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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唐代天下观与疆域观[第1页] |
| 作者:Highelfsw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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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前的历朝各代一样，唐王朝统治者也经常用“天下”、“九州”、“九瀛”、“四海”、“海内”、“海外”等概念来称呼王朝的统治区域，一方面这些概念的使用，反映着唐代人的天下观是对以往传统观念的继承；另一方面唐王朝统治者赋予这些概念不同以往的含义，却是唐王朝统治者天下观变化的反映。明朝基本继承了唐代天下观与疆域观，唐代疆域观在封建王朝中具有典型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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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天下观 一 有关概念的含义 关于唐王朝统治者的天下观，史书缺乏明确的记载，但相关概念的使用及其含义，为我们窥知其天下观提供了可能。 “天下”是唐王朝统治者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在专门记载唐王朝历史的《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天下”一词共出现了3200余次，不仅频繁，而且含义也存在细微的差异。从总体上看，如果依据含义进行区分，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用于指称唐王朝正式设治的区域。“大赦天下”之“天下”，是“天下”一词最常见的用法。唐王朝的历任皇帝几乎都在在位期间“大赦天下”。如《旧唐书·高祖本纪》载：李渊取代隋朝，“大赦天下，改隋义宁二年为唐武德元年”；《旧唐书·太宗本纪上》载：贞观二年（628）三月“大赦天下”，其后的每个皇帝本纪中都有相同的记载。此“天下”从政令实施的角度分析，应该是指唐王朝律法所施用的区域，也就是唐王朝正式设置府州范围，不然似乎没有了实际意义。“天下”一词的这一用法，我们在史书记载中还可以找到其他许多例证。如《旧唐书·玄宗纪下》载：天宝元年（742），“其年，天下郡府三百六十二，县一千五百二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此“天下”指的“郡府三百六十二”就是“大赦天下”之“天下”的范围，这也是唐王朝设置正式府州（或称之为郡府）的范围，与上述分析正好吻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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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指称唐王朝的十道（或十五道）政区。我们在史书记载中经常可以见到唐王朝统治者派遣使者“存抚天下”或“廵察天下”的记载，此“天下”所指的就是唐王朝以“道”为建制的所有政区。如《旧唐书·则天本纪》载：载初元年（690）九月，“令史务滋等十人分道存抚天下”。《旧唐书·中宗本纪》载：景龙三年（709）八月，“壬辰，遣十使巡察天下”等。“十道”与“天下”对应，则此“天下”指称的是唐王朝的十道政区明矣。关于唐王朝的十道政区，《旧唐书·地理一》有如下记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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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元年，悉令并省。始于山河形便，分为十道：一曰关内道，二曰河南道，三曰河东道，四曰河北道，五曰山南道，六曰陇右道，七曰淮南道，八曰江南道，九曰剑南道，十曰岭南道。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至十四年平高昌，又增二州六县。自北殄突厥颉利，西平高昌，北逾阴山，西抵大漠。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高宗时，平高丽、百济，辽海已东，皆为州，俄而复叛，不入提封。景云二年，分天下郡县，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统之。议者以权重不便，寻亦罢之。开元二十一年，分天下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职……今举天宝十一载地理。唐土东至安东府，西至安西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单于府。南北如前汉之盛，东则不及，西则过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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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部分）将总章二年（669）唐王朝十道政区的范围界定在南起今越南南部，北达今贝加尔湖以北；东起日本海西海岸，包括今朝鲜半岛北部和西南部地区，西至今咸海的辽阔范围内，为我们认识唐王朝的十道政区提供了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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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天下”在唐王朝统治者的观念中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含义，但无论是指称唐王朝正式设治的区域，还是指称唐王朝的十道（或十五道）政区，都是唐王朝设治的区域，这一点是明确的。值得说明的是唐王朝正式设治的区域相对比较明确，而所谓十道（或十五道）政区则没有明确的外部界限，包含了众多的藩属地区。据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唐王朝统治者对“天下”的认识似乎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天下”是指唐王朝正式设置府州的区域，不包括羁縻府州区域；广义的“天下”则包含了羁縻府州及其外围的藩属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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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颉利可汗败亡，北荒诸部相率内属。有大度设、拓设、泥熟特勤及七姓种落等，尚散在伊吾，以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以绥集之，多所降附。朝廷愍其部众冻馁，遣于碛口贮粮，特加赈给。大亮以为于事无益，上疏曰：“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于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盛，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臣愚稍觉劳费，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氓庶，积御蕃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已来，始就农亩。若即劳役，恐致妨损。以臣愚惑请停招慰……”太宗纳其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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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亮所言先是“中国”和“四夷”对应，称为“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后是“九州”和“四夷”对应，称为“九州殷盛，四夷自服”，则“九州”的含义应该和“中国”相同，是指汉族聚居的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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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载唐王朝历史的史书中，“九州”有时往往和“四海”连用，如《新唐书·魏徵传》有： 先是，帝作飞仙宫，徵上疏曰：“隋有天下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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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又不想放弃这些地方，放弃了，又会出现一个威胁。于是乎唐朝开始了一项影响深远的政策，对边疆羁縻州开始进行“中原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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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九州”在唐太宗李世民的言语中被称为“九瀛”。据《册府元龟·帝王部·亲征》载： （贞观十九）三月丁丑，幸定州。太宗谓侍臣曰：“辽东，旧中国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隋氏出师者四，丧律而还，杀中国良善不可胜数。今彼弑其主，恃险骄盈，朕长夜思之而辍寝，将为中国复子弟之仇，为高丽讨弑君之贼。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用将士之余力，平荡妖寇耳。然恐于后子孙，或因士马强盛，必有奇决之士，劝其伐辽，兴师遐征，或起丧乱。及朕未老，欲自取之，亦不遗后人也。所以发自洛阳，唯噉肉饭，春蔬不进，虑有劳烦，庶同艰苦，一劳永逸。”是后，将士每到者，遣于定州北门过，太宗御城门楼抚慰之，皆踊跃歌呼，其人心齐一，自古出师命将未之有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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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唐太宗来说，“九瀛”或称为“九州”是指西汉王朝强盛时期所奠定的郡县区域。这一区域大致东包括汉代在朝鲜半岛北部建立的乐浪郡辖地，治所在今天的平壤；西至敦煌郡，辖今河西走廊西部，治所在敦煌；北达河套及其以北地区；南至日南郡，辖今越南中部偏南地区，治所在今越南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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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也是唐王朝统治者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而且往往被称为“天子”的“家”。“四海”一词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共出现了200余次，基本上是和“天子”或“朕”有关系，而明确和我们探讨的天下观有关的就是“四海为家”一语。“四海为家”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频繁出现，略引数例如下： 《旧唐书·懿宗本纪》载：“朕以四海为家，兆人为子。” 《旧唐书·礼仪二》载：“天子以四海为家。故置一堂以象元气，并取四海为家之义。” 《新唐书·陈子昂传》载：高宗崩，陈子昂上书言东都可以营造山陵，其中有：“且天子以四海为家，舜葬苍梧，禹葬会稽，岂爱夷裔而鄙中国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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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王朝统治者也经常使用“海内”和“海外”的概念看，其范围大致等同于“海内”指称的区域。 “海内”和“海外”是基于“四海”而出现的两个概念，唐王朝统治者也经常使用这两个词。 关于“海内”的指称范围，我们从《旧唐书·褚遂良传》的如下记载中或可以得到一个清楚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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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太宗欲亲征高丽，顾谓侍臣曰：“高丽莫离支贼杀其王，虐用其人。夫出师吊伐，当乘机便，今因其弑虐，诛之甚易。”遂良对曰：“陛下兵机神算，人莫能知。昔隋末乱离，手平寇乱。及北狄侵边，西蕃失礼，陛下欲命将击之，群臣莫不苦谏，陛下独断进讨，卒并诛夷。海内之人，徼外之国，畏威慑伏，为此举也。今陛下将兴师辽东，臣意荧惑。何者？陛下神武，不比前代人君，兵既渡辽，指期克捷，万一差跌，无以威示远方，若再发忿兵，则安危难测。”太宗深然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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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海内之人”与“徼外之国”对应，则所谓“海内”指称的范围最基本是包括了唐王朝置兵戍守的“徼内”区域。 “海外”是和“海内”对应的一个词。“海外”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涉及的具体民族政权主要有三个，一个是新罗，另一个是百济，还有一个是吐蕃。《旧唐书·地理二》有：“归义州，总章中置，处海外新罗，隶幽州都督。”明确表明新罗是处于唐王朝统治者所认识的“海外”区域。另据《旧唐书·刘仁轨传》载：高宗时苏定方兵围高句丽都城平壤，不克而返，高宗诏令出兵百济的刘仁轨，如果不能屯守也可以撤回。时诸将皆愿西归，仁轨说过如下一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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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国家，专之可也。况在沧海之外，密迩豺狼者哉！且人臣进思尽忠，有死无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虽妖孽充斥，而备预甚严，宜砺戈秣马，击其不意，彼既无备，何攻不克？战而有胜，士卒自安。然后分兵据险，开张形势，飞表闻上，更请兵船。朝廷知其有成，必当出师命将，声援才接，凶逆自殱。非直不弃成功，实亦永清海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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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对于刘仁轨看来，百济也是地处“海外”的政权。另据《新唐书·吐蕃传上》载：证圣元年（695），则天遣通泉尉郭元振出使吐蕃，路遇吐蕃大将论钦陵，论钦陵在与郭元振的对话中有“且四夷唐皆臣并之，虽海外地际，靡不磨灭，吐蕃适独在者，徒以兄弟小心，得相保耳”之语，表明吐蕃也地处“海外”。新罗、百济、吐蕃都是唐王朝没有设置机构进行管理的地区，加之上引史书中“海内之人”与“徼外之国”对应，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在唐王朝统治者的观念中，所谓“海外”就是指没有设置机构进行管理的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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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王朝是继汉朝之后又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实现“大一统”的王朝。经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之后，尤其是众多的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挑战“中国正统”，传统的天下观和夷夏观受到了严重冲击，唐王朝统治者在处理中央和边疆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少进步的成分，形成了具有显著特点的天下观、夷夏观和藩属观念。从内容上看，唐王朝统治者这些观念的变化是对前代的传统观念的继承和发展，而其中汉朝统治者的天下观、统治理念及实践对唐王朝统治者观念的变化影响最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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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王朝统治者的心目中，“九州”是最为核心的区域，是保持天下稳定的核心，前引史书所载“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九州殷盛，四夷自服”等代表着唐王朝统治者的这种认识，唐太宗李世民即也说过同样的比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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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唐太宗以“根干”喻中国，以“枝叶”喻四夷，并认为损伤根干而奉养枝叶的做法，是毁坏根本的，不足取，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观点，唐太宗认为之前将突厥留在河南之地是错误的做法。可见，中国与四夷的对应，是唐代天下观的重要立足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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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九州”是一个界限不十分明确的地理概念，虽然起源于我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并且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但在唐太宗的认识中基本上是指称西汉王朝强盛时期的郡县区域，一方面表明唐王朝作为“华夏正统”，其疆域和前代有着继承关系，另一方面则表明唐王朝统治者对天下的认识也是源出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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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是包括了“九州”在内的更辽阔的区域，它和“四海”的含义是相同的，唐王朝统治者观念中的“海内”大致包括两个不同的组成部分：一是以汉族为主聚居的“九州”或称为“中国”；二是以“四夷”为主聚居的“九州”之外部分。应该说，唐王朝统治者的这一认识基本上还是对先秦时期天下观的明显继承，而且这一区分无论是从文化的差异，还是从民族分布的不同上看，都是符合事实的。但是，唐王朝统治者的认识也是有所发展的，其中对于“海内”在天下统治中的地位，唐王朝统治者的认识则和前代，尤其是和汉代具有明显的差异。汉代人认为“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即“四海”虽然是天子管辖的区域，但作为“家”的范围则仅仅局限于“九州”，即汉族聚居地区；而唐王朝统治者则认为“天子以四海为家”，不仅将汉族聚居地区纳入其中，而且将“四海”之内的非汉族聚居地区也包括了进来，看作是“家”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在唐代，天子之“家”的范围已经由“九州”扩大到了“四海”即“海内”。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一方面是唐王朝的管辖范围有了更进一步的拓展，安北、单于、安西、北庭、安南、安东等都护府的设置已经使唐王朝的有效管辖区域突破了汉代郡县的范围；另一方面唐王朝和没有实施有效管辖的边疆民族也建立起了“藩臣”关系，因而天子之“家”的范围由“九州”扩大为“四海”也是很自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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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的汉唐统治者的这种不同认识和具体实践的结果，我们在记载汉代历史的《汉书》、记载唐代历史的《旧唐书》和《新唐书》之《地理志》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汉代的疆域，基本上是西汉王朝正式设置郡县的沿革情况，而且是由传说中的“九州”开始谈起，明确反映着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些郡县是在先秦时期“九州”的基础上形成的。故而，说《汉书·地理志》所载郡县的范围就是汉代人心目中“九州”的范围并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实际上汉王朝的有效管辖区域并不仅仅限于郡县范围，诸如西域都护的设置就将西域纳入了有效管辖的范围内；护羌校尉的设置自然也表明汉王朝对西羌行使着管辖权；护乌桓校尉则是管理乌桓和鲜卑的机构，等等，但是《汉书·地理志》对于西域都护、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等特设机构管辖的区域则没有言及。之所以没有言及，我们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是这些机构的设置并没有纳入汉代的官僚体制之中，而是属于“加官”的性质，因而它们管辖的区域和郡县区域还有差别；二是汉王朝是将这一区域作为“九州”这一皇帝之“家”的“藩屏”看待的，自然会与郡县区域不同；三是在这一区域聚居的主要是边疆民族，这些民族无论是在生活方式上还是在价值观念上也和中原地区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汉代人没有将这一区域纳入皇帝“家”的范围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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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之《地理志》中，我们却看到了另外一种情况，不仅记录了唐王朝众多正式府州的设置和沿革历史，而且也将安北都护府、单于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安南都护府、安东都护府的辖境及其所属在众多边疆民族部落基础上设置的羁縻府州的沿革历史也纳入了记载的范围。认识的差异和史书记载的不同，应该是反映着唐王朝统治者的天下观已经在汉代人天下观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九州”之外的“海内”也演变成了天子的“家”的范围，这一范围同时也是中央王朝直接管辖疆域的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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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在唐王朝统治者的天下观中是最外层的区域，但也并不是独立于天子管辖范围之外的地区，这是中国古代天下观的一个显著特点。据《旧唐书·李密传》载：李密在进攻东都的时候曾经陈书隋王朝的十大罪状，其中有： 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夷不乱华，在德非险。长城之役，战国所为，乃是狙诈之风，非关稽古之法。而追踪秦代，板筑更兴，袭其基墟，延袤万里，尸骸蔽野，血流成河，积怨满于山川，号哭动于天地。其罪六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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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李密的认识，“海外”尽管不是天子谋求有效管辖的区域，但也是天子“德”所及的范围。如果说李密的认识只是代表了隋末唐初中原人的一般看法，那么上引史书所载郭元振言“且四夷唐皆臣并之，虽海外地际，靡不磨灭，吐蕃适独在者，徒以兄弟小心，得相保耳”，则应该是反映了唐王朝统治者的认识。另据《新唐书·百官志》载，鸿胪寺的职责中有：“海外诸蕃朝贺进贡使有下从，留其半于境，繇海路朝者，广州择首领一人、左右二人入朝；所献之物，先上其数于鸿胪。”这一记载也明确反映着唐王朝统治者对“海外”诸多政权的态度。也就是说，尽管“海外”在唐王朝统治者的天下观中处于最外层，但也是天子谋求臣服的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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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处于三层天下结构核心的是天子，也就是唐王朝的皇帝，这一点是对前代天下观的完全继承。《旧唐书·礼仪七》有：“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这一记载已经明确地反映出天子在唐代人天下观中的绝对地位，在王莽对西汉王朝藩属体系进行改革的理由中我们也可以见到大致相同的表述。天子在唐王朝天下统治体系中的绝对权威地位不仅仅表现在人们的观念中，据《旧唐书·礼仪二》载：“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盖所以顺天气，统万物，动法于两仪，德被于四海者也。”据此，则天子在唐代人观念中的绝对权威地位也通过明堂这一有形的用于祭祀的建筑而表现了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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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前代一样，“德被四夷”也是人们对天子提出的良好愿望，同时也是唐王朝历代皇帝梦寐以求的目标。对于这一点，我们不仅在史书中可以见到众多的记载，而且在《贞观政要》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唐太宗谋求以德治国思想与政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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