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何等强盛，威名远播四方。可是，在英明的唐太宗谱写新篇章之初，曾经像南宋王朝一样表现软弱，畏惧强敌，寻求与北方的突厥和谈，最终接受了耻辱的城下之盟，向突厥称臣纳贡。
经历了隋末的社会大动乱，李渊、李世民父子南征北战建立起新的王朝——大唐，却是千疮百孔，民生凋零，社会财富消耗殆尽。仿佛是一个虚弱的巨人，用尽了力气在危境中搏斗，终于求得了重生，需要休息，需要补充营养，需要治疗满身的伤痕。此时，北方的突厥极其强大，控制着东到大兴安岭，西到中亚的广大地区，像后来兴起的蒙古一样耀武扬威，屡次南下侵扰大唐边境。李世民即位做皇帝的六二六年，突厥颉利可汗亲率二十万大军进逼长安，一直打到长安城外的渭水便桥边，距离大唐首都长安仅四十里，骑兵一个冲锋即可达城下，朝野上下大为震惊。
虽说大唐皇室是世界最善于逃跑的皇室，享国三百年间，曾十来次从长安逃出，以避兵锋，那是后代子孙干得丑事。一代英明之主李世民却没有想过出逃，因为此时立国不久，天下尚不安定，逃离长安会使大唐政权失去合法性，各地土豪会乘机揭竿而起。但是，大唐军队与突厥硬怼的时机同样不成熟，一是兵力少，长安城周围只有几万唐军，主力还在关东各地继续清剿反叛武装，无法回援；二是全国士兵经历多年内战，疲惫不堪，难以久战——大唐一旦与突厥开战，将不是一场局部战斗可以解决，必将是长期的拉锯战，汉朝与匈奴可是你来我往打了二百年——唯一的办法是向突厥求和，制止颉利可汗南下。
在英明之主李世民的观念里，求和不等于投降，更不是去做汉奸，向敌人求和示弱，是为了迷惑敌人，让其丢失最佳的作战时机，为自已将来取得胜利赢得宝贵的时间，以便进行战略布局。作为一个国家的决策者，必须理智、慎重地应对内外事务，懂得审势度时、进退有据，决不能被偏激观念绑架，像街头混混一样，为了所谓的面子，不计后果的鲁莽行事。一昧逞强好胜是一种肤浅的施政观念，与国无益。当时，一些朝臣不理解唐太宗的做法，他曾对萧瑀解释说：
.......朕初即位，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一与虏战，结怨必多，他若由怨生惧，勤修武备，就令一时不敢入边，他日必来报怨，为患转日甚了。朕所以卷甲韬戈，啗以金帛，彼得所欲，退归本国，志娇气盈，不复设备，然后养威俟衅，一举可以灭虏了。将欲取之，必姑与之，就是这种计策，卿难道未晓么？
唐太宗李世民说得多好，展示出一个大智慧领导人的英明。与他相比，那种只懂得对抗、只懂得耍蛮，只会用拳头表达内心感受的领导人属于弱智型人物，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当然了，如果唐太宗李世民能够穿越到现代，在网上如此留言，一定会被那些自封为“超级爱国者”的人骂为“汉奸”。不过，现实很快证明唐太宗李世民的决断是多么的正确。仅仅过了四年，腾出手来的大唐就开始反击了。贞观三年十一月，唐太宗李世民令兵部尚书李靖行军总管，统兵征讨突厥颉利可汗。第二年春天，攻破定襄，颉利可汗逃到铁山。不久又被李靖袭破，逃走的途中被部将扣押贡献送给了唐军。至此北方强邻烟飞灰灭，大唐的外患全面解除。得到这个消息，唐高祖李渊高兴地说：
“汉高祖困白登，终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付托得人，尚又何忧？”
这是对当年唐太宗李世民决策和谈的最好评价，曾经疑虑重重的朝臣们再也无人说闲话了。而那些把和谈者叫做汉奸、把示弱叫做投降的“超级爱国者”，一定闭上了乱扣帽子的嘴巴。大唐何以迅速转弱为强？最大的原因是唐太宗李世民善于倾听不同的声音，当有人提出和谈的建议时，他不会斥责为“汉奸”；当有人让他任用曾经的敌人魏征时，他不会骂他没有“敌我观念”，真正是从奏如流。每当召集各级官吏，必问民间疾苦以及政事得失。积极出台政策善待百姓，他曾说道：
“齐后主、周天元，均重敛百姓，厚自奉养，力竭致亡。碧如馋人自啖已肉，肉尽必毙，这真所谓愚人哩。”
汉唐强盛的开端，都有一段耻辱的和谈经历：汉高祖有白登之围，和谈而出，从此忍辱负重打造出四百年的强汉；唐太宗有耻辱的城下之盟，称臣纳贡，从和谈中奋发，统一北方草原，成为天可汗。对于英明之主李世民而言，和谈不是投降而是一种手段，是战胜敌人的起点，是战胜敌人的法宝，与做汉奸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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