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 历史地理科普贴――明代河套[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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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历史地理科普贴――明代河套[第1页]

作者:Highelf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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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河套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处于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的拉锯之中，其南缘地界在明朝修筑长城之前，一直无法确定下来。张维华认为明筑长城之后，河套范围才开始固定下来。至于其地范围，古时亦无定准，及至明之中叶，于陕北之地，起筑长城，东起黄甫川，西至宁夏，以遏套虏，于是河套与内地之界限，划分始清。

但嘉靖年间魏焕著《皇明九边考》，并未界定河套的南北界限。“河套东西长一千八百里，南北中长一千余里，左右减半。榆林外套皆汉朔方郡。秦取匈奴河南地即此。” 这可能与当时明朝仍有收复河套之意，故不便以长城为边有关。但延至明末，河套早已不复明有，明末成书的《武备志》从而第一次明确界定了河套的南北范围，明确提出河套的南界在长城。“河套即秦所取河南地也。东至偏头关，西至宁夏，三面阻河，南临边，东西几二千里，南北八九百里。”顾炎武（1613—1682年）撰《肇域志》，继承此说，并增加了对于河套空间距离的测量，且为清代其他著述所继承。河套东接山西偏头关，西至宁夏镇，相距二千里，而遥南则限以边墙，北滨黄河。远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亦二三百里，惟黄甫川之南焦家坪及娘娘滩、羊圈渡口为最。

与顾炎武计算河套各顶端之间的直线距离不同，明末成书的《广志绎》计算的是河套的周长。
河套虽古朔方之地，但汉、唐来弃之已久。起宁夏至黄甫川，黄河北绕二千五百里即南，自川至定边亦一千三百里，以围径求之，当得纵横各一千二百里余。值得注意的是，王士性（1547—1598年）仅仅将河套的西缘截至到定边营，而非贺兰山，所以，其东西长度较短。张维华重新进行了估算。大抵当时河套范围所及，东至山西河曲，西至宁夏，东西二千余里；南自榆林边墙，北抵黄河故道（即今阴山下之乌加河），远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十里；总计而积，周回约五千余里。

由于黄河河道变迁的缘故，明代在黄河弯曲以外的银川平原，目前被包入黄河弯曲以内，也从而被学者纳入现代河套的范围之内。而在明代时，尚在黄河弯曲之内，目前被称为“后套”或“河套平原”的乌加河与黄河之间的地区却被有的学者划在了现代河套以外。由于毛乌素沙地南进，导致榆林与宁夏长城被淹没，部分地区地貌景观与河套南部较为相似，部分学者也从而将河套南缘延展至宁夏、榆林以南。所以，明代的河套地区东、西、北至河，南至榆林与宁夏长城，大体对应目前的毛乌素沙地、鄂尔多斯高原、库布齐沙漠与河套平原。

中国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正好与明朝主要时期版图相吻合

河套边缘地位的形成，与其自然条件、经济形式、地缘政治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西北地区干燥的大陆季风气候成为这一地区早期沙漠化的推动力量。沙漠化与干燥、寒冷的气候使中国西北地区成为生态环境较为恶劣与脆弱的地区。而河套便是如此。河套很早便是中国文明起源地之一，这从目前丰富的考古研究成果便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但恶劣的自然条件显然成为河套文明衰落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气候条件下，河套的经济生产是较为落后的，而且随着气候的变化与政权的更迭，还呈现农牧不断交替的现象。韩茂莉从整体上论述了中国古代农牧交错带的地理范围与社会特征。河套由于正处于农牧交错带区域，在经济形式上也呈现了类似的特征。这种经济特征的变换性与混杂性，使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原王朝与以游牧为基础的游牧政权都不可能将其作为自己的核心经济区域，自然也不会以此地作为统治的核心地区。故而，河套的经济形式也决定了河套的边缘地位。

另外，河套的自然地形具有很强的封闭性。河套四面环山，西有贺兰山，东有太行山，北有阴山，南有横山，三面环河，一面临墙，具有很强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影响了中原王朝、游牧政权与河套地区的联系，使河套与中原王朝、游牧政权之间都存在一定的距离与障碍，从而处于地缘政治上的边缘。综合以上因素可以看出，河套在中国古代处于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的中间地带，对于二者而言，都是边缘地带。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交替控制河套，整体看来平分秋色的现象也反映了这一点。伊志对河套的历代沿革有系统的分析。

尽管从整体看来，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在河套的力量是势均力敌的。但从具体的历史过程来看，大体以两宋为断限，之前与之后分别呈现了中原王朝更盛与游牧政权更盛的局面。秦、汉、隋、唐都在河套建立了长期与稳固的统治，并进行了一些有效的经济开发，从而有力地支持了边疆防御。而明朝却逐渐退出了对于河套的争夺，整个边疆防御也受此影响，陷入了一定程度上的被动。出现这种截然相反的局面的原因很多，但有一点应该是可以确定的。秦、汉、隋、唐都定都于中国西北，河套实为都城西安的门户藩篱，中原王朝自然对此地多方经营。比如陈寅恪指出：“唐代继承宇文泰关中本位之政策，西北边疆本重于东北，至于玄宗之世，对于东北更取消极维持之政策，而对于西北，则取积极进展之政策。” 而明朝都城靠东定都北京南京，整个西北地区已经不再是中原王朝的战略重点，中原王朝北边战略格局至此遂有一大变化，明朝对河套的重视程度自然也大为下降了。

明朝是汉人王朝唯一的一个起于南方而得天下，并建都南方的政权。可以讲，明朝在政治布局方面，大体继承了南宋的脉络。这一政权发源特点对于明朝在北边防御体系的建设上，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便是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内敛性。朱元璋在大体消灭北元主体力量后，便制定了“来则御之，去则勿追”的消极战略。尤其是距离国都较远的西北边，更是如此。于是，明朝初年在北边防御体系的构建上，呈现了“重东轻西”的战略选择，而河套防御体系尤为薄弱，几乎形成了一个权力真空。这与明初蒙古对于河套的威胁较小是具有直接关系的。明中期阁臣丘濬（1421—1495年）指出：
方今北虏入寇之地，其要害之处，朝廷处置固已严密，但所谓黄河套者，尚若阙焉，何也？前代所以废弃之者，以其边城之防守在内，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我之守镇，顾有在河套之外者。

这便为明中期蒙古进入河套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可以讲，明朝政治与军事中心的东移是蒙古能够进入河套的主要条件之一，而其长远的历史背景便是中原王朝政治、经济与军事中心的东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