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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先秦书法十三篇（连载） |
| 作者:驿渡山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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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遐想第一 谈论书法的源头必须从文字开始，因为没有文字就没有书法。但有了文字也未必就有书法。据统计，世界上有五千五百多种文字，但真正称得上是书法艺术的只有咱们的汉字。 汉字的历史，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如果从原始社会的刻划符号算起，至今已有七千多年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还很落后，特别是没有什么矿产，所以没有什么工业。当时的北洋军阀当然也是想富国强兵的，于是聘请了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①，在华北地区搞地质勘查，寻找铁矿、石油、煤矿等等战略物质。但几年下来，安特生只找到了一点铁矿，储量又不大，其他的什么也没找到，之后就被炒了鱿鱼。他失业后就改了行，在河南一带寻找古生物化石，把它们卖给欧洲的学术机构。1921年，他在一个名叫仰韶的村庄意外发现了六七千年前的墓葬群，从中挖出了大量的彩陶。安特生名声大噪，摇身一变，成了职业考古专家。受此影响，随后几十年内，中华大地掀起了一股发掘新石器文化遗址的热潮，龙山、半坡、老官台、贾湖、裴李岗、红山、大汶口、马家窑等上百个遗址被挖掘出来。大量美仑美奂的彩陶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这些陶器上有山、川、日、月和各种动物的简笔图案，以及很多含义不明的刻划符号。据推测，这些刻划符号有可能是制陶工匠的印记，也有可能是表明陶器权属的标记。总之，它们表示着某个特定的意思。这就是中国最早的表意符号，或者叫文字。这众多的图案和符号就是汉字最原始的模样。当我们拿今天的印刷体与它们比较时，觉得两者有天壤之别，但反复推敲就会发现它们的书写模式与结构原理上有着不可分割的亲缘关系。 自从商代的甲骨文出土以来，砖家们普遍认为甲骨文就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然而，甲骨文实在是太成熟了，已经能够表达当时想表达的任何意思，仅单字就有5000多个。如果加上同期使用的金文和简册文字，还远不止这个数。没有哪种文字刚一产生就有这么多单字的。如此成熟的文字系统如果没有前期两三千年的发展积累是不可能的。从仰韶彩陶上的刻符到商代甲骨文之间必然存在一个漫长的过渡环节。期间很可能存在一次或数次造字运动。有人就想到了埃及，和埃及的象形文字，以为是从非洲传过来的。这当然是扯淡。你把这此彩陶符号与埃及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埃及那个纯脆是些图画。中国的符号才有“字”的味道。 据唐代韦续的《墨薮》记载，伏曦氏时已出现了“龙书”，当然早已失传，但应该不是春秋时期南方的那种龙书。可能是八卦之类，以预测龙（天气）的变化为内容的书体，数量不会很多，但却是文字的祖宗。 神农氏时出现了“八穗书”，也已失传，是教人如何种植农作物的。 到黄帝时，史官仓颉创造了专门用于记事的篆书，也叫史书，但不是《史记》之类的史书，而是一种书写的字体。“篆”即是“传”，记录并世代相传的意思。 据说仓颉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搞得跟玄幻故事一样，这无非是为了强调文字的神圣性。但《荀子》、《韓非子》、《淮南子》、《说文解字》等均在记载黄帝史官仓颉初造书契的事。有如此众多典籍予以支撑，仓颉造字的故事绝不会是空穴来风。 仓颉作为黄帝的“史官”，相当于现在的秘书，可能是秘书长。古代的秘书长一般叫长史、太史、史令，低一级叫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等，都带一个“史”字。“史”的本义就是记录。仓颉作为黄帝的秘书长，他除了为领导出谋划策之外，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记录部落财物的增减情况。 在篆书出现之前，中国古人是怎么记录呢？那就是“结绳记事”，搓绳索、打结。比如部落有多少头牛、多少头猪、多少战士、多少弓箭斧头等等，都是通过形状、粗细、数目不同的“结”来表示。这些打结的绳子统一悬挂在仓库里，一代一代相传。传到黄帝时代，人心已经不古，出现了阶级，社会变得很复杂，需要记录的东西越来越多。尤其是与炎帝、蚩尤发生战争之后，仓库里的绳子更是堆积如山。有些已经发霉发烂了。那堆烂得一塌糊涂的绳子究竟代表几个意思呢？仓颉把众多打结员召集到一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各持己见，无法达成一致。类似情况时常出现。本来，建立档案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记忆的，防止因时间久远而发生争议。现在可好，当人们出现争执时，这些烂绳索不仅不能平息纠纷，反而成了激化矛盾的焦点。这个问题引起了黄帝的高度重视，他要求仓颉尽快想办法解决。 经过反复研究，仓颉向黄帝建议放弃结绳记事的传统，把要记录的东西以刻划符号的形式写在木片上，这样易于保存。更关键的是刻划符号直观明了，能减少理解上的分歧。黄帝同意了。仓颉于是派人到仰韶、半坡等数百个村落收集了各种表意的刻划符号，加以汇编、整理、修改，同时他自己也发挥聪明才智，仿照各种动物的脚印创造了一些字。经过几年的努力，他们搞出了一套能够表达各种意思的符号。象形的符号叫做“文”，由“文”演化出来的符号叫做“字”，两者合称为“文字”。他拿到部落代表大会上表决通过后，便在炎黄部落的势力范围内颁布实施。这就是仓颉造字的大致情形。 虽然仓颉造字至今还只是传说，没有物证予以证实。但我们可以进行合理的推测。目前出土最古老的甲骨文字创作于3300年前，如果加上前期一千多年的发展积累时间，恰好可以与4700年前的黄帝时代无缝衔接。在那个时间点上存在过一场造字运动是再合理不过的。 但从黄帝到盘庚之间，文字经历了哪些变化，我们一无所知。黄帝之后还有几代帝王，接下来还有个四百七十年的夏朝。传说夏朝出现过蝌蚪文，但没有人真正见过。二里头遗址在时间上虽然属于夏朝晚期，遗憾的是没有在里面找到任何文字。当然，二里头还不敢肯定就是夏朝的都城，它可能是当时的众多方国之一，也可能是商族早期的一个落脚点，商族人经常迁来迁去的，他们在那里住了段时间，然后又走了。也可能是连史书都漏掉了某个上古王朝。一切皆有可能。 我们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从黄帝到盘庚之间的过渡文字。 尽管如此，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以及整个夏朝绝不会是《尚书》、《竹书纪年》、《史记》等众多史籍合伙杜撰出来的，相关的文字实物可能在会将来的某一天出现。但在出现之前，我们要想谈论中国最早的书法作品，就不得不越过诸多上古帝王，直接从商代中晚期的甲骨文开始，尽管那不是它最早的存在形式。 注： ①安特生（Anders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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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神崇拜及甲骨书法第二 （一） 人类占卜算卦的历史非常久远，在新石器时代，人们用于预测的工具已经有很多种，例如乌龟的甲壳、猪牛羊的肩胛骨、蓍草、有颜色的石子、海边的贝壳等等，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占卜，但中国古人用得最多的还是龟甲。距今7000年前后的裴李岗、大汶口等墓葬中就出土了大量龟甲。这些龟甲是墓主人带到阴间继续使用的，担心那边抓不到乌龟。贾湖出土的龟甲上已刻有占卜后留下的文字符号。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古人用龟甲占卜的历史至少比商朝要早三千年。 为什么要选择龟甲呢？因为乌龟活得久啊。活得越久的东西就越有灵性，用它的骨头占卜就会灵验一些。古人是这么想的，今天很多人还是这种观念。但为什么还要选择猪、牛、羊肩胛骨呢？因为河里的野生乌龟成长得很慢，而且藏得很隐秘，好不容易才能逮住一个大乌龟。而占卜活动时常进行，乌龟供不应求，有时也用王八，但王八和乌龟一样难抓。没办法，只好用猪、牛、羊肩胛骨顶替，毕竟它们也是有灵性的，虽然比不上老乌龟。而且肩胛骨面积较宽，在火中容易烧出明显的裂纹，从中可以得到一些明确的启示，有助于对所占之事作出判断。 三皇五帝占卜的情况，史无记载。夏启称帝之前曾用乌龟壳占了一卦，他们把龟壳放在火上烘烤，烤着烤着，夏启等人闻到了一股香味，忽然响了一声，龟壳炸开了裂，占卜师凑近一看，大喊“涂山之兆！涂山之兆！”夏启一脸茫然，什么意思，快说？占卜师说，这个征兆表明你称帝后的前途一片光明。夏启听后非常高兴，于是就正式称帝了。其实，夏朝以水利事业起家，是比较尊崇科学的，占卜的情况很少，除非是遇到了非常重大且犹豫不决的事情，这或许是目前难以找到夏王朝甲骨的原因之一。 到商朝时，占卜活动突然变得频繁起来，不仅喜欢占卜，而且占卜之前必须祭祀鬼神。他们认为人的命运好坏取决于鬼神是否帮忙。巴结好鬼神比巴结上级领导还重要。在占卜之前，先用唱歌的方式把有关部门的鬼神召唤到位，向他们献上祭品，称颂他们的丰功伟绩，拍他们的马屁，整个过程还要配乐，总之就是要让他们心情愉快。这样，鬼神不仅能确保占卜的灵验，还能帮助你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心想事成。 商王带头祭拜鬼神，表面看是一种信仰，其实是一种政治需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军队的重要性大家都懂，祭祀为什么也那么重要呢？因为要想社会稳定不能总是依靠暴力执法，精神信仰也是非常重要的。商王亲自祭祀鬼神，能增强臣民对鬼神的敬畏，从而在精神上把大家团结起来。为了增强效果，商王主持的祭祀往往很恐怖，必定要杀牲，有时杀动物，有时直接杀人。 被祭的鬼神范围很宽，包括天、地、人三类。天神主要是上帝，但不是西方的耶和华，天神也包括日神、月神、各种星宿，它们是宇宙的控制力量。地神包括土地神、山神、河神、以及各种地方神。人神就是已经去世的人的鬼魂，包括历代先王、先祖、先贤。天神和地神是大家共同的神，能量很大，管的范围也宽，很少过问一家一族的具体事务，虽然不可得罪，但也不用费力巴结。而祖先是自己家族的专有神，当然是会竭尽全力帮助自己的。县官不如现管，与其媚于奥宁（不如）媚于灶，历代先祖才是祭祀的重点。 但祭祀有一套复杂的程序，如何从甲骨的裂纹中看出事情的征兆，这个真的很专业。商王并不是全知全能的，他在祭祀和解读裂纹方面需要别人的帮忙。被些帮忙的人称之为贞人。“贞”同“侦”，侦查判断，也就是占卜的意思。贞人必须掌握三项技能；祭祀、预测、书写。首先必须精通祭祀的各项流程，懂得如何取悦神灵。他们以祭祀礼仪为基础，衍生了其他生产生活中的各项礼仪，到周朝时发展出了繁琐的礼仪文化，并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学派—-儒家。 第二项技能是预测，贞人们从长期的占卜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全息预测技术，能由此及彼，由点及面，从部分信息中窥见其他信息。 第三项技能是书写。每次占卜结束，贞人要么自己动手，要么由刻工把占卜情况记录在案，以便将来验证，总结经验。当时还没有纸张，气候又比较潮湿，写在木片上不容易保存，所以就把“卜辞”刻在了甲骨上。 朝商存在了600年，这可害苦了河里的乌龟，它们宁愿在泥巴里打滚，也不愿被烘干放在祭坛上受人膜拜。但河道虽宽，难觅存身之所。这是它们的“长寿”所招来的麻烦。乌龟们被迫和猪、牛、羊一起把骨头献给了商朝的占卜事业，也献给了中国书法。 这些刻有文字的甲骨，在一次又一次的黄河泛滥中被深深埋于地下。这一埋就是三千年，直到清朝末年才被人发现。 （二） 中医把哺乳动物的化石称之为“龙骨”，据说具有神奇的疗效，至少在明朝时已收入药学典籍了。几百年来，河南安阳殷墟的农民时不时从地里刨出一些动物的肩胛骨，都被当作龙骨卖给了中药店。价格很低，所以也没有引起大范围的挖掘。这些龙骨上面偶有字迹，但没有人会认为这是文字，而是把它们当作虫咬风化的痕迹刮掉，再卖给药店。当时难道就没有认识古文吗？有，但很少，关键是没有人重视。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人们对古文字的兴趣只在汉代出现过一段时间，后来就销无声息了。文人们把热情都放在诗文歌赋上，认为这样才是有品昧的。谁要是成天把吃剩的骨头拿在手上把玩，那是没文化的表现。在书法领域，贴学一统天下，连刻在青铜器和石碑上的文字都不受待见，何况那些刻在动物骨头上的？甲骨文致使偶尔被发现，也没有人在意。致使个别人在意，也得不到更多人的在意。直到清朝，随着文字狱的开展，写诗作赋比抢银行还危险，一不小心就全家抄斩了。文人们的创作激情被严重压抑，无处发泄，比性压抑还要痛苦。实在是没办法了，他们便把旺盛的精力转移到历史考据上来，文字训诂这门学问便得以空前繁荣，古文字的研究变得非常时髦。书法领域的碑学也搭上了便车，也随之兴起。在这种环境下，甲骨文才有了被大家关注的机遇。 1899年，国子监祭酒（教育部长）王懿荣得了重病，按照医生开的药方，他派人从药店中买回了一味叫“龙骨”的药材。他出于好奇想看一下龙骨的具体模样，不会真是龙的骨头吧？活生生真龙从没见过，见一下它们的骨头也不错啊。他打开药包一看，呃，好像有字哦。他箱底拿来放大镜再仔细看。好家伙，这些龙骨上竟然刻有早已失传的古文字。跟西周的钟鼎文很像，但似乎岁数更大，估计是商代的文字。 王懿荣本身是位金石学家，对古文字有很高的鉴别力。他觉得自己发现了新大陆，于是不顾病体，立刻跑去药店把所有的龙骨买了下来。几个月后又委托古董商人范维卿从河南安阳购得了1500片甲骨。买了这些甲骨后，王懿荣就倾家荡产了。但他觉得很值，把这些甲骨当作稀世珍宝，绝不轻易示人，每天工作之余，他就关上书斋的门，从箱中把甲骨轻轻取出，拿着毛刷轻柔地擦拭，就着灯火，他从中辨认出了一个些简单的象形字。 正当王懿荣潜心研究之际，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紧接着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在逃亡之际，任命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组织民兵保卫北京。正规军则护着老佛爷逃往西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王懿荣还是很讲职业道德的，他拼了老命凑集了1500人。但大多是老弱病残，来不及逃跑的。这点残兵如何挡得住八国联军，接战后一触即溃。王懿荣跑回家中，拉着妻子和儿媳一起投井自尽，以身殉国。 现有研究显示，甲骨文的第一个发现者并非王懿荣，而是另有其人。但谁叫他以身殉国了呢，所以这项荣誉就给他算了。 王懿荣去世后，他的儿子王翰甫为了还债，把大部分甲骨片卖给了刘鄂。刘鹗凭此写成了甲骨文专著《铁云藏龟》，将之公诸于世。此后又有学者罗振玉搜集了二万余片甲骨，撰成《殷墟书契》出版。一股研究甲骨文的热潮骤然兴起。从那之后，很多人把精力投入到甲骨文字和书法的研究中，安阳小屯村的农民则因为自家地里挖出的甲骨而发家致富，提前脱贫奔了小康。 （三） 截至如今，已出土有约15万片甲骨，基本上来自安阳的殷墟，能辨别出的单字约有五千个。这些文字有明显的图画文字特征，但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原理。它们在书写上已具备了行笔、结字、章法三要素。 在行笔上，没有粗细变化，由于是用刀刻在动物的骨头上，笔画直来直去，所以多是些方笔，很少有圆笔。你拿刀在动物的骨头刻几个字就什么都明白了。 一些字不像是写出来的，更像是画出来的。同一字在不同的甲骨上，笔画多少没有固定，只追求与原物的相似度。一些会意字的结构比较随意，偏旁部首的位置不固定，有时在左，有时在右，有时在上，有时在下。个别字像是横卧在地，有的甚至倒了过来。因此异体字特别多，同一字可能存在几种甚至十几种不同的写法。不仔细辩认会以为这又是一个不同的字。 在整体章法上，与甲骨的形状相结合，骨头长成什么样就怎么写，所以横向无行，纵向无列。书写顺序基本上是从右往左，从上往下。但也存在从左向右的情况，甚至横着写的，跟现代人一样。字形的大小取决于笔划的多少，笔划多的字就大，笔划少的字也小，参差错落，活泼可爱。 关于甲骨文书法的风格划分，目前主要有分期和分组两种方法。所谓分期就是以帝王为标准，例如董作宾先生将其分为五个时期：盘庚至武丁为第一期；祖庚、祖甲为第二期；廪辛、康丁第三期；武乙、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第五期。也有学者将其分为早、中、晚三期，或四期，或每个帝王为一期的。这种分期法一般认为武丁之前书风较为雄伟，祖庚祖甲较为谨饬；廪辛康丁偏于颓靡；武乙文丁趋向劲峭期：帝乙帝辛归于严整。但是，谨饬期并非就没有劲峭，严整期也不泛活泼。而且，雄伟期也未见得有多么雄伟。为甲骨材料所限，刻刀在方寸之间不可能尽情飞舞。 分组则以贞人为划分标准。甲骨文中留下了一百二十多位贞人的名字。分组就是以某位贞人为组名，其他同时或有关联的贞人全部归到这一组。如宾组、历组、何组等等。这种分类法显得更科学，更具体。但贞人并不一定就是书法家，他的主要工作是占卜，甲骨文不一定是他刻写的。当时有专门的刻工，也有专门书丹的写手。一个贞人可能有好几个写手与他配合，一个写手也可能对应好几个贞人。刻工也可能对应几个写手或贞人，有些写手同时也是刻工。而有些甲骨文是贞人自己写的，有些甚至是贞人自己刻的。甲骨文的作者群非常复杂，以贞人为标准主要适合于文字学上的划分。 那时的人为何会选择甲骨做书写材料呢？因为当时的黄河流域温暖湿润，不像今天这么干燥，如果写在布帛或木片上无法长久保存。而石头又太过坚硬，青铜刀随便刻几下刀口就卷了。只有动物甲骨最合适，既能长久保存又便于下刀。而且，祭祀时总是要杀牲，就地取材，用其肩胛骨刻录卜辞再合适不过了。总体看来，甲骨文仅为记录而已，没有刻意的装饰，审美情趣也是出乎自然，并非有意为之。 甲骨上还有少量的墨迹作品。在早期墨迹作品中，人们拿毛笔似乎还不太习惯，没有拿刀那么稳定，书写的线条力度很弱，有些还反复添墨修饰，书写性不强。在晚期的墨迹中，越来越具有书写性。有一件陶片上的字，和后世的汉简非常相像。 安阳殷墟只是盘庚至帝辛之间二百七十年之间的都城。在此之前。殷商都城曾有五次迁徙，前面四个都城留下的甲骨至今没有找到。我们尚没有一览甲骨书法的整体风范。而且，甲骨文只商代书法的一个大宗，并不是全部。与甲骨文同时并行的还有金文和简书。商代有“作册”官，是专门制作简书的。但简书所用材料是竹木片，早已不存于世。只有金文铸在青铜器上，才得以保留至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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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山文化占卜用的肩胛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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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铭文第三 （一） 祭祀中需要向祖宗神灵敬献祭品。这些祭品必须装在青铜制作的礼器中才显得郑重。古人很早就在使用青铜了，马家窑遗址出土的青铜刀距今已有5000多年，木制的刀柄早已化为泥土，刀身还在，虽然不怎么好看，但足以说明从那时起就有了简单的青铜冶炼。一千年后的夏禹完全有技术铸造九个青铜鼎。 青铜，就是在铜里面渗入少量的铅或锡的合金。之所以渗入铅或锡，是为了提高硬度和造型能力。刚炼出来的青铜也是铜黄色的，一点也不青。但时间久了表面就会生锈，变成青灰色。颜色的深浅与铅、锡的比例有关。到商代，青铜铸造工艺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能造出各种奇形怪状的器具。农具如耒、耜、臿、耨、镰、锛；食具如鼎、尊、鬲、甗、簋、簠、盨、爵、角、斝、觚、罍，乐器如钟、铙、铃、钲、铙、鎛，兵器如钺、矛、戟、钺、楯、矤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一些器名用五笔输入法在电脑上很难敲出来。以上部分用具，同时也是礼器。体型最大的是鼎，可用于煮食，可用于祭祀，还可用于行刑。汉代之前有一种死刑叫“烹”， 就是把人投进青铜鼎里，加水，下面生火加热，犯人居然爬不上来，说明这种鼎又大又深，要比司母戊鼎大很多倍。 青铜器的出土比甲骨要早得多。自汉代以来，河南陕西一带就有带铭文的青铜出土。但人们看重的是青铜本身，而不是上面的文字。与对待甲骨文的态度一样，从魏晋至隋唐，人们沉迷在妍美的书法风格中，对金文等质朴的书风没有多少兴趣。直到北宋，改革派为提倡质朴的文艺风格，搬出了古老的钟鼎文。欧阳修总共收集鉴定了四百多件金石铭文拓片，撰成《集古录》。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收集了更多的金石碑板，编成了《金石录》。但是，他们对铭文书迹的整理是为配合文学改革而进行的。到南宋时，人们对金石的热情就变得淡薄了。元明两代虽然主张复古，但复的是王羲之的古，顶多复到钟繇，就没有再往前推。最后，金文被重新关注还得归功于清朝康、雍、乾三位大帝的文字狱。在因文获罪的高压下，文人学者们在文字训诂中，掀起了对金石铭文研究的热潮。青铜器的出土也变得密集起来。乾隆至清末出土的青铜器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同时，甲骨文的兴起对青铜铭文的大量面世也有刺激作用。自从殷墟的甲骨生意红火之后，小屯村的村民凭着挖掘甲骨而发家致富。这让周边的村庄羡慕妒嫉恨。安阳一带的农民纷纷加入勘探大军，希望挖出什么宝贝来让自己一夜暴富。洛阳铲比镰刀锄头还要畅销，须提前和铁匠预约才能买到。司母戊鼎之类的商代物件就是在挖宝人的努力下得以出土的。但不可避免的是很多古墓遭到了盗掘，很多地下宝物被彻底毁坏，或流失海外。以至于建国后不得不出台法律，禁止私掘、买卖青铜器。 到现在，商代青铜器出土的数量已经非常可观，但上面铭刻的多是族徽图案，很少有铭文。致使有铭文，字数也很少。越古老的青铜器铭文越少，越往后铭文越多。纣王时期的《四祀邲其壶》铭文最多，但也只有42字。 这些铭文究竟是铸上去的还是刻上去的呢？现在尚有争议。铭文大都是阴文，如果是铸的话，陶模上必须做成阳文，这个难度可不小。但如果是刻上去的话，当时并没有比青铜更硬的钢刀，以青铜刀在同样硬度的青铜器上刻字，类似于拿石头在石头上刻字，根本不可能。从很多铭文存在大量的块面这一特征来看，应该是经过了先铸后刻两道工序。铸得不是很清晰，于是用刀沿着纹路再清理一遍，使其棱角分明，从而留下了刀刻的假象。 （二） 商代金文，是和甲骨文同时或稍早的一种文体。两者属于同一种文字，但因为使用的材料不同而构成了不同的形象。金文比甲骨文更为象形，以“家” 字为例，甲骨文中的“家”是房子底下一只猪，有时是两只猪，猪头都是朝上的。金文中的房子底下也是一只猪，但多了些笔画，看起来更像猪，有时画的却是一头完整的牛，猪（牛）头都是朝下的。 此外，金文也比甲骨文更具宗教性质。金文很像的动物和人的骨架，达到宗教恐吓的作用，让人们产生对死亡的恐惧，进而对祖先顶礼膜拜。古埃及和希腊往往巨大的雕塑让人心生敬畏。中国先民通过小小文字就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当时能识字的人本来就少，这更增加了金文的神秘性，达到文明教化的作用。 商代金文风格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五个字以内，后期二十字以上。十几个字的商代铭文很少见。 在文丁之前，铭文极少，大都一至三个字。只为表明青铜器的权属、祭主或被祭的对象。金文和甲骨文一样,个别字的偏旁部首存在随意放置的现象。书写顺序大都从右向左，但也存在从左向右的情况。只有两三个字的铭文，极易引起现代人阅读上的困惑。以司母戊鼎为例，现在就有“司母戊”和“后母戊”两种说法。在早期金文中，“司”和“后”两个字可以写得一模一样，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字，翻过来倒过去写都是它。后来才有了“司”和“后”的区别，但在写法上还是不作区分，你只有联系上下文，才能确定它究竟是“司”还是“后”。罗振玉和郭沫若两位先生认为这里的“司”是祭祀的意思，当时“司”和“祠”是相通的。而曹定云先生主张 “司” 和“嗣”也是相通的，嗣母就是嫡母。前者解读为“祭祀母亲戊”， 后者解读为“献给嫡母戊”。两种都读得通，但都存在疑问。当时或稍后的一些甲骨或铭文中已经出现了“祀”和“祠”，在没有上下文佐证的情况下，为何要用一个歧义横生的“司”呢？或许，这真的是一个“后”字，至少有50％的可能性。强调一下， “后”在那时并不是王后或母后，而是君主。比如后羿，“夏后帝启”（夏朝的君主‘帝启’），“奚我后？后来其苏！”（谁来给我们做主？主啊，你快来救救我们！） 但后、母、戊三个字从章法布局来看， “戊”字与“后”字挨得更紧，在同一列，且比“母”字略高。而“母”字已是另起一行书写，是为了补右下角的空位而放在了那里。从行笔贯气的角度来说，这应是从左向右书写的，读作“后戊母”才合理。意思是“献给君王戊的母亲”或“向君王戊的母亲致敬”。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一只鼎上刻着“后母辛”， 从行笔贯气来看，“后”和“辛”明显是一气的，“母”字也是另行起笔，应读作“后辛母”。 另有妇好墓出土的几件青铜器上都写着“后qiǎo母”（上兔下丂），三个字从上往下依次排列，阅读顺序上没有任何争议。这更佐证了“后戊母”、“后辛母”的读法。但历代商王没有以qiǎo为名的，这应该是某个方国的君主。当时众多方国的君主也被称为“后”，叫做“群后”，西周时演变成了“诸后”、“诸侯”。这位后qiǎo先生是商王和妇好的儿子，被封在了某个方国，因为怀念去世的母亲，向王室献上了一只用于祭祀的鼎。为了防止混淆，特意刻上三个字，以免别的鬼神享用此鼎中的祭品，这是我qiǎo某人专门献给母亲的。就像在邮局寄东西写明寄件人和收件人一样。 后辛母鼎和后qiǎo母尊都是从妇好的墓中出土的，这只说明妇好至少有两个儿子。商王要祭祀母亲，他的兄弟们也要向母亲致敬。所以同一个墓室里，既有“后辛母”，也有“后qiǎo母”。 从书法的角度来看，前期的几个鼎上的“后”字起笔和收笔都峰芒毕露，笔划中段很健壮，符合商人尚武的特征。“母”字圆笔遒劲，温婉多姿，与母亲的形象颇为相似。“后戊母”三字气势恢宏，端肃凝重。后辛母、后qiǎo母等作品，现在看起来锈迹斑斑，有些模糊，但刚出炉时，肯定也是雄强无比的。 （三） 商代后期铭文书法主要是帝乙、帝辛时期的作品，字数在二十个以上，书法风格已呈多元化发展。 丰腴严谨者如《宰甫卣》，铭文23字，记录商王打猎喝酒的事。结字渐趋规整，注重对称，出入露峰，中段肥厚，圆笔曲婉，在丰腴中透着严谨。 古朴疏朗者如《小臣俞尊》，帝乙时期作品，铭文27字，记录商王征伐东夷，赏赐功臣的事。笔划粗细变化明显，已有了节奏变换，与甲骨文那种直线条有明显区别。“王”字底下一横特别肥厚，有装饰意味。在布局上，字与字之间较为疏朗，没有祭祀礼器上那种紧张凝重的气息。小臣俞尊是犀牛造型，说明河南一带在当时还有犀牛这种大型草食动物，气候较为湿暖。 自由轻松者如《四祀邲其壶》，铭文42字，为商代之最。记录帝辛四年祭祀和受赏的事，铸于壶底，在行笔上与以上作品相似，字体大小错落，有行无列，布局轻松自由，体现了受赏者快乐的心情。特点在于出现了藏锋圆笔、颇富张力。反映了帝辛团队早年的雄心壮志。 张扬外拓者如《作册般甗》，铭文20字，记录帝辛后期征伐东夷的事。这是当时的一位名叫“般”的史官的作品，算是第一位留下了名字的金文书法家。“作册”就是记录成册，这是 “般”的职务。他随军出征，在一次军事占卜得“咸”， 帝辛很高兴，赏了他很多贝币。“般”于是用这些钱做了一只甗（一种蒸锅），并祭祀了父亲“己”。《作册般甗》布局有行无列，有很多肥笔，但笔划纵横伸展，把骨架弄得很大，有虚张声势之嫌。从书法中已能看出当时的国势。帝乙、帝辛两代长期与东夷作战，国力严重耗损。到帝辛晚年，商王朝已是外强中干，最终被西方强大的周部落取而代之。 象形而秀美者如《戌嗣子鼎》，其中的“午”是一根立在太阳底下的木头，左下角的那只狗和乌龟画得惟妙惟肖。另有《二祀邲其卣》、《六祀邲其卣》等各具特色，商代后期的作品还有很多，在此不再赘言。 注：①见《小臣俞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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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代商及史佚同天下之文第四 （一） 夏、商、周朝被称为“三代”，它们都不是大一统的帝国，而只是天下诸侯部落共同的首领而已。当诸侯之间出现纠纷时，就由王室居中裁决。至于各诸侯的内部事务，则由他们自己决定，除非违“宪”，王室一般不加干涉。诸侯要定期向中央王室进贡。但礼尚往来，王室也不能做铁公鸡，也得回礼，所以占不到多少便宜，有时“厚往而薄来”，做的甚至是亏本生意。其实“进贡”更多的是一种表示臣服的仪式，中央王室的运转主要靠的是直辖区内的土地税。 在商朝，商王和诸侯之间类似一种松散的联邦关系。在文字方面，各方国要么参照使用商朝文字，要么使用自己土生土长的图画符号。这导致了各方国对商王室的文化认同程度不高。历代商王从没想过以德服人，他们摄服各国靠的都是武力。商王经常对不听话的方国发动战争，顺便抢夺一些地盘，扩大自己的直辖区。经过历代征伐，商王的直辖区从最初的纵横七十里，扩张到了整个黄河中下游平原。但东部沿海地区一直没有搞定。几百年下来，商朝还是个内陆国。帝乙、帝辛父子两代为了打通沿海而与东夷（夷方、人方）长期作战。搞得民不聊生，国力严重下降。 帝辛晚年沉迷酒色，长期用青铜器喝酒，导致酒精中毒外加铅中毒，性情变得异常暴虐，动不动就把人拉去解剖，掏心掏肺，搞得朝廷上下诚惶诚恐。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日，周武王率领八百多诸侯组建的联合国军共计五万人，乘船从水路突然到达离朝歌七十里的牧野。商王慌了神，他的主力部队还在千里之外的东部沿海，远水救不了近火。于是临时组织了七万奴隶（一说七十万）前去抵抗，结果这些奴隶在阵前倒戈，帮着联合国灭了商朝。 周族本来是个很原始的西部方国，在文化方面是比较落后的，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有自己独创的文字，能推翻商朝也是捡了个大漏。如果不是商军主力远在东夷，五万联合国军根本拿不下朝歌，或者打成平手，旷日持久，也未可知。 周部族在夺得宗主地位之后，才发现自己除了武力值还可以之外，在文化方面几乎就是一群野蛮人，很被商朝的遗老遗少们瞧不起。于是，他们一边努力学习商文化，力争早日超越。一边积极总结商朝灭亡的教训，以免自己重蹈覆辙。 为什么具有如此先进文化的商朝会被灭掉呢？经过反复研究，周武王和他的开国功臣们认为，商朝亡国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好酒误国，商王沉迷酒色，建酒池肉林，破坏了王室的团结。鉴于这一点，后来的周礼中对饮酒作出了严格的规定，违者给予重罚。 二是没有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各方国对商王室没有文化认同，对中央没有向心力。有鉴于此，周王朝建立后特别注重文化软实力建设。坚持文治和武备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武备方面扩大中央常备军，限制诸侯的军队数量。文治方面宣扬天命论，主张周王是“天”在人间的法人代表，他的所作所为就是替天行道，逐渐把鬼神晾到了一边。以天命为原则，建立了以周王为中心的宗法制，分封诸侯到边疆拱卫王室；毁除商代的兄终弟及，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加强官学教育，把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落实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的一项重要文化建设内容就是统一文字。 （二） 一直以来，我们以为“书同文”是秦始皇的创举，其实在周朝初年就已经搞过一次了。周公旦认识到，如果继续放任诸侯各国使用各自的文字，势必弱化地方对中央的向心力。而且行政工作的上行下达是要靠文字进行的，没有统一的文字就很难有效地管理诸侯。为了“尊周”，为了天下安定，统一文字势在必行。 当然，这种工作只能交由史官来完成。 周公旦命令史佚“同天下之文”，以商代的甲骨文、金文、简书为基础，梳理各诸侯的文字，把它们汇编成大篆，统一字型，统一读音，通令天下使用。明代丰坊的《书诀》中说：“周公命史佚同天下之文，三体宜书，箴铭可以出入。”把三种文体编成一本字典，在书箴（简）和铸铭（文）时参照使用。因为周王的仁德泽及禽兽，动物骨头已不再是主要的书写材料，当时的文字基本上是写在竹木简，或铸在青铜器上。 史佚，也叫作册佚、尹佚。史、尹、作册都曾是他的官职，“佚”才是他的本名。史佚早年曾在殷商担任作册官，对甲骨文、金文、简书都非常熟练，因为受不了商纣的暴虐，投奔了周武王，担任史官，后来升迁为史官之长——尹。他参与了伐纣的战争，经常替武王书写诏命，主持祭祀、占卜、策祝（向鬼神赌咒发愿之类的）等活动。他和周公一起是周代礼乐制度的主要创始人，是武、成、康三朝的元老，排名在周公、姜尚、召公之后，并称“周初四圣”。他写了一本历史专著，名叫《志》，早已失传，但《国语》、《左传》中曾多次引用①。他受周公之命统一天下文字，对西周的强盛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史佚统一文字，不像后来的秦始皇那样一刀切，把别的文字统统封杀，只用自己的小篆。他创制的“大篆”其实是一次文字大汇编，是对各种既有文化的承认和整理，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因为周朝仍然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它必须兼顾各地发展的差异，尽最大努力把大家搓合到一起。 （三） 在统一文字的同时，周朝在各地开办了学校（庠、序）。以“大篆”为标准文字为王室和诸侯的子弟提供统一的教学。教学的内容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个方面。其中的“书”就是书写，是君子的必备素养。这对大篆文字在中华大地的普及具有决定意义。 后来到春秋战国时，由于政治分开导致各国文字出现了差异。但致便如此，孔子、孟子周游列国也没有什么语言障碍，苏秦、张仪游说各国也不用带什么翻译，客卿对国君上表，写的人，看的人，都没有什么大的困难。原因就在于，各国文字虽然出现了差异，但毕竟同根同源，属于同一系统。致使存在差异，学习起来也很容易，能很快掌握。这都要归功于周公和史佚的“同天下之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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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册般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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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前期第五 （一） 整个西周最具有代表性的书法作品就是青铜铭文。 西周前期指武王至昭王时期。他们雄心勃勃，文治武功都是整个周朝最出色的，老百姓的生活也是最好的。此时期的青铜铭文除了学习继承殷商，也行成了自己的特色。代表作品有武王时的《天亡簋》，成王时的《利簋》，康王时期的《大盂鼎》等。 天亡簋，也叫大丰簋、朕簋。算是目前最古的西周青铜器。1844年在陕西省岐山县出土，78字铭文，铸于器内底部，是重要的断代工具。 铭文：乙亥。王又大丰。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王。衣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喜上帝。文王德在上。丕显王作省。丕肆王作赓。丕克乞衣王祀。丁丑。王飨大宜。王降。亡得爵复觵。唯朕又蔑。每扬王休于尊簋。 古文大师韩愈说过“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西周的文章风格和殷商一样，特别是祭祀类的文字极难解读。这篇铭文内容大意是说武王伐纣成功后，来到崇山，举行祭天大典，将战争结果报告给文王和天帝。天亡帮助武王举行了这次大典，事后受到武王的赏赐。他于是铸簋，以记其荣。 “天亡”是何许人？目前主要有太公望、史佚等几种说法。早期金文中，“天”和“太”相通，“亡”和“望”相通，很多人认为“天亡”是太公望，也就是姜子牙。这几乎不可能，理由有三：其一，“太公望”只是他的尊称，并不是他的本名。尊称是用来称呼别人的，不可能用来称呼自己。其二，太公望是军事统帅，并不负责祭祀。祭祀是史官的专职工作。其三，武王在伐纣的当年就去崇山搞了祭天大典。而太公望正带着军队在收拾殷商残余势力，包括解决那一支征东伐夷的部队。联合国军攻下朝歌后，那支部队留在朝歌的家属都被扣为人质。姜子牙以此为筹码与之进行谈判，周朝答应在殷商故地给商纣的儿子武庚保留一个封国，以延续商朝的香火，那支部队则接受了和平改编，此事才算了结。姜子牙忙得不亦乐乎，根本没空跟着周武王上崇山祭天。 而当时的史佚已经是尹佚，“尹”相当于中央政府的秘书长，是众多史官的领导人。他是周武王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首席顾问。武王伐纣成功后的首场祭天，类似于开国大典，负总责的肯定是作为秘书长的史佚。所以《天亡簋》是史佚所铸的可能性很大。但他为何自称“天亡”或“太忙”（望）呢？ 我们再来看《天亡簋》的艺术风格。王朝初创者往往都具有很强的草莽气质。这篇铭文各方面虽然体现了与殷商一脉相承的关系，书写性也很强，字体大小错落，富有节奏感。但和商代后期的《步臣俞尊》比起来，在布局上更加纵横无序，更加潇散灵活，更加不守规矩，草莽自肆，狂放不羁。从这一点来看，《天亡簋》似乎又不是史佚的作品。他作为商朝的作册官，其书写风格应该在商朝时就已定型，为何到周朝就改变自己的书风？ “天亡”或许另有其人，当时参加祭典的除了秘书长之外，还有左史、右史、小史等众多史官，可能就是他们当中的某一位，有这么个不吉利的名字。古人取名与今天大不同，认为越不吉利的名字可能越是有利。他还得感谢给他取名的人，没有取成“天杀”，但意思已经差不多了。 （二） 成王时期较具代表性的有《利簋》。 利簋，又名檀公簋、武王征商簋，器内底铸铭文33字，记载了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1976年在陕西省临潼县出土。学界普遍认定为武王时期的青铜器，因为铭文开头有“武王”的合体字。但“武”是周武王去世后的谥号，此鼎应属于成王时期。 铭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顶），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 这是一篇记事铭文，相对于《天亡簋》来说容易理解多了，试译如下： 武王征伐商纣，在甲子日这一天的清晨，岁星出现在天空正中，于是战胜了昏君商纣。七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师召开表彰大会。右史“利”获得了赏金，于是用赏金制作了这只宝簋，以此纪念先祖檀公。 岁星就是木星，也叫太岁。大战当日，天刚蒙蒙亮，木星出现在天空正中，非常明亮。当时的空气质量好得不得了，虽然没有望远镜，联合国军用肉眼也能看得非常清楚，不知是否看见了那个大红斑。在古人的观念中，太岁当空往往意味着有重大事件要发生，于是大家非常兴奋，士气高昂，一鼓作气攻下了朝歌。 这件青铜器的主人名叫“利”， 他是周武王的右史，是众多史官之一，其顶头上司就是尹佚秘书长。右史利所得的“金”就是青铜，在当时是可以当货币使用的，也可以拿来打造器具。 亶公是周武王的曾祖，从纪念“檀公”这一点来看，说明“利”也是王室成员，但已经属于王室旁支了，否则干吗不直接纪念周文王呢。“右史利”随武王伐纣，受到奖赏后没有及时制作利簋，却要等到武王去世才铸造，这也耐人寻味。当然，“檀公”也未必就是亶公。 《利簋》铭文还有少量肥笔，但比商代铭文瘦了许多，转折处有些许方笔，是对甲骨文的借鉴。起笔收尾虽也露锋，但已经没有那么尖利。在布局上也是大小参差，富于节奏。行列之间很紧凑，好像在节约空间。字形粗犷中也有精细之美。和《天亡簋》比起来，《利簋》更接近于商代末期的风格。右史利很可能也是从朝歌投奔过来的。而天亡则更像一个土生土长的周人。 （三）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周康王时，周朝变得经济发达，政治稳定，呈现出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几代人文治建设的结果，使统治集团已从早年的刚武勇悍变得文质彬彬，越来越有文化自信，也越来越规范有序。这在康王时期的《大盂鼎》上有充分的体现。 大盂鼎，铸造于周康王二十三年（公元前1003年），所以也叫廿三祀鼎。据百度记载，大鼎身高101.9厘米，体重153.5公斤。内有铭文两百九十一字，记载了周康王在朝堂上和大臣盂的一次谈话。康王向盂讲述文王、武王能建立周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君臣从不酗酒，恭敬祭祀祖先。而商王之所以亡国是因为经常酗酒，导致心智失常，最终离心离德。他告诫盂要效法先祖，忠心王室，同时赐给他命服、车马、酒与邦司、人鬲等，以示勉励。这次谈话让盂深受鼓舞，回家后便制作了两个鼎，一大一小，大的叫大盂鼎，小的小盂鼎，用来纪念这次鼓舞人心的谈话，并祭祀祖父南公（估计是位开国功臣）。 盂果然不负康王厚望。当时的鬼方正威胁着周王朝的安全。为了消除隐患，盂率领大军攻打鬼方。他作战勇猛，指挥得当，共消灭鬼方五千人，俘获一万多人，维护了西北边境的安全。 武将制作的大盂鼎，无论器型和铭文都充满雄壮之气。其铭文谨然有序，通篇行列整齐，有如排兵布阵，整体气势凝重而雄壮，这与成王之前那种有行无列或行列参差的散漫布局相区别，也与西周中晚期那种虽然整齐划一却无雄浑气势的布局有所不同。其笔划有方有圆，严谨中透着秀美。再加上器形厚重，造型浑圆，铭文书法与青铜载体天然和合，堪称西周金文的精典之作。 大盂鼎铸造于公元前1003年，大约在周幽王战乱时被埋于地下，直到1849年才在陕西省眉县礼村出土。最初为岐山县员外（地主）董天有收藏。1850年，董天有将大盂鼎卖给了岐山富豪宋兑成，价格是一马车银元。消息传开，岐山县令周庚盛闻风而至，通过各种手段把大鼎据为己有，然后高价卖给西安一位古董商。当时清廷已是腐败不堪，宋兑成告状无门，白白浪费了一马车银元。同年宋兑成的儿子宋金鉴进京考中进士，阴错阳差又从琉璃厂一古董商手中将此鼎买回。 按照以前古董行业的规矩，青铜器的价值取决于年代、铭文、造型、体重、纹饰、保存完好等几个因素。有铭文与没铭文的青铜器，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一般在同类青铜器的基础上，另按铭文数量加价，每字一至十两银子不等。大盂鼎出土时已有2852年，体重有153公斤，造型壮美，最关键的是它的内壁有291个铭文，书法水平又是旷世典范，铭文内容也极具学术价值。所以它刚一出土就成了世人抢夺的无上至宝。 希世珍宝，无权无势者握在手中，不仅难以保存，还会引来祸患。只有大权在握者才可收藏一时。但权势不是永恒的，一旦失去，宝器必将落入他人之手。宋金鉴在京为官，手中有点权力，暂时保住了大鼎。但他在1863年去世后，大盂鼎很快就被转手，历经的收藏者有袁保恒、左宗棠、潘祖荫、潘祖年等。后来还遭遇过两江总督端方，以及日本人的多次觊觎。最后于1951年由潘祖年的孙媳潘达于将此鼎献给国家。现列入禁止出国展览目录，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镇馆之宝。 （四） 昭王时期向南方扩张土地，遭到虎方、荆楚等小国的顽强抵抗，昭王落水身亡，南征失败，国势开始下滑。但周王朝的家底毕竟还很厚。这时期颇具代表性的有《作冊夨令簋》、《召卣》等，也还是雄浑恣肆，质朴紧凑，尚有成康盛世之余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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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天亡簋 利簋及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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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领航者 2021-05-15 13:42:32 通假字，错别字，文人们就是不检讨自己的。 ----------------------------- 通假字只在古代可以有，是由于当时的文字不多造成的。 现代人写文章只会出现错别字，不会有通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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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中期第六 (一) 中期是指穆、共、懿、孝、夷五王。 周朝的分封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在利用诸侯拱卫王室的同时，也削弱了自身的实力。武王刚夺得天下宗主地位时，周王室拥有着最大的直接管辖区，面积、人口、经济、军事实力都占据着绝对优势。但继承王位的只有嫡长子一人，其他嫡子或庶子也会被分封。周王不能把诸侯的土地封给自己的儿子，只能割自己的肉，从王室直辖区内划出几块来分给儿子们。这样，经过连续几代的分封，王室的直辖区越来越小。综合实力一代不如一代。昭王曾想向南方扩张一些领土，却遭到南方小国的顽抗，他本人也落水而亡。周王室极力隐瞒这件事，对外宣传是在南巡时不慎落水，而不是中了荆蛮的伏兵之计。由于纸包不住火，王室威信从此开始下滑。 当然，由于成康盛世积攒的雄厚国力，西周中期各王仍能维持着对诸侯的优势。例如，周夷王因听信谗言而把齐哀公招致镐京，投置于青铜鼎中烹杀，齐国虽然怨恨，但也不敢武力报复。当然，周王仁德的名声从此丧失，诸侯对王室再无敬仰之情。 此时，西北的游牧民族犬戎变得越来越强大。周穆王想先下手为强，发动了对犬戎的征伐。战争的结果是把犬戎的一些部落赶到了晋国的边境上，这给晋国增加了很大的压力，逼着它练出了一身肌肉，后来成了春秋五霸之一。但犬戎还有很多部落盘留在周朝的北部。此外，还有西戎、申戎、白狄、鬼方等众多游牧部落从西北方向威胁着周王室的安全。自从与犬戎打了一战，这些游牧部落再也不到周王室来朝晋，王室也不敢把它们怎么样。 穆王之后，王室再也没有了开疆拓土的雄心，能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已经不错了。统治阶层的注意力从外向变得内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声色享受和精神追求上。在艺术审美方面越来越自觉，越来越追求精致和装饰。但也越来越失去自然性，变得人为雕凿。与国势变化相对应，此时的铭文书法也从西周早期的雄强自肆变得秀丽精巧，从参差错落变得整齐划一。其代表作品就是《史墙盘》和《大克鼎》。 （二） 史墙盘，简称墙盘，周共王时期的青铜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现藏于陕西扶风县周原文物管理所。盘内底部铸有铭文18行284字。字数较多，不再抄录，内容是对文王以来七代周王的的颂扬和作者史墙的家族简史。? 史墙，是周王室的史官，来自微氏家族。他的高祖就是微子启，商纣王的兄长，帝乙的长子，曾被立为太子，后被商纣夺了太子位，被封于“微”。一直受到商纣的猜忌，能活下来已是万幸。武王灭商后，微子“肉袒面缚”向武王投诚。武王让他继续担任微地的封君。商纣的儿子武庚作乱被镇压后，周公旦封微子启为宋国国君，以延续商朝的香火。微子便将儿子（也就是史墙的烈祖）作为人质送到镐京，担保自己不会造反。周公旦在周原划出一块土地，供史墙的烈祖维持生活。乙祖时开始在周王室担任官职，传至史墙时，微氏一族已在镐京生活繁衍了五代。此时的微氏家族也不再是人质，已经和周王室融为一体，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了。 史官是夏商周时期主流文化的代表，他们的作品集中体现了当时人们的价值取向。经过连续几代的礼仪制度建设，中庸、退让的为人处事作风已经深入人心。跟以前的铭文比起来，《墙盘》中再也没有了峰芒毕露的笔划，也没有了像形的肥笔，从头到尾没有粗细变化，横成排，竖成列，四平八稳，相当于馆阁体，已开秦小篆之先河。上下字距拉大，左右字距缩小，也有了汉代隶书的初坯。对后世书法布局的影响非常深远。气势上已从西周早期的参差错落变得中和平正，从雄强自肆变得秀美精巧。没有了激情，没有了冲动，只剩下委婉和安静。就像一个人经历了年轻时的燃情岁月，现已心态平和，想循规蹈矩地过安稳的生活。为了整齐划一，人为控制的因素非常明显。总之，与此时王室统治集团的心态是一致的。 《大克鼎》是周孝王时的青铜铭文，和《墙盘》一样，整齐规范，端雅精美。这就是所谓的宗周风格，本书将其定义为“宗周风格一期”。到周宣王发展为二期。后被秦国全面继承，发展出了秦系篆书。一直是整齐划一的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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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盘及铭文 大克鼎及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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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晚期第七 （一） 周朝晚期是指周厉王、共和、宣王、幽王时期。 这时周王室在国防和财政上都面临着严峻的问题。首先是西北边境变得越来越不安全。犬戎、申戎、条戎、奔戎、姜戎、白狄等众多戎狄时常跑到周朝的直辖区内来抢劫，其中以犬戎最为严重。 另一方面，财政入不敷，难以维持朝廷的正常运转。周王室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井田”的粮食收入。二是工商税。三是国有的畜牧产业。周王室有专门畜牧养殖的官员，例如秦国的祖先非子就是为王室负责牧马的，相当于国有企业老总。他当时有一块采邑（工资收入），地名叫“秦”。 到西周晚期，“井田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大家都在开垦私田，对公田只是应付了事。导致公田的产量不断下降，有时甚至颗粒无收。与此同时，王室虽然暂停了分封，但直辖区的采邑越来越多，他们是不交公粮的。所谓的“采邑”就算是支付给朝廷官史的工资。那时候的公务员是不领货币的，朝廷直接给划一些耕地给你，用土地收入抵付工资。旧官员没有退出耕地，新官员又要新的采邑，导致王室的直接收入也越来越少。 在畜牧业方面，由于西戎各族的时常来抢牛抢马，畜牧业的发展比以往更加困难。秦始皇的先祖们为了保护牧场，多次与西戎拼杀，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也积累了战斗经验。 工商税虽有增长，但赶不上王室开支的增长速度。 在这种情况下，周厉王想增加财政收入，实行了经济垄断政策，规定民众上山砍柴、下河捞鱼都要交特产税，导致民怨四起。周厉王还想搞人事改革，任用一些来自底层的文化人担任公职，这引起了周、召等世袭贵族的不满。他还想向官僚地主的私田征税，结果还在讨论阶段就引发了武装暴乱。公元前841年，国都内成千上万的人拿着武器围攻王宫。厉王在侍卫的掩护下杀出一条血路，一路狂奔到“彘”国（今山西霍州）躲了起来，再也不敢回镐京。朝中王位空虚，周、召二公组成临时政府，号为共和行政。但行政命令无法通行全国，诸侯也不来朝见，大家各自为政。总之一个字--乱。 这个时期，王室及共和政府在忙着与各方斗法，对各封国疏于管理，也没有能力去管理。一放就乱。各封国瞧着老大不管事，互相就斗了起来，你算计我，我算计你，你抢我的土地，我就抢你的人口。都力争在王室彻底破产之前赚取最大的一桶金，为将来的争霸作准备。西周晚期特别是共和时期，诸侯之间常有争战，争战的结果就是重新划分土地，当然也要签订边界协议。为了保存证据，协议当然是铸在青铜器上。于是就有了《散氏盘》这样的铭文作品。 （二） 散氏盘，也叫夨人盘，学界认定其为周厉王时期器的青铜器。清乾隆时期在陕西凤翔出土，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内底有铭文19行，357字。记录夨人在战败后，付给散氏土地作为战争赔偿的事。 散国，可能是周初大臣散宜生的封国。散宜氏也是一个古老的部落，曾参与过商汤灭夏的战争。商朝末年，散氏的优秀成员散宜生是周文王的四友之一。文王被纣王囚禁时，散宜生向商纣敬献美女珠宝才把他救了回来。 据学者考证，散国就在秦岭北麓大散岭一带，这里是巴蜀与关中的咽喉要道。周厉王时期，与散国相连的夨国趁着朝廷不管事的空档，突然发动了侵略战争，企图吞并散国。却没想到散国很能打，不仅抵抗成功，还发动了反攻，抓获了夨国很多俘虏，还包围了它的城邑。夨国被迫签订城下之盟，用土地换和平，将两块膏腴之地割让给了散国。在签订正式割地协议时，散国从朝廷请来几位官员担任公证人。虽然朝廷不管事，但凑热闹还是少不了他们。而且有了朝廷的见证，这种强迫的协议就显得合法一些。 散氏盘的器型很精美。其铭文特征与西周中期《墙盘》、《大克鼎》等宫廷风格比起来显得更拙朴、自由、强劲，偏于恣肆豪放。笔划和结构都非常活泼，有很强的自主意识。在规整中透着个性，方圆相济，奇正相生。字型偏于横向发展，铭文作者可能是长期在竹木简上写字，那种外拓的习惯被带到了铭文中，这其实是后来隶书的特征之一。《散氏盘》在总体上仍属于宗周风格，但这毕竟是诸侯国的作品，没有王室那么多规矩，只能算作王室书风的一个旁支。 （三） 共和十四年，厉王在“彘”地去世，他的儿子周宣王在镐京即位。宣王继位后，在经济上励行节约，一日三餐只吃青菜豆腐，积极发展工商业，增加财政收入。在政治上争取传统贵族和国人的支持，确保政局稳定。 在文教上，由于经过几百的发展，诸侯各国的文字有了一定的差异，宣王于是又命令太史重新整理大篆，汇编成《史籀》十五篇，颁行天下诸侯，用于孩童教学。现已看不到《史籀》的真实面目，但从东周初年的金文来看，它应该是对传统大篆进行了改造，笔划变得更细、更长，结构呈纵向伸展。被称之为“籀文”，但还是属于大篆的范围。从此进入宗周风格二期，春秋早期各诸侯各国使用的就宗周风格二期的书写风格。 这是对文字的又一次汇编，对于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有很大的帮助。虽然当时一些大诸侯国在政治上已有不服从王室的迹象，但对于统一的文字，他们并不抗拒。因为这对大家都是有利的，既方便他人也方便自己。 宣王一系列的举措，逐渐恢复了王室的威信，有了“中兴”迹象。他于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问题上。为解除西北威胁，宣王发动了对戎狄各部的战争，但胜少败多。其中与姜戎的千亩之战，堪称惨败。几场大仗下来，周宣王心力交瘁，于是改变策略，与戎族的一支申戎联姻，让自己的太子（后来的周幽王）娶申戎首领的女儿为正妻，保证将来由她生的儿子继承王位。周宣王还给申戎首领办了个新的身份证，封其为申侯，算是入了文明国家的编制。要知道那时侯楚国的国君才是“子”爵，而“侯”爵高了两个档次。申侯觉得很有面子，发誓要做好周朝西面的屏藩。宣王的这一招以戎制戎，算是暂时稳住了西北。 此时的金文代表作有《虢季子白盘》。虢季子是虢国国君，周宣王时的重臣。他率军与猃狁（犬戎）作战，斩获敌方550人，于是铸成此盘以示炫耀，其实只是小胜而已。这篇铭文应在史籀之前，字法精熟，笔划圆润，结构规整，布局疏朗，堪称宫廷书风的成熟典范。 但周宣王与申戎的联姻，对他的儿子周幽王和申侯之女都不公平，因为夫妻俩没什么共同语言，可能连语言都不通，睡觉的时候旁边还得站着个翻译。就像你娶了一个爪哇国的老婆，你讲汉语，她讲爪哇语，双方的饮食习惯乃至三观都不同，因此很难建立起夫妻感情。周宣王干了四十六年后，周幽王继位，财政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又时常发生地震，连歧山都崩了。在这种情况下，周幽王没有积极赈灾（其实也没有钱去赈），却一门心思宠爱自己的初恋情人褒姒，甚至废掉了申侯之女所生的太子宜臼，改立褒姒的儿子为太子。宜臼逃到申戎向外公诉苦。申侯大怒，联合犬戎等部族进攻镐京，在骊山之下干掉了周幽王。然后把宜臼扶上王位，是为周平王。由于平王是戎族拥立的，而且犯下了弑父的罪名，因此得不到国人的支持,在继位的第二年就把都城迁到了洛阳，此后就叫作“东周”。西戎各部趁机占据了关中。平王在东迁过程中，西陲大夫秦襄公立下了汗马功劳，平王便把已经被西戎占领的岐山以西的土地封给了他，并将提升他为“伯”。没想到的是，秦襄公带着自己的小部队杀回关中，不断从西戎手中夺回失地，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秦国，最终一统天下。 周王室虽然衰落了，但大篆文字已经通行天下。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的文字虽然发生了地域性的变异，但万变不离其衷，变来变去还在大篆的范围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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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氏盘及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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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季子白盘》 |
| 137CM长的澡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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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书风概况第八 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丢掉了关中盆地，直辖区缩小了一半，局限于河南一带。原先在关中的一些封国如郑国、虢国也失去了封地。他们的国君护着周平王一起来到了洛阳。但是人可以搬来，封地却搬不来。这些人便强迫周平王在河南的直辖区内重新给他们划出了封地，其中郑国分得的土地最多。经过这一番折腾，周王室已沦落为一个中小诸侯的水平，类似于陈、蔡，比宋国还要小。从此之后，王室虽有共主之名，已无共主之实。几个大的诸侯国便以强凌弱，以大吃小，开始了一场长达几百年的争霸战争。先后争得霸主地位的有东方的齐国、北方的晋国、南方的楚国、西方的秦国，还有东南的吴国、越国也短暂地得到过霸主的称号。他们被统称为“春秋五霸”，其实是六霸。宋国也自称霸主，但承认的人很少。 为什么是称“霸”而不称“王”呢？因为几个大国虽然很强，但谁都没有强到能够统一天下的程度，所以只能雄霸一方。由于吴、越称霸的时间很短，宋国也不是一个标准的霸主，真正长期称霸的是齐、晋、楚、秦四国。四国之间互有战争，秦、晋、楚三国为争夺中原斗得非常厉害，结果是互有胜负，谁也吃不下谁。于是保持了四霸共存的局面。其他诸侯小国则分别加入以这四大国为首的政治集团。 由于政治上的长期分裂，他们在文字的书写上的区别越来越大。虽然春秋时期的书写（铸刻）材料包括青铜、简椟、布帛等品种，但致使到了这时，文字仍然是以教化为主的，世俗用途并没有占到主体地位。民间事务也不用形诸文字，市场上的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也不同写合同。所以简椟和布帛并没有大范围的使用。这少量的简椟如果不是放在坟墓中也难以保存。而当时的贵族只会把贵重的青铜器放在墓室，以便到了阴间也能享用高档的生活。还没有人会把不值钱的竹木片带进棺材。所以我们讨论春秋时期的书法仍是以金文为主。只是到了春秋后期，晋国的卿大夫斗争实在是太过激烈，他们三天两头举行盟誓，如果把誓言都铸在青铜器上则速度太慢，计划赶不上变化，而且也太破费。生死关头，为了效率，他们在紧张和匆忙中直接把内容写在玉石片上，那就是手写体的盟书。 在金文方面，春秋早期各国大都沿用宗周二期风格，笔划较细，结构纵向发展，线条化日趋明显，象形特征逐渐减弱。青铜鼎铭文不断减少，青铜乐器铭文有所增多，说明祭祀的重要性在减弱，日常生活中的音乐享受需求在增强。文字从西周时的器内移到了器外，表现主义色彩越来越强。礼乐文化中的内敛、退让精神逐渐消失。 春秋中期之后，不同区域的文字出现了较大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两种趋势。一是偏向于装饰，以楚系文字最具个性，在书写中喜欢用添加或变形的手法来突出自己的个性。一是偏向于实用，以秦系最为保守，变化缓慢，以务实为主。齐系和晋系则以实用为主，装饰为辅，兼收并蓄，多元混合。 本书接下来就按照齐、晋、楚、秦四个系列简单地展开叙述。当然，这种做法难免有漏网之鱼、遗珠之憾。现已出土的春秋金文数量非常巨大，诸侯各国乃至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国都有与众不同的面目。但如果一一罗列，详加计较，那得另写一本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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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齐系第九 齐国是姜子牙的封地，爵位是“侯”。周朝初年，周成王为了制衡周公旦，加强了姜子牙的权势（姜子牙是周成王的外公），授予了齐国征讨不法诸侯的特权。有了这项特权，齐国不久就变成了一个大国。西周时期，周王室强盛，拥有14个师（每个师2500人）的常备军。诸侯国的武装力量受到严格限制，最多能拥有3个师的兵力。齐国的军队总数才7500人，维护社会治安都很勉强，不可能用于称霸。平王东迁后，周王室衰落，失去了领导天下的能力。齐庄公（约前795—前731年在位）便立即扩大了军队规模，齐僖公时多次组织诸侯会盟，讨伐一些不听话的国家，已然是一个霸主了。齐国有钱又有人，能供养一支大规模的常备军，周边的诸侯都不敢得罪它。齐桓公时，任用管仲为相，实行兵民合一，打着“尊周攘夷”的旗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的霸权达到了顶峰。但齐桓公去世后，他的儿子们发生了长时间的王位之争，齐国国力很快就衰落下来，沧为二等强国。 由于首任国君姜子牙实行无为而治的国策，让民众自由从事商业活动，政府尽量不加干涉,同时利用沿海的自然条件，鼓励发展渔盐业，齐国人民长期过着殷实的生活。商业成了齐国的经济主体，从国君到民众都在做生意。管仲甚至以政府的名义开办了妓院,其收入用于军事开支。齐国的国运是商业盛则国盛，商业衰则国衰。所以，齐人最希望全天下都使用统一的文字。如果各诸侯国各搞一套文字，就会妨碍商品交流。但事与愿违，诸侯争霸导致了各种文字差异，齐国便秉持功利主义的原则，哪种书法风格能带来最大的商业利益，就用哪一种。春秋时期为了与中原各国保持一致，齐国长期使用宗周大篆。当楚国的势力扩张进来后，为了与楚国人做生意，于是又出现了楚系书风。当然，晋系风格也同时存在，因为同时还要与晋国人做生意。齐国的霸权扩张也是与商业扩张同步的。但是霸权收缩后，商业并没有因此止步。所以，齐国的书风就是以功利主义为导向，没有自己特别的个性。这与姜子牙奉行的无为而治、顺其自然的道家哲学是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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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晋系第十 （一） 晋国刚开始时也只是黄河支流汾水下游的一个小国，它的北面住着游牧的狄族，那些人个个自称英雄，以抢劫别人的财物为荣，晋国得随时防着它们过来打劫，日子过得并不安然。后来，周穆王又把犬戎的一支赶到了汾水上游，这等于是在晋国的头上悬了一把剑。但这是王室的安排，晋国无处申冤，只得苦练杀敌本领。在与犬戎和白狄的长期战斗中，晋国练就了一身强壮的肌肉。如果王室有八块腹肌的话，晋国至少有四块，而别的诸侯顶多只有两块。春秋早期，晋国公族内部自相残杀了六十年，把公族成员给消灭得差不多了，而卿大夫的势力得以茁壮成长，以致尾大不掉。公族内斗结束后，晋献公开启了扩张模式，先后吞并了十七个小国，占据了整个汾水流域。晋文公重耳上位后，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了北进的楚国，从此确立了中原霸主地位。 晋国强大起来后，狐假虎威的周王室也获得了更多的尊重。因为晋国的第一位国君是周成王的同母弟，血源关系比别的诸侯更亲近，同时也比别的诸侯更有义务维护王室的威信。晋国壮大后便以周王室的保护神自居，谁对周王室不敬，它就去攻打谁，顺便扩大自己的地盘。齐国称霸是尊天子以令诸侯，搞搞会盟，大家一起发财，一般不会吞并别人。而晋国称霸是尊天子以吃诸侯，它搞会盟的目的，是打着周王的旗号去吞并别人。 晋国的霸权保持了一百多年，它东面打压着齐国，西面和秦国对峙，南面与楚国相争，长时间内以一敌三，竟然不落下风，是毫无争议的春秋最强霸主。但与此同时，晋国因为机构改革的失败，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那就是六卿势力膨胀，逐渐凌驾于公室之上。晋文公时为了避免权力集中于某位卿大夫，而将军队分为三份，由六个人统领，目的是让他们相互制衡，这六个职位叫做“六卿”。制衡的同时也意味着斗争，斗来斗去，这六个军事职位被来自十一个家族的人轮番担任。到春秋中期时，有几个家族的势力已遍及晋国上下，成了政权的实际控制者。但还没有出现某个卿族一家独大的情况，所以晋国公室还没有被彻底架空。祭祀、会盟、接见外宾等冠冕堂皇的事还是由国君主持。晋国在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完整的。 六卿内斗，导致晋国整体实力受损，终于在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中败给了楚国，导致晋国的霸权被迫往北收缩。长时间对付秦、楚两强，已经使晋国感到力不从心。为了摆脱两线作战的困局，晋国扶持了东南方的吴国，用它在东面牵制楚军。吴国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变成了一个军事强国。吴、晋协商共同伐楚，两面夹攻。公元前506年，吴军在伍子胥和孙武的率领下，逆水行舟1300公里，五战五捷，攻入楚国首都。吴军的战斗力让晋人大吃一惊，如果让吴国继续壮大下去，将来对自己的威胁比楚国还要严重。所以晋国没有出兵夹击楚国，反而默许了秦国出兵救楚。吴国称霸后没过多久就自取灭亡了。楚国也元气大伤，无力再战。中原地区好不容易进入了短暂的和平。 但是，外战的压力一消失，卿大夫之间的斗争立刻变得激烈起来。经过一番拼杀，十一个家族只剩下了六个：智、范、中行、韩、赵、魏。经过进一步的淘汰，最后只剩下了韩、赵、魏三家。三家都觉得再这样斗下去实在是受不了了，于是分家析产，把晋国分为三份，成立了三个新的国家：韩国、赵国、魏国。春秋的历史也到此结束，进入战国时期。 （二） 春秋前期，晋国的特殊身份使它在金文风格方面和周王室保持了高度一致。当时的《晋侯家父壶》、《晋文公钟》等都是典型的宗周二期风格，笔划细劲、结构纵向申展、横列整齐。 中期以后的《栾书缶》的笔划仍然首尾粗细一致。书写性很强，横向参差不齐，有如音乐般的节奏变换。《栾书缶》还有个特点，它行文顺序是从左向右书写，与“后戊母”如出一辙。说明当时从右往左的书写顺序尚没有成为法定格式。 春秋后期，六卿之间的斗争非常残酷，阴谋、暗杀、结盟、背叛频繁发生。大家的精神高度紧张，一不小心脑袋就搬家了，几乎没有心思去铸造青铜铭文，却出现为数众多的结盟宣誓文书。这是卿族之间、卿族内部斗争白热化的见证。 盟书,就是在会盟时把结盟的内容用毛笔礁朱砂（或墨水）写在玉石片上，杀牲染血，埋于地下，请天地鬼神鉴察。先秦时代常有会盟。武王伐纣之前有盟津会盟，周朝建立之初有岐阳会盟。所谓“会盟”其实是在举行会议，每次会议都要形成会议纪要或签订协议，这就是盟书。会议的内容涉及有多宽，盟书的内容就有多广。进入春秋后，会盟变得非常频繁，齐桓就曾“九合诸侯”。晋国也曾多次会盟，与小诸侯结成团体讨伐秦、楚等国。不仅诸侯之间有盟书，卿大夫之间、家族成员之间也有盟书。春秋中后期的晋国，卿大夫以家族为单位展开生死博弈，家族内部的团结至关重要，需要时不时举行盟誓以防止内部出叛徒。大量的盟书埋于地下，永不见天日。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有晋国的温县盟书和侯马盟书。 侯马盟书，是晋定公时期(前497－前489年)卿大夫之间盟誓的约书。现已出土有5000多件。盟书都是用毛写在玉石片上，大多为朱红色，少量为黑色。字体用的是篆书，但有些草化，有受楚系书风影响的痕迹。这与盟誓的严肃性有些矛盾。可能是反反复复地盟誓，书写者已经有些麻木了。但不盟誓又怎么办呢？生死关头，谁能真正相信那所谓的誓言呢？随着盟誓的次数越来越多，盟书也越来越流于形式，失去了神圣性，所以才会出现草篆。而人质或财产抵押才是结盟的实质保障，才具有真正的约束作用。 这草化的篆书就是人们日常所用的手写体，是当时书法最普遍而真实的模样。侯马盟书笔锋清淅，已有明显的提按，字体大小变换而有韵律感。当然，变换不是特别强烈，这毕竟是盟书，不是纯脆的艺术。但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毛笔的使用非常娴熟。但众多盟书并非出自一人之手，有的偏于厚重，有的清新洒脱。有的秀气，有的古朴，风格多样。但都在手写的大篆，气韵通畅，堪称大篆书法中的奇葩。温县盟书与侯马盟书大致同期，风格也大同小异。学书者若想从大篆中获取灵气，晋国的盟书不失为一个上佳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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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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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楚系第十一 楚系除了楚国之外，还包括吴、越、徐、许、随（曾）、邳、胡、江、黄、邓诸国。它们都曾先后做过楚国的邻居，最后都被楚国吞并，其文字书写面貌也深受楚国影响。 楚人最初是聚居于江、汉一带的蛮族,在商朝末年时与周文王建立了联系，参与过武王伐纣，是盟津会盟的八百诸侯之一。其首领熊绎被周朝封为“子”爵，从此有了正式爵位，世称“楚子”。但由于爵位不高，又身居蛮地，很被中原诸侯们瞧不起，一直不把它视作文明国家。周成王在召开诸侯大会的时侯，楚子熊绎和北边来的部落酋长一起在殿外负责看守火堆，连进殿议事的资格都没有。这给楚子造成了严重的心灵创伤。此后，楚国干脆以“蛮夷”自居，不按中原的套路出牌，攻打别国从不需要借口，一有机会就反叛朝廷。 周昭王南征的目标之一就是楚国。楚国与虎方（以“虎”为图腾）等蛮族联合起来抵抗昭王，导致他落水身亡。周夷王时，王室衰落。楚子熊渠信心爆棚，再也不怕周王室了，于是封自己的几个儿子为“王”，自己则在名义上凌驾于包括周王在内的众“王”之上。但到周厉王时，熊渠担心以暴虐闻名的周厉王会再次南征，于是去掉了“王”号。然而过了没多久，周厉王被自己的“国人”给赶跑了。从此楚国再无忌惮，加快了侵略扩张的步伐，到春秋初期时已是一个庞然大物，成了那些曾经瞧不起他的中原小国的噩梦。非常励志。 由于政治上长期的“不服周”，妨碍了楚国对周朝先进文化的学习。到西周后期，楚国准备向中原发展的时候，才仿照王室的模式建立了学校，在贵族和官僚中普及大篆文字。熊渠的遗物《楚公家钟》上的铭文气势雄厚，规整有序。这是楚人在西周后期向周王朝学习的直接证据。为了便于和中原各国打交道，楚国贵族还带头说起了普通话（周王室“雅音”）。但普及率不高，只有贵族和官僚的子弟学会了“雅音”。老百姓说的都是楚语。王室也只有在开会或外交场合时才用“雅音”，私下里说的还是楚语。 虽然学习大篆的时间较晚，但楚国的文化人很善于改造，不久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稍晚的《楚公逆镈》（约为周宣王时），估计是学习了宗周二期大篆（史籀）的结果，字型变长，笔划比同期的中原风格更细，但细而不弱，如钢丝般强劲。楚人崇尚苗条，对文字是如此，对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就是其突出表现。随着楚国势力的扩张，这种“尚瘦”的审美观传播到了其他诸侯国并影响了后世，在书法史上形成了一种“瘦劲”的评判标准。两篇铭文在布局上都是横向无行，纵向无列，参差错落。上有一个图案像串起来的虫卵，那个“万”字像只青蛙。整个画面感觉有蛤蚧之类的两栖动物在爬来爬去，非常另类。 到春秋中期时，就变得更有楚国特色了。典型的如《王子午鼎》。“王子午”是楚庄王的儿子，曾做过楚国的令伊。鼎上的铭文头粗尾细，像虾子一样有长长的鞭毛。这种字体仿照鸟、虫类的形状，虽然还属于篆书，但初次接触者已经很难辨认了。这就是出产于南方“鸟虫篆”，是楚国最具特色，最普遍存在的一种书体。王子午鼎的器型也很夸张，两只长方形耳朵向外伸出，鼎腹上倒挂着六条似龙似兽的怪物，与文字形状配合默契。 但是，“鸟虫篆”在楚国的发展并没有登峰造极。到春秋晚期出现的《王孙遗者钟》，笔划仍然细长优美，但没有了鞭毛，貌似又向宗周风格靠拢了。这其实是楚国融入中原的体现。发展“鸟虫篆”的接力棒被相邻的吴、越两国接了过去。 吴国比楚国还要原始，到春秋中期时还是个“断发纹身”的部落。晋国为了遏制楚国争霸中原的势头，在它的东面培植了一个国家，目的是让楚国后院起火。“吴国”这才出现在了历史教科书中。但是，吴国的“教父”并不是一个晋人，而是一个楚人，名叫申公巫臣。他为了一个女人（夏姬）背叛自己的祖国，投奔了晋国。楚国政府一气之下灭了他的家族。巫臣为了报仇，说服晋国扶持东南方的吴国。在晋国的资助下，巫臣带着两千名晋国人来到吴地，给这些野蛮人洗脑，说楚人是世界上最坏的坏人（当然不包括巫臣我），他们最没人性，动不动就灭别人的族，迟早有一天会来灭你们的族，会杀得一个都不剩。在巫臣的不断教唆下，吴国上下都对楚国恨得咬牙切齿。 巫臣还告诉他们，要想不被楚国消灭，只有让自己变得非常强大。因此你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尽快摆脱落后的现状。巫臣带领的晋国人免费向吴国传授了作战技术、农业生产技术、教他们的贵族识文断字，灌输各种先进文化，简直是无微不至。 以晋国人为主的教导团能传授些什么先进文化呢？当然主要是晋国文化。所以吴国最早出现的金文如《吴王御士簋》很接近宗周风格。但这个教导团的总教头毕竟是个楚人，而且吴国与楚国交界，双方挨得很近，民间早有往来，各种习俗也更为接近。因此，吴人在开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浸染了楚文化，并且有所超越。其篆书的美化装饰程度比楚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吴王僚的《王子于戈》,不仅有虫篆,还有龙篆、凤篆。其他的吴国兵器上的铭文也都是龙、凤、鸟、虫相杂。 在晋国的培养下，吴国果然不负所望。伍子胥和《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率领的吴国军队,五战五捷,攻下了楚国的都城。楚昭王被迫外逃。全靠秦国在北面牵制着晋国军队,同时抽出一支精兵帮助楚昭王收复失地。要不然晋军与吴军两面夹击,楚国早就玩完了。还但经过这次打击后,楚国在几十年内都没有恢复元气。 为了解除吴国的威胁，楚国以彼之道还师彼身, 也在它的南面扶持了一个越国。楚昭王娶越王勾践的女儿做王后，帮助勾践卧薪尝胆，最终灭掉了吴国。越人也是断发纹身,还住着茅草屋,比吴人开化得更晚。楚国扶持的方式和申公巫臣差不多,但是更直接地灌输了楚文化。所以越国金文出现的时间虽晚,但一出现就是鸟虫体。具代表性的如《越王勾践剑》、《越王兀北古剑》、《越王州句矛》等,全是花里胡哨的鸟虫篆。当然,和吴国一样，都是刻在兵器上,而不是礼器或乐器上。虽然接受了宗周的大篆，且进行了改造，但并没有真正接受宗周的礼乐文化。 南方的这种书风伴随着楚、吴、越的势力一起向中原推进,很多中原小国也染上了这种风气。连晋、齐、鲁等国都出现了装饰化的虫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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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秦系第十二 秦国的先祖以畜牧业起家,被封为西陲大夫（西部边区负责人）,采邑地名叫秦嬴,在今天的甘肃省天水市。秦人长期与西戎各部作战，在天水一带站稳脚根并扩大了地盘。 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带兵护送周平王到洛邑,因功被封为“伯”,成为正式诸侯。周平王与秦襄公约定:你若能从戎族手中夺回关中,岐山以西的土地就归你了。秦襄公带兵杀回关中,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夺回了岐山一带的周原故地。进而消灭了社、邽、冀、戏四个戎族部落，收复杜、郑、虢国原先的封地，将大部分西周遗民纳入秦国的统治之下。秦人继续向东扩张，在关中东部遭遇了正在向西扩张的晋国，双方从此冲突不断。 公元前677年秦国将都城迁至雍。秦穆公试图参与中原争霸，但被强大的晋国阻止，无法东进一步。晋文公去世后，秦穆公想乘机偷袭郑国，但偷袭未成却在回军的路上中了晋国的埋伏，全军覆没。东出计划被迫搁置。秦国便将战略重心转向西部，又吞并了十二个戎族部落，成了关中以西的霸主。但秦国不像中原各国那样爱慕虚荣，几乎没有搞过诸侯会盟，也没有假惺惺地“尊周”。所以它虽有霸主之实，却无霸主之名。 秦康公之后继续向晋国挑战，并与楚国联合夹击晋国。但双方的多次交手，秦国仍是胜少败多。由于秦国长期奉行“联楚攻晋”方略，逼着晋国在东南沿海扶持了一个吴国，用此牵制楚国,避免自己两面受敌。终晋之世,秦国都无法东进，只能向西发展。而西面全是些野蛮落后的戎族，秦国吞并他们后还得慢慢消化，把他们改造成文明人。对于东面的中原地区,秦国连军事输出都做不到，文化输出就更谈不上了。所以整个春秋时期，秦系文字或秦系书风几乎没有影响到中原地区。 但是进入战国后,晋国解体了,被一分为三。秦国从此失去了强大的对手,于是不断东扩，最终一统天下。并将秦国的文化制度推广到全中国。秦系文字进而成了汉字的正宗,秦系书法也成书法史的正统，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巨大。 秦人在改造戎族的同时，自己也被戎族所改造。如果说楚人是华夏化了的蛮族的话，秦人则是蛮化了的华夏族。他们生活简朴，求真务实，讲究效率，不尚装饰，利之所在，不顾仁义，被称为“虎狼之国”。秦系书法也是以实用和方便为宗旨，照搬照抄了宗周大篆，几百年内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要用起来方便，懒得去另搞一套，更不会为了引人注目而去夸张变形或添枝加叶。 秦国金文并不多见，但从出土的《秦公钟》、《秦公镈》到《秦公簋》大致也可窥得概貌。 秦公钟、秦公镈都是乐器，从文字内容看，它俩的主人应该是春秋早期的秦武公。两件乐器上的铭文内容是一样的，讲的都是从襄公至宪公四代秦君艰苦创业、开疆拓土的事迹。两篇铭文书法结构端正，行列整齐，属于宗周风范。跟西周的铸铭比起来，笔划细了很多，这是刻铭的结果。从铸到刻，说明秦国的铁器已经非常刚硬锋利了。 秦篆变化缓慢，保守而稳定，大约过了百多年才演变成《秦公簋》的面目。 秦公簋器型敦圆，不像楚器那么张扬。簋盖和器身共有铭文105字。铭文旁边有印模痕迹，说明当时的秦人已经有了活字印刷的概念。这也是他们追求效率的体现。秦公簋在使用过程中又被人刻了18个字，标明此簋的容量，类似于使用说明书。 铭文如下： 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责，十有二公，在帝之坯。严龏夤天命，保业氒秦，虩事蛮夏。余虽小子，穆穆帅秉明德，刺刺桓桓，迈民是敕。 咸畜胤士，盍盍文武，镇静不廷，虔敬朕祀。乍铸宗彝，以昭皇祖，其严御各，以受屯鲁。多厘眉寿无疆，畯疐在天，高弘有麐，灶囿四方。宜。 内容讲的是秦国先祖服从天命在关中建国，艰苦创业，治理各族的丰功伟绩，现已传承了十二代。当今秦公继续敬天爱民，招纳文武之才，发展祖宗基业。制作此簋以昭示祖先功德，并请祖先保佑后继之君发扬光大，统驭四方。 这篇铭文内容存在争议的地方特别多。按照礼乐文化，在位君王一般都不好意思为自己歌功颂德，既然此簋的主人自称“小子”，就不会是“十有二公”之一，而是第十三代“秦公”。但具体是哪一位秦公就难以确定了。因为“十有二公”从谁起算存在争议。铭文作者一点文献意识都没有，秉持的是神知我知的理念，对于他人知与不知漠不关心。如果从首任国企老总“非子”算起，此簋的主人就是秦穆公（前659—前621年）。如果从首任西陲大夫秦庄公算起，此簋的主人则是秦桓公（前604—前577年）。如果从始封诸侯的秦襄公算起，此簋的主人则是秦景公（前576—前537年）。但文中提到了“鼏宅禹责”，也可以从首迁雍城的秦德公算起，则此簋的主人就是秦厉共公（前476—前443年），已到了春秋末期。 只能这样界定，秦公簋的制作年代不会早于秦穆公，不会晚于秦厉共公。因《秦公簋》的风格与战国时的《石鼓文》非常接近，所以它的主人越往后的可能性越大。 《秦公簋》的文字是对宗周大篆的改造。它保留了圆曲的造型，减少了字内空隙，行列之间也变紧凑了，体现出秦人质朴务实、反对铺张浪费的性格。但笔划变长了，字体框架变大了，一股粗犷之气扑面而来，这是受西北戎族影响的结果。与东南方的鸟虫篆比起来，《秦公簋》仍以稳重端正为主格调，在这点上和宗周风格是一脉相承的。从文字的角度看，很多字还在沿用西周的古体，通假字太多，似乎几百年都没有造出新字，导致文章岐义众多，聚讼纷纭。语序上还有佶屈聱牙的现象。证明秦人在文学表达方面比中原落后了一大截。和它大致同时的齐国《孙子兵法》读起来已经非常顺口了。 但无论如何，《秦公簋》是宗周大篆向《石鼓文》和小篆过渡的中间环节，在书法变迁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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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书风概况第十三 战国的开始时间存在众多争议，目前流行的有前481年、前475年、前468年、前453年、前403年等几种说法。本书采用前403年作为战国开局之年。在这一年，周王室正式认可了韩、赵、魏三家的诸侯身份，战国七雄全面登场。 为什么叫“战国”呢？就是因为战争太频繁、太残酷。难道春秋的战争不频繁、不残酷吗？说实话，春秋与战国相比，两个时期的战争根本不在一个档次。首先是战争规模没得比。春秋时期战争双方投入的兵力最多几万人，有时是几千人、几百人，有时甚至是几十人，还没有现在黑社会火拼的规模大 。而战国时期动不动就是二十万以上。秦赵长平、邯郸之战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含后勤人员）已超过一百万。其次是战争频率没得比。春秋时期有很多年是没有打战的，而战国（前403－前221年）两百年不到就发生了五百多次战争，平均每年2.5次，其中十万人以上规模的就有近两百次。再次是战争的残酷性没得比。春秋时期讲究风度，像是体育比赛，只要取胜即可，没必要将对方搞死。战国时期则以消灭敌方有生力量为主，甚至以直接消灭敌方人口为战争目标，战争的死亡率特别高。长平一战，赵国就被坑杀了40万。在战国后期一百年有记录的战争中，军队战死的人数约为300万。破城后经常有屠城，百姓直接或间接死于战火的无计其数，应在军队死亡人数的五到十倍之间。整个社会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因战争而死的。那时各国都是全民皆兵，政府实行人口登记造册，限制任意迁徙，违者连坐。只要你四肢健全，肯定免不了参战，如果自断手脚，受到的处罚更为严厉。除非你逃到大山里去过原始生活，如果藏得不够深，就会把你抓出来，给你穿上厚衣服到阵前去吸取敌方的箭镞，吸够了数量还没死的话就放你一马。社会牢笼已编织得非常严密。 战争影响了方方面面，其中对中国文字和书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战争改变了文字的主体功能。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各国的统治阶层根本没有心思开展文教活动。青铜大都用于制作兵器、农具、权量、诏版等世俗用途。金文数量有所减少，书法水平也有所下降。其内容也不再歌功颂德。文字的教化功能越来越淡化，世俗功能上升为文字的主题。教化功能仍然存在，但已退居次要地位。 其次，战争导致了文字结构的变化。在十万火急的战争中，为了追求效率，文字不可能像金文那样写得规规矩矩。为了书写速度，写手们对笔划繁多的籀文进行了改造。有的减损了字的笔划数量，有的将圆曲的线条拉直，有的写得非常潦草。用了近两千年的大篆文字终于走到了解体的前夜，开始慢慢出现隶化。 再次，战争间接造成了文字的统一趋势。从春秋中后期开始，长年累月的战争，导致诸侯各国的财政收入用于应付战争。官学体系由于得不到财政支持已经崩溃。大量失业的官办教师办起了私学。官学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入学，而私学只要你交学费就可以入学，结果很多平民通过学习而成了有文化的士人。此外，官学培养的是道德人才，不担心就业问题。私学培养的是实干人才，没有真本事的话毕业就意味着失业。他们努力学习文武艺，争取高价售与帝王家。与此同时，诸侯各国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各国人才。这促进了各国士人的大规模流动。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出现在同一个朝堂上，开会时说出去的话要让别人听得懂，那就得说雅音。写出的报告奏章要君王大臣看得明白，就得用标准的籀文。汉字经过几百年的异化后，因为战争的间接推动，又开始朝着统一的方向前进。 最后，战争导致主体书写材料的变化。简椟虽然早就存在，但其材料随手可得，用于教化缺乏神圣性。所以在文字带宗教性质的时代，简椟的用途并不多。主要用来打草稿，一直不是正式的书写用材。但进入战国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指挥中枢与战斗前线的距离有几百公里，钟、鼓、旗、帜等原始的信息传递工具已经满足不了现场指挥的需要。军事号令不可能铸在青铜上，让人抬过去。只能以文字的形式写在简椟上，让人骑快马送达前线。平时政府发文件、官员写奏章、诸子百家发表议论用的都是简椟。金文仍然有少量存在，但已经过气。中国书法正式进入了简椟时代。 但各国的具体变化也有差别。其中个性最明显的还是楚、秦两国。一个趋于草化，一个趋于规范。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最主流的两种风格。楚风艺术气息很强，在追求实用的同时仍表现出浪漫主义倾向。对后世的行、草书影响深远。而秦系简椟文字后来直接演变成了隶书，再进而演变了现在的楷书，其意义之深远更是无须赘言。而且，现在出土的简椟书迹也是以楚、秦两国最多，其他各国很少有简椟出土，故难以置评。接下来，本书只好就楚、秦两两个体系展开简要叙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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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战国之后，各国都在变法图强，有比较成功的，比如说前期的魏国、中后期的秦国。也有不怎么成功的，比如说楚国。任何政治改革必然会触及既得利益集团，而改革的成败又往往处决于既得利益集团有多强大。如果国君的权力不集中，改革是无法有效进行的。楚国虽然没有出现卿大夫专权，但屈、景、昭三个公族旁支势力强大，他们联合起来分化了王室的权力。国君做任何重大决策都要事先征得三家的同意，否则就落实不下去。因此楚国的变法虚有其名，因循守旧，国力逐渐下降，很快就被秦国超越了。但廋死的骆驼比马大，楚国的实力虽然在下降，它的邻居们的实力也在下降。所以楚国在中原的扩张势头仍然不减。先后吞并了陈、蔡、鲁等中原诸侯。到战国后期，它几乎有一半的国土在中原地区。人们已经忘记了楚国的蛮族身份。 中原地区长期以来都是整个东亚的文化中心。这里开发得最早，各种思想文化层层累积，非常复杂，诸子百家大都产生于此。楚人进入中原，其蛮族气息和天真浪漫主义思想影响了他们所占据的每一个地方。这种影响所留下的证据主要就是数量众多的“楚简”。据不完全统计，现已出土的楚简有河南新蔡葛陵楚简、河南信阳的长台关楚简、湖北江陵望山楚简、湖北荆门市郭店楚简、包山楚简、湖北江陵藤店楚简、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竹简、湖北江陵天星观楚简、湖北江陵九店楚简、湖北荆门包山楚简、湖北江陵秦家嘴楚简、湖南常德德山夕阳坡楚简、湖南江陵砖瓦厂楚简……其中出土于河南的那些简椟虽然被称为“楚简”，但作者不一定都是楚人，有些是中原诸侯国存在时是留下的，有些是亡国后的遗民留下的。因为没有明确的作者，时间又处于两可之间，所以就统统称为楚简了。 以前的金文、甲骨文虽然是文字和书法的源头，但都不是用毛笔写出来的，而是铸、烧、刻出来的，缺乏书写性，只能算作一种工匠艺术，还算不上是真正的书法。只有到了战国，人们普遍用上了毛笔和墨料，把字“写”在了竹木载体上，严格意义上的书法才正式登场。这些手写的楚简种类繁杂，数量巨大，风格多样，是战国时期手写文字的大爆发，大渊薮。 其中的信阳楚简和《侯马盟书》非常像，不知道是谁影响了谁的结果。《侯马盟书》本来是宗周二期风格与楚风结合的产品，现在又反过来影响楚国的简椟。文化的融合从来就不是单向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循环反复才是最真实的状态。真正最能代表楚国特色的应该是郭店楚简和包山楚简。 郭店楚简于上世纪末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出土，共有竹简八百零四枚，没有一片木椟，有文字约一万三千个。其整体面貌看起来还是篆书，但由于是用柔软的毛笔写的，有明显的起笔、行笔、收笔过程；有提、有按，所以有粗细变化；有悬针、有垂露；有中锋、有侧锋，当然是以中锋为主，侧锋大都出现在转折处。行笔很灵活，很自由，很像行草书，但还没有连笔，潦草却字字独立，已有后世章草的端倪。横向无行，纵向受制竹片只能成列，但上下之间的字距很宽，显得很疏朗。竹片是偏黄色的，字迹是黑色的，整体感觉很古雅，又不失灵动。墓主人生前肯定非常喜爱，否则不会带到阴间续费欣赏。 郭店楚简的艺术魅力不完全来自于它的文字造型，文字的内容也很重要。一件艺术作品之所以吸引人们，其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特别是书法作品，如果只以书写来取悦于人，那就很肤浅了。就像一个女人，只是漂亮而没有内涵，终究是让人遗憾的。欣赏一件书法作品，如果只看笔划、结构、章法，所看到的只能是表面的东西。书法的美是一种多种元素综合协调的结果，取决于很多方面。其中文字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就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兰亭序》名列天下第一行书，有些人还不服气，却不知它的优势并不全在书法本身。这篇文章思想也是其他行书所不可比的。现在很多书法评论者喜欢就书法论书法，却不知书法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艺术。涉及文学、哲学、史学、宗教、民俗、古代科技等方方面面，没有全面的把握只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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