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 史浩与宋金和战——以德顺之败和隆兴北伐为中心[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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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史浩与宋金和战——以德顺之败和隆兴北伐为中心[第1页]

作者:大宋哲宗赵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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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楼

以上就是史浩列举的理由。下面，我们将这些理由深入分析一下。
第一，战机问题。绍兴三十二年，由于前一年完颜亮被杀，金世宗通过政变刚刚即位，所以金朝统治集团内部还充满矛盾，另外由于完颜亮为准备北伐而滥用民力、大肆剥削，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兴起了契丹族、汉族一系列大规模的农牧民起义，“海陵晚年，肆虐日甚，宗室大臣悉被诛，国人莫有固志，及将用兵，又借民间税五年，民益怨愤。是时中原豪杰立起，大名王友直、济南耿京、太行陈俊，倡集义众，而契丹之后耶律窝斡亦兴于沙漠”①，“时金主褒新立，山东、河北豪杰蜂起，耶律诸种兵数十万据数郡之地，太行山忠义耿京、王世隆辈，皆欲挚地还于朝。金惧，亟请和”②。不难看出当时金朝局势极为混乱，既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又有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斗争，所以这时应该是南宋北伐的最佳时机，然而到了第二年，金世宗早已镇压了国内的农牧民起义，稳固了国内局势，并确立了自己的统治权威，金朝政局已经稳定，即史浩说的金世宗“犹有法制维持”局势，南宋选择在这时北伐，已错过了最佳时机，是很难成功的。所以，史浩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
第二，兵将问题。史浩认为，南宋缺少精兵强将，不能进行北伐。事实是，当时的南宋已没有像高宗朝的岳飞、韩世忠、吴玠等善于指挥的将领了，当时最重要的将领要属后来在隆兴北伐中担任前军主帅的邵宏渊和李显忠以及西北战场的主帅吴璘了，但是他们不要说是与岳飞，即使是与韩世忠、吴玠也不能相提并论。从后来隆兴北伐的事实来看，邵宏渊因李显忠比自己战功高而嫉妒，在李显忠与金军激战时，竟不予援助，实是只顾自己私利、不顾大局的庸将；而李显忠虽能征善战，但不足以担当方面大将，且资历较浅，难以服众；吴璘虽与其兄吴玠齐名，但他的战功以及军事指挥才能与其兄还相差甚远，王曾瑜先生曾对吴氏兄弟的战功与军事才能有过精彩的论述：“人们谈论川陕保卫战，往往以吴玠与吴璘并称，这也并不确切。吴璘只是吴玠生前重要助手之一，确非唯一副手。故吴玠死后，吴璘并未继任川陕大军统帅，而是与杨政、郭浩分领川陕大军。吴玠之有吴璘、杨政，与岳飞之有王贵、③张宪相似。吴璘亲自统军之后，前有剡湾之大捷、后有德顺之大败，显然不足与其兄齐名。”可见，这时的南宋确实没有出众的将领，而且由于高宗长期实行苟且偷安的妥协政策，使得南宋军政腐败、士卒不精，军队的战斗力大幅度下降，所以南宋在这样军事人才凋零、军备不修的情况下是不适合北伐的，王夫之就说：“孝宗初立，锐志以图兴复……顾当其时，宋所凭借为折冲者奚恃哉？摧折之余，凋零已尽。”④清代著名史家赵翼《廿二史札记》又云：“使有韩、岳诸人以训练之兵讨离携之众，自当大有克捷。而诸宿将已无在者，仅一刘锜老病垂死，吴璘亦暮气不振，所恃李显忠、邵宏渊辈，望轻才薄，才得灵、虹，至宿州辄大溃，于是三京终不可复”⑤，一针见血地指出南宋北伐的失败是由于兵将原因造成的。由此看出，史浩的观点也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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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宇文懋昭：《大金国志》，齐鲁书社，2002年，第122页。
②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11431页。
③王曾瑜：《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④王夫之：《宋论》，中华书局，1964年，第203页。
⑤《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第554页。

第三，财力问题。史浩认为，南宋由于财力匮乏，禁不起大规模的北伐战争。那么，当时南宋财力如何呢？
由于史料的缺乏，隆兴北伐前的南宋具体的财政状况不易得知，但淳熙二年（1175），大臣龚茂良概述了自绍兴至乾道时期的财政状况，这有利于我们推测隆兴北伐前的财政状况，龚茂良说：
朝廷所急者财用，数十年来，讲究措置，靡有遗余，而有司乃以窘匮不给而言。臣因取其籍，披寻本末源流，具见积年出入之概。大抵支费日广，所入不足以当所出之数。至绍兴十七年所积尽绝，每岁告阙不过二百万缗，至二十四年以后，阙至三百万缗；而乾道二年阙六百余万缗尔。后确有征收鹾钱色目粗可支吾。有司失职，无以为计，专指南库兑贷给遣。臣复讲求南库起置之因，期间经常赋入盖亦无几，而属者支费浩瀚，约计仅可二三年之用。若继今撙节调度，可无仓卒不给之患。①
龚茂良所讲，主要是户部财赋收支情况，他讲此话之时正是封桩财赋数达到南宋最高额的时期，可知当时财政上一方面是户部财计困窘不堪，另一方面朝廷又积存了相当数量的财赋。综合二者，可知财政上紧张状况并未完全解除。淳熙年间是南宋政局最稳定、经济最繁荣、财政状况最好的时期，这时财政状况尚且如此，那么刚刚经过完颜亮南侵的北伐前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而隆兴初准备北伐时，也确实显示出南宋窘迫的财政状况。当时，张浚要北伐，而督府乏用，为解决军费问题，竟要向百姓摊派。后史浩与陈康伯以辞职相胁，才使得孝宗打消了这一念头。但孝宗又“给虚告五百道”②，通过卖官鬻爵的方式暂时解决了军费问题。
最后，战术问题。史浩认为张浚的北伐战术有误。那么，他说的是否合理呢？
张浚欲将全国军队分为川陕、山东两路进攻金朝，可以说犯了兵家之大忌。第一，两路出师，一在川陕，一在山东，两军相隔千里，彼此不能互相应援，且易被敌人各个击破；第二，不从中路荆襄出师，使中原金军能够分出兵力支援其他战场；第三，更为危险的是，将兵力集中川陕、山东，中间腹心地带荆襄地区空虚，且直接暴露在敌人面前，这种“两边重、中间轻”的“哑铃状”兵力部署方式，犹如一人将双臂张开，把胸膛露在对手面前，实为自取败亡。若金军从中原南下，直击荆襄，则南宋必然回军增援。因为荆襄地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一旦有失，危及南宋存亡。对此，南宋有识之士多有论及，如刘子翚说：“今日国家暂保江左形势之地，若缓而甚急者，荆襄是已。荆襄西通秦蜀，东连吴会，北踞汉沔，昔人以为用武之地。故三国战争皆出于此，得之则强，失之则弱。”③洪咨夔也说：“天下大势，首蜀尾吴，而腰膂荆襄，自昔所甚重也。”④不仅宋人，连蒙元方面也在攻宋战争中认识到荆襄的重要性，郭侃就曾向忽必烈建议：“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驱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⑤所以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总结荆襄重镇襄阳的重要性道：“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得之，可以并东南。”⑥因而，如果金军一旦出兵攻击荆襄地区，即史浩所说的“警动两淮、荆口”，南宋势必会回军支援，而北伐也注定失败。所以，史浩指出的北伐战术的失误，既不是危言耸听，夸大其词，更不是阻挠北伐，苟且偷安，而确实是在仔细分析张浚的进兵计划后提出的真知灼见。
综合以上分析，史浩所提出的反对北伐的理由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说明当时南宋确实没有能力进行北伐。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当时其他反对北伐大臣的言论来证明史浩的理由并不是耸人听闻。如督府准遣李椿认为，当时南宋“储备不丰，将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练，节制未允”，与史浩一样，指出了南宋财力不足和缺少精兵良将的问题。韩元吉“以长书投浚”说：“今旧兵惫而未苏，新兵弱而未练，所恃者一二大将；大将之权谋智略既不外见”，与史浩不约而同地指出兵将问题。另外，“参赞军事唐文若、陈俊卿，皆以为不若养威观衅，俟万全而后动”⑦，都认为南宋现在实力未备，不同意北伐。可见，史浩的确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反对北伐的，其理由也是充分的。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史浩务实的政治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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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著撰人：《皇宋中兴两朝圣政》，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2030－2031页。
②楼钥：《攻愧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
③刘子翚：《屏山集》卷7《论时事札子八首代宝学泉州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④洪咨夔：《平斋集》卷9《召试馆职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⑤宋濂：《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3525页。
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第3484页。
⑦周密：《齐东野语》，中华书局，1983年，第27－28页。

煦煦，这些我都抱到阿昚家去了哈

哥，我回来了。

这几天是孝宗专场么？

是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