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俞大猷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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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俞大猷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研究

作者:吕笔活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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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俞大猷生平与交游
    第一节家世与生平
    俞大猷（1503-1579），字志辅，号虚江，福建泉州人，于弘治十六年“生于晋江河市濠格头村”[何世铭:《俞大猷年谱》卷一,泉州：泉州历史研究会1984年印刷，第2页。]，祖籍为“直隶凤阳霍丘”[许廷用：《都督俞公生祠记》，载《俞大猷研究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63页。]，其始祖俞敏跟随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驱驰天下四十载”[李杜：《征蛮将军督导虚江俞公功行纪》，载《正气堂全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8页。]，为明朝开国建立功勋，“以开国功世泉州衙百户”[陈寿祺等：同治《福建通志》卷二百之三，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影印，第3701页。]。这既激励俞大猷向祖辈学习，勤于习武，练就堪当大任的一名武将，又让他对君恩十分感激，他在《饮马长城窟》就写道：“臣世受恩二百年，臣身受恩又倍前”[俞大猷：《饮马长城窟》，《正气堂全集》，第419页。]，并在泉州清源山巨石上题有“君恩山重”[曾纪鑫：《大明雄风：俞大猷传》，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第11页。]几个大字，不忘君恩，忠诚许国，义不容辞地投身报国行动中。
    俞敏之后“历五世六袭而大宗绝”[李杜：《征蛮将军督导虚江俞公功行纪》，载《正气堂全集》，第8页。]。俞大猷父亲俞原瓒原不是嫡系长房，但俞原瓒不忍世勋断绝，故到京师办理袭职手续，为此他四进京师，含辛茹苦得以办成。但袭得百户并未让其家庭过上好生活，主要原因是在办理手续时已耗光了家财，且百户为明代军队中最低一级的军事长官，年俸较低。故其家庭比较贫穷，平时省吃俭用，有时无米下锅，还要靠俞母杨氏辛勤编织卖钱买米。这让俞大猷充分感受到民生的疾苦，有助于他在日后社会治理中关心百姓生计和改善民生。
    俞大猷父母十分重视对儿教育，让“小子猷蚤厕儒林，学仲尼之道”[俞大猷：《奉李东洲书》，《正气堂全集》，第121页。]，“五岁在河市入塾读书”[⑩何世铭:《俞大猷年谱》卷一，第11、14页。]，从小就接触和学习儒学。后因为私塾条件有限，还迁居泉州到条件更好的书院学习，“十岁迁居泉州北门，读书于清源山。”[何世铭:《俞大猷年谱》卷一,第14页。]俞大猷不辜负父母的期望，发奋攻读，成绩颇佳，被称为温陵（泉州别称）十才子之一，且“十五岁中秀才”[范中义:《俞大猷评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第3页。]，可谓业于儒学，学有所成。这为他日后注重以儒教化的方式开展社会治理打下坚实的基础。
    俞大猷父母还注重言传身教，在潜移默化中对其产生影响。如俞大猷九岁经过濠溪时发现桥塌了，便问原因，俞父告知是遭到樵夫失火而焚毁了。俞大猷明白桥毁给乡民带来不便，便说长大后要再造之，俞父便说：“小子识之，他日宜实是言。”[俞大猷:《濠溪桥碑记》,载《俞大猷研究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61页。]由此可见，俞父对俞大猷造桥愿望是赞同的，激励他能够为民谋利，这不知不觉中对俞大猷产生影响。另《征蛮将军都督虚江俞公功行纪》记载：“太夫人杨氏刺发网未就，公诵读不辍。就，乃鬻米以归，益克志攻举子业……公夫人陈氏内理丝絍。公弟志弼外治生事，以奉大夫人，且日具斋素，为大夫人至邻母说佛唱偈。公每遇邻母，尤敬礼之，大夫人意甚愉也。”[李杜：《征蛮将军督导虚江俞公功行纪》，载《正气堂全集》，第8-10页。]从中可见，俞母勤劳持家，崇礼重教，让家庭有着良好的家风，让俞大猷及其夫人陈氏、弟弟俞志弼等十分达礼，这对俞大猷培育良好的道德品格具有一定的作用。
    嘉靖十年（1531），二十九岁的俞大猷在父亲病逝后承袭百户职，并用心习武。嘉靖十三年（1534），俞大猷参加武科乡试中举，“于甲午之秋，操弓挟策，谬举于乡”[《奉李东洲书》，《正气堂全集》，第121页。]。翌年参加武举会试中试，列进士第五名，“升正千户，视篆金门”[李杜：《征蛮将军督导虚江俞公功行纪》，载《正气堂全集》，第9页。]。负责守御金门期间，基于百姓剽悍嚣讼之情，他推行教化、妥善治理；针对当地饥荒，他积极赈灾救民；针对海盗扰民情况，他发兵克敌让盗不敢扰民，显示出治理地方之才能。由于有司对海寇不够重视，俞大猷便上书佥宪陈伍山论用兵之弊并提建议，不料陈伍山听不进意见，还将俞大猷夺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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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靖二十一年（1542），朝廷因“俺答大入山西，诏天下举武勇士”[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602页。
    ]。俞大猷毛遂自荐，获选，被派到宣大总督翟鹏处听用。俞大猷阐述御敌方略，令翟鹏折服，但随着俺答遁去，翟鹏并未对俞大猷加以重用。
    嘉靖二十三年（1544），朝廷任命俞大猷为汀漳守备，以都指挥体统行事，为“汀州、漳州的最高军事长官”[范中义：《俞大猷传》，北京：线装书局，2015年，第38页。]，俞大猷认真履好守卫地方、捕盗安民的职责，采取有效的治安之策，让“林菁盘结逋寇，一旦悉平”[李杜：《征蛮将军督导虚江俞公功行纪》，载《正气堂全集》，第11页。]，且“连破海贼康老，俘斩三百余人”[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二，第5602页。]，有效维护地方的安宁。
    嘉靖二十六（1547）十二月，朝廷升俞大猷为广东都指挥使司军政佥书，署都指挥佥事，“由过去的正五品升为从四品，这更有利于他发挥自己的才干”[范中义：《俞大猷传》，第42页。]。任上，俞大猷开诚抚谕新兴、恩平一带的乱民，“二邑以宁”[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二，第5602页]。
    嘉靖二十八年（1549），朝廷任命俞大猷为福建备倭都指挥使，但时逢安南叛臣范子流、范子仪入寇广西，两广总督欧阳必进留俞大猷抵御安南寇，俞大猷“率水陆师，追至永安、万宁。连日与战，大破之，擒范子留，斩俘千二百人。独范子仪走安南内地，公追至海东云屯，移檄责莫宏瀷捕之，函其首以献。莫宏瀷与其臣阮敬，躬诣镇南关，听天朝指挥，稽首舞蹈而退。交州大定” [李杜：《征蛮将军督导虚江俞公功行纪》，载《正气堂全集》，第12页。]。
    嘉靖二十九年，基于琼州发生社会动乱，“必进复檄大猷讨。而朝廷议设参将于崖州，即以大猷任之。”[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二，第5602-5603页。]俞大猷领命剿抚，并提出治黎的长久之策，“督府善其策”[李杜：《征蛮将军督导虚江俞公功行纪》，载《正气堂全集》，第13页。]，当地得以安定。

    时由于东南沿海浙直一带倭寇与海盗猖獗，百姓深受其害，嘉靖三十一年（1552），朝廷“诏移大猷分守浙江宁绍温台等处地方左参将”[何世铭:《俞大猷年谱》卷二,第2页。]。俞大猷全力投入与倭寇和海盗的战斗中，长达数年，在王江泾大捷、龙山之战、歼灭海盗王直和徐海战斗中建立多次的战功，但期间又屡受冤屈、处分，而俞大猷在逆境中仍不断奋战。
    嘉靖三十八年（1559），朝廷令俞大猷塞上立功。于是，俞大猷于翌年春来到大同，这是俞大猷第二次来到抵御俺答的前线，期间他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兵略，获得大同巡抚陈文进的赏识和采纳，制战车，建车营，立战功，“制独轮兵车，止可营，行可阵，推挽上下，强弩、神铳能击坚及远，而簟茀龙盾，敌弓弗能加也。文进试之，用车数十辆，步骑数百人，挫敌数万于安银堡，遂以其制闻于朝，京师置兵车营自始也。”[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676页。]
    因在北边防务及论先前平定王直有功，俞大猷获准除罪录用，并复世荫。嘉靖三十九年（1560）冬被任命为镇筸参将，但上任不久，因粤闽赣三省交界地区发生农民起义，故朝廷于嘉靖四十年（1561）七月任命俞大猷为南赣参将，其连战皆捷，擒获张琏、萧雪峰等首要人物，并提出长治久安之策，因功升为协守南赣汀漳惠潮诸郡副总兵，且“乘胜征程乡盗，走梁宁，擒徐东洲。”[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二，第5606页。]
    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一月俞又升镇守福建总兵官。时福建兴化府城遭倭寇攻陷，震动朝野，俞大猷领命抗敌，“会戚（继光）、刘（显）二将军兵，分道并进。贼饥困，仓皇尽陷堑中，歼之”[赵恒志：《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赠左都督俞公大猷行状》，载《正气堂全集》，第838页。]，成功收复兴化城，取得大捷。此后改镇广东，大破广东的倭寇，并招抚与倭寇勾结的吴平、伍端等，让他们协助抗倭。
    嘉靖四十五年，俞大猷领命讨河源、翁源一带的“山寇”李亚元等，并提出久安之策。基于吴平之党曾一本降后又叛，隆庆二年（1568）朝廷诏俞大猷协讨，俞大猷大败海盗曾一本，“擒灭之。录功，进右都督。”[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二，第5607页。]
    隆庆四年（1570），俞大猷领命讨广西古田黄朝猛、韦银豹等起义队伍，“擒朝猛、银豹，百年积寇尽除。”[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二，第5608页。]隆庆六年（1572），任镇守福建及浙江金、温总兵官，大力整饬海防。万历二年（1574），任后军都督府佥事，后又提调京营兵车，制兵车，训练车兵，累计三年，增强京城防卫能力。“俞大猷的车兵是对火器的妙用，是现代战车的雏形，他的车兵营开合成兵种的先河，是对古代军队建设的重大贡献。”[范中义：《俞大猷传》，第255页。]
    万历六年（1578），因年老体疾，俞大猷三次请求致仕，终获批准，归至家。万历七年（1579）病逝，享年77岁。其“历官四十余年，大小百十余战，得功三万五千余级。曾祖齐、祖广、父原瓒，赠皆都督。曾祖妣何氏、祖妣黄氏、妣杨氏，赠皆夫人。配陈氏，封夫人，子男三。”[赵恒志：《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赠左都督俞公大猷行状》，载《正气堂全集》，第839页。]其中子俞咨皋官至福建总兵官，俞咨荣官至泉州卫指挥佥事。

    第二节交游考述

    俞大猷一生交游甚广，通过联络交往结交了诸多的良师益友，这对其成长成才和建功立业产生重要的影响。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可以说，俞大猷能够一生保持光明磊落、操行高洁，做到文武双全、忠诚许国、为民除患、善于治安，成为一名伟大的民族英雄，这与他择善而交紧密相关。由于俞大猷交游对象颇多，难以一一论述，故选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论述。
    其一，与师友交游。由于地利原因，俞大猷首先注重向泉州本地名师求学和问道。泉州当地文化昌盛，人才辈出，据统计泉州宋代“考中进士者多达九百二十七二人（一说八百六十二人）”[曾纪鑫：《大明雄风：俞大猷传》，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第8页。]。且“泉州又被认为是‘紫阳（朱熹）过化之区，历代不绝’”。[陈桂炳：《俞大猷与闽学》，《俞大猷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0页。]朱熹曾在泉州各地的多个书院讲过学，培养了诸多的读书人，带动了泉州文化事业的发展。一直到明代，泉州文化依旧昌盛，据统计，明代泉州就有9所书院、77所学社，明代泉州考中进士586人，占全闽的23.49%。[数据来源：《泉州书院、社学的发展与朱熹理学思想的深化》，《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40页。]文化的繁盛造就了一批的杰出之才，亦让俞大猷更方便向名师学习交流。这包括王宣、林福、赵本学等。《明史·俞大猷传》记载俞大猷“少好读书，受易于王宣、林福，得蔡清之传。又闻赵本学以易推衍兵家奇正虚实之权，复从受其业。”[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二，第5601页。]
    王宣、林福、赵本学均是蔡清的学生。而蔡清是著名的经学家、理学家，“以穷经析理为事，非孔、孟之书不读，非程、朱之说不讲”[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640页。]，在经学上作出巨大贡献，从而让泉州经学蔚然成一家言。《福建通志》在《明道学传》介绍福建明代道学人物时将其列在首位[陈寿祺等：同治《福建通志》卷二百之三，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影印出版，第3879页。]，可见其地位之重要，其思想影响了泉州诸多人士，“泉自朱子簿同安之后，私淑虽多，而惟先生为得其宗。泉南一时人物之盛，皆先生所造就也。”[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第642页。]俞大猷作为其二传弟子，也受其思想影响。王宣，字子钟，号一臞，“授业蔡清之门……精研前圣之遗，洞贯百家旨意……合于孟子，善养浩然之气”[陈寿祺等：同治《福建通志》卷二百十二，第3892页。]，在《易》学方面研究颇深，“常即以《易》论古今治乱、兴衰之迹”[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第674页。]，俞大猷在考中秀才后，主动向其拜师求学，特别是学儒家六经之首《易》，“授《易》一臞先生宣”[赵恒志：《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赠左都督俞公大猷行状》，载《正气堂全集》，第835页。]。林福，号云衢，“为人慷慨耿直，有俯视流俗、担当宇宙之气，而才识练达，穷究《易》理”[范中义：《俞大猷传》，北京：线装书局，2015年，第5页。]，“常即《易》以明心性忠孝仁义之奥”[李杜：《征蛮将军督导虚江俞公功行纪》，载《正气堂全集》，第8页。]，俞大猷亦向其学习，得其精要。赵本学，号虚舟，乃宋室后代，文武双全，专于《易》学，并以《易》衍兵法，在兵法上颇有成就，“著有《韬钤内外篇》，注解《孙武》，没不授予，以付大猷”[何乔远：《名山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850页。]，可见对俞大猷十分的信任。俞大猷师于以上三位名师，且“总统融贯于三师之意，而阐其所未论”[李杜：《征蛮将军督导虚江俞公功行纪》，载《正气堂全集》，第8页。]，对他日后社会治理产生重要的影响，让他更加推崇孔孟之道，注重以儒教化，善于社会治乱，注重经世致用，关心民生，以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将《易》思想融入军事兵法之中，助于他在军事行动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俞大猷还向李良钦学习武术。李良钦，同安县人，武艺超群，曾组织当地人员抗击倭寇而立功，为是当地的重要名人和棍法一代宗师，《福建通志》有其传，记载其“少任侠结客，得异人授棍法，神明变化纵横莫当，又精剑法，俞大猷从授学焉。嘉靖间，大猷及戚继光扫平倭寇，制胜多出其谋。大猷上其功于朝，辞不就，年九十余卒”[陈寿祺等：同治《福建通志》卷二百二十四，第4098-4099页。]。《征蛮将军督导虚江俞公功行纪》记载俞大猷“从李良钦击荆楚长剑。法既得，良钦故批公手。公还与斗，良钦释剑，谢曰：‘公异日剑术，天下无敌者！’公既得剑术，益悟常山蛇势，以为兵法之数起五，犹一人之身有五体焉。虽将百万之兵，可使合为一人也”[李杜：《征蛮将军督导虚江俞公功行纪》，载《正气堂全集》，第9页。]。从以上记载可见，俞大猷与李良钦交往颇深，受益颇大，既学了武艺、练就本事，还获得抗倭的谋略，而俞大猷深念师父之功，并上功于朝廷，只是李良钦辞而不就，从中体现其高风亮节。
    俞大猷还向其他民间武术大师讨教过，包括刘邦宁、刘邦协、林琰、童琰父等。如刘邦宁、刘邦协为永春武术名师，他的家族“世代传习南少林武术……涌现诸多高手”[孙宇：《俞大猷武术师承考》，《俞大猷研究论文集》，第202页。]，俞大猷向他们讨教，还希望聘其到军中任武术教师，刘邦宁“以年老弗就，传从弟邦洽（协）以应之”[《清源留安留刘氏族谱》，载《俞大猷武术师承考》，《俞大猷研究论文集》，第202页。]。俞大猷通过向多位武术名师学习，能够集众家之长，为掌握过硬的本领和领兵打胜仗奠定良好的基础。

    俞大猷与知名学者林希元、王慎中亦有交往。林希元，字懋贞，号次崖，同安县人，是闽学代表性学者之一，长俞大猷21岁，享年85岁。俞大猷“知希元有志当世，从问学，希元酷喜之。交趾之役，希元归，募兵漳、泉，大猷以金门千户从。发谋出虑，动合机宜”[林焜煌等：道光《金门志》卷七，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第161页。]。这令俞大猷受益匪浅。《正气堂全集》收有俞大猷写给林希元的两封书信，其中一封开篇写道：“捧习师教，忧国忧民一念，拳拳于八十之年。古来圣贤豪杰如师翁者，有几载？仰服！仰服！”[俞大猷：《奉林次崖书》封二，《正气堂全集》，第209页。]可见对老师十分的敬仰。另一封写道：“猷诵先生序文，见先生忧国忧民之念，至今未衰。末道安南云云，何其神契妙合耶！猷此身许国久矣，敢不勉终先生未尽之志！惟便中不吝赐教，亦先生之道不孤也。”[俞大猷：《奉林次崖书》封一，《正气堂全集》，第125页。]可见林希元写有序文给俞大猷，而俞大猷回以书信，钦佩老师的忧国忧民之心，自己亦将身许国，并虚心学“道”。
    王慎中，字道思，号遵岩居士，晋江人，嘉靖八才子之一，“与顺之（唐顺之）齐名”[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第706页。]。《正气堂全集》收有俞大猷写给王慎中的《与王遵岩书》，虽然俞大猷比王慎中长6岁，但俞大猷在信中多处谦称自己为学生，而尊称对方为“翁”，甚为崇敬。而在“王慎中《遵岩集》中，有2篇文章和2封信写给俞大猷”[陈泗东：《俞大猷与戚继光及泉州的师友关系考略》，《俞大猷研究》，第235页。]，特别是还为俞大猷写了两个纪功碑文，包括《海上平寇记》和《肤功遗爱碣记》。
    此外，俞大猷还与非泉州地区的学者开展交游，如唐顺之。唐顺之字应德，号荆川，武进（今常州）人，明代儒学大师，亦是抗倭英雄。《正气堂全集》收有俞大猷写给唐顺之的书信，写道：“猷自涉世以来，即闻有唐太史荆川先生，倡明理性之学于毗陵之乡……先生谬辱过听，以猷为稍可与进，附赐佳咏四章，慰勉勤勤。猷盥手捧读，佩诵弗置，深加淬砺，奋策驽骀，恍若名师之日临其上也。”[俞大猷：《与唐荆川太史书》，《正气堂全集》，第207页。]可见唐顺之赐佳咏四章给俞大猷，俞认真捧读，受其点拨，励志发愤，“伏幡然就道，推孔子、孟轲之学，树伊、傅、周、召之勋，以开雍熙泰和之治。”[俞大猷：《与唐荆川太史书》，《正气堂全集》，第208页。]这让俞大猷对孔孟之学更加推崇，并树立远大的志向，为其更好地开展社会治理注入强大的思想动力。

    其二，与同僚交游。俞大猷与多位志同道合、一心报国救民的同僚密切交游。主要有：
    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著名的抗倭英雄。俞大猷与其被世人称为“俞龙戚虎”，两人在较长的时间里并肩作战，抗倭驱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正气堂全集》收有多封俞大猷写给戚继光的书信，并在戚继光五十大寿时，俞赠送《潮中一品图》，且附诗一首，诗末写道：“远献此图上公寿，寿国寿民兮，公志又无涯。”[俞大猷：《贺戚南塘寿题<潮中一品图>》，《正气堂全集》，第778页。]体现志在为国为民之意。在厦门万寿岩北侧的摩崖上，还刻有俞大猷和戚继光军旅闲暇时的附和诗，分别为：“万丈峰峦耸目前，不须雕巧出天然。空涵石瓦生春色，炉热旃檀起瑞烟。自信明时无隐逸，还疑僻处有神仙。公余正好谈玄妙，又统三军过海边。”[俞大猷诗，载《俞大猷研究论文集》，第455页。]“幽岩屹立梵宫前，片石呈奇瓦俨然。峭壁罅虚寒漏月，博山香热暖生烟。高僧煮茗能留客，樵子观棋每遇仙。说罢禅机登绝顶，恍疑身在五云边。”[戚继光诗，载《俞大猷研究论文集》，第455页。]据学者研究，第一首为俞大猷所作，第二首为戚继光所作[卢志明、王海澄、毕媛媛：《俞大猷史迹金厦两地寻踪——兼论俞大猷精神的当代弘扬》，《俞大猷研究论文集》，第455页。
    ]。
    谭纶，字子理，号二华，明代抗倭名将，军事家，江西宜黄人，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俞大猷与之长期并肩作战，共商国家大事和治安策略，可谓志同道合。《正气堂全集》收有俞大猷写给谭纶的书信达16封之多，并有祭文《祭谭二华》，文内写道：“昔者倭乱初殷，公慨然以戡平自任，苦无同志相资，乃于呼吸纷纭之际，过猷及南唐戚公。上下论议，以安社稷，济苍生事业，皓首相期。我二人者咸能信公，公亦能信我二人，遂定交焉。”可见交情之深。《正气堂全集》还附了两封谭纶的回书，此外在《谭襄敏公奏议》中谭纶多处赞赏俞大猷，特别是当俞不受重用时，谭纶上疏大力举荐俞大猷，指出其与俞共事于疆场，深知俞的为人，堪任大将，请求朝廷“将俞大猷照戚继光事理行取赴京，与臣等讲求战车之法，练兵破虏，少纾西顾之忧，仰赞中兴之业，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谭纶：《特荐大将讲求车战共图安攘疏》，《谭襄敏公奏议》卷三第14页，《钦定四库全书》版。]
    汤克宽，字武河，邳州人。俞大猷长期与之同心协力作战，“结义情重”[俞大猷：《与汤武河书》，《正气堂全集》，第169页。]。两人同样多次屡受处分，可谓患难之交。《正气堂全集》收有俞大猷写给汤克宽的书信2封以及诗歌《赠武河汤将军擢镇狼山短歌行》。当汤克宽遭冤屈时，俞大猷写有《请保用汤克宽》《再请保用汤克宽》《克斋李公甘保犯罪将领杀贼立功赎罪疏》，全力相救，恳求朝廷给予立功赎罪的机会，并指出“如不能立功偾事，职甘与同罪”[俞大猷：《请保用汤克宽》，《正气堂全集》，第187页。]。当得知汤克宽战死后，俞大猷写有《祭汤武河》文，为之痛哉。
    俞大猷还与多位上级官员交往甚密，主要是提出治国安民、军事谋虑等计策建议，并获得肯定或采纳。在俞大猷金门任职期间，他就给时为兵部尚书的毛伯温写了《上两广军门东塘毛公平安南书》，获得赏识。在朝廷征召天下勇士抵御鞑靼内犯时，俞大猷又写信给毛伯温阐述防御策略，获得认可，并被推荐到宣大总督处任职，此后又经毛伯温请命，朝廷任命俞大猷为汀漳守备。在任汀漳守备后，俞大猷与巡抚浙江兼管福建福、兴、建宁、漳、泉等处海道的朱纨有交往，俞大猷写有《呈福建军门秋厓朱公揭》，提出治理汀漳山海寇的策略。而朱纨十分器重俞大猷，还上疏朝廷予以举荐，在《荐举将才乞假事权以济地方艰危事》中指出“今俞大猷累建海防之功，用之防海即廉颇之用赵，臣愚敢保其有终……请将俞大猷量升职衔勅以海防重寄”[朱纨：《荐举将才乞假事权以济地方艰危事》，《甓余杂集》卷二第10页，明万历年间刻本。]。俞大猷奔赴抗倭前线后，受总督南直隶、浙江、两广、福建等处军务的张经节制。俞写有《呈总督军门半洲张公揭》，包括了10篇文章，从多个角度论防倭事宜，并合力取得王江泾大捷。在张经受到严党诬陷迫害时，俞大猷写了《代张半洲子辩冤疏》。此外，在俞大猷治理广西古田时，向时为两广总督的殷正茂写有多封的书信讨论用兵和治理方略。

    其三，与同窗交游。俞大猷与在泉州城一起读书的若干位同窗有着深厚的友谊。这包括李杜、邓城、史朝宜、史朝宾等。
    李杜，字思责，“是俞氏早年读书于清源山同学，遂成莫逆之交”[何世铭:《俞大猷年谱》卷一,第25页。]，后成为俞大猷的幕僚，担任记室。俞大猷写有多封的书信给李杜，另有赠别诗歌《别李思责》，均收在《正气堂全集》。而当俞大猷受冤入狱时，李杜为俞大猷照顾其家属。特别是李杜搜集整理俞大猷作品，编辑刊刻《正气堂集》一书，并写有《征蛮将军都督虚江俞公功行纪》，为保存俞大猷作品和记录其功绩作了突出的贡献。
    邓城，字藩国，号寒松，武艺高强，中武闱解元，是俞大猷“结发与职同学”[俞大猷：《论邓城可将》，《正气堂全集》，第154页。]，俞大猷十分看重邓城的技艺和报国之志，为之向张经举荐，写了《论邓城可将》，望予以任用，此外在写给其他官员的书信中也涉及推荐邓城的内容。
    俞大猷在《题云台山人<望云存思册>序》提到“史方斋、礼斋偕余读书清源山中”[俞大猷：《题云台山人<望云存思册>序》，《正气堂全集》，第437页]，其中的史方斋即史朝宜，字直之，号方斋，嘉靖三十二年考中进士，著有《易说》，任过淮安山阳令、广东按擦副使、湖广右布政使等职，政绩斐然，保定安民有方，让百姓服其威，且其“清贞之节，道义之守，终始不易”[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764页。] 。俞大猷写有《与史方斋书》和《书与史方斋》，均收在《正气堂全集》。
    史礼斋即史朝宾，字应之，号礼斋，别号观吾，为史朝宜的从兄，嘉靖二十六年登进士第，官至鸿胪卿，其“文章演漾汪洋”[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第758页。]为人正直刚毅，严嵩党曾密语他务必杀杨继盛（明谏臣，因弹劾严嵩入狱），但史朝宾正色曰：“有律在，何可枉也？”[周学曾等：道光《晋江县志》卷三十八，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20-1121页。]后遭降级也不屈从严党。《正气堂全集》收有俞大猷写的《与史礼斋书》。
    其四，与后辈交游。俞大猷择交朋友不在意对方年龄，而重对方才华和志向，故与诸多后辈亦进行交游。如：
    黄克晖，字孔昭，号吾野，崇武所（今泉州惠安）人，生于嘉靖三年，是无功名的著名诗人，并擅长书、画。虽然俞大猷大黄克晖21岁，但却与其交情甚深，“友生义重”[俞大猷：《吾野诗人移住》，《正气堂全集》，第775页。
    ]，为之写有《送吾野黄隐君游罗浮》《吾野诗人移住》，并曾邀黄克晖到京师参观操练，黄克晖作诗《神机营同黄郎中观俞都护演车战法》，当离别之时，俞大猷以诗《别黄吾野南还》相赠，并赞赏对方说“先生貌古腹中宽”。俞大猷去世时，黄克晖作《挽俞都督大猷》悼念。
    邵应魁，子伟长，号榕斋，金门人，从小聪明，后登武进士。《金门志》之《俞大猷传》记载俞到金门任职后，“尤好接引后进，如邵应魁，卒建奇功”[林焜煌等：《金门志》卷七《俞大猷传》，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影印出版，第161页。]，而在《邵应魁传》中亦载邵应魁“适俞大猷来视金门所篆，从之游，遂徙业焉”[林焜煌等：《金门志》卷十一《邵应魁传》，第270页]。后来，邵应魁跟随俞大猷抗倭，十分勇敢，屡建功绩，获得俞大猷赏识，俞写有《荐邵应魁侯廷佐》向上级官员举荐。
    颜扬，颜扬字士抑，號文岫，金门小径人，擅长诗文，令人惊叹。《金门志》有《颜扬传》。其虽努力攻读，但考取功名不顺利，而“俞大猷与为刎劲交，致之任，厚资之”[林焜煌等：《金门志》卷十《颜扬传》，第228页。]。
    此外，俞大猷还与其他后辈人员交游，写有《送邓声元》《杨西洲南征赠以战袍》《勉李君素》《奖徐谦教练车兵》《诗送少林寺僧宗擎有序》等诗文相赠，进行勉励或奖励。
    综上所述，交游伴随俞大猷一生，成为其戎马生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俞大猷交游的对象或者是精通儒学的，或者是精通武艺的，或者是文学素养高的，且忠于国家，一心为民，人格魅力高尚，为人正直。这无形中对俞大猷思想品行的塑造和施策理念的形成产生作用，助其报国行动中取得丰功伟绩、青史留名。

    第二章俞大猷社会治理思想的形成
    第一节俞大猷社会治理思想产生的背景
    一、社会动荡不安
    俞大猷所处的时代是社会矛盾加剧的时代，社会呈现出诸多不稳定的因素，造成动荡不安，主要体现在各地起义频发、各种矛盾激化、地方治安较差等。其中，与俞大猷开展社会治理相关的事件就有：福建汀州、漳州一带刘缘、陈荣玉等人兴风作浪，出劫良民，形成祸患。广东新兴、恩平一带汉人联合瑶民作乱，“新宁新会新兴恩平之间皆高山丛箐径道险，歹奸民亡命者輙窜入诸徭中，吏不得问，久之众至万余人”[《明世宗实录》卷四百四十一，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丙辰朔条。]，这些亡命者流劫各地，危害地方，官府一时难以制止，形成祸患。琼州府五指山一带的黎民在首领那燕率领下举行起义，聚众万人，声势浩大。广东潮州府辖地（主要为今潮州、梅州一带）爆发了以张琏为首的农民起义，局势不断恶化，“聚众十万，纵掠汀漳、延建、连城及宁都、瑞金，攻陷云霄、镇海卫、南靖诸城，三省骚动”[ 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卷三十八，上海书店?巴蜀书社?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影印，第922页。]，其攻城略地涉及粤闽赣三省之地，导致三省交界处动荡不安。河源、翁源一带又有以李亚元为首领的农民暴动队伍盘踞当地多年，“据长吉都流毒七载”[刘溎年、邓抡斌：光绪《惠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影印，第249页。]，“聚众万余，尤称劲悍。君服诸巢，伪置官封”[李杜：《征蛮将军督导虚江俞公功行纪》，载《正气堂全集》，第22页。 ]，官军多次被击退，未有进展。广西古田一带僮人在韦朝威、韦银豹等带领下攻占古田县城和桂林城，“古田凤凰山贼自永福突桂林乘夜缒城而入……凡劫库银四万两有奇及金珠各若干仍取原道缒城而去”[《明世宗实录》卷五百四十一，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己巳朔条。]，震惊朝廷，等等。
    社会动乱对社会方方面面造成严重的危害，对此俞大猷十分清楚、感触至深，并予以严厉谴责，且在《正气堂全集》中有多处体现。概括起来社会动乱的危害有如下方面：
    首先，破坏了王朝正常的统治秩序。在《正气堂全集》的《呈诸阁下论经理岭贼宜设州县》按语中就指出，“岁辛酉，广东叛民张琏，聚众数万人，攻陷江、闽诸州县。”[李杜：《呈诸阁下论经理岭贼宜设州县》按语，载《正气堂全集》，第262页。]《乾隆潮州府志》还记载张琏“刻石玺曰飞龙传国之宝，投诸池诡泅水得之，以出聚视，大惊，曰帝王符也，歃血推为长……僭帝号，改元署官，所居有黄屋朱城二”。[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卷三十八，第922页。]可见张琏还称帝了，国号“飞龙”，改元造历，建宫殿，设官署，与明王朝的统治直接对立，执政的明王朝自然不允许。在《正气堂全集》的《正气堂集》卷之又十六《征剿古田事略》中，俞大猷向朝廷递交呈报的开篇就指出：“镇守广西地方总兵官、征蛮将军、前军都督府署都督同知俞大猷为议剿占据县治、劫库杀官、积年巨贼，以安地方事。”[俞大猷：《讨古田贼呈》，《正气堂全集》，第356页。]从中可见起义队伍占据了县治。在该文中，俞大猷还指出，正德年间，洛容县被攻陷。古田一县“其田土县治则尽被僮占据”[俞大猷：《讨古田贼呈》，《正气堂全集》，第356页。]。嘉靖四十三年，起义队伍还“越入省城，劫去库银数万两”[俞大猷：《讨古田贼呈》，《正气堂全集》，第356页。]。《嘉庆广西通志》亦记载：“古田僮黄朝猛、韦银豹等嘉靖末尝再劫会城库。”[谢启昆、胡虔：嘉庆《广西通志》卷二百五十一，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影印，第3070页。]《永宁州志》则更详细记载：嘉靖“三十二年贼入灵川县城焚劫库房，四十三年朝威之子银豹又与贼黄朝猛等劫司库银四万余两，时参政黎民衷代藩使篆，闻变升堂，甫就座，银豹等直前刺之。四十四年，又执署灵川县事照磨会传寇掠其印”[高日华、联丰：光绪《永宁州志》，清光绪十一年刻本，第2卷第3页。]。府库被劫、官员被刺、印信被夺，可见事态之严重。俞大猷亦感受到其严重性，并加以谴责，称“其罪恶亦已极也”[俞大猷：《讨古田贼呈》，《正气堂全集》，第356页。]。作为明王朝的一员将领，基于职责所要求，视君恩如山重的俞大猷面对这种局面勇于挑起重担进行征剿，以安地方事和维护王朝正常统治。
    其次，造成生灵涂炭。社会动乱之后，作乱人员攻城劫掠，造成诸多百姓人身安全无法保障，在动乱中伤亡，这在《正气堂全集》中有多处体现。如，在俞大猷任泉州卫正千户时，在向上司写的《上佥宪伍山陈公条陈用兵二弊二便书》就提到“山寇肆毒生灵”[俞大猷：《上佥宪伍山陈公条陈用兵二弊二便书》，《正气堂全集》，第55页。]。在《论新兴恩平贼》一文中，提到：“即闻新兴恩平之贼，积年流劫乡村，杀害良善……尔等久习恶毒，忍于杀人。”[俞大猷：《论新兴恩平贼》，《正气堂全集》，第75页。]《呈提督军门北川陆公揭二十一首》之《议建州》亦提到，粤闽赣三省交界“各贼猖獗之时，其杀戮良民、官兵，不知其几千万命”[俞大猷：《议建州》，《正气堂全集》，第270页。]。在《讨古田贼呈》中，还罗列出各时段人员伤亡情况，如“二月二十日……杀死民人张荣，行劫家财一空……三月初九日……被贼透入永福东关厢乡官梁宝屋，后捉去小女一口，年方六岁……四月十八日……虏去小男一名，杀伤民妇一口。”[俞大猷：《讨古田贼呈》，《正气堂全集》，第358页。]等等。《嘉庆广西通志》亦记载黄朝猛、韦银豹等占据城池后“杀参政黎民衷”[谢启昆、胡虔：嘉庆《广西通志》卷二百五十一，第3070页。]。可见，不仅平民百姓被杀被虏，还有官兵及家属也同样遭受厄运。俞大猷看到生灵遭受肆毒后，为之痛心，表示不忍心坐视民之涂炭，并欲实施一番作为进行拯救。
    再次，不利于生产发展和财富创造。一方面，社会动乱势必影响正常的农业生产。在封建社会农业的地位至关重要，但百姓若将精力放在作乱中，而无暇田地耕作，农业生产自然难以维持，生计受到影响，从深远方面而言则影响到王朝赋税来源，官府自然反对。如俞大猷在《论新兴恩平贼》写道：“闻尔等终岁为贼，露宿风餐，所得亦恒不多，其间尚有衣食不充者。尔等有田可耕，有山可采，何不以尔等为盗之勤苦精力而用之于耕农，则出作入息，共享太平，其福无涯也!”[俞大猷：《论新兴恩平贼》，《正气堂全集》，第76页。]从中可见农民因从盗而不将精力投入到农耕，所获更少，俞大猷为之讲道理，希望他们弃盗归农走正道。另一方面，作乱人员对乡村、城镇百姓财产进行劫掠，“贼以劫民财物为利”[俞大猷：《论新兴恩平贼》，《正气堂全集》，第77页。]，“今日劫村，明日劫村，官兵已不胜其防备，而省城之警又屡报矣”[俞大猷：《讨古田贼呈》，《正气堂全集》，第356页。]，在该情况下“军民困弊之极”[俞大猷：《讨古田贼呈》，《正气堂全集》，第356页。]，惶恐不安，生命和财产无法保障，亦影响正常的生产发展和财富创造。此外，官府要组织军队进行平乱，也要耗费大量物资和费用，“殊不知每数十年一乱一征，其糜费财物，残戮民命，均不可计算”[俞大猷：《议建州》，《正气堂全集》，第270页。]，“殊不知其几乱几剿，而所费几千千万万”[俞大猷：《论处黎长久之策》，《正气堂全集》，第89页。]，由此导致官府因为征剿耗费而“财用困乏”[俞大猷：《议建州》，《正气堂全集》，第270页。]。
    至于为何当时社会动乱频发，其间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政治腐败，皇帝昏聩，奸臣当道，忠臣受排挤，吏治不清，官员贪污腐化、阿谀奉承，不以民生为本，反而搜刮民脂民膏，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具体而言，明王朝到正德时期，正德皇帝沉迷于玩乐，十分荒唐，不顾国政，而将大权交给宦官刘瑾及钱宁、江彬等人，他们一方面一味迎合皇帝的不良喜好，还修建豹房供皇帝玩乐，让皇帝离正道越走越偏；另一方面擅权跋扈，大肆索贿，而官员行贿之后，必然加重对百姓的剥削，逼得百姓反抗。到了嘉靖年间，嘉靖皇帝迷信于修仙，长期不上朝，且在用人标准上出现异化，忠奸不分，对劝谏他的官员进行惩治，而对迎合他修仙、献上祥瑞、擅写青词等的官员则加以重用，严嵩因此受嘉靖皇帝宠信，长期担任首辅，但他任职期间朝政无比黑暗，他伙同儿子严世蕃“贪权贪财，残害忠良，索贿无厌，剥民膏脂，败坏朝政”[张显清：《祸国宰相严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52页。]，他大肆索贿，“从诸生到亲王，从朝臣到边将，无不向其行贿馈送，少者几千两，多者十几万两。正因为如此，严氏父子的贪贿丑行一直是言路抨击的焦点”[张显清：《祸国宰相严嵩》，第246页。]。由此导致官场行贿受贿、阿谀奉承之风盛行，而地方官员只能加重对百姓盘剥才能保证有行贿送礼之财源，最终贻害百姓，致使社会动乱频发。到隆庆年间，虽然朝政有所好转，但因为积弊太深，加上隆庆皇帝大作为不足，社会矛盾仍然一定程度上存在。
    俞大猷对当时官场的腐败也深有体会。他本人亦是受害者，虽然屡次建功，但多次遭到处分。如嘉靖三十四年他被革去百户祖职，受罚的根本原因是“他得罪了当时的权相严嵩。在倭寇以柘林为巢时，俞大猷曾论柘林用兵十难。有人将这篇论述送给了内阁大学士徐阶。严嵩得知后，以俞大猷没有首先送给他而心存怀恨。”[范中义：《俞大猷评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第59页。]而严嵩的亲信、时任工部侍郎的赵文华到地方监军，因此趁机陷害俞大猷。从中可见当时排除异己、陷害忠良的严重程度。特别是嘉靖三十八年，俞大猷遭遇到人生最大的挫折——被逮捕到京城诏狱。主要原因是时浙江的倭寇从浙江逃到福建，俞大猷被弹劾未加追击、有意放跑敌人，实主要责任在上司胡宗宪，但胡把罪过强加到俞大猷身上，让其当替罪羊，上疏朝廷说：“总兵俞大猷、参将黎鹏举，防御不早，邀击不力，纵之南奔，播害闽广，失机殃民，宜加重治。”[《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七十，嘉靖三十八年三月甲午条。]于是，嘉靖皇帝命巡按御史逮捕俞大猷、黎鹏举到京城讯治。众人知道俞大猷是好官廉官，为之鸣不平，并纷纷为其筹集金钱送往京城，如“谭纶为其筹集千金，一些士大夫和富人得知此事争相馈赠，史玉阳一人竟赠500金，至京城已有数千金”[范中义：《俞大猷评传》，第65页。]，最后由掌锦衣卫的陆炳出面，到严府向严嵩送上金银，替俞大猷求情，才获得宽恕，允许俞大猷将功赎过。从中亦折射出严嵩敛财受贿的严重程度。
    俞大猷在《正气堂全集》中亦点出朝廷及地方官员的贪婪腐败。在《代张半洲子辩冤疏》中指出总制浙江、南直隶、福建军务的名将张经被赵文华、严世蕃诬陷获罪，其中原因是“奸逆严世蕃父子，怪父（张经）转官无谢，嘱伊党恶赵文华，假托祭海为名，名言宜送银三万两。”[俞大猷：《代张半洲子辩冤疏》，《正气堂全集》，第354页。]但是，张经无银可送，致使遭到陷害。在《为陆北川求助各镇总戎书》指出，陆稳平定粤东盗寇有功，但是“方公任事之日，正严氏肆贪之时”[俞大猷：《为陆北川求助各镇总戎书》，《正气堂全集》，第716页。]，后来遭到陷害，“坐赔入严银四千两”[俞大猷：《为陆北川求助各镇总戎书》，《正气堂全集》，第717页。]，俞大猷亦“捐俸银以助之”[俞大猷：《为陆北川求助各镇总戎书》，《正气堂全集》，第717页。]，从中进一步看出当时忠良遭受陷害以及严嵩贪腐之严重。在《论良黎》一文针对治理海南黎族人民起义时指出：“必革有司贪毒之弊，必除里书剥害之奸，必禁土舍公差需索残虐之虫，使汝与民生生无穷。”[俞大猷：《论良黎》，《正气堂全集》，第87页。]时身为琼州人的海瑞也看到该问题，在《治黎策》一文中指出：“治土酋之刻削，则黎无以为变乱之激。夫读书知礼义者，浚剥良民，虽廉耻有所不顾，而况于土酋之无知者乎！”[海瑞：《治黎策》，《海瑞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页。]可见当地官员和土酋对黎民百姓贪毒剥削是造成起义的重要原因。因此俞大猷在治理地方时提出亦须对不正之官风加以整治。
    俞大猷在戎马生涯的四七十年中，除了“十年左右时间是在抗击外敌入寇的战斗中”[范中义：《俞大猷传》，北京：线装书局，2015年，第2页。]外，更多的时间则投在平定地方动乱、维护地方稳定中。他亲历其间，深知社会动乱的危害，在接到朝廷使命时义不容辞地前往治理，同时他更知悉动乱产生的原因，才能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治理。虽然有些原因是他无能为力改变的，如朝廷政治腐败方面，但他尽自己所能进行改变，如他自己坚持清正廉洁，并善于任用或推荐德才绩廉兼备的人才到合适之职位以发挥作用，此外坚持以民为本，注重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为有效进行社会治理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安全遭受威胁
    明朝时期我国遭遇严重的倭患，特别是嘉靖年间倭患最烈，国家安全遭遇严重危机，沿海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安定遭受严重威胁，经济发展同样遭受严重的破坏。
    当时，日本国内处于群雄割据、互相攻伐、秩序混乱的战国时期，由武士、浪人、奸商、海盗、无赖、船夫等人士组成的倭寇集团得到意欲获得财富、扩大势力的日本封建主的支持和怂恿，而频繁地到明朝沿海一带甚至深入内地烧杀劫掠。据统计，倭寇在明朝洪武元年至三十一年间倭寇入侵为44次[数据来源：《明洪武年间倭寇入侵情况表》，《明代倭寇史略》，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8页。]，明永乐至宣德年间入侵为34次[数据来源：《明永乐至宣德年间倭寇入侵情况表》，《明代倭寇史略》，第28页。]，明正统至正德年间入侵为22次[数据来源：《正统至正德年间倭寇入侵情况表》，《明代倭寇史略》，第33页。]，嘉靖十九年至三十年为8次[数据来源：《嘉靖十九年至三十年倭寇入侵情况表》，《明代倭寇史略》，第114页。]，但到了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六年陡增到169次[数据来源：《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六年倭寇入侵情况表》，《明代倭寇史略》，第140页。]，嘉靖后期虽有所下降，但嘉靖三十七年至四十四年也达到90次[数据来源：《嘉靖三十七年后倭寇入侵情况表》，《明代倭寇史略》，第158页。]。汇总统计，嘉靖十九年至四十四年间倭寇入侵达到惊人的267次。遭受倭寇入侵的地区包括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辽东、山东等。俞大猷家乡福建成为倭寇入侵的重灾区之一，如嘉靖三十一年至四十四福建遭受倭寇入侵达79次[数据来源：《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六年倭寇入侵情况表》《嘉靖三十七年后倭寇入侵情况表》，《明代倭寇史略》，第140页、158页。]，此外他抗倭过的南直隶、浙江、广东等地同样遭受到严重的安全威胁。
    而且，当时倭寇还与中国海盗合流，这让倭寇气焰更加嚣张、倭患更加严重。当时，诸如王直、徐海、吴平、曾一本等海盗，从亦商亦盗发展到与日本倭寇勾结合流，受日本倭寇头目领导，占据沿海岛屿，共同伺机对明王朝沿海一带进行劫掠。《征蛮将军都督虚江俞公功行纪》作了相关记载，如“徽人王直者，亡命入海，据烈港，勾倭夏贸易，公然杀人”[李杜：《征蛮将军都督虚江俞公功行纪》，载《正气堂全集》，第13页。]；“时，潮州倭寇二万，与吴平为犄角，久横界中，积五六岁……伍端、温七、叶丹楼有众万余，尤轻剽善战，时出劫数百里外，毁村破堡，迄无宁日。惠、潮之间，几无民矣”[李杜：《征蛮将军都督虚江俞公功行纪》，载《正气堂全集》，第20页。]，等等。倭寇集团还吸引或掳掠强迫诸多的沿海子民入伙，且与山寇勾结，让诸多伪装成真倭的从倭也参与其中，《明史》卷三百二十二《列传》第二百十《日本》就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353页。]这让安全形势更加严重、社会更加得不到安定，局势更加复杂。
    面对倭寇猖獗的侵袭，明王朝由于嘉靖皇帝怠政，奸臣严嵩专权、排除异己、贪污受贿、只顾私利不顾大局，官员和军官腐败、不重视海防建设导致海防废弛、军纪不严、战斗力差等原因，难以进行有效的抵御，致使倭寇能够很轻易地就侵入大明国土进行烧杀抢掠，这对明王朝沿海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破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其一，和平环境遭到破坏，百姓人身安全难以得到保障。倭寇习惯进行杀人放火，大肆劫掠，残害生灵，“陷城池，坏村镇，去还莫何，千里萧然”[李杜：《议以福建楼船击倭》按语，载《正气堂全集》，第129页。]，《明史》记载：“明年十一月陷兴化府，大杀掠……吴川、阳江、茂名、海丰、新宁、惠来诸县，悉遭焚掠”[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二十二，第8356页。]。戚继光《止止堂集》亦记载嘉靖四十年时“闻倭中有掠我子女千人以上于舟中，予集三军祷天曰：‘以我中国衣冠而臣妾夷狄，天将忍呼？’众皆涕下。”[戚继光：《<大学>经解》,《止止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58页。]可见倭寇还专门掠夺女子，着实令人愤慨。在这种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百姓毫无安全感可言，对倭寇十分恐惧，“一见贼至，鱼惊鸟散”[俞大猷：《恳乞天恩亟赐大举以靖大患以光中兴大业疏》，《正气堂全集》，第339页。]，有的逃亡到深山老林，有的被杀，也有的被掳掠被迫担任从倭，任倭寇驱使，“倭战则趋其所掠之人为军锋，法严，人皆致死”[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二十二，第8353页。]，可谓十分凄惨。包括俞大猷故乡——泉州同样遭受倭寇劫掠，导致人口减少，如嘉靖四十一年与嘉靖元年相比，当地人口“减少了42968人，即减少了20.18%.，减少的幅度是相当大的.....倭寇的劫掠是当时人口减少的原因”。[范中义、仝晰纲：《明代倭寇史略》，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26页。]
    其二，社会经济发展受到影响。一方面倭寇对财富物资直接进行掠夺，对城镇乡村房舍进行烧毁，这让老百姓多年辛苦积累的财富毁于一旦，正常的生产秩序也受到破坏，百姓在和平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难以安心正常地发展生产。另一方面，人口被掳掠或逃亡，致使劳动力减少，并影响生产的发展。此外，中国海盗与倭寇勾结合流，并吸引沿海居民参与其中，这亦让正常的社会秩序受到影响，如俞大猷在《修议汀漳山海事宜》便提到漳州府诏安县靠海的梅岭，“此村有林、田、傅三大姓，共一千余家。男不耕作而食必粱肉，女不蚕桑而衣皆锦绮，莫非自通番接济，为盗行劫中得之。历年官府竟莫之奈何。”[俞大猷：《条议汀漳山海事宜》，《正气堂全集》，第72页。]
    在倭寇肆虐环境中成长的俞大猷，耳闻目睹倭寇的侵袭和掠夺，作为忧国忧民和热爱家乡的一份子，心中自然无比愤慨，更想有一番大作为以报国和安民。早在他考中秀才以及当百户时，面对山海寇肆毒生灵、而官府却莫能奈何时，便“慷慨太息，亦时有出位之献，竟坐狂悖不录”[俞大猷：《上佥宪伍山陈公条陈用兵二弊二便书》，《正气堂全集》，第55-56页。]。后来他考取了武进士，担任了正千户，基于倭患局势，他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大胆地向佥宪大人陈伍山上书，提出“用兵二弊二便，以赞上谋，捕寇盗，安地方事”[俞大猷：《上佥宪伍山陈公条陈用兵二弊二便书》，《正气堂全集》，第55页。]。他认为只有有效抵御了寇盗，地方才能平安，只有海防牢靠了，百姓的安稳才能保障，故提出治理倭患之建议。虽然因本次上书冒犯了陈伍山而受到呵斥、杖责及夺职处分，但俞大猷仍不气馁，在此后的生涯中依然关心海防关心安全，提出一系列的御倭和社会治理之策，并最终获得不少正直官员的赏识而获得重用，可以施展一番作为将思想和抱负付诸实践。

    三、地方民生维艰
    纵观俞大猷所进行社会治理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南方的两广和闽赣等省份，这些地方或者为山高林密、治理不足、经济落后的山区，民生事业发展因此受限，或者为沿海边陲地带或海岛，经济发展亦存在一定的问题。俞大猷社会治理思想的形成，与这些地方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情况紧密相关。譬如：
    俞大猷所治理的粤闽赣交界地区，这里“大抵五岭之间，林箐蒙密，延亘千里”[李杜：《呈诸阁下论经理岭贼宜设州县》按语，载《正气堂全集》，第262页。]，“诸山环袤千里，悬峭崄巇”[李杜：《征蛮将军督导虚江俞公功行纪》，载《正气堂全集》，第22页。]，这些地区崇山峻岭，地广人稀，开发不足，一方面路途遥远，道路不畅，跋山涉水比较艰难，农业比较落后，生产力较弱，甚至还存在刀耕火种的落后耕作方式，且城池墟市缺乏或不足，百姓生计困难。另一方面，当地官府由于管辖面积过大，治理力量薄弱，难免难以顾全各地，无论是社会安定还是经济发展都受限。此外，由于明王朝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往往导致农民无地可耕，加上不堪忍受高赋税，导致流民甚多，“尚未大规模开发的粤东北山区成为流民谋求生存的主要场所”[周伟华，黄志繁：《明清时期流民与粤东北山区开发》，《嘉应学院学报》2008年1期，第22页。]。他们为了生计，有的在山区私自开矿，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七记载了当时的矿乱情况：“当是时，烟火达于谯橹，不能以一矢加遗，东西两江群盗遂炽。先是长乐、海丰之间，逃军坑有银穴，河源密坑亦有之，两处矿开，则豪民往往羶附。及封穴，所获不足，更费折阅，遂剡戟而起，奸民滭沸，乘衅俱发，索随和建名号者不可胜数。程乡、揭阳之盗，又澒洞其间，大群数千人，小群数百，凡数十百群。”[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1-252页。]擅自开矿是官府不允许的，于是加以禁止，但矿民在矿穴被封禁后，生计又遇到困难，有的在山寇的宣传鼓动下，加入了寇盗队伍，四处抢掠，这又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俞大猷所治理过的古田地区，这里的农民之所以起义，也与当地农民的土地或者被其他省份涌入的流民所占或者被地主豪绅和官员兼并紧密相关，加上官府横征暴敛，农民连年遇受饥荒困扰，生计艰难，甚至不得已逃入山中垦山度日。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人举起起义大旗，农民则纷纷响应。
    俞大猷所治理过的琼岛（今海南），该岛“颛颛独居海中……州县滨海旋于外”[海瑞：《平黎疏》，《海瑞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页。]，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该地区为“要荒之外，风马牛不相及之国耳”[俞大猷：《处黎》，《正气堂全集》，第103页。]。交通不便，开发不足，经济落后。但生活于此的黎族百姓要交纳名目繁多的赋税，且征收范围不断扩大，原本不用纳税的“生黎”地区也要交税，而且官员还借故盘剥，“随便勒索黎族人民的膳鸡、芝麻、银谷、麇皮、螗醋和乱缚黎族人民、诬赖盗马鞭而勒索牛三只或银三两等等”[张介文：《明代黎族人民起义原因探讨》，《海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第64页。]，致使“黎族人民遭受统治阶级在经济上的剥削，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镇压、摧残，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威胁，所以生活非常艰苦，常常吃鸭脚粟等草芥以充饥”[张介文：《明代黎族人民起义原因探讨》，第67页。]，该情况持续恶化后最终激起民变。
    俞大猷所治理过的金门岛，由于地理环境特殊、经济比较落后等因素，岛上民生疾苦。嘉靖十五年该地还发生大灾荒，百姓“大饥，殍死相望”[李杜：《征蛮将军督导虚江俞公功行纪》，载《正气堂全集》，第9页。]。此外，百姓还遭受到严重的疫病之苦。
    俞大猷经过多年在南方各地进行社会治理，期间经常性地深入乡村、百姓一线进行实地调查，故深知各地山川地理、经济桎梏和民生事业情况，也深知百姓疾苦之因，由此能够采取更有针对性、更符合实际和更加有效的治理措施，从而形成更加系统和合理的社会治理思想。

    第二节俞大猷社会治理思想形成的历程
    一、萌芽阶段
    俞大猷社会治理思想萌芽于戍守金门时期。在经过多年攻读儒学和习武后，嘉靖十四年（1535）他参加武科会试并中试，成了武进士，被朝廷任命为泉州卫前所署正千户，负责守御金门。由此，俞大猷真正开始了施展才干、治理一方的生涯。
    在俞大猷试策作品《安国全军之道》中，诸如注重安国全军、持重办事、考虑周全等思想就在该文中露出端倪。而在戍守金门期间，他勤勉履职，维护治安，抗击海寇，积极有效赈灾，切实为百姓排忧解难，获得百姓好评。期间写就的《上佥宪伍山陈公修陈用兵二弊二便书》《又呈画处官澳三策》《驱疫文》《祭黄逸所太守》等文，较好地体现出他治理社会的理念和对策，亦能够看出他付出大量努力并取得良好的成果，可以说这些文章成为俞大猷社会治理思想萌芽的标志。
    虽然由于向佥都御史陈伍山上书言事遭到蔑视被夺去官职而赋闲在家，但俞大猷并不气馁，而是谋划着下一步人生道路，积极寻找再次建功立业、报效朝廷的机会。
    二、发展阶段
    嘉靖二十一年（1542），朝廷为了抵御鞑靼的内犯而下诏选拔将才。俞大猷得悉后，前往京城参加选拔，并获得兵部尚书毛伯温、佥都御史邱养浩等朝廷官员的赏识而被选中。起初被推荐到宣大总督翟鹏处任职，后又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被朝廷任命为汀漳守备，署指挥佥事，以都指挥体统行事。由此又开始了治理一方、捕盗安民的生涯。
    在任职汀漳守备期间，俞大猷深入了解当地的治安隐患，采取针对性的治理对策，抗击山寇和海盗，连连取得胜利，维护了地方的安宁。期间他写有《呈福建军门秋厓朱公揭条议汀漳山海事宜》，阐述了他治理汀漳一带的理念和策略。
    因成绩突出，俞大猷获得朝廷官员的上书推荐，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升任广东都指挥使司军政佥书，期间开诚抚谕新兴、恩平一带参与作乱的百姓，并写有《呈两广军门约庵欧阳公揭论治浪治瑶》《论新兴恩平贼》《又论新兴恩平贼》
    《论新兴将逃走人户》《论瑶民》等，进一步提出他治理一方的理念和策略。
    嘉靖二十九年，俞大猷任琼州府右参将，负责维护该地区的安定工作，并写有《论良黎》《论处黎长久之策》《料交黎后日之势》《交黎图说》及相关书信等，提出比较系统的、注重长治久安的处黎之策，让其社会治理思想进一步得到发展。
    嘉靖三十一年（1552），俞大猷被任命为分守温、台、宁、绍地方左参将，走上抗倭前线。期间他主要在浙江和南直隶一带抗击倭寇，任上充分发挥他的军事才能，有效地抵御倭寇入侵，维护国家海疆安全，努力让百姓有安定的生活和生产环境。期间写下了《呈浙福军门思质王公揭十二首》《呈浙福军门及泉李公揭三首》《呈总督军门半洲张公揭十首》《呈总督军门在庵杨公揭二首》《呈总督军门梅林胡公揭二十首》等文和书信，系统地阐述了他抗击倭寇和海盗、维护国家安全的策略，让其包含社会治理在内的思想进一步得到发展和丰富。
    随着俞大猷先后在各地任职，在社会治理方面不断摸索和积累经验，并写就了越来越多该方面的作品，阐述了相关理念和策略，其社会治理思想随之得到发展而越来越丰富。
    但是，嘉靖三十八年，俞大猷因不经意得罪了严嵩而被逮入诏狱，并被夺祖职，其后历经艰难而获准到北方塞上戴罪立功。虽然没有职务，但他仍然尽心竭力为巩固北方边防作贡献。

    三、成熟阶段
    嘉靖四十年（1561），已近花甲之年的俞大猷从北方南归，又在南方开始治理地方的生涯，先是到湘西任镇筸参将，地方相安无事。时由于粤赣闽三省交界处暴发了以张琏为首的农民起义，朝廷便调俞大猷任南赣参将。他不辱使命，不仅平定了暴动，还施行了诸多长治久安之策，建立了不朽的功业，获得朝廷的充分肯定，后提任他协守南赣汀漳惠潮副总兵。期间他写就了《呈诸阁下论经理领贼宜设州县》《呈提督军门北川陆公揭二十一首》（包括《论招抚欲诚征剿规模欲大》《计擒张琏》《议建州》《申改州为县》等）以及多封的书信，较全面地阐述他治理粤赣闽一带的理念和策略，从中可以看出其社会治理思想得到进一步完善。
    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底，俞大猷升任福建总兵官，与戚继光等人合力抗击入侵福建的倭寇，取得平海卫大捷。由于余倭逃入广东，且与海盗吴平相勾结，另惠州发生以伍端为首的矿徒作乱，因此朝廷调俞大猷改镇广东。期间他有力地抗击倭寇和海盗，招抚起义队伍，屡建功绩。并写有《兴化灭倭议》《议以贼首伍端征倭》《伍端用命》《款吴平用伍端以大杀倭寇》《论山寇多宜抚剿并用》《论地方事势》《虑福建倭寇流入潮州》等文，从中看到俞大猷社会治理思想更加全面系统，且在实践运用中取得明显成效。
    此后，俞大猷又于嘉靖四十五年奉命征讨河源、翁源山寇李亚元等，成功讨平，招降和安抚数千人，并重视善后之策。期间著有《大征二源豫请详审要害移建县治以省重费以图久安》《移县》《请立营抚处零贼》《封刀之后不宜轻易杀人》《留残民以立县治》等，以求长治久安。
    时由于广西古田一带僮民发生暴动，朝廷便任命俞大猷为广西总兵官。虽然此时的俞大猷已63岁，但朝廷看重其治理地方的经验和能力故依然予以重用。俞大猷到任后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征剿方案。期间由于海盗曾一本集团势力横行海上，俞大猷又于隆庆初年奉命抗击曾一本，成功灭之，让海疆安宁，因功勋卓著而升为右都督。灭了曾一本后，俞大猷于隆庆三年到广西古田治理，基本上清剿了各据点，并提出力求长久和平之策。期间，他写有《讨古田贼呈》《古田近议》《善后议》《先发各徭》《进兵续议》及相关书信，充分体现了他成熟的社会治理的思想。
    隆庆六年（1572），已进古稀之年的俞大猷还任镇守福建及浙江金、温总兵官，并著有《镇闽议稿》，阐述抗击海贼、做好险要处防守、选兵练兵等思想，维护地方安宁。
    可以说，嘉靖四十年以来，俞大猷社会治理思想已成熟，并在社会治理实践中获得成功。
    万历初年，年迈的俞大猷还到京营训练车兵，后因年老和体疾而请求致仕。万历七年（1579）八月二十六日病逝，享年77岁。俞大猷用毕生精力为国贡献，名垂青史，且其著述颇多，较全面地体现其思想其为人，获得好评。明代官至兵部尚书的谭纶在与刘肖岩察院书中评价俞大猷：“俞虚江总兵一代人毫，汪汪千顷，每不为肉眼所识，明公但取其《正气堂集》读之，当知其非寻常人也。”[谭纶：《与刘肖岩察院书》，载《谭襄敏公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07页。]

    第三节俞大猷社会治理思想的主要内涵
    一、以民为本观
    民本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最为核心的价值理念[朱璐：《儒家民本思想释义》，《岭南学刊》2012年第3期，第111页。]，在历朝历代维护统治和治国安邦中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其源于先秦典籍《尚书》，《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载：“皇祖有川，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刘加临：《尚书中的智慧名言故事》，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5年，第162页。]。而“民本”则是“民惟邦本”之简称。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道家、墨家等均提出民本的观念。特别是儒家，对民本思想进行最为系统的论述和最良好的传承。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提出“仁”的学说便注重以仁心待民。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仁政”学说，并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更加重视民的重要性。荀子继承发展该学说，并提出君民“舟水”关系说，指出统治者如舟，老百姓如水，水既能让舟安稳地航行，也能将舟推翻吞没，强调民的伟大力量。
    此后的历朝历代，民本思想得到传承和发扬。汉代的贾谊、董仲舒均对此进行阐述，如贾谊提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贾谊著、徐莹注说：《新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90页。]的观点，董仲舒提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之立王，以为民也”[韩喜凯总主编：《民本·贵民篇》，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第219页。]的观点，当时统治者也吸收了该思想并取得治世佳绩。特别是唐太宗对荀子“舟水”说十分欣赏，在与君臣讨论国家的治理问题时，多次引用和发挥了这一观点，他深深懂得人民力量的伟大并践行之，开创了“贞观之治”。宋代的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反复引用“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一直到明朝，虽然期间出现一些忽视百姓利益的暴君或奸臣，但总体而言，民本思想为历代统治阶级所接受，且对士大夫们产生深远影响。
    俞大猷受过良好的儒家文化教育，也深受民本思想的影响。他十分看重民众对国家社稷的重要性，看到“以民为本”对维护国家稳定和正常运转以及君主的正常统治有着重要的作用，只有民安才能国泰，只有国泰才能民安，二者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因此，他往往将民与社稷或君主相提并论，如他在《与林璧东书》中就说道：“谆谆然以奠社稷，福苍生之事相戒勉。”[俞大猷：《与林璧东书》，《正气堂全集》，第764页。]在《与陈梅山书》说道：“欲求行吾道，以拯救涂炭之民，以酬君父之恩。”[俞大猷：《与陈梅山书》，《正气堂全集》，第144页。]在《与董北山书》中说道：“我辈在世间，下为苍生，上为庙社，惟自尽其心而已。”[俞大猷：《与董北山书》，《正气堂全集》，第172页。]等等。由此可见他对民的重视，民有着重要地位，他要倾力为民，以此报效君恩，为社稷尽心尽力。有学者评价俞大猷“靖国护民就是要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蔡金星：《浅析俞大猷的精神内核》，《俞大猷研究论文集》，第241页。]，可谓十分贴切。
    俞大猷一心为民，始终关心民生的疾苦，有着忧国忧民之心，说：“生民疾苦每属心。”[俞大猷：《饮马长城窟》，《正气堂全集》，第419页。]而且俞大猷有着为国为民奉献力量的抱负，他说：“古来豪杰之士，志在国家、生民。”[俞大猷：《与陈梅山书》，《正气堂全集》，第144页。]同样他也要做豪杰之士，自年轻时就以为国家和生民为志向。他向诸葛亮学习，认为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所以为百代殊绝人物”[俞大猷：《与林璧东书》，《正气堂全集》，第764页。]，而他自己“窃有是志”[俞大猷：《与林璧东书》，《正气堂全集》，第764页。]。当身为朝廷命官之后，“旌旗所指，动以报明主、拯苍生为念”[何乔远：《名山藏》，第4881页。]，他更是以实际行动躬身践行之。他十分清楚要为百姓做什么、该怎么做，认为：“县令为牧民之官，将领为救民之官。”[俞大猷：《与史方斋书》，《正气堂全集》，第175页。]对于百姓之事，他鞠躬尽瘁，尽力为之，当百姓遭遇到安全问题时，为了“毋负苍生之望”[俞大猷：《与陈梅山书》，《正气堂全集》，第144页。]，他义不容辞，奔赴在战斗一线，不怕挫折，哪怕屡次遭受处分仍不气馁。当百姓遇到各种问题时，他倾力予以解决，一旦事成，他亦会由衷高兴，“我与斯民共祝之”[俞大猷:《题还珠祠》，《正气堂全集》，第426页。]。
    坚持以民为本，还体现在俞大猷一心一意致力于发展民生事业上。古代经济发展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农业生产状况如何关乎百姓生计。俞大猷清醒认识到这个问题，特别是在他任职金门时期，时泉州包括金门一带发生严重的灾荒，饥饿导致“殍死相望”[李杜：《征蛮将军督导虚江俞公功行纪》，载《正气堂全集》，第9页。]。俞大猷积极投入救灾行动。他深知灾荒带来的危害，更深知粮食的重要性，因此积极鼓励百姓发展农业生产，耕种好土地，安心生产粮食，保证百姓生计。除了生计外，他还注重改善其他方面的民生事业，如修路筑桥，建立城郭等。因此，他到地方为官后能够深受百姓的爱戴，多地百姓为其建立生祠，呼他为“俞佛”，感念他的恩德。
    俞大猷还注重体察民情，身体力行，亲自到村庄调查，深入百姓中进行访谈，了解实情。如在治理琼岛期间，他“历遍各峒，备览形势，抚谕各黎，熟察其情”[俞大猷：《处黎》，《正气堂全集》，第104页。]，“这种较能体贴和关心黎族人民生活的做法，在当时的同僚中还是比较少见的”[蒋炳钊：《略论俞大猷治理民族问题的若干主张》，《俞大猷研究》，第210页。]；在治理粤东北时，他“遍历程乡山峒，详观形势，访之故老，参之众议”[俞大猷：《议添设松源县治》，《正气堂全集》，第273页。]；在治理闽西时，他“单骑亲至其地，宣谕军门威令，遍观上下水诸村巢，乃知其山深路远，地险林密，迥异他处”[俞大猷：《添设上杭三图县治》，《正气堂全集》，第275页。]；等等。正是他善于体察民情，才更知各地实情，了解百姓真实的意愿，才能更好地尊重民情民意，采取更加符合实际的解决之策，从而赢得百姓良好的口碑。

    二、长治久安观
    俞大猷作为朝廷任命的将领，一方面肩负着平定地方动乱、抵御外敌侵袭的职责，另一方面他又不同于一般的武将，而是有着良好的政治头脑，善于深谋远虑，在战前就想到战后，认为征剿之后的善后治理和长治久安才是最重要的，“战是为了不战”[丁玲玲、戴文红：《浅谈俞大猷的海防思想》，《俞大猷研究论文集》，第259页。]，“征剿是容易的，但善后处理才是最重要的，才是长治久安之策”[蒋炳钊：《略论俞大猷治理民族问题的若干主张》，《俞大猷研究》，第212页。]，长治久安对保障社会安定和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以及朝廷的稳固统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他的长治久安观念获得世人好评。其好友李杜在《征蛮将军都督俞公功行纪》评价道：“公为将，未事之先，则必周万全之算；既事之后，则每垂悠久之虑。其周万全之算，以底事成绩，则古之名将盖多有之。其垂悠久之虑，以戡乱兴治，则其用心非儒者不能也。”[李杜：《征蛮将军督导虚江俞公功行纪》，载《正气堂全集》，第24页。]从中可见俞大猷善于将儒家思想运用到治理中，力求万全久安。明代何乔远在《名山藏·俞大猷传》评价道：“与其完目前之局，毋宁预计数十年后，经营訏谟而永之。然世多不然其说，至其为之不就而后信服，而卒从之。”[何乔远：《名山藏》，第4881页。]从中可见俞大猷久安思想获得世人信服并向其学习。
    至于为何俞大猷如此重视长治久安，这与他看到先前朝廷施行的非久安之策带来的危害紧密相关，如针对琼岛黎民的治理，因朝廷先前未重视采取久安之策，导致屡次发生动乱。正如海瑞看到数次征剿“费银数十万两”[海瑞：《平黎疏》，《海瑞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页。]、却不能久安一样，俞大猷也认识到“每数年必一乱一剿灭，自古及今，吾不知其几乱几剿，而所费几千千万万。”[俞大猷：《论处黎长久之策》，《正气堂全集》，第89页。]主要原因就是“武臣惮难畏寇，文臣飬望待迁，图目前苟安，不为地方永久谋虑。”[海瑞：《平黎疏》，《海瑞集》，第7页。]再如针对粤闽赣三省交界处的治理，同样存在类似问题，“官府又因征剿之后，财用困乏，遂从停止。殊不知每数年一乱一征，其靡费财物，惨戮民命，均不可计算。”[俞大猷：《议建州》，《正气堂全集》，第270页。]征剿之后相关善后之策停止，并未根本上解决问题，容易产生恶性循环问题，由此导致人财物的大量耗费，让人心痛。而重视长治久安，既可以为朝廷节省大量的财政支出，还可以实现一劳永逸的效果。此外，针对海寇问题，他为秀才和百户时就看到了该问题，并提出加强海防建设、加强军队建设的久安建议，可是官员认为该问题不足为地方大患，因此未加重视、未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后来在倭患泛滥的情况下，官府难以进行有效的抵制，导致生灵涂炭。可以说，提倡长治久安之策是俞大猷在吸取以往教训的基础上、并充分考虑社稷和百姓大局利益而提出的长远之见解。
    因此，俞大猷十分倾向于采取长治久安之策，积极为此深谋周虑、建言献策。在《正气堂全集》中可以看到俞大猷关于久安之策的多篇论述文章，充分体现他长治久安思想。如在治理黎民问题方面，他写了《料交黎后日之势》《论处黎长久之策》，不局限于一时的暂安，而是充分考虑到日后的祸根，大力提倡诸如建城郭、设墟市，开道路、通往来、立君长等措施，力求长治久安。在征剿“二源”后，虽然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俞大猷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写了《大征二源豫请详审要害移建县治以省重费以图久安》向上司呈递，提出建县治、息盗安民等主张，力求久安。在征剿古田时，也写了《善后议》一文，提出“古田之事，不难于大征，而难于善后……善后之难不在于既征之后，全在于进征之时”[俞大猷：《善后议》，《正气堂全集》，第369页。]的观点，在进征时就考虑到善后，并提出系列久安之策。此外，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百姓安宁方面，他也注重从长远的角度提出一系列巩固海防、防御倭寇的对策，切实加强投入和海防建设，形成强大的海上防御的力量，让倭寇望而生畏、不敢侵犯。

    三、崇礼重教观
    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俞大猷十分尊儒崇礼、注重教化。他出仕前就认真学习儒家文化知识，“折节读书，无所不问。攻古文词，思致深远”[赵恒志：《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赠左都督俞公大猷行状》，载《正气堂全集》，第835页。]，“忠诚自许，动拟古人。少好读书，为诸生时，从王宣、林福、赵本学授《易》”[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675页。]，而其老师“常即《易》以明心性忠孝仁义之奥”[李杜：《征蛮将军都督虚江俞公功行纪》，《正气堂全集》，第8页。]，这让他受益匪浅，更加深明儒家思想，树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
    在出仕后，俞大猷依旧认真钻研学问，笃信儒家思想，“大猷在军，风角、占候、遁甲皆所不信。潜心学问，起基卑迩，以为实修，当世士大夫深于道者莫及也”[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第677页。]。正因如此，他能够充分将儒家思想运用到社会治理过程中。他认为：“圣王之所以制驭四方者，以其有礼乐教化为维持之具耳”，[俞大猷：《议建州》，《正气堂全集》，第270页。]“弭盗之方，教化为要。”[俞大猷：《议添设松源县治》，《正气堂全集》，第273页。]注重对作乱人员及百姓采用礼乐教化的方式，以此消弭盗贼。他认为实行教化相比简单的征剿杀伐，更能起到以柔克刚的作用，更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其在《古田竣事》写的诗句：“此日但能行笃敬，他时可使户诗书。柔非刚克功常罔，恩用威施化有余。开辟千年今再见，却疑天地果如初。”[俞大猷：《古田竣事》，《正气堂全集》，第402页。]就充分体现了他注重以诗书教化、达到以柔克刚目的的理念。值得一提的是，俞大猷甚至将儒家思想结合到治理地方时的练兵中，如他在《广西选锋兵操法》中提到：“用棍如读‘四书’，牌、刀、钯、枪、狼筅如各习一经。‘四书’之理既明，‘六经’之理自明也。”[俞大猷：《广西选锋兵操法》，《正气堂全集》，第242页。]能够将《四书》《六经》与兵器相结合，这进一步体现出他对儒家思想的精通以及十分注重运用到实践中，令人叹服。
    俞大猷之所以如此崇礼重教，除了认识到礼教的作用因素外，还与他看到所治理地区教化不足紧密相关。由于地理环境、经济开发、文化发展等历史客观原因，明代时岭南地区相比北方京城、中原、江南一带文教事业落后得多，百姓受教化不足，特别是缺乏受时为正统的儒家文化的教育。如新兴、恩平一带的徭民被称为“化外之人耳”[俞大猷：《论治浪治徭》，《正气堂全集》，第74页。]，“其俗椎结跣足短衣斑媥，依林积木以居，言语俕謧，不与齐民通，力（刀）耕火种以自食，所种惟砂仁豆芊楠漆皮藤之属，地力竭则徙他处，无常所，性剽悍……居深山者往往啸聚剽掠其浅山者。”[石台、冯师元：道光《恩平县志》卷十四，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影印，第170-171页。]再如粤东北一带易发生社会动乱，亦与该地区山高林密、学校缺乏、教化不足紧密相关，俞大猷指出这一带“惟地方广远，教化不足，法度不行，其每生奸匿无怪也”[俞大猷：《议添设松源县治》，《正气堂全集》，第273页。]，认为出现奸匿人员与教化不足、法度不行紧密相关。再如金门，这里的百姓比较剽悍，“嚣讼难治”[怀荫布、黄任、郭庚武：《泉州府志》卷四十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影印，第369页。]，比较蛮横，不太懂礼法，聚讼纷纭，而俞大猷到该地上任后，针对性地加强礼教，“导以礼让”[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一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601页。]，对于有“讼”的百姓，认真倾听，辨别是非，耐心讲道理，让百姓认识到是非，最后取得良好成效，成功解决了“嚣讼”难题，民风大为改观，“公在金门五年，人无以讼闻于司府。司府亦不闻发一牒于金门，勾摄某人也。”[李杜：《征蛮将军都督虚江俞公功行纪》，《正气堂全集》，第9页。]
    正是由于俞大猷重视以儒教化，因此他被称人为儒将。其好友李杜评价俞大猷：“虽以武略显著，实儒林中之杰然者也。”[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673页。]撰写《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赠左都督俞公大猷行状》的赵恒志评价他“起家儒者以至大将”[赵恒志：《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赠左都督俞公大猷行状》，载《正气堂全集》之附录，第839页。]。当代学者沈玉水评价：“大猷是一位既精《易》学又长剑术、文武兼备的儒将。”[沈玉水：《俞大猷在金门的业绩》，《俞大猷研究》，第225页。]

    四、尊贤尚能观
    俞大猷十分重视人才，对于贤能之人，给予十分的尊重和爱慕。他在写给戚继光的书信中就表明了爱惜人才的思想，他说：“猷他无所长，惟闻人之贤，心诚慕之；见人之贤，心诚敬而爱之。”[俞大猷：《与戚南塘书》，《正气堂全集》，第762页。]这也反映在对戚继光这样的人才的爱慕上，虽然俞大猷比戚继光年长25岁，且长期以来为戚继光的上司，但俞大猷在亲眼看到戚继光勇于为国建立功业的情况下，对其无比尊敬，尊称戚为“名公”，评价其为“一世之英也”[俞大猷：《与戚南塘书》，《正气堂全集》，第762页。]，对戚的“爱敬之情，切于衷肠”[俞大猷：《与戚南塘书》，《正气堂全集》，第762页。]。对戚继光的爱慕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俞大猷对其他诸多贤能人才同样爱慕。
    那么为何俞大猷会如此尊贤尚能呢？这与他吸取历史教训和了解当时社会形势有重要的关系。俞大猷在《与陈我渡公书》中指出：“猷读《宋史》，见其夷狄之横，兵政之弱，每为发愤。”[俞大猷：《与陈我渡公书》，《正气堂全集》，第745页。]宋朝兵政的羸弱让俞大猷深思，当时虽然有一批将才，但往往得不到重用，才干得不到发挥，最后导致北宋京城被金人攻陷、皇帝被俘虏的惨剧。而联系到俞大猷所处年代的情形，情况同样令人堪忧，“今之兵政、虏情何如哉？猷抱杞忧深矣”[俞大猷：《与陈我渡公书》，《正气堂全集》，第745页。]，因为北方鞑靼、俺答等势力仍然不可小觑，动辄入犯大明领土，对王朝安全和百姓安宁造成严重的危害；而东南一带则有倭寇侵袭，同样破坏巨大；此外各地动乱不断，亦需要善于治理地方、实现久安和促进发展的能臣武将。在这种情况下，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故俞大猷尤为敬爱人才。
    俞大猷充分看到人才的作用。他在《论邓城可将》一文中提到“伏见泉州卫右百户邓城，技艺精巧、膂力超绝，勇足以摧锋陷阵而奋于先登，才足以拊众辑士而得其死力；报国之志出于性生，顾愿得一当而无会；破敌之气决于临阵，能计在万全而始行……卑职真知其才有实用，为今时难得，故不避行迹，荐于台下，伏惟明鉴垂察。”[俞大猷：《论邓城可将》，《正气堂全集》，第154页。]主要是看到邓城勇于破敌、志在报国的作用。在《与刘白川书》中提到，他向官员推荐人才主要为了“异时为国宣力，足称燕赵豪杰者，必多其人也。”[俞大猷：《与刘白川书》，《正气堂全集》，第739页。]在写给戚继光的信中，在信的末尾他特意向戚继光提出愿望：“苍生社稷事，愿益竭忠赤以致太平，以慰江湖远人之忧。”[俞大猷：《与戚南塘书》，《正气堂全集》，第762页。]而戚继光不负所望，树立起“报国志酬民恨雪”[戚继光：《纪事》，《止止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8页。]、“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戚继光：《韬钤深处》，《止止堂集》，第13页。]的抱负，并建立卓越功勋，“扫平了为虐沿海多年的倭寇，保卫了国家的领土主权，保卫了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高扬文、陶琦：《总序》，《止止堂全集》，第1页。]。总之，俞大猷之所以如此爱惜人才，主要是他充分认识到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希望有更多的人才充分发挥作用，在破敌的战斗中取胜，更好地报效国家，为苍生社稷谋太平。
    俞大猷认为“人才难得而亦难知”[俞大猷：《论邓城可将》，《正气堂全集》，第154页。]，因此要“友天下之善士”[俞大猷：《与王南藿书》，《正气堂全集》，第747页。]，想办法多访求人才，招之用之，如《广东通志》和《恩平县志》记载恩平有位叫“郑履祥”的勇士，嘉靖年间其父死于贼手，郑履祥奋身抵贼并将贼擒拿杀掉，以告父亲在天之灵，期间俞大猷“闻其勇，招为义从”[阮元、陈昌齐：道光《广东通志》卷二九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第204页。]，“得功皆归幕府”[石台、冯师元：道光《恩平县志》卷十四，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影印，第154页。]。俞大猷慧眼识勇士，让勇士能够在日后抵贼中充分施展才干和建功，“履祥猿臂善射，讨壁山贼自当一队，杀获甚众……诸贼皆畏履祥，不敢肆兵”[阮元、陈昌齐：道光《广东通志》卷二九七，第204页。]。俞大猷还注重考察身边的将士、官员，对于可造之材，他则大力培养，或向其他官员举荐，“希望这些贤能之人能有一个恰当的职务，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范中义：《俞大猷传》，北京：线装书局，2015年，第279页。]他还有一套人才标准观，主要包括有勇略、擅长打仗、仁义爱民、清正廉洁等，注重德才兼备。此外，对于那些确实属于人才却被冤枉之将官，他会为之鸣不平，并积极奔走营救，《正气堂全集》收有他写的相关的文章——《论李海道受诬》《代张半洲子辩冤疏》《请保用汤克宽》等，从中也可以看出俞大猷爱惜人才，秉公待人，注重“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曾经民《俞大猷军事思想初探》，《俞大猷研究》，第87页。]，甚至不顾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也要营救人才。

    第三章俞大猷社会治理思想的实践
    第一节民本思想的实践
    一、安抚乱民，少伤生命
    身为明王朝的一名武将，为维护王朝的统治，俞大猷肩负着平定叛乱和抵御外敌的使命，但是他在执行任务时并非实行焦土政策，而是反对滥杀，主张加以安抚。他认为“如欲动大兵尽剿之，则玉石俱焚，有伤太和矣”[俞大猷：《论治浪治徭》，《正气堂全集》，第74页。]，还说“恐伤天地之和，心实有不忍”[俞大猷：《与殷石汀公并郭华溪公书》，《正气堂全集》，第380页。]，并认为“大抵地方之寇，皆吾治地百姓”[俞大猷：《呈诸阁下论经理岭贼宜设州县》，《正气堂全集》，第263页。]。虽然他们作乱，但如果大开杀戒，一方面有伤太和，面对太多人员死亡，实在是于心不忍；另一方面，因为“‘民’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生活展开的先决条件，既是‘君政’、‘ 国政’由以实施的必要前提，也是君、国是否存在和延续的主要动力源泉”[曾育荣、张其凡：《“民本”思想解析》，《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15页。]，地方之寇也是明王朝的百姓，假若玉石俱焚，那国家发展的动力源泉也就丧失了。
    因此，针对参与地方作乱的百姓，俞大猷更加注重剿抚并用、以抚为主，“‘抚’不仅可以减少敌对势力，甚至可以化敌为友”。[丁玲玲、戴文红：《浅谈俞大猷的海防思想》，《俞大猷研究论文集》，第259页。]如针对新兴、恩平一带的作乱民众，俞大猷反对动大兵尽剿之，而是亲自来到乡村，对民众进行安抚，让“各背招贼首，皆陆续来见”[俞大猷：《论治浪治徭》，《正气堂全集》，第74-75页。]，“大猷诚意开尽，言辞恳切，以不兵为兵”[何乔远：《名山藏》，第4863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民众信服，取得明显成效。后来，“新旧之民，回心献款，保全无数”[何乔远：《名山藏》，第4863页。]，新、恩之民将俞大猷视为父母，当俞大猷要调走时，父老乡亲舍不得他走，予以挽留，“扯衣遮道，留者数千”[李杜：《论新民逃走者》按语，载《正气堂全集》，第80页。]，让他数日不得行。同样，在治理琼州时，俞大猷亲临各侗对黎民“推诚抚慰”[明谊、张岳松：道光《琼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第705页。]，也让黎民十分尊敬他。
    针对粤闽赣三省交界处的作乱人员，俞大猷强调要早安抚，招抚要诚，指出“山中之寇，皆朝廷粮差耕锄之赤子”[俞大猷：《论招抚欲诚征剿规模欲大》，《正气堂全集》，第266页。]，只是为奸人所迷惑才沦为“贼”。他还打了个比方，说就像一家之人中有五六七八人，若其中一二人为恶，则全部杀灭，实在于心不忍，若为恶者“改悟向善，则为父母者必喜而许之”[俞大猷：《论招抚欲诚征剿规模欲大》，《正气堂全集》，第266页。]。他认为“盖不杀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不杀其余人者，乃朝廷、军门之本心也”[俞大猷：《论招抚欲诚征剿规模欲大》，《正气堂全集》，第266-267页。]。因此主张进行招抚，发布招抚告示，让作乱人员改过自新，让他们认识到朝廷和军队安抚的真心，而不是诱降。此外，他还向各官员提出要求：“各县官原有父母之责，务要体悉此意，多方劝谕。但能招得贼人以百就抚，是该县救活数百人之命；招得一千就抚，是该县救活数千人之命。其阴骘亦甚大，乃见该县官之才能也。”[俞大猷：《论招抚欲诚征剿规模欲大》，《正气堂全集》，第267页。]认为招抚是在积德，招抚成效如何能体现为官之能，亦是为国家社稷效力，从中可见俞大猷招抚之诚。后该措施取得了效果，打动张琏的手下，让“其党郭玉镜缚之以降”[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卷三十八，第922页。]，“散余党二万，不戮一人”[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606页。]。此外，还“收被掠男女一万五千有奇”[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卷三十八，第922页。]，让百姓得以安生。
    在治理河源、翁源一带作乱人员时，在征剿时也注重招降和听抚，“俘一千余人，夺归八万余人，招降一千二百余人，听抚四千余人，贼党悉平。”[《明世宗实录》卷五百六十一，嘉靖四十五年八月己未朔条。]在治理琼州时，俞大猷“”
    而针对与倭寇相互勾结的山寇或海盗，俞大猷认为他们也是大明子民，应采取有别于对待倭寇的措施，在对倭寇坚决打击时，而对山寇或海盗“多宜抚剿并用”[俞大猷：《论山寇多宜剿抚并用》，《正气堂全集》，第306页。]。为此他对惠州、潮州一带的山寇或海盗伍端、吴平等进行招抚，成功招抚了伍端的队伍，让伍端改邪归正，还服从俞大猷的领导，投入到抗倭行列中，发挥出一定的作用。还对吴平进行招抚，认为“须使平不与倭合，然后倭可剿也”[俞大猷：《款吴平用伍端以大杀倭寇》，《正气堂全集》，第305页。]，不然近万之众与倭勾结联合，那就比较难办矣。于是，俞大猷“次第诛款，使人招平。平率众来谒，单骑见之，平啼泣投身”[何乔远：《名山藏》，第4877页。]，成功进行了招抚，让吴平等“竞出降，而胡（吴）平亦遂与倭绝”[查继佐：《罪惟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404页。]，不与倭寇勾结，将倭寇孤立起来，吴平亦得功，倭寇势力也得到有效剿灭。此外，“程乡的蓝松三等农民起义武装数百人，惠州兴宁的花腰蜂等壮士五百人，相继加入俞家军”[邓为民：《俞大猷壮心洗海》，《俞大猷研究论文集》，第140页。]，并在战斗中奋勇冲杀建功。
    此外，在惩处作乱人员时，俞大猷主张惩治首恶，以此进行警示，而对其他胁从人员则劝导其改过自新，不加以滥杀。如在治理新兴恩平时，有个叫苏青蛇的人被推为首领，俞大猷带上兵士来到苏青蛇家里将其逮捕，然后“令青蛇前行，至墟市，数其罪，遂杀之”[李杜：《征蛮将军督导虚江俞公功行纪》，载《正气堂全集》，第11页。]，同时向其他胁从人员讲道理，说苏青蛇久横界中，祸害百姓，如果还跟他一同作恶，可能遭受刀枪之患，还会连累到妻儿，由此获得众人的信服，表示听从俞大猷的安排。恰好此时有强盗到村庄抢劫百姓，俞大猷立即派兵杀了数贼首。由此进一步产生震慑作用，让其他人员臣服，改邪归正。再如针对治理粤东张琏为首的农民作乱问题，在逮捕了张琏后，俞大猷写了《请散兵》一文，指出张琏被捕后产生了震慑作用，让“四方小丑自当寒心”[俞大猷：《请散兵》，《正气堂全集》，第279页。]。同时他认为应对其他从属之民加以晓谕，改旧从新，当社会恢复安定后，则主张早日散兵，“但得官兵早散一日，则斯民早沾一日回春之恩，”[俞大猷：《请散兵》，《正气堂全集》，第280页。]于是“翌日班师，不杀一人以示信”[黄道周：《广名将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78页。]。同样，在治理古田时，俞大猷也提出类似观点，“照得征讨重在首恶，胁从自来罔治，迩者，欲动三十万之兵，讨古田六十年背叛之贼，只为韦银豹一人，但能得此一人，则该县十里之元元，皆易处分，使得安生。”[俞大猷：《先发各瑶僮村告示》，《正气堂全集》，第371页。]后生擒了韦银豹，战事势如破竹，“古田地界恢复了平静”[范中义：《俞大猷评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第111页。]。这也是擒贼先擒王、诛暴安民思想的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俞大猷注重安抚是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基础上的，而并非一味地迁就忍让，“俞大猷也一再强调，不论是‘剿’还是‘抚’都应该把握战争的主动权”[丁玲玲、戴文红：《浅谈俞大猷的海防思想》，《俞大猷研究论文集》，第259页。]。因此他奉命平定地方叛乱时，往往要求派上足够规模的军队，虽然有时他只带几名士兵甚至单枪匹马前往乱民首领驻地进行劝说，但其实是后方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作后盾，起到震慑作用，故如此的安抚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如在治理古田时，俞大猷在《讨贼议上》写道：“今之议处古田剧贼，有曰：‘兵力不足，抚之可也。’不知将之予贼，将欲剿之，必固抚之。是我以‘抚’字愚贼，则抚为无妨。若全无剿之之图，唯持‘抚’之一字，听贼始终愚我，其为计之左，无愚智皆知之，不待赘矣。”[俞大猷：《讨贼议上》，《正气堂全集》，第362页。]他反对兵力不足时的盲目安抚，认为在“抚”的同时也要派上足够兵力做好“剿”的准备，避免被对方假装听抚所蒙骗。《永宁州志》之《武职》记载俞大猷部分亦提及相关内容：“公至询父老得诸蛮寨图，喜曰：‘蛮固易平也，因为《讨贼议上》于总督李迁，迁以公议奏闻朝廷韪之公度地形险易及劝抚诸便宜，无不中窽”，[高日华、联丰：光绪《永宁州志》，清光绪十一年刻本，第10卷第1页。]从中可见，俞大猷在劝抚前已经做了充分的军事准备工作，既询访父老，又获得寨图，还获得劝抚的决断权。此外，还派了重兵，“征各司兵凡十万人，总兵官俞君大猷总其事”[高日华、联丰：光绪《永宁州志》，清光绪十一年刻本，第14卷第6页。]。
    此外，对于那些招抚后又反叛的人员，如吴平受招抚后一段时间又反叛、勾结倭寇四处劫掠，俞大猷则坚决按照朝廷旨意：“上命督抚等官，协力夹剿，以靖地方，不许妄分彼此，及以招安为名，养寇贻患”[《明世宗实录》卷五百四十五，嘉靖四十四年四月己丑条。]，一改招抚之策，调用军事力量予以坚决打击，最后吴平大败，赴水而死。

    二、劝农务本，安分营生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历朝历代统治者把发展农业放在经济工作首位来抓，主要是深知民以食为天、农业是衣食之源的道理，且农业能为富国强兵和财政收入提供保障。
    俞大猷也深知农业的重要性，一方面他认为勤于耕农有利于改善民生，能够让百姓解决食物等问题，好好过日子，让百姓“共享太平，其福无涯也！”[俞大猷：《论新兴恩平贼》，《正气堂全集》，第76页。]另一方面，发展好农业生产也有利于社会安定，如他在《正气堂全集》卷之十三《议建州》一文提到“潮州府饶平县之三饶地方，去县治不远，南滨海边大路，其中田地丰饶，礼仪教化所及，自古以来未尝为乱。”[俞大猷：《议建州》，《正气堂全集》，第270页。]老百姓好好耕作丰饶之地，加上礼仪教化，就比较不会作乱。反之，不安心耕作不利于社会安定，百姓易沦为“盗贼”，该情况带来诸多的弊端，对百姓而言，“出则畏官避仇，入则防诛惧剿，潜形遁迹，劳苦终身”[俞大猷：《论新兴恩平贼》，《正气堂全集》，第76页。]；对朝廷而言，不但税收受到影响，而且进行征剿还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
    因此，俞大猷在其治理地方期间，他“开诚示愫，与民更始，教敦睦，课农桑，劳来不怠”[李杜：《征蛮将军都督虚江俞公功行纪》，载《正气堂全集》，第11页。]，经常劝百姓以要重农务本，勤于耕耘，安分营生。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
    俞大猷劝导百姓耕作时务必要“勤”，要将“勤苦之力用之于耕农”[俞大猷：《论新兴恩平贼》，《正气堂全集》，第76页。]，这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理念的充分体现，只有辛勤劳作，才能有收获。如在劝导广东新兴百姓时，他说假若“家中乏食，可与汝亲戚朋友相借”[俞大猷：《论新民逃走者》，《正气堂全集》，第80页。]，借了之后，可以等到春天时通过勤力耕田获得粮食并还给亲友。
    同时俞大猷强调要安土重迁，他深知当时的户籍制度和保甲法的严格，故引导百姓在户籍所在地耕作。当百姓逃走时，他极力劝导，如他获悉新兴百姓欲逃到其他地方消息后，写了《论新兴将逃人户》《论新民逃走者》，指出“木有本，水有源。自弃其本源，虽生犹死也，于心忍之乎？”[俞大猷：《论新兴将逃走人户》，《正气堂全集》，第79页。]并指出去其他地方耕田并非明智之举，认为自己的田是“熟田”，而其他地方的田是“生田”，相比而言自己的田更好，且指出若以为到彼处可逃粮差的想法也是不妥的，违背法度。因此，对逃走的若干百姓，他予以抚谕，劝导他们回到本县复业，并“示仰各方新民，照旧安生，毋生疑忌”[俞大猷：《论新民逃走者》，《正气堂全集》，第80页。]，好好耕作，安分过日子。
    俞大猷深知耕地对农民的重要性，农民只有有了耕地才能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因此他积极为农民考虑耕地问题。在他治理新兴恩平时，对于被占的耕地，他亲自到当地要求占地者“令归民侵田，皆听命”[陈寿祺等：同治《福建通志》卷二百之三，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影印，第3702页。]，由此让百姓有地可耕种。在治理古田时，对于流移到别县寄住有籍的百姓，予以招回，“再行编户安插，给补附郭田地耕种，准其三年免办粮差”[俞大猷：《讨古田贼呈》，《正气堂全集》，第361页。]，让百姓减轻负担。
    此外，俞大猷对征剿之后进行驻守之兵亦给予耕地，提出让“土舍中有力量子弟、自愿带兵耕守此土者，即将叠山之中田地拨与”[俞大猷：《讨古田贼呈》，《正气堂全集》，第361页。]，让他们耕守其地，并可以“招集残僮，安插耕种”[俞大猷：《讨古田贼呈》，《正气堂全集》，第361页。]，这样既解决了兵和民衣食问题，又可实现长久驻守维护地方稳定的目的。

    三、兴市辟路，改善民生
    俞大猷践行以民为本的理念还体现在发展民生事业上，特别是建城兴市、辟路修桥等。他充分看到城和市的作用，可以方便百姓交易，互通有无，促进经济发展；也深知所治理的诸多地区交通不便，不利于百姓出行和交流，因此积极倡导辟路修桥。
    在治理琼州府时，俞大猷充分为当地的黎民着想，根据当地实情，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既利国又利民、能够促进黎民进步的系列举施。这包括兴市辟路。在兴市方面，他出相应对策，“宜建城设市”[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二，第5603页。]，“筑城穿池，设墟立市…..彼其分界之内，有所产香蜡等货，务集于县城之市，然后外客得就贩而出。至于鱼盐等货，亦必运入该县城市，然后内黎得就买而入。”[俞大猷：《论处黎长久之策》，《正气堂全集》，第88页。]由此既方便黎族人民贩卖自己的货物，还可通过交易得到所需货物，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可谓一举多得。在开辟道路方面，俞大猷主张开辟山区道路，这样“有利于加强政府和少数民族的联系往来”[周孝雷：《俞大猷的海防地理思想与海防实践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72页。]，因此深入各地调查，十分熟悉琼州府各地地理环境道路情况，在《料交黎后日之势》一文中他指出“琼岛生熟黎村，卑职皆视到其地，推诚安抚。欲开道路尽州县之，此正其时。”[俞大猷：《料交黎后日之势》，《正气堂全集》，第90页。]认为开道路将各州县相连正是好时机。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他提出开道路的具体实施之法，即“若夫道路之所宜通者，则南北取直径过，宜自琼山、定安之沙湾、大坡头营、磨赞等处，开通崖州之凡阳、罗活。”[俞大猷：《料交黎后日之势》，《正气堂全集》，第104页。]还要“相机迁设驿递，以便官民往来”[俞大猷：《料交黎后日之势》，《正气堂全集》，第104页。]，可谓考虑十分周全。此外，俞大猷还在地理交通地图上下功夫，精心绘制了交黎地理形势图11幅，其中包括《琼岛府州县相连之图》《道路宜通之图》《各州县生熟黎岐之图》等，并且在各图之后附了相关的说明，可谓“筹划至为详尽”[何世铭:《俞大猷年谱》卷之一,第71页。]。
    在俞大猷此后的地方治理生涯中，其依旧注重辟路，改善民生。针对古田辖区内一称为“三厄”的地方，这里“重叠山高夹路，两傍大树密蔽”[俞大猷：《手本行巡抚殷》，《正气堂全集》，第381页。]，虽然近日开路，取得一定成效，能够颇见天，但由于林太密，行人仍然不便，且有盗贼藏于其间，因此还需继续在辟路上下大功夫，“其道路东出永福，北至义宁，南向洛容，西抵融县，皆宜开通。”[俞大猷：《与黎同知书》，《正气堂全集》，第382页。]针对称为“三门”的地方，俞大猷经过调查，得知“三门出洛容，风门出容县，俱有古迹道路”[俞大猷：《手本行巡抚殷》，《正气堂全集》，第384页。]。他认为应该予以开辟，以便通行。至于如何开辟，俞大猷还“详画一图，计议明白。合用人工若干，石匠若干，斧、锯、锹、锄若干，诸费若干”[俞大猷：《手本行巡抚殷》，《正气堂全集》，第384页。]等等，均予以详细计划。对所需的钱粮之事，俞大猷亦予以考虑，“乞多取各府县贤能之官来共成其事，则千百年之业可建也。”[俞大猷：《与殷石汀公书》，《正气堂全集》，第385页。]
    值得一提的是，俞大猷对家乡民生事业也十分关心，基于家乡一河流上的桥毁后未重建而不便百姓同行的情况，他铭记在心，日后捐资建了濠溪桥。《濠溪桥碑记》记载了该事：“予年九岁，时先大夫携往大濠叔祖家，经涉此水。予问桥何以圯。先大夫曰：‘遭樵夫失火焚而圯。’子曰：‘俟我长大，来当再造之，俾人不病涉。’曰：‘小子识之，他日宜实是言。’予应唯唯。今思先大人之命几六十年，犹俨然在耳。乃捐俸资，令堂弟良猷督造。阅月竣工，庶先大夫地下之心慰也。”[俞大猷：《濠溪桥碑记》，载《俞大猷研究论文集》，361页。]从中可见俞大猷自小就有一颗为民、便民之心，并信守承诺，慷慨捐资修桥，方便百姓通行，值得后人学习。

    四、赈灾驱疫，拯救百姓
    在百姓遭遇灾饥荒、疫病等灾害的时候，俞大猷切实将百姓的生命放在首位，积极采取措施救民于危难之间。特别是在他治理金门时期该举措得到充分运用，效果突显。
    嘉靖十五年，泉州发生大饥荒，导致严重的后果，“居民殍死相望，当道发粮施赈”[沈玉水：《俞大猷在金门的业绩》，《俞大猷研究》，第226页。]。当时在救灾过程中，有的县采取审户给赈的做法，但负责的官员趁机编户冒领口粮，造成该领的未能领到口粮而饥饿；有的县则让百姓到州治或县城直接领取，造成饥民要离乡奔走，不能及时得到食物反而死者越来越多。时任正千户的俞大猷领命到金门赈灾。他认真投入到赈灾工作中，吸取其他地方赈灾教训，采取有效的措施开展赈灾，确保百姓度过饥荒。《征蛮将军都督虚江俞公行纪》记载了俞大猷赈灾的举措：“速出教令，民各按其乡，每诣一乡，令民敷地而坐。公徧行坐间，审其为饿者也，以药识其额就，授以票，使得受谷于官。盖三日之内，凡骨立色菜，无不得谷者。又得以其数日之粮，资贸贩，兴艺作而自食其力。”[李杜：《征蛮将军督导虚江俞公功行纪》，载《正气堂全集》，第9页。]俞大猷深入各乡查看实情，审查是否为真正的饥民，对真饿者授以票领谷，避免冒领，同时给予数日粮食鼓励百姓操起营生之业，做到自食其力，这样效果更好，数以万计的百姓得到救活。这充分体现了俞大猷对百姓之事确实是用心谋划、精心实施，不愧“是一位有政治头脑胜于文官的武官”[范中义：《俞大猷传》，北京：线装书局，2015年，第9页。]。
    此外，俞大猷对金门人民遭受疫病也十分关切。嘉靖年间，金门百姓遭受到严重的疫病，“所城男女老穉，受疫鬼之厄，不获其所亦甚矣。”[俞大猷：《驱疫文》，《正气堂全集》，第471页。]负责领镇金门的俞大猷接到相关报告后，十分惊讶和重视，“始而骇，中而疑，终则奋然”[俞大猷：《驱疫文》，《正气堂全集》，第471页。]，决定要为百姓驱除疫病，“义气激发，即欲尽灭其党而后快”[俞大猷：《驱疫文》，《正气堂全集》，第471页。]，并作了《驱疫文》，率千百户所官员和父老乡亲，用上羊、豕、香果、酒等祭品，念上祭文，以先礼后兵的口气对疫鬼下令，让疫鬼享用祭品后赶紧离开。俞大猷作《驱疫文》并驱疫，有如韩愈在潮州时作《祭鳄鱼文》驱鳄鱼一样，目的同为为民驱灾。其实俞大猷知道鬼是并非真的，他在文内说：“疫有鬼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疫无鬼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疫鬼能动于人而为祸福乎？吾亦不得而知之也。”[俞大猷：《驱疫文》，《正气堂全集》，第471页。]主要是通过驱疫鬼的形式，提升百姓抗病的信心，并尽全力为百姓解忧，他认为“君子为人父母，凡可以生全乎天下者，当无所不用乎其情耳”[俞大猷：《驱疫文》，《正气堂全集》，第471页。]，作为地方父母官，当老百姓有难，则责无旁贷，积极采取驱疫措施，为百姓治疗疾病，最后才能实现“数日后，金门人无复疫者”[李杜：《驱疫文》按语，载《正气堂全集》，第472页。]的效果。
    正是由于俞大猷切实为金门人民办实事，为民排忧解难，很好拯救百姓生命，因此他深得金门人民的崇敬。

    第二节久安思想的实践
    一、抵御倭寇，整饬海防
    明王朝从洪武年间起就遭受倭患困扰，特别是嘉靖年间倭患最烈。当时，由日本武士、浪人等组成的倭寇集团勾结明朝海盗，到我国沿海一带甚至深入内地烧杀劫掠、毁坏民舍，百姓生命安全堪忧。俞大猷看到倭寇肆虐所带来的危害，深知倭寇不除、海防不牢则难以实现社会稳定，要实现长治久安须有牢靠的国家安全作保障。
    俞大猷是杰出的抗倭名将，从他任职金门起就长期为抗倭而作贡献。当时金门作为东南岛屿多次遭受倭寇侵袭，俞大猷任正千户负责守御金门后，一方面派兵有效地抵御倭寇，另一方面加强军队和海防建设，让倭寇和海盗不敢再到金门来，百姓得以安宁。俞大猷的眼光不仅仅局限在金门一岛，还将眼光放得更广更远，忧国忧民，他看到明王朝军队在抗倭方面的不成功，“失今不治，养成闽、广之患，积数十年，国家东南之祸不知所终矣”[俞大猷：《上佥宪伍山陈公条陈用兵二弊二便书》，《正气堂全集》，第59页。]，于是上书给佥宪陈伍山指出抗倭不利的主要原因是存在弊端，“谓上不能用将，将不能用兵是也。”[何世铭:《俞大猷年谱》卷一,第40页。]并提出自己的主张，“其一曰，委任当极其至……其一曰，赏费当有所取足”[俞大猷：《上佥宪伍山陈公条陈用兵二弊二便书》，《正气堂全集》，第58页。]，既任命将领要知人善任，要给他以予夺之权”[范中义：《俞大猷传》，第13页。]；对有功劳的，要及时给予足额奖赏。此外还提出要严肃军队纪律、威令而令行、士卒要一心、加强练兵等等。
    俞大猷对倭寇深恶痛绝，倭寇“流窜于东南沿海，明火执仗，到处抢劫烧杀，使人民生命财产惨遭屠杀和掠夺，沿海地区的生产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娄曾泉：《抗倭民族英雄俞大猷》，《俞大猷研究》，第34页。]，因此俞大猷认为必须予以狠狠打击，从《正气堂全集》的《祭海文》就可体现出来，“至于东海倭夷，得越沧海而祸吾土者，尤其最炽也。曾谓所恶者逆，所助福者顺，其道宜如是耶！尔东海之神，昔常压之于海门之境、琉岛之墟，使王师得尽歼其类，今日何独不然耶……誓不与此贼共生此海，以报国家养士之恩，固我将士之心而助顺福顺。”[俞大猷：《祭海文》，《正气堂全集》，第473页。]他要率领王师痛歼倭寇，以报国家，以让百姓“福顺”。在日后的生涯中，他奔赴在抗倭前线，在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持续抗倭，招募漳、泉子弟入伍，加强练兵，勇于战斗，历尽艰辛，哪怕期间屡受冤枉处分，依旧一心为国为民，最终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将倭寇赶出大明国土和海疆。他“为保卫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堪称伟大的民族英雄。”[范中义：《俞大猷评传》前言，第1页。]
    俞大猷并不局限于眼前暂时的胜利，他更为大明海疆的久安着想，意欲构筑永久的稳固的海防屏障，让倭寇入侵企图再也无法得逞。因此，俞大猷结合多年的抗倭实践，充分分析倭寇侵袭的特点，在整饬海防上进行深思熟虑，提出一套海防战略，概况起来就是要构建御海洋、御河港、御海岸、御内河、御城镇的多层次、有纵深的防御体系，不仅要在海洋进行防御，还要在河港、内河、城镇进行防御，设置多层次的防线，注重海陆配合，对倭寇进行有效的打击。同时要大力发展水军、建造战船，加强练兵和纪律建设，提高军队战斗力，并调用渔民及其他百姓的力量助防，构建强大的防御力量，由此助大明海疆长久稳固，助百姓过上太平日子。总之，俞大猷“这一防御战略有其深远的意义”[范中义：《俞大猷评传》，第149页。]。

    二、建州设县，长期治理
    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为了实现地方的长治久安，俞大猷还十分注重采取建州设县的举措。这与他认识到建州立县的作用紧密相关，他认为建立州县后，可以“使县官之政教常有余，而奸雄之伏藏常不足，乃可以久安无事”[李杜：《呈诸阁下论经理岭贼宜设州县》按语，载《正气堂全集》，第262页。]，以及“如有州县，则必有学校、乡饮酒礼、四时祀典。民日由之习之，庶几改恶从善，囿于德化而自不知”[俞大猷：《议建州》，《正气堂全集》，第270-271页。]。主要是建立州县后有相关的机构和人员进行长期治理和推行教化，达到久久为功、久安无事的目的。
    无论是治理粤闽赣三省交界地区，还是治理琼岛以及古田一带等，俞大猷均十分注重建立州县。之所以如此，这与俞大猷看到这些地方地理环境特殊及治理不足紧密相关。
    如俞大猷积极提议在粤闽赣三省交界处增设县治（即平远县），就是基于该地区处于五岭山脉之间，山川“绵亘蜿蜒，森罗布列”[卢兆鳌、欧阳莲：嘉庆《平远县志》卷一，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影印，第67页。]，山系有武夷山脉、莲花山脉、凤凰山脉等，可谓崇山峻岭，地域广大，路途遥远，且跋山涉水比较艰难。《正气堂全集》作了相关记载：“程乡、兴宁、安远、武平四县之间，虽山嶂重叠，实有许多宽广平地，膏胰田土，只因离县太远，政教不及，民易生乱，”[俞大猷：《议建州》，《正气堂全集》，第270页。]以及“大抵五岭之间，林箐蒙密，延亘千里，诚宜众建县治。”[李杜：《呈诸阁下论经理岭贼宜设州县》按语，载《正气堂全集》，第262页。]该地区处于几个省几个县之间，离各县治距离都较远，造成当地管治力量薄弱，故有必要另建县治。
    此外，该地区由于处于三省交界处，流民、盗贼等容易流到该区域，《正气堂全集》就提到“惟广东之程乡、兴宁，江西之安远，福建之武平，数县之间，重山叠嶂，藏奸伏慝。”[俞大猷：《议建州》，《正气堂全集》，第270页。]这些“奸慝”容易趁势作乱，成为不稳定因素，“地界江闽群盗出没”[卢兆鳌、欧阳莲：嘉庆《平远县志》卷一，第47页。]，盗贼生发,甚至达到数万众。且“由于三省合界，彼此相推，小患不剪，酿成大患。”[俞大猷：《呈诸阁下论经理岭贼宜设州县》，《正气堂全集》，第263页。]发生问题后，三省官府互相推诿，不利治理，为了有利于长治久安。于是俞大猷积极建议在合适的地方设县治，“请置县五岭间，为平远，诏从之”[查继佐：《罪惟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403页。]，即该建议得到采纳。关于谭纶的《谭襄敏公年谱》亦记载：“平远县之议发于俞公。俞公初请建州以杜三省盗源。”[欧阳祖经：《谭襄敏公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4页。]后朝廷于“嘉靖二十一年五月以程乡县豪居都之林子营置”[阮元、陈昌齐：道光《广东通志》卷七，第166页。]。
    再如俞大猷在治理琼岛时，他经过深入调查，充分了解当地情况，对治理薄弱的地区也提出要增设县治，如“抱显村宜增设一县”[俞大猷：《处黎》，《正气堂全集》，第104页。]。在治理河源翁源一带时，亦“请详审要害移建县治以图久安”[俞大猷：《大征二源豫请详审要害移建县治以图久安》，《正气堂全集》，第327页。]。在治理古田时，为了实现长治久安，提出“改县为州，州曰永宁”[何乔远：《名山藏》，第4880页。]，增强治理人力，进一步加大治理力度，希望“千百年之安可致”[俞大猷：《与殷石汀公书》，《正气堂全集》，第397页。]。后朝廷于隆庆五年（1571年）“晋古田县为直隶永宁州，割永福、义宁属焉。”[高日华、联丰：光绪《永宁州志》，清光绪十一年刻本，第2卷第4页。]。
    建立州县并非之事，其过程可谓十分曲折，需耗费不少心力，但俞大猷坚持己见，努力克服困难，不断倡导和践行之。如设平远县就颇费周折，俞大猷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其一，俞大猷努力说服世人。当时“世之议者，多以设官之多为费”[李杜：《呈诸阁下论经理岭贼宜设州县》按语，载《正气堂全集》，第262页。]，但俞大猷认为这些地区易发生“盗贼”作乱事件，朝廷须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军力进行征剿，而在此以设官治的话，可以省用兵的费用，对朝廷是有好处的，这是首选的善后长策，当加以支持。
    其二，解决互相争执的问题。由于州（县）城在哪设立将对该地产生巨大的作用，因此出现各地互相争执的情况，反而影响了设立的进度。如基于粤闽赣一带设州治一事，众官员们一致同意“议割程乡、兴宁、安远、武平四县之地以立州，仍以四县属之”，[俞大猷：《议建州》，《正气堂全集》，第270页。]但是在州城设立地点上，各县均欲立在本县，互执未定。此外新设之州归属哪个省也是颇难定夺，“盖欲以新设之州隶于广东布政司，则武平、安远欲其随州以远属于广东布政司则难也；欲以州隶于福建布政司，则兴宁、程乡、安远欲其随州以远属于福建布政司则难也；欲以州隶于江西布政司，则兴宁、程乡、武平欲其随州以远属于江西布政司则难也。”[俞大猷：《议建州》，《正气堂全集》，第271页。]这也导致建州之议托而不决。俞大猷在考虑各种情况后，提出新的方案：“职今议州治，惟因近筑太平营之城五百丈者，以为州城”[俞大猷：《议建州》，《正气堂全集》，第271页。]，即以程乡县内一名为豪居之地刚建的城为州城，这样充分考虑节约因素，可谓一举两得。并割程乡县的豪居、木溪、漂洋等60多个乡村，割兴宁县的郭坑、满坑、蕉坑、大信等9个乡村，割武平县的蕉头坝、军营、横坑等6个乡村，割安远县的李福湾、青龙寨等14个乡村，立为一州，并提议以此州属江西布政司赣州府管辖。
    其三，结合实际加以调整。原本申议立州，但俞大猷经过调查，发现实际情况与之前预想的不一致，原本预想程乡、兴宁、武平、安远四县总共可以割米六千七百石，但实际“查四县会算共有人丁三千二百八十七丁，粮米二千零五十三石三斗六升九合，似乎丁粮数少。欲再着割凑，则各县差徭实恐难支。”[俞大猷：《申改州为县》，《正气堂全集》，第272页。]其所说的“粮米”为从百姓征收起来的赋税，以供州县衙门、营房开支。当实查粮米达不到一个州开支的水准后，俞大猷便改变主意，认为应改立州为设县，即设平远县，并归潮州府管辖，这也体现了俞大猷实事求是的精神。此外，他认为设立平远县后，程乡西北一带可以久安，但是东北一带的松源、龟桨等处贼巢与大埔、上杭之三图上下水等处贼巢相连，每每朋比为乱，因此提议在该地区添设置松源县治、三图县治，进一步强化治理，以绝三省盗源，维护地方安宁。
    总之，俞大猷以他长远的政治眼光，注重通过设立州（县）治开展长期治理，以便实现长治久安、让人民安居乐业的目的。《平远县志》记载了平远县设置后，针对流贼作乱，首任知县王化“率四乡义勇林满爵等击之贼众迎敌，我兵小挫，化努力督乡兵与贼帅梁海大战，斩获甚众，贼大惧，蜚语于会昌，曰王今死于贼，其妻计氏伏剑死，化闻痛愤，进剿益力，尽焚贼巢，密令分兵截杀，擒斩殆尽……乃招还流离安集百姓，兴学崇文。”[卢兆鳌、欧阳莲：嘉庆《平远县志》卷二，第257页。]可以说，设置县治后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成功抵御山寇，维护当地治安，且文教化事业也得到发展。

    三、强化镇守，维护安宁
    在建立州县的同时，俞大猷认为还应采取其他相关的配套之策，才能更好地实现长治久安的目的，这主要体现在强化军事镇守上，以便实施长期性的治安工作。
    在选择善后之策上，俞大猷将征剿后留下军事力量进行镇守当作十分重要的对策来施行。在征剿“二源”之后，在考虑善后之策时，他就提出“善后有二：立县治，留并将。不立县治，四五十年又当一征。不留兵将，二三月后死灰复燃。”[俞大猷：《大征二源豫请详审要害移建县治以省重费以图久安》，《正气堂全集》，第327页。]充分认识到若不留兵将可能死灰复燃的后果，故将留兵将与立县治相提并论，可见其对留兵将强化长期镇守的重视。
    在粤赣闽一带设置平远县后，俞大猷认为仅设平远县的话，还不足以根本上解决“盗贼”问题，还需要其他相关措施来配合。经过调查，于是提出可在一名为“羊角水”的地方设驿，方便官员公差员役往来，并加强军事力量镇守。从俞大猷呈报的《议羊角水为驿》文中可知，羊角水位在平远县的北面，是平远县通往会昌的必经之地，属于要害之地。在此添设驿后，同时要将会昌守备移扎羊角水，并拨会昌所军一百名，总兵衙门原有南韶上班旗军八十名，郴、桂原有上班旗军八十名，俱移扎羊角水，并修筑旧日军堡，平时以守备管束防守，一旦有警情则由总兵调用，由此“则守得其要，而地方永保无虞矣”[俞大猷：《议羊角水为驿》，《正气堂全集》，第277页。]。
    在治理琼岛时期，俞大猷亦重视完善军事机构和配备军事力量。道光年间所修的《琼州府志》作了相关记载，俞大猷“议立参将府，迁设县司屯所于罗活抱显沙湾岭脚古镇州等处”[明谊、张岳松：道光《琼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第705页。]。之所以设置规格较高的参将府，主要原因是该地区“罗活峒民风最为彪悍，且暴乱最为频繁”[周孝雷：《俞大猷的海防地理思想与海防实践研究》，第71页。]。而针对治安情况相对没那么严重的地区，俞大猷则主张设置巡检司维护安宁，如针对儋州之催抱村，他提出“宜迁镇南巡检司及拨儋州千户所官一员、军一百名”[俞大猷：《处黎》，《正气堂全集》，第104页。]；针对琼山县之沙湾，他提出“宜新设一巡检司及拨海南卫官一员、军一百名。各协镇之，以弭其将来之变”[俞大猷：《处黎》，《正气堂全集》，第104页。]。此外还对其他各城防御力量进行部署，如“罗活城宜暂团打手五百名，催抱、领脚、沙湾城各宜暂团打手二百名”[俞大猷：《处黎》，《正气堂全集》，第104页。]，等等，由此对于不驯之徒可以以兵威镇压之，并警示和安抚其他人员，达到久安目的。
    在治理古田时，俞大猷也十分注重征后的镇守，他认为“至于征后之守，尤当详议论。不然，虽征犹未征也。”[俞大猷：《讨古田贼呈》，《正气堂全集》，第361页。]因此在古田设州建议时，提出“请改古田为永宁州，使监司镇之其地，增将卒”[谢启昆、胡虔：嘉庆《广西通志》卷二百五十，第3063页。]，并对征后镇守的具体方略提出意见，要在古田下六里险要之地设立土巡检，长期带兵耕守此地；要增强哨守官军力量，基于当前古田县哨守官军只有一百名，数量不够，故从桂林中、右二卫调拨军官二百名“尽数附入该县，为守御千户所”[俞大猷：《讨古田贼呈》，《正气堂全集》，第362页。]；针对一处名为“富豪桥”的地方，此地离古田、洛容二县各五十里，且“田洋广阔，一河水前绕”[俞大猷：《手本行巡抚殷》，《正气堂全集》，第387页。]，俞大猷经过实地踏勘，认为临河可以立营，设参将营兵镇守。此外，在地名为“常安墟”的地方，设一屯田百户所。由此，“地方之久安可期矣”[俞大猷：《讨贼议上》，《正气堂全集》，第362页。]。
    总之，俞大猷为了实现地方长治久安，能够进行整体性和长远性的谋虑，切实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既建州立县又军事镇守，且在实施过程亲力亲为，注重实地调研，力求措施符合实际，发挥最大作用。

    第三节礼教思想的实践
    一、兴办学校，以儒教化
    俞大猷践行崇礼重教理念的举措之一即兴办学校、强化儒家文化教育。之所以如此重视该措施，这与他充分认识到学校的作用紧密相关。俞大猷五岁就在村里的私塾读书，后又到泉州的学堂进一步学习儒家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积累了深厚的儒学功底，“雍容于诗书、礼乐、吏治之间”[李义壮：《贺大柱国都督虚江总兵俞公先生武成序》，载《正气堂全集》，第659页。]，并在治理社会的过程中加强运用，通过兴办学校的途径让更多人受到教化。当他倡议建立州县的同时亦考虑到要兴办学校，发挥学校的作用。如在治理粤东时，其写的《议建州》一文提到：“如有州县，则必有学校、乡饮酒礼、四时祀典。民日由之习之，庶几改恶从善，囿于德化而自不知。”[俞大猷：《议建州》，《正气堂全集》，第271页。]希望通过学校开展教育，可以让百姓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化，遵守礼法，改恶从善。
    不仅是在粤东，俞大猷在治理其他地方时同样注重发挥学校的作用。在治理金门期间，俞大猷注重“用儒整饬”[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674页。]，“延明师于塾，导以孝让，申以诗书”[李杜：《征蛮将军都督虚江俞公功行纪》，载《正气堂全集》，第10页。]，即聘请知名老师到私塾充实教学力量，注重教授儒家经典，申明儒家的诗书礼义，让人懂得孝让和明理。《金门志》之《名宦列传》还记载：“军民嚣讼，导以礼让。暇则与士大夫讲学吟诗，磊落自豪。”[林焜煌等：道光《金门志》卷七，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第161页。]俞大猷注重教导百姓礼让，并在闲暇时与士大夫讲学吟诗，取得良好效果，“乃今甲胄之士，人人公侯心，而白皙青衿，间亦崭然露头角。公之教也，斯不亦湛思汪想，足鼓人心乎？”[许廷用：《都督俞公生祠记》，载《俞大猷研究论文集》，第363页。]
    在治理闽西武平时，俞大猷将治理金门的策略予以复制施行且更加丰富，注重兴学教化，“简阅卒武，教习戈戟，著《荆楚长剑法》。暇时，会诸生讲艺校文，择俊授廪。在镇数年，广寇不敢犯境。”[曾曰瑛、李绂：乾隆《汀州府志》卷二十：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第272页。]俞大猷好友李杜所作的《征蛮将军都督虚江俞公功行纪》亦记载：“公治武平如治金门也。作立马读易轩，与博士弟子为文会，日教士击剑斗艺……至今，武平人最号精悍，贼不敢迩，而士人犹能传公《易》。”[李杜：《征蛮将军都督虚江俞公功行纪》，载《正气堂全集》，第10页。]清代李清馥所作《闽中理学渊源考》之《武襄俞虚江先生大猷》亦记载类似事迹：“莅武平，作读易轩，与秀才读《易》论文，而日教武士击剑。”[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674-675页。]俞大猷建读书的场所，与士人读易论文，在实行文治的同时还教习武艺，可谓文武并重，收到良好的效果，既让百姓在思想上不知不觉得到教化，又提高百姓自我防御能力，让贼人不敢侵犯，从而实现地方安定。
    在此后治理琼岛时，俞大猷注重“用汉法杂治之”[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603页。]，并建社学开展教育，“各村黎童之幼小者，设社学以教之，使其能言识字。”[俞大猷：《处黎》，《正气堂全集》，第105页。]这样能让黎民从小接受儒家文化教化，实现“教化之敷日深，鄙陋之习日变”[俞大猷：《处黎》，《正气堂全集》，第105页。]的效果。
    在谋划治理古田之策时，俞大猷认为：“近擢古田，齐以政令，必能贻百年之治安；教以诗书，必能开一方之文宪。”主张教百姓诗书，推行文治，普及礼法，并与齐以政令相提并论，这也是一种达到久安的举措。故设州时就提出“增将卒，置学宫，选良吏”[谢启昆、胡虔：嘉庆《广西通志》卷二百五十，第3063页。]，该建议得到时任上级官员兵部左侍郎提督两广诸军的李迁的认同及朝廷的认可，“疏上俱报，可。”[谢启昆、胡虔：嘉庆《广西通志》卷二百五十，第3063页。]在古田晋为永宁州后，当地官府基于古田“孔圣之宫独缺焉、寄空名于桂林，春秋朔望之礼废不以举”[陈一洙：《尹大夫建学记》，载光绪《永宁州志》，第15卷第1页。]的情况，便开始建学施行教化，“遂上其议于三院暨监司，皆报可，因拓地度地基为与学计，方就筑……当驯獞童使从经生言，又以朔望行乡约，习礼仪，无非欲，训干戈于爼豆，束甲胄以衿带，潜消其犷悍不平之气，以率归我道化先王长久安宁之术。”[陈一洙：《尹大夫建学记》，载光绪《永宁州志》，第15卷第2页。]希望通过学经习礼，让百姓向善，实现久安。
    此外，对于办学所需的经费来源，俞大猷同样十分关注，积极为之筹划，保障办学能够顺利进行。如在设立平远县后，他在一份呈报中写道：“又平远县原议通判馆及造城，已经议有钱粮，相应照旧支用。以通判馆改作总兵府，尚该起立兵备道。平远县并县学教场、营房等项目合用钱粮；又总兵衙门及城尚该派钱粮，俱应赣州府出办。”[俞大猷：《议添设松源县治》，《正气堂全集》，第274页。]从中可以看出，俞大猷将建立县学教场所需经费与造城、军事等项目一并纳入预算，并定好出资方，从中亦反映出俞大猷对办学的重视。

    二、宣布威德，推诚晓谕
    在治理社会的过程中，俞大猷注重恩威并施，向百姓宣扬朝廷威德，注重推诚晓谕，让百姓明理和崇礼，让百姓安分生活和劳作，以另一种方式达到教化目的，最终促进地方安定。《大明雄风：俞大猷传》的作者曾纪鑫这样评价俞大猷：“治理并不是依靠杀人，而是以理服人，以德服人，征服人心。这种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曾纪鑫：《大明雄风：俞大猷传》，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第34页。]
    在治理金门时期，为了让当地官澳之地的百姓不当海贼、安分守己，俞大猷除了采取军事力量进行震慑外，注重采取柔化方式进行劝谕，“挺身携妻子，质镇其地，为之辨善恶”[俞大猷：《又呈画处官澳三策》，《正气堂全集》，第59页。]，“宣布当道威德，以劝谕之。当使此港之贼，卖刀买牛，卖剑买犊，归化向顺，安生治业”[俞大猷：《又呈画处官澳三策》，《正气堂全集》，第59页。]。不顾风险进行劝谕，可见用心良苦。
    在治理新兴、恩平时，俞大猷同样注重宣布朝廷威德并加以劝谕。“出榜招谕，极其切至……晓譬良民，语之以理，时时携粮单骑入村，教以忠信仁义、战守自强之法。复从数人入诸瑶峒谕教之，峒人警服。”[何乔远：《名山藏》，第4862页。]《正气堂全集》还收录了俞大猷治理新兴、恩平时写的几篇劝谕文，包括《谕新兴恩平贼》《又谕》《谕新兴将逃人户》《谕瑶民》《谕马洞新民》《谕新民逃走者》等，其题目均带“谕”字，且文章第一句“为申明晓谕事”[俞大猷：《论新兴恩平贼》，《正气堂全集》，第75页。]“为晓谕事”[俞大猷：《论新兴将逃人户》，《正气堂全集》，第78页。]“为告谕瑶民事”[俞大猷：《论徭民》，《正气堂全集》，第79页。]等也带“谕”字，由此可见俞大猷十分重视晓谕之举措。俞大猷到了新兴后，“刊发告示，宣布今日威德。各背招贼首，皆陆续来见。卑职开诚谕之，言语谆谆”[俞大猷：《论治浪治徭》，《正气堂全集》，第75页。]。他认为“苟治之得道，安之得所，诚信以致其来，威武以制其背，日久则自信服”[俞大猷：《论治浪治徭》，《正气堂全集》，第75页。]，充分体现了他重视教化、以诚待人、恩威并施的理念。期间，俞大猷宣布威德和晓谕的事项主要有：其一，宣布朝廷恩德，准许作乱人员改过自新，“绝不追其既往之愆”[俞大猷：《论治浪治徭》，《正气堂全集》，第75页。]，切实当好良民。其二，将朝廷重农的政策和农业的重要性告知百姓，要百姓安分营生，勤于农耕，安生乐业。其三，宣告朝廷实施的保甲法，并讲解安于重迁、重视祖宗坟墓、莫背离父母之邦等道理，劝谕百姓不要做逃户。其四，劝谕百姓若有纷争或钱债讨取等事，可到“本职或巡捕官处陈告。吾官府以官法拘之，以理之曲直断之”[俞大猷：《又论》，《正气堂全集》，第77页。]，既以官法治理，又晓之以理，法和理并行，以此解决纠纷之事。
    在此后俞大猷治理粤闽赣交界一带时，基于汀州府上杭县溪南三图一带聚众一二千人出外行劫、至今未能驯服向化的情况，俞大猷单骑来到其地，“宣谕军门威令”[俞大猷：《添设上杭三图县治》，《正气堂全集》，第275页。]，“抚治化导”[俞大猷：《添设上杭三图县治》，《正气堂全集》，第276页。]。此外，在起义首领张琏已经就缚后，他提出下一步应该采取的措施：“多刊告示，大布阳春之泽，恳谕合属之民，使改旧从新，必有数年之安。”[俞大猷：《请散兵》，《正气堂全集》，第280页。]既宣布朝廷的恩泽，又真诚地加以劝谕。
    在治理古田时，他采取类似的举措。时征讨之师采取抚剿并用的策略，虽然派将领“再三分别慰谕”[俞大猷：《手本行巡抚殷》，《正气堂全集》，第386页。]，但当地人“彼皆不信”[俞大猷：《手本行巡抚殷》，《正气堂全集》，第386页。]。于是，俞大猷亲自来到古田，“唤取各村应抚僮老前来，推诚谕之，指天示之”[俞大猷：《手本行巡抚殷》，《正气堂全集》，第386页。]，以此让当地百姓信服。
    总之，俞大猷在地方治理过程中，注重宣布威德和推诚晓谕，因当时朝廷治国宣扬的主要是儒家思想，而俞大猷在实施其举措时注重“仁”“礼”“信”等，明显体现出儒家思想的要义。同时俞大猷在治理时并非无节制的忍让，而是兼用法治的思想，迫不得已时也要借用“法”的武器进行治理。

    三、移风易俗，促使进步
    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俞大猷注重引导地方百姓改变陋习和不良的风俗，让百姓融入主流社会，从而促进当地社会得到发展进步。
    在治理琼岛时，由于琼岛地理偏远、开发不足、文教落后等因素，当地黎人特别是生黎所受到的汉法教化程度十分有限，与主流社会相距甚远，甚至有的处于原始部落状态，习惯披发纹身露腿。《琼州府志》记载：“黎分生熟，生黎居深山，性犷悍，不服王化，不供赋役，足迹不履……以木为弓，以竹为弦，铁镞无羽，出入不释手，以标刀为戈，以角为甲…..有杀其父祖及乡人者累世必图报复……下体为裙，长不掩膝，椎髻跣足。”[明谊、张岳松：道光《琼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第448页。]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描述生黎时亦提到：“蓬跣短衣及腰，以三角布掩下体”[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9-240页。]。基于此，俞大猷在《处黎》一文中提出移风易俗的系列举措，“其各州县掌印官，务将管下黎人，严禁童女不得如前披发纹身，男人务着衣衫，不得入前赤身露腿。其首各要加帽包网，不得如前簪髻倒颠”[俞大猷：《处黎》，《正气堂全集》，第105页。]，措施可谓十分具体，要求亦十分严格，并要求地方官员做好实施。他本人则深入当地村落“与黎人定要约”[陈寿祺等：同治《福建通志》卷二百之三，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影印，第3702页。]，希望通过长期的努力，达到让黎人“暴悍之气日消，教化之敷日深，陋鄙之习日变”[俞大猷：《处黎》：《正气堂全集》，第105页。]的目的，最终逐渐融入主流社会，实现发展进步。后来，俞大猷要从琼岛离任时，“黎人争持牛酒来劳，图像佛寺中，称为俞佛，海南遂安。”[陈寿祺等：同治《福建通志》卷二百之三，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影印，第3702页。]。
    在治理金门时期，针对当地百姓民风剽悍、经常各执一词、十分难治理的情况，俞大猷采取治理措施，除了导以孝让、申以诗书等之外，他于每月的初一、十五，“聚民于乡约所，申白其事，是非之，公与众共之。非者大愧，悔前之为”[李杜：《征蛮将军督导虚江俞公功行纪》，载《正气堂全集》，第9页。]，“民有讼者，虚心听之，不入束矢，各得其平”[李杜：《征蛮将军督导虚江俞公功行纪》，载《正气堂全集》，第9页。]，虚心听取，不收费用，做好规劝，公正处理，让百姓信服，也让民风大大改善，治理效果明显，“金门僚属、士伍，咸服其恩威，口（缺字）变往日顽嚣积习。”[黄光升：《明光禄大夫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赠左都督俞公暨夫人慈肃陈氏墓志铭》，载《福建文博》2000年第1期，第69页。]甚至后来再没有人到府司告状，主要是已无纷争。
    此外，基于汀州府上杭县溪南三图一带百姓聚众外出行劫问题，俞大猷了解到当地“近虽立有抚民通判专管，但往来差委不常”[俞大猷：《添设上杭三图县治》，《正气堂全集》，第275页。]，认为“道政齐刑且无其法，况望其能以德礼教化化民哉？夫政必久，然后能易其俗；民必亲，然后能道之善”[俞大猷：《添设上杭三图县治》，《正气堂全集》，第275页。]。从中可见，俞大猷将易俗与施政紧密联系起来，要更好地易俗，务必要有“政”、“ 法”做保障，于是他提出在此地设立县治的建议，希望通过长期治理和与民为亲，真正达到移风易俗、促民良善的目的。

    第四节人才思想的实践
    一、爱惜人才，加以培养
    俞大猷十分爱惜人才，并善于加以培养，使之成才和发挥应有的作用。他说：“窃以人才在天地间，苟爱惜之，培养之，则虽中人之材，可以立上智之功。”[俞大猷：《复萧友山侍御书》，《正气堂全集》，第116页。]认为哪怕是一般人才，只要加以培养，亦可以不断进步和建立功业，充分体现了其“爱惜培养之仁”[俞大猷：《复萧友山侍御书》，《正气堂全集》，第116页。]。
    早在俞大猷任职金门时期，他就注重培养人才，“有荆楚剑法以教士卒，有诗书礼乐以育英才”[许廷用：《都督俞公生祠记》，载《俞大猷研究论文集》，第363页。]，既教授诗文，又教习武艺，让金门出现不少英才，包括邵应魁、颜扬、许福等，并载入《金门志》相关传记中。如，邵应魁“弱冠，操举子业，邑试倾同士。适俞大猷来视金门所篆，从之游，遂徙业焉”[林焜煌等：道光《金门志》，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影印，第270页。]。在俞大猷的栽培下，后来邵应魁考上武进士，并跟随俞大猷抗倭，作战十分勇敢，有一次受伤，“大猷亲为传药解衣”[林焜煌等：道光《金门志》，第270页。]，从中可见他对爱将十分关心。再如，金门人颜扬擅长诗文，但是参加考试不利，而“俞大猷与为刎劲交，致之任，厚资之”[林焜煌等：道光《金门志》，第228页。]，让颜扬成才。另有许福与俞大猷过从甚洽，深得俞大猷教诲，在为民赈灾、团结乡社抗倭等方面作了突出的贡献，后被授江南监察御史。当俞大猷要离开金门时，其培养过的人士舍不得离开俞大猷，有的继续跟随他学习建功，《征蛮将军都督虚江俞公功行纪》记载：“其秀士从公授《易》者，追随至郡中；其丁壮习剑法者，给役其家，不肯去。”[李杜：《征蛮将军督导虚江俞公功行纪》，载《正气堂全集》，第10页。]宁可做杂役，也不愿离去，从中可见师徒之情深。
    俞大猷在其军旅生涯中，还培养了不少英勇善战的将领。他认为“今夫御虏，以选将为急”[俞大猷：《又答选将练兵书》，《正气堂全集》，第118页。]，但是一名好将领并非易求，因此他更加爱惜好的将才，且不问其出身，指出“惟有真将萧然在于堂下，堂下有至者，不问为官、为士、为布衣，即以客礼而置之幕下”[俞大猷：《又答选将练兵书》，《正气堂全集》，第118页。]，从中可见他对将才的渴求，并乐于加以培养。事实也确实如此，纵观他的军旅生涯，培养了诸多的名将，除了邵应魁之外，还有邓城父子、汤克宽、陈第等。譬如邓城，其曾担任泉州卫右所的百户，俞大猷十分看中他的勇略才能，不仅向他传授武艺，还在抗敌战斗中重用他，让他在更高的职位上发挥才能，从而建立了诸多的功绩，后来还担任总兵官一职。而邓城的儿子邓铨、邓钟也是可造之才，十分有才学志向，有其父之风，俞大猷十分欣赏，将其纳入麾下进行培养，助其成才。汤克宽在抗倭作战中十分勇猛，俞大猷十分看重他，好好栽培，后成为抗倭名将。陈第文武双全，俞大猷亦十分爱惜之，“大猷一见，事功许之，荐引武途”[何乔远：《名山藏》，第4885页。]，精心加以培养，后来陈第“官至游击将军”[何乔远：《名山藏》，第4885页。]。
    值得一提的是，俞大猷还对少林弟子加以培养，传授技艺，留下美谈。《正气堂全集》的《诗送少林寺僧宗擎有序》和《新建十方禅院碑》均有载。《诗送少林寺僧宗擎有序》记载相关内容：“予昔闻河南少林寺，有神传击剑之技，后自云中回，取道至寺。僧自负精其技者千余人，咸出见呈之。予视其技，已失古人真诀，明告其僧。皆曰：‘愿受指教。’子曰：‘此必积之岁月而后得也。’众推年少有勇力者二人，一名宗擎，一名普从，随予南行，出入营阵之中，时授以阴阳变化真诀。乞归，以所受之教，转授寺众。以用其传可也。”[俞大猷：《诗送少林寺僧宗擎有序》，《正气堂全集》，第777页。]俞大猷还写诗相赠：“学成伏虎剑，洞悟降龙禅。杯渡游南粤，锡飞入北燕。能行深海底，更陟高山颠。莫讶物难舍，回头是岸边。”[俞大猷：《诗送少林寺僧宗擎有序》，《正气堂全集》，第777页。]
    《新建十方禅院碑》亦记载：“即择其僧之年少有勇者二人，一名宗擎，一名普从，随往南征。三载之间，谆谆示之，皆得其真诀。”[俞大猷：《新建十方禅院碑》，《正气堂全集》，第785页。]俞大猷带少林弟子南下征战，培养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少林僧兵”，为保障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贡献。他们学成后回到少林寺推广武艺。而十四五年后，俞大猷在军营里闻报有一僧人求见，一见原来是宗擎，并得知普从已身故，而宗擎“以真诀广传寺僧，得其法者，亦多也”[俞大猷：《新建十方禅院碑》，《正气堂全集》，第785页。]，俞大猷十分高兴，还授之其本人所著的《剑经》，并写诗相赠：“神机阅武再相逢，临别叮咛意思浓。剑诀有经当熟玩，遇蛟龙处斩蛟龙。”[俞大猷：《少林寺僧宗擎学成予剑法告归》，《正气堂全集》，第777页。]勉励他精益求精、为民除害。从中也可以看出，俞大猷对少林武艺传授是有一定贡献的。范中义先生认为“俞大猷为我国武术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范中义：《俞大猷传》，北京：线装书局，2015年，第127页。]，甚至还有学者认为“俞大猷是少林武术中兴的奠基人”[蔡金星：《俞大猷与少林武术的渊源关系》，《俞大猷研究》，第108页。]。
    在《新建十方禅院碑》末尾，俞大猷还提出几点期望，“一则愿圣天子寿考之万年；一则愿四海民物之康阜；一则四方游僧过客往来有所棲止；一则宗擎剑法又得广传此院后进之行者，以待忠义之士，有时取卫社稷之用。其为利溥而功用大。”[俞大猷：《新建十方禅院碑》，《正气堂全集》，第785页。]可见俞大猷不仅想让剑法传给少林子弟，还行传给更多的忠义之士，保卫社稷，实现国泰民安。

    二、举贤荐能，请予重用
    俞大猷在力所能地对人才进行培养的同时，也善于发现人才并积极地向各级官员举荐人才，请求予以重用，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正气堂全集》俞大猷所写的书信中，可以看到诸多他举荐人才的内容。根据现有材料统计，“被他推荐的有几十人之多”[范中义：《俞大猷传》，第279页。]。
    在治理广东期间，俞大猷发现府州县衙门有若干位贤能之官员和将领，可为地方治理作贡献，于是在《复萧友山侍御书》中积极向上级举荐，罗列出举荐人员的优点和功绩，如“琼州府张，宽猛得宜，愚贱咸得；达其情诚实由衷，黎岐亦能信其意；衙门积弊一切清除，部属常规痛行禁免；立乡约而寇盗息，明剖断而词讼平……雷州知府罗，仁以爱民而明足以照奸，勤以理身而才足以济其变；如冰之操，可保不改于其始；慕古之政，可期有成于其终。”[俞大猷：《复萧友山侍御书》，《正气堂全集》，第116页。]并指出该两位官员确实是百姓的父母官，品德优良，是贤吏之先，因此加以举荐，“所当置之任浅之荐，兼之奖励之列，以示优异者也”[俞大猷：《复萧友山侍御书》，《正气堂全集》，第117页。]。俞大猷还着重举荐高州知府同知王佐，指出王佐“律身不问于隐显，守己罔异于初终。行法公平，未尝纵一有罪而屈一无辜；驭下仁恕，未尝轻劳人一力而妄费人一财”[俞大猷：《复萧友山侍御书》，《正气堂全集》，第117页。]，并指出“今日当举之官，此其为最者也”[俞大猷：《复萧友山侍御书》，《正气堂全集》，第117页。]。
    同时，俞大猷还举荐雷州府推官柯乾敷、临高县知县陈址、海康县知县易文亨、惠州卫指挥佥事李泾、神电卫指挥使李储芳等。指出雷州府推官柯乾敷“尚宽简之政以休息乎疲敝之民，明出纳之数以樽节乎里甲之费。管税苍梧而利莫染，理刑广府而民自不冤”[俞大猷：《复萧友山侍御书》，《正气堂全集》，第117页。]；临高县知县陈址“设奇策以防御而海寇不敢临其境，禁土舍之侵渔而黎人得以安其生。里甲之妄费尽除，吏皂之奸欺莫逞”[俞大猷：《复萧友山侍御书》，《正气堂全集》，第117页。]；海康县知县易文亨“清戎伍而埋没少，编户役而贫富均。追徵有抚字之仁，断狱无久淹之苦”[俞大猷：《复萧友山侍御书》，《正气堂全集》，第117页。]；惠州卫指挥佥事李泾则“闲习弓马，通晓儒书。掌印而士卒悦服，防海而盗贼屏迹”[俞大猷：《复萧友山侍御书》，《正气堂全集》，第117页。]；神电卫指挥使李储芳“调征守营设法以擒首贼，兵后督备敷信以服余黎”[俞大猷：《复萧友山侍御书》，《正气堂全集》，第117页。]。认为“以上推官一员，知县二员，指挥二员，均可登之荐章者也”[俞大猷：《复萧友山侍御书》，《正气堂全集》，第117页。]。从中可见，俞大猷举荐的人才均是贤官良将，在地方治理方面取得佳绩，善于抗击寇盗，维护地方安宁，且仁以爱民，行法公平，德才兼备，故加以举荐。
    在治理粤闽赣三省交界处时，在增设平远县后，程乡之民流劫他地就比较少，福建汀州也得到安定。即便如此，俞大猷仍然从长远着想，举荐可用之才为巩固安定局面作贡献。他在《与刘弘老书》中阐述闽粤赣三省交界形势后，顺便提及到举荐人才之事：“汀州卫原任都司李炳，上杭所千户潘宪，二官才能，猷所素知，倘得推用，亦翁造就人才之夙心乎！”[俞大猷：《与刘弘老书》，《正气堂全集》，第748页。]
    此外，俞大猷对其培养过的人才，当其麾下没有合适的职位、该人才有足够强的才干可在更大平台发挥作用时，他亦会积极向上举荐，希望获得更大的发展。典型的例子就是陈第，俞大猷在多篇书信中均举荐陈第。据材料可知，陈第原本是秀才，学洞古今，俞大猷将其引入行伍纳入门生进行培养，让其文武双全，“才志不凡，弟子贤于师”[俞大猷：《与陈我渡公书》，《正气堂全集》，第745页。] “陈第有国士门风，荐挽不遗余力”[俞大猷：《与舂陵王抚院书》，《正气堂全集》，第737页。]，因此向其他官员进行举荐，“望破格用之，必有大可观”[俞大猷：《与陈我渡公书》，《正气堂全集》，第745页。]。

    三、因地制宜，重用土官
    俞大猷治理地方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时，在用人方面能够充分考虑当地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宗族民情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对当地土官加以举荐重用，做到因地制宜，同样达到安定目的。
    在治理琼岛时，俞大猷就注重让黎人自己管自己，他认为“天下之物以群而分则不争，天下之势以重驭轻则不逆。彼雀群于雀而不同于鹊，鹊群于鹊而不同于鸢；犁牛不与驽马同槽，犬羊不与鹿麀叠迹”[俞大猷：《论处黎长久之策》，《正气堂全集》，第88页。]，看到物以群分则不争的道理，而人也同样如此，土官与土民即为一类，“以世世相承之官，使其以类相统”[俞大猷：《论处黎长久之策》，《正气堂全集》，第88页。]。俞大猷还发现当地的社会特点：“天下虽乱，而土民之受制于其官无敢携贰也。土官虽弱，其宗人之相谋者则有之，未闻有土兵逐其主而篡之者也。”[俞大猷：《论处黎长久之策》，《正气堂全集》，第88页。]其主要原因就是“物以群分，其性相安，其情相治，而其心自不能相背耳。”[俞大猷：《论处黎长久之策》，《正气堂全集》，第88页。]因此，他主张选择黎人最有能力、最有威信的人，并且对其进行智、仁、义等方面的教化，授予官职，给予印信，让其“允然独尊于庶黎之上也”[俞大猷：《论处黎长久之策》，《正气堂全集》，第88页。]，由此掌握权力可以对黎人进行管理，并在合适的地方建立土官邑城加强治理，“这样就做到以黎治黎，居重驭轻，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范中义：《俞大猷传》，第51页。]。
    在治理古田时，俞大猷同样注重用僮人自己管理自己。他了解了当地情况，知晓“故老相传，皆谓宜立土官”[何乔远：《名山藏》，第4885页。]，主要原因是“谓其资性相类，可以制残孽之党；水土相宜，可以胜瘴癘之害”[俞大猷：《讨古田贼呈》，《正气堂全集》，第361页。]。不过，也有人担心重用土官他日会产生尾大不掉的隐患，俞大猷则认为是过虑，只要用得合理妥当，可以规避该问题，且历来广西多地亦有用土官的情况，能够保持稳定，哪怕发生叛乱，朝廷有足够能力加以平定。因此在谋划善后之策时，将“设立土官”[俞大猷：《善后议》，《正气堂全集》，第369页。]当作一项重要举措，在合适之地设立土司或巡检司，让土官为首领，并从土舍中征调有力量的子弟自愿带兵耕守，给予冠带和印信，成为土巡检，招抚其他作乱人员，达到更多人永为赤子、实现太平的目的。

    结语俞大猷功绩评价
    俞大猷通过长达数十年在社会治理上的探索与实践，建立诸多的功绩，作出突出的贡献，留名青史，朝廷对其功绩给予充分肯定，诸官员给予很高的评价，百姓亦对其十分爱戴。
    《明史》对俞大猷给予高度评价：“大猷为将廉，驭下有恩。数建大功，威名震南服……大猷负奇节，以古贤豪自期。其用兵，先计后战，不贪近功。忠诚许国，老而弥笃，所在有大勋。武平、崖州、饶平皆为祠祀。”[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608页。]
    当俞大猷因年老衰病请求致仕时，时任兵部尚书的方逢时在《兵部覆本》中对俞大猷给予充分的肯定：“才猷兼茂，忠赤独怀。历仕三朝，身经百战。经营四十七年，斩首二万五千余级，功在边陲，裒然为诸将之首。况操履清素，始终不渝，又有足称者。”[方逢时：《兵部覆本》，载《正气堂全集》，第832页。]
    同为抗倭名将的俞大猷好友、明朝名臣谭纶对俞大猷评价道：“节制精明，公不如纶；信赏必罚，公不如戚；精悍驰骋，公不如刘；然此皆小知，而公堪大受。盖诚如霍子孟，任如诸葛亮，大如郭子仪，忠似文文山，毅似于肃愍，可以托孤寄命，当今之世，舍公其谁哉？”[欧阳祖经：《谭襄敏公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72页。]将俞大猷与霍光、诸葛亮、郭子仪、文天祥、于谦相提并论，可见评价之高。
    明末明臣黄道周对俞大猷这样评价：“大猷为将，事必先周。陈师鞠旅，言必尽谋。水灭倭氛，陆俘琏囚。闽广奠安，漳泉少忧。比之方叔，实属其俦。”[黄道周：《广名将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79页。]
    明代方志史学家、官至太仆少卿的何乔远在《名山藏》中这样评价俞大猷：“猷秉义怀仁，笃信好学，老成持重，正而不谲，口不谭功，心惟在国，谤言朋起顺受，不辞事势难为，慷慨独任，吉甫、方叔、赵充国、郭子仪之流也。”[何乔远：《名山藏》，第4900页。]与周宣王贤臣尹吉甫、周宣王时卿士方叔、西汉名将赵充国、唐朝名将郭子仪相提并论，评价颇高。
    明末清初史学家查继佐在其作品《罪惟录》中这样评价俞大猷：“大猷为将五十余年，东南大小百十余战，未尝败衂。积功三万五千余级，礼布衣士如上宾。诸干支、孤虚、云物、氛祲、堪舆、奇遁，兵家以为务者，率废勿问。荐挽不遗余力。”[查继佐：《罪惟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404页。]
    明代撰写《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赠左都督俞公大猷行状》的作者赵恒志这样评价俞大猷：“公性宽大而有容，谦逊而不伐。起家儒者以至大将，诵法圣贤，慎战好谋，非欲以智名勇功、斩首捕虏闻也。临敌制胜，算无遗策。什围伍攻，计必万全。阅历日深，功名愈盛。此处有警，方以公请；彼处有急，复乞其留。然或因以成事者，公不必己出也；或因以蔽罪者，共不屑自明也。”[赵恒志：《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赠左都督俞公大猷行状》，载《正气堂全集》附录，第839页。]
    在他治理过的琼州、古田、金门、武平、饶平等地百姓为其建祠祀，十分爱戴之。黎人“图公像佛祠中，呼公为‘俞佛’而祷焉”[李杜：《征蛮将军督导虚江俞公功行纪》，载《正气堂全集》，第13页。]”。永宁人“思其德立祠祀之，祀名宦祠”[高日华、联丰：光绪《永宁州志》，清光绪十一年刻本，第10卷第1页。]，且在修《永宁州志时》基于俞大猷“大而有造于永宁昔之人，当祠而祀之矣，故于《武职》首列之”[高日华、联丰：光绪《永宁州志》，清光绪十一年刻本，第10卷第2页。]。金门百姓除了建祠外，还为俞大猷刻碑，即《都督俞公生祠记》，在该文这样评价俞大猷：“斯不亦肤功赫，足系人望乎？夫其恩足鼓人心也，是故人知感而碑竖焉。公其功足系人望也，是故人不忘而祠建焉。”[许廷用：《都督俞公生祠记》，《俞大猷研究论文集》，第363页。]
    俞大猷社会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维护所治理地区的安定。明朝中叶，由于政治腐败等原因，社会矛盾激化，出现多地发生动乱的情况。加上倭寇入侵，烧杀抢掠，社会安定未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俞大猷受命履行维护国家安定的职责，忠诚许国，为民着想。他联合其他将领不仅赶跑倭寇，还以良好的理念和符合实际的措施开展社会治理，取得显著成效。他坚持民本思想，注重安抚乱民，加以劝导，让民安心务农，好好营生；他坚持久安思想，着眼长远，采取了一系列巩固治安和持续治理的措施，让地区长久安定更加有保障。
    其次，促进所治理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发展。俞大猷在社会治理时，不是仅采取武力的手段，而是注重采用文治之法，通过良好的全面的治理举措，促进所治理地区各项事业得到发展。他注重建立县治，保障当地有专门的机构和官员开展治理工作，对当地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注重劝农务本、兴市修路，既有利于发展当地经济，也能大大改善民生；他注重兴办学校，推行儒家文化，注重移风易俗，大力培养人才等，对当地的社会文化教育事业也产生深远的影响。
    总之，俞大猷通过积极探索与实践，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累累硕果，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社会治理思想，并付诸实践，建立功勋，为国家的安定和地方的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充分肯定俞大猷突出贡献的同时，一些学者也指出俞大猷社会治理方面的局限性，如对人民反抗斗争予以仇视，对起义队伍呼之为“贼”并进行残酷镇压和分化瓦解，不遗余力竭诚尽忠，对封建统治阶级有利等。如学者廖渊泉、黄天柱、蔡长溪在《抗倭爱国名将俞大猷》一文中评价俞大猷“白璧有瑕，俞大猷也和历史上许多民族英雄一样，受时代的局限，从维护地主阶级统治利益出发，镇压过闽粤山区‘峒民’、海南岛黎族和广西瑶族的起义，犯了严重的罪过。”[廖渊泉、黄天柱、蔡长溪：《抗倭爱国名将俞大猷》，《俞大猷研究》，第49-50页。]学者蒋炳钊在《略论俞大猷治理民族问题的若干主张》中亦点出俞大猷思想与实践的局限性：“在对待国内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反抗，他与其他封建官吏是一样的，对人民反抗斗争是仇视的，对少数民族也极尽污蔑之能事，镇压的手段很残酷，这些都是不值得称道的。”[蒋炳钊：《略论俞大猷治理民族问题的若干主张》，《俞大猷研究》，第209-210页。]
    不可否认，俞大猷社会治理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我们更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和时代背景客观看问题。一方面，作为一位封建王朝的将领，为皇帝和朝廷效忠是当时的主流观念，接受使命奔赴各地维护治安也是职责所在。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俞大猷不同于一般的军事将领，并非仅靠武力手段嗜杀成性，而是有着良好的政治眼光，注重恩威并施、善后治理、以民为本、为民谋福、以儒教化等，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利于地方长治久安的措施，其治理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先进性，符合当地实际，实属难能可贵，也取得显著效果。我们要以去粗取精的方法，在看到其思想局限之处的同时，更要看重其思想的优良部分，认识到这是我国历史人物通过努力而积累起来的宝贵财富。
    可以说俞大猷的社会治理亦是时代的缩影，他的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反映了明中叶时期的政治环境和地方社会情况。面对当时腐败的政治和动乱的社会，俞大猷挺身而出，忠诚许国，不辱使命，积极完成社会治理之重任。虽然其思想与实践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总体而言符合当时的实际，对维护明王朝地方稳定、促进地方发展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俞大猷为社会治理树立良好的典范，他的社会治理思想对于我们当下开展社会治理、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启示我们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为民谋福祉、注重社会和谐、推进文化教育事业、大力培养人才、推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等等。
    此外，俞大猷社会治理思想仍值得我们继续研究和探索。其约89万字的著作《正气堂全集》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虽然笔者以《正气堂全集》为中心作了一定的研究，但本人深知所研究的内容仅仅是一部分。而且该书除了有社会治理方面内容外，还有抗倭、军事、武术、诗文等内容，犹如思想宝库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挖掘。笔者在撰写本文后，决心为研究俞大猷和弘扬其精神而继续努力，同时更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和其他社会人士关注俞大猷、研究俞大猷思想，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并扩大俞大猷精神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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