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 战国与希腊：中西方的“文化隔阂”源于哪里？[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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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战国与希腊：中西方的“文化隔阂”源于哪里？[第1页]

作者:兰l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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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战国与希腊：中西方的“文化隔阂”源于哪里？

今天，中国和西方又一次站在了解彼此的十字路口。
在科技层面，我们已经了解西方；在制度层面，我们能部分了解西方；但在文明层面上，彼此的了解却远远不够。
现代文明蕴含着古典文明的精神基因。欧美和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文明；伊朗与波斯文明；土耳其和奥斯曼文明；俄罗斯和东正教文明；以色列和犹太文明。种种关系连着种种基因演化成种种道路。

政治制度方面，希腊城邦多元自治，既有雅典的民主制，又有斯巴达的双王制。
中国先秦时期，则是由周代分封制，转为战国末期的中央集权郡县制。
政治观念方面，古希腊视城邦的独立自由为最高价值，中国先秦时期视大一统为最高价值。
共同体构建方面，古希腊没有一个超越各邦之上的共有核心，也从未建立超越各城邦的国家。而先秦时代先是建立起了以周天子为核心的统一秩序，又在战国时代建立了统一国家。

政治认同方面，古希腊城邦始终存在希腊人和蛮族的界限。先秦时期，华夏人和异族之间没有绝对界限，夷夏转化交融，为后世多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
在所有的不同中，最重要的就是统与分的不同。正是这个不同而带出了其他许多不同。
古希腊文明以分散的城邦形态而著称，但它内部也曾产生过统一的冲动。它曾以城邦联盟的形式诞生过强大的地中海霸权；它曾建立过横跨亚非欧的亚历山大帝国。亚里士多德说，希腊人像欧洲大陆人一样尚武，又像亚洲人一样尚文；既保持了自由的生活，又孕育出了最优良的政体；只要能形成“一个政体”，它就具有统治一切民族的能力。然而，希腊最终未能做到真正统一，被后起的罗马逐一吞并。

与古希腊同时期，中国正逢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5世纪到前3世纪，战国和古希腊面临相似的历史境地。第一，都陷入了内部极度战乱。春秋列国制度已经崩盘，陷入了长达213年的兼并战争，被称为战国时代。古希腊城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陷入了长达200年的内斗，被称为“城邦危机”。
第二，战乱中都出现了统一运动。战国出现了七雄争相统一天下的战争。希腊出现了呼吁城邦停止内斗、团结一体对外扩张的“泛希腊主义运动”。
第三，统一运动的积极力量都不是核心圈国家，而是军事强大的边缘国家。对战国而言是秦国，对希腊来说是马其顿。二者都被视为“夷狄野蛮”。
第四，大批知识分子为统一运动上下奔走。在希腊，是哲学家、雄辩家、戏剧家；在中国，是儒家、法家、道家、纵横家。他们都感受到了时代的危机，都提出了大量哲学、政治、道德命题。

而统一运动的结果不同。
希腊统一运动形成的，是亚历山大帝国，仅七年即分裂，其后的三大继承者王国内斗100年，被罗马逐一兼并。罗马留下了希腊的文化艺术，却抛弃了它的政治制度。
战国统一运动形成的，是大一统秦王朝，虽14年后崩溃，但很快就再次兴起了大一统汉王朝。秦制被后来的历代王朝所继承，整整两千余年。
相似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的结果，我们通过同时期几个思想家的命运来探索答案。

第一章 | 战国
一
1975年12月，中国刚搞过“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接着刮起。而在湖北的偏僻小县城云梦，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史学意义深远之事——修建水利工程的农民在一块叫作“睡虎地”的农田里，挖出了一座秦国小吏的墓。墓主人尸骨之下枕满竹简，竹简上书满秦法。这就是著名的《睡虎地秦简》。
出人意料的是，考古学家在这些法家竹简中，发现了一篇官吏思想培训教材《为吏之道》，核心思想居然是儒家。

——“宽俗忠信，悔过勿重，和平勿怨，慈下勿陵，敬上勿犯，听谏勿塞。”
——“临财见利，不取苟富。临难见死，不取苟免。欲富太甚，贫不可得。欲贵太甚，贱不可得。毋喜富，毋恶贫，正行修身，祸去福存。”
这非孤例。陆续出土的王家台秦简、岳麓秦简、北大秦简中都有类似文字，说明秦朝晚期已不完全排斥儒家。这和后人对秦“焚书坑儒”“纯任法家”的绝对化定论不一样。

通常认为专属秦国的法家制度和精耕农业，实际是魏国发明的；通常认为自由散漫的楚国，实行“县制”比秦国还早；通常认为商业发达的齐国，其《管子》中也含有与秦相似的“保甲连坐”元素。
可见，儒法并行、刑德同用，才是战国晚期的整体潮流，政治观念亦基本趋同。这个政治观念，就是“一天下”。谁也不甘于小区域的分治，都要去争夺完整的天下。不是争要不要统一，而是争由谁来统一。他们相互比的是，谁的生产力发展更快，谁的政治家集团效率更高，谁更能代表天下正朔。对整体“天下”的执着，是历代中国政治家群体最为独特之处。

朕知道了

思想家们也是如此。
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自由的第一个高峰，亦是仰慕西方的知识分子们津津乐道的盛景。但大家只注重了“争”的一面，却忽视了“融”的一面。几十年来陆续出土的战国简帛印证了“诸家杂糅”相融相合的现实。郭店简中，可以看到儒家与道家混同；上博简中，可以看到儒家与墨家混同；马王堆帛书中，可以看到道家与法家混同。“德”不为孔孟独享，“道”不为老庄专有，“法”不由商韩把持。在秦征服六国之前，诸子百家的思想融合已经开始。
诸子百家虽然哲学体系差异极大，但有一条共同的底线，即建立“统一秩序”。儒家强调“定于一”的礼乐道德秩序，法家强调“车同轨、书同文”的权力法律秩序，墨家强调“尚同”与“执一”的社会行动秩序。即便强调极端自由的道家，对统一秩序也是认同的。老子的“小国寡民”，经常被说成主张分治。但实际上，“小国”只是政治过渡的单元，“邦国”之后还有“天下”这一最终秩序——“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他还反复探讨“取天下”和“天下王”的奥秘。只是他对“天下王”要求太高了，光有权力不行，必须是圣人，“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类似于哲学王。庄子说“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经常被解读成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庄子反对的是儒家瞎折腾的“有为而治”，推崇道家更高明的“无为而治”，但“治”的本身是统一的，“万物虽多，其治一也”。

在这个共同基础上，战国成了思想制度的熔炉。秦国的法家贡献了大一统的基层政权；鲁国的儒家贡献了大一统的道德秩序；楚国的道家贡献了自由精神；齐国将道家与法家结合，产生了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和以市场调节财富的“管子之学”；魏韩贡献了纵横外交的战略学与刑名法术的治理学；赵燕贡献了骑兵步兵合体的军事制度。如此等等。最后的结果，就是汉朝。汉的政权结构来自秦，意识形态来自鲁，经济政策来自齐，艺术文脉来自楚，北伐匈奴的军事力量来自赵燕旧部。
大一统，不仅是秦并了天下，更是天下消化了秦。

二
秦汉的道路选择，不是命运的偶然，而是前有夏商周历史经验，后经春秋战国几百年博弈思考。关键是在战国最后五十年。
秦并天下，虽完成于公元前232—前221年的秦王政时代，但奠定统一压倒优势的，是五十年前的昭襄王中期（前269—前262）。当时齐楚两大国战败衰落，只剩下赵国勉力独支。秦采取“远交近攻”战略，准备全力突破赵国。这是秦国征服天下的最后一道关口，同时也是六国联手抗秦的最后机会。
战国志士谋臣们因此分成两大派。函谷关内的秦国，活跃着法家与纵横家。函谷关外的六国，活跃着儒家、道家、兵家、阴阳家、刑名家。齐国的稷下学宫是东方六国知识分子的聚集地，相当于古希腊柏拉图学院。从商鞅变法开始的100年里，这里一直是与秦国对峙的另一个精神世界。
稷下学宫早期由阴阳家主导，孟子游齐后，儒家渐成主导。到后期，战国时代最后一个儒家大师荀子，成为学宫的祭酒，一干就是三任，是谓东方世界的精神领袖。

然而，这样一位儒学大师，却突然去了遵行法家的秦国。
公元前269至前262年之间，60多岁的荀子，一边观察一边记录，穿过秦国座座乡邑城镇，一路走入了都城咸阳。
秦相问他：你来秦国，印象怎么样？
荀子回答：秦的百姓淳朴，不追求声色犬马，尊重官府，像古代的人民。秦的基层小吏忠诚勤俭，办事尽心，不偷奸耍滑，像古代的官吏。秦都城的高级官员，出了家门就是官府，没有私事，不搞朋党，贤明而有公心，像古代的士大夫。秦的朝廷，处理政事速度极快，没有积存的事务，像古代的朝廷。
在儒家的话语体系中，“古之治”就是古代圣王的治理，是儒家努力的最高目标。对秦政如此高的评价竟出自儒家大师之口，如果不是两千几百年后出土的秦简，荀子这段话会被打成巨伪。

从睡虎地秦简、岳麓秦简到里耶秦简，随处可见秦政权从上到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一道文书最终发现有错，过手文书每一个环节的官吏都要负责。各乡养牛要定期比赛，排名末尾的乡官要被流放到远方工作。行政出了差错，主官要拿出自己的真金白银赔偿公家。断案判罚不公平，审判者会被脸上刺字罚为刑徒。秦法对行政环节设计之精密，对官僚制度约束之严格，历代王朝居首。
相反，同一时间，荀子对稷下学宫所在地齐国的政治评价则是，“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众庶百姓皆以贪利争夺为俗。”齐国是奉行儒家的大国，思孟学派主要在齐国传承，但用儒家理想操作出的政治现实却走了样。
荀子总结道，秦国走到今天，不是幸运，而是必然。“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作为稷下学宫的主持者，说出这样的话，不仅是对六国政治立场的背叛，更是对儒家的背叛。

但荀子还说了一句更重要的话。“尽管秦国具有如此多的优势集于一身，却忧患不可胜数，远远没能达到‘王者’的境界，原因是因为缺‘儒’”。
怎样才算是“有儒”呢？
荀子回答，“节威反文，用端诚信全之君子治天下，因与之参国政、正是非、治曲直。”秦制以吏为师，荀子却希望用君子治天下。这是后世“王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雏形。
荀子认为，只要秦国补上了这一点，统一天下方可持久。“若是，则虽为之筑明堂于塞外而朝诸侯，殆可矣。”
他认识到，儒家虽然有着统一的道德秩序，但没有建立统一的治理体系。法家虽然能建立统一的治理体系，却在精神道义上有着极大缺陷。如果秦国的法家制度，加上儒家的贤能政治与信义仁爱，才能成为未来天下正道。
秦昭王没有理会。荀子返回东方。

几年以后，荀子的话通过一场大仗得到了印证。长平之战，战国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秦国在赵军投降后，背信坑杀了40万赵军。即便在血流成河的战国，这也突破了道义的底线。
秦国从来靠现实主义与功利主义取天下，又岂会用仁义道德自缚手脚。

三
长平之战后，荀子思想极度痛苦，他放弃了政治，不再周游列国，迁到了齐楚交界的兰陵，从此著书立说、教学授徒。
他教出两个大有名气的学生，一个是韩非，一个是李斯。一个是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一个是法家实践的设计者。讽刺的是，他们不是被商鞅法家学派教出来的，却是被儒家教出来的，体现了荀子兼容复杂思想的底色。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而荀子却主张“人性本恶”，所以只能用严刑峻法，这符合法家学说。

儒家的“天”是惩恶扬善的义理之天，而荀子的“天”却无所谓善恶——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所以，世人才可以“制天命而用之”，这是中国最早的唯物主义。
儒家崇尚王道，鄙视霸道。而荀子认为虽然王道最佳，但霸道在乱世中也很有用，应该王霸兼用。
儒家只谈义不谈利，荀子却要“义利兼顾”。他认为，义与利是人类两大并列天性，再高尚的制度也不能消灭人的图利之心，而再黑暗的现实也不能泯灭人的求义之心。应同时发挥两者作用。
儒家崇尚礼治，而荀子崇尚礼法兼治。礼不是典章礼节，而是以“度量分配”厘定各自的本分和责任，其中蕴含着法家原则。

儒家崇尚法先王，而荀子认为应该法后王。这给后来的王安石、张居正们的改革以精神底气。
只有这样对立统一的思想体系，才能教出李斯与韩非。
荀子这个看似难以调和的矛盾体，是因为处于大乱之世。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最大的战争死亡不过十万（艾陵之战与马陵之战），而且几十年才发生一次。但荀子生活的战国末期，死亡十万的战争几乎年年发生，死亡几十万的大战二十年之内就发生了三次（五国伐齐、白起伐楚、长平之战）。在这样超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中，没有力量的道义和没有道义的力量，都不能回答眼前的现实。他必须要找到一条新路。

公元前247年，秦彻底突破三晋，斩断六国合纵之腰。这一年，李斯学成入秦，开始了政治生涯。
听到这个消息，年届80的荀子非但没有高兴，反而绝食了。“李斯入秦，荀卿为之不食。”绝食也没用，另一个弟子韩非紧随其后也应召入秦。前所未见的辉煌大一统王朝正在展开，年轻士子岂能抗拒创造新世界的诱惑。
李斯韩非入秦后，极大地加速了秦的统一战争。韩非将法家理论发展到极致，囊括了法、术、势等三大流派，秦始皇深为服膺。

他们都忘记了，自己的老师荀子虽然肯定法家手段，却始终坚持着儒家价值观——比如忠义孝悌的伦理；比如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士大夫精神；比如政治以王道为根本，用兵以仁义为优先。这个“仁”的精神，与孔孟并无二致。在法家和儒家之间，如何执其中道，很难把握。真理往往在于度。单纯承袭他学说的某个方面都不对。

韩非入秦后，死于和李斯的斗争。他写出了法家的一切权术，却不懂基本争夺技巧。李斯精通此道，却斗不过宦官，纯粹的权力ZZ，一定会按照它本身的逻辑来得快去得快而变幻无常。

韩非李斯死后没多少年，他们设计的帝国迅速崩塌了。秦征服的土地和人民并没有实现与秦的内心融合。他们忘记了老师早就说过，只用暴力，可以兼并，但不能凝聚。凝聚，还要有人心。“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能并之而不能凝，则必夺。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则必亡。得之则凝，兼并无强。”秦朝晚期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2013年出土的湖南益阳兔子山竹简中的“秦二世元年诏令”，已明确提出不要再对老百姓加以徭役（“勿以徭赋扰黔首”）。可惜出台晚了。半年之后，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

法家与儒家，哪一个都不能少。如果没有法家，儒家不能完成结构化和组织化，无法实现对基层社会的动员，无法在大争之世自我强化。但如果没有儒家，法家将变成僵化的制度，其威权体系只是完全标准化、垂直化、同质化的执行体系，而儒家则有灵活的、本土的、包容性的调节空间。
何况荀学并非只有儒法，他是战国思想的集大成者。《史记》言荀子之思想乃是总结儒、墨、道家各自的成功失败汇聚而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以卒”。他批判墨家不懂得建设国家秩序，但吸收其“兼爱”思想，并发展成“天下政治”的无私原则。他批判道家只通天命不通人事，但吸收了其非人格、无善恶的天命观，发展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他批判黄老学派的“有诎而无信”，但吸收了其经济思想，肯定了商业对于国家的价值。他将孔孟追求的“纯粹”儒家，变成为驳杂宏阔的“大儒家”。现在看来，百家争鸣到百家兼容，唯有荀子做到了。

“极高明而道中庸。”荀子对于“中道”的定义，比传统儒家更注重实际。他认为，中道的标准只在有益于事理，不必遵从于某种特定教条。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实事求是”。“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为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为中说。事行失中谓之奸道。”建立于实事求是基础上的中道精神，使中华文明最善于包容完全相反的矛盾体，最善于结合看似不可能的矛盾体，最善于使一切“非此即彼”的事物在中华大地上和谐共生、绵延不断。

四
荀子死于前245—前238年之间。活到90岁。
他的思想太驳杂太矛盾，以致他死后的境遇更为曲折。西汉前期的意识形态，是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后来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改宗“有为而治”的儒家政治。儒家结束从孔子以来三百五十年的流浪地位，第一次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彼时，有用汉隶撰写的“今文经学”，有用六国文字撰写的“古文经学”，两派斗争了漫长岁月，但无论哪一派上位，只尊孔孟，却从不推崇他，他们都认为荀子不纯粹，何况他还有个焚书坑儒的弟子。

千年后，第一个为荀子辩解的，是韩愈。经过安史之乱，痛感国家需要经世致用实学的韩愈，不但鼓励时人为《荀子》注释，还评价荀子“大醇小疵”，除了一点点“杂质”，和孔子没有什么不同。韩愈为此被宋明理学批判了好几百年。因为宋儒以孟子“性善论”和“内圣外王”为归宿，对荀子的“性恶论”和“王霸兼用”绝不容忍。
因此，当时与孟子并称的荀子，却在儒家成为正统之后的1800年里，成了一个阴影里的人物。
一直到清乾隆时，考据训诂的清代大儒们突然意外发现，那些汉初儒学复兴的根本大典，那些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传习的经书，竟然全是荀子传下来的。如《春秋左传》《春秋谷梁传》、如《毛诗》《鲁诗》《韩诗》、如《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梁启超评价说，“汉代经师，不问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二千年间，宗派屡变，一皆盘旋于荀子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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