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首页 -> 煮酒论史 -> 钱眼看明末——从伪大的“民族英雄”袁崇焕开始深挖下去 -> 正文阅读 |
[煮酒论史]钱眼看明末——从伪大的“民族英雄”袁崇焕开始深挖下去 |
| 作者:朴万昌 |
|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
|
人到中年，心宽体胖，懒病发作。 以往，想到什么事情，拉开键盘直接码字。 如今，无论想到什么，都提不起干劲去做。 2016年，7月 又是一年最热的时候。 也是学生们放假的时候。 也就是说，是学生们有空的时候。 也就是说，是学生们有空上网的时候。 有关袁崇焕的话题，又一次热了起来。 想想也不奇怪。学生，是受金庸老师《鼻血贱》误导最厉害的一个群体。别的不说，以老六自己为例，老六的中学同学、大学同学，至少90%以上看过金庸老师的武侠小说，因此，学生里头的绝大多数对《鼻血贱》里有关袁崇焕的说法深信不疑。 可以说，金庸老师的武侠小说《鼻血贱》及其附在后头的《袁崇焕评传》实在是毁人不倦，流毒无穷。许多人成为袁粉的时候通常没看过阎崇年在《百家讲坛》的表演，没接触过我犬清皇帝对袁崇焕的翻案，但绝对看过《鼻血贱》。 第一印象的作用非常顽固，哪怕这个印象是错误的，要纠正过来恐怕都要花十倍以上的时间精力。 作为毛文龙吧的吧主，在暑假之前居然没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居然没针对暑假做出充分的安排，在论坛热闹了之后才反应过来，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职。 既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就开始补救吧。 虽然没有金庸老师那么优秀的文笔，但老六我自信对历史的态度比金庸老师严肃得多，尽我们袁黑最大的能力，把金庸、阎崇年老师造成的恶劣影响尽可能地消除掉，让尽可能多的网友了解真正的袁崇焕，和明末那段真正的历史。 之后几年，老夫就一直在码字，顺利时进度很快，一天就是几个章节，卡壳的时候，几天码不出一个章节。 渐渐地，老夫觉得不对了。 原来，袁崇焕并没有老夫动笔时想象的那么坏，他只是明末官僚体系里的一份子，只是一个关键环节，许多在我大清时代被掩盖了的罪行，其实并不是他袁崇焕一个人的罪恶，而是整个利益集团的罪恶，在袁失去利用价值后，利益集团将袁抛出去给崇祯撒气，然后把所有的罪恶都栽到袁崇焕头上。 典型的，就是矫制谋杀毛文龙，在这件事上，袁崇焕并不是躲在幕后谋划，而是自己赤膊上阵，率领特种部队跑到东江镇控制区进行斩首作战。 充当杀手的，能是主谋吗？显然不可能。 袁崇焕其实并不是明王朝灭亡的元凶巨恶，他只是揭开明末诸多乱象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做的事情，尤其是矫制谋杀毛文龙的罪行，这些年来被所有的人注意到，相关史料被彻底挖掘出来，再也掩盖不住，以他为突破口，就有可能顺藤摸瓜，将明末诸多乱象一个一个地挖掘出来。 思路理顺了，让我们开始行动吧。 第一部分、伪大的“民族英雄” 摘录一段某论坛有关袁崇焕的讨论： 标题是： 北京人吃过民族英雄袁崇焕的肉！！ 来自: 茗莜(纷飞的妖艳、迷了谁的眼？) 2014-02-14 20:01:44 袁崇焕是明末杰出军事家、爱国将领，曾任兵部尚书、右副督御史、蓟辽督师等。在任辽事期间曾多次击败后金军的进攻，阻止后金军南下。 他曾筑宁远城，屡次击败后金（清）军的进攻；六获宁远大捷，至努尔哈赤受伤死；在宁锦大败皇太极。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军绕道入长城进围北京时，时任兵部尚书、督师蓟辽的袁崇焕，星夜弛兵回援，并于广渠门外大挫后金军，解除了北京的险境。其后，皇太极施以反间计。崇祯皇帝中了反间计后，将袁崇焕投入狱中。第二年的八月，以"谋叛欺君"的罪名，处以磔刑，被肢裂于"西市"。由于一般的老百姓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还以为真如诏磔所言，袁崇焕勾结后金军，通敌卖国。故而当时是对袁恨之入骨，“将银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这桩千古奇冤的案情，直到清朝乾隆年间修《明史》时，才得以真相大白于天下。 茗莜 (纷飞的妖艳、迷了谁的眼？) 2014-02-14 20:07:15 据说袁崇焕是中了皇太极的计，被崇祯凌迟处死，就是所谓的活剐，一刀一刀地把肉给割下来，当时的北京人不辨是非，都很愤怒，恨死了袁崇焕，有些书生就生吃活剐下来的肉。 Sir Carlos (马赛克就是我道德的底线(正信)) 2014-02-14 20:08:32 这有什么呀。文革中国人民还争着刨祖坟呢。。。 年华 (三十而立) 2014-02-14 20:08:39 人性本来就没什么纯粹黑和白，历史层面的细节哪能那么准确，不管怎么说，擅杀毛文龙这事，是他不该做的事情 云水 2014-02-14 20:35:24 袁崇焕一个无能庸人，配不得英雄二字。 安达卢西亚 (又想起故人) 2014-02-15 00:11:52 这标题太耸动了，我也来一个：陕西人活埋了40万河北人 …… 网络上有这么手湿： 完美英雄袁崇焕， 公认千古第一冤。 愚民啖尽忠良肉， 天罚侍清三百年。 袁崇焕是经过八个月的审判后被依法处决的，可当时北京城的百姓，却成了愚民加暴民，而当时的皇帝崇祯，成了昏君加暴君。袁崇焕的老家——X都的袁崇焕纪念园，专门还做了个“崇祯垃圾箱”，这垃圾箱是崇祯的塑像，塑像两手上举，摆了个上吊的POSE，上面写着：“我系崇贞(注：错别字原文如此，估计是想别人认真的时候不认帐)，祖先社稷，巍巍大明，因我多疑，自毁长城！错杀崇焕，奇冤铸成！后人有眼，敬底澄清！尤想当年，痛苦悲鸣！圣旨下令，崇焕爱卿，备受尊敬，大官庶民，行礼立正，故园胜地，保持清净。”他中间开了一个窟窿，是垃圾箱入口。 此二图被好事者转到元清吧，那里的人说旁边应该有棵树方便崇祯上吊，然后有人又去了某纪念园，发现旁边还真有棵树： 袁崇焕是怎样从一个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的腐败分子、践踏国家法纪谋杀己方将领、饿死无数己方军民的杀人犯变成所谓的“民族英雄”的，崇祯皇帝是怎样变成“昏君加暴君”，北京百姓是怎样变成“愚民加暴民”的，这个过程要说起来话可就长了，长得老六想想工作量都头皮发麻，估计看的人也没几个有耐心看完。 得，开工吧。 第二部分、明朝部分： 一、辽饷利益集团的形成和这个利益集团的组成部分 1.将门是什么的干活 要想弄清楚明末袁崇焕的那些事，先得弄清楚当时的局势。 先说明朝这边：元末，中国人人分四等，黄金家族故意挑拨民族矛盾以压制阶级矛盾。只不过中国人没那么蠢，很快就爆发了白莲教领导的民族独立战争。起义军中的一部朱元璋部发展了起来，最终推翻黄金家族的邪恶统治，建立明王朝。 朱元璋是个有一定理想的封建帝王，他并没有耽于享乐，相反，他把百姓的利益看得很重，尽可能减少百姓的负担，因此，当他知道国家每年的税收有可能超过两千万两时，在这个位置划了条线，下令就收这么多，多的他也不收了。 必须说明的是，收上来的这两千万两，并不是用来发放军费的，朱元璋是底层P民出身，官吏啥德性他最清楚不过，建立军队的时候，就觉得出粮饷养军队非常不方便，收税的时候官吏就得腐败一把，搜刮上来的钱粮有多少落到皇帝手里还两说，皇帝再把这些粮饷发到军队手里的时候，还得被文官武将瓜分一遍，真正落到丘八手上的能有多少，老朱心里实在没底。 于是朱元璋整出一个没办法的办法：干脆划拨一批土地给军队，让军队屯田，土地里产出多少粮食，军队就有多少粮饷。然后朱元璋得意地说他养了百万军队不需要百姓出一粒粮食。 问题出来了，首先这种军队在现代人看来也就类似于“生产建设兵团”。但“生产建设兵团”毕竟不是野战军，许多野战军的干活“生产建设兵团”是做不了的。 明初的将门，随着卫所制的腐朽、军户的大量逃亡、几代下来继承人的退化，实力削弱得差不多了。能撑到最后的，印象里只有云南沐家，就是那个“木头泡在水里，成了烂木头”的那家，其他的，实在想不起来了。 这还罢了，关键是，当时的管理体系，无论是技术上还是制度上都不可能有什么效率。想想看，没有电报、电话、传真、网络之类的手段，消息从地方传到中央，指令再从中央传到地方，这延迟就已经很可怕了。所以地方上许多狗皮倒灶的事情，上级管理部门莫说不知道，就算知道了，也只有干瞪眼。 李治亭在《吴三桂大传》里有这么一段： 辽东地区是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起，皆令屯田自食。《明太祖实录》，卷233。江苏国学图书馆本，下同。每一军士给地50亩，至永乐初年，全辽25卫，屯地已达25300余顷，屯粮一年可收入716000余石。《明宪宗实录》，卷244。应该说，这种以守军耕种的屯田法在一定时期收到了效果。但是，好景不长。广大军士辛苦耕种的土地和收获的粮食逐渐被他们的直接统治者——各级将吏、地方大员任意占种和侵夺，屯田制遭到破坏，而夺占耕地者迅速富裕起来。这些夺占者有镇守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总兵官、副总兵官、都司指挥使，就连那些千户、百户等低级官吏和他们的子弟也敢于侵夺。到正统八年(1443年)，实行屯田才几十年，朝廷大臣们就惊呼：沿边各将吏“广置庄田，私役屯军，改挑渠道，专擅水利，又纵下人占种膏腴屯田，是使军士怨嗟，民政废弛”《明英宗实录》，卷103。这是说，驻守边疆的将吏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都私自设置自己的庄田，霸占水利设施，夺占肥地、好地，随意役使部属军士为他们耕种，收获全部归己。 明代的边防军多由罪犯充任。列居九边之首的辽东，戍边“军士多以罪谪戍”《明太祖实录》，卷244。他们被加上各种重罪名目而充军到辽东，编入军队。一年到头，他们除了修城、担任守卫，主要任务就是从事屯田。他们真正成了当地各级将吏的农奴，他们的份地随意被夺占，他们的收获物可以随意被征收或全部没收。据正统十年（1445年）报告：辽东都司卫所官员“近年……多私役军余，将膏腴者耕种收利入己，硗薄者拨与屯军，有名无实”《明英宗实录》，卷127。成化十三年（1477年），辽东“近城各卫，膏腴田地多被卫所官员富豪占种”《明宪宗实录》，卷161。明中叶以后，夺占军士土地的情况更为严重。以嘉靖八年（1529年）为例，这一年就连续揭发了镇守辽东的镇守太监白怀、镇守总兵麻循、监枪少监张泰、镇守辽阳副总兵张铭，以及分守监丞卢安、参将肖滓、李监、游击将军傅瀚等一大批人，“各占种军民田土，多者二百五十余顷，少者十余顷”《明世宗实录》，卷101。按当地标准，1顷为100百亩，占地250余顷，合25000余亩；占地10余顷就是1000余亩。万历初年，张居正当政，清丈土地，在辽东清查出被侵占的屯地共8390顷，屯粮是199840余石。《明神宗实录》，卷122。以辽东历年屯田最高额永乐初年的253000余顷做比较，到这时，被当地官员将领侵占的土地已在1/3以上！ 到万历末年，屯田遭到进一步破坏。大学士叶向高指出：在洪武、永熙年间，辽东屯粮达70万石，而此时才17万石！他特别指明辽西地区“屯堡萧然，十室九空”《明经世文编》，358页，“清理辽东屯田疏”。军屯民地，都被当地统治者收罗一空。天启时，当是吴家蒸蒸日上，财源滚滚而来的时期。天启五年，朝廷披露榆关即山海关外各镇将侵占屯田的情况：这些人把“各处膏腴瓜田弥望者，皆镇将霸为养廉，远而硗者始为军屯。屯之利在武弁，不在朝廷”《明熹宗实录》，卷60。这里所说山海关外，就是指中前、中后、前屯至宁远、锦州这一地区。这份材料没有指名道姓参奏，说明各镇将的不法行为，已成为当时非常普遍的情况。凡是好地、肥地，都美其名曰“养廉”而加以霸占。所谓“养廉”，是指朝廷为照顾地方官吏的生活，于正常俸禄之外，另拨些耕地，其收入或粮折卖成白银，均归入他们个人所有。这种办法，是使他们获得足够的物质利益，不再盘剥百姓，保持为官“清廉”。他们就以“养廉”的合法名目，多占侵好地，把那些距离远、土质又很差的土地派给兵士去耕种。所以，有识之士痛切地说：屯田之利已转到武弁即各镇将之手，朝廷再也不会得到丝毫好处。 …… 镇守各边的总兵等各级武官将吏，拥有很多土地，他们自己是不种田的，以当地防军为廉价劳动力，大批役使他们为自己种私田。这种情况，在辽东地区早已是普遍之事。这些地方将吏靠役使广大士兵做无偿的劳动，获取了巨量财富，便以部分资金转入到经商、开矿、捕鱼、采木等行业，迅速增殖财产。 …… 也就是说，早在东林水军集团把明王朝财政搞破产之前，那些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总兵官、副总兵官、都司指挥使，以及那些千户、百户等各级军官就已经把老朱家划拨给军队的土地瓜分净尽了，换句话说，就是军队最主要的粮饷来源被断了。为虾米“军户大量逃亡”，说穿了就是他们已经丧失了土地，成为农奴了。这时候，养军队的粮饷就成了老朱家朝廷的计划外开支。 到了明末，一切已经没法收拾了。引用一段被今天许多人多次引用的史料： 《沈馆录》，卷7，2840页。 上(崇祯)曰：卿父子之兵几何？ 襄(吴襄)曰：臣罪万死！臣兵按册八万，核其实，三万余人，非几粮不足以养一兵。此各边通弊，不自关门始也。 上曰：此三万人皆骁勇善战乎？ 襄曰：若三万人皆战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过三千人可用耳。 上曰：三千人何以当贼百万？ 襄曰：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国恩以来，臣所食者粗粝，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纨罗纻绮，故臣能得其死力。 上曰：需饷几何？ 襄曰：百万。 上惊曰：即论三万，何用多饷？ 襄曰：百万犹少言之也。三千人在外，皆有数百金(亩？)庄田，今舍之入内，给何地屯种？额饷少十四(个)月，作何法请补？关外尚有六百万生灵，委之非算，今驱以同入(关)，用何道安插？推此而论，百万(两)恐不足以济，臣何敢妄言！” 上文中对话的两位，“上”是亡国之君崇祯，“襄”是辽西将门的杰出戴表吴襄。而这个辽西将门，是明末将门中的典型。 吴襄口口声声“非几粮不足以养一兵”，还说这是“此各边通弊”，可当初老朱家划拨给军队的土地哪去了涅，吴襄不打自招：“三千人(吴氏家丁)在外，皆有数百金(亩？)庄田”。 然后吴襄得意洋洋地声称“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国恩以来，臣所食者粗粝，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纨罗纻绮，故臣能得其死力。”吴襄自己有没“所食者粗粝”、“所衣者布褐”不好说，但他的三千狗腿子确实是“皆细酒肥羊”、“纨罗纻绮”。 这些人是什么人呢？看看追随吴三桂从一片石打到中缅边境，将明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活活绞死，然后又跟随他造康麻子反的人们：混得好的如胡国柱、夏国相、郭壮图、卫朴是吴三桂的女婿，吴国贵、吴国正之流是吴三桂的干儿子；郭壮图又是吴三桂的长孙吴世璠的岳父；吴国贵的女儿外号“八面观音”，是郭壮图的儿媳妇…… 也就是说，国家先是划拨土地养军队，土地被各级军官瓜分为私产，士兵成为各级军官的农奴后，军队已经腐朽。这时候要打仗了，发现大头兵拿不到粮饷，无论是打倭寇还是对付蒙古人，以及之后对付后金，都得额外发军饷。于是国家捏着鼻子收税。 这个时候，自由民的土地已经被各级官僚瓜分——说穿了，就是百姓把自己的土地挂靠到官僚士绅名下，向官僚士绅交纳一定的费用以逃避国家的税赋，这些“聪明人”不交税了，剩下的傻瓜就得把聪明人要交的税给补上，于是形成恶性循环，官僚士绅名下不交税的土地越来越多，自由民名下交税的土地越来越少，自由民的负担因此越来越重。在此基础上，各级官僚以收税为名额外搜刮若干，同时，发放军饷时，各级文武官僚还要瓜分若干，P民被搜刮——有意见；士兵拿不到足额粮饷——要骂娘。 这个时候，各级官僚和军队里的各级军官，起的是反格命两面派的作用，文官一面煽动P民骂皇帝苛捐杂税，一面自己中饱私囊，军官把军屯的土地全部瓜分完之后，一面骂皇帝发的军饷不够，一面克扣军饷、养家丁。 于是这些骂名，全是老朱家皇帝担了，于是老朱家皇帝是二师兄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对此，老朱家皇帝一点脾气都没有，因为皇权的基础——暴力体系出问题了。所谓的暴力体系，无非就是军警宪特。这里头，当时的警基本就是六扇门里的鹰爪孙，为各级官僚控制，宪特在当时叫厂卫。厂卫体系倒是皇帝通过太监来控制，只是太监也被渗透了，尤其是崇祯年的厂卫体系，领头的曹化淳、高起潜之流已经跟官僚体系沆瀣一气，高起潜更是直接被辽西将门集团拉拢过去，著名汉奸吴三桂在投敌前就是高起潜的干儿子。 军队的局面就更加糟糕。 大明朝廷施行的是强干弱枝政策，摆明了不信任京营以外的军队，从于谦时代开始就明确规定外军不得进北京城——免得你玩“清君侧”啥的搞571工程。要命的是皇帝绝对信任的京营，却也被官僚机构腐蚀得极其彻底，京营掌握在勋贵手里，若干年下来已经被瓜分得差不多了，后来京城的官员和太监也来分一杯羹，许多官员和太监的家政人员，都占着京营的编制领公务员薪水。 ——不知不觉中，皇帝作为反洞统治阶级的最高首脑，却已经成了光杆司令，手里没兵，只有若干太监和特务(可靠程度存疑)，所以文官不听他的，将门不听他的。好笑的是，终结皇权唯一能控制的太监＆特务集团的，是大明皇帝崇祯，八千女鬼魏厂公上吊后，崇祯连他的尸体都不放过。 九边军队就更加不听话了。皇帝养的，基本上是将门的家奴私军，大头兵吃都吃不饱，军官把克扣下来的军饷拿去养“家丁”。所谓家丁，就是军官的家奴，家奴里头混得好的，被军官认作干儿子，干儿子也养家奴，认干孙子……有些还当了军官的女婿，比如胡国柱夏国相郭壮图卫朴之流……干儿子干孙子之间彼此联姻，比如祖大寿的妹妹嫁给儿子都已经很大的吴襄，郭壮图又是吴三桂的长孙吴世璠的岳父；吴国贵的女儿外号“八面观音”，是郭壮图的儿媳妇……通过裙带关系勾结在一块，形成了一个畸形杂种——将门集团，也就是说，国家的粮饷养肥的，是各级军官的家奴私军，这些人就算把明朝皇帝干掉也毫无心理负担——永历皇帝就是被吴三桂的干儿子吴国贵用弓弦勒死的。 《红楼梦》里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之间复杂的关系，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嗯，据说78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有道考题是《红楼梦》里四大家族是啥，有人答“蒋宋孔陈”，好笑的是，蒋宋孔陈的模式和贾史王薛大同小异。 谜底在袁崇焕伏法多年后揭开 由于史料缺失，由于史料里明清各方都或多或少地撒谎，把各种事件的责任赖给失败者，所以，老六在写本文的时候，许多时候都是根据结果反推，谁得到的利益最多，谁的嫌疑最大。 即便如此，老六依旧走了许多弯路，绝大多数时候，老六都一直认为，袁崇焕和他背后的斧拜集团如此疯狂，是为了明王朝每年近六百万的巨额辽饷，因此，老六将这个斧拜集团命名为“辽饷利益集团”或“辽饷党”。 直到前此文写了一年多，明朝部分已接近尾声的时候，老六才突然发现，这个斧拜集团格局之大，利益之复杂，远远超过了老六的想象。 原本的计划是，写完大凌河围困战和吴桥兵变后，简单介绍一下黄台吉追杀林丹汗之战，明朝部分正式结束。 吧里的朋友对此不大满意，认为应该继续分析崇祯年己巳之变后，后金的四次破边入寇。 吧友“Sky海涯”(知乎里的马甲叫“天山剑客”)说：老六分析下这几次后金入关怎么回事，包括卢象升之死。还有，辽饷利益集团和晋商的关系！我觉得他们之间没有联系是绝不可能的，因为辽饷利益集团绝不会允许晋商这么一伙人瓜分他们养寇自肥的利益！这是我们之前一直忽略的问题！晋商！ 起初老六对此并不重视，顺手回复说：王象乾，宣大总督，你说有没关系，然后，黄台吉追杀林丹汗时被林丹汗用蘑菇战术拖断粮，然后宣府巡抚沈棨和黄台吉议和。可以肯定，明末是全方位的腐烂，腐烂的，不止关宁军。 回帖刚发出去，老六就觉得不对了。 辽饷党，最初是从宣大、蓟镇一带进入老六的视线，然后才在辽西走廊露出狰狞面目的，王象乾肯定是创始人之一，张家口的八大“蝗商”要想把各种物资走私到后金，肯定得和宣大、蓟镇一带的文官、将门势力有勾结，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官僚势力的附庸。 所以，晋商不仅仅是和辽饷党有联系，而且很可能能接触到核心机密。 辽西那边食人魔祖大寿他们都被阿黄干掉，说明他们肯定不是最终boss，而宣大那边，专门走私物资给后金，趁机换取贼赃。一边养寇自肥，一边收贼赃狠赚。 要知道收贼赃跟抢劫利润差不多，甚至更高。后金辛苦抢劫辽东和关内百姓，宣大官僚走私商轻松抢劫后金。 所以，宣大当地的走私商人势力非常可疑。 从宣大走私给后金，必须经过蒙古。所以，斧拜集团坑死林丹汗，逼降哈喇慎，怪不得。 晋商走私销赃体系应该是这样建立的，至少在天启七年前后，他们的销赃效率还不高，蒙古哈喇慎部已投降后金，但林丹汗还没覆没。 天启七年前后，后金的粮食和各类物资价格是这样的： 时国中大饥，其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民中有食人肉者。彼时国中银两虽多，然无处贸易，是以银两贱而诸物昂贵。良马一，值银三百两。壮牛一，值银一百两。蟒缎一，值银一百五十两。毛青布一，其值银九两。盗贼蜂起，偷窃牛马，人相惨杀致国中大乱。 从《满文老档》天聪元年(天启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的这段记载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晋商应该还没开始向后金走私物资，就算有，走私的规模也非常小，走私的主要物资，应该是铁器、布匹、火药、茶叶等比较容易携带的东西，而且数量很有限，毕竟口外蒙古一线又是林丹汗又是卜石兔又是哈喇慎的，人多眼杂，各种势力都有，万一哪个王八蛋把这事捅出来，晋商会很被动的。 至于后金最缺乏的粮食，晋商更加不可能提供，粮食这东西，体积庞大，目标太大，走私粮食非常容易暴露。 所以《满文老档》才会说“彼时国中银两虽多，然无处贸易，是以银两贱而诸物昂贵”。 看一下后金的发家史，先是“努尔哈赤大战萨尔浒”，然后是攻占辽阳、沈阳，然后攻占辽西走廊……八旗军所过之处，大抢特抢，辽东所有的硬通货，都落入八旗集团手里。 但是，八旗集团是个强盗集团，他们只会抢劫，不会经营管理，所以，尽管他们很有钱，但是他们破坏了辽东大地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导致辽东大地连年饥荒，生活物资奇缺，不仅粮食卖毒品价，八旗军甚至连穿的衣服都得到战场上去抢。许多史料都有后金军从死尸身上扒衣服的记载，刘兴祚战死后尸身上的衣服被后金军扒走，沈世魁被俘后也谴责后金军扒衣服。 满手都是沾染了血腥的金银硬通货的八旗集团，在晋商眼里，是典型的人傻，钱多。 一金斗粮价银八两、良马一，值银三百两。壮牛一，值银一百两。蟒缎一，值银一百五十两。毛青布一，其值银九两。 所有的商品，价格都是正常价十倍乃至百倍。 “一金斗粮价银八两”，这个价格是正常价格的80倍以上。 “良马一，值银三百两”，袁崇焕买马的价格是一匹20两左右，而蒙古人的成本价应该是一匹八两左右，也就是说，马匹的价格，是正常价格的15倍以上。 为啥说是“以上”呢，因为马匹价格还有更低的，比如林丹汗崇祯二年卖马的时候被王象乾狠狠宰了一刀。 林丹汗西迁后遭遇雪灾，大批牲畜冻毙，不得已之下，将大批马匹卖给王象乾主管的宣大，价格是“马价除进贡外，以八两为上、七两为中、六两为下，此必无得好马之理。若折给，不过十之二三，而所省则十之七八矣。以十之七八市马，何虑云锦不成群？而所谓十之二三者，又量以银两，匀搭货物，我之实费亦无几矣。” 而且，考虑到“量以银两，匀搭货物” 实际上来回折算的时候又被官僚给狠狠宰了一刀。官僚很可能只花了二三两银子购买的粮食或各种货物，折算成七八两银子用来换林丹汗的一匹马，所以林丹汗的马一匹能不能卖三两都成问题。 伟大的格命导师恩格斯告诉我们：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能让资本敢于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 。 将各种物资走私到后金，利润可不是百分之三百，而是百分之三千。 发现了晋商集团的诡异之处，回过头来，再重新分析一遍辽饷党对待蒙古各部的做法，就会发现许多地方目的性非常明显： 袁崇焕“改抚赏为马价”、挪用插赏，变相经济制裁察哈尔，逼降哈喇慎(应该是逼迫他们投降后金)，让林丹汗火并卜石兔，蒙古草原上的这帮原住民，散的散，投降的投降，这么一来，不仅黄台吉来北京二环外旅游沿途不会被袭扰，晋商将来直接把各种物资走私出张家口，就能卖给已经打通了商路的后金，同样非常安全。 然后，再看看阿黄驱逐林丹汗，本来从理论上讲得不偿失，林丹汗穷得要死，阿黄一路追杀，弄得自己军中断粮——根本没这必要，除非他是为了帮晋商打通走私路线，找晋商销赃。 还有，回过头来再看看己巳之变，放阿黄来北京二环外抢劫，根本不是为了逼迫崇祯议和，也不仅仅是为了养寇自肥，更重要的原因，是让阿黄抢个够，然后阿黄手里用不出去的金银等硬通货就只能找晋商购买各种物资。 至少从天启六年(很可能更早)，到崇祯三年，袁崇焕被愤怒的崇祯做成生鱼片，孙元化任登莱巡抚，沈棨任宣府巡抚，海陆两条走私线路都被打通。 但是，睡在这个集团身边的赫鲁晓夫——温体仁突然爆发，他暗中操纵乱兵攻破登州，将孙元化活活坑死，紧接着，崇祯五年，在沈棨向断粮的后金军提供粮食后，又将沈棨铲除，并且将周延儒搞倒，一度重创了这个利益集团。 之后几年，杨嗣昌、卢象升、孙传庭等政治上相对清白(是否清廉不好说，至少不是辽饷党商路派)，能力较突出的官僚被提拔到各个关键岗位。镇压农民起义比较得力的几个刽子手中，除了洪承畴、傅宗龙，其他杨嗣昌等人几乎都是在这一时期上位的，其中杨嗣昌更是袁可立的好友。 在以温体仁为头子的一帮刽子手疯狂镇压之下，农民军被重创，崇祯九年，实力最强的“闯王”高迎祥部被卢象升、孙传庭干掉，高迎祥被俘杀，崇祯十年，“闯将”李自成被打的只剩“商洛十八骑”遁入山林，同年，“西营八大王”张献忠、“曹操”罗汝才等部分别“受抚”。 那么，那个走私集团真的失败了么？未必，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而且，温体仁集团为了镇压农民军，搞“改因粮为均输”，正是走私集团求之不得的事情，各地官僚借着“改因粮为均输”的由头，更加肆无忌惮地搜刮已经破产的自耕农，将更多的人赶到李自成那里。 所以，当饥民军被镇压了个七七八八，再让温体仁继续胡闹下去，没准农民军真要被他赶尽杀绝，到时候，练饷、剿饷啥的就得取消。于是，已经丧失了利用价值的温体仁也完蛋了。 温体仁辞职滚蛋一年后病死(天晓得是不是被病死)，卢象升被陈新甲的假情报骗进清军的伏击圈战死，紧接着，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杨嗣昌不得不离开北京，亲自带兵征剿，从此离开权力中心。陈新甲升任兵部尚书。剩下个洪承畴独木难支，在松锦之战中被陈新甲算计，兵败被俘。 再加上林丹汗病死，他的大小老婆各自改嫁给后金大小贵族，从此，张家口——蒙古草原——后金走私路线，畅通无阻。 好手段，大手笔。 之后，黄台吉找晋商销赃，通过晋商将己巳之变抢到的金银等硬通货换成粮食布匹铁器等物资，等钱花完了、粮食吃差不多了，就再次破口到关内去抢，抢完再找晋商销赃。 本来，这些都是袁崇焕伏法多年后发生的事。 但这些事终于将盖在袁崇焕及其背后斧拜集团身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扯了下来，使得这个肮脏邪恶的利益集团，露出了它真正的面目。 所以，这个章节必须放在本文开头部分。 这些内容发到Q群里之后，吧里的弟兄们马上进行了许多补充和完善，然后吧里Sky海涯在讨论时提出了这么个观点： …… 他们发现后金快不行了，就赶紧养寇自肥，可为什么是天启六年开始，这帮人对国家战略的把握能力真那么强？ 其实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总觉得这逻辑有点牵强。而且按照原来的分析，养寇自肥主要目标是辽饷，那么辽饷利益集团怎么也得是从辽镇开始形成，可按照老六的分析，组织是从蓟镇宣大开始的，那个时候当地官员还没得到多大利益，怎么可能比辽镇先形成集团？要形成也是先辽后宣蓟，而不是先宣蓟后辽 还有，历朝历代都有长期战争，需要在前线长期投入大笔银子这种，为什么只有辽饷会形成利益集团，别的饷不会形成？怎么奢安之乱和万历援朝就没形成这种利益集团，偏偏辽饷就能形成？仅仅是辽饷带来的利益，真的就足够驱动这些人做这么大布局？ 但是，如果假设是晋商推动，那么就能合理一些。 商人的嗅觉是最灵敏的，远远要比腐败官员这种非专业人士要灵敏得多，因而逐利性也会更强。斧拜官员战略眼光很难有多高，一般都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 如果驱动力是辽饷，那么他们的目的就是保住利益，是防守。防守自己的已有利益，一般也是使用防守性的手段，而不是进攻性，开拓性的手段。可己巳之变明显是进攻性的手段，我真的不相信，这么大手笔真的仅仅是为了保住已有的利益！ (老六对这一段的补充是：其实，养寇自肥，根本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炕战时期，我党的一些游击队，通过黄鞋军牵线，跟一些炮楼据点里作战意志薄弱的蝗军达成默契，蝗军出去“扫荡”时，我党用破旧武器换取蝗军的枪支弹药，然后蝗军上报说消灭游击队若干，缴获破烂武器若干，自身损耗子弹多少多少，枪支多少多少。 如此一来，不愿意打仗的蝗军减少了伤亡，同时能轻松应付上头的压力，我党的游击队不仅减少了伤亡，还能获得相当数量的武器弹药——比之前跟蝗军拼命获得的缴获还要大得多，如此一来，对双方都有好处，只是蝗军的上层当了冤大头。 所以，只要有足够多的小动作，给后金留下一口气吊住性命，不死不活地限制住，就有足够的理由逼迫老朱家每年提供巨额辽饷，根本没必要把毛文龙搞死，再把黄台吉放到北京二环外抢劫，导致后金彻底失去控制。) 但是，如果能得到新的，更大的利益，那么，他们完全有理由做出这一系列行动！这几年的布局，完全就是一副进攻性，开拓性的布局，而不是防守性！ 如果是这样：晋商了解到后金粮食卖毒品价，觉得如果打通同后金的粮道，并且能让后金入关抢劫，去晋商那销赃有利可图，那么，他们很可能就动用在朝廷中的关系，打通这条道！ 打通这条道路，需要给一部分利益给官员，而官员们也看到，打通道路，走私、收购贼赃比养寇自肥给他们带来的利益更加巨大，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如果晋商是发起者甚至总boss，能解释清楚一些以前难以解释清楚的，比较牵强的问题！ 最关键的一点，这么多行动，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配合才行。如果不存在boss，仅仅凭这些人的分散利益联盟，怎么可能完成这么好的配合。 我其实就是把天启六年到崇祯六年的行动，看成是晋商为打通同后金走私通道的努力，晋商为了打通这条商路，动用了他们可以动用的一切力量。 这些人配合确实不能算特别完美，不过，如果己巳之变勤王成功，那么最大的受益方岂不是圆嘟嘟和辽西将门，到时候辽西将门把控中央，派兵到山西把晋商大boss给杀了吃肉怎么办？ 我认为，辽饷党少壮派是晋商集团用来对付辽饷党当权派的工具。 你想，要是当权派成功政变，那这帮人手里有军队，拿晋商集团开刀怎么办？ 官僚晋商集团为了自保，不是仅仅自保，还要养袁自肥，就绝对不能让辽饷党当权派政变成功，必须阻止他们进城。辽饷党少壮派的背后，早在袁崇焕部署进京擒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把辽西军渗透成了筛子，其实己巳之变的所有参与者都被晋商集团当了枪使。 我感觉辽西集团和晋商集团一直是联盟的关系，和袁崇焕这伙人关系特别密切，晋商集团发现辽西集团势力太大不好控制，辽西养寇，晋商打通走私路线，就玩了把进京勤王。 一个是保卫既得利益，一个是开拓新的利益，这动机不可同日而语， ……boss应该是晋商集团。 晋商集团为了让辽西那边和他们合作，给辽西画个进京勤王的大饼，要不然，辽西这边要养寇自肥，每年在辽西跟后金打假仗，每次损失若干钱粮物资给后金，就能制造一场“大捷”，捎带让后金不死不活地吊住一口气，凭啥让我们帮你们晋商打开商道？帮你们在蒙古布局，对我们关宁军有什么好处，凭什么全便宜你们晋商？ 所以晋商集团想辽西集团和他们合作，必须得假装给他们足够大的利益：进京勤王。 要是勤王成功了，朝廷就被辽西将门控制了，这还得了，往后晋商还怎么控制这波人？ 进京勤王，圆嘟嘟被杀了吃肉这件事，应该是圆嘟嘟和辽西将门，被晋商集团当了枪使。所谓的辽饷党少壮派，应该就是晋商集团对付朝中，辽西的辽饷党当权派的枪。 晋商核心集团需要圆嘟嘟和辽西将门进京勤王，来完成他们的布局，然后再把责任全推圆嘟嘟头上，自己在后面享受渔翁之利。 但是，晋商集团不能真的让圆嘟嘟等朝中辽饷党和关宁军成功进京，那样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等于大量的政治，军事资源落入圆嘟嘟等人和辽西将门的手里，到时候这些人调关宁军去山西，对晋商开刀瓜分晋商利益，进而取代官僚晋商成为辽饷党新boss，怎么办？ 所以，要给辽饷党少壮派以利益，利用他们搅黄进京勤王，这样自己的利益才能保住。 根据Sky海涯的这段分析，老六把辽饷集团的黑历史重新整理一遍： 辽饷是天启二年广宁惨败后，搞出来的，孙承宗是名义上的责任人。后金是天启三年粮价就是一斗一两，天启四年杀无粮人，天启五年无差别图杀汉民。 也就是说，至少天启四年就露出败像。 天启四年，袁可立就中招被调走，天启五年孙承宗中招辞职，天启四、五年，东林阉党在后金露出败仗时激烈火并。而且，组织还在魏忠贤面前挑拨说孙承宗要“清君侧”。 袁崇焕实际上在柳河之败中也扮演了非常可耻的角色。孙承宗铁了心对后金发动进攻，结果川湖兵帮马匹要马乾，在袁崇焕面前大闹，连毛文龙、杜应魁都是随便杀的袁崇焕，拿这帮闹“马乾”的丘八没办法。 与此同时，大批奏疏弹劾马世龙吃空额，存在经济问题。进攻发起后，觉华水师迟到。 鲁之甲等已经过河的前锋完蛋后，后金并没有过河追杀，按照孙承宗原本计划，此乃“巡河”失败，原本不是什么大事。偏偏没过河的明军彻底崩溃，12万明军只剩下五万八千，这时候袁崇焕“力挽狂澜”，“狂呼邀截”，收拢溃兵。结果孙承宗辞职混蛋，袁崇焕大出风头。 闹马乾的川湖兵，就是王象乾的基本盘。 所以，组织不是天启六年才发力，至少天启四年，组织就在部署养寇自肥行动。 也就是说天启六年前组织没闲着，天启六年是袁崇焕爆发。 接下来，在蒙古的布局就太明显了，制裁蒙古各部，林丹汗西迁，哈喇慎投降后金，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如果仅仅是养寇，象蝗军和游击队交战那样，缴获若干破烂，损失若干枪支弹药粮食就能让后金吊住一口气不死，何苦将限制后金的各种束缚全部放开？ 从这一系列事情上可以看出，辽西和晋商有共同利益，辽西集团要保住辽饷征收的理由，不能让后金完蛋，晋商同样也得保住后金这只会下金蛋的母鸡。 最终大家讨论的结果是：从这些事件上来看，组织肯定是晋商集团建立的，晋商动机比辽西强，但晋商做得很隐蔽，冯铨、周延儒、梁廷栋都不是山西人，全部是编外人员，所以一开始老六压根没怀疑到晋商身上。 但是，老六认为，Boss应该还是官僚，而且，他们在张家口有隐蔽产业。晋商，只是他们在张家口网罗的白手套。 模式应该是这样：少壮派官僚，在张家口置办隐形产业，然后招募晋商充当明面上的经理人。 而这些官僚，很可能来自全国各地。只不过他们的共同点，是全都在张家口有产业。 而且，不一定是地方官，很可能是京官，包括冯铨、周延儒，甚至可能还有若干太监，比如张彝宪、高起潜等。 因为晋商的产业，实际上是这些少壮派官僚的产业，所以他们才会对打通走私线路如此卖力。 这时，有朋友插话说：商人当不成总boss，但是总boss一定有商人扶持，替商人代言，如果商人当总boss，官员马仔可以瞬间要他命。比方说一个尚书是晋商手下最大的马仔，那么他找个借口抄家晋商，能一次性吃饱。。。。九边将领更是容易。 正因为官僚、将门手握暴力机器，商人在他们面前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官僚完全可以一次性吃饱，所以商人只能通过人身依附的方式投靠官僚，所以，晋商对官僚的行贿，肯定也不是送钱，而是直接送产业送经理人充当家奴，人身依附。 ——我人都是你们官僚的，我们是你们的狗奴才，你吃了我，谁给你打理产业？ 所以，明面上商号的首领是范永斗、王登库啥的，真正的董事长是冯铨、周延儒、张彝宪、高起潜他们。 那么晋商背后的大boss，基本也就是这个辽饷党真正的boss了。 所以，晋商不是总boss，他们不过是为官僚势力运转资本，他们本身是官僚势力的附庸，当然，晋商也会培养官僚充当代言人，但是代言人的规模有限。 官僚――晋商集团才是总boss，中间关系很复杂，光凭一群商人，不可能有那么惊人的势力。在中国，无论是民国时代的官僚资本主义，还是明末的官僚商人，没有官僚，资本主义或商人都成不了气候。 晋商是“儒商”，儒门之商，光看名字就知道他们是什么的干活，其实当时全中国稍微有一点规模的商人其实都是“儒商”，否则根本生存不下去。 就像民国时代，江浙财团与买办势力都扶植校长当代言人，但是，他们却没能控制住校长，反倒被校长控制。 在中国，说到底，就如林健康所说那样，“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 |
|
拥有政权又必须要有军队，正好辽西养寇集团通过关宁将门掌握了军队。 不仅得有军队。军警宪特，一个都不能少。 只不过，自我感觉良好的辽西养寇集团，实际上早就被自己的同案犯渗透成筛子了，梁廷栋、孙元化、沈棨、周文郁，统统都跟辽西养寇集团的当权派不是一条心。 商人与官僚之间，各路反洞官僚势力之间，既互相勾结又互相渗透，这就是明末，就是这么复杂。 然后，商人担任幕僚有一定的可能，但是，商人的手段不可能那么狡猾，真正狡猾的，是厂卫，这些人，直接审理各种案件，有完整的档案为依托，设计各种方案，比晋商更加周密歹毒。 象袁崇焕以“用间”名义议和，再以议和名义放水，既有官场手段，又有诈骗手段，这种手段，商人是设计不出来的，只有厂卫能设计得出来。 那么，大凌河围困战的前因后果就很复杂了。很可能，辽西军修筑大凌河本身就有阻断商路、设卡收买路钱的目的，而晋商集团则把修大凌河本身，当作一个坑，目的，是为了对原本的辽西势力来个赶尽杀绝。 所以，祖大寿、何可纲、张存仁等人完蛋。 至于但祖大寿又跑回来了，那是黄台吉的谋划。留着辽西走廊这个无底洞，吸干明王朝的血。 再看看他们新扶植的吴氏将门，在增援之战中多次临战脱逃。 大凌河围困战，吴襄多次逃跑，松锦大战…… 不对，洪承畴“重前权轻后守”，在镇压饥民军的时候一直都没出事，一到关外就出事，后金是怎么知道洪承畴存粮地点的，估计又是内鬼作祟，就象他们出卖满桂赵率教那样。 而且，这大凌河城，辽西军还不得不修，明知后果很严重，很可能是个大坑，可能遭到后金的报复，依旧不得不修： 首先，不堡垒推进，政治上说不过去。 这是从袁崇焕“我一人足守此”，搞出塔攻战略开始，辽饷利益集团，尤其是辽西将门的原罪。 你们的责任，不是守辽西，而是“平辽”，所以不能仅仅龟缩在乌龟壳里，得不停地向前修乌龟壳，堡垒推进。 更何况，明面上皇帝的意见不能被无视——你们所谓的“关宁锦防线”存在巨大漏洞，之前崇祯二年，后金就能饶过所谓的“关宁锦防线”，突破长城，从蓟镇跑到北京二环外旅游，所以，既然要塔攻，就得继续望前修堡垒，无论如何必须把沈阳——蒙古——蓟镇——北京这条入侵线路给我切断，不然，北京城外，后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这个皇帝还怎么当？ ——刚打完“遵永大捷”，天大的理由，辽西官僚都不敢公开说，否则全国共诛之，全民共讨之——每年几百万辽饷，拿了这钱，你们敢说半个不字？不做个样子，交代不过去，组织再强大，毕竟只能存在于黑暗中，不能出现在阳光下。 对了，少壮派集团没叫你们主动出击，发起反攻，或者象毛文龙那样深入敌后，又或者移镇盖州，中心突破、两翼对进啥的，已经很照顾你们了。大凌河离锦州那么近，你还敢说不？ 既然必须有人去死，那就让别人去死。 刚好祖大寿这伙人，显然不是周延儒、温体仁他们的人，而是之前辽西养寇集团豢养的爪牙，之前暂时拿他们没办法，现在，机会来了，祖大寿、何可纲、张存仁……你们掉哪妈，顶硬上！ 但是，真正懂行的，谁都不愿意去，堡垒修到锦州，后金已经不答应了，只是当时毛文龙活蹦乱跳，黄台吉不敢出远门。如今毛文龙被谋杀，这时候再去修大凌河，只能看黄台吉心情。可上头的压力太大，又不得不做个样子。 所以，要死一起死。 所以，出动重兵去修，就赌阿黄不敢来。 也就是说，这一次少壮派，或者说周延儒、温体仁用的是阳谋。 但是，大凌河之战，是肯定要出事的，要有人担责任的，于是温体仁便开始算计当老大的周延儒——你周延儒是首辅大人，这黑锅，你背了吧。 于是，温阁老通过孔有德，把孙元化拖下了水。 这种对组织自身损伤很厉害的事情，不是不能做，但必须让自己的政敌去付出，去牺牲，去倒霉。 如此一来，既铲除了官僚晋商体系外的敌人旧辽西将门(最起码也要严重削弱)，同时在内讧中恶心一下潜在的敌人。 所以，大凌河完蛋，死那么多人，肯定是周延儒这位首辅大人担责任，所以周延儒也被算计了。 然后，孔有德给了温体仁和周延儒一个大惊喜，吴桥兵变，孙元化完蛋。 接着，崇祯五年，黄台吉追杀林丹汗途中断粮，跑到宣府打着“议和”的旗号敲诈勒索，沈棨私自“议和”，于是，周延儒的另一个黑干将完蛋。 更恶心人的是黄台吉故意把祖大寿放回来，简直把少壮派给恶心死。 至于大凌河围困战中被围住的军民，最终被围断粮，修堡垒的建筑工人、商民、老弱，全部被吃掉，剩下的全是精锐。 这些精锐，从天启二年开始吃辽饷，一直吃到崇祯四年，吃了几千万两的辽饷，经历宁远、宁锦“大捷”，跟随袁崇焕进京擒王，跟着孙承宗打出“遵永大捷”，是明王朝砸锅卖铁打造的棺材本。 然后，他们在大凌河城里吃了几个月当年东江饿殍才能品尝到的死人肉，成了清一色的食人魔，然后直接被黄台吉编入汉军旗，和孔有德带来的造反军一起成为汉军旗的第一批主力。注意，这是汉军旗第一批真正的成员，之前的辽东汉民，几乎死绝跑光。 也就是说，肮脏的政治，直接给后金送了大几千精壮食人魔过去，然后黄台吉从八旗、汉民中大量挑选寡妇、女人，招这些食人魔当种马。 ——怪不得八旗汉军战力那么强，近半骨干是这群吃人不吐骨头的食人魔。 现有关于晋商向我犬清走私的史料，少得令人吃惊，从网络上搜索到的，只有这些： “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定鼎后，承召人都，宴便殿，蒙赐上方服馔。自是每年办进皮张，交内务府广储司。其后嗣今多不振，惟范氏因北运一役，囧卿屡蒙恩赉……”（以下专叙范氏为西北清军运粮事，文多不录） ——《万全县志》 “将授以官，以未谙民社力辞。诏赐张家口房地，隶内务府籍，仍互市塞上” ——《介休县志·人物》 事实上，真正晋商“走私”并非真正的走私，而是“走官”，基本上他们压根没派人带着货物出张家口，走蒙古草原去后金，而是后金换一身马甲，以“哈喇慎”的面目来到张家口做“边贸”， 几次都是如此，换身“哈喇慎”马甲，晋商直接坐地收赃。名义上是买卖各种布匹毛皮，实际上什么希奇古怪的物资都走私出口外，根本用不着辛辛苦苦地走蒙古草原。 最早的一次，是崇祯五年。 崇祯五年，黄台吉追杀林丹汗，被林丹汗用“蘑菇战术”拖得断粮。 《满文老档》的记载是： 天聪六年五月 十九日 汗曰：“军中粮尽，可以打猎。” 遂令行围，杀黄羊万馀，其肉按旗甲兵数分给。 汗射两次，一失贯二黄羊。汗共射死黄羊五十八。 是晚，次豁罗衮布拉克地方。是日，天气炎热，无水，人亦晕倒。以黄羊易水一碗而饮之。 从这条记载来看，情况还相当严重，没粮食吃，可以打猎，然后吃猎物，关键是，不仅断粮，还断水。 于是，黄台吉带着后金军，跑到明王朝的控制区来敲诈勒索，先是威胁明朝边军交出前往明边境投靠明王朝的察哈尔蒙古人： 天聪六年六月 初一 …… 金国汗致书沙河堡各官： 我北征察哈尔，追一月十一日，护哨卒讯之，方已昼夜兼程遁去等语。 我乃欲取其重镇柏兴地方，遂还兵，克其归化城驻营，以待我往征黄河岸军。 闻我未经收尽之人畜财物，为尔等容留等语。将我未经收尽者，当尽还我。 该柏兴(板升)地方人民，原属格根汗，时察哈尔取之，则归察哈尔所有，我取之，即为我所有。以我所有而尔等取之，不可也。 我边外之事，尔等不得干预。此事非尔帝所知，乃尔等边塞官员所为也。尔等又非辽东官员，辽东官员干预我边外叶赫之事，自受其苦。尔如不给还，与辽东官员有何异耶？ 况且，我此来乃为两国和好。 故遍谕尔守边各官也。 初四日，杨善遣从来报： “蒙古人中，入明城者皆降，并命送出蒙古人财物性畜。 时明守边副将对我大臣等曰，凡财帛、牲畜诸物，将尽给还，我等惜之何为等语。 言毕，即遣人往取之。” 逼迫明边堡交出前往投靠的察哈尔蒙古人后，黄台吉向宣大官员勒索原本“市赏”给林丹汗的贸易份额： 天聪六年六月十三日 致书向明索取原赏与察哈尔之财物。 书曰： “议和之事，详载别书。 向者该山西路一带各边口财物，乃均由格根汗布彦黄台吉属下部民收取。 当格根汗布彦(巴彦或伯彦)黄台吉部落被察哈尔征服後，其给与格根汗布彦黄台吉之财物为察哈尔所得。 今我已将察哈尔逐走，理应以给察哈尔之财物与我。 察哈尔为边外之国，我亦系边外之国，且我军既远道而来，岂能令其徒手而归耶？ 我亦甚为劳苦，将何以赏我军耶？财物无论谁所有，终为赏赐之物。勿以财物误议和之事。 尔此地之人，与我素无仇隙。我唯与辽东人为敌耳。与尔等何干？我两国之好，惟尔等说合可也！” 理由很强大，口外是达子家的地盘，明王朝不能干涉我们达子的内政，谁当了达子的老大，谁就有权来张家口做边贸……得到明王朝的“抚赏”，似乎长城以北是大明王朝摆的擂台，各路少数民族在那里打擂，谁成为冠军，就能拿老朱家的奖品……现在我把林丹汗赶跑了，所以“理应以给察哈尔之财物与我”。 这时明王朝的官员，不知道是真懦弱，还是早就与后金有勾结，直接“牛酒犒劳”： 十四日，大军至额布尔西巴尔台驻营。 是日，往德胜保送书之库尔禅巴克什、卫寨桑、罗硕还，偕德胜堡官员下千总一员率十五人来朝见汗，并献牛二、缎三、馒头一笸箩，烧饼一笸箩枣一金斗、烧酒一大瓶、黄酒一大瓶，不纳，悉却之。 汗赐来献牛千总牛一，遣还。 复命库尔禅巴克什、卫寨桑率每旗护军十人及小旗颜真一员，执书偕千总等往德胜堡。 书曰： “金国汗致书於德胜堡参将、守堡： 议和之事，我已援天为词。尔等果诚心爱民，不效辽东诸官，宜速成此事。 倘耽搁时日，我虽欲等候，怎奈军粮耗尽，所以约期十日者，为此故也。 倘尔等故意惟诿，不力成此事，乃尔好战也，其咎不在於我。 至书中称谓尊卑且勿论，先成全此事。事成之後，自当逊尔大国。尔等亦视我居察哈尔之上即可。” 天聪六年六月 二十二日， 大军次塔里雅兰地方。 是日，遣往阿济格贝勒处之爱巴、喀木图至，报张家口官员将犒赏察哈尔财物，悉数给还於我，并请互相通商等语。 计给还财物数目：赵喇嘛还蟒缎二百一、補子缎五百七十五、红缎二千二百二十七、倭缎六十四、褐子十二、虎皮六十九、豹皮九、狐狸皮四百六十、水獭皮四千四百七十三；柯郎中还缎五百七十六、水獭皮二百四十、狐狸皮二十五、虎豹皮十、各色包头二百：七十还红缎四十七、倭缎十四、各色缎十二、水獭皮八十、佛头青布一千九百、補子素缎二十六 红毡五十、布五百三十、毛毯二百七． 共缎四千三百八十五、佛头青布及布二千四百三十、褐子十二、水獭皮四千七百九十三、狐狸皮四百九十五、虎皮七十九、豹皮九毛毯二百七、红毡五十。 如果仅仅是“报张家口官员将犒赏察哈尔财物，悉数给还於我”，这事性质还不算太过恶劣，因为“犒赏察哈尔财物”的名单里，全部是布匹和毛皮。 但是，这个账目疑点很多，首先，林丹汗都如大同巡抚张宗衡所说的那样“疲甚、饿甚、穷甚”，怎么还不赶紧在贸易中用马匹换取粮食，而是换取了一大堆布匹和皮毛。 其次，账目不对。 “共缎四千三百八十五、佛头青布及布二千四百三十……”后面从“佛头青布及布、褐子十二”……到“红毡五十”，都和前面的项目能对应得起来。 然后，将“佛头青布及布、褐子十二”……到“红毡五十”去掉，前面的“计给还财物数目”里头，就只剩下： 蟒缎二百一、 補子缎五百七十五、 红缎二千二百二十七、 倭缎六十四、 柯郎中还缎五百七十六、 各色包头二百七十 还红缎四十七、 倭缎十四、 各色缎十二、 補子素缎二十六、 201+575+2227+64+576+270+47+14+12+26=4012 但是，满文老档里，缎总计是“四千三百八十五”，和老六统计的4012疋对不上，多了373疋。 后金是一个强盗集团没错，可是还不至于连最起码的算帐都会算错。 那就只剩下这么一种可能：这是本假账，相当一批物资没有在账中体现出来，而是换算成373疋缎记入账中，至于这些物资，是粮食还是铁器或者其他什么的干活，可就只有天晓得了。 如果用这373疋缎去购买粮食，当时明朝这边蟒缎的价格，大约是每疋5到6两，按5两估计，373*5=1865两，然后，按当时的粮食价格一两银子能购买一石以上的粮食，差不多能购得将近2000石，一石120斤，240000，以每人每天吃1斤来估计，足够6万军队吃上40天，足够断粮的后金军回沈阳了。 这时候，估计某些人肯定要跳起来骂了：假老六！你又在发明历史！你没证据！后金的缎子的总数就是就是就是算错了！你含血喷人！ 非常遗憾，《满文老档》里的这本假帐看似滴水不漏，但是，别的记载不小心说漏嘴了： 天聪六年七月 十五日，明国所赎粮米财物，阿什达尔汉及龙什、达雅齐塔布囊、卫寨桑四人，悉行私取，不分给同行之白格依、爱巴里等。 龙什复私换官价所买蟒缎，笔帖式白格依及笔帖式爱巴里以其事奏闻於汗。 遂命尽夺阿什达尔汗、达雅齐、龙什所得财物、粮米，仍坐龙什窃盗罪，罚银百两，革职。 卫寨桑以新附之人，免夺其财物、粮米。 巴克什库尔禅妄自尊大，轻视同行笔帖式穆成格，向明人只报其身分，而不报穆成格。 故尽夺巴克什库尔禅所得财物。 这段记载不小心说漏了嘴：“明国所赎粮米财物”，而且后金人员在购买了粮米后存在贪污行为，有趣的是，后金把贪污行为都定性为“盗窃罪”，也算是他们法律的一大特色。 主持和后金议和的宣府巡抚沈棨，结局如何呢？《国榷》的记载是： 逮巡抚宣府右佥都御史沈棨。时插汉虎墩兔憨犯张家口求款市，棨不以闻，即答书设誓宴赉。太监王坤以闻，逮讯之。（卷92崇祯五年七月壬寅条） 似乎皇帝玩猫盖屎，不承认他和后金议和，把后金跑来勒索说成“插汉虎墩兔憨犯张家口”。 但是，《崇祯长编》的记载是： 崇祯五年七月十三日(己酉) 圣谕：宣抚沈棨擅和一事，其誓书中数语深为辱国，不胜焦劳之意。 (沈棨)因陈：此番东兵实有精骑五六万，即红衣大炮亦装载十余具随行，声势甚重。 插部号称四十万，且远引避之。 自五月二十六日，薄宣府边，由西行； 至六月初四，薄大同边，又往归化城烧绝板升； 至六月中旬复还大同，相持数日； 至十九日，又薄宣府； 二十一日，东行； 二十四日，大营聚山北，以数千骑薄张家口，索币； 二十六七日，宣府通官与宰生威往还讲觧； 至二十八日，讲成； 二十九日，遂徙幕而去。 夫以五六万伉悍之众，插所畏避，乃临边一月，秋毫无犯，此非赖皇上齐天之景福，岂能及此？ 沈棨不过仰仗声灵，因宣辽旧赏规模，为退兵之计，其實此举原不成盟。 中军都司等官与之颉顽讲誓，以捐俸犒劳为词，不关朝廷裁处，于天威固无损也。 帝谓中枢调度各边，至宣大等处要害严加饬备，尤有屡旨，如何边臣全不遵依？ 遇警辄务欺擅，尔部平时既无查核，事后又不直紏，反为委曲请宽，何以严励战守，副朝廷雪耻安边之意乎？ 巡抚乏员，吏部速推知兵堪任者以闻，如所举不当，以后一体追论。 后金追杀林丹汗后跑到张家口勒索，沈棨是这样向皇帝汇报的： “夫以五六万伉悍之众，插所畏避，乃临边一月，秋毫无犯，此非赖皇上齐天之景福，岂能及此？” 在沈棨嘴里，后金五六万大军，连林丹汗都被吓得躲避(只字不提后金被林丹汗拖断粮)，偏偏赖大明皇帝“齐天之景福”，后金这次行动“临边一月”却对明王朝的边境“秋毫无犯”。 私自和后金议和，被说成“中军都司等官与之颉顽讲誓”、“不关朝廷裁处”。 至于向后金提供粮食和各种物资，被说成“以捐俸犒劳”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地方官员“忍辱负重”，牺牲自己的名节应付后金，掏自己的腰包，用自己的工资购买粮食犒劳后金，应付一下，皇上您事后都可以不认帐的，所以“于天威固无损也”。 崇祯皇帝面子果然很大。 只是这话象是在抽崇祯的嘴巴子。 沈棨被抓后是如此为自己辩护的： 崇祯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原任宣府就逮巡抚沈棨奏辨： 誓书先经毁裂，所犒实系俺卜部落哈喇慎诸人，并未允其有门?身力说誓之举，葢监视内臣王坤所亲见，比其自誓，永不犯边之后，因责以掠畜之罪，即罪生事，头目尽还所掠驴牛，旋即离边而去，且所出皆其捐赔，绝不敢开销额赏，重为本朝体统，虑更为后日开端虑也。俱乞一一究明。 帝以渎陈责之。 从这些记载来看，后金做“边贸”是换了身马甲，以“哈喇慎诸人”的身份来进行“贸易”。 有趣的是，袁崇焕卖米，后金也是换了身马甲，以“哈喇慎诸人”的身份来买米。这事，袁粉到今天依旧不认帐。 更扯的是，崇祯惩处沈棨的原因，是因为“沈棨擅和”、“其誓书中数语深为辱国”。 注意，这是因为议和文件里的许多字句是错误的！至于向后金提供粮食这事，只字不提。 吴宗达《涣亭存稿》里记载着崇祯惩处沈棨的原因： 发下宣府巡抚沈棨本，钦奉御批：明明以国号下与逆奴并列并誓，又给之金帛等物，尚敢修饰，损威辱国，专擅欺君！钦此。 |
|
那么，看看《满文老档》里对议和是怎样描述的： 天聪六年六月 二十七日，宣府都堂(沈棨)、总兵官遣张家口黄官寿、通官二守佣率十一人，同前遣往张家口之库尔禅巴克什、卫寨桑、罗硕等，赍(？)十二、羊二十、梨一金斗、李子一金斗、枣一金斗、茶两篓、稻米十斗、麦面十斗、烧酒一大瓶、黄酒一大瓶，来朝献礼。 领兵诸贝勒、大臣各按翼序排列毕，汗御黄幄坐，令前来献礼之二守佣二通官进见汗，四人不胜恐惧，跪拜打颤，叩首而退。 次命从人遥拜。拜毕，命坐左侧，宴之。 宴毕，赏二守佣各马一，二通官各牛一，再其馀九人各羊一。 科尔沁人、满洲人、汉人大市於张家口。 科尔沁部土谢图额驸属下三人乃潜入明边，取其牛驴。 遂责之曰，两国既和好贸易，尔为何违禁擅掠与国牲畜等语。 命执三人赴明边上，斩其为首者，以示明人。 其馀二人各鞭一百，贯耳。 天聪六年六月 二十八日，宣府沈都堂(沈棨)、董总兵官，身任议和，约定与满洲讲和。 誓告天地时，大明国全都司、黄都司、二州官四员与满洲国阿什达尔汉及达雅齐、龙什、卫寨桑四大臣，刑白马鸟牛，及焚书誓告天地曰： “大明国、满洲国，我两国皆欲修好，和睦相处。 故刑白马鸟牛，誓告天地。 若大明先渝盟，则天地谴之，统绝国亡。 若满洲先渝盟，则天地谴之，统绝国亡。 两国若遵守誓告天地之言，和睦相处，则天地眷祐，至世世子孙，永享太平。” 盟毕，以和事成，赠金五十两、银五百两、蟒缎五百、毛青及布一千。 三十日 是日，先是遣库尔禅巴克什，达雅齐塔布囊及穆成格以御马二匹回赠宣府沈都堂董总兵官。以答谢其送礼之情。 至是沈都堂、董总兵官答曰：“未奉我帝命，何敢受汗之马？” 因辞不受，却之。 以前来送马之礼，？库尔禅巴克什及达雅齐塔布囊各缎三、毛青布二十二。 现在，再来看看此次追杀林丹汗的收获： 十旗俘获人二万一百五十八名、牛七千三百三十九，羊一万四千四百五十，驼二十九，马、骡五十九，驴八百五十三。 人、畜共俘获四万二千八百八十八。杀男丁一万一千三百八十。(后金的统计真有意思，把被俘的蒙古人和牲畜统计到一块) 外蒙古诸贝勒俘获人六千四百三十五，牛八千一百二十，绵羊，膻羊一万七千九百五十九，驼五十八，马四十五，驴一百七十六。人与畜合计三万二千七百九十三。 其所杀人数尚不得知。 总计七万五千六百八十。 八旗新蒙古诸台吉、喇嘛、来归蒙古人等，俘获之数，均未载录。 随汗进征蒙古诸贝勒俘获数目： 索诺木台吉俘获人十七，牛四十六，羊一百一十五，驴四头，共一百七十二。 西讷布库俘获人二十四、牛三、驴三、共三十二。占俘获人四十二及牛六十七、驴四，共一百一十三。 正蓝旗特木德赫喀兰图携来俘获人七，牛十五，驴二、羊五十，共七十四。 寨桑扎尔固齐获人十九及牛六十四，羊一百四十二，共二百二十五。 嘎尔玛叶儿登俘获人一百六十，牛二百七十五及羊六百九十七，驴十四，共一千一百四十六 数噶儿珠色特尔俘获人十七，马二，驴六，牛四十六，羊四十七，共一百三十八， 硕托台吉属下沙金俘获牛四、驴二、羊四，共十 纳穆俘获人十，牛十一，驴二，羊三十一，共五十四． 色棱俘获人二十九、牛四十一、羊二十、驴二，一共九十二。 巴特玛岱噶儿俘获人十四及马一、牛十五、驴二、羊一百一十，共一百四十二。 古鲁俘获人十九，牛三十七，驴三，羊四十七，共一百六。 乌显黄台吉俘获人二百八，牛四百，羊六百，驴三十，共一千二百三十八。 孙杜棱贝勒俘获人八千，牛六百，羊八百，驴五十，共九千四百五十。 伊儿都齐俘获人二百三十一，驴五十二，牛三百四十，羊五百，共一千一百二十一。 本来，阿黄都断粮了，要是没有粮食，我看阿黄敢掳掠这么多蒙古人回去。 如果说，这一次沈棨因为“擅和”、“其誓书中数语深为辱国”而被抓起来，那么，之后，后金多次顶着“哈喇慎”马甲跑张家口来做“边贸”，明王朝官员，只要不议和，就只管“边贸”，皇帝保证不会追究。 之后，是网上一位马甲名为“温长卿”的知乎作者写的明王朝与后金做边贸的经过，原文照抄， …… 据达力扎布的研究，1635年起，明朝与外喀尔喀开始了互市。 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皇太极西征归化城一带，打击南下贸易的喀尔喀部，并派遣察哈尔旧部为使者到明朝，再次要求议和、互市。 三月，明宣大总督卢象升闻讯后密报皇帝，并提出三策： 奇着为以骑兵突袭清军； 正着为拒绝谈判、闭关自守； 稳着为以互市为条件，要求清军撤兵。 （《卢象升奏牍》卷10《密报边情筹控御三著疏》） 老六注：此文作者弄错了，《卢象升奏牍》应为《卢象升疏牍》。 兵部尚书杨嗣昌得讯后，主张达成和议，以便先平定农民军。 （《杨嗣昌集》卷23《实剖愚忠疏》）。 毅宗(崇祯)批示道：据报既系东奴，疋则开市何名？疋如插部旧夷能与奴携贰，或杀奴自效，准照旧例市赏。 著该督设法密行，仍一面集兵严备，不许蒙徇，致伤国体。尔部即行驰饬。 （《兵部奏为密奏夷情事》，崇祯十一年三月十一日，《明朝档案总汇》第疋29疋册，第二一九二件。转引自达力扎布《17疋世纪上半叶喀尔喀与明朝的短暂贸易》） 崇祯既否定了与清国议和的说法，又表示可以与“察哈尔旧部”互市颁赏，实际上是接受了卢象升的“稳着”，与清朝操纵的蒙古部众进行合法贸易，先求稳定宣府边防，再设法离间满蒙关系。 在此前的1634年，后金即已收服土默特部，1637年更令其旧部与明朝联络，在大同镇的杀虎口重开马市，间接与明贸易。 这样一来，宣府、大同都有了以明蒙互市为名义、明清贸易为实质的市场。 之后，杨嗣昌更提出了他的计划：趁达成和议之际，裁减蓟镇、宣府及北直隶各地之兵，将马匹、钱粮集中于关宁，训练骑兵五万，分属五大将，令其经常出关射猎，作为机动兵力。 再设法通过蒙古人在辽西义州(今义县)开设市场，借此恢复义州。 崇祯赞赏其苦心，但认为“议料处亦未尽然。且烽（此为避讳字）伏近边，还当力图实着，力修战守。” （《杨嗣昌集》卷23《庸材实负任使疏》） 当年六月，清廷“遣达雅齐塔布囊、卫寨桑、往明张家口互市”， 七月，又“遣达雅齐塔布囊率喀喇沁部落毕喇什、喇什希布等往明张家口，与明镇守官议岁币，一如与喀喇沁贝勒之数，兼议开关互市。”（《清太宗实录》卷42崇德三年七月壬申条。） 清廷在察哈尔旧部之外，又想增添喀喇沁部名义的互市。 1638年是明清第一次正式在张家口互市，双方都有官员参与主持。 然后，那位“温长卿”说： 这种互市，传统上是在明朝边境内举行、有明军监视的。既然清廷想通过蒙古人的老套路来交易，那么这种形式应该是不会改动的。具体到张家口，就是蒙古人进入边墙以内的来远堡互市。 要知道，既然敢走私，各方自然会把监视的相关人员用各种手段摆平，比如送金子和子弹啥的，表面上是合法互市，实际上后金都来张家口了，晋商只要把各种违禁品走私出去，明王朝未必能觉察，就算觉察，这种事也都能用钱权摆平。 只不过，单纯的晋商，肯定没这胆子，但如果是晋商背后的大小官僚利益集团，他们完全能做到只手遮天。 所以，这不是晋商在卖国，而是反洞官僚借晋商之手卖国。 之后，那位“温长卿”整理的互市内容是这样的： 当年九月，清兵由多尔衮、岳托等人率领，第四次大举入口。 这一次清军的确没有像崇祯七年、九年两次入口那样再从宣府侵入，而是由蓟镇攻入，转战冀鲁各地，杀掠无数，还攻破了山东省会济南。 卢象升率军入援，战死于巨鹿。 1639年旧历八月，皇太极又“以张家口互市缎疋赐诸王、贝勒、贝子、公及承政、固山额真以上各官有差。”（《清太宗实录》48崇德四年八月壬子条）说明是年又举行了张家口贸易。 1640年旧历五月，皇太极亲临义州、锦州前线巡视，决定开始围困锦州。 七月，洪承畴援军抵达杏山，双方展开对峙。 八月，皇太极仍“命希福、朱马喇、启心郎布丹等率八家商人及公以下、牛录章京以上家人往张家口交易”。（《清太宗实录》52崇德五年八月己未条） 之后未见互市失败记载，大概张家口贸易并没被松锦战事耽误。 1641年旧历八月，洪承畴大军溃败，清方取得了松锦战役的决定性胜利。 当年张家口贸易仍在继续。 当时原属察哈尔部的苏尼特部落马达海等三人，在张家口抓了三名明军哨兵，释放两人，藏起来一人。 “张家口汉人，首告于达雅齐。”（《清太宗实录》58崇德六年十月甲寅条） 达雅齐将哨兵放回，对马达海等人治罪。 达雅齐即前述建立张家口贸易者，此时他仍在为“张家口汉人”主持公道，说明清方仍有意维护秩序，延续这一互市贸易。 1643年清兵第五次入口后，皇太极写信向朝鲜炫耀战果，其中还提到：又鄂尔多斯济农、土默特部落格根汗所居地方，暨兴安地方以西乌朱穆秦、蒿齐忒、苏尼特等部落，及各处归附蒙古，尽欲举兵。以地处甚远，令其各安地方，仍与汉人贸易。（《清太宗实录》65崇德八年七月丁巳条） “举兵”之所以会和“与汉人贸易”矛盾，正因为不是走私，而是明朝官方允许的互市。倘若蒙古部落出兵参战，互市资格就会被取消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入口的确又是从蓟镇攻入，未攻击宣府、大同。如果按这里的说法，张家口贸易差不多是一直延续到明亡了。它的确保住了宣府、大同的数年平安，但丝毫不影响清军从关外和蓟镇发起攻击。 除了卢象升所说的一个“稳”字外，明朝君臣曾有过的宏图远略，基本都落空了。 从前文来看，卢象升总督宣大也是有一阵了，晋商的事情多少知道一点，很可能是不敢说，但对后金态度很不友好，尤其是崇祯十一年提出的三策中奇正两策。 一开始，老六怀疑卢象升不干净。 但是，卢象升是沈棨完蛋后接任的，如果他真不干净，不至于在后金第二次破边时主动冲上去和后金拼命，并且是在被人扯后腿的时候冲上去拼命。 那么，为什么象卢象升这种连命都可以不要的猛人，都不敢对张家口存在的走私现象采取措施呢？ 第一种可能，他压根不知道。 这不可能。卢象升是勇猛，但决不是傻瓜。能当上巡抚的，智商、手段都远超一般人，走私这种在他眼皮底下发生的事，根本瞒不过他。 那就存在这么一种可能，边贸的事情，崇祯知道一部分，但不知道全部。 崇祯以为，“边贸”时，布匹毛皮卖高价，能把后金抢走的一部分金银硬通货赚回来，毕竟崇祯没钱。 所以，崇祯还把销赃集团成员当成亲信――谁能帮崇祯弄到钱，谁就是亲信。 你想，当初沈棨被抓仅仅是因为议和后和后金盟誓的字句存在错误，更加严重的向后金出售粮食反倒没事，外人眼里这不是皇帝在默许纵容么？ 如此一来，张家口的事情，到底哪些崇祯同意，哪些崇祯不同意，谁都说不清楚，并且没人敢找崇祯对质。就算卢象升找崇祯对质，崇祯也只能装傻，然后把卢象升调走，就象袁崇焕“用间”议和时，天启把反对议和的王之臣调走那样。 如此一来，基本等于张家口后金销赃得到了崇祯的认可，销赃集团等于可以为所欲为，连卢象升都不敢说破。 更有这么一种可能：卢象升天雄军的军费开支，就是从“布匹毛皮”贸易的收入里支取的。 所以张家口“边贸”记录和袁崇焕被抓后的口供一样，刚面世就会被销毁，不可能有详细记载。 当初袁崇焕以“用间”为由议和也是这种操作，天启批准“用间”，袁崇焕喇嘛吊孝，回头汇报获得多少多少情报，等下次后金派使者来议和，又可以派喇嘛去当间谍，中间的事情，到底哪些是天启的意思哪些是袁崇焕的私货，谁都说不清楚。 从张家口边贸记载来看，年年都有，即便打仗的时候也不停止，崇祯不知道这事的可能性为零。 很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即便是对后金态度极其不友好的卢象升，都不敢对张家口的“边贸”多嘴。 可即便如此，卢象升依旧被后金军干掉了，中间的过程，只能等以后资料搜集得差不多了再分析。 再把目标转回崇祯做“边贸” 后金穿着“哈喇慎”的马甲来“边贸”，崇祯装作没认出来，他自然不方便和“哈喇慎”做“边贸”，就让下面的人去做。 当然，派身边的太监和特务去监视，肯定是必须的。 只不过，崇祯身边的太监厂卫，同样被销赃集团渗透，所以，皇帝派去监视“边贸”的人员，实际上是销赃集团自己监视自己，跟没监视一样。并且“合理合法”的“边贸”，所有手续，崇祯和手底下的太监厂卫都会帮你做好。 然后下面的人，打着皇帝的旗号为所欲为，并且，皇帝还必须装傻。而且，皇帝把这种人能帮自己干脏活、“解决财政问题”，并且对自己极其“忠诚”，“忠诚”到“不惜背黑锅”的“能人”当成绝对的亲信。 但是，“亲信”和皇帝的核心利益完全不同，直到国家面临灭亡时，皇帝才会发现自己被耍了，偏偏有苦说不出，只能杀人后销毁审讯记录。 现在，关键问题是，晋商赚得的银子能不能落入崇祯手里？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很没必要，从崇祯口袋里掏银子，不就是官僚的职责么？崇祯赚钱，不就是为了支出辽饷练饷剿饷么？他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龙袍只要没破得太显眼，都偷偷打补丁。 那么，钱进入户部或者内帑，最终，都是得支付三饷，不就又是销赃集团的银子了么？所以，无论是内帑还是户部兵部，实际上就是销赃集团的银库，后金的赃银购“合法”购买了布匹毛皮后，进入明朝的库房，在库房里转了一手，这些沾满了鲜血的银子，就洗干净了，就合法了，就可以通过辽饷、练饷、剿饷……的名义，贪污成官僚的银子了。 也就是说，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崇祯在帮后金、明朝斧拜官僚洗钱。 崇祯还感动得不得了——终于有钱了，终于把财政缺口填上了。 皇帝爽了，表面上他卖出布匹毛皮，把后金从关内抢走的金银硬通货赚了一部分回来。 然后，官僚走私集团更爽了，在“布匹毛皮边贸”的幌子下，他们不仅可以做合法生意，更可以走私各种物资，粮食、茶叶小意思，大炮其实都可以走私出去。 到时候把账本望崇祯面前一放，压低嗓门神秘兮兮：“皇上，这是这一次的账本，卖了多少多少毛皮布匹，赚了多少多少银子，今年的财政缺口总算填平了……以后要是出了什么事，臣死不足惜，家中老小还得劳烦皇上照顾一二……” 崇祯感动得涕泪滂沱…… 至于卖大炮，我打着皇帝的旗号，外人谁敢查？至于做帐，首先，从我这里出货，后金那里进货，崇祯能到黄台吉那里查账去？其次，大炮比粮食更好做帐，直接说炸膛后回炉就行，嗯对了，造大炮的时候，把成品说成废品，直接就能做到神鬼不知。来源查不出来，去向没法找后金核对，走私大炮，比走私粮食还方便。 至于“合法”贸易下的走私，皇帝肯定会怀疑，而官僚也压根不用隐瞒什么，直接告诉皇帝：我们抓住了若干走私禁运物资的不法商贩，查获各类物资若干…… 但是，不能因为走私的存在，就取缔“合法”贸易，不然，三饷钱从哪来啊？反正鞑子就在口外，就算停止合法贸易，也无法杜绝走私，反正我们正在努力打击走私，暂时就不影响“合法”贸易了吧。 所以，皇帝明知走私的存在，但肯定想不到，走私各种物资的黑后台，就是“忍辱负重”，帮他操办“布匹毛皮贸易”的“铁杆亲信”，并且，他还让走私集团的总Boss负责打击走私。 现在，销赃集团的运转流程已经八九不离十了，而且，合法贸易额估计不会低于30%，毕竟后金那里许多人衣服都穿不起，辽东又极冷，布匹毛皮需求量也特别大。 至此，晋商“边贸”如火如茶，哦不，如火如荼，表面上看，他们做的贸易，全是“合法”贸易，有完整的手续，谁都挑不出毛病。 事实上可就不好说了。 最关键的一个疑点：明王朝从中原到西北各省的粮食哪去了？ 明王朝的大破灭是从陕西开始，饥民潮是从陕西开始蔓延，之后，星火燎原，甘肃、四川、河南、山西各省全部跟着倒霉，难民越滚越大，滚雪球式爆发。明王朝不是没有筹集钱粮接济、招抚过，结果是抚了叛，叛了抚。 到得后来，洪承畴等许多反格命官僚明目张胆地提出“只剿不抚”。 更大的可能，就是山西、河南、陕西等地的粮食，甚至还有部分崇祯拨过来的赈灾粮，相当部分被与官僚有勾结的晋商走私给了后金。西北、中原各省的粮食，自然就少了，当地百姓，自然就只能逃荒，并在流亡的过程中星火燎原。 怪不得崇祯五年后饥民发展得那么快。崇祯十年后更是成几何级数发展。 只不过，老六没证据。 逻辑上完全吻合，证据上统统没有。 确切地说，崇祯五年那次，沈棨向后金提供粮食这事，铁证如山！ 只要崇祯五年这次，明王朝的反洞官僚向后金出售粮食，他们的信用，就彻底破产。那么，没人敢保证，他们在之后没有向后金出售粮食。 这，是有罪推定——老六我就是这么坚持。 |
|
南方士绅集团的海贸： 包括南洋海贸和对日海贸。 这时候的南洋，明王朝的官方存在已经因为下西洋被停罢而彻底消失，南洋各地已经被各路西方殖民者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 更有甚者，荷兰人把手伸到了台湾，葡萄牙人把手伸到了澳门。 孙国桢，就是崇祯年间和王廷试一起将东江镇兵额压缩到三万三千的那一位，天启四年收复被荷兰侵占的澎湖列岛。 让一帮红毛鬼子隔着大半个地球把生意做到了大明朝的家门口，大明朝南方的官僚士绅对南洋的贸易究竟还剩下多少利润空间也就可想而知。 然后是对日贸易。 当时的郑芝龙是风云人物，在大明朝是官，在日本，他娶了肥前平户岛主田川七左卫门之女当老婆，可见在日本，他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在南洋，大明朝南方的官绅势力被一帮泰西鬼子压缩了利润空间； 在曰本，大明朝南方的官绅势力被大明朝北方的官绅势力压缩了利润空间； 更可恶的是，大明朝北方的官绅势力的对日走私，因为他们出钱出粮食支持朝廷镇压后金，他们的走私，竟然还得到了皇帝的默许。 海上贸易大致情况是这些。 陆地上的贸易，主要是针对各少数民族，以茶叶、丝绸布匹、瓷器、铁器等物资换取少数民族的马匹和各地特产。 马匹方面，中国地方大，一方水土一方人……哦不，一方马，马匹种类繁多，适应的地区、气候等各不相同。 比如，蒙古马，个头不大，但极为耐寒，很有耐力和韧劲儿，是人见人爱的战马，但是，到了西南地区，它们就未必适应那里的地形和气候，也就当地的川马能适应。 而川马，跑的倒是快，也有耐力，而且性情温顺，吃的也不多，但个头太小，不能驼重，我军一位老骑兵干部回忆说：这种马，大个子骑手不喜欢，但女同志很欢迎。 与海贸类似，明初的盐、茶、马匹等贸易，也是朝廷在管，由“茶马司”经营，类似于国营企业…… 之后，各地的官僚、商人勾结，对国家的盐、茶、马匹等贸易进行渗透，“于正引之外给与茶票”，导致“上驷(上等马匹)尽入奸商”、“以下马易我上茶”、“不才将吏又以私自所飬之马窜入彛马，之中冒支上茶”……什么稀奇古怪的招都有，反正大明朝家大业大，非常适合当冤大头——“茶法马政边防一时俱坏矣”。 梁廷栋的说法是： …… 四川、陕西设茶马司，收贮官茶，立金牌符信为验，一以易马，一以抚番，一以制卤，所谓夺西人之腑脏而断其右臂也。 国初茶无私贩，后渐生奸弊，近且公然与海外为市矣， 而巡茶御史不深维法意，庇护商人，又创为赏勤之例，于正引之外给与茶票，使得私行易卖。 于是商茶盛行而官引壅滞，番彛之上驷尽入奸商，而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 且茶行广则番彛藏厚，叛服可以自由，而反以下马易我上茶，因借以收番，不才将吏又以私自所飬之马窜入彛马，之中冒支上茶，而茶法马政边防一时俱坏矣。 不止陕西如此，实际上宣大等地和蒙古人贸易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况，后金以“七大恨”造反前，辽镇也是如此。 明王朝的马政，实际上也是一笔烂账，只不过，无论是明王朝官牧民牧还是少数民族的茶马贸易，经济总量都远不如海贸，所以这种腐败不是很显眼。 但是，从马镫、马鞍等装备出现后，骑兵作战的各种战术先后出现，使得骑兵能够完成各种稀奇古怪的作战任务，而且骑兵速度快，没机会，他们可以迅速脱离战场，去寻找对方的薄弱环节进行攻击，使用起来异常灵活，能打，能溜。往往是步兵打赢骑兵，骑兵不会伤筋动骨，一旦被骑兵打败，那是跑都跑不掉，只能被人家全歼。 所以相当长一段时期，骑兵的作用相当重要。 即便在现代，骑兵被淘汰了，但许多骑兵战术并没有过时，而是被改头换面，运用于装甲兵、空军的作战当中。 在中国，更是如此，封建王朝时代不必多说，直到我军成立的时候，国军的骑兵，依旧是我军的巨大威胁。 红军时代、抗战时期如此，一直到解放战争中后期，国军的骑兵，依旧能在某些特殊条件的作战中，对我军造成重大的杀伤。 在热兵器还没能彻底淘汰冷兵器的时候，一个国家马匹的数量，往往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战斗力。 所以，即便明王朝在马政方面涉及到的财政投入并不算太大，但还是有必要深入分析一下。 老朱家皇帝刚建立大明朝，在马匹的管理方面，就相当重视。 明王朝的马政，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官牧、民牧，外加和少数民族进行贸易。 只不过，还是那句话，“治国先治吏”，吏治一完蛋，任何制度都要出漏子。 没几代功夫，制度允许的养马体系就全部完蛋。 官牧：是御马监，苑马寺这些机构使用卫所军人养马。 完蛋原因：腐败、牧场被侵占； 腐败，世界上就没新鲜事，不多说，大家都懂。 牧场被侵占，实际上也是腐败的一种，众所周知，马是草食动物，而且那东西块头大，吃得多，要想把马养好，就需要大量的土地作为牧场放牧。 同样的土地，用来放牧，效益显然不如用来农耕。 更恶心的是，牧场是朝廷的，而官僚士绅将门将牧场侵吞，改为耕地，收益是自己的。后面发生的事，也就可想而知，若干年后，连牧场都没了，官牧还怎么运转？ 民牧：若干民户合养一匹马，老朱家也知道养马不合算，所以让若干户百姓合养一匹马，然后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比如免除徭役之类。 只不过，民牧同样完蛋得很快。 完蛋原因： 1.宗族势力作怪，豪强向弱势群体甩锅，让最穷最没势力家庭养马。 这个问题，朱元璋活着的时候都没能真正解决，朱元璋的政策是发挥民间的民主监督作用，哪个豪强敢欺负贫困户，贫困户可以将豪强扭送到京城。 问题是：贫困户能玩得过宗族势力么？老朱活着的时候都摆不平，死后就更甭提了。 2.官僚腐败，史料记载“岁发太仆寺马价银一十一万两，其初则买货委官扣侵者十之一二，其既则前项各官扣入者十之六七，马随补随倒。银岁耗，军不得沾分毫。”这样层层盘剥下来，发到养马军士手中的马，“才领，即有倒者；养二三月，或数月倒者；即不倒而老弱，弃之不可。饲之无益。” 3.制度恶劣，被别有用心的官僚恶意执行。 首先，是硬性规定不准养死，而且还要“孳息”，就是让大马生小马，每年上交一匹小马，否则赔偿。 首先，马匹有寿命，搜索到的结果是平均寿命30～35岁，但是，这是现代医学发达的情况下的数字，古代人的医疗条件都不怎样，兽医水准就更加糟糕。孙悟空曾任“弼马温”，谐音“避马瘟”，这个官名本身，就说明养马的时候，各种马瘟是非常让人头疼的事情。 养马是个技术活，比养猪复杂得多，不仅要喂食，而且还得驯马、遛马，进行一定的训练，否则根本无法当作战马使用。即便是喂马，都有若干讲究，比如喂食前得把马头拉得高高的，使得食道通畅，喂食的时候不能一下子把草、料全倒进马槽，因为马匹挑食，上层的干草它不吃，专挑槽底的豆料吃，营养不均衡，容易生病，所以得分批喂食，盯着它吃，吃多少，喂多少；干草的长度也有讲究，太长了不易下咽，太短了马嚼不烂；连喝的水都不能太凉，从水井里打上来的水得回温一阵后才能让马喝，否则容易拉稀…… 养马复杂，医疗条件差，外加马匹配种技术本身就落后。 古代没有人工配种技术，就是用假母马生殖器骗取公马的精液，稀释后人工受精让多匹母马受孕这种，每次配种只能让一匹母马受孕，同时由于兽医水平不高，马驹更容易养死。 然后，就是太仆寺官员对马匹的检查验收。养马户每年都得把马匹带去给太仆寺检查，不合格，得退回去换合格的来。这时候正是官僚勒索百姓的时候，“检查”的本身，就是民牧的腐败成本之一。 结果就成了，养马成本加上腐败成本，使得民间养马户迅速破产。 这里所说的破产，可不是一般的破产，养马户的马匹老死病死，或者交不出马驹，是要照价赔钱的，赔到倾家荡产也不放过你，最终，造成百姓大量逃亡，或者上山落草，许多养马地区的“响马”，就是这么来的。 和少数民族贸易： 主要是以茶叶等中原王朝的特色产品和少数民族交换马匹。 完蛋的原因：官僚勾结商人挖体制的墙角，使得官僚操纵的私商用茶叶将少数民族的上等马匹买走，造成朝廷购买的马匹不仅价格贵，而且质量差。 更要命的是：官员操纵的马商也养马，然后冒充少数民族将私养的马匹卖给朝廷，由于这种马商和官僚勾结，后台硬，有官僚在政策上的种种优惠，养马的成本，比官办马政和民牧都低得多，在这种官僚马商的恶意竞争下，官牧和民牧都迅速破产，明王朝和少数民族的马匹贸易也受到巨大影响。 熊廷弼是这样评论这种现象的：“……帅曰马不死，而吾所养之马何以售？裨曰马不死，而吾验马之钱何以来？军曰马不死，而吾与马户通同及阖族帮买之利何以得？是官与军无一人而不咒马之速死者。” 更缺德的是，这些人把劣马、病马卖给朝廷，败坏的，还是少数民族的信用度。 “俺答封贡”后，万历时期有两个官员，成天就是给朝廷递折子，说蒙古人良心大大地坏，卖给大明的市马瘦弱多病，马市是恶政！应该予以废止，不再向关外买马。到了后来，“胡马不可用”成了朝内共识。 要说“胡马不可用”，根本原因并不是少数民族良心坏，而是官员操纵的马商再次挖了体制的墙角，和四川、陕西等地的茶马贸易一样，好马都被买走，劣马卖高价，同时官员操纵的马商冒充少数民族卖马……各种稀奇古怪的烂招，导致“胡马不可用”。 然后，官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在朝廷里以“胡马不可用”为由，制造舆论，误导国家政策。 最终，朝廷允许的官牧、民牧、和少数民族的茶马贸易，全部完蛋。 诞生了一个怪物：官僚控制的商牧。 合法的，竞争不过非法的，就是这么奇怪。 天启六年，袁崇焕升任辽东巡抚后，勾结当时的兵部尚书冯嘉会搞“抚赏改马价”，其动机，除了坑林丹汗，恐怕还得加上误导国家政策，为官僚控制的商牧开方便之门。 在辽东，明王朝原本也和辽东的少数民族进行马匹贸易，腐败的模式，也大同小异。 弩尔哈齐造反了。 辽东一带，经济模式不再是和少数民族交易马匹，经济模式升级了，成了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怪物。 从弩尔哈齐“十三副铠甲起兵”开始，后金扮演的一直是这样的角色：辽东官僚士绅的搅屎棍、刀子，朝廷那边对辽东的控制放松的时候，八旗集团就安分守己(实际上是猥琐发展，在辽东官僚士绅的支持下吞并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以及相当部分蒙古部族)，一旦朝廷加强对辽东的控制，弩尔哈齐就兴兵作乱，让负责辽东的明王朝官员灰溜溜地滚蛋。 著名的“努尔哈赤大战萨尔浒”，看似是弩尔哈齐“用兵如神”，号称“任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实际上这种战略是建立在准确的情报支持上，弩尔哈齐得到了准确的情报，知道明军完整的作战计划，什么人，什么时间，从什么地方经过什么道路，什么时间到达哪里，弩尔哈齐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他可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然后，朝廷派过来的官僚担下全部骂名，杨镐自不必说，先关进大牢。之后的东林党也被狠狠坑了一把，袁应泰丢了辽阳、沈阳，所有的失败成就了熊廷弼“力挽狂澜”的美名，包括之后东林党的王化贞，反正只要和熊廷弼关系处不好，必定要导致局势崩坏，只有熊廷弼才能勉强维持局势。 扯蛋的是，正是熊廷弼掌权时期，后金看似“安分守己”，然后吞并叶赫部——这正常吗？ 而广宁之战，王化贞完蛋，然后熊廷弼立刻从右屯转进，好吧，王化贞把军队玩没了，熊廷弼转进无可厚非，但是，右屯囤积的50万石军粮，没有销毁，全部落入后金手里，要知道，后金的经济状况一直不怎样，当时的粮食价格，至少是一石粮食四两银子，光凭这一条，熊廷弼掉脑袋一点都不冤枉。 正是因为有人放水，到广宁惨败的时候，明王朝前后在辽东战事上投入的两千多万两银子打了水漂，天启事后派梁梦环(是个给八千女鬼修了好几座生祠的家伙)去调查这些钱花哪去了，梁梦环回来说，许多地方丢了，人死了，死无对证，只知道熊廷弼家产巨万(另有人弹劾熊廷弼家产百万两银子)。于是，已经掉了脑袋的熊廷弼背下所有的黑锅。 骚操作的结果，是辽东战事的彻底败坏，看似后金占领了辽东，实际上弩尔哈齐并不是真想推翻朱明王朝的反洞统治，起初的弩尔哈齐，并没有太大的野心，他只想割据一地，然后以藩属的身份向明王朝“朝贡”换取“市赏”，搞变相贸易。这也正是辽东本地官僚士绅的如意算盘。 只不过，辽东本地的官僚士绅算计明王朝，明王朝的官僚士绅设了个更大的局： 好啊，奴酋造反，是个大大的反贼，所以要平辽(暂时平不了，也不想平，打出招牌忽悠皇帝和外行)，野战打不过奴酋，那就修堡垒，并且修堡垒不是防守，而是进攻，按游戏里的说法，叫“塔攻”，从山海关开始修堡垒，一路把堡垒修到沈阳去。能不能成功再说，反正是修堡垒，养蛀虫，这种战略多少花销？不重要，反正老朱家买单。 朝廷没钱，那就加征辽饷。辽饷名义上收了六百多万两，实际上各级官僚以辽饷为名的加派，没有两千万两hold不住。然后各级官僚以修堡垒造大炮为名，再吞掉若干，真正落到大头兵手里的能有多少，就只有天晓得了。 不仅仅如此，还要对奴酋进行封锁。丫甭想获得“市赏”。 |
|
最后，我们将明王朝的腐败现象粗略分一下等级： 初级腐败：底层的阶级矛盾，包括各种商业手段、混乱的度量衡、银两铜钱惨杂低价值金属、大小斗卖出买进、高利贷、士绅向自耕农转嫁税赋、土地兼并、各级军官将军屯据为己有…… 中级腐败：主要是官员和胥吏的腐败，包括火耗、行贿受贿、因各种战事加派各种税赋，如辽饷练饷剿饷、将朝廷的常设或临时的税赋层层加码…… 高级腐败：高级官员误导国家政策为自己的各种经济行为提供国家政策支持，如禁海、勾结商人，向商人额外提供盐引、茶票，在海上、大陆各个方向上走私，涉及各行各业，包括纺织、盐业、茶叶、布匹、马政、铁器……几乎所有商品的贸易上，都形成了垄断和对国家政策的恶意误导。 以上，都算是基础腐败。 有人说，腐败就要亡国。 但是，腐败到什么程度才会亡国，则没有个明确的说法，反正一直到这种程度，大明朝依旧这么跌跌撞撞地熬了二百多年始终没有被玩坏。 所以，大家都在说“腐败就要亡国”，但大家都没有当真。 灭亡级腐败：抢劫与销赃。 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误导国家政策，故意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全面放水，让某个造反集团在指定范围内大肆抢劫，然后，由于强盗自身市场不完善，消化能力差，许多物资、硬通货无法消化，不得不找利益集团控制的商人销赃，获得粮食、各种物资或军需。 于是，官僚利益集团吃肉，造反集团喝汤，造反集团所过之处几乎寸草不生，大片大片的明王朝统治区遭到灾难性破坏，陷入瘫痪，丧失生产能力和提供税赋的能力。 而且，不仅后金如此，农民军所过之处也存在类似现象，许多农民军沿途抢劫、裹挟百姓，肯定也是有若干硬通货无法变成他们所需要的粮食或各种军需物资，这时候，暗中肯定也是官僚控制的商人在作怪。 波澜壮阔的明末农民战争中，不仅有若干农民军抢到的金银硬通货和各种物资无法变现，不得不找官僚控制的商人销赃，商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客户——大明官军。 当时的说法，叫作“贼梳兵篦官如剃”。 指的是：一个地区，贼(农民起义军)来了，抢劫大户，裹挟百姓； 农民起义军走了，大明官军来了，明末军饷发不出来，军队只能大肆抢劫来养活军队，还要杀良冒功； 最后官员恢复统治，把经过“贼梳兵篦”残存下来的百姓再“剃”一遍，最后寸草不生。 现代人，对明末这种事没有直接印象。请参考民国时代的这么一个口号“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就知道个大概了。 许多事情，是今天过惯了太平日子的人们无法想象的，比如，大户人家明明已经被农民起义军抢光了，普通百姓穷得要死，官军来了能抢啥？ 大错特错，百姓家里是没钱，但是官军可以抢人，把青年妇女，大姑娘小媳妇掳走，运到外地卖钱…… 没想到吧。这种事，史料没有记载，明末不知道有没有，民国时代还真有，国军75师师长宋天才就是这方面的行家，这一位，在鄂豫皖抓了两千多妇女用汽车拉到别处贩卖。 农民起义军，消化能力都有限，最终不得不找人销赃； 大明官军，本来就是官僚利益集团操纵的，将门本来就是利益集团的一部分。 负责最后补刀的大明官僚，既是强盗，又是销赃者。 也就是说，无论建奴鞑子还是部分农民军，都是棋子，操纵商人销赃的官僚集团才是真正的棋手，正是这种疯狂的操作，才真正搞垮了明王朝。 其实，不止明末如此，在之后我大清征服中国的那段时期，情况也大同小异。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迁界禁海、广州屠城……几乎所有兵灾的背后，都有官僚士绅暗中控制的商人从强盗手里收贼赃。 只不过，我大清的八旗、汉军、绿营等各路强盗背下了几乎所有的骂名，而收贼赃的商人和背后的官僚士绅，个个都是富可敌国、乐善好施的大善人。 一直到乾隆年间，我犬清在西北等地用兵，背后，也是一帮商人在大发横财，至于商人背后的官僚势力是哪路大神，不得而知，反正，晋商被吹得很厉害，说他们怎么怎么儒商，怎么怎么诚信、公道…… 至于他们背后，是哪些官僚在豢养、支持、操纵，一片空白。 只知道，有个大盛魁，在内地用白菜价收购茶叶、铁锅、木碗之类的小玩意，到了蒙古草原，就把那帮人傻钱多的蒙古人当猴耍，当猪杀。 刚开始，老夫以为蒙古人真是人傻钱多不开窍，多年以后，才发现不对头，没有特权在背后操纵，蒙古人能这么好欺负？一帮商人能吃下那么大的利益？！ 还是那句话，老夫没证据。但是，大家心里应该都有数。 可以说，中国的官僚士绅和他们操纵的商人，真的很聪明，他们的贸易手段，比之西方殖民强盗的“三角贸易”毫不逊色，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自从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等一下，好象有些不大一样。西方殖民强盗玩三角贸易完成原始积累后，推动工业格命，造巨舰，造大炮，全球抢劫，而中国的官僚士绅商人完成原始积累后，继续土地兼并，银子多得实在花不出去了，只好融化铸造成一个个一千多两重的银冬瓜“没奈何”，藏进地窖里，又重，形状又不规则，让小偷想搬都搬不走。 |
| 14楼到22楼哪去了？不欢迎，我可以不发。 |
|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
| 煮酒论史 最新文章 |
| 谈谈历史，看上至千年每个朝代的和平时期 |
| 亚历山大是中国人？ |
| 秦桧是不是被诬陷，乃至千百年来一直替人背 |
| 对越作战解放军老兵的回忆(整理版) |
| 酒鬼也来说说《山海经》 |
| 历代研究《穆天子传》西行线路的死穴 |
| 连载长篇原创《一本正经说晋朝》 |
| 保卫司马南 |
| （第四篇）透过《燕云台》追寻辽朝之往昔 |
| 一个国家如果有几万年历史，不会造飞机火车 |
| 上一篇文章 下一篇文章 查看所有文章 |
|
|
娱乐生活:
电影票房
娱乐圈
娱乐
弱智
火研
中华城市
印度
仙家
六爻
佛门
风水
古钱币交流专用
钓鱼
双色球
航空母舰
网球
乒乓球
中国女排
足球
nba
中超
跑步
象棋
体操
戒色
上海男科
80后
足球: 曼城 利物浦队 托特纳姆热刺 皇家马德里 尤文图斯 罗马 拉齐奥 米兰 里昂 巴黎圣日尔曼 曼联 |
| 网站联系: qq:121756557 email:121756557@qq.com 知识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