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 从遗传学数据看满族的南岛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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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从遗传学数据看满族的南岛渊源——满族＝马来

作者:名将李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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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常染色体数据
祁荣等2014年论文，根据辽宁满族19个常染色体STR基因座数据，结合文献数据，对世界各地29个人群进行比较，其中没有长江中下游汉藏语系人群，有3个满-通古斯语族人群：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辽宁满族。
在用于比较的各人群中，首先与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聚类的是云南拉祜族，然后，相对于辽宁汉族和拉萨藏族，云南拉祜族先与辽宁满族聚为一类。

拉祜语与藏语同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拉祜语与汉语同属汉藏语系，可云南拉祜族首先与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聚类。然后，相对于辽宁汉族和拉萨藏族，尽管辽宁满族吸收了大量汉族成分，依然是拉祜族先与辽宁满族聚类。根据谢选华2004年论文，云南拉祜族是云南单倍群O1a-M119比例最高的人群，其单倍群O1a-M119比例达13.8%。
这显示了满-通古斯语族民族与单倍群O1a-M119的密切渊源。
在现有公开文献和YHRD数据中，没有大样本拉祜族17Y-STR数据。但拉祜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土家语是一种亲彝语支的语言，重庆酉阳土家族是保存土家族文化最多的现代土家族群体之一。
重庆酉阳土家族的O1a-M119星簇比例高达5.58%(197例样本，YHRD(the Accession Number YA003845，Contributor Jiangwei Yan (YC000254)，2013）)，在现有大样本17-STR数据的人群中，如果把南方汉族作为一个整体，重庆酉阳土家族的O1a-M119星簇比例是第二高的，仅低于吉林九台满族。
单倍群O1a-M119毫无疑问是土家族的固有成分：
谢选华2004年论文，5组土家族数据的单倍群O1a-M119比例，最高的有20.0%，最低的也有8.2%。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的土家族，在各地土家族中，其单倍群O1a-M119比例最低，可在吉首三个主要民族——土家族、苗族、汉族中，其单倍群O1a-M119比例最高。这充分说明了单倍群O1a-M119对于土家族的重要意义。
比较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不同地区土家族的单倍群O1a-M119比例。吉首土家族的单倍群O1a-M119比例为8.2%，永顺土家族的单倍群O1a-M119比例为15.8%，龙山土家族的单倍群O1a-M119比例为20.0%。
吉首是湘西州首府，人群汇聚交融之地，当地土家族说汉语，这里的土家族的单倍群O1a-M119比例最低。
永顺不是首府，当地土家族说汉语，这里的土家族的单倍群O1a-M119比例显著高于吉首，但低于龙山。
龙山不是首府，当地土家族说土家语，这里的土家族的单倍群O1a-M119比例最高。
从地理位置和使用的语言，土家族固有成分，应当是龙山土家族最多，永顺土家族其次，吉首土家族最少。而三个土家族群体的单倍群O1a-M119比例，正是龙山土家族最高，永顺土家族其次，吉首土家族最低。土家族群体的单倍群O1a-M119比例，与理论上土家族固有成分的多少，呈完全的对应关系。
在彝语支民族中，彝族是最重要的民族之一。
在Ye等2013年论文提供的一组115例云南彝族样本中，有6例样本属于单倍群O1a-M119，占5.2%。在郭华2008年论文提供的一组64例采样于云南的彝族样本中，有3例样本属于单倍群O1a-M119，占4.7%，其中1例样本属于O1a-M119星簇。YHRD上有一组100例云南彝族样本11Y-STR数据(YHRD（ the Accession Number YA003296，Contributor Bofeng Zhu, Yao Liu (YC000116),2008）)，其中1例样本与O1a-M119星簇核心型在11Y-STR仅相差1步。
傣族是与拉祜族杂居的民族。
在YHRD上的一组92例云南西双版纳傣族样本(YHRD（the Accession Number YA003876，Contributor Nie Shengjie (YC000168)，2013；the Accession Number YA003877，Contributor Chris Tyler-Smith, Wei Wei, Xue Y, Ayub Q, Mohyuddin A, Qamar R, Zerjal T, Helgason A, Mehdi SQ (YC000089)，2013）)中，就发现了1例属于O1a-M119星簇的样本。

傣语是一种傣泰语（侗台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傣泰语组），泰语也是一种傣泰语，Kim等2011年论文提供了一组40例泰国人样本17Y-STR数据，没有1例样本属于O1a-M119星簇。即使是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一组40例样本数据（文波2003），没有1例样本属于单倍群O1a-M119。
除彝语支民族和傣族外，云南南部其他少数民族的单倍群O1a-M119比例皆为0，如云南南部2个南亚语系人群和1个苗瑶语系人群的单倍群O1a-M119比例均为0（谢选华2004）。显然，傣族的O1a-M119星簇应与以拉祜族为代表的彝语支人群密切相关。
二、红细胞血型数据
翁自力等1989年论文，根据ABO、MNSs、Rheus、P、Duffy、Kidd、Dieg、ABH等五个遗传系统上25个等位基因频率，计算中国11个人群间的遗传距离。结果，广西侗族与辽宁满族之间的遗传距离比北方汉族与辽宁满族之间还小。辽宁满族是吸收了大量北方汉族成分的，可在根据红细胞血型数据计算的遗传距离上，广西侗族竟然比北方汉族更接近辽宁满族。
在侗台语系民族中，仡佬族、黎族和侗水语支民族被认为与南岛语系人群有深度接触关系。侗族就属于侗水语支民族，学术界普遍认为侗族源于“干越”（龙耀宏1987），原来居住在江西和其周边地区。从祖居地上，侗族与古代吴越人接近，且水系相通。无论起源如何，地理相近、尤其水系相通的民族通常会有相近的遗传特征，语言、文化也会互相影响。侗族在服饰、饮食、建筑上，与吴越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尤为重要的是，侗族有十分浓厚的蛇崇拜且以蛇为祖先，还有鸟崇拜、打牙、断发、椎髻、契臂、错臂、干鱼祭祖等文化特征（张民1991），这些文化特征一综合，显示出侗族与吴越人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因此，无论侗族与吴越人是同源还是深度接触，有所差异的可能只是父系遗传结构，两者在常染、血型上应是十分接近的。就如两个相邻的传统村庄，两村男子的父系可能显著不同，但常染、血型都十分接近。
在关于爱新觉罗家族始祖布库里雍顺诞生的三仙女故事中，正是由于神鸟喜鹊的帮助，爱新觉罗家族始祖得以诞生。把喜鹊与祖先联系起来，在中国各民族中，除了满族外，找到的另一个民族就是侗族，传说侗族祖先开始不会说话和唱歌，后来是喜鹊教他们学会了这些。满族与侗族都没有把喜鹊作为祖先，但喜鹊都极大地有恩于其祖先。后文会论述，与侗族相同，满族也有十分浓厚的蛇崇拜，而且满族的祖先图腾也是蛇（塔娜1994）。
三、白细胞抗原数据
米佳2008年论文，根据HLA-DRB1基因频率，用Nel氏法计算12个中国人群体间遗传距离。其中唯一的满—通古斯语族群体是赫哲族，与赫哲族遗传距离最近的是南方汉族，而不是北方汉族。如上文所述，赫哲族在历史上经历过大幅的人口萎缩，解放后仅存的少量赫哲族男子来自很少的几个家族，因此赫哲族的Y染色体类型固有成分存在强烈的瓶颈效应。但与Y染色体非重组区域不同，每个人的常染来源是多样化的，赫哲族的常染成分并不存在类似Y染色体类型固有成分的瓶颈效应。解放后，赫哲族与北方汉族大量通婚，其通婚对象来源十分清晰，基本为闯关东的山东、河北汉族移民。因此，赫哲族血统基本由满-通古斯语族民族成分和北方汉族成分两部分构成。
使得南方汉族与赫哲族遗传距离更近的，只能是赫哲族血统中的满-通古斯语族民族成分。这说明满-通古斯语族民族与南方汉族存在密切的渊源，而南方汉族正是高O1a-M119星簇比例的人群，其O1a-M119星簇比例在各人群中仅低于吉林九台满族和重庆酉阳土家族。

潘星华等1995年论文，根据HLA-DQA基因频率，北方汉族与南方汉族、香港新加坡华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而满族与南方汉族、香港新加坡华人之间却不存在显著差异。满族的血统主要由女真人成分和北方汉族成分构成。使得满族比北方汉族更接近南方汉族和香港新加坡华人的，只能是满族血统中的女真人成分。这说明女真人与南方汉族、香港新加坡华人存在密切渊源。如前文所述，南方汉族是高O1a-M119星簇比例的人群；根据Yeung等2006年论文提供的481例香港华人12Y-STR数据，香港华人有很高的O1a-M119星簇类型比例；根据YHRD上的一组104例新加坡华人23Y-STR数据（YHRD(Contribution with the Accession Number YA003270，Contributor Rita Yong, Eric Yap (YC000103)，2008)），新加坡华人的O1a-M119星簇比例高达4.81%，在海外人群中是最高的。
四、体质人类学数据
朱芳武等1994年论文，根据头面部重要特征，计算中国22个群体间的欧式距离，其中的三个满-通古斯语族群体——赫哲族、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其与黎族的遗传距离均要小于其与汉族的遗传距离。中国境内现代满-通古斯语族民族的血统主要由满-通古斯语族民族固有成分和北方汉族成分构成，如果黎族与满-通古斯语族民族遗传距离近是因为满-通古斯语族民族血统中的北方汉族成分，那么汉族与满-通古斯语族民族的遗传距离应更近，可事实是相反。使得黎族与满-通古斯语族民族遗传距离更近的，只能是满-通古斯语族民族血统中的满-通古斯语族民族固有成分。这说明满-通古斯语族民族与黎族存在密切渊源。黎族是学术界公认的与南岛语系人群有深度接触的人群，具有许多南岛语系人群的文化特征，其南岛语系人群特征单倍群O1a-M119比例超过20%。
如，Xue等2006年论文，海南黎族34例样本，单倍群O1a-M119比例为26.5%；杨波2007年论文，海南黎族205例样本，单倍群O1a-M119比例为23.9%；蔡晓云2009年论文，海南黎族61例样本，单倍群O1a-M119比例为41.0%。不仅如此，在上面三篇论文中，海南黎族的O1a-M119样本均属于单倍群O1a-M119的一个下游单倍群——单倍群O1a1*-M119(xM110)，而这正是O1a-M119星簇所属的单倍群。
下表列出了海南黎族不同支系的单倍群O1a-M119比例。
表：海南黎族不同支系的单倍群O1a-M119比例
群体
样本数
01a1-M119比例
数据来源
本地黎
77
32.5%
杨波2007
加茂黎
27
51.9%
蔡晓云2009
杞黎
97
16.5%
杨波2007，蔡晓云2009
美孚黎
65
29.2%
杨波2007
从上表可以看到，黎族不同支系的单倍群O1a-M119比例均在15%以上，加茂黎的单倍群O1a-M119比例要显著高于黎族其他支系。在语言上，加茂黎的语言与黎族其他支系的语言差异较大，基本不能互通，而黎族其他支系的语言互相之间差异较小，基本可以互通。这提示黎族不同支系很可能有着不同的渊源。加茂黎的族名jiamao，确切地拼写应为Gamao，加茂黎的族名据说来自于地名，但地名又从何而来，没有找到确切地论述，只是，加茂Gamao，与印尼尼亚斯岛上的戈莫人（Gomo）的族名Gomo非常相近，与爱新觉罗家族的源流姓氏gioro亦接近。而戈莫人的单倍群O1a-M119比例为100% （47例样本，Tumonggor等2013），符合爱新觉罗家族特征的单倍型均属于单倍群O1a-M119，而海南岛上的加茂黎的单倍群O1a-M119比例超过了50%，在黎族各支系中是最高的。
综上所述，充分说明满-通古斯语族民族与高单倍群O1a-M119比例人群、尤其是高O1a-M119星簇比例人群存在密切渊源，这与中国境内三个Y染色体类型没有经历瓶颈效应的满-通古斯语族民族——满族、锡伯族和鄂温克族，其均有较高的O1a-M119星簇比例是相一致的。
通古斯满族和南岛东南亚文化联系

。

@123shuo6 恶心

只会无脑黑的皇汉果然翻不起大浪
主观意识太强

ding

。。

顶

我发现我接触到的东北人马来相比例奇高，远高于河北人山东人，用建国南方人调动去建设东北有点解释不清，因为南方人普遍都没那么马来。一搜，结果还真是，满族真是北马来

以后就是马来满了

马来这说法不准确，应该叫"老亚洲人"，因为现在的马来人O3以多于O2系，已经被串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