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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关于王安石变法的一些评论文章[第1页]

作者:tomd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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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贴说明：这些都是转贴，如果有文章与本文重复，请版主删除相关贴子。

仁宗皇帝对于王安石曾经相当欣赏，多次准备提拔他的官职，都被王安石谢绝了。这是导致王安石名声极盛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这也是王安石一生中最重要的谜团。但是，当王安石以一位官声极佳的地方官，真的来到京城时，仁宗皇帝很有可能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其原因是很小的一件事情：
有一次，仁宗皇帝在皇家宫苑里宴请一些臣子，当时，做了一个轻松的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自己到御池中去钓鱼，然后，由皇家的御厨用钓上来的鱼，做每个人想吃的菜。这肯定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提议，大家兴致勃勃地拿上鱼钩和鱼饵去钓鱼。只有王安石，心不在焉地坐在一张台子前，在沉思中，一粒一粒地把眼前盛在金盘子里的球状鱼饵全部吃光。最后，在众人的一片惊讶声中，表示自己已经吃饱了，虽然不知道吃的是什么。这使皇帝认定，此人是一个虚伪矫情的伪君子。皇帝的理由是：一个人可以不喜欢钓鱼，也可能会在漫不经心中错吃了几粒鱼饵；但他不可能稀里糊涂地吃掉整整一盘子鱼饵（8）。我们知道，西方文化史中，时常会记载一些哲人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时，作出过许多稀奇古怪的举动。对此，只能由每个人作出自己的判断。
仁宗皇帝在将王安石召回京城时，一个极大的可能是要委之以重任的。但是，在二人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其他不愉快的情况下，王安石事实上是被冷处理了。这从他精心撰写的“万言书”呈交皇帝后，便无声无息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其起因，很有可能就是这一次莫名其妙的“鱼饵”事件。
有一次，王安石的朋友与王安石的夫人谈天，王夫人抱怨自己根本无法知道相公究竟喜欢吃什么菜。那位朋友认为很奇怪，他觉得王安石特别喜欢吃鹿肉丝。原因是，当天中午吃饭时，他亲眼看到王安石将一盘子鹿肉丝吃得干干净净。王夫人问道：“那盘鹿肉丝当时放在什么位置？”朋友回答说：“在王安石眼前。”王夫人说：“那么你们明天把鹿肉丝放得远一点试试。”第二天吃饭时，大家将鹿肉丝放得远了一点，将另外一盘菜摆在王安石眼前。结果，王安石将眼前的菜，吃得干干净净。饭后问起来，他根本不知道刚才的桌子上还有一盘鹿肉丝（9）。
在衣着上也大致如此。一次洗澡时，王安石的一个朋友用一件干净的衣袍，换走了王安石的脏衣服。想看看他如何反应。谁知，王安石根本不反应，穿上就是。人家问他穿的谁的衣服，他茫然不知衣服已经换过了（10）。
从这些事例判断，将此人的此类举止作为心理分析的对象，感觉上好像比作为道德批判或者价值批判的对象，来得更合适一些似的。
有些事情，颇能表现王安石的为人与私德：
王安石的吴氏夫人是位胖太太，大约也不算美貌。有一次，她自说自话为丈夫置了一个
小妾。可能是想给丈夫一个惊喜的意思，白天她对此事只字未提，晚上临睡时，才让这女子梳妆好了前来侍候。王安石大吃一惊，问来者所欲何为？就是说，他不知道一个美貌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半夜到他的房子里来是想干什么。女子将夫人的意思讲给安石听，安石相当严肃地仔细盘问起来。这女子告诉他：自己的丈夫将一船官麦沉船失却，倾家荡产后仍然不足以偿还官债，所以自己被丈夫卖掉好还债。安石问：“共卖得多少钱？”女子回答：“九百缗。”就是九百贯钱的意思。按照购买力折算，大约是今天不到二十万元人民币的样子。安石听后，命该女子回她自己房间安歇。第二天一早，立命将该女子丈夫找到，让他把自己的妻子领回去。并且不必退钱（11）。
王安石少好读书，而且“一过目终身不忘”。写文章时下笔如飞，初看似不经意，完成后，读者无不叹服其精妙。更兼此人口才了得，史书记载说：安石 “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据说，他经常能够在众多反对者面前，旁征博引，雄辩滔滔，自圆其说而令人哑口无言。最后，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就是说，这是一个慷慨果敢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对自己非常自信，立志要改造这个世俗的世界。这种志向，可能是形成于他的青少年时期。有资料显示，安石虽然少有才名，但由于父亲一生只是一个中下级官吏，需要供养全家十口人，因此，家庭状况相当困窘。甚至在安石已经成年之后，大约十八、九岁时，还时常需要到山上采集野菜为食（12）。这种青春成长期反差较大的情形，可能对于我们了解此人特立独行的性情，会有所帮助。

关于与司马光之间的关系，王安石的说法是：与君实――司马光字君实，相处得既好，时日又久，只是对事情的看法每每不同，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常常各异。
司马光的看法则悲观得多：安石待我历来淡薄，我因为和他几次同事的缘故，私心里总有些眷眷的同僚情分。
不管怎样，这样两位道德文章堪称泰山北斗似的人物，最后毕竟决裂了。不但决裂，而且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形成了一场真正的悲剧。
对于大宋帝国来说，这个悲剧的意义特别现实地摆在眼前：在这两面大旗之下，整个帝国的士大夫阶级公开决裂为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由开始的主义之争、道义之争，迅速蜕化为权力之争。而伴随着权力的争夺，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政治道德不断堕落。两派政治力量全部丧失了理性与伦理的约束，飞快地向着黑暗的深渊坠落，然后，在肮脏的泥沼里，像野兽一样互相撕咬。直到帝国官场完全失去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帝国的上空充斥着邪恶的气息。最后，整个帝国便裹挟在这邪恶中，大踏步地走向无可挽回的崩溃。
很难说，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有一个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细节，常常被历史学家们忽略。
公元1067年，即宋英宗治平四年正月，可能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英宗皇帝，在位不到四年就死去了。皇太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这个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细节，发生在他做了皇帝之后。有一天，二十岁的年轻皇帝身穿全副戎装来看皇太后，那应该是相当英姿勃发的一种装束。皇太后果然很喜欢小皇帝的英武挺拔，但是，却告诫年轻的皇帝：“你如果能够永远不贪军功，就是天下臣民的福分。”这两代人的不同表现，宿命般地预示了帝国未来的命运。
神宗皇帝身着戎装，的确表明了他对文治武功的向往，表明他对于国富兵强的渴望。不过，眼下不但谈不上这一切，就连惯例之下的开销都已经难以为继了。这使刚过二十岁的皇帝心绪格外恶劣。
事情起因于朝廷将要举行的春季祭天大典。本来，按照惯例，每次春季祭天大典完成后，都要赏赐给文武百官银两绸缎，表示皇家对诸位一年辛苦的一点意思，也包括了对开春以后，新一年的拜托之意。事实上，这可能已经成为一种类似今天年底发放双薪，或者年终奖金性质的一笔支出。不到实在过不下去的地步，这笔钱的确不是可省则省的。然而如今，国库已经到了真正空虚的地步，因此，皇帝下决心要免去这笔赏赐，把不好意思变成没有意思。以此为皇家节省一笔开支。

这套制度短期来看的确不错，时间一长，则一塌糊涂。
百姓一旦应募为兵，便被输入官府军籍。这些入了军籍的人们，行不得经商，居不得为农，生老病死皆不许脱籍为民，妻子儿女全部都要仰食于官府。于是，兵营里便到处都是老弱病残之兵。这种兵，一旦开战，如何上得了战场？于是，再大量招募精壮之兵。就这样，太祖开宝年间，禁、厢军部数为三十七万人；太宗至道年间增至六十六万；真宗天禧年间为九十一万；仁宗庆历年间为一百二十五万；到此时，神宗皇帝登基前不久，已经到达一百四十万有零。我们耳熟能详的梁山泊好汉――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所教练的八十万禁军，盖源出于此。
帝国禁军属于中央正规军，其士兵每年的军饷军粮，通扯合计为每人五十缗钱。这里的缗，指的是一千钱，作为钱币的计量单位时，和贯的意思差不多。以当时的购买力折算，五十缗大约不到今天的一万元人民币，供养全家一年的花销，不算富裕。厢军则为地方部队，其士兵的军饷军粮还要再少一些，大约为三十到三十五缗，约合今日的六千元人民币左右。这些仅仅是平日养兵所需，还不包括战时的后勤保障、转运、赏赐、组织动员、损耗、管理等等。因此，到神宗皇帝登基时，每年军费开支约四千八百万缗，时人估计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20）。这个数字很有可能是保守的。
军队人数众多，并不一定与能打仗呈正相关的关系。相反，冗兵与以文制武的国家政策和军事制度相结合时，战斗力便根本无从谈起。于是，大宋帝国军队极少打胜仗的灰败纪录也就自不待言。积弱之说盖出于此。
而太祖时期设计的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与科举、恩荫、荐举等选官制度结合起来以后，则演变出了大批量的冗官。据说，当时有官有职而没有差遣的人，占到了官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这也就是说，在帝国的所有官员中，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属于冗官。为了安排这些已经有了官、职和每年继续涌进来的新官员，帝国绞尽脑汁地发明新差遣、新官位，于是就有了我们另一个很熟悉的形容词，叫做“叠床架屋”。这些叠、架起来的冗官们与帝国慷慨的高薪制度相结合，在催生出大宋帝国灿烂的经济文化之花时，也耗费了以千万计的俸禄。资料显示，神宗皇帝登基之前，两万五千名帝国正式在编的官员，和――我们找不到准确数字，据估计在二、三十万左右――的吏员，每年需要支出的俸禄，大约在一千二百万缗钱（21）。
其中，以宰相和枢密使为例：他们的俸禄收入包括：正俸，相当于基本工资；添支，相当于资历或年资工资；职钱，相当于职务工资；衣赐，相当于服装补贴；茶酒厨料，相当于伙食补贴；饲刍，相当于交通补贴；薪炭，相当于取暖补贴；还有七十个人的随从衣粮，相当于安全保卫兼威风摆谱津贴。其总数大约为一万缗钱上下，差不多合一万亩土地的出息，大约相当于今日二百万元人民币左右。我们知道，拥有宰相官位的人可远远不止三、五个人。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节度使的待遇是最高的，大约比宰相还要高出三分之一左右，而拥有节度使待遇的人，比拥有宰相官位的人，又要多出许多。有一种说法认为，宋朝宰相的官方收入大约至少是明朝宰相――首辅的五倍以上。
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宋朝由于缺乏数目字管理，其国家财政收支状况相当混乱。部分史家倾向于相信，北宋时期的国家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在六千三百万到六千八百万缗钱之间。上述官、兵两项，已经开支六千万缗；神宗皇帝时期的皇家开支大约为每年七百二十万缗；单单是这样几笔开支，已经导致入不敷出的财政赤字了。但是，还有必须花的几笔钱：祭祀天地祖先的费用是：景德年间六百万，皇钓年间一千二百万，几年前的治平年间，四年不到是一千三百万；最后还有两项令帝国君臣最不好意思的开支：每年必须“赏赐”给辽国五十万两匹银绢，必须“赏赐”给西夏二十七万五千两匹银绢，两项合计七十五万五千两匹银绢。这笔钱数目不算大，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多一点（22）。不过，每当君臣为了钱不够花而心情灰恶时，这两笔钱所带来的耻辱感就格外强烈，不但令帝国臣民，更令皇帝本人颜面扫地，格外闹心。

帝国积贫之说，盖源出于此。
二十岁的皇太子赵顼登基前后，帝国财政状况大抵如此。其积贫积弱之势已成定局，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史书记载说，这位皇太子天性好学，读书或者研讨学问时，常常废寝忘食，皇帝不得不
派内侍去制止他。他的老师在讲习经史时，他会率一同听讲的弟弟们行大礼拜之，中外为之感动，交口赞之曰：贤。他继位之后，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就是说，他不图享受，不贪女色，励精图治，希望大有作为。而且，这位皇帝的心地相当善良、宽厚。这些，可能是后世史家对他评价颇高的原因。甚至有人认为，宋神宗赵顼虽然生长在深宫之中，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杰出而英明的君主（23）。
神宗皇帝的确颇想有所作为。他曾经广泛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希望能够找到富国强兵的道路。遗憾的是，他听到的那些劝告，特别是那些元老重臣们的劝告，经常令他感到失望和沮丧。比如，他向德高望重的富弼征询有关边防的事宜，这位当年曾经支持过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的老宰相忠告他说：“陛下如果能够二十七年口不言兵，亦不重赏边功，则国家幸甚。天下幸甚。”
之所以请陛下二十七年口不言兵，是因为老宰相与皇帝对话时，恰好距离庆历新政过去了二十七年（24）。
这和皇帝的期望实在相去太远。年轻的皇帝怎么也无法理解，何以泱泱大国却要如此卑躬屈膝地面对契丹与党项人。特别是党项人的西夏小国，既小又穷，似乎根本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国家，怎么居然也能够让大宋帝国颜面扫地，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应该说，很有可能这是皇帝迅速疏远这些老臣，转而去寻找更加志同道合的支持者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根本就是这些元老重臣们，将王安石推到了皇帝的面前。因为，所有这些人全都语重心长地告诫皇帝，要他爱养民力，要他布德行惠，要他选贤任能，要他疏远奸佞，要他持重安静，要他恪守祖宗成法。唯独没有人告诉他：眼前已经快要过不下去了，怎么办？大宋帝国积贫积弱的状况怎么扭转？泱泱华夏该如何重振雄风？怎么样干掉西夏蕞尔小国？怎么样夺回我燕云十六州？怎么样让我中原大国扬眉吐气？没有人能够告诉他、甚至愿意和他讨论所有这一切。只有王安石知道答案，只有王安石和他想着同样的问题，只有王安石雄辩滔滔、充满激情地告诉他：陛下，这一切是可以做到的。不要说汉唐盛世，只要君臣一心，便是再现尧舜，又有何难哉？不过在一振作间耳（25）。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刚刚二十岁出头的神宗皇帝还有可能做出别样的选择吗？
何况王安石所说的那些，相当难以辩驳。
比如，就以上面提到的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争论为例。王安石的观点，在理论上显然是正确的。不增加税赋而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有很多，早已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所证明，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改进生产条件以增加生产等等皆属此类。事实上，王安石所推行的青苗法也是类似的一个相当高明的方法。据说，青苗法并非王安石所首创，最开始时，是陕西的地方官率先采用此方法扶助当地农业生产。王安石作县令时，曾经试用过，效果颇佳，深受百姓欢迎。于是便在他的辖区里广泛推行应用。
据当代历史学家研究推测：当时，帝国农村盛行高利贷，利滚利是较为常见的利率，事实上已经成为农民破产、土地兼并的一种形式，对帝国的危害不言而喻。因此，当青黄不接的时候，由政府贷款给农民，收取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息，收获之后连本带利即行归还。由于此贷款以田中青苗为信用保证，所以，称为青苗法。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率已经是高利贷无疑。但是，据说只相当于当时高利贷的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因此，用此方式扶助农桑，应该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说：令人惊异的是，早在九百年之前，王安石就已经懂得：可以用信用贷款的方式刺激经济的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加速周转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加财政收入的成果。王安石其它与经济有关的变法，如设置三司条例司、农田水利法、均输法、市易法及免行钱、方田均税法、保马法等，其基本经济思想大体来源于此。这种采用金融调控的方式管理国家的企图，其深度与广度都不曾在当日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提出过。黄仁宇先生为此感叹道：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反与他同时人物远。用台湾作家与学者柏杨的话说，则为：王安石具有超人的智慧。

虽然早看过了,不过还是要感谢楼主。。。

而王安石只要人支持新法便加收用，越级提升，连杨三变也一度加以任用，其用人可谓不明，吕嘉问，观其提举市易司后之所为，足见其是个只顾自己升官不顾民之死活的无耻小人，而变法派中有这么一些货色，新法扰民害民一面被他们发扬光大，老百姓更倒霉了。
　　三、富国强兵的实际效果：
　　变法目的为富国强兵，解决财用不匮的问题，但实际结果如何呢，通过各种法令，财富是集中到了政府手中，元佑元年，当时府库所积常平、坊场、免役积剩钱共五千余万贯，实物谷帛复有二千八百万石匹，然而这些财富大多被储存起来（神宗先后建52个库储存变法所得）并未用于解决财用不匮的问题，国家三司财政直至熙宁十年还处于“财货匮乏为甚，计月支给，犹惧不足。”而储存的大量财富却“贯朽不用，利不及物。”这种富国，可谓叹为观止。强兵又如何呢，尽管立了不少新法加强军队，但军队的训练依然问题很大，元丰三年，政府派员检查各路行将兵法的情况，发现“河北十二将军马，多不应格。”江南东路、淮南东路的将兵，武艺生疏，不依原法结队，逐队呼名不相照应。“保甲法推行增加百姓负担，也强化了对百姓的统治，保甲本意为防盗，实际推行中却是“盗贼公行，多保甲也。”河北、陕西、京西的保丁常聚为盗贼，“官军追讨，经历岁月，终不能制。”而对辽和西夏，弱势地位也未改观，熙宁七年，宋辽重订边界，宋弃地七百里于辽。对西夏作战。先小胜而后大败，所得不过米脂等六城，而灵州、永乐两役，死去官军、义保、熟羌60余万。可说是对强兵的极大讽刺。

盖我朝之治，元钓为甚，母后之贤，宣仁为最。当熙丰小人相继用事之后，使非继之以元钓，则中原之祸不待靖康而后已；当京师失守之时，使非元钓之治在人耳目，又何以开炎兴之运哉?此宣仁之功也。
一面积极为宣仁辩诬，一面又极力贬抑绍述之说，王安石及其新法遂成替罪羊被宋高宗所弃，此乃南宋初年的基本国策。⒂但因当时，政权未稳，加之引起士大夫间就“辩党邪正”、“争法新旧”的议论不一，因而建炎元年欲改修“谤史”的诏令未能及时兑现。及至建炎四年十二月，当南宋小朝廷初具规模，战事稍缓之际，宋高宗再次诏命重修《神宗实录》。绍兴四年五月由左朝奉大夫范冲守宗正少卿兼直史馆，⒃便正式开始了重撰工作。虽然范冲等人在处理《神宗实录》朱墨本所记史实上，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但是编撰的主导思想则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绍兴四年八月戊寅朔，宗正少卿兼直史馆范冲人见，立未定，宋高宗说“以吏事召卿，两朝大典皆为奸臣所坏，若此时不更修定，异时何以得本末”，范冲“因论熙宁创制，元钓复古，绍圣以降张弛不一，本末先后各有所因，不可不深究而详论……王安石自任己见，非毁前人，尽变神宗法度，上误神宗皇帝，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宋高宗曰：“极是，朕最爱元钓”，“惟是直书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⒄经过一年零八个月，《神宗实录》通成二百卷。宋廷的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清人蔡上翔在为王安石辩诬时说：“公之受秽且蔓延于千万世，尤莫甚于此书。”⒅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封建时代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如“安石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道也，岂非万世之罪人哉”，⒆‘使宋室斫丧，而其身列为千古罪人”。⒇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如据传初编于南宋后定于明代的话本小说《拗相公》就是以“我宋元气皆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21]为基准，把王安石描绘成为一个稔恶误国、刚愎自负、不近人情、猪犬不如的佞臣，就知道他们的影响传播得多么广泛了。
(二)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之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所谓“王安石学术之偏，已得罪于孔孟”[22]‘得罪于名教”，[23]柯维骐在论王安石学术时恨得甚至有点咬牙切齿了：“欺世孰甚焉，昔少正卯鲁之闻人，仲尼察其心其口其学术足以乱国，故亟诛之。安石与若人酷相类，幸不遭仲尼，得享宠荣，保首领以没，而宋不幸受其植党乱政之祸，延数世而弥烈也。”[24]荆公新学被斥为异端邪说既与理学与新学在南宋的消长有关，更是理学家们自南宋初期以来不懈批判贬抑的结果。
荆公新学与二程理学是产生于北宋神宗、哲宗之际的两个对立学派。荆公新学在北宋后期60年是居于独尊地位的官学，“自王氏之学达于天下，其徒尊之与孔子等，动之以卓诡之行，而矜之以华丽之文，如以锦绣蒙覆陷阱，悦而从之，鲜不坠者，行之以六十余年。”[25]而理学则只是在民间流布的一个小学派。南宋建立后，荆公新学受到相当大的冲击，但作为一种学术流派在南宋孝宗乾道、淳熙以后才真正走向式微，而被彻底否定则要到宋理宗淳钓以后，就新学传承而言，新学在南宋已构不成一个主流学派，在大多数场合下，新学成为政客们打击政敌的一种工具和士林考取功名的阶梯而已。理学乘南宋初政局转变之际扩大了自身的社会影响。建炎、绍兴时期是理学兴起的阶段，它争得了与新学、苏学并峙的地位，呈现出显学的发展态势。乾道、淳熙时期是理学大发展的阶段，嘉定至淳钓是理学确立官学地位的时期。[26]新学的衰落与理学的成长有着诸多深厚的社会原因，其中与南宋初以降理学家们对新学不懈地批判分不开。首先公开站出来批判荆公新学的是程门弟子杨时，此后理学的传人在其著作中大都少不了批判荆公新学，但对荆公新学的批判最为彻底的还是对理学的发展有集大成之功的朱熹。笔者曾在《南宋理学家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一文中指出，南宋理学家对新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斥王安石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揉佛道”或“学本出于刑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根据，予以无情打击。[27]朱熹对荆公新学的批判，也主要体现在这两方面。朱熹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表面上是为维护孔孟正统的纯正性，但实际上很大程度与争取理学在南宋的正统地位分不开。一般地说，在学术发展史上学派间为追求本身的存在价值，排挤其他学派乃是历史上常见的一种现象，特别是新学作为北宋中叶复兴运动脱颖出来的主流学派，不仅被视作孔孟思想的正统学派、祀享孔庙，而且为天下士林所宗，因而理学要想扩大自己的影响，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就必须战胜或取代新学，战胜或取代的方法不外两种，一是建构超越新学的庞大思想体系，标榜自己为继孔孟绝学的正统，并得到官方的认可。关于这个方面学界的论著已有很多，不必再多言。二是为标榜自己的正确，必斥他说为非。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斥新学为非，自然是他传播理学、扩大理学影响所不可推卸的义务。[28]事实上理学家们一代代坚持不懈地贬斥王安石新学，其效果是明显的，他们的观点日益为宋最高统治者所接受，宋高宗就说：“安石之学杂以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

李亚平的《帝国政界往事，大宋1127》啊

@半仙张大忽悠
可以删帖了

回复43楼:有一半重复了，可以删掉。另外，这里不止一篇文章的，只是收集了放一起而已，看清楚说话。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后20年的王安石变法研究，虽然与此前30年相比有了不小的变动，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但从总体上讲，由于社会气候的大局，仍然是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唯物史观仍然是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因而这一时期出现的肯定和否定意见均未出马克思主义史学讨论的大范围，只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价值标准的不同取舍产生的不同认识而已。而且20世纪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肯定性意见在20世纪后20年的评议中所占的比重仍大于否定性意见。
以上简要勾勒了王安石历史地位沉浮与南宋以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致轮廓，这个轮廓即是贯穿本书的基本线索。依据这个线索，可以清楚地看出决定南宋以降迄今为止，对王安石及其变法评议的价值取向主要有三点：一是南宋以后占统治地位达700多年之久的程朱理学的评价价值标准；二是20世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三是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内，与时俱进的社会气候变化，亦即现实政治发展路标的指向。透过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是非评议900多年的变迁过程，尤足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事件评价是非得失的参考和借镜。研究历史的人们，当你论述历史的时候，你带着什么样的阶级感情、什么样的时代特质、什么样的认知思想，都会悄悄地融进你辛勤耕耘的字里行间，影响着你对历史的判断，你的判断到底接近了多少历史的真相?这是本书所想要尽力表达的追求。
本书稍感遗憾的是未能对20世纪日本、欧美及其他国家的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作学术史的梳理。其实这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日本的研究，已发表相当多的论著和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但限于本书上述的基本思路，也限于收集的有关资料不足，所以未能将其包括在论述范围之内，只是把日本学者东一夫的一篇简介各国研究王安石状况的短文作为附录附在正文之后，以供参考。附录二所列参考文献仅限于书中引用部分，不包括作者在撰写过程中翻阅而没有引用的部分，其实这部分要远远大于所列书目，例如：仅明清文集就翻阅了三四百种之多。不过，明清资料太多，本书收集范围有限，是故对明清时期王安石及其变法评议的梳理最令作者感到汗颜，需要今后有更多的充实。附录三所收集20世纪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论著资料索引，尽管下了一定的功夫，但仍不能收集殆尽，有待今后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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