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一个极端凶残的反人类杀人犯，但这样一个大谋杀犯，缘何成了中国的“圣人”呢？原因就在于曾国藩所作的“道德文章”，而且此种道德文章深深迎合了中国文化的某些劣根性。
曾国藩的“道德文章”有三部曲：
一是奴才死忠，即忍辱负重、贱不可及地愚忠于一个无可救药的非法政权。在屠灭太平天国后，主动裁减湘军，处处向爱新觉罗家表忠。
表面上看，曾国藩体现出来的是放弃“黄袍加身”的高风亮节，实际上他急流勇退的奴才死忠像，意在博取“忠臣孝子”之私名。因为曾国藩以千万人人血为代价所维护满清，是一个不可能改良成功的殖民政权，延续这样的政权，客观上只会起到耽误中国变革、加深中国苦难的作用，曾国藩不太可能不知道这个客观作用，但为了一己之功名在所不惜。
曾国藩不太可能不知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但却厚颜无耻地对赵烈文说：“本朝君德正。。。”结果被赵烈文驳得体无完肤、无言以对、面对赵烈文将满清政权非法性的点穿，曾国藩竟然没有反驳，而是默然良久叹：“吾日夜望死，忧见社稷之陨。”这句语带惭愧的话，恰反映出他的理亏心虚——他杀那么多人镇压太平天国，竟然全无意义。
当然，杀人有无意义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捞到了“忠臣孝子”的名声。
二是勤勉为官，“爱民如子”。应该承认，曾国藩为官主政，客观上做了不少减轻老百姓负担的事情，例如他在任两江总督期间，实施了劝农、劝桑、清讼、减瑶、筹荒、整顿吏治。。。系列“德政”，客观上促进了江南地区的恢复性发展。
但以此作为曾国藩“爱民如子”的凭据，未免夸张：因为一则，曾国藩的德政，比其他屠杀的破坏来，实在是九牛一毛；二则，曾国藩在勤勉为政的同时，却依然有着磨牙吮血的另一副嘴脸，碰到不合纲常秩序的老百姓（所谓“刁民”），他仍然不由分说立即杀死，振振有词地说“乱世用重典”。
此种矛盾的现象是怎么回事？说穿了很简单。以心理学的常识来说，一个视老百姓人命如草荠的人，是不可能真心关心老百姓的疾苦的；曾国藩真正关心的，不过是他自己的名声
也即是说，曾国藩的勤勉为官，与其说是“为民”，不如说是“为名”——这就是“曾文正公”以暨很多“大儒”的真相。
三是编撰《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家书》满纸仁义道德，其作者却满手人血淋漓，这就构成一道最奇特的人文景观。为什么会这样呢？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分析说法长篇累牍，然而鲜有得要领者。曾国藩的做法，说穿了就四个字——欺世盗名。
孟子云：“杀一无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为也”。李劼先生盛赞曾国藩为“君子”，不知屠戮妇婴之“功”远超洪秀全的曾国藩，符合儒家“君子”的那一条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从来不是一个清官；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将掳获的大量金银财宝据为己有、拒不上缴。曾国藩九弟、湘军副统帅曾國荃有個外號叫“老饕”，以贪暴闻名，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购置田百顷（王闿运《湘军志》），其侄子曾紀芬稱他這個九叔“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歌，必请假还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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