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 从顾炎武日知录看宋、明对私营商业的态度[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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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从顾炎武日知录看宋、明对私营商业的态度[第1页]

作者:明月煦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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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网络流行的观点，甚至许多学者的研究，倾向于把明代，尤其是明初洪武年间描绘成抑制商业的政治时期。并且认为相对所谓“重商”的宋代是一种倒退。
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其实对于这种观点包括李伯重，万明，李龙潜等人已经有诸多批判，我就不一一列举。这里仅从顾炎武的代表作《日知论》关于宋、明的两端节选，看看两个朝代对于私营商业截然不同的态度。
配图：明代繁荣而被贬低，甚至篡改的各种工艺和艺术：

节选：《日知录·财用》
單穆公有言，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自古以來，有民窮財盡，而人主獨擁多藏於上者乎？此無他，不知錢幣之本為上下通共之財，而以為一家之物也。詩曰，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師。有子曰，百姓不足，君熟與足？古人其知之矣。胡氏曰：周之泉府，漢之平凖，宋之均輸市易，截然三法也，計臣附會而一之，遂為天下害。
泉府者，物之不售，以官斂之，然後民無滯貨，非以賤故買之也。物不時得，有以資之，然後民無乏用，非以貴故賣之也。斂之使無滯，資之使無匱，皆非牟利也，皆以為民也。平準者，以京師官分主郡國物，郡國亦各有官輸其物京師。郡國之官伺其賤，京師之官伺其貴，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物賈不至騰踴。雖與商賈爭利，是其隱衷，而禁物騰踴，尚美其名。均輸者，上供物也。市易者，民間用物也。皆以內府錢貨籠於諸路，籠於京師，使民間一絲一粒一瓦一椽非官莫售，非官莫粥。又以抵當法貸之，而責以息。民所不堪，督以重法，不避睃下之名，不厭爭利之壑矣。此三法同異之辨不可不知也。

从上文其实可以大略看到宋代对私人商业的基本态度：“宋之均輸市易”，“市易者，民間用物也。皆以內府錢貨籠於諸路，籠於京師，使民間一絲一粒一瓦一椽非官莫售，非官莫粥。”

这里不难看出，宋代对于私人商业的看法，还是相对接近法家的。
中国古代对于商业的态度，大致能分成法家，以及儒道两个阵营。上面提到的“周之泉府”，“汉之平准”，“宋之均输市易”，其实就其源头不离战国时期魏国李悝的平籴法。从根源上看，还是对私营商业深深的不信任，对私营商业机制对经济贡献的否定。是法家抑商思想的体现。
因此是国家挤压私营商业空间的典型做法。文章虽然不是批判这些制度，但是这样的干预和挤压，放在现代尚会造成中饱私囊，官僚庞大的问题，何况古代。从根本上讲，阻碍了民间财富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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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对待私营经济的态度则完全不同。儒家从仁政的角度强调不与民争利，而道家则从无为而治的角度反对经济干预。

再看《日知录·言利之臣》中对明太祖朱元璋的描述：
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古之人君未嘗諱言財也，所惡於興利者，為其必至於害民也。昔明太祖嘗黜言利之御史，而謂侍臣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欲行道者心存於天下國家，欲濟私者心存於傷人害物。【原註】洪武十三年五月。御史周姓，實錄不載其名。此則唐太宗責權萬紀之遺意也。又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產鐵，請置爐冶。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財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冶數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矣。杖之流海外。【原註】十五年五月。聖祖不肩好貨之意，可謂至深切矣。自萬曆中礦稅以來，求利之方紛紛，且數十年，而民生愈貧，國計亦愈窘。然則治亂盈虛之數從可知矣。為人上者，可徒求利而不以斯民為意與？

“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財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冶數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矣。杖之流海外。”
这一段可以说是明太祖朱元璋经济思想的集中体现。
对于私营经济完全是呵护的态度，而且理解了官营经济对私营经的挤压。这虽然是从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出发，却不能不说不是朴素单纯的暗合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经常有人拿朱棣和朱元璋相比。窃以为他们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朱棣是历史上一位普通的大有作为的君王，大体和李世民等差不多。而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有政治理想和热情的政治家！
明代繁荣的私营经济其根源就是朱元璋。
当然末期政府控制力太弱也有一定朱元璋的责任。

不仅是关于冶铁，所以山东私盐的问题，太祖也曾说过“勿争利，从民便”。（参考孙晋浩《开中法的实施及其影响》一书）。

《明太祖宝训·理财》：
洪武十二年十一月甲午朔，太祖观《汉武帝纪》，顾谓翰林待制吴沉曰：“人君理财之道，视国如家可也。一家之内，父子不异赀，其父经营储积，未有不为子计者。父子而异赀，家必隳矣。君民犹父子也，若惟损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给，而君独富，岂有是理哉？”
洪武十四年正月丁未，近臣有言国家当理财以纾国用者，言之颇悉。太祖曰：“天地生财以养民，故为君者当以养民为务。夫节浮费，薄税敛，犹恐损人，沉重为征敛，其谁不怨咨也！”近臣复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储待而能为国家者。”太祖曰：“人君制财，与庶人不同。庶人为一家之计，则积财于一家。人君为天下之主，当贮财于天下。岂可塞民之养，而阴夺其利乎？昔汉武帝用东廓咸阳、孔仅之徒为聚敛之臣，剥民取利，海内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竟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于是言者愧悚，自是无敢以财利言者。
洪武十七年九月庚申，太祖命户部以山东之盐召商中卖，听民买食。尚书郭桓言：“青、莱等府局盐，岁收课钞，动以万计。今若从民买食，必亏课额。”太祖曰：“天之生财，本以养民。国家禁，以制其欲、息其争耳。苟便于民，何拘细利？求以利官，必致损民。宜从其便。”
洪武十九年三月戊午，太祖谕户部臣曰：“善理财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财以阜民。前代理财窃名之臣，皆罔知此道。谓生财裕国，惟事剥削蠹饵，穷锱铢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贩，杨炎之两税，自谓能尽理财之术，殊不知得财有限，而伤民无穷。我国家赋税已有定制，樽节用度，自有余饶。减省徭役，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使游惰皆尽不（此句话疑有误）力田亩，则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给人足，积蓄富盛。尔户部政当究心，毋为聚敛，以伤国体。”

黄启辰曾经说过，相比北宋到中后期才一定程度放开私营冶铁，并且不断穿插禁榷，明代明初就放开冶铁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有这极大的促进。
明初冶铁规模就超过了北宋峰值。到了明代嘉靖年间，按照“产铁万斤收银二两”的铁课，光广东一省的年产铁量就达到2700万斤，与宋代元丰年间的全国峰值相当。

且不论明末资产阶级的腐化和国家的灭亡。但是，明代鼓励私营对于中国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影响却是深渊的。这种生产力的进步是跨越朝代的。到清初，福建一带的产铁量也达到2000多万斤一年。

倒退论是中国历史研究最大的毒瘤，也是满清的遮羞布。

也别太矫枉过正，官办可以集中力量来带动科技，不过想要快速积累财富并避免浪费当然还是私营，有些高投入低回报的行业必须要依靠官办才行

说王安石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过分了，整个王安石变法其实是有可行之处，不谈其他就谈青苗法和市易法，这两个是绝对可行的，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已经证明了，青苗法和市易法之所以失败是没有合格的监察制度和足够的组织度，青苗法本来是要帮助穷苦人度过青黄不接，可一开始下面官员根本不屑一顾，逼得上面不得不要求指标，下面官员会去找那些人需要吗不会直接指定强迫，甚至让这个成为自己捞钱的工具，市易法本身就是类似常平仓的作用起风险对冲，丰收时政府大规模购入粮食防止谷贱伤农，灾荒时政府卖出粮食，防止粮价过高，这个想法很合理，但就是没有合理的监察制度，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都是官员说了算，官商勾结市易法成了大商人的狂欢，在看蔡京提出的，市场不活跃怎么办我们政府带头花钱刺激市场，这很合理。但是钱没花到该用的地方全用去享受，不仅没拉到内需创造就业还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从结果看这些新法都没好处，那就能说这些新法无用吗，这就是权利没能受到监管的后果

宋朝经济水平一直就被虚夸，对外战争不行，常年遭受外族欺压，于是这些富有同情心的学者就只能在经济方面做做文章。

说反了吧，周之泉府的源头怎么会是战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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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技术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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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比不了清朝，毋庸置疑，但是对比汉唐宋，还是绰绰有余的，毕竟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

中国停滞理论而已

有些专家也是毫无水平越摸越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