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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中国青铜时代(pdf.转载)[第1页]

作者:安昊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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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书)目的既不是讨论铜器本身,也不是对青铜时代文化的综合叙述。

    它的主要目的是对中国青铜时代文化与社会的若干主要特征作整体性的讨论。

    青铜时代的社会与文化的各方面的成分、因素与特征,是彼此之间作有机性的联系的,而且它们之间的联系不是固定性的,机械性的,而是经常变动的,而且分层分级的。

    研究青铜时代的每一方面,小自一件器物或它上面的纹饰,大到整个的中国政制,都得从两方面同时着手:

    一是它本身的性质,二是它与其他方面的关系。本书所选的论文的主要讨论对象,讨论它们的个别的特征,也讨论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本帖,以pdf模式,转载作者: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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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周关系的再检讨

    作者附记李济之和屈翼鹏两先生都是研究殷周史的,所以选了《殷周关系的再检讨》这个题目来纪念他们。济之先生著作等身,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是开山的一代宗师,可是他透过宝鸡杉禁器物群对西周古代文化的研 究,倒还没有引起后学者的普遍的注意。翼鹏先生之主 张考古与经学弁进研究古史,则是大家所熟知的。我相 信他们两位对这篇文章所讨论的题目,一定是会有很大 的兴趣的,可惜我再也得不到他们的教益了。

    九七九年十二月九日

    一 ”、 前言

    最近三年以来陕西中部前凤翔府地区扶风、岐山等县境周代早期文化遗址的发掘,在中国古史的研究上,是件划时代的大事。 有人说,“岐邑的发掘,在考古工作中的重要性不亚于殷墟,它的学术研究前景,在某种意义上说,可能优于殷城”。

    二十世纪之初由甲骨文的发现而导致殷墟的发现与发掘,从而证实了殷商这一个

    *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1本,1980年。(以下简称《本所 集刊》)

    陈全方;《早周都城岐色初探》,《文物》1979年第10期,50页。
    暂停更新
    
    朝代的信史地位,并且把中国古史与史前史基本上衔接了起来。①最近周原的调查与发掘导致了周代甲文的发现,在武王伐纣以前周人开国时期的文化与历史上提供了新的资料;这批资料不但在周人的早期历史上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中国三代期间城市文明的整个形成过程有非常要紧的启示。这个启示的焦点,可以说是在殷周关系上面的。

    在古代文明的萌芽阶段,国家与国家对立关系,是国家与文明的产生程序中的一个重要条件。“国家的产生不可能是孤岛式的,而是平行并进的....嗄商周等列国在华北所占居的位置不同,所掌有的资源也不同。

    三个或更多发展程度相当的国家彼此在经济上的连锁关系造成全华北自然资源与生产品的更进一步的流通,对每个国家之内的财富集中和剩余财富的产生造成更为有利的条件。

    同时,依靠国外的威胁来加强对内的团结是古今中外共 同的统治技术。.... ..夏商周等列国彼此竞争关系,以及各国由此在长期历史上所造成的国家意识,因此也是使各国内部政治稳定的一个必要条件。”

    ②周原考古的新资料,使我们对于早周文明和社会(即伐纣以前的周代文明与社会)增加了新的了解,使殷周关系的研究有了事实上的基础,其重要性是显然的。

    周原甲文的发现,在这上面的意义更是空前的。殷墟的甲骨文使我们看到了在殷周关系上商人的一面;周原的甲文又使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关系上的周人的一面。

    在全世界古代文明史的研究上,国家起源问题以及国与国之间关系问题,自然也有第一等的重

    ①李济:《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本所集刊》第40期,1969年.913-944 页:“Importance of the Anyang discoveries in prefacing known Chinese his- tory with a new chapier”,《中央研究院院刊》2(1955),91一102贞。

    ②张光直:《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见本书。

    
    要性,可是在其他的最早的古代文明中心,象我们所有的这样两个邻国都有文字史料而提供两方面不同看法的这种情形,如我所知,是没有前例的。所以岐山新出的这批甲文,从全世界古代文明起源问题上看,也是第一等的重要资料。

    周原考古和甲文发现还只有两三年的历史,所发现的资料也 还只有初步的报告。可是我们今天对中国古代史的知识,比起殷墟甲骨文初现的时代,要丰富一些,所以材料虽少,却不妨一边开始作初步的讨论。

    本文的目的,是就殷周关系问题上,自旧史料、考 古、殷墟卜辞和周原甲文各方面检讨一下新旧问题之所在及前景。

    二、旧史料中所见殷周关系

    旧史料中所见周开国经过是大家都很熟悉的,②但其中也有若干难以解决之问题。因最早期史料里没有殷周接触,而武王时代的接触关系资料则又非常丰富而且集中在伐纣上,所以这里只检讨太王、王季和文王三代。

    太王自豳迁都到岐下的周原,开始与东面的殷商发生较密切的直接接触关系,这是史料中所公认的。《诗?鲁颂?闷宫》说
    后稷之孙,实维大王,
    居岐之阳,实始翦商。

    ①陈全方:《陕西周原考古的新收获》.《文物与考古》(《光明日报》副刊),第107期,1979年7月。《陕西岐山凤雏村四周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0期. 27--37页;《陕两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38-43页徐 锡台:《早周文化的特点及其渊源的探索》,《文物》1979年第10期,50-一59页。

    ②重要的研究论文有: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本所集刊》第7期. 1936年,137一164页;顾版刚:《周人的崛起及其克商》,《文史杂志》第1卷第3期. 1941年,8一17页;许倬云:《周人的兴起及周文化的基础》、《木所集刊》第38期,1968年,435-458页;屈万型:《西周史事概述》,《本所集刊》第42期,1971年,775一802页。

    
    关于大王(即太王、古公直父)居岐之阳事,《史记,周本纪》有较详的叙述:

    古公宜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熏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日: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

    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 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类似的描写,亦见于较晚的《帝王世纪》(《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七及《长安志》卷二引),这一段故事的来源显然是《诗经》和《孟子》,《诗。大雅。绵篇》: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
    古公宜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宜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臁瞧,堇茶如饴。

    爰始爱谋,爱契我龟。
    日止、日时,筑室于兹。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
    自西徂东,周爰执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 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抹之陕陕,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馨鼓弗胜。

    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彖土, 戎丑.攸行。

    关于古史公亶父迁都到周原的原因,据《孟子,梁惠王》下所说是受了狄人压迫的缘故:


    
    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日: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 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邡,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日仁人,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

    古公亶父虽然被迫去邠,到了周原以后却大兴起来:娶太姜为后 (《史记正义》引《国语注》及《烈女传》),“生太伯、仲雍、王季。太姜有色而贞顺,率导诸子,主于成童,靡有过失,太王谋事必于太姜,迁徙必与”(同上引《烈女传》)。

    照《今本竹书纪年》的说法,太王迁到岐周是在殷王武乙即位之后,武乙三年之后,“命周公直父赐以岐邑”,是正式的承认了周人的地位。

    这虽与《鲁颂》上所说“实始翦商”的精神不同,都说明了自此殷周正式交往。《今本竹书纪年》 并云武乙二十一年时“周公重父薨”。他死后传位于三子季历,再 传文王、武王,很快的便取殷而代之了。

    古公亶父在岐阳定居开国这一段故事,虽然简单,却包含了好几个在古史学家之间争讼不一的问题。

    首先,古公亶父是否即是太王?旧史料中自《孟子》起一致说是,顾颉刚却以为不然。他认为古公亶父是周国开创时期的一个王,而太王则已是兴盛时期的周王了。

    实际上,自太王到文王只有三代,其文化则自“陶复陶穴未有家室”突然飞跃到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泱泱大国,早已引起学者 的怀疑。依顾氏的说法,则古公直父属于周国的早期历史,其文化原始便不足为奇了。

    (另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将《绵篇》里 “陶复陶穴”以前的“古公膏父”四字视为衍文,将“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视作“自土沮漆”这个区域的原始状况②)可是专从旧文字上引顾颛刚:《周人的崛起及其克商》,14页,注五。
    ②钱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第10期,1931年,1986页。

    
    待更……
    史料上看,这个问题是无法充分解决的。

    第二个问题是逼迫太王自豳迁徙到岐下的狄人,是不是便是殷高宗(武丁)所伐的鬼方?徐中舒尝云“鬼方之本据原在山西,晋地之近境。当武丁之世,鬼方不胜殷人之压迫,转而西侵,故豳地首当其冲。以此大王不得不 南迁于岐,以避其锋”。

    这个问题也牵涉到太王到文王、武王时期甚短的现象。上文引《今本竹书》谓太王迁岐乃在武乙之世。即使 《今本竹书》全不可靠,自武乙上到武丁,要经历祖庚、祖甲、糜辛、康丁四世,其中祖甲一世,依《无逸》所说便达三十三年之久。

    因此 徐说在年代学上遭遇到很大的困难,②最后一个争讼的问题,是太王所迁去的周原的位置。过去古史家多以周原在今陕西岐山、扶风县境。③惟钱穆置岐于洛水下游之富平一带,在渭水下游,以符合他的周先世起源于山西汾河流域之说。④从新发现的岐山、扶风县境的“宫殿基址”和周初甲文看来,传统的说法恐怕是比较可靠的,这且留到后面再谈。

    继太王为周人领袖的王季,在旧史料里也有不少事迹,看来曾在周人势力之扩张上有过很大的贡献,在其扩张过程之中也就与商人的关系日趋密切。按王季之继位本身便有一段众知的故事。

    《史记,周本纪》云:古公有长子日太伯,次日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日: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 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
    ①上引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140页,
    ②见上引许倬云:《周人的兴起及周文化的基础》,注43。
    ③齐思和:《西周地理考》,《燕京学报》第3期,1946年,79-82贞;陈全方:《早周都城岐邑初探》、《文物》1979年第10)期,44一50页。
    ④钱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第10期,1931年,1985一1992.

    
    徐中舒“疑太伯、仲雍[即虞仲]之在吴,即周人经营南土之始,亦即太王翦商之开始”,因为“大王之世,周为小国,与殷商国力复乎不侔。当其初盛之时,决不能与殷商正面冲突,彼必先择抵抗力最小而又与殷商无甚关系之地经略之,以培养其国力。”①这个说法,在原则上是非常合理的,只是“荆蛮”所在的江汉流域却不能说是“与殷商无甚关系之地”。

    《古本竹书纪年》中关于王季纪载颇为不少:(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王赐地三十里,玉十珏,马八匹。(《太平御览》卷83引)

    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后汉书。西羌传》注引)

    (大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同上) 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同 上)

    七年,周人始伐始呼之戎,克之。(同上)

    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同上)

    文丁杀季历。(《晋书。束晰传》、《史通。疑古篇》《杂说 篇》引)《今本竹书纪年》略同,仅在文丁时代增加了一条“五年,周作程邑”。

    以《古本》所记来说,季历时代,周人最重要的活动,一是“伐诸戎”(《通鉴前编》卷5注引《帝王世纪》),一是受殷王之封为“牧师”,或为《帝王世纪》(《毛诗.周南,召南谱正义》引皇甫谧)所说为“西长”。除此以外,王季的妃太任,也是自殷商娶来的;《诗.大雅.大明》:
    ~~~~~~~~~
    ①上引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139页。
    87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
    来嫁于周,曰嫔于京。
    乃及王季,维德之行。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大雅.思齐》:
    思齐大任,文王之母;
    思媚周姜,京室之妇。

    这位文王之母、王季夫人的任姓女子来自挚国。顾颉刚早曾指出周王的妃子不止一次娶自殷国境内,不但文王的一个妃子可能是帝乙的妹妹(见下)、而且“王季的来...虽不是商的王族,也是商畿内的诸侯”。①殷墟武丁时代卜辞有妇妊②,也有子挚(或子执)③,可见这个挚国的任姓女子与殷商王室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国与国王室公族之间的通婚在周代的后期,屡见不鲜,构成所谓“甥舅之国”;④甥舅之间的政治地位,似乎以甥为高,即娶妇国高于嫁女国。⑤殷周之间如果有婚姻关系,则其相对的政治地位正与此相反,即嫁女国高于娶妇国。其间变化的原因与细节,一时恐难搞得清楚,但这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文王的一个妃子似乎也是自殷商娶来的。《诗,大雅,大明》:

    天监在下,有命既集,
    文王初载、天作之合。
    在洽之阳,在渭之诶。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
    ①顾颉刚:《〈周易〉卦爻辞巾的故事》、《燕京学报》第6期,1930年.979贞。
    ②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1959年,28页。
    ③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77年,444贝。
    ④芮逸大;《释甥舅之网》,《本所集刊》第30期、1959年,237一258页。 张光肖;《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见本书: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
    文定厥祥,亲迎于渭。
    造舟为梁,不显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于周于京,缵女维莘。
    长子维行,笃生武王。
    保右命尔,燮伐大商。

    对此诗较明显的解释,是文王自莘国娶了姒姓的妻(又见《思齐》: “太姒嗣徽音,则百斯男”)生了武王。莘国是伊尹所出,与殷商王室的关系也很密切;

    殷商以王畿内的挚、莘等国异姓的女子(妊、姒)嫁给周王,也许是在婚嫁两方的相对政治地位上看来比较合适 的做法。可是顾颉刚根据《易卦》爻辞中的“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泰六五》)和“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九望去” (《归妹六五》),认为“《周易》中的帝乙归妹一件事就是《诗经》中的文王“亲迎的一件事” 。

    帝乙为什么要归妹与周文王呢?自从太王以来,商日受周的压迫,不得不用和亲之策以为缓和之计,像汉之与匈奴一般。所以王季的妻,就从殷商嫁来,虽不是商的王族,也是商畿内的诸侯之女。至帝乙归妹,《诗》称“倪天之妹”,当是王族之女子。

    (依《左传》哀公九年的话,这个妹是“帝乙之元子”)。后来续娶莘国之女,也是出于商王畿内的侯国的,周本是专与姜姓通婚姻的,而在这一段“翦商”的期间,却常娶东方民族的女子了。
    ②据此高亨也说,“文王元妃,乃殷帝之子,文王次妃即大姒,武上引顾题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979页。


    
    王之母也。帝乙所归之妹,疑因故大归,故文王又娶大姒乃生武王也”。①又说,“帝乙归妹与文王,其娣媵从,其君之貌不如其娣之貌美”。 ②这种种说法,都是非常有意思并且有重要性的,我们不妨把它们都记下来以“立此存照”。

    上面顾颉刚所说“商日受周之压迫”,也就是商周两国之间开始有严重的冲突,恐怕是王季与文王初年周王的一连串的征伐扩张行动所逐渐引起的,亦即《书序》《西伯勘黎》所说的“殷始昝周”。两国通婚其实是其冲突的一个象征; “文丁杀季历”的传说,是其更为直捷的一个表现。但文王时周人势力之增大,“实开灭殷之基。

    《论语》谓:文王之时,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大抵至文王之时,周之势力已达于陕西全省,甘肃、山西、河南之一部,似可断言”。⑧文王扩张之经过照比较可靠的史料看来,初服虞、芮(《大雅。绵》),齐思和先生以为今陇县境,在岐都之西北。

    《书经》所记《西伯勘黎》之黎,一说是在骊山之下⑤。司马迁在《史记》里所列举的征伐,有犬戎(檠觚之后,当在南方)、密须(《正义》引杜预谓在安定阴密县,在陇东)、耆国(即上述之黎)、邗(《正义》引《括地志》置于怀州河内县,属今河南沁阳) 和崇侯虎(《正义》云在丰镐之间)。

    伐崇之役,规模很大,《诗.大雅.皇矣》有生动的描写。这一役是成功的,其后便在崇地一带作丰邑,文王自岐下徙都于丰,作了向东进一步征服的准备。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香港巾华书局,1975年,44-45页,同上,189页。
    ③上引齐思和:《西周地理考》,89页同上,83一84页
    ⑤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详》,台北,商务印书馆,1972年、06页,何国名,现地参看陈架:《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火表選异》(增订本)。《本所专刊》第52物,1969年。


    
    代更……
    周文王这一连串的征伐,自然引起殷商的关心。邗国已深人商王田猎区,是殷商经济的一个重心;《史记》只说“伐邗”,当未败灭,但用兵至此,已是很明显的捋商人的虎须了,正如李学勤所说的,“周文王伐邗一事是周商势力对比转换的标志,因为邗即沁阳的盂,文王伐此地,可以直驱而至商部”。

    灭黎(耆)之后,“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史记.周本纪》)。在这种威胁之下,帝纣何以尚有心情和力量大举征人方把兵力集中于东南,则是不可理解的。

    大概在文王时代,商周两国关系还在敌友之间。《史记.殷本纪》和《周本纪》都记帝纣封西伯为三公之一,但忽囚西伯于美里,忽释西伯并赐以矢、斧、钺,大概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文王治周期内,已自大邦与附庸的关系,演进到相与拮抗的程度,殷商对周人好软硬兼施,虚与委蛇。《古本竹书》记帝乙二年周人伐商(《太平御览》卷83引),但乏帝辛时代记述。照《今本竹书》所列,商周关系在帝辛时代的发展如下:

    命九侯、周侯、邗侯。六年西伯初鑰于毕。(据《汉书.刘向传》注,在丰西三十里)
    二十一年春正月诸侯朝周。

    二十三年囚西伯于差里。

    二十九年释西伯,诸侯逆西伯归于程。
    三十年春三月西伯率诸侯人贡。

    三十一年西伯治兵于毕,得吕尚以为师。
    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师,遂迁于程。

    王锡命西伯得专征伐。

    三十四年周师取耆及邗,遂伐崇,崇人降。
    ~~~~~~~~~~
    ①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1956年,97页。

    
    三十五年周大饥。
    西伯自程迁于丰。
    三十六年春正月,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
    西伯使世子发营镐。
    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
    四十年周作灵台。
    王使膠鬲求玉于周。
    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

    《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述,大家都公认是不能作为历史讨论的唯一的基础的;事实上连《古本竹书》的可靠性都有人怀疑。不过上面所述事件,多半在其他史料中也有出现,似乎不是宋以后学者完全凭空伪造的,事件发生的顺序也大致合乎我们的理解,只是其确实的年代不尽可靠而已。

    三、考古遗物中所见殷周关系

    从考古学上看殷周关系可有两个研究的方面。

    其一,周因于商,周灭商以后中原文化遗物(以铜器为主)有多少是继承殷商一绪下来的,有多少是有所损益变化的?其有损益变化之处,是由于年代较晚所致之变化,还是反映着伐商以前周人文化的特质?

    其二,灭商以前的周文化遗物与同时的殷商文化异同如何?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灭商以前的周文化的发现是较晚近的,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先有,而第二个问题是在近年才逐渐出现的。

    首先有系统的讨论西周铜器形制花纹与殷商铜器异同的是高
    iDavid N.Keighlley, "The Bamboo Annals and Shang -Chou Chrono- log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38 (1978) ,pp.423-438.


    
    本汉氏。照他的说法,殷商与西周早年的铜器都是属于他所谓“古典式”的,中间实在没有什么重大的分别。他一度提出少数几点形制和花纹上的特征作为西周的新发明,如弯耳、钩状棱、举尾鸟、和盘,但后来又根据较新的考古发现取消了这个说法,而将殷到西周初年这一段的青铜器当作一个连续的整体来看待。

    但关于武王伐纣以后西周青铜器及其铭文特征有何新发明的问题,陆续有其他的研究②。现在看来,新成份虽然不多,却是有的;问题是这些成份是不是代表原先存在的一个“周文化”的个别传统?

    把西周铜器特征问题自周初变化有无,提高到商代周人个别传统,是李济之先生在研究宝鸡杉禁器群时明显的提出来的。这一群铜器一共有十四件,传是端方(陶斋)在1902年在陕西宝鸡斗鸡台购买的。

    1924年端方后人将它们卖给了纽约市博物馆。照李先 生的研究,这十四件器物(觯四、尊一、卣二、觚一、爵一、角一、岙 一、學一、斗一、禁一)原来出土于一处的可能性是有的,但诸器制造的年代颇有先后。其中较晚的可能迟到西周初年,但多数都可能是属于殷商时代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属于殷商时代的器物有若干具有它们的特色,很可能是当地周人的制品:

    在青铜业在安阳地区高度发达的时候,在西北的西安府 地区,周国都城所在,当时也有一个平行的发展。虽然当时在二区之间也许有过不少贸易和文物的交换,当初也一定有各
    ~~~~~~~~~~~~~

    ①B.Korlgren.“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 .Bull Museum of Far Easlern Antiquities.( 1936) .p.110;"New Studies on Chinese bronzes" .Ibid. (1937) .pp.3-4.

    ②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一)》、《考古学报》第9期,1955年,138页;M.von Dewall, " New data on Farly Chou finds:Their relative chronology in histo- rical perspective”.《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台北,《清华学报》,1967年。503一 568页;黄然伟:《殷周青铜器赏赐铭文研究》,香港龙门书店,1978年。


    
    区个别所有的地方产物地方性的青铜器两个例子可举翠和黍。在这两例上,虽然它们在功能上是相似的,端方器组与安阳器组之间在结构上的差异却特别显著。

    安阳殷商时的學的标本都具鼎足,而枉禁组中的晕则具鬲足。[盂足亦同,此外,杉禁组中没有方彝或角形器,而此组中的禁和所谓尊也在安阳发掘品中找不到类似品。①

    从上述的分析,李济所得的结论,是周文化在武王伐纣以前已经存在,并与殷商王朝有部分的对立,而这种文化中便可能包括若干有地方色彩的青铜器。

    宝鸡杉禁器群虽是西周初年的埋藏,其中个别铜器的制造却显然的是在殷商时代。李济作此推论的当时,早 周文化已经开始在关中文化史中建立,而属于殷商时代的铜器也已散见在关中各处②,而且最近在渭水流域中游的考古遗址中所发现的青铜器,不但有安阳殷城时代的殷商式的,而且有郑州时代的殷商式的③。

    这些新的发现,证明了青铜器至少在殷商中期便已在关中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发现的青铜器中所见的晕多具鼎足,也许还代表殷商对关中周文化影响的早期阶段。要专从考古学的证据上看关中的殷商时代周人青铜器的特殊形象,我们还得等待更多材料的出现。

    这些材料必将随着关中早周文化考古的进展而大量出现。关中地区西周时代青铜器(尤其是有铭文的)出土的历史已很悠
    ==========================
    ①Li Chi, "The Tuan Fang allar setreexamined" .Metropolitan Museum Journal.3 (1970).pp.70-71.
    ②陕西省博物馆:《青铜器图释》,190年;《执风白家窑水库出土的商周文物》 《文物》1977年第12期,84一86页。
    ③《陕西省岐山县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77年第12期,86一87页


    
    久①,但周代及周代以前的田野考古则事属晚近。一九四三年一月到九月,本所的石璋如在关中的泾、渭、雍三水流域作考古调查,共发现了六十六处遗址,石氏分之为七期:龙马、邠县、丰镐、浒西、斗门、张家和鸣玉。

    当时对陕西史前史和古史的层序还只有初步的了解,这七期文化的绝对年代及其与早周和西周的卡合,还不清 楚,但斗门期的“遗物中以灰色绳纹陶为多,其形制与安阳小屯殷商文化层中之遗物相类似”②,可供斗门及其前后数期断代的一个据点。石氏调查的区域,包括雍水流域的扶风、岐山县境;石氏在这个地区调查以后的观察如次此:

    岐本是山的名子,因为双峰对立故名岐,就是现代的箭括岭。岐的太王迁徙的地方,在岐山之阳,大家一致的认为是现在的岐阳堡,大概没有什么错误,因为北面的岐山和南面的周原,确定了它的位置。三十二年六月十七日来此调查。从扶风的北关上到了原顶之后,一直到北面的清华镇,是一个辽阔的平原,再由清华镇向北直到岐阳堡,仍是这个平原向北的延展,北自岐阳堡南至扶风城北,相距约二十五公里左右。在这辽阔的平原上,尽是肥美的农田,所谓周原臆臁,真可谓名符其实了。

    这里盗掘的情形,不算很利害,地形的变化,也不如安阳小屯那样的剧烈,如果他们真的在那里如此的经营建设,那么那里的地下可能埋藏着比较完整的富室遗址,从那些基址上或者可能把周初的宫室复原起来。③
    ============================
    ①其在岐都地区的,见陈金方:《早周都城岐邑初探》,《文物》1979年第10期 -文巾的《两千年米岐邑出土西周青铜器简目表》:
    ②石璋如:《关巾考古调查报告》,《本所集刊》第27期,1956年,315页。
    ③石璋如:《周都遗迹与彩陶遗存》,《大陆杂志特刊》第1期,1952年,368--370 贞,(同文又见《传说中周都的实地考察》,《本所集刊》第20期,1949年,91一122页)


    
    石璋如的这个预料,在三十多年之后已经开始为大规模、有系统的考古工作所证实了。

    自“1976年2月开始,省文管会和有关市县文博单位,结合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学实习,对 周原西周文化遗存进行了考古发掘。同时在岐山凤雏村和扶风召陈村、云塘村进行”。目前已经报告的工作只有凤雏村的一片大型建筑基址;其始建年代,“有可能在武王灭商以前”,其使用下限,则“延长到了西周晚期”。②

    很可能的这批材料就包含着太王、王季和文王三代周国国都岐邑的一部分遗物,其中的器物在讨论殷周关系上,自然是非常重要的材料。这批材料尚未详细发表,但在一个贮藏室中所发现的一批卜甲卜骨中有若干有文字的已经问世,见下文的讨论。专从基址的形状上看,其夯土技术及方向定位是和殷商的基址相同的,但这里的基址较大,它的四合院式的布局也与安阳小屯的有若干差异。

    除岐邑的大型基址以外,早周遗址近三十年来“在陕西渭水和泾水及其支流的宝鸡、凤翔、岐山、扶风、眉县、武功、兴兴、周至、鄠 县、长安、邠县、长武等地区”都有发现③,其中包括居住遗址、墓葬 和窖藏,在墓葬和窖藏中多有青铜器的发现,已在上文提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遗址中出土的陶器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夹砂粗灰、红陶、方唇、高斜领、带把手,或附加锯齿状泥 条,横耳,以及无耳空心分裆袋足鬲,或圆唇高卷领瘪棬尖足鬲。

    (二)有些盆罐的壁中部饰方格纹,有的有雷纹中套乳钉纹;在陶器上饰雷纹的作风可能受了殷商铜器的影响。
    ==========================
    ①上引《陕西岐山凤锥村西周建筑遗址发掘简报》,27页;
    ② 同上,34页:
    ③徐锡台:《早周文化的特点及其渊源的探索》,《文物》1979年第10期,50一 59页。

    
    (三)泥质灰(红)陶盆、罐的腹壁较薄,肩腹上部素面磨光。

    (四)早周文化层内不见豆、盂,也无腰坑和狗架。依照研究者的看法,“早周文化遗存,存在着客省庄第二期文化中的某些因素的特征,再根据周文化遗存直接叠压着客省庄第二期文化遗存的关系,因此,我们认为早周文化可能是在客省庄第二期文化的基础上接受了齐家文化的一些因素发展起来的,换言之,早周文化起源于客省庄第二期文化,在它发展的后期,受了殷商文化的影 响而形成西周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②

    这种说法,似乎很有些道理,但要具体详细证明恐怕还得等待许多材料与研究结果的发表。目前不妨用作为进一步讨论基础的一个假设,是早周文化与殷商文化都是在中原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发达起来的;在发展过程中互相都有影响。殷商的发达程度可能较早,其较发达的物资文化与社会经济形态都对早周有一定的影响,但周文化自始便有其若干独特的特征。

    周文化是什么时候达到了青铜器时代与王国形态的政经组织,考古学上还不能判定。我们只知道:

    (1)殷商中、后期式的青铜器已在关中出现,并且有可 能是在当地制造的,而且有些有本地的特色;
    (2)岐山的周原有大型宫殿基址和甲文发现,其时代可能早到伐纣之前。

    四、殷墟卜辞中所见殷周关系

    殷墟卜辞里有地名作噩或其者,自吴大澄起释为周,今无异说③。岛邦男氏《殷墟卜辞综类》中收人有周字的卜辞八十二片,
    ===========================
    ①徐锡台:《早周文化的特点及共渊源的探索》,《文物》1979年第10期,58页;
    ② 同上,59页。
    ③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本所专刊》第50期,1965年,385--388页。


    
    待更……
    多属第一期,但第二、四两期的也有。卜辞中之周自是三代夏商周中之周,所以卜辞中有关周的资料是从殷人的立场看殷周关系的最上资料。

    卜辞中的周,在殷的西方,与文献和考古材料中所见的相符。岛邦男氏分析第一期(武丁时代)甲骨文中周人位置在“蒲县与秦 州交界一带”②,定周方就是以岐山为中心的地方。这是岐山周原名周的最早的证据。

    《史记集解》引皇甫谧云:“邑于周地,故始改国日周”。这与传统史料中太王迁于岐下之后才逐渐建立周国的说 法是相符的。武丁与太王时代不符这一点上面已经提到。从殷墟卜辞的证据米看,周原的住民在武丁时代已是周国,当时的周人的首领是古公直父(与太王或非一人)还是占公直父迁来以前的周原原有住民的首领,则目前还没有办法知道。

    从殷墟卜辞所见周人的政治地位与殷周关系,自来有胡厚宣③、陈梦家④、岛邦男⑤与钟柏生等氏的研究,其说法多集中在武丁时代殷周有无敌对关系这一点上。但David N.Keightley的研究后出为上,择其有关的讨论较详细的译引如下:

    有的材料较不规则:在一个例子中周称为周方,是一个 殷商以外的称呼,而且在另一个例子中商人期盼对周人有损害。但其他的材料(除另外注明的均属一期)都提供比较一致
    ~~~~~~~~~~~~~
    (①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东京,汲古书院,1971年(第2版);《股墟卜辞研 究》,东京汲古书院,1958年,412页。
    ②同上引《殷墟卜辞研究》,406页。
    ③《殷代封建制度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成都、齐鲁大学,1944年,24一 25页
    ④《殷墟卜辞综述》,1956年,291一293页。
    ⑤上引《殷墟卜辞研究》,409-413页。
    固《武丁卜辞中的方国地望考》,台北,书恒出版社,1978年,18一20页

    
    的以周人为商国成员的一幅图画:周人自商王并自另一国家份子接受命令;周人支持商王的行动;商王占卜周人将士及周人田猎;周人受封号;周人一般不称方;周人参与商祀;商王对周人生病表示关心并祈求周人无祸无祟.,商人可能在周举行祭祀;周人为可能性的盟国;商王盼周人在战役中无伤亡;商周之间似乎有婚姻关系周人并入贡占卜用的龟甲。

    另一方面,很清楚的周人不在商国的核心。周人未被“呼"作任何事,亦即他们不在呼唤范围之内;周人未曾来告;周人未尝来宾;亦未曾礼备商王所用卜甲。殷周之间的地理上与政治上的距离亦有见于下举证据:

    在第一期到第四期商王未曾在周人区域田猎、巡视或访问,也未在周人区域占卜出行或召集军士;也未指挥周人兵卒或命令其他将领来指挥周人兵卒。

    在农业活动上,周人未尝参加商王仪式,商王也术卜问周人受年。在周人服役方面,商王所用贞卜人物中没有叫周的,周人除龟甲外也未进贡其他财物。换言之,商人对周人或 周地直接的接触不多。

    根据[岛邦男氏所收集的]八十二条卜辞,我们可以作结 论说,在第一期周人是构成商国一部而比较遥远的群体之一,商人对周人之控制既不坚强,亦不是连续的,可是商人对周人确有兴趣和关注。

    Keightley并继续指出从卜辞中所见殷周关系所牵涉的方面甚广,这也是周人在商王控制范围之内的一种迹象。
    周人到底是商国之内的一个地方区域,还是与商国有密切接 “The Late Shang Stale:When,Where,and What? " Unpublished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o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June 1978,Berkeley.


    
    触关系的一个单独的国家?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却是研究殷周关系的出发点。中国古代“必也正名乎”的习惯,在殷墟卜辞中表现为商人对各地各人称为方还是称为侯、伯、田。第一期卜辞中称周方的有好几个例子(《乙》3536:“周方弗其有祸?” 《乙》2170:“周方其无祸?”《丙》444;“丙辰卜、宾贞:王玄周方,正? 贞:王勿隹周方正?”),却没有称周为侯伯田的(称周侯有一例,在 第四期:《甲》436:“命周侯今月无祸?”)。固然武丁对周表示过关心,也曾令周“固王事”;另一方面也曾对周施过征伐。①看来钟柏生的结论是可靠的:

    我们可以说武丁时期,在某段时间周人曾不服于殷,经过征伐后,周亦臣服于殷,是故殷人才令周往于[某地]并贡龟于殷。这种不稳定的关系,在第四期卜辞亦然。②

    但第四期卜辞中无周方而有称侯的一例,已见上。看来自武丁征伐之后周一直臣属于殷,甚至为殷的侯国,这与文献上周文王称西伯是一致的。但名义上的对立关系与臣属关系是一事,实际上的敌友关系又是一事。第四期周虽偶称为侯,卜辞中仍有“哉周”的说法(《甲骨续存》下317)。

    五、岐山甲文中所见殷周关系

    岐山甲文的发现在中国古史学上的重大意义,在文首已经谈过。这批材料发现的经过和概况如次:

    1977年7一8月,周原考古队在发掘岐山凤雒村甲组建筑 基址时,发现了大批甲骨文。甲骨文出土于建筑基址内西
    ~~~~~~~~~~~

    ①看上引胡厚宜、岛邦男和钟柏生诸文的讨论。
    ②上引《武丁卜辞巾的方国地望考》,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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