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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直隶回合：北洋视角下的1900——1928京幾战事[第1页] |
| 作者:优游之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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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顾名思义，本书将试图透过一个过去往往为人不屑一顾的黯淡视角——北洋集团，剖析1928年北京更名为北平之前，作为首都的二十九年间，在她周边发生的战事。 在皇权霸业更迭的历史长河里，撕裂每个大一统王朝背影的，或是群雄逐鹿的乱世割据，如秦、汉、隋、唐、元，或是异族之愤的血火征服，如西晋、宋、明，可以说唯有枭雄的铿锵刀剑能成为开启新篇的钥匙。历朝历代鲜见宣统退位这等不痛不痒的政权交接，更无掌门人袁世凯死后，北洋一帮不成器的二代、三代弟子互踩互啄，争得头破血流也选不出一个强有力继业者的尴尬场面。 正因被这群中国历史上最孱弱的武夫抢着当了主角，围绕着北京二十九年的征战演变成一出出令观众恹恹欲睡的平庸戏码。从肇始的袁世凯到末代的张作霖，北洋政权历任元首有着名目繁多的称谓：大总统、代理总统、临时执政、大元帅，中间还差点儿跑出来两位皇帝。名分上的混乱既是时局动荡的折射，也体现出当权者的不自信。他们无一例外陷入声讨的旋涡，欲求自保而不可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江山易主过于轻松，曾任前清文武大员的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继承了故主的闭塞、衰弱与不思进取，徒有空洞的“声望”，却不具备与之相匹配的实力，由此注定了他们在中枢的碌碌无为。 即便是崛起于“新朝”，手握重兵的实力派曹锟、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阎锡山，对中央政权的争夺同样短视而肤浅，乃至丑态百出，不但不能承担起革故鼎新的使命，往往还要让位于狭隘的封疆裂土欲望。他们外表上的强大看似源自热火朝天的办厂、开矿、筑路、练兵、整军，实则是邯郸学步简单粗暴的堆砌，客观评价这些活儿还不如他们的祖师爷袁世凯玩得漂亮。更有张宗昌这等暴发户，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这些工作一样也没做，凭空捡了十余万人马。。。故而北洋时代往往是一支军队组建伊始，军纪风气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腐化堕落，战力有如滤镜下飘忽不定的颜值，赢得一两场战事便忘乎所以原形毕露了。 无本之木的疯狂生长必然导致根基不稳，军阀们要想站住脚，唯有依附外来列强，方能勉强维持旗下武装集团的话语权。最典型的例子包括段祺瑞用日元建立的“参战军”，冯玉祥用卢布重组的“国民军”。这种受制于人的格局决定了他们的忍气吞声，出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的朱尔典、芮恩施、芳泽谦吉等公使，可以在觥筹交错间左右北洋时代的纷争。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京、津两城暴风雨下的平静往往得益于列强制定的条约、规则与禁令。 基于以上原因，北洋集团内部的裂变及其与南方革命党人的碰撞注定不会有多少血性。贫血正是软弱的大时代缩影，如果说专制与共和的纷争是二十九年间的主旋律，那么以战争的视角透视清末民初的喧嚣的确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 从小站练兵的七千三百人到最后的八十万安国军，从1900年8月5日的镇压阳信县义和团之战，到1928年9月23日结束的张学良剿灭张宗昌滦县之战，北洋军事集团的演变五彩纷呈，其脉络大致如下：为解决大清末世危机而生的武卫五军经过庚子国难的洗劫，唯有袁世凯的小站新军脱颖而出，再从中孵化出奠定清末民初的战争基石——北洋六镇。1916年袁世凯“驾崩”，皖、直、奉三大主流武装集团相继成为北京的主人。 最先登场的皖系因根基脆弱，坍塌得也是最快。坐着升降机的段祺瑞虽先后六度入主中枢，但真正掌控北京不过四年（1916——1920），直皖战争后一蹶不振，人才凋零的皖系余脉延续于卢永祥，两次江浙战争后彻底退出了舞台。 直皖战争后取而代之的直系始于冯国璋与长江三督，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使之在曹锟、吴佩孚手中达到全盛。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分裂于冯玉祥，惨败于张作霖。之后虽有吴佩孚、孙传芳续命但沉疴难愈，1927年8月底的龙潭之役则可以视作它的谢幕。 与直、皖相比，血统不那么纯正的奉系下完了北洋这盘大棋的残局。张作霖和他的七位结拜兄弟发迹于白山黑水之间，第二次直奉战争击败吴佩孚挥师入关后盛极一时，随即止步于江南，又因郭松龄之变的内讧而元气大伤。最终被国民革命军逐出北京的胡子大帅倒在了离家一步之遥的皇姑屯，宣告了奉系草莽传奇的终结。 掺杂在三大派系中的还有些曾短暂控制帝都的非主流，它们是张勋的定武（辫子）军、冯玉祥的国民军、张宗昌的直鲁联军、阎锡山的晋绥军。由此推及整个中国，盘踞一到两个省的桂军、湘军、粤军、滇军、川军、陕军、豫军、鄂军、闽军、苏军、浙军。。。直至最后的赢家国民革命军，都将在本书中出场亮相。各路诸侯所占笔墨或浓或淡，但共同点是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眼花缭乱中，鲜有机会欣赏到杀人盈野血流成河的惨烈大战。 这些厮杀的另一个标签是，大帅们在孱弱的躯壳外披上一层光鲜的外衣，给世人造成北洋虽无义战，但却推崇“君子战”的印象。每次大战将至山雨欲来，对阵双方不急于整束甲兵，而是先滴滴答答的来一段序曲——电报战，拿出汉贼不两立的气势，骈四俪六地舌战一番，既占据道义制高点，又能秀一把“儒将”风采。等到较量手上功夫时，某一方觉得撑不住了，只需洒脱地发个通电下野，收拾细软躲进天津、上海的租界，买座花园当寓公便可安度余生。赢家则捻须一笑不为已甚，更大气的还会摆上一桌酒为对手饯行，例如张作霖便曾礼送手下败将孟恩远出东北。这条颇具古风的“人性化”规矩直到今天仍圈粉无数，表面上是北洋源出同门袍泽之情的诠释，实则是大帅们对于日后相见不自信的体现。谁也不知道风水会如何转，若破坏游戏规则，在战场外对政敌或被俘的对手赶尽杀绝，便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甚至不得善终，徐树铮、孙传芳、张宗昌三人的横死便验证了这点。 无需粉饰，这肯定不是一段值得铭功勒石的光辉岁月，透视清末民初幽晦动荡的漩涡，很难说清北洋武夫们日渐被人遗忘的征战杀伐是蒙尘的遗珠抑或砂砾。笔者所做的仅仅是以最大的耐心将它们一粒粒拾起，既不涂抹吴佩孚策马砍杀的武功，也不遮掩张作霖北人南相的狡黠。除了全景式还原二十九年间以京畿为中心的主流战事，包括庚子国难时表现判若云泥的武卫五军不同的结局、北洋六镇转战南北二十年的轨迹、对大清痴心不改的张勋复辟、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国奉战争、晋奉战争、北伐战争等等，还将展示大量虽属枝节但同样不可或缺的史实：张宗昌剽悍的诗意人生、孙传芳吓倒雷峰塔的大起大落、徐树铮、杨宇霆联手作案坑蒙自家主公、孙中山客死铁狮子胡同、比冯玉祥更喜欢跳槽的北洋“倒戈三杰”、奉军两大顶梁柱郭松龄、姜登选的生死对决、傅作义梅开二度的守城艺术。。。 总之，在清末民初的一潭死水中，尽量品读出一些波澜壮阔的味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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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兵小袁 1901年11月7日，亦即我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坐落于嵩山北麓，黄河以南不起眼的开封府治下小县荥阳（今属郑州市），城郭方圆不过数里，虽地处中原，颓废的城垣早已褪尽了古城的神采。 话说荥阳这个地方，自古就喜欢在荒郊野外守株待兔等美女的传统，有《诗经·郑风》为证：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 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这天一大早，年过半百的知县赵景彬率领三班六房、全县举人秀才、有头有脸的乡绅贤达出城，集合在驿道上，顶着寒气渐浓的秋风，开始了惴惴不安的翘首以盼。虽说是庚子国难余波未尽的萧条年月，但赵知县堆满皱纹风干的脸上却透着一丝小兴奋，不时正一正素金顶戴，理一理鸂鶒补服，再不失威严的咳嗽两声，给没见过大世面的自己和身边的人打打气。 这位县太爷本是浙江归安人氏，累试不第只能靠着入幕当师爷挤进官场，两年前才到荥阳走马上任，水土不服的仕途可谓黯淡无光，能否迎来转机就看今天的表现了，要迎候的佳人虽比他还要大上足足十五岁，却是曾经“清扬婉兮”的慈禧皇太后。 赵家世代精通医术，赵景彬深得真传擅长号脉，但对能否准确揣摩上意“适我愿兮”实在没有什么把握。半个月前他接到通知，荥阳县衙将成为离家出走一年多的慈禧皇太后、光绪皇帝回銮北京的行宫。尽管在朝廷密密麻麻的日程表里只安排了短短一夜时间，赵景彬仍费尽心思来极力掩饰县城内外的衰败景象，县衙正门上的“中州名邑”四字擦了又擦，整个大堂修葺粉刷一新。他还打破“为官不修衙”的传统，在后花园内垒起了奇形异态的假山，几泓碧水中鱼戏虾游，抢栽了一片秋日里依然青翠欲滴的小竹林，摆上了几十盆浓馥芳香的菊花。 慈禧和光绪的车驾驻跸荥阳县城时，天色已近黄昏。在郊外傻站了一整天的赵知县略感失望，尽管老佛爷对行宫内体贴入微的布置赞赏有加，但却无意关心一个七品官员的升迁，他等来的仅仅是一个月后从荥阳调到南阳继续当知县的任命，在官场上依然籍籍无名。赵景彬自此绝意仕途，钻研起祖传医术，终成民初上海三大名医之一，当然这都是题外话了。 这位倒霉的县令之所以时运不济，很大程度上是受累于一起突发事件。车驾安顿停当后，老佛爷想活动活动筋骨，优游哉哉地踱到行宫后花园里赏花观鱼，一封急电不识趣地呈送上来，将她的好心情搅得粉碎——京城奏报李鸿章已于当日午后辞世。 这下可真是梁倾柱折了，无论时议后评如何痛加挞伐，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大清这条满是破洞晃晃悠悠的小船去年之所以没有在庚子国难中沉没，还能勉强浮在二十世纪的水面上，全凭李鸿章掌舵时仅存的几分方向感。乍闻噩耗的慈禧不由得潸然泪下，伤心之余，她被迫尽快为大清物色好下一位任劳任怨干活利落的裱糊匠。 与随驾的荣禄紧急磋商后，慈禧不等拖到第二天便降下谕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着袁世凯署理。” 这道谕旨意味着，李鸿章憔悴而落寞的身影消失在长河中，一颗比他更为耀眼的新星横空出世，一个资历威望远远不如，但杀伐决断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角色登场了。 所谓成大事者，就是当攀爬通往权力险峰有进无退的小径时，哪怕遇上泥石流，也能将卷落的碎石踩在脚下，化作扶摇直上的阶梯。刚刚消停下来的庚子国变中，从落难而逃的帝后到一人摊了一两银子的草根百姓，大清上上下下都输了个体无完肤，唯有袁世凯这位山东巡抚兼武卫右军总统领毫发无损，且在朝廷和洋人两边都是满满的加分，一跃成为朝堂内外最大的赢家。 一个人一生中躲过一劫不算什么，只要这辈子的句号别划得太早。但之前无论是甲午战争的溃不成军，还是戊戌变法的昙花一现，在这些大清头破血流的磕磕碰碰中，袁世凯次次都赚得盆满钵满。换言之，在朝廷断崖式坍塌向无底深渊的同时，他却坐着火箭蹿向一个个更高的平台。这种教科书式的成功绝非用运气能解释的，只能说此人洞察时局的眼光和翻云覆雨的权术已经修炼到炉火纯青了。打开袁世凯的青春修炼手册，我们也许能发现他将借势上位大法玩得这么麻溜的端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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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袁世凯跟随吴长庆的大部队东渡朝鲜抵达汉城。吴在南门扎下营后，采取擒贼擒王的策略，设下一桌鸿门宴请大院君来营中聊聊。李昰应虽知饭无好饭，但清军兵临城下也不得不从，只得硬着头皮前来赴会。 朝鲜贵族对于汉字大多是会写会看不会说，二人寒喧几句，坐在帐中用纸笔涂涂划划尴聊了半天。也许是大院君结结巴巴的可怜模样打动了吴长庆，该动手时他竟闪烁其词，迟迟不忍摔杯发号。 是锥子就不会在袋里藏着掖着，侍立在旁的袁世凯表现的机会来了，他拔刀在手厉声喝道：“事情已经泄露，迟则生变！”急令士卒架起大院君强行扶入轿子，星夜装上兵舰押送天津。 次日，清军向群龙无首的叛军发起进攻。在这场战斗中，袁世凯第一次表现出他的狠劲儿，端起步枪打了鸡血似的冲杀在最前面，三下五除二击溃了叛军。 新兵小袁的表现让吴长庆很是意外，他在奏报中将这名故人之子狠狠夸了一通：“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 ，并给他报了首功。 朝鲜就像一方专为新人袁世凯设计的舞台，他凭借吴长庆的信任，一招一势不敢有半点懈怠，将“营务处帮办”这个毫不出彩的小角色演绎得有板有眼。 平定壬午军乱后，吴部官兵难免有几分占领军的骄横之气，偷鸡摸狗欺男霸女之事时有发生。吴长庆对此相当头痛，遂令袁世凯纠察军纪。 小袁接过令箭不是一般的上心，天天领着吴的亲兵上街巡逻，有一次现场抓获几名当街凌辱朝鲜妇女的武弁，兴冲冲带回营中准备按律问斩。不料吴嘴上整风叫得凶，真要动刀他又舍不得了，跑到小袁帐中咳嗽几声，说这几个货每人赏顿军棍，惩戒一番就差不多啦。 袁世凯未置可否，拿起案上图书请吴翻阅，说世叔喝杯茶稍坐片刻，小侄去去就来，言毕出帐而去。吴长庆也不知道他神神秘秘的搞什么鬼，书刚翻了两页，一杯茶还没品完，袁世凯回到帐中，跪下叩首行庭参大礼，高声禀道，犯罪军卒已依军法斩首示众，还请将军治卑职抗命之罪。 吴长庆想不到这厮竟如此胆大妄为，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小袁毕竟是老朋友袁保庆留下的一根独苗，事已至此责之无益，想了想只得哈哈笑道：“执法固应若是！” 从这件事上吴长庆看出袁世凯定非池中之物，索性不遗余力的保荐，加上袁氏家族盘根错节的深厚背景，使李鸿章注意到了这个后生。自此袁世凯被正式接纳入淮军体系，加同知衔并受命“总理营伍处、会办朝鲜营务”，一跃成为驻朝清军的实力派人物，开始了他在朝鲜的十二年幸福生活，同时为今后的飞黄腾达铺平了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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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二十五岁的小袁又成熟了不少。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吴长庆奉命带三个营回国，清廷在朝鲜的力量大为削弱，袁世凯由此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次大考：甲申政变。 12月4日，以亲日派大臣洪英植、金玉均、朴泳孝为首的朝鲜开化党人在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的唆使下，借中法战争清廷战败之机，诛杀了七名亲华派大臣，挟持国王李熙到景祐宮“避难”，同时散布谣言，佯称清兵作乱，进而迫使国王“邀请”日军进宫“护驾”，试图一举将清军逐出朝鲜。 吴长庆走后，留驻朝鲜清军由提督吴兆有、总兵张光前统领，二人只想平平安安混到回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念头，以“未奉上命”为由不敢轻举妄动，坐视开化党人为所欲为。袁世凯则展露出一如既往的锋芒，力主入宫平叛。见吴、张二人迟迟不敢下令，小袁愤然承诺“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而获罪，由我一人承当，决不牵连诸位”。 说干就干，事发第三天的12月6日，不等国内大佬们来电指示什么万全之策，袁世凯先斩后奏，率一营清军及朝鲜亲军左、右营赶赴昌德宫，兵分三路从王宫敦化门杀入，经过激战成功抢回朝鲜国王，粉碎了政变。开化党“三日天下”的闹剧就此结束，洪英植被抓住剁成肉酱，金玉均、朴泳孝跟着竹添灰头土脸逃回了日本。 袁世凯在这次行动中交出了一份无可挑剔的答卷，事后得到李鸿章“苦心毅力尤为卓绝”的超高评价，并荣升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自此袁进驻朝鲜三军府，编练亲卫军和镇抚军，甚至能时常出入王宫，“很快掌握了朝鲜的宫廷、海关、贸易和电报业务，在1885-1893年期间,成了朝鲜国内权力最大的人物”（《剑桥中国晚清史》）。而俨然朝鲜监国的袁世凯这一年才二十六岁，正是年少轻狂时，还从朝鲜贵族中挑来了三个美女当小妾，坊间甚至传言小袁大人和闵妃之间都发生了些不可细说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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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跑得快 当清廷和它的代言人袁世凯为甲申政变挫败日本阴谋而沾沾自喜，沉醉于对朝鲜君臣颐指气使的优越感时，大清的整个朝贡体系却在一天天分崩离析。在列强的侵蚀下，东亚和东南亚原有的藩属象豆腐渣工程上脆弱的外墙砖般纷纷剥落。 1879年4月4日，日本将最后一位琉球国王尚泰劫持到东京。把琉球改为冲绳县，结束了自1372年起中国为琉球王国的宗主国地位。 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特纳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标志着中法战争以大清的不败而败而结束。清廷同意对法国与越南之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一概不加过问，亦即将越南的保护权拱手相让。 1886年7月，中英在北京签订了《缅甸条款》，清廷承认了英国在缅甸的特权，英国将缅甸纳为英属印度的一省。 于是当十九世纪进入最后一个十年时，朝鲜已是大清宗藩体制内仅存的一块骨牌，在列强外力引发的多米诺效应下摇摇欲坠。可惜温柔乡内的袁世凯兀自不觉，左拥右抱的脂粉甜香钝化了他的锐气和嗅觉。和大多数膨胀在天朝旧梦中不能自拔的官僚一样，袁世凯对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国力与欲望一无所知：“日本疆域与朝鲜等，徒以改用西法，侈言功利，外强中干，党祸迭起，自谋不暇”（《朝鲜大局论》）。 １８９４年，这块遮羞布终于也难以维系了。当年２月朝鲜爆发打着“东学党”旗号的农民起义，战力如渣的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宗主国大清乞援。袁世凯虽然猜到了蠢蠢欲动的日本人必然会横插一杠，但严重低估了其“开拓万里波涛”的扩张野心与倾国而出的动员能力，更不知道朝鲜作为“大陆政策”的关键一环已被纳入陆军参谋本部新鲜出炉的《清国征讨方略》。6月2日，伊藤博文内阁通过出兵朝鲜的决议，并于6月5日设立由参谋总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组成的“大本营”，为即将爆发的战争做好准备。与对手的厉兵秣马相比，袁世凯向李鸿章汇报日方在朝动向时竟然做出了“察其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的判断。这种漫不经心直接导致了清廷应对失机乃至对朝鲜局势的完全失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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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蓝_冰封地狱 2019-09-15 09:48:49 主线不突出，而且有关敉平东起黑龙江西至新疆的蒙古匪患没人提及 ----------------------------- 谢谢捧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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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ingford 2019-09-15 13:37:17 膜拜一下。这段历史人物众多，脉络纷纭复杂，想写清楚不容易。写清楚了能让读者看明白也不容易。 ----------------------------- 谢谢支持，的确，一个槽点远远多过亮点的年代，写起来只怕力有不逮，尽量写清楚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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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认为区区农民军不足挂齿，清军仅仅派出了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领的淮军2465人，于6月６日起陆续登陆朝鲜牙山，与此同时日军的先头部队１２００余人也不请自来了。 6月10日，朝鲜政府和起义军达成了全州和议，事态暂时得以平息。袁世凯一厢情愿地想着两国军队各回各家，与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开始了撤军谈判。早有预谋的大鸟仅仅将谈判视为缓兵之计，他口口声声地解释道日军入朝实属人畜无害，“坚谓其兵实以护馆来，并相机帮韩御匪”，并用所谓“同时撤军”的口头协议拖延时间。 袁世凯的乐观态度同时干扰了远在国内的李鸿章，他误以为撤军谈判将达成协议，日军“并非与我图战”，于是决定“不加派兵来汉（城），即叶、聂前敌亦不添兵”，理由是“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甚至幻想可以请出美、英、俄等欧美诸强调停，届时小日本儿岂敢不给列位老大面子？ 老奸巨猾的大鸟使劲忽悠着涉世未深的小袁，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源源不断地继续增兵，至６月２８日，随着大岛义昌少将率领的第九混成旅团全部登陆，日军兵力已逾八千，且大摇大摆直接入驻汉城，而老老实实的清军仍按兵不动，呆在７０公里以外的牙山。有了底气的大鸟圭介开始翻脸不认人，一改之前和蔼可亲的态度反诬清方“有意滋事”。７月１４日，谈判彻底破裂，李鸿章寄于厚望的欧美诸国也只是不咸不淡地口头谴责了小日本两句，然后嗑着瓜子坐等好戏开场。 直至此时，清廷方才如梦初醒，真的是狼来了，忙不迭地开始了调兵遣将，但老牛拖破车的输送能力又葬送掉了最后的备战时机，延至7月21日，支援朝鲜的南北两路清军才分别启程。北路包括盛军、毅军、奉军和奉天吉林练军共计13526人，由陆路入朝后集结于平壤；南路淮军1116人搭乘雇佣的英国商轮高升号从塘沽起航，在北洋水师护送下直奔牙山。 新入朝的清军各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从天津调来的盛军卫汝贵部十三个营六千人，这支部队集中了淮军的精华，几乎等同于李鸿章的亲军，装备有法制哈乞开斯六连发后膛步枪、英制温彻斯特十三连发后膛卡宾枪、美制11毫米加特林机关炮、德制格鲁森37毫米山炮、克虏伯75毫米野炮等等令日军村田单发步枪望尘莫及的杀器，以及125万发子弹，3400发炮弹。 7月23日凌晨，侵朝日军突袭汉城王宫，击溃朝鲜守军，挟持国王李熙，解散朝鲜亲华政权，扶植当年被吴长庆架走又放回的大院君李昰应上台摄政。次日大院君即宣布“朝鲜自主，不再进贡”，断绝了与清朝的关系，并“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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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94年7月25日（农历甲午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不宣而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7时52分，伊东祐亨指挥的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了护送南路援军的北洋水师，济远号重伤、广乙号沉没、操江号被俘。海战中日军浪速号击沉了高升号，８７１名淮军官兵与船同沉。 同一天大岛义昌指挥第九混成旅团也展开了对牙山的攻击，叶志超、聂士成退守成欢驿和公州。激战两天后清军力不能支，只能一退再退北上平壤，开始了千里大转进之路。 袁世凯对大清在朝鲜的崩盘应负多少责任很难界定，毕竟他只是个负责谈判的外交官而非决策者。倭寇大军压境，不能奢望谁能以三寸不烂之舌说退敌兵。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汉城上空战云密布时，袁世凯连发六个电报，以“闻（大）鸟拟照公法作梗例，兵押凯出境，果尔辱甚”为由，请求“例应撤回免辱”。袁世凯的归心似箭足以证明十年前那个热血沸腾的新兵已青春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学会趋利避害的中年官僚。 7月22日夜，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带着三个朝鲜姨太太——金氏、李氏、吴氏回到天津，成功躲过了开战之劫。 下船时美人左拥右抱，十二年间搜刮的财物将大包小包撑得鼓鼓囊囊，袁世凯却没有衣锦还乡的兴奋感，走路都抬不起头来，被推上风口浪尖的他站在了仕途的十字路口。在朝鲜时，无人敢质疑这位高高在上的宗主国大臣是个什么学历，可在国内的官上，“落第秀才”的身份就是个笑话。人家围在一起套近乎叙同年，他凑过去能说什么呢?只有灰溜溜的“你们聊，我搬砖去了！” 搬砖并不可怕，袁世凯才三十五岁，没必要因原有的功劳簿被撕得粉碎而怨天尤人。他可以忍受事业的大起大落以及随之而来的白眼，只需一个简陋的舞台，依然有出场亮相的机会。前提是学会藏拙，别学人家掉书袋走文官路线，他得使尽浑身解数，展现通晓兵事的强项，唯有如此方能抵消功名上的先天不足。 仅仅等了十天，一个搬砖的差事还真就砸在他头上了。 8月1日，清日双方正式宣战。为应付不断升级的战事，李鸿章委派直隶按察史周馥出任前敌营务处总帮办，赴东北统筹各路军马的后勤补给。毋庸置疑，李对袁撒腿开溜的表现肯定是不满意的，但人家毕竟不是武将，算不上临阵脱逃。出于惜才或是给袁氏家族面子的考虑，李鸿章也不想就此弃用这个年富力强的后生晚辈，一直通过幕僚盛宣怀和袁世凯保持着联络。周馥上任后急需能办实事的助手，于是闲人袁大头被安排了个看上去有些尴尬的位置：以浙江温处道的身份平调去营务处打打下手，干些转运粮械、收集溃卒的杂活儿。 正四品道台虽说不是芝麻官儿，但因非实授，实则上不了台面，但袁世凯无心挑肥瘦，二话不说于8月6日急赴凤凰城（今辽宁省凤城县）就任。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他像颗被打磨一新的螺丝钉，在这个琐碎的岗位上将另一面的才能展现得淋漓尽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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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万绿丛中一点红 袁世凯在鸭绿江边准备拾掇坛坛罐罐的同时，对岸的战事已糜烂至不可收拾。 话说叶志超撤至平壤后，第一件事就是脸不红心不跳地向国内报捷：“成欢之役屡胜，倭死二千多人”。李鸿章未必看不穿这个比窗户纸还不经戳的谎报，但叶再不济也是淮军老将，该护的犊子必须得护，遂将错就错向朝廷为“牙山大捷”请功，并任命叶为平壤清军总统领。 平壤乃朝鲜旧都，“城高壕阔，群峰围绕，东西江水滔滔，可谓天设之堑”，牙山败军与北路的盛军、毅军、奉军、练军共五路人马汇集于此，总兵力15000余人，各式大炮38门。 聂士成、左宝贵、卫汝贵、马玉崑等将领已经是大清军界能祭出的最强组合，又是凭城而守，按理当可与日军一战。但叶志超臭不要脸的狼狈模样诸将都看在眼里，对中堂大人这个和稀泥的任命岂能服气？谈判的大门已经关死，所有人都知道日军迟早会出现在平壤城外，奉军统领左宝贵料定一旦开战，魂不守舍的叶总司令必定会二次转进，不得不招呼部下多长个心眼盯着他点儿。聂士成本是能征善战之将，却在叶志超手下憋屈着连战连败，早就不想继续跟他混了，借口回国募兵，先行一步离开了平壤。 9月上旬，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率16800日军，兵分四路合击平壤。清军战前军事会议上，左宝贵建议趁日军远道来袭立足未稳，“出奇痛击”以挫敌锋芒。在双方兵力大体相等的背景下，依托坚城的清军主动出击并无太大风险，能取得多大战果姑且不论，至少能打乱小鬼子的节奏，不让野津舒舒服服的排兵布阵。但这一提议却被叶志超以“敌人乘势大至，锋芒正锐，我军子药既不齐，地势又不熟”为由否决。据与会军官栾述善回忆，叶甚至建议诸将不妨“整饬各队，暂退叆州（今辽宁凤城县），养精蓄锐，以图后举。”左宝贵当即驳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而报效国家！”，叶被怼后“唯唯谢过”，全无主帅威仪。 9月15日凌晨4时30分，从容抵达平壤城外的日军开始发起进攻。大岛义昌少将率混成第九旅团3600人攻击大同江南岸的船桥里，马玉崑的2000名毅军据守于此，在盛军三个营的支援下力战不退。北岸的清军炮兵以猛烈火力助战，轰得日军哇哇乱叫，“大小炮弹连发如雨，炮声隆隆震天撼地，硝烟如云涌起，遮于面前。”（《清日战争记》）天亮后卫汝贵亲率盛军传字营两哨精兵过江参战。两军兵力大体上相等，清军拥有强大的步炮火力，日军则强在单兵素质，纠缠在一起激战至下午14时30分，战场上骤降大雨，暴露在野地里的日军士兵浑身淋透，雨水和恶臭的鲜血混在一起，流淌在他们践踏的土地上。此时日军已是强弩之末，包括两名中尉、四名大尉在内的140名官兵被击毙，伤者不计其数，弹药也难以为继，大岛义昌只得悻悻收兵。 船桥里之战堪称甲午战争中清军陆军交出的最高分答卷，可惜一处暂时的胜利改变不了战局走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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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游之风 2019-09-16 12:22:38 公元1894年7月25日（农历甲午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不宣而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7时52分，伊东祐亨指挥的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了护送南路援 ----------------------------- @教导总队 2019-09-17 12:56:36 当时的人5-60岁就死了，35岁已经离死不远了，不能说还年轻。现在招聘都是45岁以上不要了。 ----------------------------- 朋友说的也有道理，不过，35岁，从四品的位置开启仕途的第二春，讲真也没那么黯淡，只不过学历是短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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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总队 2019-09-17 15:49:58 袁世凯家族有短命的遗传史。他为了逃脱宿命，非常注重养生，为何最后却没有逃脱同样短命的悲剧呢？ 袁世凯的家族人确实都比较短命。他的曾祖父只活了40岁，他的父亲只活了49岁，他的叔叔也只活了51岁。最高寿的，是他的爷爷，活了57岁。 这种情况，让当时出现了袁氏家族男丁不长寿的传言。并且这个传言还说，57岁是袁氏家族男丁的最长寿命。 ----------------------------- 朋友对此知之甚详，说得很对。最后袁世凯还把这个谶言当作搪塞冯国璋的工具，反正也没几天活头了，还称什么帝啊。再次谢谢您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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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上午，其余三路日军陆续开始强攻平壤城防工事。野津道贯亲率第五师团主力5400人进攻盛军主力防守的城西南，鏖战整日未能突破。但在城北方向，立见尚文少将指挥的朔宁支队、佐藤正大佐指挥的元山支队合兵一处共计7800人，于上午8时30分击败奉军左宝贵部，攻克平壤城外制高点——牡丹山。日军随即在山上架设炮兵阵地，居高临下轰击北门玄武门，掩护步兵蜂拥而上。左宝贵毫无惧色，换上御赐黄马褂站在城头上，冒着枪林弹雨亲自操作一门加特林机关炮，连发三十六弹，由于军服过于醒目，很快招来了日军炮击，左宝贵胁下被弹片击中，仍裹伤力战，旋即左胸再中一弹身亡。日军趁势攻克玄武门，奉军残部退入内城继续抵抗。 平壤攻防战持续至18时左右暂告一段落，双方在白天的交锋中互有胜负，日军死伤685人（日方统计数字，实际应不止），清军伤亡约千人。若看全局清军虽处于被动挨打的劣势，但只丢了一座外城门，战局并未糜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然而当他们盘点弹药消耗时，却发现一个严重问题，以入朝携带弹药最多的盛军为例，当天的战斗他们表现固然抢眼，但装备的连发武器太多，兴奋起来嗨过头了，竟然倾泻了74万发子弹，2800颗炮弹，以致于剩下的储备仅能再坚持一天。其余各军也不懂得节约，有的部队已将弹药挥霍殆尽，手中枪支成了烧火棍。 这可不能怪我怯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叶志超闻报非但不急，反而为又多一条撤退的理由松了口气。傍晚时叶召集各军将领开会，列出“北门咽喉既失，弹药不齐，转运不通，军心惊惧”四点理由，以总统领的身份下令全军放弃平壤退回国内。 左宝贵殉国后，再没人敢跟叶志超拍桌子了。同属淮军嫡系的卫汝贵正为弹药告罄心慌，当即表示赞成，不料战后却因此背了黑锅。其余马玉崑等各部将领见这二位达成共识，硬顶想必没有好果子吃，犹豫片刻也不敢多言。清军决定于当晚20时弃守平壤，只携带轻武器转进回国。 事实上远道而来的日军同样面临补给难以为继的问题，可惜我们不能奢望一个懦夫有坚持最后五分钟的觉悟，何况叶志超的四点撤退理由也勉强说得过去。最可恶的是这厮竟以朝鲜平安道监司闵丙奭的名义，通知元山支队指挥官佐藤正大佐，说清军愿让出平壤，恳请日军停战，并在各门高悬白旗表示投降。草草交待完毕，叶志超甚至没有周知各军各营，带着亲军起身就撒丫子开跑，勇夺“趋五百馀里，渡鸭绿江，入边始止”的长跑冠军。 佐藤正接到请降信后不敢作主，转呈立见尚文少将决断。立见料定今夜叶志超必逃，下令集结主力在清军必经的义州、甑山大道要隘重重设伏。 理应统筹全局的叶志超第一个走人了，清军从决定撤退到出发不过短短两三个钟头，手忙脚乱的来不及安排行军序列、规划转移路线。除了大同江南岸的毅军挟获胜之余威，撤得比较从容，城内各部冒着倾盆大雨，成群结队自城北的七星门、静海门蜂拥而出，很快演变成无组织无章法的大溃败。不少官兵乍闻撤退便成了惊弓之鸟，索性连城门都不走了，直接由城墙缒下逃命。 出城后的清军编制完全被打乱，寻父觅子呼兄唤弟之声乱成一锅粥。看见前面有人，不问友军还是敌军便胡乱开枪。上万官兵在昏暗的雨夜里难辨东南西北，大家凭着运气闷头瞎摸乱撞，运气好的侥幸逃出生天，运气差的非但未能杀出血路，反而撞进了日军的伏击圈。 立见尚文下令开火，清军官兵丧失了还击的勇气，为躲避弹雨本能地龟缩成一团，前军往后退，后军往前拥，自相践踏哭声震动田野。见突围脱困无望，有人投水自溺，有人引刀自刎，有人吊死在树林里，还有军官为避免被俘受辱，一头撞死在荒郊野外的墓碑上，也不知是否应该赞其刚烈。。。 天明日军打扫战场，但见死尸遍地血水成渠，最密集处五十步内伏尸上百具，枕藉于路惨不堪言。清军死1500余人，被俘683人，伤员和溃散的官兵数字难以统计。大清朝最精锐的几支主力一夜之间分崩离析。 9月16日晨，日军在天皇万岁的山呼声中进占平壤。24日，望风披靡的清军全部逃过鸭绿江，葬送了天朝在这片土地上千年宗主国的荣光，朝鲜全境就此落入日军之手。一支真正能代表中国的强大军队再踏上鸭绿江的对岸，要等到五十六年后的深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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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事惨败后的追责颇有玄机，马玉崑因作战勇猛，且所部毅军败而未溃，保存相对较为完整，故而未被究责。他将和提前回国的聂士成一起，在六年后的天津战场上见证大清更惨烈的坍塌。 叶志超、卫汝贵双双进了囚车，械送北京交刑部审讯，处理结果却是轻重倒置。叶志超仅被判了个斩监侯，四年后获释出狱，于1901年病死乡里，算是混了个善终，不枉他背着骂名一路狂奔。 罪责远不及叶，且在9月15日白天的城防战中有上佳表现的卫汝贵因盛军与李鸿章的特殊关系，被反李的翁同龢等清流党人揪住不放。更要命的是东京《朝日新闻》上刊登了一封据说是卫夫人写的家书，信中叮嘱夫君“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这封信不仅狠狠打了卫汝贵的脸，更置煌煌大清于无地自容的尴尬境地，朝廷自然不能放他回家颐养天年了。1895年1月16日，卫汝贵头顶“临敌退缩、克扣军饷、纵兵抢掠”三大罪状，被斩于北京菜市口。 陆上兵败如山倒，黄海之上也是凄风苦雨。9月17日，北洋水师在大东沟海战中惨遭重创，致远号、经远号等五舰沉没，管带邓世昌蹈水而死。北洋舰队彻底丧失了黄海制海权，一蹶不振退守威海卫基地。 朝鲜全境失陷后，鸭绿江边象是打翻了一锅夹生八宝饭，既有从前线溃退的各路败军，又有陆续赶来的宋庆、刘盛休、马金叙等各路援军，纷乱杂沓的旗号竟达十一支之多。数万人马大呼小叫地挤在一起，滋扰百姓为害地方。更有胆大者甚至组团哄抢清军运输队，劫走了刚刚运到的二千支步枪，所谓军纪变成了一张在烂泥里踩来踩去的废纸。 退后！退后！都别挤！被乱哄哄的骄兵悍将推来攘去，上任不到两个月的打杂道员袁世凯嗓子都喊哑了。虽说尚未绝望到一头撞死，至少撂挑子出家的念头是动了的，“在此时与溃兵淘气，无谓之至，不如披发入山也。” 发完牢骚还得撸起袖子接着干活，在朝鲜浪了这么多年，维持军纪平定骚乱的差使袁世凯没少接，动手能力早练出来了。既然糜烂的战局给了他一个苦差，那就让领导们再见识一下袁某人的勇于任事吧。 袁世凯先从周馥处讨得令箭，组织了一支类似宪兵的缉查队，四处查收溃兵的武器，并“择其尤甚者杀数人”，杀完鸡后再将剩下的猴子押返各自的部队。红脸白脸他一个人连轴唱完，只要不留下闹事，想回家的士兵统统发给川资送其上路。一通软硬兼施的整顿后，溃兵居然让他给弹压下去了。 处理完溃兵，袁世凯着手解决物资安全问题。他在朝鲜发的洋财派上用场了，索性咬咬牙自掏腰包募集了一批乡勇，武装押运粮食饷械。有了押运队护送，凡是袁经办的军需物资在安全上再也没出过差池。 周馥卸职后自我评价所负责的后勤工作：“艰困百折，掣肘万分。然自始至终，余未尝缺乏军需一事，故战事虽败，而将官无可推诿卸过于余也”，应该说这句话写在袁世凯的总结报告里更为恰当。 尽管活儿干得漂亮，但袁世凯的敬业不是为了当个任劳任怨的能员干吏。每天处理完杂务，瘫软在行军床上，袁道台望着帐篷顶发呆，忙忙碌碌的啥时候才能统兵独当一面呢? 好在煎熬只持续了一个多月，追杀而至的鬼子兵帮他从杂务中解脱出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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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日军以桂太郎中将的第三师团和野津道贯中将的第五师团共30000人组成第一军，由山县有朋大将统领，于九连城（今丹东市九连城镇）上游的安平河口突破鸭绿江防线。短短一天之内，宋庆统领的沿江十一路军马共28000人如洪水决堤全线崩溃，自26日起，日军连克九连城、安东（今丹东市）、凤凰城等辽东重镇，清军开始了新的一轮大逃亡。 袁世凯被裹在败军中一口气跑到了辽阳，而后又撤至山海关，他和周馥辛辛苦苦调运的堆积如山的物资统统成了日军的战利品。好在清军溃败的大潮竟未淹没这只小蛾子扑腾的翅膀，袁世凯头大点子多的干练之名已在前线后方不胫而走，为仕途升级积攒了可观的经验值和声望。 日本第一军突破鸭绿江防线的同一天，由第一、第二师团及第十二混成旅团25000人组成的第二军在大山岩率领下，在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抄袭旅顺要塞后路。 驻防金州、旅顺的清军共有33营14700余人，兵力上本来就处于劣势，要命的是这里面还有近万人是战前临时招募的新兵，大多数连枪都没放过。更要命的是这一大盘散沙还分别由姜桂题、徐邦道、赵怀业等七名平级互不管辖的将领各自统领，以至于李鸿章派来的前敌营务处总办龚照玙，这位与袁世凯同级，平生没摸过一次枪杆子的四品道员无形中竟成了防区最高指挥官，美其名曰“隐帅”。日军登陆时，这些七零八落的部队不约而同稳坐在自家阵地里，长达半个月“海陆军无过问者”，隐帅龚照玙更是直接隐得无影无踪。 仅仅一个月时间，金州、旅顺、海城相继失陷，旅顺更是惨遭屠城，二万余平民被杀。 报丧的电报雪片般飞往北京，在老师翁同龢的唠叨下，之前一直认为李鸿章过于消极的光绪帝再也坐不住了，下定决心临阵换帅。但放眼满朝文武，能接这副烂摊子的一个也没有。光绪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北洋不行换南洋，淮军大败改用湘军顶上去。 12月28日，朝廷颁布上谕，由时年六十四岁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出任钦差大臣，赴关外督师主持大局。论资历名望刘坤一倒是合适，可这老头儿鸦片瘾缠身多年，连上个楼梯都气喘吁吁。他最初对这桩注定难以交差的脏活儿是拒绝的，光绪再三催促，刘不得不勉为其难接了下来，等到他出京前往山海关时已经是1895年1月19日了。 刘坤一确实回天乏术，就在他赴任的第二天，山东的战火又燃起来了。1月20日，大山岩率领25000名日军在联合舰队的配合下于山东湾荣成县登陆，直逼北洋水师基地威海卫。 ２月11日，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搁浅自毁，管带刘步蟾自杀。次日提督丁汝昌自杀，余舰尽数高悬白旗请降。１７日联合舰队开进威海卫港，曾经的亚洲第一舰队全军覆没。 这场煎熬着大清的战争一步步走近尾声，袁世凯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刘坤一系湘军元老，出身淮军的周馥因此得以脱身，交出了前敌营务处总帮办的职位，改由新疆藩司魏光焘接任。李鸿章、周馥双双下课，对刚刚踩着油门往上冲的袁世凯无异于半坡熄火。之前他在湘军系统毫无根基，和刘坤一更是素昧平生，留下继续操持这摊子事儿实无必要，问题在于一走了之简单，之前五个月的辛辛苦苦岂不是白忙一场?今后的前程又找谁要去？ 袁世凯挠挠大头，别无他途，还是得想办法打动新任总督大人。这次他不但要博取刘坤一的青睐，还要使其成为继李鸿章之后自己前程上的第二个贵人，借此达成梦寐以求的带兵目标。 好在对于此时的袁世凯而言，进入刘坤一视线并不难。和那个年代大多数声名显赫的汉族总督，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等等一样，刘坤一也是靠早年镇压太平军起家发迹的，可谓熟知兵事，而且他们都有一颗半新不旧的求变图强心。在这些话题上，袁世凯很容易找到与新任总督的共同语言。 刘坤一抵达山海关上任后没多久，一封来自袁世凯的建议书就呈上了案头：“管见用兵必须尝罚公平始足以资鼓励，我公驻关督师，应请随时分别贤否，立予抑扬，庶诸将咸知惩劝，冀可挽救。” 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些赏罚分明鼓舞士气的建议不过是泛泛之谈的套话。但当时失败的阴影笼罩着整个战区，刘坤一读来不禁感觉言之有物，他素闻袁世凯有干练之名，又在朝鲜和日本人打过多年交道，当即召见了这个人才。 袁世凯做足了功课，见到钦差大人后结合战局，从队列操法、装备配套、战术素养直至后勤补给、部署指挥，将敌我双方的优劣势（我方的优势可能就剩天佑大清了）逐条分析，巴拉巴拉了一大堆，听得刘坤一频频颔首，感叹这后生确实有料啊。 可惜袁世凯再有见识，也开不出让清军起死回生的妙方。迫在眉睫的危机能否解决还得凭两支军队的硬实力说话，而不是靠两个人的对答就能扭转战局。袁世凯说的虽然很有道理，刘坤一也只能请他先回家歇着。袁并不失落，拜见新任总督目的已经达到，被晾几天也没啥，出头的日子不会等太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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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上任之前，清军作战的指导思想里嗅不到一丁点儿主动性。从李鸿章到下面的总兵、统领，一个个都将防御奉为天条，稳字当头战必言守，即使他们的士兵连条像样的战壕都挖不出来。先是试图拒敌于国门之外，日军打进来了又寄希望于隘路要塞的庇护。出击一词似乎已从这些“守军”的辞典中被生生剜去。 刘坤一既然来到辽东救火，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化被动挨打的死守为主动出击。清军遂于1895年2月21日集结六万之众，令湖南巡抚、东征军务帮办吴大瀓率湘军二十营共计万余人为先锋，强行发起收复海城之战。 年过六旬的吴大瀓有如军界的一股清流，老夫子对金石书画样样精通，唯独不曾领军打过仗。但在儒将辈出的天朝，文官统兵也是一项光荣传统。吴大瀓不像刘坤一勉强出征，而是因气不过李鸿章丧师失地而主动请缨上阵，立誓“一鼓作气，次第廓清，力遏凶锋”。 因此吴大瀓虽是刘坤一的下属，主动邀战的心态却更为踊跃。接到出击令后，他的第一件事不是整顿军马，而是不慌不忙提笔磨墨，拟就一篇战斗檄文发给日军，警告倭寇“本大臣讲究枪炮，素有准头。。。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退，能胜不能败”，为体现泱泱天朝好生之德，老夫子还做了一面硕大的“投诚免死牌”，令亲兵扛着，要求日军“试选精兵利器与本大臣接战三次，胜负不难立见。迨至该兵三战三北之时，本大臣自有七纵七擒之法。”三战之后胜负自然见分晓，理想状态是倭寇“但见本大臣所设投诚免死牌，即交出枪刀，跪伏牌下。” 日军在辽东的最高指挥官——第一军司令已经由山县有朋换成了野津道贯中将。我们无从知晓野津小鬼子收到檄文后的表情，也许这厮既无敢出战的“精兵利器”，又没有和吴老夫子“三阵而决”的胆量，更不敢给清军“七擒七纵”的机会，而是摆出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架势，以第三、第五两个师团的兵力向牛庄（位于今海城市西）、辽阳、营口等要地发起猛攻。 可叹湘军装备远远不及淮军，吴大瀓的二十个营全部步枪加在一起不足四千枝，迎敌时徒有嘴炮，却不知如何“讲究枪炮”，“素有准头”更是无从说起。这场投入了辽东清军大半兵力的反攻苦战半月，最后仍以熟悉的惨败收场，六万人马溃不成军。 吴大瀓输得赤条条的，斯文扫地不像个文化人了，还不忘继续卖弄文采，给咄咄逼人的日军发出一封“劝退信”。这封奇文的抬头是“大清国钦差帮办军务大臣、湖南巡抚吴大瀓寓书于大日本国驻扎海城县陆路统兵大臣阁下”，长长的一串头衔却连对方姓名都说不出来，可见吴老眼昏花，未必知道自己输给谁了。他在信中仍坚称“可操必胜之券”，迷之自信地要求强盗们“全师而退，还我城池”，以成全“本大臣不嗜杀人之心。” 小鬼子也不接他的话茬，只不歇气地“全师而进，夺我城池”。战至3月9日，日军攻克田庄台（位于今盘锦市辽东湾），这也是甲午战争的收官之战。 辽东清军连同他们守卫的地域几乎被席卷一空，再无可战之兵，吴大瀓不得不低下头承认其实我是个艺术家，“余实不能军”，摘下顶戴花翎回北京听候发落。好在倾举国之力跨海远征的日军也没力气打下去了。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李经方父子为清廷全权代表，与日方全权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日本马关签署《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后因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而未能得逞）、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 泱泱大清竟惨败于蕞尔小国，堪称本朝开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朝野上下捶胸顿足哀声一片，李鸿章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群情激愤之下与战事有关的文武官员也大多都被骂了个狗血淋头，袁世凯却成为例外，他在战争中接手的几件差事虽然谈不上巨大贡献，但都办得有声有色无可指摘。之前他最为人诟病的是临战逃回国，如今有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做对比，大家才发现这个貌不惊人的前外交官在朝鲜十二年确实没给大清丢脸。 得益于山海关的那场谈话，对袁刮目相看的刘坤一在给朝廷的总结汇报中弹劾了一大批包括自己部下在内的官员，却不遗余力地保荐了战后回到项城老家赋闲的袁世凯：“北洋前敌营务处浙江温处道袁世凯，名家之子，于军务及时务均肯留心讲求。前在朝鲜多年，声绩懋著，早在朝廷洞察之中。臣抵关津后，与该道时常往来，见其胆识优长，性情忠笃，办事皆有条理，为方面中出色之员。……知兵文臣甚少如袁世凯者。” 在一堆追责问罪的文书中，这份醒目的评语对袁世凯可谓价值千金，他的上升通道自此云开雾散。接下来还有一份更沉甸甸的惊喜，帮助他完成了强援拼图的关键一块。1895年6月底，新任直隶总督王文韶跟着刘坤一、李鸿章加入了给袁点赞的行列。三名封疆大吏联名保荐一名道员，含金量之高自不待言。光绪帝不由得好奇此人究竟有多大魅力，迫不及待下旨召袁世凯入京觐见。 忙碌大半年，袁世凯终于等来了人生最重要的一场面试，虽是第一次跨入紫禁城被重击后衰败的朝堂，但他能够体会到躲在里面抹眼泪的年轻皇帝痛彻心扉的无力感。还有五年大清将走完这个灰暗的世纪，袁世凯没有能力洗刷国耻，但他必须抓紧时间博一把，打开另一扇通向新纪元的大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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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站的七千三百颗种子 这一年，甲午之耻的检讨风潮虽然在大清朝野上下刮得猛烈，但是有老佛爷透过颐和园院墙阴鸷的眼神罩着，除了以广东举子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一群愣头青，有点儿脑子的官员嘴上都有个把门的，知道哪些弊端可以狠劲批，哪些敏感话题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于是矛头大多指向了颓废的兵事。仗打得臭还不许人骂两句?数十万用西式枪炮武装起来的大军竟如此不堪一击，充分证明散发着陈腐气息的旧瓶装不了新酒，“练兵”这个关键词一夜之间占据了热搜榜首。在一片整军经武的呼声中，改弦易辙引入西方兵制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自古无久而不敝之法,而兵制尤与时会变迁,故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又有一时之兵制,未可泥古剂以疗新病,居夏日而御冬裘也。” 对此袁世凯是有发言权的，8月2日陛见光绪时，他切中时弊侃侃而谈：“欲讲求自强之道,固必首重练兵,而欲迅期兵力之强,尤必更革旧制。”一番话直击皇帝心坎，觉得这名四品道员号大清的脉还挺准，君臣二人围绕着练兵的主题越谈越投机。召见结束，热血沸腾的袁世凯在叩辞光绪的那一瞬间，俨然是个忠心不二的“帝党”了。 8月22日，趁热打铁的袁世凯又将一封洋洋洒洒的万言条陈——《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缮折》呈送皇帝，阐述四个方向的变革思路，包括储才九条、理财九条、练兵十二条、交涉四条。里面不乏金句，例如“中国目前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光绪细细品读，对袁世凯的好感更深一层，不愧是出过洋办过外交的，肚子里全是干货。于是人尽其材，袁被调到了统筹练兵大计的督办军务处当差。 在皇帝面前勇于发声抢下头条只是第一步，袁世凯需要一个实干的机会，证明自己不是个只会空谈的键盘侠。他不需要等多久，不远处的天津郊外就有一方现成的实验田。 这块实验田还就是一块如假包换的育种基地，培育出的大米直到今天国人仍很熟悉，笔者出门没多远的一家小超市里，就能看到它的名字印在精美的5kg包装上——“小站米”。 小站位于天津东南七十里的渤海之滨，因一座小驿站而得名，原是一处方圆百里蒹葭丛生的低洼盐碱地，当地百姓除晒盐外再无耕作。1870年（同治九年），李鸿章接替老师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四年后他将淮军中最精锐的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调到身边升格为“盛军”，几经周折后安置于小站练兵，一呆就是二十四年。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尽管二十余年间李中堂给盛军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这支捧着金饭碗的军队练兵依然没练出名堂。但他们没有虚度光阴，也许是农民出身的周氏兄弟对土地怀有天然的感情，盛军完成了一桩泽被后世的副业——培育小站稻。他们引来南运河水反复冲刷这片土地，洗尽了不宜耕作的盐碱气息，也冲淡了上万人马的金戈铮鸣，终于将小站周边改造为良田。盛军共屯田六万亩，加上当地百姓开垦的十三万亩，年年收成喜人。于是枪炮让位于锄头，全军上下忙于耕种，疏于训练。周氏兄弟先后于1885年、1888年离世，盛军统领换成了卫汝贵。前面我们说过，甲午战争爆发，这支精兵入朝参战，在平壤先胜后败惨遭重创。卫汝贵人头落地，盛军残部解体，无主的小站军营就此被闲置。 1894年12月，为填补不断惨败后损耗的兵力，清廷临急抱佛脚创建了一支编有十个营4700余人的定武军。负责训练的是广西观察使胡燏棻，聘请德国人汉纳根担任教官。训练基地先设在马厂，半年后搬至小站，也算是继承盛军先烈遗志，完成他们未竟的练兵事业。 当时的官员们上折子大多要请幕僚、师爷代笔，胡燏棻也不例外，何况是练兵这种专业性极强的操作。接到上谕后，他找到英国公使欧格讷，请英使馆武官按欧洲操典拟定了一个《应时练兵说帖》，再求翰林院编修王修植代为润色拟成条陈。王翰林对变法新政这些东西也颇有兴趣，大笔一挥写就两稿。第一稿是不玩虚的“操作手册”，只将英国人写的实务细则原原本本翻译整理成条文；第二稿则沿用了官场八股文的套路，文采斐然颇多修饰。胡燏棻阅后大喜，为搏眼球，他将花团锦簇的第二稿送至庆亲王奕劻和荣禄两位大佬案头。 胡燏棻职务在袁世凯之上，论练兵也算是个前辈，但袁在光绪跟前成功秀了一回，因“简在帝心”而身价倍增，也有了和胡叫板觊觎练兵权的资格，何况他和朝廷大佬们的交情也更到位。袁听说胡上折子找的是王修植捉刀，他也粘上了王翰林，天天登门拜访。听说王喜欢眠花宿柳，袁世凯掏银子召来京城最红的沈四实、花媚卿等名妓，摆下花酒请王修植昏天黑地的享乐，应酬几次后二人结成了盟兄弟。袁这才开口请哥们儿帮忙，王翰林说这好办，顺手将给胡燏棻代拟的第一稿底稿交给了袁。 胡燏棻递上去的版本泛泛而谈注水严重，袁世凯版不仅实用，他还结合我大清自有国情，将里面的西洋特色好好消化了几遍，要点背得滚瓜烂熟，胸有成竹又去谒见荣禄。荣禄逐条详询，袁世凯事无巨细对答如流，和胡燏棻对比高下立判。荣中堂连连点头，这后生是块干实事的料，将他引见给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有了前面说的三大总督推荐打底，加上皇上又青睐袁世凯，两位亲王自然不会为难他。就这样大清朝最有分量的一封保举折子产生了，载沣、奕劻两位王爷，翁同龢、李鸿章、荣禄三名军机大臣联名盛赞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请旨饬派他取代胡燏棻督练新建陆军。 1895年12月，胡燏棻调任平汉铁路督办，袁世凯赴小站正式接管定武军。袁上任后立即派人到鲁、苏、皖、豫等地招募2250名步兵，300名骑兵，再加上4750名定武军，共7300人，改名为“新建陆军”。继袁世凯之后，本书的主角们将跟着这支军队陆续登场，当然，现在他们还没资格戴上“北洋”这顶帽子，因为此时的北洋大臣还是王文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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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两次鸦片战争尽管输得有点儿惨，但我大清每次都能成功打发走杀人放火的蛮夷，割出去的要么是弹丸之地，要么是不毛之地。天朝上国元气未伤，优越感仍是满满的存在。自慈禧太后以下，官员士大夫们陶醉于“同治中兴”的正确路线，带有辅助性质的洋务运动兴起不过是“西学为用”的缝缝补补。 具体到军事领域，在大清的君臣们看来，灭长毛、剿捻军、平回乱、复新疆，同治中兴的四大军功直追康乾盛世，充分验证了从《孙子兵法》到《纪效新书》，一代代老祖宗传下的兵家宝典没有过时，被奉为圭臬不容置疑。所谓“西法练兵”仅仅停留在洋枪洋炮和队列操练层面上似是而非的改良。这种心态下的“西学为用”不过是照猫画虎，甚至不必画出来，薅下几根猫毛就足够显摆了。洋人组建的常胜军在同治初年对太平军的作战中帮了淮军大忙，得了便宜的李鸿章却认为，这支中西结合的军队长处无非是硬件上的“利器在炮火”，伴随着“洋弁贪恣，兵勇骄悍，锢习殊深”等等一大堆麻烦，如果长期聘请洋教练“仿照外国章程”管理，势必“揽我兵权，耗我财力”，于是不等仗打完赶紧掏银子将其遣散了。 淮军向洋师傅们学了几天，自以为完全搞懂了所谓“泰西阵法”，却不管他们学到手的陈货早已蒙满灰尘过了保质期。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英军所装备的恩菲尔德步枪尚未完成从前装滑膛枪向后装来复枪的转变，战术正由线列队形（俗称“排队枪毙”）向散兵攻击过渡，于是老师即将淘汰的过气战术被天朝的学生急不可耐地照葫芦画瓢搬来了，对敌时一概“以洋枪排击”。由于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打法在对付太平军、捻军的冷兵器时相当奏效，淮军一根筋地沿袭至十九世纪末。即便装备更换为德制毛瑟、法制哈乞开斯、奥制曼利夏、美制雷明顿等等新式武器，套用了近三十年的“西式”战术仍无大的变化。 三十年间，清军的所谓“革新”仅仅体现在新拜了一个师傅——在普法战争中大获全胜的德国军队，向他们学习操典队列，换句话说就是如何走好正步。然而就连简单的一二一齐步走都练不出个章法，多次近距离观察清军的俄国外交官马克戈万充满轻蔑地写道：“中国的军事训练与‘军事’两字毫不相干，没有立正、稍息、挺胸抬头、齐步走之类的内容。甚至不知道是先迈左腿，还是先迈右腿。。。每个人都肩扛着一支长枪，由于没有统一姿势与标准，所以扛枪如同扛着把铁锹。除了随身的武器之外，他们还每人携带着一把扇子。”1885年元月，李鸿章请来一群退役德国军官，向朝廷申请开设天津武备学堂，慈禧太后虽勉强同意，但不忘点他两句：“武备学堂之设，不过练习技艺而已。至于两军相见，肉搏血战，中国自有敢死之士，非洋人所能教习也。” 甲午战争带来的巨大冲击象一盆冷水，浇醒了站在紫禁城屋檐上那群昏昏欲睡的龙、凤、狻猊、獬豸、押鱼的迷之自信，将鸵鸟的脑袋从沙堆里揪了出来。包括慈禧在内，再顽固的老古董也不敢自欺欺人了，“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与两次鸦片战争不同，甲午战争中的清军与日军之间非但不存在武器上的代差，在枪炮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结局却是从千里披靡的朝鲜半岛到尸横遍野的辽东半岛，从高升号在丰岛垂死哀鸣的漩涡到定远号自沉于威海卫的庞大身躯，从装备精良的淮军到数以万计的湘军，从鱼溃鸟散的兵卒到束手无策的总督，大清的陆海军输得颜面扫地，连块遮羞布也捡不起来。即便是维护李鸿章最为卖力的幕僚盛宣怀，目睹淮军的表现后也无法为中堂大人这些不争气的部下开脱：“湘、淮将领多不服西法，虽亦购其枪炮，习其操阵，仅学皮毛，不求精奥。”袁世凯则目睹了扎堆的清军由于怕伤着自己人，就连开枪都紧张得要死：“各军平时操练亦有此法（西法），然临阵多用非所学。。。簇后不敢放枪，恐自击。只恃簇前数十人乱打，且簇拥易中弹，因难制胜。”正如我们前面在描述平壤战役时所说，即使最精锐的盛军也不知战术为何物，摆弄枪炮以打光子弹为原则，几十万发泼出去能打死百余名敌军堪称战果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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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身上下找不出一块好肉，我大清堂堂王师已经沦落到被人按在地上随意摩擦的份儿上了，背负着战败之耻躲在角落里抬不起头，忍受着全国人民的口诛笔伐。就连足不出户的书生翻翻朝廷发行的《京报》，也能敲打键盘挑出几条他们的毛病。“练兵强军”与“誓雪国耻”紧紧捆在一起，成为政治正确的热议。口号谁都会喊两嗓子，沉下心来敢为人先，大刀阔斧干实事的却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创办了自强军，另一个就是袁世凯。 胡燏棻在小站仅仅为了训练出一支能上阵填空的军队，袁世凯则不然。正如“新建陆军”这个名称所体现的，他接手小站练兵后，是要以德军为蓝本，制订并实施一整套囊括军制建设、机构编制、兵源招募、军官培养、组织训练、条例操典、战术演练、后勤保障的制度，建设一个小规模但完整的全新军事体系。高度决定格局，这名37岁的四品道员在津南平原上开垦的试验田培育出的不是优质稻米，而是大清乃至整个中国的新式陆军。历朝历代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完全取决于主将、主帅个人所能达到的高度，这才有了“岳家军”、“戚家军”。小站练兵将颠覆这一模式，在中国军事史上第一次摒弃了“为将者当如何如何”、“用兵之道贵在什么什么”这些玄空微妙语焉不详的经验套路，将新建陆军纳入专业化、标准化、系统化的轨道。 袁世凯的军制改革首先体现在两处四局的机构设置上。两处包括由袁本人亲任督练官的新建陆军督练处、重金外聘了十三名德国顾问的教习处。 督练处下设督操营务处、执法营务处、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 督操处按西方操典制订部队训练大纲并监督执行，包括体能、队列、礼仪、打靶、行军、攻防演练等内容。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率先提出军人就要有个军人的样子，在新军中废除了盛行千年的跪拜之礼。 执法处以《简明军律二十条》等章程法令为核心，严格军纪赏罚分明，表现突出者记功、赏银并可获擢升，违章犯纪者打军棍、扣薪水直至开刀问斩。至今小站北边的津歧公路上，仍有一处地名叫做卡子房，得名的由来就是当年新军在此设卡缉拿逃兵，抓获后在全军面前公开处决杀一儆百。 参谋处应称之为“作战处”更准确。这个机构是新建陆军告别老祖宗传下的竹简、故纸堆和鹅毛扇的一大创举，设立初衷是取代以往主将帐下的军师、幕僚，制订作战计划不再全凭长官意志的独断和随性而为，而是效仿德军，引入地图、兵棋、沙盘实施参谋作业，建立一套高效的标准化程式。可惜想法虽很现代，但由于新军以及之后北洋集团的将领们很快又回到拍拍脑门一言而决的老套路里，写写抄抄的小参谋没有发言权，参谋处直到民国时期升格为参谋本部，始终未能发育成德军、日军参谋部那种发达的作战大脑，渐渐沦落为军中凑数的点缀。 教习处作为与督练处平行的机构，被定位于军队中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对今后大北洋格局影响深远的部门。教习处附设讲武堂、学兵营和训练队，开设德文、步队、炮队、马队学堂各一所，统称“行营武备学堂”。袁世凯从士兵中选拔识字者234人送进了这所熔炉，并每月从自己的薪金中拿出三分之一（200两）奖励学员，许诺今后将择优输送去德国、日本留学。可见教习处事实上是新军中的一所军校，一方面使军官教育和战斗力的锤炼相辅相成，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袁世凯的野心与远见，为其培养羽翼立下汗马功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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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处之外是行使后勤职能的四大局，包括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战时为辎重营）、军医局。 粮饷、军械、转运这三个机构的牌子清军早在同治年间就挂出来了，但袁世凯的新军所设三局绝非保留原汁原味，也不是将旧瓶简单改良装上新酒充点门面那么简单。 在充斥大清军政的种种陈规陋习中，粮饷发放向来被视为最大一块肥肉，堪称折射贪婪与腐败乱象的万花筒。只有官老爷们想不到的招，没有他们不敢做的。最普遍、也是捞钱最快的是吃空饷，一个营按定编五百人造册领钱，实际点名时能凑个两、三百人就不错了。甚至很多部队徒有番号和签字的领导，底下一个扛枪当兵的都没有。例如前面说的驻旅顺清军各部，三十三个营定编16500人，战争爆发后上报兵力为14700人，其中现拉来凑数的壮丁便接近一万。换句话说，战前这三十三个营的实际人数仅有五千左右，空额超过三分之二。 即使是呆在军营里的底层士兵，享受的也是形同乞丐的农民工待遇，拿到手的饷银被上司们雁过拔毛层层克扣。以驻防直隶的练军为例，核定士兵饷银为每月白银三两，折合铜钱约为六千至一万文，可购买粮食三百余斤（十六两制），勉强可以养家糊口。但实际情况则是“饷银颁自粮台，而粮台克扣焉；领自主帅，而主帅克扣焉；交于营官，又无不依次克扣焉；……兵勇每口每日仅老米斤余，钱三十文，但能养命，不能果腹。” 肚子都填不饱的农民工也得扣保证金，俗称“压钟”，按规矩新兵在参军入营时,要扣下三个月薪水做抵押,退伍离营时方可发还。贪得无厌的军官们就连这点儿蚊子肉也不放过，故意驱使士兵专干脏活累活,逼着他们当逃兵好将押金据为己有，逼跑了一批就再去拉一批来凑数。如此循环淘汰后留下的士兵，要么是磨洋工混饭吃的老兵油子，要么是被欺榨得不成人形但无处可逃的苦力，“人人伤心解体，积忿成仇”，官兵之间视若仇雠，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 袁世凯无力也无心去搅动整个军界这潭“只可以豢游民”的浑水，但他至少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还兵营一个清净。粮饷局的设立在大幅度提高士兵待遇（正兵月饷银四两五钱起）的同时，收回了中下级军官的财权，从源头上截断了克扣军饷的渠道，“新军饷项制造,不许营员经手,期可专心训练,绝念营私。”每月军饷由粮饷局事先按人头一份份包好，派员会同军官在操场公开点名发放，曾有一次发现饷银中有铁币镀银冒充银圆，袁即令执法处斩杀了粮饷局的几个军官。 甲午战争期间，袁世凯在转运局亲身体验了军械供应的混乱（如前文提过的两千支步枪被哄抢事件）。造成混乱的根源在于清军的军械局和转运局虽为战时服务，但并未纳入军方管理体系，而是隶属于各地督抚，由文官负责组织协调（周馥、袁世凯在辽东扮演的角色），军械如接力棒般逐地逐层转运，往往倒几次手就不知道转哪儿去了。这种前后方脱节的运作模式不仅违背了“集中控制,分散执行”的保障原则，而且由于向来矮人一头的武将们不敢干预鼻孔朝天的文官，导致监管空白，经手军械遂成了快速捞钱的肥缺。故而李鸿章只敢委派周馥这种心腹负责，换了别人没准儿连枪炮都敢搬回家变卖了中饱私囊。而心腹往往也不靠谱，战后监察御史安维峻就曾奏参盛宣怀勾结敌国大做军火生意发国难财，“与李鸿章之甥张士珩（时任天津军械局总办）盗卖前膛枪炮与倭人，以二百余万之值，减价仅得四十万，私行瓜分。” 袁世凯设立的军械局、转运局虽然名称不变，但却从繁琐低效的文官体系中剥离而出，改纳入作战序列由新军总部直管。专注服务于一支军队使部门运作变得廉洁高效，军械装备的采购由袁本人把关审核，发放调配的计划、指令直接在总办委员与各驻营委员间上传下达，经办人再无贪墨的空子可钻。 通过上述三局的设置，新军后勤部门与地方文官体系之间不再有利益瓜葛，而是一套独立的、自上向下的垂直管理系统，从根本上实现了作战、后勤一体化。这种全新模式的建立意味着近代后勤体制首次被引入清军。 排在最后的军医局看似不起眼，却填补了清军战斗力修复的空白。甲午战争期间，大清的数十万陆、海军只有一所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所谓的随营军医只是象征性的摆设，开战后从不上前线，全部工作就是呆在后方给抬回来的伤员敷点儿药，完全不懂战场急救。阵地上的大量伤员只能哀嚎等死，受伤等同于死亡的悲惨结局看得士兵们胆战心惊，在枪林弹雨中只能自求多福。 袁世凯规定军医局的十余名医官必须熟练掌握外科急救术，战时随前线部队行动并设包括收伤所、裹扎所在内的战地医院。平时还给各营配备了带着急救包的医务兵，有伤疗伤，无伤安定军心。这些举措让士兵们觉得自己终于不再是没爹没娘的孤儿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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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就要挨打，长得太胖不减肥也会挨打，整个大清都在忙着瘦身，进行精简机构的改革，新军却反其道而行之，开张伊始便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袁世凯铺开这么大的摊子自有一番苦心，可以让作战部队享受最好的保障服务，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心无旁骛地投入训练和将来的战争。这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步、炮、骑、工四个兵种合成部队的初期编制如下： 步队一军（后改为镇，师级）分左、右两翼（后改为协，旅级），每翼设统领一员，辖二至三营（后改为标，团级），每营官兵包括役夫在内满编1554名，其中士兵1008名，分作前、后、左、右四队（后改为营）。军官佩带德造帝国M1883（一说为美制柯尔特M1860）六响左轮手枪，士兵装备奥地利造曼利夏M1888步枪。 炮队一营，分左翼重炮队、右翼快炮队和接应马炮队，每队三哨，官兵满编1651名。重炮队装备德造克虏伯75毫米山炮18门，快炮队装备德造格鲁森57毫米速射山炮24门，接应马炮队装备十匹马牵引的格鲁森57毫米野炮18门。 马队一营，辖四队，官兵满编809名，配备战马556匹，装备曼利夏马枪和战刀。 工程一营，辖桥梁、地垒、电雷、修械、测绘、电报六队。 上述这些枪炮别说拿在清军手上，放在全世界都属酷炫的装备，没有一款落伍过气，也没有一粒子弹是二手货，全都是从欧洲采购的热乎乎刚出炉的精品。8毫米口径的曼利夏五连发步枪重3.78公斤，采用直动式枪机，表尺射程2250米，射速每分钟22发，性能远胜表尺射程仅为1300米的日军村田步枪。1893年才定型的格鲁森57毫米速射炮更是代表了当时欧洲架退炮的最高水准，就连德军都没来得及批量列装。洋气的不仅仅是官兵们手上的家伙，全军换上了整洁的黑色西式军服，一年四季的单衣、夹衣、号衣、棉衣、皮衣配得齐齐整整，每人发给两副手套、两双战靴，从头到脚一身笔挺精气神十足。以往清军行军餐风露宿，好似丐帮出行，现在新军都能住上五人一顶的进口帆布野战帐篷。 这些不计成本的投入仅仅是第一步，精良的枪炮和光鲜的军服换不来强大的军队。如果说机构与编制是袁世凯挖好的坑，下一步就得找萝卜往里填，第一拨种子必须是颗粒饱满的真材实料，否则试验田里连秧子都长不起来更别提大面积推广了。 之前宦海搏击十余年，虽然凭借袁家这棵大树和自身才干，袁世凯借助的外力不少，但远赴朝鲜又囿于资历过浅，他难以组建自己的小团体。在朝期间袁世凯人才方面最大的收获是收揽了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外交官唐绍仪，可惜唐绍仪一介书生，长于外交但拙于军务，甲午战争后留在了朝鲜，帮不上练兵的忙。此外袁世凯带到小站的助手中虽有刘永庆、吴长纯、吴凤岭、赵国贤、徐邦杰、田文烈等在朝旧部，但这群“海归”人数有限且大多才具平平，远不能满足一个完整班子的需要，招贤纳士成为小站练兵的头等大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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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三大武装集团湘军、淮军、北洋军虽是衣钵相传，但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各有一把尺子。儒教卫道士曾国藩组建的湘军“自讲学而起，修道为教”，最看重一个“正”字，喜用教书先生罗泽南、业余画家彭玉麟等等满身学究气的文人带兵；大器晚成而又注重实利的李鸿章对老师这套颇不以为然，他的选将标准不问出身，“狠”字当先，故而淮军中既有曾为悍匪的刘铭传，也不乏程学启、丁汝昌等太平军叛将。 与这两代巨头相比，起点最低的袁世凯挑人自有一套标准，他对你会不会吟诗作赋丝毫没有兴趣，也不想招纳一群难于驾驭的亡命之徒，而是秉着一个“纯”字开发军界的后起之秀，将目标锁定为有强烈的企图心，却在仕途上无高枝可攀的青年军官，招入小站这个大熔炉里打造成自己的嫡系。鉴于新军的特殊性，这些官场小白最好是接受过西方军事思想熏陶的学堂毕业生，故而袁世凯社招、校招相结合，一是瞄准了当时战斗力最强的武毅军，二是前面我们曾提及的北洋武备学堂。 武毅军总统领聂士成当年从军时恰恰投在袁甲三帐下，出于这层关系他对小兄弟袁世凯颇多照顾。按说交情到位了，直接开口要人就是，但袁世凯考虑问题更深一层。自湘军以来，朝廷对汉族大臣自建武装的政策向来是外松内紧，最忌练兵者拥兵自重。为避嫌起见，袁世凯绕了个圈子，找到正白旗道员、武备学堂总办荫昌帮忙推荐学生。 荫昌知道袁世凯的新军如今是朝廷的宠儿，不敢怠慢，精挑细选了一批出自武备学堂的青年军官送到小站，为首的是三名效力于武毅军的优秀毕业生王士珍、冯国璋和梁华殿，外加一名曾去德国留过学的炮兵教员段祺瑞。 梁华殿还没来得及冒泡就沉了，到小站的第二年在一次夜间训练中失足落水而亡。余下三人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各占一生肖，搭建成清末民初的北洋三杰龙（王士珍）、虎（段祺瑞）、狗（冯国璋）组合。 王士珍，字聘卿，1861年生于直隶正定县一户贫苦人家，后投在叶志超麾下朝阳镇总兵杨瑞生军中为马弁。他的出人头地颇具戏剧性，连“王士珍”这个名字都不是本人的。1885年武备学堂一期招生时，保荐名单上一个叫“王士珍”的预备学员临行前因家中有事开了小差，杨总兵见这个马弁平日里老实听话，索性让他顶名去学堂报到，在炮兵科读了三年于1888年毕业。三十年后，山寨版王士珍当上了北洋政府总理，正牌的那位则回到杨瑞生家当了一辈子伙夫。 甲午战争时王士珍率一支炮队参加了牙山和平壤之战。左宝贵战死时，王士珍和他就在同一段城墙上，亲手发炮轰击日军，左手无名指被炸掉仍力战不退。在清军的大溃退中，王的炮兵小队星夜疾行，完整退回国内，战后遂得到聂士成提拔重用。 王士珍长得不是很讨喜，平日里沉默寡言，看上去一脸木讷。刚调到小站时袁世凯对这个这个不声不吭的闷葫芦尚有几分轻视。但开会时只要讨论军事话题，王的葫芦嘴瞬间就打开了，倒出来的东西条理分明颇有见地。见识过多次后袁世凯不由得暗自称奇，这才知道荫昌给他推荐了个真材实料的全能型种子选手，索性让王士珍出任讲武堂总教习兼工程营统带，主管军官培养，炮兵训练则交给了段祺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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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老师最喜欢在台上洋洋得意地说，别看谦哥比他大四岁，照样陪他蹲在曲艺团的同一届学员班里。当然这只是个段子，1865年出生的段祺瑞比王士珍小四岁，二人却实实在在是武备学堂一期炮兵科的同学。在本书后面章节里，我们将看到段祺瑞电梯式的起起落落，不管人家乐不乐意，每次上台老段第一个拉的必定是珍哥，下台后给他擦屁股的同样少不了王士珍，两人一逗一捧，磕磕碰碰也合作了二十年。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氏，祖父段韫山在李鸿章麾下曾做到记名总兵，小段勉强算是淮军的“官三代”。在李中堂执掌大权的年代，这两层光环本可以帮助他有一条与别人不同的起跑线。但与王士珍的“被保送”不同，段祺瑞能考进武备学堂全凭自身本事，在校时就是当之无愧的学霸，“每届学校试验，辄冠其侪辈”。 1888年初（一说1887年底），段祺瑞以最优等成绩提前毕业，正准备在军中大展身手，却被一纸调令派到旅顺修炮台，和水泥砂土打交道。小段以为是自己关系不够硬才遭发配，未免有些心灰意冷，孰不知他的合肥籍贯、淮军家世其实早已上了李鸿章的考察名单，只是想好好磨练一下这个小老乡。 当年冬天，李鸿章选派武备学堂优秀毕业生赴德留学，未满二十四岁的段祺瑞鱼跃龙门，以公考选第一名的成绩入选。当时清军对近代炮兵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辅助步兵或要塞防御的“利器”层面，看中了哪国的大炮射程远、口径粗，就拖回来交给江南机器局照葫芦画瓢仿造。炮兵训练无非就是练眼神儿看谁瞄得准，阵地设置、目标侦察、步炮协作均被视为可有可无的花架子，故而身为军官的段祺瑞开炮没学几个课时，而是被安排进克虏伯公司当了个学徒工，学习如何造炮。 1891年，沾了一身洋气的段祺瑞回到国内，本以为定然身价倍增，不料接下来的人事安排却使他的仕途陷入了一个小小低谷。段“海归”再遭雪藏，被打发到威海随军学堂当教员，蹉跎了接近五年光阴。袁世凯意欲师法德国，对正经留过德的人才自然视若珍宝，务必纳入囊中，遂将段祺瑞挖了过来，任命为炮兵学堂监督兼炮兵营统带。 三人中最低调的是冯国璋，字华甫，在引进的这批武备生中年龄最长，1859年1月7日出生于直隶河间县。1889年7月毕业于武备学堂步兵科，后入聂士成军中效力。冯国璋最让人称道的是参谋才能。中日开战前曾随聂士成赴东北和朝鲜等地考察和测绘地形，跋涉数千里餐风宿露，将沿途山川要塞均用西式绘法作图标明，精细到了无一纰漏。冯参谋苦心绘制的这些地图最大的作用让武毅军在转进时少走了许多冤枉路，也算是在甲午战争中立下一功。 战后冯国璋可谓向敌国学习第一人，他主动请缨以驻日公使裕庚随员身份赴日考察军事，结识了日军将领福岛安正（在接下来的庚子战争中，此人将以日军先遣队司令的身份出场），并抄录和整理了几大本有关军事训练和军事科学发展的“兵书”。到了小站后，冯国璋被任命为步兵学堂监督兼督操营务处总办，在所收集资料的基础上，主编了《训练操法详晰图说》22册，成为编练新军的标准化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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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脱找解脱 2019-09-27 18:24:02 顶，写得好 ----------------------------- 谢谢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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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人领衔的武备学堂青年军官团里还包括本书的另一位主要人物：右翼步队第一营帮统曹锟，字仲珊，天津人，他的故事等正式登场时我们再细讲；右翼步队第三营前队队官张怀芝，字子志，山东东阿人；督操营务处提调段芝贵，字香严，安徽合肥人；执法营务处总办王英楷，字绍宸，辽宁海城人；稽查先锋官李纯，字秀山，天津人。以及陆建章、田中玉、卢永祥、杨善德、王占元、鲍贵卿、田文烈、陈光远、何宗莲、李长泰、钟麟同、刘承恩、邱开浩、商德全、王汝贤、张永成、吴金彪等等，分别担任帮统、领官、哨官、哨长以及教习。 袁世凯的眼光只盯着有培养价值的年轻人，对清军里的老板凳没什么兴趣。新军里年长者屈指可数，且大多是来自淮军系统的高级军官。资历最深的当数五十三岁的右翼翼长、原毅军总兵姜桂题，字翰卿，安徽亳州人。前文曾提及金州、旅顺大溃败，挤作一团的七总兵中就有这位大叔，战后追责时姜被褫职留营效力，穷途末路之际只得投奔新军。姜桂题对袁世凯的收留感激涕零，于是向袁推荐了自己的小兄弟、毅军中另一员拿得出手的参将——张勋，字少轩，江西省奉新县人，时年四十岁。袁世凯久闻张勋为人憨厚，带兵也有一套，遂委以行营中军（督练处总务长）的重任。 较之武将系统，文官班子的组建本应简单许多，但却延迟了一年多时间。只因新军成立时，袁世凯心仪的人选还在翰林院百无聊赖地打卡上班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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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倒推到光绪五年（1879年）初冬，陈州府淮宁县（今河南淮阳）袁甲三祠内幽静的仰山堂里，这天二十岁的袁世凯坐在窗前发呆，案上摊开的书本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他刚刚参加完河南省己卯科乡试，这是他平生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博取功名，毫无悬念的又考砸了。看门的仆役不晓得躲到哪里晒太阳去了，偌大个祠堂庭院里就他一个人。此时进来一位书生，也不问主人是谁，施施而行径直入庭。袁世凯抬眼一看，来人身材高大，长相谈不上英俊，方方正正的眉宇间透着沉稳，穿着却是青衣敝履不修边幅。 袁世凯闲着也是闲着，便请他落座，沏壶茶聊了起来。话匣子一打开，小袁便被这位貌不惊人的书生折服了，一肚子墨水不说，论起时局见解独到，纵横捭阖的模样完全不似只知背圣人经的书呆子。袁世凯肃立长揖请教姓名，得知书生姓徐名世昌，字卜五，天津人氏，时年二十四岁。 和渣渣袁世凯不同，落魄的徐世昌从不为自己的水平发愁，他和弟弟徐世光双双中了秀才，却掏不出赴顺天府乡试的盘缠，只能放弃了这一科，投奔淮宁县知事李觐候，边教私塾边在衙门里处理文案打零工，勉强混口饭吃。前路坎坷，徐世昌成日里闷闷不乐，这天听说袁祠风景不错，便独自一人信步入内想散散心。 刘玄德在涿县大街上随便拉了两个人磕头拜把子，拜出一个天下三分，那是小说里的演绎。而仰山堂里这次学霸和学渣的偶遇，却是出不折不扣的风云际会。二人越谈越投机，第二天换贴结为兄弟。这一拜春风得意遇知音，居然拜出一对民国大总统。 随着交情愈深，袁世凯对徐世昌推崇备至，赞道：“菊人（徐世昌号），真妙才也！” 得知徐哥的窘境后，小袁说不要紧俺家里有的是矿，慷慨解囊资助了二百两银子作为川资，徐家兄弟方得以参加三年后的壬午科顺天府乡试，结果徐世昌得中第一百五十四名，徐世光得中第七十五名。这一年正逢袁世凯在朝鲜初露锋芒，回国休假时他专程前往徐宅道贺，并送上一方两米长一米高的巨匾，上书“双桂承欢”四个大字。 之后徐世昌再接再厉，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高中进士，先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再授七品编修。可惜他的仕途起点似乎即为终点，编修的冷板凳一坐就是九年，从未捞到过一次外放的美差。逢年过节进士们都要孝敬座师，徐世昌最大的手笔只能是送上二两银子，却因此赢得一廉如水的清誉，无形中成为终身受用不尽的财富。自清末而民国，无论是总督、尚书，还是国务卿、总统，徐世昌的位置再高再显赫，从无一人置疑他的官职是靠钻营花钱买来的。 徐、袁两兄弟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朝鲜，远隔千里却有信使联络互通声气，异地恋打得火热。1896年母亲刘氏在开封病逝，徐世昌万分悲痛，回乡守制的路上，想想自己蹉跎到四十岁，仍窝在机关里朝九晚五一事无成，不由得黯然神伤，决定追随袁世凯去小站创业。 1897年8月，袁世凯终于等到机会，将徐世昌捞出北京，出任新军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总办，简而言之就是“新军总参谋长”。以翰林的文凭降格去新军赞襄戎幕，给袁世凯这个“拔贡生”打工，徐世昌既是相信老朋友的雄才大略，不负相知之义，也有押上前程赌一把的意味。事实证明袁世凯没有辜负他，不仅对徐言听计从，“时常承教，拜聆一切”，还鼓励张勋等高级军官投贴拜在徐门下，规定袁不在军营时徐可代行军务，确立了徐世昌在新军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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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个个文官武将粉墨登场，袁世凯搭建的班子初具雏形。世纪之交的天津小站，这个以前在地图上拿着放大镜都找不到的荒凉小镇，承载着大清的强军梦，成为纠纠武夫的孵化基地。 小站诞生了一个个令人咋舌的数据，民初十七年间，前面提及的这些人物占据了八位国家元首中的五位：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曹锟；二十四位北洋上将军中的十位：姜桂题、张勋、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曹锟、段芝贵、李纯、王占元、田中玉。以及六十位陆军上将中的近三十位。 这就暴露出一个问题，我们不妨将小站和三十年后的黄埔做个对比，黄埔一期456名毕业生中，出了国军上将两名（胡宗南、桂永清），解放军元帅一名（徐向前）、大将一名（陈赓），上将两名（周士第、陈明仁）。单纯以数字计，似乎黄埔“成才率”尚不及小站的零头，是前者风水不如后者，还是袁世凯独具慧眼教导有方，看人一看一个准，以致于新军群贤毕至将星如云？ 究其根源，所谓的“上将井喷”不能归功于小站的成才率有多高，而是新军用人的选择面过窄，淘汰率太低。黄埔生们从毕业的那天起就在血火中拼杀，以一期的110名共产党员为例，建国后修成正果的不过寥寥六人，牺牲者多达六十九位。反观袁世凯培养出的这一大堆上将，“和光同尘”、“奔走钻营”、“昏聩无能”是他们中大多数人终身撕不下的标签，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只要跟对大佬混够年限，哪怕是个师长，也能身缠绶带，肩佩三颗金星，头顶白缨叠羽冠，威风凛凛当个上将。在本书后面章节中，这些北洋上将会陆续登场亮相，我们将在直皖战争中欣赏段芝贵酒池肉林的司令部，临城大劫案中看到田中玉奈何不得几个土匪的束手无策，以及不明不白死在牡丹花下的李纯，富可敌国却养不起一个师的地产大王王占元，朵朵奇葩不一而足。即使将他们的领头人——龙、虎、狗三杰放在天下大势的层面评估，也很难称之为一时人杰，面对吴佩孚、张作霖这些晚辈几无招架之功。 另一方面，军队本应是国库银子供养的暴力机器，听命于朝廷的意志。我们无法界定袁世凯练兵的动机是单纯的报效朝廷还是隐隐存了别样心思。青年军官们怀着梦想和欲望来到这里时，大多只接受过粗浅的儒家教育，“学历”最高不过秀才。袁世凯用丰厚的饷银和前程，辅以全新的西方军事思维，无形间让这些愣头青洗去了脑海中本就淡漠的忠君思想，成为一张张可涂可抹的白纸，改烙上袁氏的印记拜服在自己帐下。“他向他们灌输了忠诚的观念，不过主要只是向袁世凯而不是向皇帝效忠”（《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可叹的是，新军军官因效忠袁世凯而凝聚成的向心力，亦即演变为他们今后为一己之私而漠视国家整体利益（包括清朝与民国）的离心力。 故而当二十年后布局者袁世凯离世时，“群雄失驭，乃互植势力，各昵所亲”，这些无人羁绊的小弟们遂变身为一头头怪兽，各自雄踞一方，为角逐北京的权柄，展开无数场席卷中国的分合征战。 1897年，袁世凯以练兵有功擢升从三品直隶按察使。这一年新军迎来了一位贵人，当初保荐袁世凯的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代表朝廷赴小站阅兵，这已经是他两年内的再度造访了。此次新军展现出的整齐军容风纪和强悍战斗素质，让荣禄顿生日新月异之感，回京后盛赞袁世凯“勤明果毅，办事认真”，评价新军则是“近年所见各军，尚无出其右者。”这个广告播出去后，慕名前来考察的朝廷要员络绎不绝，观看操练后纷纷路转粉丝。礼部侍郎徐致靖在《密保练兵大员疏》中曾对新军的训练有过如下的描述：“臣闻新建军之练洋操也，精选将弁，严定饷额，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而且设为两军伪攻，出奇诱敌之形，进退机宜，随时指授。故其兵士无日不经操练，无日不经讲究，虽在驻军，如临大敌。暇则取战阵形势，枪炮用法，以及激发忠义诸歌诀，俾各兵弁熟诵。” 尽管朝野上下将新军这株袁世凯培育的谷穗吹成了一朵花儿，但跨世纪建立一支真正的现代化军队必定是由内而外的漫长过程，转型终究不能等同于脱胎换骨，“练兵”更不能和“建军”相提并论。荣禄对慈禧老佛爷的忠诚在晚清是出了名的，从得到他的褒奖这点不难看出，至少在现阶段袁世凯和新军将领们对朝廷绝无二心。小站练兵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大清艰难末世的危机，这种实用性决定了新军的步子迈得再大，蒙上了浓厚功利色彩的步调也始终会与朝廷保持一致，接下来袁世凯面临的一次严峻抉择将验证这点。 |
| 向看贴的朋友说声抱歉，国庆暂停两到三天，请大家10月4日光临，节日快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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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华寺猜想 贴子太冷，不得不胡乱蹭个热度。。。前些天一位新晋夫人极力宣扬的“三代喂养一个”英伦贵族风火了。话说这位lady一身晚礼服坐在哈利波特的大厅里，恍若置身仙境。当她需要WiFi密码时，优雅的英国管家不会大声武气的念出来，更不会拿过手机一通乱输，而是用手托着一个小银盘，盛着一张折叠得非常精巧的纸片，神神秘秘转到她面前，努努嘴示意打开，上面一串散发着斯宾塞气息的字符便是。管家服务的全程有如军情六处接头，悄无声息仅凭眼神交流，新晋夫人享受之余不禁连呼神奇。 递张小纸条何足道哉，一百多年前大清的公公们传送服务的技能远胜英国管家，动作要麻溜顺畅得多。皇上肚子饿了，但闻一声传膳，数十名太监穿戴齐整鱼贯而行，抬着填漆花紫檀木膳桌，捧着沉稳厚重的朱漆食盒，以及各种青花、水晶、珐琅质地流光溢彩的锅碗瓢盆，脚不沾地出了御膳房，经过西长街送达养心殿的东暖阁。上百款菜肴、点心、米膳、粥品上桌揭开碗盖时热气分毫不减，整套流程鸦雀无声一气呵成，这才是宫廷范儿的最高境界。 英国三代出个贵族磨磨蹭蹭的效率与我大清后宫相比，更是不值得一提。前有博尔济吉特氏，后有叶赫那拉氏，这些家族流水线出品的一个又一个婀娜多姿的贵妃、皇后、皇太后，直叫人目不暇接。 1889年2月26日，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在玉振金声的中和韶乐伴奏下，叶赫那拉品牌的最后一名代言人，慈禧太后的侄女叶赫那拉·静芬，一个比光绪年长三岁的消瘦女人，身穿大红龙凤同合袍，头戴富贵绒花，陪着皇帝进入设在坤宁宫的洞房，坐在龙凤喜床上端起酒杯举行了合卺礼。走完这个流程，一场耗资五百五十万两白银的大婚仪式便宣告礼成。 被册封为隆裕皇后的静芬表姐木讷无趣，在光绪心目中“绝对不是他理想中的同伴”，喝完交杯酒后，他痛哭一场，连大婚的实质性环节——圆房都躲了。当然夫妻间那些事儿不是我们关心的，十八岁的皇帝依然难掩跃跃欲试的激动，这场在感情上并不完美的成人礼意味着接下来“亲爸爸”慈禧不得不由听政、训政过渡到归政，光绪终于等来了“亲裁大政，以慰天下臣民之望。” 退居颐和园的慈禧在头几年里对这方安养天年的清净之地甚是满意，并未替光绪操过多闲心，去挤占他独立施政的空间。甲午战争前皇帝一个人占着养心殿玩得很开心，与太后一团和气相安无事。战后我大清一夜之间破产，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家里矛盾难免一天天越积越多，直至1898年6月11日，由皇帝宠幸的维新派发起的戊戌变法正式启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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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最初对变法的态度是有限度的支持，至少不横加反对，只以退休老太太的身份，给浮躁的光绪划了一条不得触碰的红线：“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站在爱新觉罗家人的角度，这条底线无可厚非，但帝、后底下各有一帮人，随着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新贵形成的帝党崛起，后党的奕劻、荣禄、怀塔布等权臣颇有日薄西山之象。 帝、后两党先是因变法的范围、手段、尺度争执不休。后党的许多成员并非一昧冥顽不化的老古董，他们支持局部、技术性的改革，如奕劻掌管的总理衙门、荣禄促成的新建陆军。但帝党并不满足于此，这群寄希望于“得君行道”的书生们围着光绪，热血沸腾地高谈阔论，搬来一堆明治维新的文件法令准备照抄，试图以此实现“全变”、“速变”，彻底扭转一个国家未来的走向。 然而他们要挑战的是一头什么样的巨兽？大清是“家天下”、“满天下”，是十九世纪地球上唯一一个多次以屠城手段惩罚本国子民的部族政权。后党理解的大尺度变法就是从根本上动摇“一族专政”，夺走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指责维新派“徒欲保中国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国于度外”。眼看着年少无知的光绪为奸人所惑，被乱党带偏了，满族大臣以及内务府官员们在颐和园跪了一地，乞求太后制止皇上乱来。 帝党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恨不得将抱着祖宗陈法顽冥不化的绊脚石拍死在沙滩上。政见之争很快上升为两党间权力的角逐，由唇枪舌剑一步步走向白刃相向的殊死搏杀，康有为甚至公然向荣禄放出狠话：“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在光绪的刻意打压下，后党的反击只能通过幕后的慈禧完成，虽招数不多却针针见血。早在6月15日，也就是变法第五天，慈禧要求光绪连下三道上谕：一、将帝师翁同龢免职逐回原籍；二、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三、由荣禄出任直隶总督，执掌京津地区兵权。 有了太后的羁绊，帝党看似猛烈的攻势实则只能在一些无关痛痒的枝节上做文章。僵持至9月4日，帝党终于突破后党的防线，引发了一次惊动慈禧的人事地震。光绪以压制部下王照上折言事为由，罢免了礼部尚书怀塔布，捎带着拿下了另外五名阻挠变法的礼部堂官。 这一锅端出马蜂窝了，怀塔布并不姓怀，他的全名是叶赫那拉·怀塔布，十足真金的太后娘家人。怀塔布本人和慈禧隔着多少房我们不清楚，但他的老婆却是实实在在能和太后说上话的，事发后立即跑进了颐和园，跪倒在老佛爷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帝党如何无法无天，专挑对太后忠心耿耿的老实人捅刀子。 面对一地鸡毛的朝堂，慈禧终于按捺不住了。小孩子就是不能给他太多玩具，她准备紧一紧光绪撒欢的马头上那根无形的缰绳。至于一再考验她耐心的帝党迂腐书生们。。。。慈禧饶有兴致地瞧着颐和园大理石地面上穿梭忙碌的蚁群，因保养有术而光泽不减的脸上浮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一群跳梁小丑和眼前的蝼蚁又有什么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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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和他的新军久居小站，远离京城是非之地，完全可以扮低调置身风波之外。从袁的本心来说，也不想趟这潭混水。无论帝党后党，新式陆军可以说是他们唯一的共识，任谁掌权都不可能将练兵大计半途而废。何况当时京城内外已经驻满了禁军、武毅军、甘军等各路人马，合计十四万之多，新军想挤进去看热闹都无处落脚。 无奈袁世凯的一颗大头过于醒目，坐拥十四万大军的后党还则罢了，势单力薄的帝党不可能不对新军这支风头正劲的精锐武装垂涎三尺。练兵强军本身就是变法的重中之重，袁又在三年前受到过光绪的亲切接见，之后还缴纳了五百两银子加入了康、梁的强学会，呼朋唤友饮酒高谈，还叫过康有为几声大哥，当然算得上维新同志了，故而渴望拥有一支军队的帝党视袁为救命稻草：“以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知其人与董（福祥）、聂（士成）一干武夫迴异，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唯一让他们担忧的是已任直隶总督的荣禄对袁世凯的提携之恩。 朝堂之争持续到9月11日，变法三个月所发布的六百余道谕令全堆在办公桌上，得以实施的寥寥无几，而后党的反扑愈加猛烈，请慈禧再度垂帘听政的呼声甚嚣尘上。维新大业眼看就要胎死腹中，光绪甚至发出了“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的悲鸣。心急如焚的帝党孤注一掷兵行险着，准备动用袁世凯的新军发动政变，铲除荣禄等后党要员。康、梁、谭等人私下里甚至准备来个“围园杀后”，一举擒下颐和园内的慈禧。 9月12日，帝党重臣、署理礼部右侍郎徐致靖上奏《密保智勇忠诚统兵大员请破格特简折》，请求皇帝亲自召见袁世凯委以重任，以此将新军收入囊中独当一面，不再受荣禄节制。光绪当日即发出谕旨：“着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 9月15日，被帝党寄以全部希望的袁世凯在徐世昌陪同下乘火车抵达北京，入住法华寺，接下来他将不得不面对事关前程乃至生死的站队。 第二天一大早，光绪在颐和园毓兰堂召见袁世凯，君臣时隔三年再见，自有一番唏嘘。草草问了几句小站新军的情况，迫不及待的皇帝话锋一转：“苟付汝以统领军队之任，能矢忠于朕否？”此言一出，显然是逼袁同志表明态度，变法维新什么的暂且搁下，能不能先助朕一臂之力，抢到爱家家长的宝座？这种场合下，袁的回答自然只能是君上有旨微臣必定万死不辞云云，但拍着胸膛表忠心的同时他已隐隐觉得事情不太对了。 召见结束回到法华寺没多久，忽有苏拉（内廷杂役）来报，宫里传来上谕：“袁世凯以外官三品臬司，超升京卿二品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袁晋升从三品刚刚一年，再跳一级直升为从二品的京卿大员，轻松迈进了无数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穷其一生可望不可及的殿堂门槛，这种坐火箭的待遇以往只有战争时期的曾、左、李等传奇人物享受过。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袁世凯竟不知是喜是忧，“此心怦怦殊不自安”。 9月17日，诚惶诚恐的袁世凯陛见谢恩，光绪打断了他例行公事的自谦，笑言安抚道：“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这句话释放出的信号比昨天更直接：斩断荣禄伸进新军的黑手。饶是袁世凯伶牙俐齿，一时间也难以应答，只得匆匆叩首而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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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晚，与袁世凯素昧平生的谭嗣同不邀自来，到法华寺向这位新军司令亮出了底牌。 这场密晤及其余波可算是近代史上一桩扑朔迷离的悬案，谈话双方当事人一死一生无法对质。事后逃到海外的维新派和飞黄腾达的袁世凯出于敌对的立场，都在表述中极力抹黑对方，我们只能从对立视角去分析法华寺里的谜团。 据梁启超所著《谭嗣同传》记载，袁世凯完全是个阳奉阴违的奸佞小人。谭向袁详述了除“围园杀后”外的整个政变计划，核心环节是借“两宫”天津检阅新军之机铲除荣禄等人，以建“不世之业”。袁当即表态：“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至于帝党最顾虑的荣、袁关系，袁世凯的回答更是斩钉截铁：“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二人随即敲定了弹药等细节问题，谭嗣同满意地“丁宁而去”。 而袁世凯在《戊戌日记》的回忆中，则将谭嗣同描写成一个“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的造反派，用一道明显是伪造的“朱谕”抄本哄骗他率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人事可定”。袁被吓得“魂飞天外”，诘问谭：“围颐和园欲何为？”谭极不耐烦地答道：“不除此老朽（慈禧），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无奈之下袁“只好设词推宕”，“谭再三催促，立即决议，以待入奏，几至声色俱厉，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二人拉拉扯扯僵持了许久，袁世凯只得勉强应承待到天津阅兵时再作计较：“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此事有我，你可放心。”谭嗣同半信半疑，皮笑肉不笑地奉承了袁两句，“称予为奇男子”，言毕悻悻而去。 无奈也好，敷衍也罢，即使在袁世凯这方的记述中，亦能看出他对帝党实际上有所承诺。袁的日记里，9月19日的行程空白，我们猜想他应该是在法华寺中徘徊整天做最后的观望。虽然一步登天的机会看似就在眼前，但抛开双方判若云泥的实力差距不谈，仅从光绪与谭嗣同的草率冒进中，他已嗅到了失败的气息。 当天（一说9月18日），向来与帝党走得很近的徐世昌去了趟维新派的大本营——南海会馆。与康有为等人长谈后，徐对帝党大失所望：“世昌见康党诸公平素谈政治改革，议论不可一世，而至紧急关头，除痛哭外，别无善策，伎俩亦不过尔尔，于是也一掬同情之泪以报之。试问国家大事，又岂是痛哭所能解决？维新派之书生结习及坦率粗疏可知。”硬着头皮陪他们哭完，徐世昌匆匆告辞，回到法华寺向袁世凯汇报，断定这群眼高手低的书生成不了大事。听完徐的结论，袁世凯叹了口气，别怪兄弟狡猾，实在是同志们太无能，决计不能将自己和新军的前程捆在帝党这艘破船上。 之后发生的事情再无悬念。９月２０日，急不可耐的光绪第三次召见袁世凯，袁知道失去自己这颗棋子，无力挣扎的皇帝从此将活在太后羽翼的阴影里。怀着最后一丝歉疚，袁世凯委婉地劝光绪“请忍耐待时，步步轻进，如操之太急，则生流弊”，且变法最好由“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康、梁、谭等人难堪大用，“阁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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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完这些袁世凯自认已尽到臣子的义务，当天就回到了天津，下火车后直奔直隶总督府谒拜荣禄，揭发帝党“煽祸构乱”的密谋。荣禄对袁关键时刻能认清形势，主动向组织靠拢，如实交待问题的态度很满意，自此视其为心腹。但对他爆的猛料似乎不是很在意，甚至因有客来访，“约以明早再造详谈”。 正如谭嗣同高估了袁世凯的人品，后世很多人也高估了袁的破坏力。事实上见惯大风大浪的慈禧根本未将帝党的动作放在眼里，更不需要袁来帮她下最终解决的决心。促使皇太后失去耐性，准备结束这场猫鼠游戏的另有一根导火索——前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访华。 一个月前，卸任首相的伊藤博文从长崎出发，开始了访华旅程。在帝党维新派的眼中，一夜崛起的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好似天花乱坠梵音袅袅的取经圣地，恨不得将明治维新的成果原封不动克隆到大清来，六百余条新政措施中直接照搬日本成法的数不胜数，对维新元勋、三年前在马关送给大清空前之耻的伊藤博文更是推崇备至。伊藤人还在天津，北京的欢迎横幅就已拉好了，雪片般的折子堆满光绪案头，纷纷奏请皇帝聘其为顾问待以客卿之礼，甚至有人建议直接封伊藤为相。 这还要不要脸了？听闻此事的后党官员当然是大唱反调，其中御史杨崇伊９月１８日的一封折子深深触动了慈禧：“风闻东洋故相依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依藤果用，则祖宗所传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康、梁一干腐儒不足为惧，伊藤博文却是连李鸿章都在其面前铩羽而归的人物，更别说他背后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日本，祖宗基业有拱手让人之虞。帝党的汉臣们所作所为完全超出了游戏的范畴，他们唆使光绪请来这位“大牌外援”是想对付谁呢？多疑的慈禧细思极恐，立即意识到杨崇伊的小报告绝非危言耸听，“阅而色变，立召见诸大臣”，和奕劻等人开了个简短的会议后，决定不能由着光绪胡闹下去了。 ９月２０日，亦即召见袁世凯的同一天，光绪在勤政殿接见伊藤博文，交谈中殷切求教之意溢于言表：“我中国近日正当维新之时，侯爵曾手创大业，必知其中利弊。请为朕晰言之。”老到的伊藤对北京波谲云诡的政局已有所察，出于礼节仅仅客套了几句，并未提出什么实质性的建议。 这次会见波澜不惊，光绪更没有给伊藤下什么顾问聘书，但怒气难消的太后已不打算再给皇帝机会了。 9月21日晨，慈禧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仅凭一纸宣布重新临朝训政的诏书，就轻轻拿回了所有权力，一辈子活在亲爸爸阴影下的光绪顷刻间两手空空。整个过程全无想象中的惊心动魄，脆弱的帝党别说还手了，连结结巴巴抗辩两句的机会都没有。此时夏日方过，暑气未消蝉鸣即止，朝堂上的喧闹算来只持续了103天。 接下来是全城大搜捕，除了康有为、梁启超成功逃走之外，其余帝党要员悉数被捕下狱，光绪皇帝则被送进瀛台关了小黑屋。 9月28日，“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被杀于菜市口刑场。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所有新政措施尽皆废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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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狼他哥 2019-10-06 14:36:52 如果请英美或者德国退休政治家来帮着大清，或许可行。但是三年前刚刚打败自己的日本国首相，绝对不行。且不说伊藤博文会不会真心帮你，做事儿总要避嫌不是 ----------------------------- 和今天足球的归化类似，不仅是维新派，整个大清对外援的态度都充满争议，一方面信奉“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如赫德管理的海关，公认效率最高；另一方面“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绝大多数洋人只能在技术性岗位上充当顾问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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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庚子年的山寨春晚 华北大地上的山川河泊冻裂了又复苏，菜市口难以洗净的血痕换了一茬又一茬，戊戌风波之后不知不觉又过去了两年。我大清从不敢奢望什么岁月静好，只有趔趔趄趄负重前行，迈入公元1900年，亦即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名副其实的“世纪末”之年。 自1860年圆明园的一把大火至今，北京在安然沉睡中不闻刀兵已有四十年。咸丰帝驾崩后，不算光绪扑腾的那短短几天，爱新觉罗家再没出过一位真正掌权的君主。好在爱家有个能干的媳妇，慈禧老佛爷耗尽四十载芳华，缔造出同治光绪两朝基业，直至一群恶狠狠的不速之客破门而入，砸烂了北京城，将大清打得半身不遂，再也无力恢复元气。 如果有一天你去北京游玩，在西安门下车，沿着西什库大街向北走上一百米左右，就能看见一座幽静的中西合璧庭院，简朴的大门上挂着白底黑字的招牌：西什库天主堂。院内的主体建筑是一座四个高高尖塔拱卫着的哥特式教堂，典雅中不失庄严。 1900年5月19日，暮春的一个黄昏，西什库教堂笼罩在一片惶恐不安的气氛中，甚至停止了每晚18时的例行弥撒仪式。主教法国人樊国梁(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已然无心主持，而是躲进自己的房间里伏案疾书，直至夜色降临，蹑手蹑脚的仆人进屋掌灯也浑然不觉。昏暗的烛光隐隐绰绰的映照着他脸上晦明不定的皱纹。 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开大清门户的同时，也铺设了天主教全面进入天朝的坦途，挑战大清子民本就没有的信仰。自那时起樊国梁就来到了中国，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了今天驻京主教的位置。 近四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从未象今天这样焦虑得如坐针毡，让他忧心忡忡的原因是教堂以一种悲催的方式上了头条。这些天京城的大街小巷都在传唱着一首顺口溜：“吃面不搁酱，炮打交民巷；吃面不搁醋，炮打西什库。”不搁酱不搁醋，看来在直隶大地已成燎原之势的义和团拳匪们，随时有可能涌入北京，就着大蒜把教堂连同主的仆人们生吞了。尽管行走中国四十年的樊主教早已蓄起了辫子，甚至还有大清皇帝赏赐的二品顶戴和朝服，但他深知这些并不能成为护身符，让教堂躲过此劫。无助的法国老头儿只能向本国公使告急求援： “公使先生： 形势日益严重可虞。保定府地区已有七十名教民被打死，其中三名新入教的教徒被分尸。 很多村庄被抢被烧。此外还有更多的村庄空无一人。两千多名逃难的教民无衣无食，无家可归。仅北京一地，就约有四百名逃难的男女和儿童安置在我们这里和修女那里。过不了一个星期，他们的人数也许会达到数千人。我们将不得不腾出学校和医院给难民居住。 东部到处在抢劫和放火，我们时刻不断收到非常令人震惊的消息。北京已被义和团团团围住。义和团日益接近京都，他们沿途若有耽搁，也只是为了要对教民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公使先生，请你相信我，我是十分熟悉情况的，而不是在信口开河。宗教迫害只是烟幕，主要的目的是消灭外国人，这是义和团明确提出并写在他们的旗帜上的。义和团的同盟军在北京等待他们。以袭击教堂开始，而以袭击使馆告终。甚至，袭击居住在北堂这里的我们的日期也已定了下来。全城都知道这件事，大家都这么说。民心显然激愤。昨天晚上又有四十三个不幸的妇女为了逃脱义和团的暴行，带着孩子跑到修女那里去避难。伴送他们前来的有五百多人。他们说，这次他们算是躲过去了，但是，很快另一批人将遭到迫害。 公使先生，我不想谈那些贴满全城、攻击欧洲人的数不清的揭贴内容了。每天不断出现新的、更加露骨的揭贴。 三十年前天津大屠杀的目睹者对目前形势与当时情况之相似感到惊讶。出现了同样的揭贴，同样的威胁，同样的警告和同样的盲目行动，当时的传教士和现在一样，预见到人民的可怕的激愤，曾写信恳求帮助。 公使先生，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有责任请您派四十或五十名水兵到我们这里来，至少到北堂来，以便保护我们和我们的财产。过去，即使情况远非如此紧急，也曾这样做过。我希望您能考虑接受我这一最诚恳的请求。 驻北京和直隶北境的天主教徒代理人 1900年5月19日于北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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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西什库教堂的可怕预言经法国公使毕盛之手，很快出现在5月20日在西班牙使馆召开的十一国（英、法、美、德、俄、日、意、奥、西、葡、比）公使会议上。公使们没有视樊国梁的警告为危言耸听，自1899年8月开始，持续近十个月的旱灾吞噬了整个华北，从本年开春到初夏更是滴雨未下，这片土地上的成百上千万人们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的边缘。义和团把洋教的渗透、上天的震怒和干旱三件事联系在一起，华北各地的每一个角落都张贴了内容如下的揭帖：“兹因天主耶稣教，欺神灭圣，忘却人伦，怒恼天地，收住之雨，降下八百万神兵，扫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期。”北京城内的樊国梁仅仅是感受到了“可怕的激愤”，被阻断孤立在异地城乡的传教士们已经听到了死神迫近的脚步声，被困在山西太谷的美部会传教士、35岁的苏珊?罗伊娜?伯德（MissSusan Rowena Bird）以绝望的口吻写道：“人们无所事事，只谈论如何杀洋人和教民，我们感到末日离我们每个人都不远了。。。”写下这段话后没多久，她和她的五名英、美同事被烧死在太谷宣教站内。 苏珊?罗伊娜?伯德（中文名贝如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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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交民巷里的外交官们感受到了这场席卷华北的仇外运动压向北京颤栗的窒息。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出台了一个包括逮捕拳民、处决首恶、惩戒失职官员等六点要求的联合照会，并于翌日由首席公使葛络干（西班牙公使）送交总理衙门。至于出兵问题，公使们决定再等待五天，视清政府的答复而定。此外他们不无乐观的幻想“只要下几天大雨，结束持续已久的干旱，就能恢复平静。雨水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采取的任何措施都管用。” 怎奈天公和天朝都没给他们好脸色看，大雨迟迟不见落下，总理衙门大臣奕劻拖到第五天才给出一个不痛不痒的答复，请外国朋友们稍安勿躁，朝廷正准备发布一道更严厉的镇压拳民的上谕。感到被冷落的公使团对总理衙门的含糊其辞极为不满，于5月26日晚再次召开会议，认为“更积极干涉的时机业已到来”，发出措辞强硬的第二封照会。 5月28日，公使团自认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遂通过出兵决议，发给总理衙门的第三封照会可谓杀气腾腾：“奥、英、法、德、意、日、俄、美等国使节已决定调集特遣部队立即前来北京，并要求提供运输便利。” 八国联军，这个大清末世的梦魇就此以“使馆卫队”的名义应运而生。 自5月27日起，诸国军舰纷纷从旅顺、威海卫、胶州、厦门启程，于30日下午前陆续抵达大沽口，包括英舰“阿尔及灵”号、“奥兰度”号，俄舰“朝鲜人”号、“德米特里·顿斯柯依”号、“大西索”号、“纳瓦林”号、鱼雷艇两艘，美舰“纽瓦克”号，法舰“笛卡儿”号，意舰“爱巴尔”号，加上早已停泊在天津的日舰“爱宕”号，大大小小共计十二艘，舰炮林立汽笛长鸣，沉寂了四十年的大沽口顿时战云密布。 5月29日，美军上校麦克加拉率63名水兵在大沽口登陆，至30日，又有来自英、俄、法、意、日五国的陆战队官兵286人陆续登陆，这349人乘火车于6月1日抵达北京。两天后，德国水兵51人、奥匈士兵32人入北京，组成了八国联军先遣队，其后又于6月5日增至1000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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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已是剑拔弩张，但大清与列强之间依然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双方似乎均无开战的打算。令官员们为难的是朝廷对义和团的态度依然剿抚未定。5月下旬，义和团给铁路安上了惊扰祖坟，破坏风水，侵占耕地三大罪名，在京津地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破路运动，并将沿路电线杆砍倒、电线割断，就象钢刀插入敌胸膛，打得洋鬼子的铁路员工们魂飞胆丧。 驻防天津的直隶提督兼武卫前军统领聂士成当即出兵，击毙了五百拳民。 在甲午朝鲜战争中曾经出场的聂士成时年六十四岁，安徽合肥北乡人，看籍贯就知道是李合肥嫡系中的嫡系。聂士成从军三十八年，东征西讨建功无数，其中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鸭绿江战役时，率部于摩天岭力阻日军第五师团，成为惨败的清军中仅有的亮点，并因此得以在战后出任武毅军总统领。 在武卫五军中，武卫前军以武毅军为主体，收编盛军残部以及驻扎直隶的各路淮军之精锐整合而成，满编16200人（另有长夫4000名），分为中、前、后、左、右五路，统领分别为冯义和、周鼎臣、胡殿甲、杨慕时、姚良才。每路下辖炮兵一营，马队一哨，步兵四至六营。装备曼利夏步枪10000支，马枪1400支，另有训练用旧毛瑟枪10000支。炮兵装备克虏伯75毫米炮16门，60毫米炮32门，37毫米炮（数目不详），格鲁森57毫米炮32门。 武毅军装备和新军并列最精，兵力则超出新军六成，官兵又在甲午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不难推断其战力应远在新军之上，毫无悬念地名列武卫五军榜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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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卫前军总统兼直隶淮、练两军总统直隶提督聂士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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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封求援信点燃列强派兵导火索的樊国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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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亲王、总理衙门大臣爱新觉罗·奕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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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卫军总统兼武卫中军总统、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瓜尔佳·荣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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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反动军阀聂士成举起的屠刀，义和团的师兄师姐没有屈服，他们自有斗争策略，大伙儿直接去北京告御状，向老佛爷申冤！拳民们扛起“扶清灭洋”的大旗，成群结队找慈禧主持公道来了，边向北京进发边高呼着“杀一龙二虎三百羊”的口号。所指何人？一龙：光绪帝，二虎：庆亲王奕劻、李鸿章两个洋务派大头子，三百羊自然是洋鬼子了。 杀光绪就是弑君，这种事挂在嘴边满世界嚷嚷，放在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是毫不含糊的凌迟灭族，怎么搁义和团身上就成自保的策略了呢? 戊戌变法后，慈禧天天瞅着眼皮底下萎靡不振的光绪，越看越觉得心烦，寻思着反正不是亲生儿子，以后再也不可能一条心，索性废掉算了，改立端郡王载漪十四岁的儿子溥儁。1899年12月24日，慈禧下诏立溥儁为大阿哥，后又于1900年1月24日发布立储上谕，给溥儁拔了一辈，“继承穆宗毅皇帝（同治）为子”，史称“己亥建储”。以载漪、刚毅等人为核心的“大阿哥党”顺势成立，只等时机成熟时正式推溥儁上位，就连新年号“保庆”都想好了。 “己亥建储”明明是我大清的家务事，却杀出个拦路的程咬金——外国公使团。立储上谕颁布的当天，公使团便照会总理衙门，表示列强不会坐视光绪被废黜，并拒绝入宫道贺。英国政府更是声称“遇有交涉事，我英认定光绪二字，他非所知”。列强的反对意见引发荣禄、李鸿章等重臣的担忧，对废立一事的态度由支持转向冷淡。地方上的刘坤一等洋务派督抚大员更是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为由，上书慈禧明确表示反对，“己亥建储”遂胎死腹中。这一事件使洋鬼子成功拉来了老佛爷的仇恨，在她看来，喊着“扶清灭洋”口号的义和团似乎没那么刺眼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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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的彻底转变源自6月5日两位一品大员——刑部尚书赵舒翘、兵部尚书刚毅“名为宣旨解散，实隐察其情势”的涿州考察义和团之行。 “我要上春晚，你看行不行？”直隶各地的师兄师姐们听说钦差大人来考察，早早齐聚于涿州，一个个拿出吃奶的力气，使出浑身解数，开始汇报演出。两位评委老师赵舒翘、刚毅前排就座，戴上老花镜打开节目单一看，好一台眼花缭乱的草根大戏： 一、开场快板加rap：保住咱大清好江山。 只见几位大师兄，黄裹腿、红肚兜，肚兜还穿在汗衫外，跳上台来掀起一股嘻哈风，打起竹板，清清喉咙，唱的是: “黎民们，起来吧，来了救命的活神仙。 起来吧，杀洋人，保住咱大清好江山！” 二、魔术：刀枪不入。 大红粗布包头的魔术师“坦腹立于百步之外，任枪对击，弹子及身，不惟不入，竟能如数接在手里以示众”。这个节目博得掌声最多，可惜拿过弹子一看，竟是“香面为丸，滚以铁沙”，至于魔术师接到的铁弹则是事先藏在手心里。 三、杂技：红灯飞天。 这是红灯照大师姐的绝活儿，“左手持红灯，右手持红巾，及朱色折叠扇，持扇自扇，渐起渐高。”高高吊起的威亚配上红红火火的舞台效果，煞是养眼。 四、情景剧：我的大师兄孙悟空。 说实话这就是个没啥笑点的小品加走秀，孙悟空领着唐僧猪八戒二郎神黄天霸等等神灵天将上台集体亮相，那猪八戒还手持“拾粪之耙，旋舞如飞”。众神仙叽里咕噜念叨了几句“快马一鞭，西山老君；一指天门动，一指地门开”就下去了，走秀太不走心。 五、原生态舞蹈：手持钢刀将妖斩。 表演者“坚合上下齿，从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呼曰神降矣，则跃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一群大男人扭来扭去，远不如师姐们的杂技吸引眼球。 压轴出场的是一出大戏：八仙降妖。节目编排充分展示群演的力量，声势规模完爆国外大片，“拳众蜂拥至，人数约在三四千外，前行者八人，自称为八仙，一一自唱名通报，如舞台演戏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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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义和团演出定妆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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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在锣鼓喧天万众采声中取得圆满成功，赵舒翘看得脑门沁汗眉头紧皱，迎着师兄师姐们火辣辣的目光，咳嗽两声，慢腾腾说道：“你们这个水平要想上春晚。。。” “那是必须的！”刚毅啪的一下爆灯，拦住赵舒翘的话头，令其附耳过来：“你知道老佛爷和端王是啥口味?你再拈量拈量大阿哥上位后。。。”赵舒翘抽了口冷气，乖乖的不再做声。 二人回京后，刚毅眉飞色舞地汇报考察结果：“此等义民，真有忠忱神力，可以报仇雪耻，张我国威”。听得慈禧凤颜大悦，载漪在一边暗竖大拇指。赵舒翘只能点头默认，他没料到和稀泥的这一点头真成了头点地，不得不在一年后论证如何以四种不同的方式自杀。。。 义和团的合法性就此得到朝廷的承认，拳民可以正大光明的行走活动，不再受到迫害和杀戮。仇教、仇洋、仇官、仇富、干旱、贫穷、饥饿、恐惧、自保、从众、投机。。。都可以成为京幾城乡的百万平民涌入神坛这顶保护伞下的理由。6月13日，北京向义和团敞开了怀抱，进城不再要求市内户口，蜂拥而入的拳民数量最高峰时达到十三万人（不包括北京城内居民新加入者）。他们看准形势摇身一变，成了老佛爷驾前最忠心的捍卫者，革起了光绪和一众里通外国奸臣的命。一门心思想当太上皇的载漪更是和义和团意气相投，结为铁杆盟友。 义和团的表白再真诚，也不过是随手捡来的工具，聚聚人气图个热闹还凑合，真要和洋鬼子开兵见仗，慈禧也不敢寄希望于他们，依靠的还是驻扎在京幾的几支武卫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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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化的义和团拳民，手持小旗上有很醒目的“钦命”字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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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武卫前军，6月9日，武卫后军（甘军）步队十八个营，马队六个营共11000人奉调从蓟州移驻北京。 老当益壮的甘军统领董福祥刚满六十，字星五，甘肃固原人氏。董司令不通文墨，打起仗来“虬髯倒竖，目怒裂眦”，活脱脱一个猛张飞，堪称西北汉子中的头号彪哥。 董福祥早年间横行陕甘，时而扯旗造反，时而服软受招安，折腾到三十岁才死心塌地归顺朝廷。先在湘军将领刘松山帐下，后追随左宗棠平乱，征战多年，带出一支回汉兼容的精兵——甘军。1891年，荣禄出任西安将军，董福祥与其攀上了交情。在荣禄关照下，这支地方杂牌军开始享受中央军待遇。甲午战争爆发后，甘军奉旨入卫京师。戊戌变法时，董福祥紧跟着荣禄，坚定不移地站在慈禧的正确路线这边，以一副大老粗的憨直模样深受老佛爷赏识，甘军也成为进京弹压维新党的主力，之后论功行赏，鸟枪换炮改编为武卫后军。 这支所谓的“新式”陆军，全军上下自董福祥始，就没几个识文断字的。弟兄们把督练处发下来的西洋操典扔在一边，捧着西北操典照练不误。换成武卫军的旗号后，甘军配发了汉阳造88式步枪（俗称“老套筒”）、旧式毛瑟步枪共三千支，曼利夏步枪六千支，外加一个装备了十二门老式火炮（款式、口径不详）的炮队。换装后甘军的家当，尤其是炮兵不如武毅军、新军，但和毅军不相上下，在武卫五军中并列第三。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久在西北征战，他们拥有武卫军中规模最大的三千骑兵。 董福祥在反洋上和义和团颇有共同语言，火柴俗称“洋火”，他便弃之不用，只用老祖宗传下来的火镰点烟，当然他的觉悟还没高到把手上的“洋枪洋炮”统统砸了。和“大阿哥党”走得比较近的董福祥没有像聂士成那样对义和团大开杀戒，而是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 董的司令部设在东华门，荣禄为其送来了十名义和团神兵为强援。董福祥表面大喜欢迎欢迎，实则对各位师兄刀枪不入的神通犯起了嘀咕：“世间岂有血肉之躯而可以挡枪子者?”于是叫来一桌酒席，大家酒足饭饱后，再客客气气地请到操场上给弟兄们露一手：“先射一枪再看下文如何？”枪声响处，不及鼓掌撒花，一名师兄应声而倒。董司令满脸沉痛地摇摇头：“可惜了个大好青年。”赏埋葬银十两，着领尸而去。 误伤神兵只是个不愉快的小插曲，总体上甘军和义和团还是能做到军民一家亲。这支排外倾向严重的军队进驻北京，在洋人眼里无疑是个值得警惕的信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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