用的秧马、中耕用的云荡等等，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在育种、育秧，灌溉、粪肥、中耕管理、换茬等方面，宋代相对于唐朝都有了大幅改进，因此亩产大幅提高，两浙路产量最高，苏州一般年成每亩产米二至三石。南宋自四川至长江下游，一般都可产米两至三石，还出现了亩产稻谷六七石（宋代一石约为97千克）的高产记录。
除了粮食作物之外，宋代出现了专业的经济作物种植园，蔬菜、生漆、中药、花卉、水果、甘蔗等等，说明宋代农业生产已经开始面向市场经济组织生产，脱离小农经济的束缚。规模最为庞大的是面向茶叶生产的茶园和面向丝绸生产的桑园，此外还有大量的棉花栽培区。
宋代的手工业也是空前繁荣，中国古代三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在宋代逐渐应用于实际，各种发明创造繁多，其密度基本相当于英国工业革命前期（蒸汽机之前），经济获得迅速发展。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部门，在原料采集、生产过程和产品种类、数量方面，都有显著的进展。各业作坊规模之大，超越了前代。
宋代开始大规模开采使用煤炭（史书中称为“石炭”），河东境内居民、东京开封及其附近城乡的上百万户人家都用煤炭作燃料，官府在许多地方的市场都征收石炭税，或由官府买卖煤炭。由于煤炭的使用，金属冶炼达到全新高度，经济历史学家罗伯特·哈特韦尔指出，宋代的铁和煤的产量几乎与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铁和煤的产量相当。宋朝政府非常重视钢铁业的管理。如著名宋代大V苏轼担任徐州知府期间，于1078年曾献表详细说明，辖区内36座炼铁炉的生产情况，每个炼铁炉都有几百名工人。民国所谓“黄金十年”的钢铁产量，甚至还不如北宋时的水平。在宋朝中国人已懂得用烧煤炼钢，大文豪苏东坡在《石炭》一诗中有着详细的描写。大型企业雇佣数百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军工业聘用八千工人——这已经是重工业规模，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一年为例，达年产一百二十五万吨的水平，而英国于1788年亦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甚至有人感叹道，宋朝距离工业革命，就差一个蒸汽机了。
北宋已经实现了相当规模的城市化。在十六世纪末期的英国，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人口聚集到首都伦敦，使得伦敦人口超过五十万，这在整个欧洲都是绝无仅有的。伦敦规模虽大，但到处都是贫民窟，看起来就像今天的里约热内卢，城市面貌是相当脏乱差，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大便和煤烟混合的酸爽味道。除去伦敦之外，欧洲人口最多的就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威尼斯，达到十万人。而在宋朝，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南京、成都、泉州、广州人口都突破了五十万，破十万的就更多了。在大城市发展的同时，成千上万个镇市也因商业的发达而兴盛起来。大城市都有兴旺发达的商业区，市民拥有丰富多彩的文与休闲以及夜生活，治安也相当良好。
宋朝也是封建社会历史上人口城市化率最高的一个时代。“通都大邑，不耕而食者十居七八”。学者研究显示，北宋的城市人口占20.1%，南宋时达22.4%。而据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分析，南宋鼎盛时期的城市化率可能达到30%左右，而清代中叶的城市化率才7%，还不如春秋战国的水平。（元朝和清朝两个蛮族王朝城市化水平分别相比宋朝和明朝都下降了）
反映北宋都市面貌的“清明上河图”
宋代内河与外海水运发达，使得大范围的商品流通成为可能。宋代的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导致纸币出现。除了内需旺盛之外，外贸也极为发达，宋朝与西夏、辽、金都有大宗交易，并且是世界头号海洋贸易大国。宋高宗在位末年，市舶收入达二百万贯。为保持市舶收入的稳定增长，宋朝有时还派遣使臣出海，招商引资。广州和泉州都是当时世界上有名的大商港，宋朝出产的商品远销日韩、东南亚，并通过一带一路中的海上贸易带远销到中东以及欧洲。

唐朝最高年铸币量为唐玄宗时的32万7千贯。宋朝最高年铸币量为宋神宗时铜币506万贯，铁币为 88万贯。两者相差的近20倍。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30与500的差距。这还不包括宋朝政府发行流通的纸币。而且宋朝还有大量的黄金、白银也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一个国家的货币流通量代表这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与实力。铜钱是足值货币，它本身的价值就超过它的面值。如果一年相差10多倍，十年、百年相差多少倍？
宋朝时期除了中国以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贫穷落后的野蛮与黑暗中摸索——欧洲也不例外。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城里一个看城门的士兵。近年来更有人通过黄金价格折算，计算出北宋的人均GDP达2280美元!这一数据即便是放在今天来衡量也是了不起的成就。虽然这样的计算并不科学，但是史学界公认的看法是，宋朝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50％以上，最高达80％! （2013年我国的GDP才占世界GDP总量的8%）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其他地方最好水平至少富裕一倍!宋朝的富裕首先表现在朝廷的岁入(年财政收入)上。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宋朝经过100年的发展，岁入为1．1613亿贯，神宗变法后最高达1．6亿贯，大约为盛唐的7倍，按照银钱的一般兑换率1贯折合一两白银计算，约合白银1．6亿两(考虑到有宋代铜钱一直紧俏短缺的因素，这一数值可能被大大低估)!即便是失去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亿贯。这是一个怎样的数字呢?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后的万历28年(1600)年，岁入400万两。明末天下大乱，明政府为抵御后金和剿灭农民起义军，先后加派辽、练、剿“三饷”，横征暴敛，每年也仅得1000万两左右。这时距南宋灭亡已300多年，明朝在国土面积远大于宋朝的情况下，年财政收入连北宋的1／10都不到!清朝顺治7年(1650年)岁入1485万两，200年后的咸丰年间，约为3000万-4000万两。而此时中国人口已近4亿，超过北宋2—3倍。直到清朝灭亡前那有限的几年里，在改变征收体制、计算方法和一系列外因的作用下，国家岁入才达到宋朝的水平。
支持宋朝庞大财政收入的不是横征暴敛、竭泽而渔，相反，宋人的生活水平相当高。即便在被宋徽宗胡天胡地折腾了20多年后的北宋末期，真正因为生活不下去而造反的人也很少。（试看《水浒》中的梁山好汉，有几个是因为饥寒交迫才落草的? ）宋朝的财政收入高，是基于宋朝发达的经济，特别是繁荣的商业。以熙宁10年(1077)为例，北宋税赋总收入为7070万贯(不含左藏库、封桩库)，其中农业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 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宋朝堪称当时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化”国家!相比之下，唐朝最鼎盛的时期财政收入不过3500万两。
宋朝是中国经济发展史的一个高峰，虽然国土面积小于汉唐，但是人口数远高于汉唐，在宋徽宗年间，宋朝人口达到一亿人，唐朝巅峰期大概五千万人口，只有宋朝一半。宋朝富裕到什么程度呢？宋朝的GDP至少占全世界的60%以上，甚至有人推测占80%以上。除了宋朝之外的世界头号强国，包括美国以及汉唐时的中国，都没有在经济上达到如此成就。当今世界的头号强国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的峰值是1960年的40%，如今则是24%。
有人说，清朝GDP也高，那有什么卵用啊？话可不能这么说，首先，清朝时，欧洲已经开启了工业化之路，中国还是农业国，农业国的GDP就是靠人口数撑上去的，与工业国之间存在质的差距。其次，宋朝除了人口数之外，经济发达程度远超同时代其他国家，甚至比欧洲提前至少四百年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也就是初步的工业化。宋朝的经济相对于同时期世界其他地方的差别，简直差不多就是美国与索马里的差别。
当然，宋朝财政并不是一开始就匮乏，只是后来冗官冗兵变多后开始财用不足，“初，吴、蜀、江南、荆湖、南粤皆号富强，相继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俭简易。天下生齿尚寡，而养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炽；外无金缯之遗，百姓亦各安其生，不为巧伪放侈，故上下给足，府库羡溢。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但财用不足并不能说明财政收入少，因为一个社会收入与消费是同级别的，财政是否充裕取决于用度的分配方式，财政匮乏并不说明宋朝“积贫”。我们这样说，你能根据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断定它比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落后吗？
有人会说，宋朝靠的是盐税、茶税等禁榷政府专卖来横征暴敛获取高额工商业岁入的，禁榷的范围一般包括盐、酒、茶等，关于这三者的律法也最为重要和完备。宋代还把矾、铁、煤等列入禁榷物品，实际上，宋朝禁榷政府专卖名目多是因为商品经济的繁荣导致的市场商品的丰富和人民生活需求的增多丰富（比如北宋时饮茶之风盛行，人民对茶叶的需求增多），市场商品的丰富和人民生活需求的增多丰富自然会导致政府从中插手，于是禁榷政府专卖名目多，并非所谓“横征暴敛”。就算政府不实行专卖而是任凭百姓自由贸易，宋朝的工商税也降不了多少，后来的明朝专卖制度和宋朝差不多，专卖获利却远不如宋朝。
春秋战国时，农民剩下的产品并不多，而唐宋时农民剩余产品丰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使政府感到有利可图，于是采取了政府专卖从商业中获取利润，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与民争利、与商人争利，当然经过元朝和清朝的文明倒退，社会生产力下降，农民剩余产品减少。唐宋时开始是直接专卖，政府完全垄断这些商品的贸易，但后来认识到应该与商人共利，正如欧阳修所说；“兴利广则上难专，必与下而共之”，于是采取间接专卖的官商共利模式，比如折中法、入中法。所以，宋朝禁榷收入比其他朝代高很正常，因为宋朝商品经济比其他任何一个朝代都繁荣，这不是什么“横征暴敛”。

唐朝首都有140多个行业，宋朝首都有440多个行业。宋神宗时开封就有六千四百多家大中型工商业者，有八、九千家小商小贩。南宋时杭州城外都是“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宋朝的产业结构的多样化、精细化与系统化远远超过唐朝城市。宋朝比唐朝多的每一新兴行业创造的价值是难以估计的。每一个新兴行业的出现，都说明宋朝的蓬勃发展。每一个新兴行业创造的价值也是难以估计的强大。如宋朝新兴产业私人印刷业，把书籍大量翻印买到辽国、高丽、日本等国。宋商人用知识科技给宋朝换来大批利润。唐朝没有私人印刷业，更谈不到出口创汇了。唐宋差距有多大？是140与440的差距。是0与300的差距。
唐朝的南方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是落后的蛮夷之地，所以在唐代文人笔下的南方竟是环境恶劣的“烟瘴之地”，乃“蛮夷之乡”、“化外之国”。唐朝从始至终在南方长江流域没有一座超过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而宋朝的南方长江流域杭州、苏州、成都都是超过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唐宋差距有多大？是“南方地恶”、“江南瘴疠地”与“苏湖熟，天下足”、“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差距。是落后、贫穷与繁荣、富强的差距。
唐朝的奴婢“律比畜产”，宋朝的奴婢是“雇佣良民”。唐朝的佃农、奴婢是奴，宋朝的佃农、奴婢是人。唐朝的农奴像狗一样在市场和驴一起被买卖。“奴婢**，类同畜产”“买奴婢、马牛驰骡驴等，依令并立市券。”他们没有人的自由只是主子的私有财产。 “奴婢、部曲身系于主”、“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他们没有翻身的一天，永远是奴。而宋朝的佃农有人身的自由，“不愿开垦者，即许退田别佃。”他们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地主、商人、将军、官员。从这点可以看出，宋朝在文明程度上相比唐朝有了进步。
奴婢贱口交易在宋代已不合法。贩卖儿童妇女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营生了。按《周礼》，先秦时已有合法的奴婢交易市场，政府设了“质人”一职，“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车辇、珍异”，这里的“人民”，便指奴婢，跟“牛马、兵器、车辇、珍异”一样都是供交易的货物。
东晋时，政府还从奴婢交易中征税。《隋书·食货志》载，“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税率为4%，其中3%由卖家承担，1%由买家承担。
其实在宋代之前，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奴婢贱口”制度，奴婢在法律上被划入贱民，不具备“国民”身份，而是视同主家的私有财产，可以牵到市场上买卖，如《唐律》便明文规定：“奴婢**，律比畜产”；“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贩卖奴婢是合法的，跟你牵头牛到市场上贩卖没有什么区别。
此外，历代都有不合法的人口交易，叫做“略卖人口”，包括略卖良民、将别人家的奴婢拐了贩卖（相当于侵犯别人的财产权）。这种人口买卖是法律不允许的。
入宋之后，奴婢贱口制度开始瓦解，宋代“奴婢”的涵义已不同于之前的“奴婢贱口”，不再是主家的私产，而是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自由民。奴婢与主家的关系也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经济意义上的雇佣关系，法律将这些奴婢称为“女使”、“人力”。雇佣奴婢必须订立契约，写明雇佣的期限、工钱，到期之后，主仆关系即解除。为了防止出现终身为奴的情况，宋朝法律还规定了雇佣奴婢的最长年限：“在法，雇人为婢，限止十年。”也就是说，从前那种合法的奴婢贱口买卖，在宋代已经不合法了。
当然，奴婢贱口制度在宋朝的瓦解有一个过程，大致而言，北宋时尚有良贱制度的残余，所以还有零零星星的合法的奴婢贱口交易；到了南宋时期，良贱制度就基本上消亡了，不再有合法的奴婢贱口交易了。我们说，美国用一场南北战争结束了奴隶制度，宋朝则靠文明的自发演进逐渐告别了奴婢贱口制。可惜这个“去奴婢化”的进程在宋亡之后又中断了，元明清时期均出现了奴婢贱口制的回流。
需要注意的是，宋人在语言习惯上还保留着“奴婢”的说法，也经常将“雇佣”与“买卖”混用。《宋刑统》由于照抄唐律的原故，也存留大量的“奴婢”字眼，容易让不明就里的读者误以为宋代还有奴婢贱口制度。这一点我们在读史时不可不察。其实，南宋人已经说明白了：“《刑统》皆汉唐旧文，法家之五经也。国初，尝修之，颇存南北朝之法及五代一时指挥，如‘奴婢不得与齐民伍’，有‘奴婢**，类同畜产’之语，……不可为训，皆当删去。”

唐与宋更大的差距是人与人的差距，唐朝的印刷术只用于印制佛经而未用于印刷书籍传播文化知识。所以唐朝文盲多，没有多少读书人。宋朝的印刷术广泛用于传播知识，推广文化。所以宋时的中国人读书更容易。所以文盲相对少。宋人自豪的说：“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板本布满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无汉以前耳受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书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唐朝是非学习型社会，宋朝是学习型社会。 “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宋时的中国人比唐时的中国人更有文化、更有教养、更有内涵、更有情趣。更幽雅、更浪漫、更幽默、更爱国。用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话说：“13世纪的中国人似乎比其先人更善感、更浪漫。13世纪的中国人也显示了某种好奇心和扩大了视野，这又是前几个世纪中看不到的。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会使唐代祖先感到惊异。由于其谦虚有礼，富有幽默感，以及其社交的生活趣味和交谈艺术，他们成了中华文明所曾经产生出的最精巧和最有教养的人格类型。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历史中，我们得到的一般印象是：他们能自然而然的自我约束，而且其生活中充满了欢乐与魅力。”
唐与宋最大的差距是文明的差距、文明力量的差距。盛唐虽大，却保持着“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南宋虽小，却奠定了“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唐把中国逐渐的变成蛮夷，宋把蛮夷逐渐的变成中国。唐朝还没到一半就已经让西域、河北、陇右、山东等等这些本是中国传统文明固有的领土统统的蛮夷化。宋朝始终以强大的文明力量君临天下，以经济、文化、政治、科技、艺术、工艺等综合国力，侵略着周遍蛮夷。辽国、女真、西夏、吐蕃、回鹘、大理、高丽、日本等等无不被宋朝文明所征服。蒙古人留给中国的广大疆域就是被宋朝文明所征服的代价。
宋朝矿产业、制瓷业、纺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印刷业、军工业、金融业、饮食业、种茶业、制糖业、酿酒业、建筑业、制盐业、文化产业、娱乐产业等等无一不远远领先于唐朝。唐朝很多地方和宋朝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不止是相差一倍、几倍，而是十几倍，甚至是百倍、千倍。宋朝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是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是一个大爆炸的时代。“钢铁革命”、“燃料革命”、“印刷革命”、“城市革命”、“农业革命”、“商业革命”、“金融革命”、“瓷器革命”等等，何为革命？革命是创新，革命是巨变，革命是质变。唐朝与宋朝的差距不只是量的差距而是质的差距。日本文史家内藤湖南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古代与近代的差距。

在我们的印象中，宋朝农民起义剧烈，一开国就发生了王小波起义，接着又是轰轰烈烈的宋江起义，宋朝爆发了四百多次起义，然而请注意，宋朝的起义都是小规模的，几乎每次起义都不超过一个省，开国时的王小波起义主要是因为进攻四川的宋军掳掠百姓，不是统治者的昏庸无道。很多人认为，《水浒》反映了北宋官府政治黑暗，奸臣当道，官逼民反。某些脑回路特殊的人更是引申到，《水浒》体现了自古以来中国就存在公权力被严重滥用的现象，侵犯了老百姓的私权，使得老百姓没有活路，因此要建立民主制度，把政府权力关进笼子。
这些讨论说的是天花乱坠，但是有一个基本的问题都没有说清，那就是宋江等梁山好汉为什么要反叛。搞清楚他们到底为什么要反叛，才能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你也许会问，这个问题还需要讨论吗，书里不是已经写了，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百姓没了活路，所以宋江们才起来造反吗？

历史的现实真的是这样吗？
《水浒传》是一本演义小说，里面的情节大部分是虚构而夸张的，并不足以采信，必须回到真实的历史中才能看清真相。
1、宋江确有其人，但他手下没有一百单八人，只有三十六条好汉，卢进义(卢俊义)、吴加亮（吴用）、李海（李俊）、阮进（阮小二）均在其中。多出来的七十二人是作者加上去的。再加上身边那帮小兵，顶多也就千把人。
2、宋江在史书中是流寇，打到哪就住哪，根本不是呆在一处地方不动，等待官军的围剿。就像明末的闯王李自成，流窜作战。他们曾先后出现在山东、河北、江苏等地。只是最开始起义的地点是在梁山泊，称“梁山好汉”不足为过。
3、宋江并不是一介迂腐文官，靠着眼泪赚感情。他实际上被官府列为悍匪巨寇，但在老百姓的眼中，他为人勇悍狂侠，好打抱不平、锄强扶弱。
4、宋江根本不是主动接受招安，而是在起义失败后，被迫投降。宋徽宗派海州知州张叔夜前往平叛。张叔夜用千余人伏兵伏击宋江，宋江大败，无路可逃，副首领吴加亮被俘，宋江走投无路，无奈投降政府。
5、方腊起义是比宋江梁山起义大得多的农民起义，宋江接受招安后参加过平方腊的起义，但无任何出彩记录。
宋代名臣李若水的诗歌《捕盗偶成》中写道：
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
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
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
如果单看这段记载，明明是保境为民的张叔夜大人有勇有谋，与流寇斗智斗勇，最后谈笑间把匪徒擒获。然后又悲天悯人不造杀孽，劝导宋江等人改邪归正，为国效力的故事呢！

与一般人的印象相反，宋朝的皇权非常有限，甚至已经很接近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的“君主立宪制”。比如人说宋仁宗“诸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就是说他从来不拿主意，凡是都是内阁官员商议，他们拿出决定之外皇帝再附议就完事了。宋代的诏书尽管都以君主的名义发出，但必须有宰相的副署方能生效。诏书若无宰相之副署，则不具备法律效力，用宋人的话来说，“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北宋初，太祖皇帝曾因为找不到宰相副署，差点连个任命状都签发不了。
一、背景：激进思潮的隐现
唐末五代是一个激烈动荡的历史时期。军阀混战，纲常败坏，饱受苦难的广大人民对走马灯似的政权更迭，已司空见惯。他们的思想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君主并不那么神圣，并不是社会和历史的惟一。正如安重荣所言：“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入宋以来，虽政权稳定，但封建剥削压迫并没有减轻，尤其是均田制破坏后，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土地私有化愈演愈烈；加以士族门阀制度荡然无存，人们的社会角色不再固定，黎民百姓强化了自我、自立意识。
宋仁宗时的一个初冬，开封一带喜获丰收，到处是安乐景象。宋祁来到野外观赏，见到一位老农便上前作揖并问道：“丈人甚苦暴露，勤且至矣！虽然，有秋之时，少则百囷，大则万箱，或者其天幸然？其帝力然？”老农大笑之后，说了一段令人惊骇的话：
何言之鄙也！子未知农事矣！夫春膏之烝，夏阳之暴，我且踦跂竭作，杨芟捽中，以趋天泽；秋气含收，冬物盖藏，我又州处不迁，丞屋除田，以复地力。今日之获，自我得之，胡幸而天也！且我俯有拾，仰有取，合锄以时，衰征以期，阜乎财求，明乎实利，吏不能夺吾时，官不能暴吾余，今日乐之，自我享之，胡力而帝也！吾春秋高，阅天下事多矣，未始见不昏作而邀天幸，不勉强以希帝力也！
言毕，竟扬长而去。
在中国古代史中，像这样珍贵的史料是罕见的。一个天子脚下的普通农民，在正常环境中，面对朝廷高官，随口道出如此有条理、无所顾忌而深刻的言论，简直可以视为宋代农民的宣言。其意义有以下几点：(1)老农先是嘲笑，劈头一句即斥责宋祁提问的观念太鄙陋；接着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不懂农事；义正辞严地批驳之后转身而去，显出不屑与之深谈的神气。哪里是农民应答官员，简直是老人教训后生！(2)老农认为获得丰收完全是自己辛勤劳动的结果，根本不是上天的恩赐，也与皇帝无关；(3)由此看出农民不畏权贵，不迷信上天，不崇敬皇帝，也就是说，所谓至高无上的天和皇帝与他们的幸福并无关系，一切靠自己争取；(4)反映了农民大无畏的精神及充满自信、自强、自尊。这位社会底层农民思想的言论，代表了宋代历史条件下广大农民的新观念，无疑是反正统、反封建的，可以说是一丝激进思潮的曙光。
更有甚者，在南宋初年的江西赣州，我们还发现平民百姓公开谴责皇帝的言行。庄绰路过赣州时，派吏卒购买日常用品，但当地人说他们所带的钱为宋徽宗时铸造，“是上皇无道钱，此中不使！”（注：《鸡肋编》卷下。）将宋徽宗视为无道之君，拒不使用带其年号的货币，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昏君的不满和蔑视。
在思想界也涌动着一股激进思潮。佛教尤其是禅宗，盛行呵祖骂佛，不守戒律，叛离教义，放纵自身，不肯出世而积极入世，可视为冲破宗教思想的篱笆而求解放或另谋生路。在儒学领域内，则流行着疑经变古之风。激进者如刘敞，对经书几乎发起了全面的进攻，皆断以自己的新见解；漆侠先生在《宋学的发展与演变》中说:“疑经是宋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继唐人之后，宋儒对儒经也提出了大胆的怀疑，认为有的经典并非出自孔子之手。欧阳修最先著鞭。”漆侠先生进一步指出欧阳修对儒经的注疏提出诸多批评，改变了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苌、郑玄的局面。宋代学者进一步“摆脱了汉儒以来章句之学的束缚，从自己对儒经理解的实际出发，创造了义理之学，从而成为探索儒经的新途径。”刘敞比欧阳修小十二岁，庆历六年中举之时，欧阳修已经成为文坛盟主，两人后来交情深厚，刘敞为学诸多方面受到欧阳修的启发，在疑经方面则成为后起之秀。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阐述了宋学形成阶段的疑经之风“孙复年代最早，主要活动于天圣、明道、景{;占、庆历年问，是宋学疑传阶段或者说宋学疑传派的代表人物。欧阳修稍晚，主要活动期在庆历、嘉裙年问，是宋学疑经阶段或者说是宋学疑经派的代表。刘敞的年辈最晚，属于疑经派的后起之秀，宋学之疑经思潮到他，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刘敞的疑经精神充分体现在他的论说文中，他不仅置疑儒家经典，对其错误加以批评，而且对于经典矛盾之处力求合理解释，疑经、解经充分体现了他敢于破除成见，积极创新、成一家之言的精神。《礼》为儒家六经之一，历来成为模本，不容置疑。刘敞作《疑礼》一文加以置疑。开篇就说“今之《礼》非醇经也。周道衰，孔子没，圣人之徒合众说而杂编之，至汉而始备。”观点鲜明，铿锵有力。先从整体上批驳“其间多六国秦汉之制，离文断句，统一不明。”再举例子论证:惟《曾子问》一篇最详，而又不信。其问日:“君葬而世子生，则如之何?”对日:“三月而告于祢。”吾疑非仲尼之言也。古者诸侯将薨，无世子，则命贵公子先为之定也。命之定，则后无篡夺之忧，虽愚人亦知其必然，又恶有既殡国君已葬，国人却等待生世子来继承王位，这不符合逻辑且不符合历来政治的实情，刘敞抓住了这种逻辑上的矛盾，以这样万方数据宋型文化视野中的刘敞文章解读205 的例子举一反三而证明了《礼》不是醇经。《天子五门议》也是针贬《礼》的错误。“礼说天子五门，日无应门;有路门，无毕门。”文章以以《诗》、《书》、《礼》、《春秋》的记载来论证其错误，旁征博引，以经典印证经典，突出《礼》记载的错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刘敞不仅置疑《礼》，对于《孟子》的一些论断也加以批评，如《明舜》中批评“刘子曰:孟子之言察而不尽理，权而不尽意。” 虽然刘敞是比较正统的儒家学者，对于孔、孟却不盲从。宋学的疑经风气，始于庆历年间。王应麟《困学纪闻经说》转引陆游言论:“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这种时代风气充分显现在刘敞的文章中。刘敞研究《春秋》“不尽从传，亦不尽废传”，他的《春秋》学远胜前期疑古派孙复，陈植锷言“标志着宋学疑古的视点由传转入经之后，已从疑传派凡传皆谬，唯经是从的绝对化立场转为唯就，不仅体现在疑经上，更体现在解经上。《春秋》微言大义，过于简略，为之笺注者颇多。刘敞破前期成说，力探圣人之原意，让后人更好理解。《治戎论》三篇则是解释《春秋》关于处理外民族关系的言论。上篇开门见山地亮出论点“请问治戎奈何? 日:王者之于天下，言败不言敌;夷狄之于中国，言入不言胜;中国之于夷狄，言胜而不言战。”上中下三篇分别解释这三个论点。经过刘敞深入浅出的论说，《春秋》的主旨变得非常明了。对于经典中一些费解的言行，刘敞立新说，使其变得合理而明白。如《师三年解》对于《周易》中言“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周公征东山，三年而归。”打仗三年本是劳民伤财之事，《周易》却高度评价周公之征，对于这种矛盾，刘敞认为三年不是打仗的时间，“吾以是观之，则三年者，一年而庶之，一年而富之，一年而教之之谓也。”也就是包括战后重建的时间，这为周公这位圣贤的行为求得了圆满的解释。《舜死》为舜远死苍梧而解释，《启疑》中孔子救鲁而使齐、晋、吴、越国四国交战，救一国而乱四国，有悖圣人德行，故为此解释，这些都属于让圣人言行神圣化的文对于不合理的传，刘敞亦如欧阳修对此进行批驳，如《妾为君之长子三年议》中批驳郑玄的传注。“小君为长子三年，妾又为之三年，则安在其能别嫌明统?且不得体君也，难以言礼”，这是针对郑玄《传》中“妾为君之党，服得与女君同”的不合理言论而展开批驳的。刘敞疑经、解经目的是为了创新，他常在文中自称“刘子”，大概也有向慕诸予的意思，想自成一家。《商周二贤赞》、《周二贤赞》等文章反弹琵琶，力创新说，正是他这种白成一家说的体现。如《周二贤赞》对于伯夷、叔齐采薇而饿死于首阳山之定论加以否定，认为没有采薇这么一回事。陈植锷总结刘敞对于宋学的贡献为三方面:自出新意，增字为释，改经就意。并举其《七经小传》对于《论语》一些例子加以了论证，点出刘敞开启了宋代改经的风气。指出“刘敞的《七经小传》，特别是关于《春秋》的五种四十卷著述，无论从质量还是从数量上讲，均超过了孙复的同类著作《春秋尊王发微》以及欧阳修的《诗本义》等经学专著”。又如陆九渊，竟宣扬“六经是我注脚”，将个人的观点凌驾在经典之上，而且“好为呵佛骂祖（即指责孔孟）之说，致令其门人以夫子之道反究夫子”，实属离经叛道。民间异端思想家龙昌期又是一个典型。他以“议论怪僻”而著名，至“以周公为周之贼”。但在家乡四川很有影响，许多知名之士“皆师事之，其徒甚众”。大臣文彦博对他也颇赏识，推荐其做官。宋仁宗让他进上所撰经义后，非但不责怪，反赐五品服及金帛。可见皇帝和部分大臣并不以为非。北宋末年晁说之言：“呜呼！今之士人，好古可谓极矣。乃独于六经之义，鄙弃先儒而日逞，后生锐气，角为新说，不知其何以邪！”由此可知，宋代思想界并没有绝对的权威不可侵犯。推而广之，在政治上也没有哪个人是绝对的权威：“天下唯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是以私于其亲与故者”。所指正是皇帝本人。至南宋末年，更激进的民间思想家邓牧反对所有的专制君主，指出：“天生民而主之君，非有四目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固可为也。”毫不客气地撕下了君主神圣的面具。在人格等方面，他们认为与皇帝在某种程度上应是平等的。建炎南渡时，朝廷曾有令“禁止士大夫搬家”，引起士大夫的强烈不满：“议者咸云：‘天子六宫过江静处，我辈岂不是人！’”臣都是人，都有保护家人的责任和与家人团聚的权利，皇帝不应独享此特权。

广大在野的知识分子不甘寂寞，参政议政的意识空前高涨。参政表现在科举制的完善与开放后，取士不问乡贯门第，贫寒之士通过努力便可入仕实现抱负。议政表现在草泽上书、直言极谏朝政得失乃至皇帝本人，或者是著书立说流传于世，或者是集体清谈咳唾风云。京东郓州士子，即以谤议官政而闻名全国：“郓俗，士子喜聚肆以谤官政。”更有狂狷之士，敢于冒犯宰相。宋真宗时曾逢大旱，有位叫王行的“狂生”高踞宰相王旦路过的亭子上，指着他大叫：“百姓困旱，焦劳极矣！相公端受重禄，心得安邪！”随手投出一物击中王旦头部。王旦则以“言中吾过，彼何罪哉？”释而不论。
以上事实，尽管有的属个案，但仍能使我们看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历史营造出一个相对宽松的思想、政治环境，从而使人们敢于放言，趋向激进。对宋代皇权的最重要约束，首先来自宋儒的“共天下”政治理念。请听听一位叫做刘黻的南宋御史怎么说：“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在家天下时代，这话似乎很是“大逆不道”，但实际上，“天下为公”、“共治天下”乃是宋代士大夫的共识，连皇帝也不敢公然否认。南宋初，有位叫做方廷实的御史也告诉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南宋宰相杜范也说：“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皇帝独揽权纲的情况，在宋儒看来，是不正常的，宋孝宗朝因为“事皆上决，执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惧顾望”，理学家徐谊上书面谏：“若是则人主日圣，人臣日愚，陛下谁与共功名乎！”孝宗皇帝也不能反驳他。
如朱熹说：“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33]蔡戡讲：“惟人君者，要当以天下为公。”一旦皇帝偏袒皇亲国戚，外朝官员往往上奏叫喊：“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立。”[34]如果皇帝一意孤行，士大夫常常上疏指责：“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35]对于这类言论，皇帝在原则上一般表示赞同。如宋高宗向大臣表白：“治天下，蔽以一言，曰公而己，朕亦安得而私！”[36]据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记载，宋孝宗之所以“圣德日新”，是由于他懂得：“天下是天下之天下。”
如曾肇说：“帝王号令，务要简大。若夫立法轻重，委曲关防，皆有司之职，非帝王之务。”[41]皇帝对于这类言论，通常并无异议。如宋太宗不止一次地说：“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42]宋真宗自称：“朕未尝专断。”他完全赞成这样的主张：“陛下除礼乐征伐大事之外，其余细务，责成左右。”[43]宋仁宗表示，政令“不欲自朕出”，而要“付之公议”。[44]于是，在君主专制前提下，形成了分权格局：“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45]皇帝越俎代庖，士大夫往往反对：“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1《帝德》）如果妨碍宰相履行职责，反响更加强烈：“天子而侵宰相之权，则公道已矣。”
南宋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参加殿试时的一篇长篇对策（全文超过一万字），其中一段话：
臣闻公道在天地间，不可一日壅阏，所以昭苏而涤决之者，宰相责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责，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权，则公道已矣。三省枢密，谓之朝廷，天子所与谋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于中书，昔人谓之斜封墨敕，非盛世事。国初三省纪纲甚正，中书造命，门下审覆，尚书奉行，宫府之事无一不统于宰相。是以李沆犹以得焚立妃之诏，王旦犹得以沮节度之除，韩琦犹得出空头敕以逐内侍，杜衍犹得封还内降以裁侥幸。盖宰相之权尊，则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
然或谓比年以来，大庭除授，于义有所未安、于法有所未便者，悉以圣旨行之。不惟诸司升补上渎宸奎，而统帅蹿级、阁职超迁，亦以寅缘而行恩泽矣。不惟奸赃湔洗上劳涣汗，而选人通籍、奸胥逭刑，以钻刺而拜宠命矣。甚至闾阎琐屑之斗讼、皂隶猥贱之干求，悉达内庭，尽由中降。此何等虮虱事，而陛下以身亲之。大臣几于为奉承风旨之官，三省几于为奉行文书之府。臣恐天下公道自此壅矣。
景祐间罢内降，凡诏令皆由中书、枢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张公道者如此。今进言者，犹以‘事当间出宸断’为说。呜呼！此亦韩绛告仁祖之辞也。朕固不惮自有处分，不如先尽大臣之虑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谕绛者何说也！奈何复以绛之说，启人主以夺中书之权，是何哉？宣和间创御笔之令，蔡京坐东廊专以奉行御笔为职，其后童贯、梁师成用事，而天地为之分裂者数世，是可鉴矣。臣愿陛下重宰相之权，正中书之体，凡内批必经由中书、枢密院，如先朝故事，则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文天祥此段策论的核心意思，是说，国家的执政权归于宰相，因为宰相由选举（科举也是一种选举）产生，代表着“公道”；而君主虽身份尊贵、地位崇高，却不可“侵宰相之权”。实际上，这也是宋人的共识：君主当垂拱而治，以执政权付宰相，以监察权付台谏。换言之，宋人是反对君主专权的。北宋韩绛曾劝宋仁宗收揽权柄，被仁宗拒绝，二百年后还受到文天祥的抨击。

宋代相权比前代有所加强，表现在以宰相为首的外朝官员能够比较有效地防止皇帝滥用权力，以致皇帝不能过分偏袒皇亲国戚，历史上不少朝代（比如汉武帝）用以分割外朝权力并凌驾于外朝之上的内朝在宋代大体上不存在。汉武帝后期。当时，“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丞相空有其名，“无能有所匡言”。[8]其原因在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信任由其亲属和亲信组成的名叫尚书的内朝，并用内朝分割以宰相为首的外朝的权力。而宋代大体无内朝，这就是宋朝皇权受限的标志，宋朝的皇帝并不是没有实权，但皇权已受到宰相等机构的约束，诏书需要皇帝和政府机构都同意才能执行。
正因为公天下、共治的政治理念活跃在宋儒的心里，北宋理学家程颐才会理直气壮告诉皇上：“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所谓“天下治乱系宰相”，体现在政体上，就是“政事由中书”。具体的施政流程，杜范宰相说得很清楚：“凡废置予夺，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给事中）、舍（中书舍人）得以缴驳，台（御史）、谏（谏官）得以论奏。”
有着共治天下自觉的宋儒还萌发了明确的士大夫结党意识。我们知道，在官方政治话语习惯中，“朋党”一直是一个贬义词，跟“朋比为奸”几乎同义，儒代士大夫则开始从正面去解释朋党在政治中的意义，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都曾或著文或答皇帝问为朋党正名，宋儒也大大方方用“吾党”称呼同道。宋儒这种对朋党的新认识，同样为共治天下的自觉所诱发。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这背后的国
家治理逻辑，就是先儒所说的舜“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建官为贤，位事惟能”，舜之
圣明，即体现在这里。而这样的“朋党论”与朋党的存在，当然不利于君主独裁，不为专制
君主所喜，后世雍正皇帝就特别写了一篇御制《朋党论》，驳斥欧阳修的“异说”，还杀气
腾腾说，“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斥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所幸宋代君主都没有太强烈的专制意图，或者说，即使他们有专制之意，也被宋儒抵制住了。虽然，在理论上宋代皇帝保留着最后的决策大权，可以直接颁布圣旨，但在实际的权力运作过程中，宋代已形成皇帝诏书“非经二府者，不得施行”的惯例。“二府”为政事堂与枢密院，是宰相机构。若“不由凤阁鸾台（宰相机构），盖不谓之诏令”，意思是说，如果皇帝绕过政府，直接发号施令，将是不合法的。对这种不合法的“诏书”，臣下则有权进行抵制。宋度宗因为“今日内批，明日内批”，老是绕过宰相机构下发“批示”，破坏“权归人主，
政出中书”的惯例，御史刘黻便上了一道奏疏，不客气地告诉皇上：政令“必经中书参试，
门下封驳，然后付尚书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
有人说宋代政府机构设的机关更多，通过权力制衡削弱了宰相的权力，实际上，多机构分权反而使皇帝受到更多约束，要更多的机构同意皇帝的诏书才能施行，另一些分权措施与削弱相权基本无关，主要目的在于减轻宰相负担。如宋太宗设立审官院，其出发点主要是：“事众，宰相不能悉领理。”[60]淳化二年（991）设立审刑院，用意与此相似。李焘早已指出：“岂能分中书权，省其事耶！”此后宰相对重大案件，并非一概不管。《宋史·职官志·刑部》讲得很明白：“中书以奏，天子论决。”另一类如沿袭前朝旧制，不许宰相私第接见宾客之类，也不能笼统地称为削弱相权。这类措施不是为了妨碍宰相正常行使权力，目的仅仅在于防止相权变质，即宰相由佐天子蜕变为挟天子。宋太祖确实降低了宰相礼仪，但这不代表削弱相权，而且这是宋朝初年，天下为公的意识还没形成。

宋代官员并不是这么说说而已，而是常常这么做的，比如北宋仁宗朝的宰相杜衍，对皇帝私自发下、要提拔某人当某官的诏书，一概不予通过，“每积至十数，则连封而面还之”。皇帝也拿他没办法，只好称赞他“助我多矣”。类似的例子在宋代不胜枚举，我们可以再举二例：
宋仁宗想提拔皇后的兄长张尧佐当宣徽使，但在廷议（类似于内阁部长会议）时未能通过。过了一段时间，仁宗因为受了张皇后的枕边风，又想将这项人事动议再提出。这日临上朝，张皇后送皇上到殿门，抚着他的背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皇上说：“得，得。”果然下了圣旨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谁知跑出一个包拯出来，极力反对，说这个动议不是前阵子已经被否决了的吗？皇上您怎么可以推翻前议？“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最后仁宗只得收回成命。回到内廷，张皇后过来拜谢。帝举袖拭面，埋怨道：“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南宋时，孝宗皇帝是个围棋爱好者，内廷中供养着一名叫做赵鄂的国手，有一次，赵鄂自恃得宠，向皇帝跑官要官，孝宗说：“降旨不妨，恐外廷不肯放行。”大概孝宗不忍心拒绝老棋友的请托，又给赵鄂出了个主意：“卿与外廷官员有相识否？”赵鄂说：“葛中书是臣之
恩家，我找他说说看。”前往拜见葛中书，但葛中书告诉他：“你是我家里人，依情分我当周全，但实在有碍祖宗法度，技术官向无奏荐之理。纵降旨来，定当缴了。”赵鄂又跑去向孝宗诉苦：“臣去见了葛中书，他坚执不从。”孝宗也不敢私自给他封官，只好安慰这位老棋友：“秀才难与他说话，莫要引他。”
按说，张尧佐是皇后的哥哥，皇帝的大舅子；赵鄂终日陪皇帝下棋，与孝宗关系极好，他们要讨个官当还不容易？但由于宋代的法度（如祖宗法）、机制（廷议）、政体（政归中书）能够有效限制君主权力，皇帝想要公器私用还是不那么容易的。
除了前述廷议的权力运行机制，对宋代君权构成约束的法度也值得一说，举其要者，可归为三类：
一为“誓约”。据《宋史·曹勋传》及南宋笔记的记述，宋太祖曾立下一份誓约，藏于太庙，要求嗣后皇帝“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我认为这可以理解为宋室开国皇帝与上天的立约，作为祖宗法传之后代，是宋之“大宪章”。宋代帝王也基本上都遵守这一“大宪章”，可用苏轼的一段话为证：“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宋代第一个年号）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长官，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有人会说：“这不是连贪官都不能杀了吗？”当然，这只是说不以言杀人，贪污还是要杀的。
宋太祖杀文臣的记录：酒坊使左承规、副使田处岩以酒工为盗，坐弃市
庚寅，供奉官李继昭坐盗卖官船弃市。
己未，商河县令李瑶坐赃杖死
八月癸巳，蔡河务纲官王训等四人坐以糠土杂军粮，磔于市。
癸丑，职方员外郎李岳坐赃弃市。
戊午，殿直成德钧坐赃弃市。
己未，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赃杀人，弃市。
甲戌，光禄少卿郭巳坐赃弃市。
九月壬辰，仓部员外郎陈郾坐赃弃市。
癸未，监察御史杨士达坐鞠狱滥杀弃市。
改元开宝。大赦，十恶、杀人、官吏受赃者不原。
壬辰，监察御史闾丘舜卿坐前任盗用官钱，弃市。
庚午，太子洗马王元吉坐赃弃市。
河决澶州，通判姚恕坐不即上闻，弃市。
乙酉，殿中侍御史张穆坐赃弃市。
秋七月己未，右拾遗张恂坐赃弃市。
辛巳，杀右拾遗马适。
乙巳，太子中舍胡德冲坐隐官钱，弃市。
庚午，太子中允李仁友坐不法，弃市。
知桂阳监张侃发前官隐没羡银，追罪兵部郎中董枢、右赞善大夫孔璘，杀之，太子洗马赵瑜杖配海岛；侃受赏，迁屯田员外郎。
宋太宗杀文臣的记录：丁未，宋州观察判官崔绚、录事参军马德休并坐赃弃市。
癸未，诏太平兴国元年十月乙卯以来诸职官以赃致罪者，虽会赦不得叙，永为定制。
戊戌，忠州录事参军卜元干坐受赇枉法，杖杀之。
己丑，殿前承旨王著坐监资州兵为奸赃，弃市。
九月丙午，以岁无兵凶，除十恶、官吏犯赃、谋故劫杀外，死罪减降，流以下释之，及蠲江、浙诸州民逋租。
己酉，汴河主粮胥吏坐夺漕军口粮，断腕徇于河畔三日，斩之。
司门员外郎王延范与秘书丞陆坦、戎城县主簿田辩、术士刘昂坐谋不轨，弃市。
乙亥，郑州团练使侯莫陈利用坐不法，配商州禁锢，寻赐死。
监察御史祖吉坐知晋州日为奸赃，弃市。
乙未，秘书丞张枢坐知荣州降贼，弃市。
宋真宗杀文臣的记录：己丑，曹州民赵谏、赵谔以恐喝赃钜万伏诛。
甲寅，诏：宜、柳、象州、怀远军死罪以下，非十恶、谋故斗杀、官吏犯枉法赃者，并原之。
二为“国是”。这是君主与士大夫集团共同制订的“基本国策”，先秦楚庄王曾有“愿相国与诸侯士大夫共定国是”之语，宋代的“国是”也是秉承这一传统而来，用南宋初宰相李纲
的话说，“古语有之云：‘愿与诸君共定国是’。夫国是定，然后设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
素定之谋，下无趋向之惑，天下事不难举也。”“国是”一旦定下来，对皇帝、对廷臣都有
约束力，皇帝想单独更改“国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三为“条贯”、“条例”，即一般制度。传说宋太祖曾传令制作一熏笼，过了好几天还不见送来，不禁发了火，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左右说：“这事要先下尚书省，尚书省下本部，本部下本寺，本寺下本局，覆奏，又得旨，走完这些程序，熏笼才可制造，所以慢了几天。”太祖大怒说：“这么麻烦的条贯是谁订出来的的？”左右说：“可问宰相”。太祖便将宰相赵普叫来质问：“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可买一薰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赵普答道：“这条贯不为陛下而设，而是为陛下子孙所设。这样，后世君主倘若想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就有台谏约束。此条贯深意也。”太祖转怒为喜，说：“此条贯极妙！无熏笼是小事。”
誓约、国是、条贯，可以说都是限制皇权的立法——至少有限制皇权的成分。这即使不是绝无仅有的，也是在秦后其他朝代所难见到的。事实上，宋代历任皇帝，不管是贤或是不肖，都做不到像前朝秦始皇、汉武帝、光武帝，后世朱元璋父子、康熙、雍正、乾隆那样独揽权纲，倒是大体上能“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当然也有个别例外）。所以我认为，皇权专制线索发展至宋代时，出现了一个明显沉降的走势。

有宋以来，北宋仁宗时期的中国文明程度远远高于当时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宋朝在当时蛮夷、异族的眼中是天国，是伟大的国度。尤其在日本人的眼里，宋人是最优秀的人、最高贵的人。不仅如此，宋朝人每到亚洲各地必然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宋朝人到高丽，“是宜高丽人迎绍之日，倾国耸观而欢呼嘉叹也！”宋朝人到印尼爪哇、苏门答剌二岛，“中国贾人至者，待以宾馆，饮食丰洁。”…… 就性福指数而言，这是个最值得中国男人扬眉吐气的时代。因为，当时许多日本少妇来到宋代中国，遇到宋朝美男子便甘愿主动地热情地献身，目的是生下后代，来给日本改良人种。据《清波杂志》记载:“倭国（日本）一舟飘泊在（宋）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日本）少女、贵妇悉被发，遇中州（中国）人至，择端丽者以荐寝，名‘度种’”。除日本女人外，回鹘女人也愿意向宋人借种。洪皓在《松漠纪闻》记载:“回鹘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时，有入居秦川为熟户者。女未嫁者先与汉人通，有生数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种类。媒妁来议者，父母则曰，吾女尝与某人某人昵，以多为胜，风俗皆然。今亦有目微深而髯不虬者，盖与汉儿通而生也。”这则历史是说在宋朝时回鹘的年轻女子未嫁前有与宋朝汉人先“同居”的传统。回鹘人以此为自豪，在嫁女儿时回鹘的父母们会自豪的宣扬说:“我女儿曾和哪个汉人同居生活过”并以与汉人同居人越多越为荣耀。这是回鹘的风俗。所以回鹘的后代有大量的混血儿，他们都是宋代汉人的后代。读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日本人为何如此高看宋人？为何以把自己的美女献给宋朝男人为荣？这一切缘自宋朝当时的国际地位、宋朝的文明程度。宋朝无论是经济、文化、科技等等无不遥遥领先于世界。这是中外共识。著名历史学家漆侠先生曾指出:“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历史教授杨渭生先生也认为:“两宋三百二十年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是座顶峰，在世界古代史上亦占领先地位。”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也认为:“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曾说:“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宋朝）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 日本宋史学家宫崎市定更认定:“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时代。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然而由于宋代文明的刺激，欧洲文明向前发展了。”宋朝的文明深深的影响了世界。宋朝首都开封，比唐朝首都长安更加繁华，更加开放。“八荒争凑，万国咸通。”“万国舟车会，中天象魏雄。”这是当时《清明上河图》的真实写照。在宋朝来中国的异族，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远远超过唐朝。唐朝的外国人大都来自亚洲西域、阿拉伯、朝鲜、日本。而到宋朝除了这些地方还扩大到非洲、欧洲等地。宋朝比唐朝是更加开放的，宋朝的商业活动、商业氛围无疑比起唐朝高几个档次。

元王朝从草原带入的制度及其影响，深刻地重塑了宋后中国的历史。择其大者，介绍如下——
“家产制”的回潮。本来宋人已有“天下为公”的政治自觉，就如一位宋臣告诉宋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天下非君主私有，而为天下人共有。而来自草原的统治者则将他们所征服的土地、人口与财富都当成“黄金家族”的私产，推行中世纪式的“投下分封制”，“投下户”即是草原贵族的属民，有如魏晋—隋唐时代门阀世族的部曲农奴。
“家臣制”的兴起。宋人相信君臣之间乃是一种公共关系：“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君臣之间，“各有职业，不可相侵”。入元之后，这种公共性的君臣关系被私人性的主奴关系代替，臣成了君之奴仆，许多大臣甚至需要入宫服役。在主奴关系下，君对于臣，当然也是生杀予夺，想廷杖就廷杖，就如惩罚自己的奴隶，一位明朝的观察者说：“三代以下待臣之礼，至胜国（元朝）极轻。”
“诸色户计”的诞生。我们知道，宋代实行募兵制，人民已基本上不用服兵役，劳役亦不多见，差役也开始折钱结算。入元之后，征服者却按草原旧制，推行全民当差服役的“诸色户计”制度：将全体居民按职业划为民户、军户、站户、匠户、盐户、儒户、医户、乐户等等，职业一经划定，即不许更易，世代相承，并承担相应的赋役。
“驱口制”的出现。宋朝基本上已废除了奴隶制，但元朝征服者又从草原带入“驱口”制度，使奴隶制死灰复燃。所谓“驱口”，意为“供驱使的人口”，即在战争中被俘虏之后、被征服者强迫为奴﹑供人驱使的人口。元朝的宫廷、贵族、官府都占有大批“驱口”，他们都是人身依附于官方或贵族私人的奴隶。
“匠籍制”的推行。宋朝的官营手工业多实行“和雇制”与“差雇制”，“和雇”是指从劳动力市场上招聘工匠，作为雇主的政府与工匠是平等且自由结合的雇佣关系；“差雇”则带有强调征调性质，但政府还是需要按市场价向工匠支付工值。元朝却将全国工匠编入匠籍，强制他们以无偿服役的方式到官营手工场劳动。
“路引制”的恢复。汉唐时，人民如果要出远门，必须先向官方申请通行证，叫做“过所”。宋人则拥有迁徙之自由，不再需要什么“过所”。但元朝又实行“路引制”来限制人口的流动性，元会典中有一项立法，叫做“路人验引放行”：“凡行路之人，先于见住处司县官司具状召保，给公凭，方许他处勾当。……经过关津渡口，验此放行，经司县呈押；如无司县，于尉司或巡检呈押；无公引者，并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户亦验引，明附店历。……违者，止理见发之家，笞二十七下。”商民出门远行、投宿，必须持有官方开具的“文引”，类似于介绍信，才准许放行、住店。
“籍没制”的泛滥。籍没，即官府将罪犯的家属、奴婢、财产没收入官。秦汉时，籍没制颇盛，但至宋代时，籍没的刑罚已经很少适用，并严格控制适用，如宋孝宗的一项立法规定：“自今如有依法合行籍没财产人，并须具情犯申提刑司审覆，得报，方许籍没。仍令本司常切觉察，如有违庆，按勃以闻，许人户越诉。”入元后，籍没制度又泛滥起来，如忽必烈的一道诏书说：“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论诛之，且没其家。”这当然是财产权观念发生退化的体现。
肉刑与酷刑的制度化。自汉文帝废除肉刑之后，黥（刺面）、劓（割鼻）、刖（斩足）、宫（割势）等肉刑已基本上不用，宋代承五代之旧，保留刺面之刑，但劓、刖、宫一直不敢恢复。元朝则将肉刑入律，如“盗牛马者劓”。陵迟等惨烈的酷刑，在宋代只是法外刑，极少应用，在元朝则正式编入法典，代替绞刑成为元代死刑的两种执行方式之一，陵迟开始泛滥化，致使中国法制出现野蛮化的趋势。
“人殉制”的死灰复燃。人殉作为一种远古的野蛮蒙昧风俗，在汉代以来的中原王朝已经基本消失，只有零星的自愿殉葬。北方的契丹、女真等草原部族还存在着人殉之俗，这应该是社会未完全开化的体现。元朝贵族是否保留人殉，史无记载，但元廷鼓励民间殉葬行为则是毫无疑义的，《元史》载：“大同李文实妻齐氏、河南阎遂妻杨氏、大都潘居敬妻陈氏、王成妻高氏以志节，顺德马奔妻胡闰奴、真定民妻周氏、冀宁民妻魏益红以夫死自缢殉葬，并旌其门。”在这一恶俗中成长的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即恢复人殉之制。
“海禁”的设立。中国的“海禁”之设，也是始于元朝。元廷统治中国不足百年，却先后实行过四次“海禁”，“海禁”期间，商民不准出海贸易：“禁私贩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海外商贸只能由官府出资的“官本船”垄断。这一点，跟宋朝鼓励和保护民间商船出海贸易大不一样。
　太宗时，置榷署于京师，诏诸蕃香药宝货至广州、交阯、两浙、泉州，非出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其后乃诏：“自今惟珠贝、玳瑁、犀象、镔铁、ＰＺ皮、珊瑚、玛瑙、乳香禁榷外，他药官市之余，听市于民。”
　　雍熙中，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蕃。商人出海外蕃国贩易者，令并诣两浙司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入其宝货。淳熙二年，诏广州市舶，除榷货外，他货之良者止市其半。大抵海船至，十先征其一，价直酌蕃货轻重而差给之，岁约获五十余万斤、条、株、颗。太平兴国初，私与蕃国人贸易者，计直满百钱以上论罪，十五贯以上黥面流海岛，过此送阙下。淳化五年申其禁，至四贯以上徒一年，稍加至二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为役兵。
这只是禁止走私，只要经官府许可就可出海贸易
说宋朝海禁的人北宋的是以“禁止走私”，南宋的以“禁止海路”“禁止私营”“禁止铜钱外流”来偷换“闭关锁国”。高丽的通商口岸因为顾虑，由山东改至宁波。
那份资料的意思显然是要像晚晴那样列强把持海关，商船军舰铁路想到哪就到哪，那种瓜分狂潮美国因为来迟要求的“门户开放”才不是“闭关锁国”，也就是说他意思是丧权辱国是打开国门基础。
“宵禁”的重现。宋代之前的城市有“宵禁”之制，宋朝时“宵禁”制瓦解，出现了繁华的夜市。但元代又恢复了“宵禁”，入夜之后，禁钟响起，即不准居民出行、饮宴、点灯，“看守之人，巡行街市，视察禁时以后，是否尚有灯火，如有某家灯火未熄，则留符记于门，翌晨传屋主于法官所讯之，若无词可藉，则处罚。若在夜间禁时以后，有人行街中，则加以拘捕，翌晨送至法庭”。
治理体系的粗鄙化。元廷君臣的文化层次跟宋人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导致元人无法继承宋朝发达而繁密的治理体系，比如在法制领域，诚如民国法学学者徐道邻先生所指出：“元人入主中原只后，宋朝优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坏，他们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学，取消了刑法考试，取消了鞠谳分司和翻异移勘的制度。”粗鄙治理体系的特点是税率超低，政府只能维持最简陋的形态，用孟子的话说，这叫做“貉道”；以现代的眼光审视，那种简陋的政府根本无法在历史转型期组织社会与经济的革新。
可以看出来，元朝征服者从草原带入的制度具有明显的中世纪色彩，它们的推行，意味着“唐宋变革”开启的近代化方向发生了逆转。
有人说，历史是前进的，这只能说是总体趋势，中途会发生波折，正如恩格斯指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地发展，摧毁了大批生产力”。这是在地球上所有的游牧民族征服文明民族后结果的规律，在游牧民族统治的时代里，文明出现数百年的漆黑断层，或者文明最终完全改变原来的轨迹与方向。总之，经过游牧民族的破坏，没有文明能得到顺利的延续，即便经过支离破碎后重新续上的文明却也因失去的生命力衰落或与其他文明的竞争中最终沦亡为二三流的文化!古罗马被游牧民族征服后，西欧经过了数百年的文明断层，才从阿拉伯人手里取回了自己的文明，这就是一个游牧民族导致的文明倒退的鲜明例子。《世界通史》的作者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论述，游牧民族的每一次成功入侵都会造成文明的大倒退，对中国同样也不类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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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来解释李约瑟难题，中国传统科技为什么会落后于西方呢？这不应该怪中国传统科技本身，而应该怪宋明两朝的昏君奸臣（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徽宗、变法派蔡京、晚年的宋理宗、因堕胎药先天痴傻的宋度宗、贾似道、明熹宗、魏忠贤），他们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使国家被游牧民族灭亡，那些天真可爱无知的游牧民族只知道掠夺财物，却不知道自己自身民族性已经淡化，而且使汉族的文明倒退了，从而影响了中国传统科技的发展。这种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程朱理学的束缚对科技发展速度的影响，另一个是海禁和闭关锁国对与西方科技交流的影响。宋代的思想流派可谓百花齐放，理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学派而已，北宋时期影响较大的有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二苏的“蜀学”、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南宋以来,学派更是众多,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和在浙江地区形成的浙学（又称永嘉学派、浙东事功学派，注重经世致用、扶植工商），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熹的学说受到朝廷的排斥，宋朝有时推崇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宋神宗、绍圣以后的宋哲宗、宋徽宗、执政后的秦桧），有时多学并行（秦桧死后的宋高宗、宋孝宗），有时打压理学（执政后的秦桧、韩侂胄），有时扶植理学（执政前的秦桧、宋理宗），但不管朝廷政策如何，宋朝文化兴盛，每个学派都能生存以至于复兴（比如理学曾遭受打压，后来又复兴），理学家因为文化兴盛大多是大儒，会研究科技，如朱熹本人就研究科技，研究过日食月食、雷雨的形成，皇帝也不可能为了控制思想像汉武帝那样独尊一家，因为宋朝随着文明的进步，有了天下为公的自觉，皇权也开始受限制，但是这些被天真可爱无知的元蒙古人破坏了。元蒙古人的天真可爱无知使他们一度废除科举、打压文人、破坏文化，虽然元仁宗恢复了科举，但已经因为对文化的巨大破坏而达不到宋朝学派百花齐放的高度，而是定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当然，元蒙古人导致的文明倒退对科学技术的影响是滞后的，因为虽然元朝从元仁宗开始也定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但元朝重武轻文，且把汉族列为三四等级，使程朱理学无法充分发挥束缚作用，在明朝程朱理学、八股文的束缚才显示出来：明朝开始思想束缚严重，程朱理学辨析过于详细，“言之太详，析之太精” ，又谈论天理太多而不怎么谈实学，格物致知也只是为了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探寻更好地认识天理“穷究事物道理，致使自心知通天理”，使人们只会陷于训诂记诵词章之学，繁琐地解释儒家经典，追求细枝末节而不注重经世致用，过分推崇虚文而鄙薄实行，科技发展迟缓，后期王阳明心学以及李贽的言论等的出现削弱了程朱理学的束缚（王阳明心学并非我们印象中的空谈心性，它是注重经世致用的，如“体究践履，实地用功”、“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功”、“居官临民，务在济世及物”），再加上西方传进的科技，使科技迅猛发展，出现了《天工开物》、《本草纲目》、《乐律全书》、《农政全书》等著作，科技世界领先，可明朝晚年的昏君奸臣毁了这个机会，他们使清军入关，导致了第二次文明倒退，加重了程朱理学、八股文的束缚，垄断了程朱理学的解释权，还破坏了大批文化，而使中国丧失了这一历史机遇。即使科技发展速度被影响了，如果与外界科技保持正常交往，科技也不会如此落后，可这种影响也中断了与外界科技的正常交往：中国的“海禁”之设始于元朝，元廷统治中国不足百年，却先后实行过四次“海禁”，“海禁”期间，商民不准出海贸易：“禁私贩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海外商贸只能由官府出资的“官本船”垄断。这一点，跟宋朝鼓励和保护民间商船出海贸易大不一样。明朝开始继承了蒙元的海禁，但后来逐渐向外开放，可满清入关后，统治者实行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中断了同西方科技的交往，把这个机会也断送了（文科生不要这么写，你们就按官方标准写，否则考试会扣分；我不是说程朱理学本身不好，毕竟程朱理学中大儒也有研究科技的，如朱熹本人、方以智，而是说它当时被用来束缚人，文化不兴盛使小儒变多，于是它自身的特点使肤浅的小儒流于空谈而不顾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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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在宋代文明湮灭之后才兴起的民间曲艺，“包公戏”的故事几乎都是草野文人编造出来的，他们在舞台上重建的宋朝司法情景，完全不符合宋代的司法制度。如果以为“包公戏”展现的就是宋代的司法过程，那就要闹出“错把冯京当马凉”的笑话了。现在我们有必要来澄清被“包公戏”遮蔽的宋朝司法传统。
【宋代司法重不重程序？】
“包公戏”中的包拯，是一个权力大得吓人的法官，集侦查、控诉、审判、执行四权于一身，一桩案子，明察秋毫的包公往往当庭就问个清楚，然后大喝一声“堂下听判”，义正词严地宣判后，又大喝一声“虎头铡侍候”，就将罪犯斩首了。有一些学者据此认为，“这种权力混同行使的现象一直是我国古代司法制度所无法突破的障碍”，“正是中国传统司法迟迟不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原因”。
问题是，“包公戏”展现的完全不是宋代的司法制度，因为宋朝司法特别强调“分权与制衡”。为实现“分权与制衡”，宋朝的立国者建立了一套非常繁琐的司法程序。首先，侦查与审讯的权力是分立的，宋代的缉捕、刑侦机构为隶属于州、路衙门的巡检司，以及隶属于县衙门的县尉司，合称“巡尉”，相当于今天的警察局，其职责是缉拿、追捕犯罪嫌疑人，搜集犯罪证据、主持司法检验等，但按照宋朝的司法制度，他们不可以参与推勘，更不能够给嫌犯定罪。宋初的一道立法规定：“诸道巡检捕盗使臣，凡获寇盗，不得先行拷讯，即送所属州府。”
案子进入州府的庭审程序之后，先由一名法官审查事实，叫做“推勘”。这位推勘官将根据证人证言、证物、法医检验、嫌犯供词，将犯罪事实审讯清楚，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至于犯人触犯的是什么法，依法该判什么刑，他是不用管的。被告人画押之后，便没有推勘官什么事了。但如果审讯出错，则由他负责任。
这一道程序走完，进入第二道程序。由另一位不需要避嫌的法官，向被告人复核案情，询问被告人供词是否属实，有没有冤情。这道程序叫做“录问”。如果被告人喊冤，前面的庭审程序推倒重来，必须更换法庭重新审讯。这叫做“翻异别勘”。如果被告人未喊冤，那进入下一道程序。
案子的卷宗移交给另外一位独立的法官，这名法官将核查卷宗是否有疑点，如发现疑点，退回重审；如没有疑点，则由他根据卷宗记录的犯罪事实，检出嫌犯触犯的法律条文，这叫做“检法”。推勘与检法不可为同一名法官，这就是宋代特有的“鞫谳分司”制度。宋人相信，“鞫谳分司”可以形成权力制衡，防范权力滥用，“狱司推鞫，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
检法之后，将案子移交给一个判决委员会。判决委员会负责起草判决书，交委员会全体法官讨论。若对判决没有异议，则集体签署，将来若发现错案，所有署名的法官均追究责任。这叫做“同职犯公坐”。对判决持异议的法官，可以拒不签字，或者附上自己的不同意见，这叫做“议状”，日后若证实判决确实出错了，“议状”的法官可免于问责。
判决书必须获得全体法官签署，才可以进入下一道程序：送法院的首席法官（即知府、知州）做正式定判。首席法官定判后，还需要对被告人宣读判词，询问是否服判。这时被告人若称不服判，有冤要伸，那么将自动启动“翻异别勘”的程序——原审法官一概回避，由上级法院组织新的法庭复审，将前面的所有程序再走一遍。原则上刑案被告人有三次“翻异别勘”的机会。
如果被告人在听判之后，表示服法，那么整个案子告一段落，呈报中央派驻各地的巡回法院（提刑司）复核。巡回法院若发现疑点，案子复审。若未发现疑点，便可以执行判决了。但如果是死刑判决，且案情有疑，则必须奏报中央法司复审。
宋代刑事司法程序之繁复、严密，堪称历代之冠，即使在今日看来，也会觉得过于“繁琐”。包拯要是像“包公戏”表演的那么断案，毫无疑问，属于严重违反司法程序，早就被台谏官弹劾下台了。遗憾的是，恰如民国法学学者徐道邻先生所指出：“元人入主中原之后，宋朝优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坏，他们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学，取消了刑法考试，取消了鞠谳分司和翻异别勘的制度。”生活在元明清时期的小文人，已完全不知道宋代繁密的司法程序设计，只能凭着自以为是的想象编造包公审案的过程。
【大义灭亲与司法回避】
为了无限拔高包公执法如山的高大全形象，后人还创造了一个大义灭亲、不近人情的包公故事：包公的侄子包勉，为萧山县令，因贪赃枉法被人检举，奉旨出巡的包拯亲审此案，查明真相后，下令铡死亲侄子。京剧《赤桑镇》《铡包勉》演的就是这个故事。
有人以《赤桑镇》《铡包勉》为样本，著文批判：“法官担任与自己案件有牵连的裁判官，如果他有道德自律性，能够‘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的裁判案件的话，都会被冠以‘青天’的美誉。这正体现中国人从古至今一直关注的是诉讼裁判结局的公正性——实体正义，而忽略了法律程序和司法裁判过程的正当性——程序正义。”
编造出“包公铡侄”故事的旧时文人，与将“包公铡侄”行为当靶子的今日学者，其实都误以为传统司法制度不讲究亲嫌回避，才会出现大义灭亲的司法官，只不过前者将“大义灭亲”吹捧为美德，后者视“大义灭亲”为司法回避程序的缺失。然而，所谓的包公铡侄案决不可能发生在宋朝。
包拯生前留有一条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他的子孙也确实没有辱没祖宗，子包绶、孙包永年都居官清正，留有廉声。包拯显然并没有一个成了贪污犯的侄儿，又何须大义灭亲？
即便包拯确有侄子犯罪，也轮不到包拯来大义灭亲。因为宋代司法特别讲求亲嫌回避，在司法审判的各个环节，都设置了非常严格而周密的回避制。
宋朝法院如果受理了一起诉讼案，在开庭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核定回避的法官。所有跟诉讼的原告或被告有亲戚、师生、上下级、仇怨关系，或者曾经有过荐举关系者，都必须自行申报回避。如果有回避责任的法官不申报呢？许人检举、控告。不用说，这自然是为了防止法官的裁断受到私人关系、私人情感影响，出现假公济私、公报私仇的情况。实际上也可避免发生亲铡侄儿之类的人伦悲剧。如果包拯的侄儿因为贪赃枉法而被告上法院，那包拯首先就得提出回避，决不可能亲自审讯此案。
不但与诉讼人有亲嫌关系的法官需要回避，在一起案子的审判过程中，负责推勘、录问、检法的三个法官，也不能有亲嫌关系，否则也必须回避。而且，法律还严禁推勘官、录问官与检法官在结案之前会面、商讨案情，否则“各杖八十”。
如果是复审的案子，复审法官若与原审法官有亲嫌关系，也需要回避；对隐瞒回避义务的法官，处罚非常严厉。甚至上下级法官之间也要回避——即有亲嫌关系的法官不能成为上下级。
这样的司法回避制度，可以说已经严密得无以复加了。那些批判传统司法制度欠缺程序正义的人，显然是将戏说误当成历史了。
宋亡之后才批量出现的“包公戏”，实际上跟宋代司法制度已毫无关系，顶多只能反映元明清时期的一部分司法观念与实践而已。借助“包公戏”批判传统司法模式是大而无当的，因为“包公戏”实际上遮蔽了发达的宋代司法文明。我写此文的目的，是为揭破这层遮蔽，重新发现优良的司法传统。

【“那厮你怎么不跪”】
在所有的“包公戏”中（包括今人拍摄的《包青天》电视剧），都不约而同地这么表现包公审案的情景：诉讼两造被带上公堂，下跪叩首，然后整个过程都一直跪着。比如元杂剧《包待制智勘后庭花》讲述，王庆等人被带到开封府审问，众人跪下，王庆不跪，包公喝道：“王庆，兀那厮你怎么不跪？”王庆说：“我无罪过。”包公说：“你无罪过，来俺这开封府里做什么？”王庆说：“我跪下便了也。”遂下跪。
跪礼在宋代之后，含有卑贱、屈辱之义。“跪讼”的细节，当然可以理解为官府对于平民尊严有意的摧折。有论者就认为，“在（古代）司法实践中，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诉讼……涉讼两造（包括其他干连证人等）一旦到官受审，不仅要下跪叩首，而且还要受到‘喝堂威’的惊吓”。这一制度的设定，是为了“使涉讼之人在心理上有了自卑感”。
但宋代的司法是否真出现了要求讼者下跪的制度呢？笔者曾检索多种宋朝文献与图像史料考据过这个问题。结果发现，不管是《名公书判清明集》《折狱龟鉴》《洗冤录》等司法文献，还是《作邑自箴》《州县提纲》《昼帘绪论》等宋代官箴书，均找不到任何关于诉讼人必须跪着受审的记录。
倒是《折狱龟鉴》“葛源书诉”条载，宋人葛源为吉水县令，“猾吏诱民数百讼庭下”，葛源听讼，“立讼者两庑下，取其状视”。《折狱龟鉴》“王罕资迁”条载，宋人王罕为潭州知州，“民有与其族人争产者，辩而复诉，前后十余年。罕一日悉召立庭下”。《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的一则判词称：“本县每遇断决公事，乃有自称进士，招呼十余人列状告罪，若是真有见识士人，岂肯排立公庭，干当闲事？”
从这几起民讼案例不难发现，宋朝法官开庭听讼时，诉讼人是立于庭下的。那么“站着听审”到底是个别法官的开恩，还是宋代一般诉讼情景？
据官箴书《州县提纲》介绍的州县审讼“标准化”程式：“受状之日，引（诉讼人）自西廊，整整而入，至庭下，且令小立，以序拨三四人，相续执状亲付排状之吏，吏略加检视，令过东廊，听唤姓名，当厅而出。”可知，宋朝平民到法庭递状起诉是用不着下跪的。
朱熹当地方官时，曾制订了一个“约束榜”，对诉讼程序作出规范，其中一条说：州衙门设有两面木牌，一面是“词讼牌”，一面叫“屈牌”，凡非紧急的民事诉讼，原告可在词讼牌下投状，由法庭择日开庭；如果是紧张事项需要告官，则到“屈牌”下投状：“具说有实负屈紧急事件之人，仰于此牌下跂立，仰监牌使臣即时收领出头，切待施行。”“跂立”二字表明，民众到衙门告状无须下跪。
那法官开庭审理时，诉讼人又用不用跪着听审呢？按《州县提纲》的要求，开庭之际，法吏“须先引二竞人（诉讼两造），立于庭下。吏置案于几，敛手以退，远立于旁。吾（法官）惟阅案有疑，则询二竞人，俟已，判始付吏读示”。朱熹的再传弟子黄震任地方官时，也发布过一道“词讼约束”，其中规定：法庭对已受理的词讼，“当日五更听状，并先立厅前西边点名，听状了则过东边之下”。可见宋代法庭审理民事诉讼案，并未要求诉讼人跪于庭下。
跪着受审的制度应该是入元之后才确立起来的。清人撰写的官箴书，已经将“跪”列为诉讼人的“规定动作”了，只有取得功名的士子乡绅，才获得“见官免跪”的特权。“包公戏”的编剧们，显然是将元明清时期的庭审制度套到宋人身上去了。
【包公包办了所有诉讼案？】
我们看“包公戏”或“包公案”小说，还会发现一个细节：人们到开封府诉讼，不管是大案小案，还是刑事民事，都由老包一个人审理，仿佛偌大一个开封府，只有包青天一个法官，顶多有一个公孙策在幕后赞襄。
但实际上，北宋开封府设置有庞大的司法机构，其中的判官、推官、司录参、左右军巡使、军巡判官、左右厢公事干当官，都负有司法之职能，其主要职权便是审理刑事案与民事诉讼。百姓到开封府告状，通常是左右军巡院受理，开封知府不过是统率一府之公事而已。如果每桩案子都要包公亲审，以宋代的健讼之风，且“开封为省府，事最繁剧”，老包得像孙悟空那样有分身之术才行。
这其实是宋代司法专业化的体现：国家建立了一个专业、专职的司法官队伍来处理司法。不独作为国都的开封府如此，其它的州郡一般也都设有三个法院：当置司、州院与司理院。有些大州的州院、司理院又分设左右院，即有五个法院。当然一些小州则将州院与司理院合并，只置一个法院。每个法院都配置若干法官，叫做“录事参军”“司录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主管当置司的推官、判官，他们的主要工作也是司法。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都是专职的法官，除了司法审案之外，不得接受其它差遣，即便是来自朝廷的派遣，也可以拒绝，“虽朝旨令选亦不得差”。
而且，宋朝的司法官在获得任命之前，必须通过司法考试。这个司法考试，宋人叫做“试法官”，由大理寺与刑部主持，两部相互监督，以防止作弊，并接受御史台的监察。“试法官”每年举行一次或两次，以神宗朝的考试制度最为详密：每次考六场（一天一场），其中五场考案例判决（每场试10～15个案例），一场考法理。案例判决必须写明令人信服的法理依据、当援引的法律条文，如果发现案情有疑，也必须在试卷上标明。考官逐场评卷。考试的分数必须达到8分（不知总分是不是10分），且对重罪案例的判决没有出现失误，才算合格。必须承认，这个司法考试的制度已经非常严密、详备了。
可惜宋人开创的高度发达的司法体系，以及司法专业化的历史方向，并未为后面的朝代所继承，元明清三朝的司法制度，退回到非常简陋、粗糙的状态，如明代的府一级（相当于宋代的州），只设一名推官助理讼狱，而清代则连推官都不设置，府县的司法完全由行政长官兼理。长官力不从心，只好私人聘请刑名师爷襄助。《三侠五义》中的公孙策，其实就是清代艺人根据当时的刑名师爷形象塑造出来，北宋并没有公孙策这一号人物，宋代的州府也没有所谓的“师爷”。师爷，是行政幕府制度发展到明清的产物，又称“幕友”。而宋朝恰恰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不设行政幕府的王朝（军政幕府还有保留）。以前许多学者都是从强化中央集权的角度来解释行政幕府制度在宋代的消失，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便会发现，宋朝已经在地方建立了专业化的行政、司法机构，当然不需要行政幕府赞襄。
韦伯称：“（大意）传统中国的官吏是非专业性的，是士大夫出任的政府官员，是受过古典人文教育的文人；他们接受俸禄，但没有任何行政与法律的知识，只能舞文弄墨，诠释经典；他们不亲自治事，行政工作是掌握在幕僚之手。”这个论断可能符合明清的情况，却完全不合宋朝之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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