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 #年俗#明代车营的发展知识普及。[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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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明朝的记载，八旗军在平原地区行军时，层次分明，队伍整齐，如果在狭窄的地形机动则会合成一路行动，并能层次不乱，作战时，八旗军令行禁止，战术执行方面，当兵刃相接之际，披重铠、执利刃者令为前锋，披短甲善射者自后冲击。精兵立於别地相机，勿令下马，势有不及处即接应之。也就是说，配备重甲的重步兵在八旗军中是作为前锋的，用于冲锋除障，掩护并协调后续部队作战，而弓箭手在后面掩护前边的重步兵，而精通骑射的吧呀喇则作为八旗军中最精锐的机动力量随时侧翼前者部队，执行支援和包抄。总之这种协调作战和明军并无实质差别。且拥有比此时的明军更好的纪律性和执行效率。同时每一队都有一名押队官，一旦士兵在行军打仗途中，有喧哗或不听号令，已经行令错误独进独退，押队官随即用涂了朱丹的箭射向他，回营后直接斩首示众。
噩梦开始——抚顺清河之战。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最终以七大恨誓师叛乱，随后设计哄骗抚顺商人与军民出城贸易，乘机杀入城中，将全城的人民牲畜都屠杀或俘虏，而明军将领李永芳率部请求降，成为第一个投靠八旗的汉奸，而此时八旗在抚顺城大肆杀戮，明军损失的基层军官和敌军将领达到八十人，军民被屠达两万人。抚顺陷落后，总兵张承荫率兵一万出击驰援，不幸中伏，战时会大风，西向扬尘，扑明营，努尔哈赤乘势纵击，明兵不支。张承荫、颇相廷、蒲世芳及游击梁汝贵等五十余人牺牲。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兵仗器械无算。五日，取抚安、花豹、三岔各堡，迁其积粟。六日，广宁巡抚李维翰遣使修好，索还俘虏。努尔哈赤曰：“征战所俘，即我民，何可遣还?若以我为是，厚加馈赠，则和；若以我为非，则不必言和!”七月，遂率兵进鸦鹘关，攻清河城，副总兵邹储贤以兵一万固守。攻城兵树云梯，冒石而上，守兵皆溃，遂拔其城；邹储贤阵亡。周围明军望风而逃。
这就是抚顺清河之战的全部过程，明军在战争初期几乎毫无反映，努尔哈赤几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攻势，不仅攻陷明朝辽东边境的一些城市堡垒，还给予明军严重的损失。打出气势的优势，而以李永芳为首的一些辽镇基础军官的主动叛国可见努尔哈赤对辽镇的基础渗透是非常深的，而明朝方面广宁巡抚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危机已经八方，还幻想遣使修好索还俘虏，导致坐失先机。

帝国的滑铁卢——萨尔浒大战
努尔哈赤的杀戮行为震惊朝野，急忙调集军队甚至从朝鲜以及叶赫女真部落调集兵力，试图以泰山压顶的形式对后金进行毁灭性的打击。于是在1619年初，明朝和后金爆发一次大规模会战
近年来，各种通俗历史类畅销书在讲到此战时，大多不经辩证而简单的引用某些单一史料简单的得出结论，讲到明军人数时八万、十万、十三万不等，甚至二十万、四十七万也有之，讲到后金军人数时，则多简单的归结为六万。不过这些有些夸大明军的人数。
首先来看明朝方面兵力。
根据后金官方史料《满文老档》记载:二月二十四日，明杨都堂遣使致书，美言修好。然其不遣善者，而遣一名取抚顺时逃出之诸申人赍书。其书曰：“我明领兵大臣及议政诸贝勒均已到齐，我大兵四十七万，将於三月十五日月明时兵分八路进发”等语。
……明帝步骑兵共二十七万，分四路出击，其一路兵撤回，其三路兵皆被歼灭。……
即明军号称四十七万，实际出兵二十七万。
再看看同样是清方官方史料的《太祖实录》:……经略杨镐以二十万兵号四十七万，……乃分左侧中路:总兵杜松、王宣、赵梦麟、监军道张铨，领兵六万，顺浑河出抚顺关。右侧中路：总兵李如柏、贺世贤、监军道阎鸣泰，领兵六万，往清河出鸦鹘关。左侧北路：总兵马林、副将麻岩、监军道潘宗颜，领兵四万，往开原合夜黑兵，出三岔口。右侧南路：总兵刘铤、监军道康应乾，领兵四万，合朝鲜兵，出宽奠口。
《清实录》(《满洲实录》的记录同《清实录》雷同)认为明军总兵力为二十万，号称四十七万，其中杜松军、李如柏军各六万，马林军、刘铤军各四万。值得注意的是，《清实录》就是依据《满文老档》所书，其内容多有雷同，即使不同的部分大多也极为相似，所以这两份史料实际上只能只能当做一份来看，不能相互印证。
除了《满文老档》、《满洲实录》和《清实录》外，清朝官方还修了《明史》，《明史》里面这样记载:……令松以六万兵当之，…… ……綎兵四万，…………号大兵四十七万，……文武将吏前后死者三百一十余人，军士四万五千八百余人，亡失马驼甲仗无算。……
《明史》中并未提到明军全军总人数，不过从《明史》中记述的杜松军、刘铤军人数来看，作者显然是照搬了《清实录》的内容。
综合三份清方的官方史料来看，清人相信他们的天命汗以少胜多，打垮了蜂拥而来的二十万明军。如果清人夸张的记载确实属实，那么的确可以说是上天庇佑下奇迹般的胜利。
接下来看看明朝方面的记录。
根据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记载:……以上各路除丽兵外，主、客出塞官军共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员名，阵亡道、镇、副、协、参、游、督司、通判、守备、中军、千把总等官共三百一十余员名，并印信一颗，阵亡军丁共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阵失马、骡、驼共二万八千六百余匹、头、只，今阵回见在并招集官军四万二千三百六十余员名。
王在晋对明军总数的记载，与清方记载差距太大，许多人以《三朝》是野史为由而对其不屑一顾，又或者以王在晋“自为攘功掩醉计”为由对其作品抱有偏见。在这里且不论王在晋孙承宗之功过对错，在萨尔浒之战时他尚未接手辽东，既无攘功掩罪之动机，亦无攘功掩罪之可能，所以攘功掩罪可以说并不成立。
那么作为野史的《三朝辽事实录》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呢？王在晋在泰昌年曾经担任过兵部侍郎一职，后来又挂职兵部尚书经略辽东，因为政见与孙承宗向左被赶到南京做兵部尚书，崇祯初年又去北京担任兵部尚书。他显然应该非常了解辽东兵事。从《三朝》中的记载来看，这份精确到十位数的详尽资料，应当是明朝官方统计然后被作者记录的，仅仅因为《三朝》是野史而对其不屑一顾，转而无条件相信清方给出的夸张数字，恐怕并不能让别人信服。
在明朝的官方史料中，我们找到了能够证明《三朝辽事实录》这个野史的史料。根据《神宗实录》记载:
甲寅兵部尚书黄嘉善言，经略杨镐咨称:奴酋精兵约六万余，而辽东全镇额兵不过六万。除城堡驿站差拨外，实在仅二万余，又各有防守之责，今合蓟镇援兵仅三万有余选调宣、大、山西、延、宁、甘、固七镇兵马一万六千，蓟镇各营路兵丁数千，及辽镇召募新兵二万，通共未满八万。将来分派数路，不免气势单薄。……
此战前，杨镐就提醒朝廷说明军现在额兵只有六万，但是只有两万人可以出动，而且这两万人还要承担防守的职责。即使算上其他各路援军，以及新招募的两万新兵，能够出击的统共也不到八万人。
有人说，明人可能在故意虚报出征人数，以便掩饰二十万大军被努尔哈赤击溃的败绩。但是请读者注意一点，这份疏奏是在萨尔浒之战前写的，除非杨镐在出战之前就预料到了自己必然失败，否则没有可能提前就故意虚报了明军的人数。
另外，《神宗实录》还记载了一封万历四十七年的奏疏:兵部尚书黄嘉善题，据职方司员外外郎王元雅呈称策辽六款:……一简精锐:辽兵除旧额九万外，调集南北，以及招募计一十一万。……这里称辽兵旧额九万，与杨镐称额兵六万并不冲突。王元雅此人不在辽东任职，他的数据来源是朝廷的旧有官方数字。鉴于明末普遍存在吃空饷的情况，额兵与实际兵力有差距是很常见的。而且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努尔哈赤袭击抚顺，抚顺城陷。明总兵张承胤率兵救援，遇伏阵亡。之后后金军又连续攻陷清河、会安堡等地。前后多次战斗导致辽东本地明军损失，明军实际兵力显然应当较旧额兵数为低。
也就是说实际出兵不超过20万。
尽管如此明朝还是对这场战争做了相当多的准备工作，其中火器，战车的制造与应用就是重点之一，如工部提议挑选库存盔甲和铜铁弗朗机，大将军炮，虎蹲炮，三眼铳，鸟铳，火箭等武器提供给辽镇前线。五月份，辽东管粮户部郎中冯汝京上奏指出，明军所招募的辽镇和蓟镇五千新兵应该严加训练，使其掌握火器和战车的技能用以作为骑兵的后盾，而工部署郎中事主事米万种也认为战车应该作为骑兵的后盾使用，同时杨镐也与汪受可也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大战在辽镇监造战车等各种武器装备。
然而辽镇的明军此时却存在的很多的隐患，首先，战时临时招募筹备是无法有效弥补辽镇长期的武备废弛所造成的种种缺陷，而之前提到过，为了补充兵员，不得不让一些逃兵回归军队。其次，作为此次会战的主力明军——辽军却很不喜欢战车部队。兵部尚书黄嘉善就看出了这个倪端，并表示自己的忧虑，他说——火器为中国之长技，旷野列阵作战的车营是核心，但是辽军士兵却非常喜欢轻军冒进，野外浪战，并认为使用火器是无勇，战车是懦夫，然而他们却并没有发现，明军在野战能够击败敌人恰恰就是依靠火器和战车。而明朝政府已经督造了数百辆战车和增设不少火器。并希望辽镇的将士们善加利用，如果不够还可以再添置。
然而可惜，黄嘉善的担忧成了现实，按照山东承宣布政使董启祥的建议下，各路明军以精锐为前。战车担任后卫和补给补充任务，他认为，战车可以行军几十里结阵以作为老营，各部可多派哨探来往侦查巡视，相机应援，从而立于不败之地。而辽军士兵却经常和后续的车营步骑部队脱节冒进，这为萨尔浒的失败埋下祸根。

其次，就是现代人们所嘲讽的分进合击，四路会攻的战略部署。按照正常的战略来讲，这个战略部署是没有问题的。远不是现代人所说的那么不堪。
从各路部署来看，杨镐坐镇沈阳指挥；北路军总兵马林率1万5千人，由开原出，经三岔儿堡（在今辽宁铁岭东南），入浑河上游地区，从北面进攻。
东路军总兵杜松率兵约3万人的主力部队担任主攻，由沈阳出抚顺关入苏子河谷，由西面进攻。
同为东路的总兵李如柏率兵2万5千人，由西南面进攻。
南路军总兵刘綎率兵1万余人，会合朝鲜军共2万余人，经宽甸沿董家江（今吉林浑江）北上，由南面进攻。
另外，总兵祁秉忠，辽东将领张承基、柴国柱等部驻守辽阳，作为机动增援部队；总兵李光荣率兵一部驻广宁，保障后方交通的安全。
由以上部署可见，明军是已经规划很久的，除了各路出击的军队外，后方的机动部队和运输部队可以随着前线的消息来行动侧翼前线部队。从而维持进攻。即便是进攻不利，也可以依靠后方的力量来防守要地。
而从明军出征的号四十七万人，结合战略部署来看，明朝上下是非常乐观的，至少在中央政府方面是很乐观的，这种部署估计是万历皇帝和部下商议后，决定打一场漂亮的多路军协同大会战。
然而这种乐观却过于盲目了，首先多路协同会战是必须建立在能够集中优势兵力的前提下的，然而明军号四十七万人，实际数值却不到十万人，这还是动员的总数，而非参战兵力人数，这样一来，总兵力方面相比后金军是不占优势的，而在总兵力不占优势的状况下，分路作战，这就把本来就不占优势的力量分散掉了。给对方各个击破提供了先决条件。
更关键的是，如果要进行多路协同会战，那就必须要严格遵守期限，各部必须保持联络，以保障各部必须统一步调，以及准确的捕捉到敌人的动向，另外，各部的指挥必须要团结一致，同时主帅也要发挥统筹作用来节制各部军队。
首先是遵守期限，在古代没有无线电的情况下，各路军队会战做到统一步调是很困难的，所以，信息的通畅是很关键的因素，因为只有信息通畅就能保持联络，得知各部的进展。，能够有效协调军队作战。
19世纪初的莱比锡会战，拿破仑率领的军队打败了每一路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反法盟军，然而反法同盟各部军队成功的做到统一步调，如期而至。成功的挤压了法军的战略机动空间。而反法同盟军成功的以钳形攻势切断了法军的补给线，并实现了对法军的合围，最后法军放弃阵地被逼到莱比锡城城郊。而法军在弹尽粮绝的状况下，被迫选择向狭小的林德瑙渡口撤退，在付出惨重的代价后，法军撤至莱茵河西岸，这场战斗成为庸才困死天才的经典战例。
可见古代对于军队能否如期而至是非常看重的。大家能否如期而至，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同时穿插到位，彼此遥相呼应是决定战斗胜负的关键。这就是古代兵书中的如“失期必斩”逗留得罪等规定是有原因的，古代的军事家们要弥补古代的交通通讯局限，就得通过事后控制的方式来保证不同部队的指挥官在规定的时间穿插到位，即便是现代有先进的通讯设备和便利的交通水平，指挥官仍需要以这种方式来最大化减少各部部队的失误。如果指挥官在后一个阶段还停留在前一个阶段的状态，那就暴力了一个致命漏洞，这就会给在内线活动的敌人提供打通外线分割各部军队，提供了机会。所以，为什么古代和现代对失期和逗留的处置基本上死罪。因为一旦失期逗留，那么就会给主力部队带来极大的麻烦，如果各路军队步调不一致，就会出现我方一路军队已经最快穿插到位，并且已经开始和敌军交战，然而其他各路却还在半路停留呢，如果是遭遇了敌军主力，那么先穿插到位的部队必然会因为人数劣势而被迅速吃掉。而作为主帅的杨镐在开始就已经犯错了，首先是以天气恶劣为由，让明军停留很久，贻误最佳战机，有一句话，不要做敌人希望你做的事，而是做敌人意想不到的事。明初蓝玉北伐时，冒着大雪天，出其不意，在北元没能及时反映过来是就被全歼了。而明军因为天气原因延缓出发，而后金先于明军展开行动，并逐渐掌握了明军进攻的动向。当然，天气恶劣有时候也不利于作战，既然已经失去先机，那就养精蓄锐好好的重新制定作战计划吧，殊不知杨镐突然改变主意，明军屁股还没做热乎会冲忙出征，这就导致将士们抱怨朝令夕改，间接降低军队的士气。
大军开拔时，杨镐又暴露了问题，既然是高难度的多路协同部署，那么除了要求如期而至，还要保证纪律显明，明军在出战前就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条令，如逗留失期，观望补救者，主将以下官兵皆斩，临阵抱私仇，退缩私自撤退，滥杀无辜，抢夺首级贻误军机，都要受到重罚。当然说和做是两码事了，只说不做还是无用，可见杨镐犯了没有提出和强调令行禁止的错误，本来辽镇的官兵就习惯轻敌冒进，而为了弥补兵员短缺，打散的家丁和逃兵都召了回来，这就更需要主指挥官向下面不断的强调军规和立下威严。当一个军队一旦在纪律上涣散，那么很难打胜仗。
另一方面，明军出征时，按照监军张栓的奏报，沈阳各路的主将，山海关总兵杜松与副将赵梦鳞等于二月二十八日率军3万，二十九日由沈阳到达抚顺关，按照明军的原计划，杜松部应该按照规定在应该在下午三时出击，很明显，杜松违反军官，直接孤军冒进了，并与三月一日敌法萨尔浒地区，而负责车营和枪炮武器部队的龚念遂却还没有渡河。这就直接导致部队脱节，首位无法相顾。

总之，明军在萨尔浒大战初期的状况就是这样。
其一：兵力不足。兵部尚书黄嘉善言：经略杨镐咨称奴首精兵约六万余，而辽东全镇额兵不过六万，除城堡、驿站差拔外，实在仅两万余，又各有防守之责。今合蓟镇援兵仅三万余，选调宣大、山西、延宁、甘固七镇兵马一万六千，蓟镇各营路兵丁数千，辽镇召募新兵二万，通共未满八万，将来分派数路，不免气势单薄……今刘綎议调各土司马步兵丁通共二万有奇，……总计征调汉土官兵共九千八百二十九名……
也就是说，杨镐向朝廷汇报，当地满打满算才六万人，就算是征集其他各路兵马集结起来也不到八万人，而且只有两万多人能够出击作战，而且还要担任防务任务。可见此时，明军虽然号兵力47万人，然而实际上总人数相比后金是不占优势的，而且杨镐提醒朝廷，这些人中只有两万人能够出战，而且还要担任防务任务，足见明军兵力已经捉襟见肘了。
然而兵部尚书黄熹菩却采取了据职方员外郎王元雅的策辽六款：……，一、简精锐。……辽兵除旧额九万外，调集南北以及招募，计一十一万。可见，王元雅为说明兵在精不在多，当采简精锐之策，故按定制称九万。根本就没有按照实际情况去做出调整，实际上，在杨镐的报告之前，抚顺、东州、玛哈丹三城及五百多个堡寨都已为后金所陷，广宁总兵张承胤所领一万军队全军覆没，辽东额兵已经完全无法吻合原先的数字。可话说来杨镐的报告真的可信吗？
我们继续往下分析，早在万历前期，辽镇的兵额一直不足。
以辽阳为例——辽阳本营左等哨州原额官军五千四百九十三员名，除各营选拨官军六百九十员名，薪拨车营一千三百八十八员名，逃故回卫并填实镇武堡未补官军三百三十*员名，通共二千四百七员名，止剩马步**三千八十六员名。……查自在州原额官头目五百三十员名，止遗见在有马官头目四百五十六员名，其脱出原额者七十四员。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就任辽东巡抚的李化龙在奏疏中也指出额军“虚名者多，见在者少”，“计一营之兵，不足一旅之数。结合两个案例可见，由于明军内部的腐败因素，导致辽镇的武备废弛由来已久。实际兵额和账面上的数字永远无法吻合，而军饷也几乎被上面和底下的当地将领们层层克扣，而各部将领也会拿着克扣下来的军饷在一次克扣拿去养家丁。能够发到士兵们手里的几乎很微薄，这就导致士兵们逃亡。
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十一日（1619年4月24日），明政府接到杨镐的奏疏中有这样一段话：至援兵皆大减原数，仍宜发甘肃镇兵马及查得甘肃镇土官鲁、祁等姓三家兵马亦可选调精锐一万。盖奴首之兵据阵上共见约有十万，宜以十二、三万方可当之，而昨之主客出口仅七万余，岂能相敌？
这里可知后金兵力约有十万，出战者达到六万，明军参战实际兵力不到十二、三万，只有七万余的这一事实。还在万历四十六年六月，江西道御史薛贞在奏疏中就提到：“调到援兵皆伏地哀号，不愿出关。”“钻刺将领见奴氛孔亟，都哭而求调。显然，援兵在开赴前线的过程中，非战斗减员是必然发生的。因为大部分士兵也很难有信心去打赢这场战役，总之开战前，士气就已经非常低落了，那么援军开拔时，产生士兵逃亡的现象也就非常普遍了。可见，白杨镐所说“援兵皆大减原数”是实情。加之各路的援军在战斗打响后竟然还都没能到位，所以我们可以证明，明朝方面在战前动员的八万多明军并没有如数参战，“主客出口者仅七万余”，外加叶赫和朝鲜兵，明朝方面实际参战兵力也不过十万余。所以，我们也同样能够理解，杨镐后来为什么数次书信催朝鲜发兵了。最为致命的是，上面的决策导致杨镐只能硬着头皮去打一场没有把握的仗了。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皆不顾边防实际，以朝议只恐师久饷匮为由每天发红旗催战。方从哲写信促杨镐急发兵，弄得杨镐惶惧计无所出”。
其二：军队各部无法做到统一协调。
由于明军的部队大多数是从全国各地抽调而来，缺少协同作战演练。而努尔哈赤方面的军队前文说了，各级军官和士兵几乎是吃住都在一块，时间长了，就能够保证各部军队的协调性。而明军除了辽镇外，其他九边各地抽调的部队和内地的部队彼此都不熟悉，这就造成各部的作战习惯等方面根本无法做到有效的协调。而且各部除去士气低下的，那些战斗欲望强势的部队却想抢头功，如杜松部。除此之外，各部的将领们也各有矛盾和小算盘。如杜松和刘綎以及杨镐之间的不和。
此时，明军在指挥官方面可谓是不缺能打的将领。如山海关总兵杜松，此人作战勇猛，曾经由一个普通士兵升至宁夏守备。可见作战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其次此人经过许多战斗，松与榆林人守陕西与胡骑大小百余战无不克捷，敌人畏之呼为杜太师而不名。也就是说曾经他和蒙古打了许多战斗，无一败绩。连蒙古人都怕他。至于后金方面则称他为杜疯子，足见杜松是个猛人。其下属将领赵梦麟，刘遇节，王宣，桂海龙，王浩等人也多猛人。
而和杜松齐名的刘綎显然也不是庸碌之辈，此人是万历朝的猛将。使一手镔铁大刀，号称刘大刀。在15岁就已经随父从军，无论是在援朝战争，明缅战争，还是在平息西南少数民族叛乱战争中，和杜松一样都没打过败仗。其部下祖天定，徐九思，康应乾，姚国辅皆系宿将。
总之，举例这两个人在当时都不是省油的灯，都是当时的名将。而另一路的李如柏也是曾经在朝鲜战役中屡立战功的战将，而且也是辽军中得顶级人物。可见当时明军可谓是武将全明星的阵容，然而这种全明星的华丽阵容存在一个问题——耍大牌。既然都是大牌人物，自然是谁也不服谁，比如杜松和刘綎互相谁也不服谁，就从萨尔浒后期刘綎一句：我是总兵，他也是总兵，凭什么我要听他的，就可以看出他们俩谁都不服彼此。而由于这两个人平时就桀骜不驯，自然都有一个共同的作为——那就是谁都看不起杨镐这个曾经打过败仗的文人将领。虽说自宋朝以来，以文驭武成为规则，然而文人有时候看不上桀骜不驯的武将，而武将则反过来也看不起文人。于是矛盾也形成了。何况杨镐是一个曾经吃过败仗的文人将领，而刘杜二人此时估计也在想，老子大小百余丈从没输过，凭什么听你这个打败仗的文人调遣。这就是明军目前面对的状况，来自各个系统的明军除了其各自主官，主帅根本就没法协调调动，而杨镐不是后来的林彪能不各路军队拧成一股神。所以嘛，既然老将们都彼此谁都不服谁，（连主帅都敢不放在眼里）那么协调工作也就没法展开了。连最起码的团结都没有，怎么可能做到统一协调呢。不说战争，就拿篮球赛来说，如果全明星球队若是谁都不服谁，无法协调，估计可能连业余的学生都打不过的。而杨镐心里也非常清楚明军内部的严重问题，也多次写信给努尔哈赤，要求其降服免其叛乱罪行。而这种做法在轻敌乐观情绪洋溢的明军里，更加让诸将瞧不起杨镐。同时，刘綎也饱受各方面的刁难。先是在刘綎被传旨后，星夜赴京，即日启程赴辽。刘綎希望多调川兵赴辽作战，并多次请兵部求调三万川兵赴辽。然而不允，终只拔五千人。而后刘綎参战时，杨镐又不受重用他，其余三路兵力都达到了二万以上，而独此老刘一路不过一万。加上朝鲜兵也才二万多，而朝鲜军的战斗水平嘛，不敢恭维。
而根据《光海君日记》记载的一段刘綎与朝鲜元帅姜弘立的对话：“臣（就是姜弘立）问曰：‘然则东路兵甚孤，老爷（即老刘）何不请兵？’答曰：‘杨爷（自然是杨镐）与俺自不相好，必要致死。俺亦受国厚恩，以死自许，而二子时未食禄，故留置宽奠矣。’臣问曰：‘进兵何速也？’答曰：‘兵家胜筹，惟在得天时、得地利、顺人心而已。天气尚寒，不可谓得天时也，道路泥泞，不可谓得地利也，俺不得主柄，奈何？’颇有不悦之色”，可以看出，连朝鲜人都看出明军内部的问题，一方面刘綎部兵力不足，还有就是老刘和老杨互相看不上。既然事件都弄到这个地步了，这仗也就没法打了。
其三：轻敌
前文说了明军内部协调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相继衍生出来的那就是情敌，冒进，各路互不协调的问题。先是情敌，当时明军各部将领都想抢功劳，如杜松表示我要自己带兵去抓努尔哈赤。而既然轻敌衍生了抢功冒进的心理，那么也还会继续衍生出各路无心协调，各自为战的事件了。如上面提到的杜松，没等各路大军集结到位呢，杜松就直接自己先带人走了，而过河的时候也不等后续部队全部过河，自己带着为数不多的人就冒进了。而刘綎则是因为兵力不足而被迫停留在驻地一段时间。可见结合第二点看，明军内部整个就是一盘散沙。
其四：保密工作没有做好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战略部署和军队动向的保密是十分重要的，所谓：军机不可泄露。然而杨镐就没有做好这个工作，在杨镐给努尔哈赤的去信中无意中暴露了明军各部的动向和战略部署，为了威慑努尔哈赤，使其投降。向努尔哈赤暴露了自己多路协调作战的目的，并夸大明军人数。而努尔哈赤在最初的战斗中获得了许多辽镇旧将的投奔，这些人明显了解明军的底细。所以努尔哈赤才敢采纳李永芳的建议，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策略。在掌握了明军动向之后，后金探子不停的向赫图阿拉报告，“昨二十九日夜，见明国兵执灯火出抚顺关”。而南方的侦查也报告“清河路亦发现敌军”。
由此四点可见，明军在战前就已经输掉了战斗，许多人把这些问题归咎杨镐指挥不力，然而虽然杨镐为此败仗负责，但客观来看，这场仗换谁来指挥都得输。因为上层以及社会基础上的相关问题就已经注定这场仗不会获胜。

这贴可以加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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