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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明朝在西藏的主权地位[第1页]

作者:低调的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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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为转载的学术论文。我转载这个就是希望本吧多些知识帖,绝非钓鱼和水经验,本吧之前有人发过此文一部分,我特意找全了来发。另外本帖禁止无合理可靠依据的各种黑,否则先呼叫吧务然后删,2楼发
 
在西藏成为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过程中,明朝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明朝中央政府、特别是洪武与永乐两朝,对西藏的治理非常重视,不仅顺利承接了元朝在西藏的权利,而且作出部分调整。对于明朝在西藏的主权地位以及明朝的治藏原则和政策措施,当代藏族学者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合著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和多杰才旦主编的《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二书依据翔实的藏、汉文史料,作出极具启发意义的论述。不过,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一些涉及明朝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代表性论著对于明朝在西藏的主权地位大多认识不足。例如,著名的意大利学者杜齐(GiuseppeTucci)在其名著《西藏画卷》中虽然承认明朝皇帝“继续主张拥有蒙古在西藏的主权”,但又认为“明朝对西藏的事务的干预就这样限于两件事:给予封文职衔和接受三年一贡”,明朝“连同元朝的无可争议的权威一齐都没有恢复”。捷克著名学者高马士(JosefKolmas)的《西藏与中华帝国》一书更进一步主张,明朝没有行使对西藏的任何直接的政治控制,纳贡的内容几乎都具有宗教特色。荷兰学者范?普拉赫(MichealC.vanWaltvanPraag)所著《西藏的地位》一书认为,除了“喇嘛—施主”的关系之外,明朝对西藏没有多少兴趣,并把西藏看成一个西方独立的王国。《藏族简史》一书认为:“明朝因武力用于北边防务,不能如蒙古那样派兵进驻乌思藏,故刻意维持藏族地区分裂的局面,……明朝对藏族地区的方针政策是在开国初年洪武、永乐两朝制定的,概括来说,这就是‘多封众建,尚用僧徒’。”谭其骧认为:“明朝对东北辽东边墙以外,对青藏高原的统治是很薄弱的,只是一种羁縻关系而已,真正的统治是谈不上的。我们要说老实话,现在把明朝对西藏关系来比之于元朝对西藏的关系,清朝对西藏的关系,这是不行的,是远远赶不上的。”沈卫荣认为:“明朝消灭群雄、平定海内,时势、谋略功不可没,其用兵则时常捉襟见肘。明朝将其与西藏的关系置于‘怀柔远夷’这一话语之中,……‘怀柔远夷’的前提是‘严夷夏之辨’,……于政治上、文化上皆采取消极、保守的防范政策,限制汉、藏间的多元交流。”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明朝治藏方略的主流见解基本上是“多封众建”、“因俗以治”、“羁縻怀柔”等概括性的认识,除了王家伟、尼玛坚赞所著《中国西藏的历史地位》等少数论著之外,大多对于明朝在西藏的主权地位缺乏明确表述。
 
2010年5月,笔者在甘肃省岷县看到抄本《西天佛子源流录》(以下简称《源流录》),其中详细、具体地记载了永乐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几件重要史事,可与《明实录》和藏文史书《贤(智)者喜宴》《江孜法王热丹贡桑帕巴传》(以下简称《江孜法王传》)、《安多政教史》等相关记载联系对比,遂引起笔者关注,并开始进行研究。洪武、永乐时期治理西藏事务的历史事实,以及《西藏通史—松石宝串》和《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二书的相关论述,让笔者认识到:仅仅以“多封众建”和“羁縻怀柔”来概括明朝的治藏原则和政策措施,失之于笼统和表面化;明朝、特别是洪武和永乐两朝,在治理西藏方面用心之切、介入之深,远超目前一些代表性论著的有关论断;明朝在西藏的主权地位,比国内外学术界目前的主流认识明确、充分得多。本文拟略述相关史实,并作初步分析。
 
以上洪武二、三年的行动,是明太祖朱元璋处置西藏和藏族地区事务的第一阶段:明军主帅率领精锐歼灭占据陕西、甘肃的元军主力,割断元朝残余势力与吐蕃的联系;洪武二年四月李思齐投降、明军占领临洮、取得第一期军事胜利之后,朱元璋立即连续派遣两批使者招谕吐蕃,宣布主权;洪武三年四月大破王保保之后,又即刻从前线和朝廷两个方面招谕吐蕃,朝廷的使者还要“图其所过山川地形以归”;六月甘、青、阿坝藏族地区的元朝最高首领投降,河州、临洮、岷州等地纳入版图;八月,朝廷又派使者深入西藏招谕。我们看到,在这两年中,朱元璋对陕甘和吐蕃的部署清晰明确,步步进取,迅速紧迫,自始即明白无误地宣布接收元朝在西藏的全部权力,并且从军事和“招谕”两个方面为达到这一目标采取切实有力、连续不断的行动,在甘肃发动了胜利的军事进攻,斩断了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之间的联系,将权力向吐蕃延伸。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缘土蕃之境未入版图,……是以报功之典未及举行。”当徐达战胜王保保,甘、青、阿坝藏族地区归顺之后,朱元璋立即“大封功臣”。吐蕃在朱元璋的全国战略部署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从明朝开国初期慎重决定这一极其隆重、意义非凡的封典举行的时机上清楚无遗地显现出来了。
为什么朱元璋会如此重视吐蕃呢?《明史?西域传三》说出了其中的原因:“洪武初,太祖惩唐世吐蕃之乱,思制御之。”朱元璋虽然出身寒微,但勤于学习,又一能招贤纳士、接受文臣的高明建议,因而在明朝建立前后已经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他对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的战略筹划,是在吸取唐朝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作出的。同时,因为元朝的蒙古统治者与西藏宗教上层的关系最为密切,为了彻底消灭元朝的残余力量?巩固明朝政权统治,必须割断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之间的联系。因此,朱元璋对于吐蕃地区格外重视,措置尤其果决、明晰。
 
2、第二阶段
洪武四年以后,朱元璋治理西藏和藏族地区事务进入第二阶段。首先,明军于洪武四年进入四川,元朝在阶州、文州、茂州、威州、松潘等地的蒙藏官吏、头人纷纷归降。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这一年明朝先后在甘肃南部和四川西部设立河州卫和朵甘卫,对藏区进行军事和行政管理,并依托河州卫和朵甘卫,从甘肃南部和四川西部两个方向向西藏延伸权力。洪武五年二月,设置四川等处茶盐都转运司和秦州茶马司,进一步在经济领域管理涉藏事务,分别从四川和甘肃东部开展与藏族地区的茶马贸易。
洪武五年四月,“河州卫言:‘乌思藏怕木竹巴故元灌顶国师章阳沙加,人所信服。今朵甘赏竺监藏与管兀儿相仇杀,朝廷若以章阳沙加招抚之,则朵甘必内附矣。’中书省以闻。诏章阳沙加仍灌顶国师之号,遣使赐玉印……”此处的章阳沙加(释迦坚赞),是西藏杰出的历史人物、元朝后期的帕木竹巴万户长、夺取了萨迦派管治西藏权力的大司徒绛曲坚赞之侄。此时绛曲坚赞已故,释迦坚赞继承其叔之位掌管帕木竹巴政权和西藏地区的最高权力。对于洪武五年朝廷的这次诏封和赐印,(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指出:“这是明朝皇帝首次给帕竹第悉赐给诏书和官爵,帕木竹巴朗氏家族统治西藏的根本文书依据也就是这份诏书。”因此,章阳沙加很快对明朝中央政府的诏封作出回应:9个月以后的洪武六年正月,他就派来使者朝贡。考虑到当时往返南京和西藏的交通状况,这样的回应速度是相当快的。
 
看看与喇嘛丹巴一起向明朝朝廷“乞玉印、护持”的另一位“国(师)公哥列思监藏巴藏卜”的情况,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上述疑问。喇嘛丹巴?索南坚赞是萨迦派四大拉章之一仁钦岗拉章的继承人,“国(师)公哥列思监藏巴藏卜”即《汉藏史集》中的贡噶勒贝坚赞贝桑布,是元朝后期白兰王扎巴坚赞的长子,出自都却拉章,早年依止喇嘛丹巴研习萨迦教法,后来“喇嘛丹巴委派他为仁钦岗拉章的法座”,“(元朝)皇帝封他为‘大元国师’,并赐水晶印等”。
洪武六年喇嘛丹巴?索南坚赞向明朝“乞名号、玉印”的时候,己经61岁了(两年之后圆寂)。此时他的宗教修养和地位早己达到高峰,在西藏是万人共仰的一代宗师,无须明朝皇帝给他什么宗教方面的名位。但是,在世俗方面,作为仁钦岗拉章的继承人,当元朝覆灭、明朝代兴之际,必须取得新朝的诰命、敕封,其家族的财产和特权地位才能得到政治和法律上的保障。当摄帝师喃加巴藏卜和“故元国公南哥思丹巴亦监藏等来朝贡,乞授职名”之时,撇开了仁钦岗拉章(或者仁钦岗拉章不愿与他们同行)。喃加巴藏卜在明朝朝廷取得了巨大成功,得到朱元璋高度的信任、关怀和支持。面对这种局面,8个月后喇嘛丹巴?索南坚赞与他委派的仁钦岗拉章法座公哥列思监藏巴藏卜一起来朝“乞”名号、玉印、护持,显然主要是为了维护仁钦岗拉章的地位、争取喇嘛丹巴家族的世俗利益。
 
联系到8个月之前朱元璋无微不至地关怀赐予的玉印、在喃加巴藏卜辞归时授予他重任、“命河州卫镇抚韩加里麻等持敕同至西番,招谕未附土酋”之事,笔者认为,对于不辞千辛万苦、长途跋涉进京、主动遣使归服的喇嘛丹巴?索南坚赞,明朝朝廷不惜“负远人归向之心”拒封的真实原因,是有意要冷遇、抑制亲帕木竹巴的仁钦岗拉章。这与朱元璋依靠、重用达仓宗的萨迦派喃加巴藏卜,改变帕木竹巴独揽西藏大权局面的战略意图是一致的。所谓的“己尝给降,不宜复与”,只是托词而已。
不少学者认为,朱元璋对于西藏的了解仅仅是初步的、有限的。从“故元帝师之裔琐南监藏巴藏卜”——喇嘛丹巴?索南坚赞在明朝朝廷得到的待遇来看,真实的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在洪武六年以前,朱元璋己经派出多批使者赴西藏招谕和调查,甚至“命图其所过山川地形以归”。明朝初年,喇嘛丹巴?索南坚赞是地处拉萨和帕木竹巴政权所在地乃东之间的桑耶寺的座主(1375年即圆寂于桑耶寺),当时他的主要活动区域在前藏的腹心地带。对于这座著名的寺庙及其杰出的座主,明朝使者不可能一点也不知道。朱元璋不给喇嘛丹巴?索南坚赞任何名分,也不可能是因为不了解西藏情况而懵懵懂懂作出的决定,更不可能是他对西藏上层“多封众建”中偶然出现的吝音、失策之举。
明朝朝廷拒封喇嘛丹巴?索南坚赞一例让我们认识到,不能仅仅满足于笼统地概述明朝在西藏的“多封众建”,而应当尽可能地对每一项封建(和不封建)作出具体的分析,这样才有可能了解明朝对西藏“多封众建”的确切意义。
 
3、第三阶段
洪武七年至洪武三十一年,是朱元璋治理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事务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明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稳定发展。萨迦派继续得到扶植,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也最密切。炽盛佛宝国师喃加巴藏卜不断遣使朝贡,朱元璋对他十分信任。上文已述,当他在洪武六年辞归西藏时,特别“命河州卫镇抚韩加里麻等持敕同至西番,招谕未附土酋”。通过喃加巴藏卜和韩加里麻的招谕,“乌思藏怕木竹巴辇卜阇吉刺思巴赏竺监藏巴藏卜等遣使进表及方物”。这位“辇卜阇吉刺思巴赏竺监藏巴藏卜”,即章阳沙加于洪武六年藏历九月去世后继位的帕木竹巴政权第三任“第悉”扎巴绛曲。由于他同时兼任丹萨替寺的“京俄”,所以名字前面有“辇卜阇”的尊称。他的佛学造诣很深,宗喀巴曾经拜他为师,“对他生起不可夺移的无量信仰”,并且写诗赞颂他。洪武六年正月章阳沙加遣使朝贡,洪武七年十二月扎巴绛曲又“遣使进表及方物”,表明当时掌握西藏最高行政权的帕木竹巴政权前后两任首领均正式归服明朝的统治。
帕木竹巴政权的第四任“第悉”是扎巴绛曲的同父异母弟索南扎巴。洪武二十一年“怕木竹巴灌顶国师锁南札思巴噫监藏上表称病,举弟吉刺思巴监藏巴藏卜代职。许之”。此处的锁南札思巴噫监藏,即索南扎巴。其堂“弟吉刺思巴监藏巴藏卜”,现今一般译为扎巴坚赞,是帕木竹巴政权的第五任“第悉”,即后来永乐皇帝赐封的阐化王。他在位40多年,制定一系列制度,并且支持宗喀巴和格鲁派的创建。自元朝后期就掌握了西藏行政权的帕木竹巴政权,其最高首领的更替需要申报明朝皇帝批准,这是明朝在西藏充分享有主权的有力证明。
 
在洪武五年以前,明朝军队与元朝残余军队在长城以内的战争几乎每战必胜。但是,当明军出长城追击残余元军之后,明朝军队便败多胜少了。洪武五年徐达和李文忠率领的两路大军在蒙古草原腹地与北元军队决战,均遭失败。此后数年,北元军队卷土重来,不断侵扰北部边境,明朝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这让明朝君臣进一步认识到战马的重要价值。当时除了北元控制的蒙古草原之外,藏族生活的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部是最主要的军马产地。于是,征集军马、开展茶马互市贸易成为明朝处置藏族地区事务的重要内容。
 
萨迦大殿是藏历第四饶迥木牛年(至元二年,1265),八思巴从元朝大都第一次返回西藏时,在元朝皇帝的直接资助之下,命萨迦本钦释迦桑波集中西藏十三万户的民工兴建起来的,是萨迦派享有西藏最高权力的标志。1357年(元顺帝至正十七年),萨迦派内部冲突再次爆发。1358年,帕木竹巴万户长绛曲坚赞应喇嘛丹巴?索南坚赞和本钦甲哇桑布等人之请,第二次向萨迦进军,并且将萨迦的问题上奏元顺帝。绛曲坚赞召集萨迦派政教上层全体会议,达成协议,决定由帕木竹巴政权管理萨迦大殿。然而,在绛曲坚赞收兵返回之后,原萨迦本钦却撕毁协议,起兵包围萨迦寺,欲夺回萨迦大殿。绛曲坚赞立即第三次进军萨迦,严酷地镇压了萨迦派的敌对势力,收缴了萨迦本钦的大印,正式接管了西藏最高的行政权力。1360年,元顺帝颁赐绛曲坚赞虎钮大印及封诰,认可帕木竹巴政权对西藏权力的接管。帕木竹巴在其主寺丹萨替寺举行了隆重的绛曲坚赞启用虎钮大印的仪式,以此昭示西藏各教派、各地区:帕木竹巴政权取代了萨迦派。
自1358年至1413年,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在前藏的帕木竹巴政权不顾道路遥远、大山连绵,一直坚持掌控萨迦大殿。因为,这是他们统治西藏地方权力的标志和象征。昆泽思巴和江孜法王叔侄们想要从帕木竹巴手中收回萨迦大殿,绝非易事。
 
学习
 
《贤(智)者喜宴》概述的这一段对话,只能是在永乐四年十二月至永乐六年四月期间永乐皇帝与大宝法王说的。因为,永乐四年年底哈立麻到达南京,永乐六年四月“如来大宝法王辞归”,此后他再也没有来过内地。大宝法王途经康区返回西藏,中途在昌都类乌齐的噶玛丹萨寺停留较长时间,于永乐七年才回到拉萨和楚布寺。永乐十三年藏历八月,大宝法王圆寂。综合以上情况判断,“皇帝的金字使者来到西藏”,“藏地亦有众多人(向朝廷)进谗言”,帕木竹巴阐化王扎巴坚赞害怕明朝大军进藏,紧急赶到大宝法王座前求助之事,只能发生在永乐七年至十三年之间。
 
侯显、宋成使团的主要宗教任务之一是“为迎请法主班钦室利夏日普达罗”(同时还再次迎请宗喀巴)。这位班钦室利夏日普达罗是一位印度高僧,“在大海边的迎札马城出生,后来担任过金刚座的堪布”。江孜法王饶丹贡桑帕巴把他迎请到江孜,建寺传法,寺庙“佛堂中央有与摩揭陀金刚座的大佛像尺寸相等的大菩提佛像”。侯显、宋成使团的宗教任务,也与江孜法王和萨迩派的关系最为密切,同样显现出对江孜法王和萨迦派的信任和支持。
按照《江孜法王传》的上述记载判断,扎巴坚赞向大宝法王求救之事,应当发生在阳水龙年(永乐十年),或水蛇年永乐皇帝的两个使团进藏期间。再结合《源流录》所记“彼时(乌斯)国王心甚恐怖”,急向班丹扎释求救,以及班丹扎释“又奉(大宝)法王慈旨,乃为允诺”的记载,可以断定:扎巴坚赞请求大宝法王救护,与其求救班丹扎释之事是在同一时间内连续发生的,都在阳水龙年(永乐十年)杨三保等“金字使者们抵达”西藏迎请昆泽思巴期间,因此才能出现《明实录》和《源流录》分别记录的永乐十一年二月杨三保和班丹扎释偕阐化王“遣侄札结”勤见永乐皇帝的事情。
 
参照《江孜法王传》阳水龙年和水蛇年(永乐十年、十一年)有关交还萨迦大殿的记述,《贤(智)者喜宴》和《源流录》相关记载的历史内涵大致呈现出来:这是苗昆泽思巴和江孜法王叔侄要求帕木竹巴归还萨迦大殿,还有金字使者在止贡寺后遇劫所引起的一场政治危机。联系到《江孜法王传》的相关记述,可以找出其基本脉络:在江孜法王系统的仲钦索南贝叔侄等人与昆泽思巴“商议和报告了收回萨迦大殿的问题”之后,昆泽思巴正式向杨三保提出了要求帕木竹巴归还萨迦大殿之事,《贤(智)者喜宴》所记的“藏地亦有众多人(响朝廷)进谗言”,很可能指的就是萨迦派为收回萨迦大殿向金字使者提出的申诉。在此之前,昆泽思巴己经有可能向永乐八年进藏请他赴京的“内官关僧”提出了这一要求。因为昆泽思巴是皇帝一再远迎的贵宾,杨三保自然会向阐化王扎巴坚赞转达昆泽思巴的要求(或者永乐皇帝在杨三保受命之时已经向他下达了要求帕木竹巴政权归还萨迦大殿的旨意)。但是,这一要求必定遭到拒绝,因为交出萨迦大殿意味着帕木竹巴放弃了西藏地方最高的行政权力,至少是放弃了统治后藏地区大片领土的权力。杨三保遭拒后,很可能以永乐皇帝的名义威胁扎巴坚赞。扎巴坚赞恐惧,向大宝法王和正在西藏访道修行的班丹扎释求救,派侄子札结随班丹扎释和杨三保赴朝廷申诉。在元朝末期,帕木竹巴即曾被萨迦派多次控告于朝廷,但均申诉成功,如今他们大概还想如法炮制。但是,这一次是昆泽思巴和扎巴坚赞的侄子同时来到南京,而且昆泽思巴在南京多次为永乐皇帝传授密教教法,得到皇帝的崇信和大量布施,赐封“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领天下释教”,在藏传佛教中地位仅次于大宝法王。对于帕木竹巴政权,永乐皇帝没有像元顺帝那样给予安抚,而是命令他们把萨迦大殿交还萨迦派,并且派遣侯显、宋成为首的500人使团赴藏送达这一诏命。
 
在岷县发现《源流录》之前,汉文史籍中全无有关永乐年间萨迦大殿争执和皇帝要发兵进藏的记载。藏文史书《江孜法王传》虽然记述了永乐皇帝命令帕木竹巴交还萨迦大殿之事,但没有记载“太宗文皇帝怒乌斯王逆旨,欲遣大兵取乌斯国,彼时(乌斯)国王心甚恐怖”的重要情况。《贤(智)者喜宴》虽然记载了帕木竹巴王扎巴坚赞恐慌地恳求大宝法王解救危难,大宝法王“慈悲为怀”,“从汉军(征伐)的威胁中解救了西藏”。但没有说明什么时间、什么原因引起汉地军队对西藏的威胁以及扎巴坚赞因此而产生的恐慌。现在,有了《源流录》的记载,《贤(智)者喜宴》《江孜法王传》和《明实录》中的相关史料得以连通,再结合相关的藏汉文史料,我们得以大致了解明朝时期西藏地方这一重大事件的梗概和明朝中央政府在西藏权力结构中的决定性作用。《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依据《江孜法王传》详细记述了大乘法王向永乐皇帝请求、皇帝下令要帕竹把萨迦大殿交还给大乘法王之事,特别指出:“这实际上也即是得到让萨迦派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力的诏书。在西藏地方势力萨迦派和帕竹派之间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上,是由明朝皇帝发布诏书予以实际解决的。”《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也详细地引录《江孜法王传》有关交还萨迦大殿的记载,高度评价此事:“大乘法王贡嘎扎西通过向明朝皇帝请求而从帕竹第悉手中收回了对萨迦大殿的管理权,对萨迦派的延续和发展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遗憾的是,藏族学者编著或主编的这两部著作关于永乐皇帝命令帕木竹巴交还萨迦大殿一事的评价,至今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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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12-04 23:53:54  更:2021-12-05 00: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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