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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明朝进军云南及民族关系[第4页] |
| 作者:Highelfsw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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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明代僰人地区原有的社会结构变化 政治统治的变化改变了僰人地区原有的社会结构。 元代，大理段氏虽为元朝土官，但拥有很大的权力，是僰人地区的实际统治者。明初，段氏尽管因其祖段宝曾奉表归款而获赦免，但仍被降官迁置异地，段苴仁“赐名归仁，授雁门卫镇抚”，段苴义“赐名归义，授武昌卫镇抚”，其余头目“分别死徙，无有冤纵”。 (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卷6，第254页。) 云南府、楚雄府、姚安府、鹤庆府、北胜州土官高氏，皆为大理国相国高智昇的后裔。尽管因归附明军而得以保留土职，但是与元代相比，高氏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高氏由雄踞一方、拥有强大军政势力的豪门贵族降为中央职官体系中的土知州、土同知，甚至官阶更低的土官，其整体地位下降；且“分别司、郡（府）、州、县”(《明史》卷310《土司》。)，还要受上级流官管理、同级流官牵制，权力也受到很大的削弱和限制。高氏虽然仍居于统治阶层，但是已成为流官政权之下的被统治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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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杨黼等人为代表的昔日的贵族重臣子弟，也因社会政治环境变化而成为消极避世的儒者和佛教徒。大理地区原有的政治统治集团解体，中央集权的汉人流官政府取代了僰人上层的统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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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明朝殖民与僰人地区封建 地主经济的发展 元代云南滇池、洱海地区已经确立了封建地主经济，其他靠内地区地主经济也有相当的发展。明清时期出于镇守和统治的需要，通过军屯、民屯、商屯等形式，把大量汉族人口迁入云南。大量汉族移民的留居屯驻，促进了僰人地区地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一 军屯移民 从明初至天启年间，明朝先后在云南设置了20卫、3御、17个直隶千户所，共133个千户所的建制。僰人聚居的云南府、楚雄府、姚安府、大理府、北胜州等地是主要的军屯区，设有云南左、右、中、前、后卫、安宁千户所、楚雄卫、姚安千户所、姚安中屯千户所、大理卫、鹤庆御、洱海卫、大罗卫、澜沧卫等卫所。还有部分卫所设在僰人与罗罗等民族的杂居区。根据陆韧教授考证，进入云南的第一代军事移民人口“有可能达到80余万”(陆韧：《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第48页。)。因此进入僰人地区的军事移民人口仍然有可能高达数十万人。这些军事卫所与流官知府统治相结合，形成府卫同治或府卫参设的军政制度，有效地维护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当时“西至大理，东至临安，皆是府卫相参，事体有定则，赋役有常制，故民虽未富，犹得粗安”(何孟春：《请复永昌府治疏》，载杨文虎、陆卫先主编校注《永昌府文征·纪载》，第3196页，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清代废除军屯制，将军屯田地并入民田中，军户与民户一样按照民田的税额向国家交纳田赋，既调动了军屯户的积极性，也促成了军屯户的土著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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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屯、商屯移民 明朝还实行移民就宽乡的政策，组织汉族移民到云南屯田。谢肇淛《滇略》卷4记载：“高皇帝既定滇中，尽徙江左良家闾右以实之，及有罪窜戍者，咸尽室以行”。《滇云历年传》卷6也说：“洪武十七年（1384），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卷6，第256页。)而楚雄府“自前明洪武十六年，傅、沐二公平定后，留兵镇守，太祖又徙江南闾右以居之”(（宣统）《楚雄县志》卷2《地理》。)，大理府“逮明初削平段氏总管，迁中土大姓以实云南，而吴越间汉族来者纷纭踵至”(（民国）《大理县志稿》卷6《社交部·社会》。)。结合明清地方志的记述来看，以民屯形式进入云南僰人地区的汉族人口数量必定不少。 为了弥补云南卫所军粮之不足，明朝还开展了“盐商中纳”的商屯，吸引部分盐商招募内地汉族佃户到云南屯田，以所获粮食补给军队，换取食盐牟利。这些商屯户“也如同军屯户、民屯户一样，即此落籍云南，成为当时汉族移民中的一部分”(尤中：《云南民族史》，第361页。)。安宁、大理、楚雄、永昌等地是中纳的重点地区，可能有大部分商屯户留居僰人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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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据（康熙）《楚雄府志》卷1记载：“汉人有自明初谪戍来者，有宦游寄籍者，有商贾置业入籍者”。（民国）《大理县志稿》卷3《建设部·户籍》：“明成化十二年设兵备道，驻洱海，以后移民实边乃一变为殖民政策。阅百年而生齿日蕃，流寓日众，关市洞开，邮驿大通。我邑苍洱雄秀，土物丰饶，其间商贾行旅、方技寓贤与夫戍卒垦夫、宦游幕侣，览胜山川，流连景物，多卜居而家焉”。可见有众多因商、因官等原因而寓居僰人地区的汉族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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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汉族移民，“不论是军事移民还是其它类型的移民，他们原本就是熟练掌握农耕技术的农民或拥有一技之长的工匠和各类专业人员，他们大多来自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湖广、山东、山西等地，他们进入云南，不仅带来了当时内地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注入了封建经济的生产关系，随着生产的扩大而壮大了云南封建地主经济实力”。(陆韧：《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第244页。)他们的到来，促进了僰人地区经济的繁荣，也带动了僰人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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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儒学教育体系发展完善 洪武十五年（1382），明军初定云南，朱元璋即谕令：云南“府、州、县学校，宜加兴举。本处有司选保民间儒士堪为师范者，举充学官，教养子弟，使知礼仪，以美风俗”(张辑：《云南机务钞黄》。)。在流官知府统治已经确立的府州县，封建统治者一方面需要化导民俗，以夏变夷，达到统治的目的；另一方面迫切需要能沟通流官与土民、贯彻统治者的意志、为封建制度和地主经济服务的云南本土人才。因此明清两代，云南遍设府、州、县学，广置学官和教授，以传播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学校教育作为流官政治统治体制的配套机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广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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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方官学的发展 僰人地区自南诏、大理国以来深受汉文化影响，元朝已在中庆、大理、鹤庆、姚安、威楚等地设学。明朝恢复和重建了元代所设学校，“国朝洪武初，西平侯沐英因其旧（按：原中庆路儒学）建云南府儒学”(刘文徵撰，古永继校点，王云、尤中审订：（天启）《滇志》卷8《学校志一》。)；临安府的儒学因“通判许莘重修，规制始大”(刘文徵撰，古永继校点，王云、尤中审订：（天启）《滇志》卷9《学校志二》。)；大理府儒学、楚雄府儒学、姚安府儒学也相继得到了重修和扩建。新设了邓川州儒学、浪穹县儒学、赵州儒学、云南县儒学、鹤庆府儒学、剑川州儒学、永平县儒学、太和县儒学、宾川州儒学、云龙州儒学、镇南州儒学、晋宁州儒学等府州县学校。这些地方官学最初的招生对象就已包括僰人在内的少数民族子弟，因而景泰元年（1450）云南按察提调学校副使姜浚在上疏中说到：“臣自受命以来，遍历云南各府司州县儒学，其生员多系僰人、罗罗、摩些、百夷种类”(《明英宗实录》卷192。)。与其他民族情况不同的是，这些府州县学中招收的僰人生员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土官子弟和上层贵族，普通子弟亦可入学，甚至有部分学校就是专门针对一般僰人子弟而开设的，如楚雄县儒学、嶍峨县儒学等。永乐元年（1403）楚雄府流官奏言：“所属人民皆蛮夷，不知礼义。惟僰人一种，赋性温良，有读书识字者，府、州已设学教养，其县学未设。今楚雄市所辖六里，而僰人过半，近委官劝集民间俊秀子弟入学读书，而无师范，请立学置官训诲”(《明太宗实录》卷22。)；永乐十二年（1414）二月丙戌云南临安府嶍峨县丞周成奏：“境内夷民僰人、罗罗、百夷、普葛、和泥，其类不一，而僰人子弟多有俊秀，宜建学校教之，使习诗书，知礼仪”(《明太宗实录》卷149。)。这些学校的建成，使儒学教育进一步扩大到基层的僰人民众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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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书院、社学、义学的发展 永乐九年（1411）朝廷特诏云南布政司独立开设乡试，云南的儒学教育正式与科举制度相结合，希望读书入仕的云南学子与日俱增。为了满足学子们读书向学的要求，书院、社学、义学等教育机构作为官学的补充形式在云南逐渐发展起来。 明朝中期，在地方官府的支持下，书院在僰人地区首先兴起。弘治十一年（1498）龙华书院在浪穹县建立，十二年（1499）苍山书院在大理府建成，它们都是明代云南最早建立的书院。此后，大理、云南、楚雄、临安、曲靖等府州县也陆续建成大批书院。 明朝成化年间，社学开始在云南建立。僰人地区拥有众多社学，大理府社学“甸头凡十二所，甸尾凡十所，中路凡六所，东路凡三所，西路凡五所，俱同知张廷俊建，知府马卿重修”(刘文徵撰，古永继校点，王云、尤中审订：（天启）《滇志》卷9《学校志二》。)；鹤庆府有社学36所；云南府昆明县有社学31所，姚安府有社学28所，僰人聚居的其他府州县也建有不少社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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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云南儒学教育体系与科举制度紧密结合，不断发展完善，促进了儒学在僰人中的推广普及，培养出大批接受正统儒学教育、精通封建伦理道德、凭借科举考试跻身士绅阶层的才华出众的僰人知识分子。这些受汉文化和僰人文化双重影响的僰人士子，或登上政治舞台，将礼治与地方教化结合起来，化民成俗；或在民间聚众讲学，吸引更多的同族人投身科举，力争为士。从而使读书入仕、获取功名、光宗耀祖的观念深入僰人百姓心中，成为僰人学子普遍的理想追求。浓厚的汉文化氛围和浓烈的科举风气，改变了僰人社会传统的人生价值取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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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后期各地僰人社会中，士人阶层大量涌现。大理府是“郡中之民少工商而多士类，悦其经史，隆重师友。开科之年，举子恒盛他郡，其登黄甲跻华要瑟，今相属焉”(（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5《大理府·风俗》。)，“明嘉［靖］万［历］间科甲繁盛，文章、理学实冠南中”(（民国）《大理府志》卷12《风俗》。)；姚安军民府则“我朝建学立师，收其秀者而教之，比年以来屡有登科请举者，而风俗亦渐美矣”(（正德）《云南志》卷9《姚安军民府·风俗》。)，“今士类之盛，科不乏人”(（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4《姚安军民府·风俗》。)，僰人土同知高奣映不但自己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生性警悟，幼嗜读，过目成诵。博极群书，自性理经济，以至玄释医术莫不洞晓，诗词歌赋皆能深造入微”，“著书八十一种，兼综儒释著述之富为一州著作之冠”，而且广收门徒，“并裁成后学及门之士成进士者二十二人等，乡荐者四十七人”(（民国）《姚安县志》卷27《人物志·乡贤》。)；澄江府僰人“初不知学，今以岁久，渐被文教”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2《澄江府·风俗》。)；鹤庆军民府“自设立学校以来，士慕诗书，争先入学，而登科之士常不乏人”(（正德）《云南志》卷10《鹤庆军民府·风俗》。)。石屏州僰人“家习诗书，人知理道，以气节相尚，而耻为污下之事”(（正德）《云南志》卷4《临安府·风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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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僰人社会的巨大变迁 明代以流官为主的地方政权机构的建立，汉族移民的大量涌入，封建地主经济因素的导入，以及儒学教育体系发展完善等各项措施的实施，使云南大多数僰人地区的发展与内地趋同，促进了僰人社会的巨大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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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僰人士人进入了封建国家的官僚体系 大理府僰人“好作吏”，“云南各司州县吏、典、丞、差，太和人居强半焉”；(（正德）《云南志》卷3《大理府·风俗》。)澄江府“有以科第跻仕而封及其亲者。于是闾里翕然向学，相率延师训子，而家有诵读之声，皆乐于仕，非复昔之比矣”(（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2《澄江府·风俗》。)；石屏州僰人“其仕于外者往往有廉介忠勇之称”(（正德）《云南志》卷4《临安府·风俗》。)。明代众多僰人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登上政治舞台，在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积极服务，在地方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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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到内地担任流官的进士李元阳，任江阴知县时“以廉洁著名，发奸摘状不避强御，举孝表墓，兴利除害，政严而有惠爱，小民自以为慈父母。去之日，流涕遮道者百余里，为立生祠，勒碑述善政百余事”。任荆州知府时“荆襄之间四百里无井泉”，李元阳“即捐俸穿井数十，有做石池以饮马”。荆州濒临长江，旧堤毁坏常年失修，巡抚顾璘拨银修堤，却久无成效。李元阳“毅然为之，甫期而堤成，荆人遂名其堤与井‘李公’”。辞官还乡后，以化导乡里，推进地方学术为业：“不营生业，薄自奉，厚施予。如婚嫁、丧葬、饥寒、冤抑以至桥堤、道路列为三十二事，日以自课，至老不少替，虽废家产不恤也”，“倡明性学，亦时与诸生讲文艺，凡从游者类皆敦世善俗”，编（嘉靖）《大理府志》、续修《大理府志》、纂（万历）《云南通志》，其著作“非性命极理之谈，必济世安民之法”，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李选：《侍御中溪李元阳行状》，载（民国）《大理县志稿》卷26《艺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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