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必须被正名的哲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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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必须被正名的哲学方法——直觉论》[第1页]

作者:柳艺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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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开头的话

一个时代的社会实践和经验认识是这个时代全部哲学命题的思想背景和理论前提，任何哲学都不能够脱离它自己的世界，超越其时代的认识水平和实践空间。我们和黑格尔们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量子世界、一个力学世界，后者建构了一个刚性和确定性的粒子时空，前者展示了一个弹性和概率性的能量宇宙。哥白尼凭借自己的勇敢和天赋，颠覆了托勒密的地心说宇宙观，建立起更加科学的日心说宇宙观，使地球重新恢复一颗普通行星的本位。哥白尼革命的历史意义不完全在于学说本身的正确，更加在于他以科学的精神打破了日常经验的臆断和信仰主义的狂妄，推翻了神学目的论的虚构，宇宙不再是上帝的作品，而是先天的自在。伽利略的工作从上帝的手中解放了自然，让科学更加独立于信仰。最后，牛顿用数学和力学建立起更加符合宇宙现象的体系——一个力学时空的世界。刚性的粒子是宇宙的基本单位，力像杠杆一样把粒子与粒子贯穿在一起，刚性的粒子与刚性的力架构起一个刚性的牛顿空间。牛顿世界就像一台精密的时钟，最基本的属性就在于它的可测量性，一切都是确定的、必然的，粒子可测量、粒子间力可测量、粒子运动可测量，因此空间和时间也同样可测量。于是，我们断言，世界是可预测的，因为世界必须符合它的必然性，即符合它的运动公式： y=F（x1，x2…xn，t）其中，y代表因变量，t代表时间变量，（x1、x2…xn）代表n个x自变量即自变量的集合{xi}，F表示关于{xi}的y的函数，反映了y与{xi}之间的必然性。只要给出初始条件和运行公式，我们就可以计算出过去、现在、未来任何时间点上任何空间点的粒子状态。可见，牛顿世界也是可控的，我们可以通过对x的控制实现对y的控制。

古典哲学以牛顿的力学宇宙作为思辨的对象，把世界看成事物的组合，必然性像上帝一样统治着世界。理性精神冲击和清洗了中世纪宗教信仰主义，但是绝对的必然性没有为自由留下空间。牛顿世界是多的一、粒子与力的组织，因此，对于世界而言必然性是内在的，对于粒子而言必然性却是外在的，粒子被外在的必然性束缚在固定的轨道上。按照古典哲学的理论，拉美特利反而比黑格尔更加“科学地”定义了人——人是机器，自由的合法性也就变得牵强和虚伪起来。而且，牛顿世界必须存在无限多的“真空点”——无论时间还是空间，否则，世界无法测量，或者测量时会造成自变量的扰动。牛顿世界也就成了无限多孤立的碎片拼接起来的非连续的粗糙的“整体”，那台时钟只能以步进式运行——从上一时刻跳跃到下一个时刻，而没有连续运行的可能。黑格尔的工作就是寻找自然的铁律，捆绑人类社会和自由精神，他的哲学体系的辩证性，也就同其对自由的承诺一样，值得我们怀疑了。19世纪，新成熟起来的生物学向牛顿那个荒漠般的宇宙注入了绿色，生命的主动性让“力”力不从心，黑格尔神圣的权威开始暗淡，叔本华、马克思在不同地方举起了反叛的旗帜。

必然性之外的可能性使理性主义构造起来的传统哲学大厦轰然坍塌，而测不准的世界又让宇宙愈加“显露”出自己的神秘，现代科学表现得愈加“谦虚”。作为自然科学基础的物理学自认为：“我们到现在为止研究过其微观结构的物质很可能只是宇宙中物质的小部分（5%左右）。而绝大部分物质的本性还或多或少地停留在理论推测之中。”历史久远、现象可感的物理学尚且如此难以窥测，新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自己又应该有多少自信呢？经验科学的反省从根本上动摇了古典哲学的基础，黑格尔先后失去了赖以存在的两个先验前提——必然性、思存统一，它们只能是更加具有普遍性的某种理论的特例，就像牛顿力学只是量子力学的特例一样。

现象学的开创者胡塞尔通过对抽象概念的复杂分析展开了他的哲学。然而，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也不能理解这些晦涩的概念。人类的心理活动不可能是由这些概念规定的，在这些概念被创造出来之前已经死去的人们更不可能用之于意识过程。可是，古人今人却有相近的心理。所以，胡塞尔的方法是用各种概念精细地分解心理的构成，不如荣格较为混沌的理解更能接近真实的心理。心理是多彩的、跳动的，而抽象的理论是灰色的，死板的，虽然有用。所以，“现象学的概念”只属于哲学家胡塞尔，他曾经的学生海德格尔都不能完全继承，甚至还有推翻。

绝大多数哲学家都是怀疑主义者，这是因为在哲学家思维中，批判性思想是他们的常态。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如果你的思路不够清晰的话，那么心理分析就是一个很危险又很肮脏的职业，它只会产生无尽的伤害，而且相对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好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前提是“你的思路不够清晰”。无论在精神的表层还是深层都潜藏着危险，这是密宗特别重视导师的原因。“东方文化”的爱好者尤其应该牢记这一点，以免走火入魔。维特根斯坦的警告也同样适用于理性——“思路不够清晰的”理性主义者在20世纪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样说并不是指出逻辑学不重要。相反，逻辑学极其重要，而且我们仍然缺少逻辑的训练。但不能让逻辑成为精神的暴君。

维特根斯坦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放弃继承家庭财产，在挪威的旷野中隐居，在爱尔兰的小客栈里越冬。他惊奇于世界的存在：“不是世界是如何的，神秘的是世界存在。”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神秘的。维特根斯坦过着简单的生活，在逻辑上对明天不抱希望。他说：“太阳明天会升起，这是一个假设，那就意味着，我们不知道太阳是否将要升起。”在逻辑上确实如此。太阳照样升起只是归纳的结果。维特根斯坦认为，归纳的过程只有心理基础。卡尔·波普尔反驳这个判断。他说：可以假设一个太阳会照样升起的理论；一直到太阳不升起的那一天之前，这条理论不能被证伪。但波普尔只是给出了一个假设，既不能被证伪，也不能被证实——直到太阳升起。经验告诉我们，明天的太阳照样升起。天文学家也会证明太阳明天仍会升起。不过，我们确实不知道自己明天是否会醒来——这种事情曾发生在许多人身上。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说：“人生问题的解决方法在这个问题消失以后才可以看到。”问题是人生问题如何消失呢？消失后又如何看到呢？

理性的命题不能避免各种悖论。德国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曾希望证明算术公理系统的无矛盾性。这个希望被库尔特·哥德尔打破。哥德尔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他的最大贡献是在1931年发表的“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实际上在两年前他的博士论文中已经提出。简略地说，如果一个形式系统是自洽的，那么在这个系统之内必定包含不能证明为真或证伪的命题。这个定理的一个通俗例子是公元前六世纪哲学家埃庇米尼得斯提出的说谎者悖论：“克里特人都说谎。”埃庇米尼得斯是克里特人。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么他这位克里特人就没有说谎；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么说这句话的人也被列入说谎者之列。在真假两种情况下，这句话都不可能全部为真。悖论产生的原因是埃庇米尼得斯在这个判断的系统之内。伯特兰·罗素在《数学原理》中转述了一个相似的悖论：设想某个村庄里有一位理发师（一个男人），他只给村里那些不自己剃须的人刮胡子。那么，这位理发师要给自己刮胡子吗？哥德尔用数学证明形式系统是一个悖论；可证并不等于真；可证的一定是真的，但真的不一定可证。人类的直觉不受逻辑的限制。杰出的数学家和科学家都有很好的直觉，而不是只靠逻辑。这是人脑和电脑的区别。一些科学家因此相信，使用逻辑运算的电脑永远不会超过人脑。

显然，对于哲学来说，无论作为科学还是作为学科抑或作为思维活动，都要求有确定的思维对象。怎么办呢？我们只好在怀疑中寻找。恩格斯有一个让人困惑的命题：“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义，就会造成怎样的混乱。”由于立场的差异和目的的不同，学者们的态度大相径庭。有的学者极力宣扬前半句，却自觉地无视后面的话语；有的学者完全回避或试图超越这个问题，却无法给出超越的合法性。其实，如果我们借用并偷换列宁的一句名言，也许可以更好地理解恩格斯，那就是：问题并不在于你是否承认物质的第一性，而在于你如何阐述物质的第一性。

在近代，科学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思想和活动。但作为科学基础的数学本身仍存在悖论。那些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反对心理学和“直觉主义”的人大约不会注意到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学倚重直觉，常常被认为是神秘主义的。

生命是自从宇宙开端便一举而产生的一种大力量、一个巨大的活力冲动，当他遇到物质的阻碍，奋力在物质中间打开了一条通道，逐渐学会通过组织化来利用物质。生命就像街头拐角处的风一样，被自己遭遇的障碍物分为很多方向不同的气流。正是由于做出物质强要他做的适应，生命中的一部分被物质所制服了，然而生命总是保持着其自身的自由活动能力，总是奋力要找到新的出路，总是在一些对立的物质障碍中间以一种类似本能的方式寻求更大的自由空间。世界及生命的进化如同艺术件的作品，是真正属于创造性的。一种行为冲动、一种不明确的要求都是预先存在的，但是直到该要求或欲望得到满足时为止，我们不可能知道那个会满足我们要求或欲望的事物的性质。说白了，就是我们的进化是无法预判的，我们只能在进化的途中各行其是，摸着石头过河。决定论或目的论的错误之处就在这里，他们认为世界是可以预判的，是可以通过努力被我们事先感知的，但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生命的自由意志很强烈的粉碎了这一点。动物发展到后期，本能与理智多少已经分离开了，两者绝不彼此完全独立存在，但是对理智进行简单的理解和定义是人类的不幸，而本能的最佳状态则见于蚂蚁、蜜蜂。对于生命来说，本能是好孩子，理智是坏孩子。本能的最佳状态是直觉（在女性那这被称为第六感），什么是本能意义上的直觉呢？他说：“这种直觉指的是那种已经成为无私的、自意识的、能够静思自己的对象并能将该对象无限制扩大的本能”。在我看来，如果想真正的理解柏格森所说的直觉，还是需要在理解上下一番功夫的。正如柏格森所说：“当离开自然的双手，理智就以无机固体作为它的主要对象，它只能对不连续且不能运动的东西形成清晰的观念，它的诸多概念和空间里的物体一样，是彼此外在的，而且有着同样的稳定性。理智在空间方面起分离作用，在时间方面起固定作用；理智不是来思考进化的，而是把生成表现为一连串的状态。理智的特征：天生没有能力去理解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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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的起源和物质中物体的起源是彼此相关的，物质和理智是通过交互适应发展起来的。理智是看出各个物件彼此分离的能力，而物质则是分离成不同物件的那种东西。在我们世界无尽的生成之流中，生成若是向上运动，就叫生命，甚至还有灵魂。若是向下运动，就叫物质，也包括肉体。向上性使事物合在一起，而向下性则把事物分离开；精神的向上运动必须会在各降落物体之间开辟路径。从理智到直觉或从直觉到理智都是可能的，它们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人的世界可以分为向上和向下两部分，我们的精神也一样。使事物分离的理智是一种幻梦，我们整个的生命本应是能动的，充满着激情与活力的，而理智却不是，它纯粹是观照性的，静止的。对于世界中存在的主体和客体，对于两者的区分与合一的问题，我们不应当从空间的角度，而应从时间的角度去理解。因为时间的绵延性表现于我们的记忆当中，因为在记忆中过去残留于现在。记忆是精神和物质的交合，二者都是实在的，实有的。正如胡塞尔所说，思维不是对直接经验的回归，思维回归不到直接经验。从感觉到表象、从表象到思维，当直接经验成为思维时，那个刺激感官形成感觉的现象已经成为过去，成为曾经的“有”和现在的“无”。也就是说，以我们现有的思维能力，仍然无法确证意识与产生意识的物质先在的同一性。所以，除了简单地承认这个先在的物质世界，任何向前一步的想法都在冒险。生活常识可以冒险、经验科学可以冒险，但是哲学可以冒险吗？

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哲学是人类思想的大本营，在为人类的全部思想提供原则，我们承担不起哲学冒险的代价。那个自在的宇宙目前仍然超出了哲学的视域，应该交给生活常识和经验科学在模糊中摸索。对于哲学而言，“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是显现在我们意识中的世界、我们意识到的世界、意识界，包括一切物质和非物质的那个先在于意识的世界。世界未必像胡塞尔所说在人反思时它就已经显现，虽然“存在就是被感知”有些粗糙，但是贝克莱的谦逊是谨慎的，盲人不应该形容“红”，正如我们无法形容“红外”的色彩一样。

假如说宇宙是“一”，那么也是集合的“一”。根据现代物理学理论，宇宙应该被看作元素的“一”，空间上是一团连续的能量，时间上是一团永恒的能量，不动不静、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生命的存在感“主观地”以自体的存在为存在，用一条闭合的虚线画出自体与宇宙重叠的边线，然后通过对宇宙的虚无，使自体从宇宙的“一”中分离出来，产生了“二”个：我和非我。生命意识就是“二”的意识，二分法将伴随生命的全部进程。为了自体的存在，意识继续勾勒出一张虚拟的网覆盖在宇宙之上，虚化出无限多的元素“一”，仿佛它们是天然独立的实体，于是，世界仍然是“一”，不过成了集合“一”——元素的集合。意识用碎片化的手段，把宇宙“改造”成“人造”元素的集合。基于认识的必要条件，意识需要一个标尺来确定全部的意识对象，否则意识就会茫然不知所措。正如《圣经》描述的那样，上帝创造了光，用光区分出光明与黑暗，光明被称为“昼”，黑暗被称为“夜”。不过，不是上帝创造了时间，而是意识以上帝之名创造了时间，建立起一维的时间坐标，把宇宙放入了这个坐标。时间的历时性凝固为共时性时，意识就又创造出三维的空间，正如我们用“光年”作为空间单位那样。在时间与空间的坐标系中，意识建立起宇宙的概念。“宇”的本义是屋檐，“宙”的本义是车船的边沿，所以，宇被引申为空间，宙被引申为时间，“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宇宙就是实体化的时空。相映于实体的宇宙，意识建构起自己的时空——世界（三十年为一“世”，边境为“界”）——一个“一”的集合。那个被我们强行命名为“宇宙”的整体唯一真实地存在，作为集合的宇宙和组成宇宙的元素不过是意识“自私”的虚构即所谓“伪”（人为），“世界”映射着伪“宇宙”，却成为意识的直接对象。

好贴！
人们应审视自已的思维，确定思维方法所在位置，找到更好解决问题的办法。形式上理性虽更重要，但直觉一直在理性之上，理性是给直觉打的补丁。

我们的存在以碎片化宇宙为前提，以二元对立思想为基础，甚至把自己都分割成精神与肉体的二元存在，不断纠结于对立与统一或对立与同一，并在矛盾的冲突与和解中暗示自我的存在。婴幼儿时期的人类直观到自己与宇宙的同一，不过，那是人对自然的臣服，对自然母亲的天然依赖，更加准确地说，是自我意识的不完备。理性的成熟把人类送入了青春期，自信的主体充满了青春的冲动和反叛，热情洋溢地反抗着自然母亲的“爱”，他认为母亲已经老了，而他更加相信未来，相信未来是他的。近现代思想体系奠基于人与世界的对立，即使在今天对二元论持最激烈的批评的人那里，对立仍然残存着。经历了青春期的骚动，人类应该可以沉静下来，以理性的直觉感受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希望达成与自然的和解，以独立的人格回归母亲的身旁、回归自己的本性。

第一章、现象学方法的最高位置——爱多斯直觉

关于直觉，近代笛卡尔就用其在解析几何方面作出重大贡献；１９世纪后，经过叔本华对理性思维的激烈批判，及彭加勒、波普尔等人的进一步否定，直觉被放在认识论的最高位置。胡塞尔站在现象学方法的高度，给直觉以更充分的肯定，认为本质直观，即爱多斯直觉，可以透过经验映射的相似性、经过精神上的递推，把握共同之物；将个别直观上升到观念直观，实现对事物本真的认识和理论概念的创新。

德国哲学家胡塞尔花费毕生精力建立的现象学方法，最初目的当然是旨在建立一种广义的哲学方法，也即建立“通向认识真理的一条道路，一个过程”。那么怎样才能够使得人类认识以一种接近实事的方式抵达真理呢？他立足于对心理主义结论的反驳，批判了心理主义所依据的被误认为自明性的东西是错误的成见，指出只要我们“去接近实事本身，那么这里的谬误便会消失”。与此同时，他也反对将哲学方法还原到那被经验、被体验、被思考的对象之上的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方法论。他认为，人类接近认知对象或实事本身的唯一方式就是直观地、真实地体验这个实事。而如何达到认识这个“自在的实事、真实的存在、实体的存在”或“世界中的存在”之目的，胡塞尔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素朴直观地‘觉察’和‘感知’一个实体之物”。继而将对个体的直观或经验转变为或上升为本质直观或观念直观。而如此被直观之物便是相应的纯粹本质或爱多斯。

就传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言，理性思维主要指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非理性思维则主要指各种感性思维、表象思维、身体思维或非逻辑思维，具体包括直觉、灵感、顿悟、想象和假设等创造性思维，以及感觉、知觉、兴趣、情感、欲望、意志、激情、求知欲、好奇心和潜意识等感性要素和身体智能。从辩证法高度上讲，当然不能否定理性和逻辑在科学技术中的重要性，因为人的感觉，包括精神感觉和实践感觉，如意志和爱等，都是人类经由对象化、理性化、自为性和目的性的社会实践活动才得以产生。但也必须看到，科学技术作为全部人类活动的极致，更是人类思维和社会实践综合作用与多元决定的结果。其中，特别是各种创造性思维、非常规思维和其他多种因素的渗透，使得“人不仅是在思维中，而且是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展，当表面现象和具体而直接的现实被科学实验和经验观察“一览无余”的时候，那些隐藏很深的科学真理和技术发明就再也不能只依靠经验，而是要更加经常地借助直觉、灵感、想象等非逻辑思维。

关于直觉思维，其实早在近代之初，一些哲学家就发现其重要的认知和创新价值。到了１９世纪，经过反理性主义者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人对理性的激烈批判和否定，及其后彭加勒、胡塞尔、爱因斯坦、波普尔等人的进一步论证，便开始将直觉放在认识论的决定性位置上。比如叔本华通过对理性的全面审视，在认识论中突出了自我反省、自我体验和神秘直觉的作用。柏格森则赋予直觉以更高意义，认为人类要想认识宇宙的本质，只能依赖一种自我内省和突然实现的直觉过程；而且“只有凭借这种努力，人类才能洞察到自然现象和意识深处的隐秘，才能获得绝对真理”。在真实的认知过程中，人类的智慧和本能、理性和非理性、逻辑和非逻辑是辩证统一的。只是智慧天生地不能全面透彻地理解生命，而本能却能通过直觉穿透时空障碍，抵达对象内部，将个别事实引申为一般规律。尽管智慧经常是人的认知得以发光的核心，但直觉却能使我们看到智慧材料的不足和补充智慧材料的方法，将人之认识引入连续的创造，使得“直觉超越智慧”。尤其在科学活动中，直觉、灵感等不仅内在地展现了真理具有时间到来或成熟以后自己涌现出来的本性，就是作为一种仅凭直接观察，根据有限资料就能作出大胆、深入的判断和预见的思维形式，作为一种简单明了、迅速果断而又有效的探索方法，在科学技术和理论创新中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至于胡塞尔则站在哲学方法和本质直观的高度，给予直觉以更高的地位和评价。他说，本质直观，也即爱多斯直觉，作为对一般性的直观，就是根据自身的经验，直观自己看见的事物，并且在这个自身的看的基础上注意到相似性，尔后进行那种精神上的递推；在这种递推的过程中，共同之物、红、形状等便“自身地”表现出来，就是说，被直观地把握到。这里涉及的当然不是感性的看，因为人们无法像看一个个体的、个别的红那样看到一般的红。它需要人们基于经验或感性的相似性进行递推和扩展，因此人们通常所谓的那“任意多的、个别地被看到的事例所具有的共同之物、一般之物可以直接地作为其本身而为我们所拥有，就像一个个体的个别之物在感性知觉中为我们所拥有一样”。这种本质直观、观念直观或认知直觉在科技创新和理论创新中的作用，显然是多方面的。

首先，就直觉思维在科学创造中提出新概念、新思想和形成新理论的作用而言，笛卡尔就利用这类方法创立了解析几何学和“以太说”，并指出：“除了通过自明性的直觉和必然性的演绎以外，人类没有其他的途径来达到确实性的知识。”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彭加勒不仅创立了微分方程的定性理论、组合拓扑学、自首函数论，也在光的电磁理论、热传导、位势理论和相对论等领域作出重大贡献。他认为他在方法论上的最大受益就是来自直觉，并由此指出：在科学研究中，逻辑用于论证；直觉可用于发明。没有直觉，一位科学家“便会像这样一个作家：他只是按语法写诗，但却毫无思想”。事实上，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许多概念、公理、定律和理论，如非欧几何学、万有引力定律和大陆漂移说的问世，都证明了直觉的创造性作用。为此，爱因斯坦也主张他的相对论是源于直觉，并认为许多物理学原理，“都不可能用归纳法从经验中提取，而只能靠自由发明来得到。这种体系的根据在于导出的命题可由感觉经验来证实，而感觉经验对这基础的关系，只能直觉地去领悟”。

其次，就直觉在科学活动中起到的预见作用而言，思路敏捷、观察透彻、富有洞察力的科学家常常能凭借卓越的直觉能力，在大量紊乱、复杂的经验材料面前，敏锐地觉察到某一类现象和思想可能具有重大意义，预见到将来在这方面可能会产生重大的科学发现或科学成果。这样，由直觉作出的大胆预言就常常决定了某一领域科学研究的发展战略。科学史上，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都是先根据这种直觉性的预言制定研究战略，然后付诸实验而取得的。比如物理学家对原子结构的认识和原子模型的建立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

第三，就科学创造中直觉、顿悟等非逻辑思维起到的选择作用而言，由于人的创造活动一般都是从发现问题开始的，因此在面对一定数量的实验资料、科学事实提供的各种可能性问题的时候，科学家就常常依靠直觉进行选择。比如哥白尼之所以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日心说”，原因就是他在好奇心的促动下，抛弃了托勒密的“地心说”，选择了当时还没有任何经验事实支持的菲洛劳斯的“中心火学说”，以及其后被阿利斯塔克发展了的“日心说”。

由此，在否证论者波普尔看来，科学史上的“每一种发现都含有在柏格森意义上的‘一种非理性因素’或者‘一种创造性直觉’”。这种情况恰如爱因斯坦所言：“我相信直觉、灵感和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与逻辑相比，直觉不仅能教人思路敏捷、观察透彻、富有洞察力，还能够教会人们从远处瞭望目标和领悟现实。在科技创新中，科学家往往会通过自由的生命精神透过幽夜的云雾，从中迸发出新的思想、概念或形式。此时，直觉和灵感就像从一粒细砂看尘世，从一朵野花看苍天一样，不仅可以满足精神创造的最初要求，还能够对认识对象进行总体把握，深入洞察其底蕴，对一些新知识、新概念、新观念进行敏锐的领悟、发现、鉴别和选择。因此，直觉等非逻辑方法是人类特有的、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和认知活动形成的一种在一瞬间就能够将现象和本质、个别和一般、具体和抽象、部分和整体、偶然和必然、可能与现实等观察素材相互统一起来的发明创造能力。迄今的科技史完全可以证明：没有直觉、灵感等悟性的引领，就没有发明创造。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中，“纯粹本质可以直观地在经验被给予性，在感知、回忆等等的经验被给予性中示范性地表现出来，同样也可以在纯想象的被给予性中示范性地表现出来。据此，我们可以从相应的经验的直观出发去原本地把握一个本质本身，但同样也可以从非经验的、非此在把握性的直观出发，更确切地是从‘纯臆构’的直观出发去原本地把握一个本质本身”。换句话说，在胡塞尔看来，如果我们能够在自由的想象中创造出某些空间形态、旋律、社会过程，等等，或者如果我们能够臆造出经验、愉快、不快、愿望等行为，那么我们也就能够在其中通过“本质直观”，也即“观念直觉”原本地甚至有可能相应地直观到杂多的纯粹本质。这种纯粹本质的真理显然并不包含着关于事实的断言。

首先，直觉、灵感和想象的出现，意味着常规思维中的“跳跃”和逻辑程序的“中断”。但由此得到的创新却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因为既定的逻辑程序常常起到规范思维进程的作用，因而也就阻塞了思维过程向新的发现开展或延伸的可能。正如西塞博尔德?史密斯所言：“新发现的作出应是一种奇遇，而不应是思维逻辑过程的结果。敏锐的、持续的思考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它能使我们始终沿着选定的道路前进，但不一定会通向新的发现。”其次，这三种思维形式常常是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其中，或者是想象诱发了灵感或直觉，或是灵感和直觉唤起了活跃的想象，灵感和直觉之间甚至有相互重合的地方。它们是一种由点及面，以至立体多面式的非线性思维方式。所以，当创造者的直觉、灵感或想象活跃起来的时候，往往就表现出一种身不由己地从多层次、多角度审视客观事物，及至透过现象到本质的特殊精神状态，而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性，也似乎一下子暴露在眼前。第三，直觉、灵感和想象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无意识的生理／心理活动。正是它们保证人们能够从基本的生命活动或生理／心理负担中摆脱出来，以从事高级的理性活动。而且正是这种无意识才需要储存更加巨大的信息量，需要有识别、选择、提取、加工和处理信息的更高效率，否则它们也不可能随机应变地完成上述种种调控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直觉思维等既是自觉意识的必要补充，而对于创造性地完成某些任务来说，较之自觉意识也更为优越。最后，这几种非逻辑思维也都是观察和思考、知识和能力的直接统一和迅速结合。表面上看，它们是一种本能的认知冲动和发现能力，实际上则是人类长期艰苦卓著的认知活动、经验积累、心理体验和综合性认知的总爆发。在这里，人固有一种本能的反应、感应、聚集和整合功能；对认知具有一种隐秘或潜在的暗示、牵引和指导作用；并能迫使人们不断地发明新概念、形成新观念。否则，“即便是最伟大的天才尽管朝朝暮暮躺在青草地上，让微风吹来，眼望着天空，那温柔的灵感也始终不会光顾他的”。因此，只有将非逻辑思维和逻辑思维相结合，才能不断地开辟新领地，取得新发现，创立新理论，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繁荣。

以上我们从现象学方法的高度讨论了直觉思维、本质直观和想象的方法论价值，显然这不能与理性相对立。因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体现的思维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狭隘理性主义者把范围仅仅局限在形式逻辑之内的理性思维。他的现象学所涵盖的理性思维就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方法和哲学思维。它体现了一种广义的将直觉、灵感和想象等创造性思维融于一身的理性思维。事实上，现代心理学研究已经表明：所谓直觉思维其实就是一种自然的思维活动，它是对事物自然而然产生某种想法的过程。这种思维产生的基础是思维定势，它是一种不自觉的思维活动，仅凭直观材料来进行。正是由于仅凭直观，所以由直觉获得的知识常常带有某种偶然性，它只有上升到更高级的思维阶段，才能成为一种自觉的过程，才能迅速而正确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当然，它也是人们长期勤奋努力的必然产物；是人们在注意力完全集中、意识极度敏锐的情况下，长期思考着的问题受到某些事物和经验的启发和引领，忽然得到解决的心理过程。所以，直觉等非逻辑的和创造性的思维形式，并不是来自天才，而是来自苦思冥想、勤奋的思维过程，并能以一种爆发性的形式而获得对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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