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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一知半解说说看 |
| 作者:半解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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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一个地方久了，又没活出个名堂，就该有挪挪窝的想法了，“人挪活，树挪死”老祖宗也是这么说的。比如以前的时候，山东哪地方人穷，不少人就去闯关东，东北那地方地广人稀，只要舍得力气，开几亩地养活人还是容易些。再加上山东人勤快、性子直、又讲义气，很容易相处，当地人也喜欢和他们交往，所以山东人在东北的就越来越多了起来，据说曾经占到东北人的半数以上。 河南人逃荒选择往西，至今陕西、新疆还有相当数量的河南人，电影《1942》就取材于真实的历史。山东、河南从来就是人口大省，人均耕地少得可怜，碰上天灾还能对付，但人祸太多。但凡碰上乱世，这两省都会被折腾的不行，其实老祖宗还有一句话叫“故土难离”，出去闯的，也是实在在家里过不下去的。 福建、广东人下南洋，他们选择的出路是东南亚。改革开放之前，这些南方诸省在国人的心目中还属于蛮荒之地，所谓的穷山恶水。那里人选择远渡重洋，也就是为能找个容易活命的地方，事实上，勤奋的中国人真就有好多在南洋站住了脚，成了当地富裕的一群人。 据说，山东人选择闯关东，也有些投亲靠友的意思，明代辽东属山东省，山东人在明代向辽东移民中就充当了主力军，因此山东、辽东两地沾亲带故的就多了，活不下去的山东人自然会首选地广人稀而又有所投靠的东北；相当数量的河南人认定他们祖先来自山西大槐树，所以往西多少有点往老家走的意思，而1942年的河南人逃亡陕：西，则更多与时代有关，一是西边毕竟离日本人远一些，国民政府也在西边，关键的是去陕西的交通还算比较顺畅；福建、广东人下南洋，比较集中的还是在明清时期，往北是战乱的中国，过了海就是另一个世界。当时的南洋，还在英国、荷兰等国的殖民统治下，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需求很大，所以给了流亡过去的华人很好的政策，华人也因此在东南亚地区越聚越多。 这些还算是老百姓自发的流动，不管就是因为穷还是其他的天灾人祸，他们选择逃离故土，虽然也可能万般无奈，但毕竟还是自己主意。他们在困苦挣扎中选择一条出路，寻找着那一丝丝希望，用逃离表达对自己所处社会的不满。 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大迁移主要还是因乱而起。“五胡乱华”曾迫使大量的中原汉人南下逃离，这就是所谓的“衣冠南渡”；“安史之乱”让曾经的盛唐分崩离析，唐皇室选择向西，老百姓往南，因为可以远离战乱；“靖康之变”使赵宋皇朝繁华尽落，北方汉人心有不甘，跟随偏安的朝廷迁居到了江南；元末明初的战争使北方人口急剧减少，朱元璋发动了规模空前绝后的大移民，于是就有了至今留存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传说”；湖广填四川也是张献忠之乱导致四川十室九空。满清皇帝康熙给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温情的移民政策，愿意移民入川的，给钱、给地、给机会。每户给银12两安家费，一对夫妇给水地30亩或旱地50亩，入川移民可以入籍可以科举。于是就有了大量人口的蜂拥入川。 这些集中的迁徙，对老百姓而言，大多也是由不着自己。跟着出逃总比等死多了一次机会，反抗可能死得更快。我总觉得汉人的性格里更容易选择逆来顺受，但凡还有一点点活路，就能苟且的坚持。即使移民到了新的地方，在当地的强权面前，首先选择的也是低头，他们只是设法融入当地的社会，而不会去有意奢求改变什么。 所以东北并没有因山东人的大量进入而改变了东北的风土人情，东北民俗里虽然肯定会有了山东人的元素但依然是东北，性格内敛的山东人是很难唱得出粗狂的二人转的；据说河南话在新疆很普及，河南人在新疆大量的存在，但你印象中的新疆有河南人的形象吗？大多数生活在东南亚的华人很富足，但好像在政治上恰恰又是个弱势群体，印尼排华事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华人即是富了也没想到去改变什么，而当地社会可能会有一股力量想去改变你。 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所独有，人远离了故土就好像失去了依靠一般，哪怕是卑微和苟且，也是仅仅为了能够活着。有时候我们说这是一种低调，甚至高大上一些叫做韬光养晦，但好像失掉了一些尊严。 不少人知道，美国曾经有一个《排华法案》，拒绝在美华人加入美国国籍并限制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人数，因为美国人认为：中国人的文化是消沉的、退化的，他们鄙视劳动，否认劳动的尊严。 这就是我们第一批踏上美国土地的中国人留给美国人的印象，而原因恰恰就是因为他们的苟且，他们愿意拿着最低廉的工资，去做最辛苦的工作，却惹恼了当地的白人，白人劳工将他们视为薪资降低和工作机会减少的罪魁，并开始了对这些华人的袭击，包括殴打、纵火和谋杀。 说中国劳工鄙视劳动，这真就冤枉了他们，其实他们很珍惜这些劳动的机会，所以接受哪怕是最低廉的工资最低。即使是今天的中国人也能理解这种心情，长期被奴役的中国底层百姓是没有胆量跟雇主讲条件的，好多的长工几乎是只要给口饭吃就行，因为他们很清楚，失去了工作很可能意味着就要失去了生命。 可文明的西方人不这么想，是啊，自己都看不起自己，鄙视自己的劳动，还谈什么劳动的尊严，这在逻辑上也讲得通。相信那些华人劳工的心里也从来就没有什么“尊严”的概念，他们只是因为要活着。 这基本上也是中国底层百姓的共性思维，是数千年来被蹂躏的顺民们沁入血液里的东西，在东家面前，他们习惯低下头来，用自己的劳劳碌碌，来证明自己的可靠与朴实，如果东家因此打赏点什么，对他们就是一份最好的恩赐。 也许这就是当初的美国人认定中国文化是消沉的、退化的最直接原因。 也就容易理解虽然大量的山东人去了东北，可东北还是那个东北，大量的华人去了东南亚，汉文化依然不是那里的主流文化，到了欧美的华人更不用说，他们选择了抱团取暖，形成了后来的唐人街。 这是我们民族的韧性吗？是什么让我们的劳苦大众习惯了隐忍？这还是要从中华文明的历史上寻找答案，当然最好是回到开始，看看最开始的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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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那些我们曾经走过的路 我们总说，中华文明有着连绵上下5000年没有间断的历史，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上最特别，也最值得骄傲的地方。是啊，我们的文明没有间断，我们还是我们，虽然曾经有很多人加入了进来，但最终都成了我们。 好像是这样的。有这样的一群人，这里边有你有我，从远古一路走来，空旷的原野中曾经因此而燃起了篝火，荒草丛生的土地也开始变成良田，虽然风雨不断，尽管千辛万苦，但脚步始终向前。 我们已经走了上万年，虽然这期间，有些人离我们而去，但也不断的有人加入，有些人的到来甚至曾经给我们带来了混乱，但我们总能又很快的整合到一起，重新回到原来的路上继续往前。 我们走的路就叫历史。历史有过去，那是由我们的足迹串连起来的故事；历史还在当下，我们开拓前行就是在书写历史；历史更有未来，因为创造更多的美好，才是我们前行的动力。 没有什么比历史更加引人入胜了，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一份子，虽然我们很渺小，如同世间尘埃，但我们只要来过，我们就曾在历史的舞台上出演过一个个很小很小的角色。 就是这些无数的小角色一起，共同演绎了恢弘的历史，正是因为我们的喜怒哀乐，才使历史有了温度，或温情脉脉，或急风爆雨，历史的车轮总是在我们的推动下滚滚向前。 我们就叫芸芸众生，因为渺小，作为个体，在历史上已很难记住一个个的名字。但我们是社会上最多的那群人，如工蚁般不停地劳碌，滋养着整个社会。我们对生活的要求很低，很多时候甚至只求能够填饱肚子，我们是劳动者，但却不是获得者，大多是在苟且中度过一生，因为我们几乎没有能力改变生活。 我们的领袖称我们是“人民”，说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但现实中我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是一些欲望较低容易满足的人。一般而言，只要社会给了我们基本的生存条件，我们就会安分守己，而我们安分了，社会也就基本上乱不起来。除非有人别有用心，无事生非，把我们裹挟进去，因为没有我们的参与，社会很难发生大的波动。 我们能够安分是因为我们认命。因为我们是平民家的孩子，不会做也做不起白日梦，就像“贾府里的犹大”是不可能想到去爱“林妹妹”的。我们知道阶层的跨越是一件很难的事，我们的出身基本上决定了我们的未来。 是啊，人的出身是个体无法决定的。也许只有在人类社会之初，身处在那个鱼与猎的原始母系部落里，才可能是平等的。几乎从人类进入男权时代开始，权力与等级就逐渐产生，人的出身对一个人的命运，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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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是身不由己的事 人都难免有悲天悯命的时候，命这个东西好象很虚，属于那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着人的一生，但总有人信他，因为有些东西是不受自己控制的，比如一个人的出身。有的人天生就含着金钥匙出身，生于豪门或权贵，也有的出生贫寒甚至低溅，他们肯定有着不同的人生，因为他们人生的起点是不一样的。 今天的社会公平的多，德才兼备者总会有其施展本领的舞台，但总体干部构成，老百姓的说法也有些意思。说的是科、处级干部是干出来的，他们能干、会干，所以脱颖而出，但如果想更进一步，就需要跟对领导了，一是政治上不会犯错，二是工作容易出成绩，所以又说厅级干部是跟出来的；至于省部级干部，还有人干脆就说是生出来的，因为绝大多数的他们，出生背景都异于常人。 现在的事不必说很多，古代人的出身就更为重要了。比如在夏、商、周三代，特别是周代，如果你生于贵族之家，而且还是嫡长子的话，那你终生过的还将是贵族的生活，只需恪守周礼就可以做成一个谦谦君子；但如果你不是嫡长子，又恰恰是“士人”之后，那你实际上已成为第一代平民，你和你的后代连吃顿牛羊肉的资格都没有了，因为周礼规定平民顶多能吃到猪肉、鱼肉，着装也是麻布短揭，除非祭祀时才有机会穿一下长长的深衣；至于生而为奴，那就已经等同于猪马牛一样的牲畜，没有任何自由和政治权利，甚至连上战场作为战士的资格都没有，更不幸的是很有可能会在某个祭祀活动或某个贵族的葬礼上，被选为“牺牲”或成为“殉葬者”。 陈胜吴广曾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疑，至少在前三代，贵族们还真就是“有种”的。人类文明之初发展历程基本类似，从渔猎的洞穴生活走向农耕的定居，那些发展较好的部落逐渐征服或兼并其他部落而逐渐壮大，在中国最终成为各地诸侯，在西方也发展成一个个城堡，那些最初的部落首领们，就是以后的诸侯王，成为最开始的贵族。 周代“尊尊亲亲”是其国策，贵族基本上来自周王室分封的姬姓后人及其他们的姻亲，还有就是前朝先贤的后人，这就是那时贵族的圈子。春秋战国看似纷纷扰扰，那其实也就是贵族们的游戏，作为一介平民，在那个时代，安心守命也许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到了秦一统华夏建立大一统帝国开始，才开始有了底层平民的逆袭。但比较成功的，也只有汉代的刘邦、明代的朱元璋，其他诸朝，能够问鼎天下的也大多是前朝的贵族。 东汉光武帝刘秀、三国蜀汉刘备，虽也出身贫寒，但都因为是贵室之胄，汉朝皇家的后人，所以容易竖起兴汉的大旗。当时天下已乱，豪杰四起，而人心思汉，所以出身皇家的他们就有了优势；以后的曹丕篡汉、司马昭篡魏、关陇贵族创建隋唐，也包括欺负孤儿寡母而黄袍加身的宋朝皇帝，都是来自前朝的贵族或权力阶层，没有一个是从农民起义开始最终取得政权的。 自秦汉以后，中华文明的走向开始独具一格，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开始成为汉家文化正统，君臣父子、三纲五常，一切思想服务于“家天下”的治理理念，皇帝成为权利的绝对中心，皇权与相权在一定时期内成为权力制约和平衡的方式，皇室、外戚、宦官、权臣、士大夫等等形成了各相依附的权力圈。 周代的平民还有很多活跃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他们只要自认有独特的才能，就敢游走于各诸侯国，或谋取政治上的肯定，或充当说客，至少也可以依附某个贵族做一个门客。而秦汉以后，平民包括农民，也包括小手工业者，基本上就远离了权力的圈子，他们几乎没有了参政议政的权力，只能被动的接受权利的制约。开明的政权会让他们生活的稍微舒服一些，而如果恰逢昏暗时代，他们将是最苦难的那群人。 很不简单的是，对平民而言，还存在着一条逆袭的通道，因为自隋朝起，开始有了科举制度，这为穷人家的孩子改变命运设置了途径。当然这不仅给读书人创造了机会，也使权力阶层开始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学子们的共识，“开科取士，广纳天下英才”也成为君主们展现自己雄才大略的一面。 千万不要小看了科举制度的影响，也许正因为此，才使得封建的集权时代能绵延千年之久。试想一下，如果不给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那他们中的佼佼者会干什么？社会又会是什么样子？表面是一潭死水，实际会暗流涌动，因为人性就是有追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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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上劳作的人们 人类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学会了种地。今天的机械化程度已经很高了，但种地依然很辛苦，因此可以想象到古人会艰难到什么程度。只有石器和木制工具，进行荒地开垦、土地耕作只能是集体的力量，因此，人类开始农耕之始，土地是归集体所有的。 农耕技术的成熟归功于冶铁技术和铁质农具的制作使用，这在中国，就已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之前，铜的使用也使土地的耕作容易了很多，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模式已经形成，“井田制”成为最主要的农业生产制度。 诗经唱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至少在周代，土地就归周王室所有，也就是国有土地制度。“地分公私”、“计口授田”更清楚的表明了土地的使用方式。 周天子分封诸侯不仅包括土地，还有土地上的人民，诸侯依样葫芦，层层分封，通过卿大夫、采邑主，最终将土地分给庶民耕种，这个过程中土地是不允许买卖的，也就是所谓的“田里不鬻”。 耕作“公田”是庶民的义务，“公田”上的收获自然是归采邑主，采邑主主要是指“士人”阶层，他们还要层层上贡，这就是《国语 晋语》中所谓的“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 庶民尽了义务，才可耕种“私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也就是所谓的“先公后私”的开始。只要是公平，小老百姓从来就是最守规矩，而且助耕公田，也是庶民们有权受分私田的条件。 “计口授田”很容易理解，但也有男女之分和老幼之别，适龄男丁要比女丁分到更多的私田，这自然是基于生理上的原因，也许因此就有了“男最女卑”的开始吧，“多子多福”是一个很现实的说法，毕竟儿子多了，就会分到更多的土地。 《汉书 食货志》说的是：“民，年二十授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可以肯定的是，每年都会有新的年过二十的孩子，也每年都会有新的年过六十的老人，所以说土地的分配是动态的，逐年调整的。 这看起来多好啊，大家都有地种，干不动了还有人供养，相当于农民也能六十岁退休拿退休金，这看起来也不比今天差啥，可这么好的制度最后怎么就被抛弃了呢？ 古代地广人稀，大家想象中的可耕地资源应该是充足的，而实际上由于生产力的极其不发达，土地的开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所以实际上的可耕种土地也是有限的。 但人口的增长要比种地容易得多，贵族们人口增多自然就要有更多的公田，庶民们人口多了，自然也需要更多的私田。增多田地的方式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去新垦，一种是去抢夺。 到了东周，王室衰微，周天子竟然和郑国互换太子，就是为了缓和与郑庄公的矛盾，但庄公依然毫无顾忌，派人去收割了周天子土地上的谷子，这不仅是对王权的挑战，更是对周天子的羞辱，忍无可忍的周天子率军伐郑，却又被郑国将军祝聃一箭射中左肩，“天下宗主”的周天子尊严受到严重伤害。 诸侯们不再把周天子当回事，周天子自然也就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权，那些作乱犯上的诸侯封地，周天子也没有能力收回，原来土地归周王室所有的国有政策，已经沦为土地被各诸侯实际占有。很快因为土地的争夺，诸侯间开始了战争。 而且到了春秋后期，冶铁技术的发现使农业生产实现了革命性的飞跃，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和耕牛的出现使中国进入了长达2000多年的小农经济时代，以家庭为单位开垦荒地已经不是很难的一件事了。 可以想象得出，随着贵族对财富需求的增加，公田只会越来越大，庶民们为满足家用就会开垦私田，公田的收获是贵族的，私田里的才是自己的口粮，庶民们助耕公田的积极性自然就会下降，大部分的精力更愿意放到私田上。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可见庶民们心心念的还是自己的私田。贵族们当然不傻，既然公田大家都不好好种，干脆就不再分公私，田地都分给大家，按土地的多少交税好了，这就有了鲁国开始的“初税亩”制度。 土地的私有化就此开始，庶民们高高兴兴的分到了土地，这些土地不再每年调整，只要按要求交完赋税，他们就将拥有土地永远的使用权。但有一点，小孩子和老人可就不会再有公家供养了，成了各家各户自己的责任。 家庭经营土地，风险就在家庭成员。即使今天，因病丧失劳动能力也不是稀罕事，何况是两千多年前。没有了耕作能力，地租自然也就无法上交，最好的办法应该是请人帮忙。地请别人种，首先地租就有了着落，然后再要点粮食满足日常需要就已经很好了，但最终的结果将从此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这还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因服兵役、徭役而丧生的成年男丁可能会更多，土地也会因此向少数人流转。 刚开始的土地流转应该还是在庶民间进行的，甚至还有帮扶的性质，这里边有人情当然也有温度。土地在那个时候还不能买卖，因自己无力耕作去寻求帮助的对象，首先就是其比较亲近的人，亲戚朋友间的帮扶至今依然让人倍感温暖。 那些得到更多土地的人，很快就会因财富的增多而与众不同，他们的生活品质当然得到了提升，而且更加有面子的是处处都会得到大家的尊敬，财富也就因此慢慢改变了一个人的心性，对更多土地的追求会在他们心里潜移默化的形成。 商鞅变法，秦国率先废除了井田制，土地公有制度就此瓦解，土地一经私有很快就产生了自由买卖。那些先富起来的人自然会想法得到更多的耕地，土地兼并的大幕拉开。 这只能算是“为富不仁”，产生的顶多算是乡绅阶层。但很快权力和土地结合到了一起，“巧取豪夺”催生出了强占大量土地的地主阶级。 土地的实际占有者曾经是那些封建领主，土地的耕作者当然是庶民，但土地的所有者是周天子，周天子曾经有权利收回那些不听话的领主的封地。 现在王室衰微，周天子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权，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庶民的利益。商鞅变法之后，新的土地制度和军功爵制又使封建领主失去了土地，庶民们甚至有可能从中偿到不少甜头。但土地私有化之后，权力开始发挥作用，越来越多的庶民被迫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而成为佃农，看来土地私有才是农民失去土地的制度根源。 按说秦汉以来，基本上实行的是郡县制，各级官员领取的是朝廷的俸禄，不再是皇家的封地，那权力又怎么和土地挂上勾呢？ 权力是毒药，最高权力只有一个，平民出身的刘邦对自己的逆袭也许感到的是不真实，心里的恐惧莫过于最高权力的失去，功臣良将于是成了他猜忌的对象，这些人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动着他敏感的神经。 是啊，出生入死多少年，辅佐刘邦取得了天下，接下来就应该是得到些好处，封王拜相也不是每个人的都能得到的，强取豪夺些老百姓的田产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吧？ 果然，好像刘邦是默许的，是啊，给权利找个出口其实是个明智的选择，贪图些田产总比贪图皇位让人放心，至于小老百姓的事是可以缓一缓的。 萧何跟刘邦够铁吧，但在权力面前，多深厚的情谊也依然微不足道。在外征战的刘邦多次关心萧何在干什么，得到别人提醒的萧何，总算及时明白过味来，再傻傻的只知道干活那就是等死，于是也去作、去抢夺老百姓的田产，最终却让刘邦放下心来。 抢点、贪点充其量就是想当个富家翁，邀买民心的那个才是有个人野心的。皇帝既然是这么想的，那小老百姓被掠夺的田产也就不可能再要回来。世代耕耘的土地就那么换了主人。那总得有条活路吧？新主人告诉他，地你可以继续种，收成你拿走一半够可以了吧？还有，原来该你交的税不用管了。 能拿回五成粮食，也就不至于饿死。老百姓穷虽然穷点，但脑袋还够聪明，他们也看得出官家也管不了豪強的土地掠夺，于是就选择了忍气吞声，有口饭吃就行，穷人们活的就那么苟且。 失地的农民多了，成了佃农，那自耕农自然就少了。但朝庭的税收可一点没少，甚至逐年增多，豪強富户们是不好去招惹的，征税的官吏只敢去自耕农身上摊派，终于有一天，自耕农发现自己收成的一半都已不够交公，一年所得还不如租种别人土地的佃农，而且还要受官府的各种欺负，那还不如把土地卖了呢。 找个口碑不错的大户，把土地转卖出去，手头自然就有了些闲钱。还想种地的话，就去租种豪強们的土地，至少不再受那官府的鸟气；不想种了，有了本钱也可以去城里做个小生意，或当个小手工业者，总之都是不错的选择。 豪強掠夺土地，刚开始只所以敢，无非是仗着自己的功劳。但只要皇帝感觉屁股坐稳了，就到了拿功臣开刀的时候，这时候谁还在找事，那其实是找死。 土地掠夺逐渐终止，土地兼并却一直进行。那些在当地有名望的富户就成了受益者，他们一般为人良善，体恤乡里，而且与当地官府也有着不错的关系，这些人成了自耕农出卖自己土地的首选，地方名门富户逐渐形成，甚至还能出现跨越朝代的大宅世家。 以后不管朝代如何更迭，土地制度也就基本上是国有和私有交替执行。开国之初共有的居多，或者是大多数农民都会分到些田产。毕竟是一轮暴力革命的洗礼，社会财富也就有了重新的分配，前朝豪强被清算，他们占有的土地被释放，社会人口自然会因战争锐减，人均土地资源相对充足，实现“耕者有其田”具备了条件。 土地国有，老百姓能实际拥有耕田，生产能够迅速恢复，朝庭的税收自然就有保障，"国泰民安"的好时代就来了。可权力和贪婪总会结合到一起，最终土地还要回到私有化的老路，土地兼并又会不约而来，结果又是一个轮回，在反复的折腾中，农民们算看明白了，土地才是他们的命根子，对土地的渴望成为一种基因传承到了他们的祖孙后代身上，以至于今天，没有自己的房子就像永远没有自己的家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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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什么人能当官 当官也是有遗传的，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影响可以棉延几代。不出意外，前朝的官员还是能够留下来继续当官的，朝代的更迭只是因为皇帝变了，大多数的中下层官吏变化不会很大。 还有就是各地的名门旺族。在农业社会，财富总是和土地的实际占有结合在一起的，土地不会跑路，能读书认字的在过去都不是一般人，周武王封土诸候，诸候又把土地分给自己的身边人作为采邑，采邑主又把土地分配给庶民打理，因此可以说，从那时起人的等级就基本成形了。 那时候没有私学，庶民的孩子当然也没有机会上学，因为没有老师。但诸候家的孩子是有人教的，但教他们的不叫老师，而很可能是一种官职，这些人熟知经典，也是后来儒家的前身。 这也不难想象，在西周，拥有封地的诸候或采邑主，拥有的不仅是土地，当然还包括土地上的人民，这些人是需要约束和管教的，于是就会有农官来管理农业生产，也会有理官来定些规矩。这些农官也好，理官也罢，首先应该是自己的身边人，因为亲亲是西周的用人原则，但这些人干的久了，也会最终成为这方面的专业人才，甚至他们的后代，也会成为这些领域的管理高手。 当然官职不只这些，拥有土地分配权的采邑主自然不愁吃喝，他们有钱有闲当然会去追求精神层面的享受。比如占卜，这在当时可是一件重要的事，凡有大事小情，占卜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就有了羲和之官；还有祭祀，古人非常看重，专事祭祀等礼仪活动的礼官就这样产生；至于教肓，庶民的孩子可以不管，但自己家的孩子总是要教的，最早的司徒，就是那些熟知历朝经典，讲仁义，明大义的饱学之士，这些人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来教育贵族家的孩子。 到了春秋时期，井田制逐步瓦解，土地私有化的趋势已经形成，好多曾经的贵族已沦为末落，那些依附于他们的各色官吏自然就面临了生存危机，他们纷纷选择离开并寻找下一个雇主，实际占有土地的新贵族成为他们当然的首选目标。 于是社会上就有了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游走于或诸候或豪门之间，有的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成为专业说客，这里边就有如苏秦、张仪一般的纵横家；有的浪迹江湖，快意人生，成为最早的游侠之士，据说他们是墨家学说的拥戴者；也有专事卜筮的，他们从深宅大院走出，不再只服务于一人，而是为社会人提供有偿服务，占卜算命于是就成了生意，他们成为最早的阴阳家，在民间被称为术士。 当然最有成效的还是那些饱学之士，他们中的佼佼者广收学子，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一时间各种思想纷至杳来，儒家讲仁、法家讲理、道家讲无为、墨家讲兼爱，正所谓乱花渐欲迷人眼，没成想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应该是走入了新的豪门，毕竟富家子弟还是要读书的，一些开明的乡绅甚至也允许自己佃农的孩子跟自己的孩子一起读书，私塾开始出现，教书开始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社会职业。 除了家族的世袭，和平年代只有读书，才是可能会去做官的唯一途径，汉代的察举制，也就是举孝廉和举茂(秀)才，选人原则很明显选的是德与才。但有推举资格的是各级地方长官，而他们的首选对象一定会是当地的名门旺族或豪门富户，这是因为豪门子弟从小具备接受良好教育的条件，从中挑选品学兼优的不会太困难，更重要的是，地方官和地方豪门建立密切的关系对其在当地做官肯定会大有帮助。 我们现在到一个生地方做事，首先想到的恐怕也是要拜拜码头。地方势力不可小觑，处理不好会让你很难立足。其实这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高招，所谓先做人再做事，就有做人要园滑一些、实际一些的意思，这即使是为了做成事，也多少有些私心在里边。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借力打力本身就是做事很好的办法。想把事情做好，没有地方的支持，困难会大到你无法相象，所以地方上只要不是恶势力，当地官吏是乐于与他们结交的，对双方都有利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庶民，那就没有必要太当回事，他们本身也靠依附于地方豪強才能更好的生活，所以只要不去改变他们什么，他们就更喜欢那种习以为常的生活。当然他们中也有人会想去改变，去谋求生活层阶的变化，但太不容易了。 这就基本上阶层固化了，能当上管的大多都出自豪门富户，庶民永远被栓在土地上劳作，除了活着，其他方面的需求也就没有多少了。 而且，地方官和豪強的勾联越来越露骨，为了利益已经到了不要脸的程度，到东汉未年，针对察举制，就有了在民间广泛传唱的童遥。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说的就是被举之人名不附实，也说明实行于两汉的人才选拔"察举制"已经成为官僚集团和地方豪强相互勾结、相互取利的工具。 这还不可怕，察举制毕竟在理论上给了寒门子弟一个改变命运的缝隙，不管是不是道德做秀，如果一个人的孝行确实感天动地，甚至如郭巨埋儿、卧冰求鲤般匪夷所思，那至少在舆论上也占据了道德至高点，就如今天网红一般，名人效应一出，地方官在察举时就不能太等闲视之。 可惜，就这一丝的缝隙也被三国时期的魏帝曹丕堵上了。 成就一世伟业却留下千古骂名，曹操实在就冤枉的很。即使按儒家的标准，曹操正是那个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人，且不论其一生的功绩，单就诗词文章也能倾倒相当一批的读书人，仅仅是因为其"挟天子以令诸候"吗？还是真的就是人心思汉？ 但曹操并没有篡汉，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不想把自己架到火上烤，说白了还是怕失去士大夫阶层的支持。但曹丕很从容，他版布了一条法令，结果就让当时的仕子们放下了清高，并在一片拥戴声中篡汉当上了皇帝。 这就是官员任用的"九品官人法"，根据这个办法，朝庭中二品以上大员可以回老家兼职"中正官″，说白了就是老家谁能当官、能当多大官他就说了算了。虽然办法中要求选人要看家世、道德、才学，但道德、才学可虚可实，家世可是明白看见的。当地家世最大的肯定是官员自家，其他名望也一定与自己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己的家人、自己亲戚朋友的家人能够通过自己当官，这多实惠多有面子。 寒门子弟彻底哑火，因为家世这一条就把他们挡在了外边。想当官首先是要有一个好出身的，寒门子弟还是把怎么能吃上饭想明白了才是正事，也许只有安份守己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门阀世家就这么形成了，他们世代做官政治上占据主动，经济上自不用说，没有几个大田庄估计都不好意思人前炫耀，西晋王凯、石崇洛阳斗富的故事现在听起来都不可思议，但放在那时，骄奢淫逸的生活追求，竟是权贵生活的全部。 曹丕通过收买豪门仕族实现篡汉自立，权力取得已经有了取巧的意思，说白了就是我许给你好处你选我做领导，这怎么看也有点得位不正。但曹丕给的好处太大了，大到让仕子们随时都有唾手可得的权利，人的私欲占了上风，曾经的道德束缚很快被垃圾般丢弃。 即然可以不择手段，司马家当然可以依样葫芦，司马氏本是旺族，据说司马懿也很有些看不起曹操的意思。曹操认宦官当干爹确实也有点攀附权贵的意思，其后挟持天子、侍强专权也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实际上这也是后世文人把曹操定格于奸邪之人的主要原因。 但毕竟曹魏还是曹操打下来的。东汉末年特别是黄巾之乱后，各地诸候割据，烽烟四起，天下已分崩离析，老百姓生活苦不堪然。曹操以一己之力，揽天下英才，讨董卓、败吕布，征陶谦，破刘备，击袁术，纳张秀，最终官渡击败袁绍统一平定北方，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功绩。 虽说曹操在政治上挟天子令诸候，但当时的汉献帝已是穷途末路，若没有曹操，恐怕汉室当时就难以为继。从这个角度来看，曹操实是有恩于汉室，更有恩于北方的人民，因为他兴修水利、实行军屯、发展了冶铁技术，北方百姓终于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曹操爱惜人才、唯才是举，效仿“周公吐哺”，期盼"天下归心"。文化上更是独领风骚，所开创的建安文学至今风骨依存，"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今天读来，依然使人振奋向前。 所以可以这么说，虽然曹丕得位不正，但曹魏能有今天，毕竟是其父子多年苦心经营的结果。曹丕为篡汉自立，去收买豪強仕子，就有些为个人私欲不计后果的意思，但那所谓的仕子们，在利益面前，很快就脱却了儒家正统的外衣，也是令人一叹。 司马父子的吃相就更加难看。不管司马懿怎么看曹操，但曹操对司马懿应是不薄，曹丕更是视其为股肱之臣，曹睿临终竟将曹芳托孤于他，可以说曹家不仅有大恩于司马，而且对其极为信任。没想到司马父子很快背信弃义，发动高平陵政变废掉曹芳，司马师诛杀曹髦，结果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夺权路上竟然不再掩饰。 这是对最高权力赤裸裸的攫取，而且过程处心积虑。为达目的，司马师不惜杀掉自己的结发妻子夏候徽，仅仅是因为她来自曹家比较亲近的夏侯家族，亲情都已经不要，所谓君臣大义就更是笑话，儒家构建的纲常伦理就此崩塌。 这是很可怕的，其实是维系封建王朝的主流价值观被抛弃，強者为王的时代就此开始。司马炎挟祖上余威，他作为晋的第一个皇帝在位二十五年，可惜继任者竟然是个白痴皇帝，如同中毒一般，司马家族又开始了皇权之争，一家人互相残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此后的五胡乱华使汉民族经历了一次险遭灭绝的危机。 靠腹黑当上的皇帝，按说天下读书人首先就应该看不起，可问题是司马昭之心已是路人皆知了，除了因愤怒而失去理智进而失去生命的曹髦，其他人竟然无一挺身而出，那些受益于"九品官人法"的豪门仕子们此刻又在哪里？ "上品无寒门"，曹丕的九品官人法造就了一个个的豪门贵族，他们不仅拥有了大量的土地，而且还掌握了太多的政治资源，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贵族政治。不用说，贵族政治兴起一定伴随着皇权的衰弱，司马家族的兴风作浪正是贵族政治強势的表现，其他贵族未必没有对皇权的觊觎之心，只是跟司马家一比，知道自己还没那个能力罢了。 在那个时代，如果你有幸生于豪门贵族，那你尽可放心，只要你想，将来官肯定有的做的。但如果你想在社会上冒泡，就象今天的网红一样，那你还需要两样东西，一个是俊朗的外貌，一个是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本事。 所以魏晋时期，靠道德章已经不能展露自己，那些丑、挫、傻的仕子反而在老老实实的等着官做。而自认为条件好的男子开始涂脂抺粉追求外表的风流俊逸，他们个性张扬、自视清高，一开口就是玄之又玄能把人忽悠到死，行为举止怪异让人莫名其妙。 比较著名的如竹林七贤。嗜酒如命的刘伶喜欢顽的是行为艺术，酒后顽裸奔已经很出彩了，就连平常出行，也要按排一个人扛着铁锨跟着，说是喝死了好方便就地挖坑掩没；阮籍看到邻家卖酒的女子漂亮，便经常前去买酒，然后直接喝醉睡到卖酒女子身边；阮项正守母孝呢，看见漂亮的鲜卑女子，穿着孝衣就骑着毛驴追了上去；嵇康狂放不羁，最终把自己作死，临死前也没忘记秀上一曲，然后玄之又玄的告诉大家，刚才所奏是神仙所授的广陵区，此曲将随其一并绝于人世。 这些人的放荡，能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足以表明那时所推崇的文化取向。仕子们追求个性恣意、故弄玄虚，豪強们跨富、斗富，奢侈之风、浮华之气成为上层社会生活的主流。 但是穷人呢？只能说过得很残。所谓"下品无仕子"，如果你不幸生于寒门，那还是先学会在苦难中挣扎吧。也许你家中原也有些薄田，你的父母怜你爱你想法让你读书，但最终，你家的土地会被豪强兼并，你们的身份由自耕农会变为佃农，而你尽管书念的很好，也不过位居下下品，不用想报效朝庭的事了，因为你连和豪门仕子们坐在一起的机会都没有，你对他们永远是仰望，而他们甚至连看你一眼都觉得是丢了身份、自找羞辱。 但你还是要振作自己，因为穷人也需努力，否则生活会猪狗不如。把地给东家种好了，多收粮食这是本份，学会迎和、奴颜屈膝估计也是不得已，毕竟活着已是很难，想活好那就更不容易。 穷人还奢求尊然吗？在东家眼里，你等同于家里的牲畜，会干活又听话还能讨主人欢喜，可能才是最好的生存本领。因为接下来，你的东家要考虑南逃了，如果你有幸被选中替东家扛行李，那恭喜你躲过了至命的一劫，因为北方汉人惨遭屠戮的"五胡乱华"时代很快开始，而你有幸加入了汉民族史上第一批衣冠南渡的队伍。 好不容易逃到了南方，你也过不了几年的安稳日子。东晋的门阀更甚，豪门的強权甚至碾压了皇权，南朝的乱世同样让人糟心。 但如果能挨到隋，那就好了，因为读书改变命运的时代来临，科举考试为天下读书人提供了入仕的通道，"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成了莘莘学子的努力方向。 十年寒窗只为金榜齐名，身着官服、胸披红花、跨下高头骏马，如众星捧月般的走在繁华的长安街市上，这想想都是人生的顶点。戏曲中公子突遭家庭变故，寄人篱下却终遭驱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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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然不再走诸候分封的老路，赢正自然也就不想自己再被称为天子。上古有三皇五帝，赢正便取名皇帝，自称始皇帝。为实现政令的统一，首先就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也就是所谓的"书同文，车同轨"。 始皇帝不见得就是独断专行的人，因为当听到不同意见的时候，史记说他一般要让大家议一议。博士淳于越向始皇陈说周代封建制的好处，丞相李斯就进行了驳弃。读书人确实也有自我卖弄、掉书袋的毛病，不少书籍所宣扬的思想也的确与现在实行的郡县制相冲突，容易造成思想的混乱，所以有焚书的事情发生，虽然太不应该，但也有那个时代背景下的必然。 至于坑儒，更多坑的是方士。皇帝想长寿，追求不死，秦始皇作为皇帝是第一人，但后世的皇帝有不少也是如此。方士籍此忽悠始皇也就罢了，私底下又妄议皇帝就真是自己找死，始皇帝"求奇药"多次被骗，再听说有人妄议，发雷霆之怒坑杀群方士，也有可以理解的地方。 始皇帝设计的郡县制只维持帝国运作了三十几年，六国的权贵们便趁乱起事，秦朝灭亡最终刘邦得到了天下。周代八百年而秦只有几十年，可见郡县制也有着先天的缺陷，流盲出身的刘邦干脆什么都来点，即有分封又置郡县，但最终还是走上了郡县制的道路。 汉朝初年的分封是从功臣开始的，可惜就国的功臣还是学着春秋战国时诸候的样子做事，流盲刘邦自然不是羸弱的东周天子，一通征讨，功臣也基本被杀的差不多。功臣即然不靠谱，刘邦于是杀白马为誓，"非刘不王，否则天下共诛之"。 如果刘邦知道自己所封刘姓诸候王后来的表现，想信一定会大失所望，"七国之乱"让景帝着实慌张，虽然关键时刻周亚夫不负重托，但亲情的背离让帝王之家显得是那样的冷漠，骨肉亲情在权力面前一文不值。 晋武帝司马炎有更多的前朝经验可汲取，父兄如何窃取曹魏政权更如教科书一般。曹操专权最终曹丕篡汉，司马懿父子弄权，才有了晋的江山。很明显，皇家大权旁落必然导至失国，加强皇族的力量对政权的稳定至关重要。 皇帝家族的力量来源不外乎三处，嫡系血亲、外戚和依附于皇家的宦官。自己家人当然要相信，但前朝番王作乱的例子太多，司马炎够聪明，他一次分封同族诸候多达27个，即有了拱卫皇族的宗亲力量，也使得每个诸候封国的实力不致于对皇权构成威协。 所谓外戚，无非皇帝的母族和妻族，司马炎选了白痴皇帝司马衷一直被后世所诟病，但也许司马炎看中的恰恰是贾充家族的强大势力，否则即便皇帝为白痴也没有找一个丑女如贾南风般做老婆的道理。 立一个弱一些的接班人，不管自己在位多久，都不用担心太子对自己构成威协，司马炎的设计多少应该有些私心在里边，但他可能更看上了自己的孙子。在他的设计里自己的儿子就算再白痴，外有同宗番王作为屏障，内有其母楊氏、其妻贾氏家族的扶持，想信能保江山稳固，等到其孙司马遹执掌朝纲，他更相信这个酷似其曾祖父司马懿的孙子是能够管理好天下的。 司马遹的出身也有些意思。也许是看到自己的儿子不很开窍，司马炎竟让自己的妃子去做导师，成熟貌美的妃子谢玖没有让司马炎失望，她很快就怀上了司马衷的孩子，这孩子当然就是司马遹了。 后来善妒的贾南风成为皇后，尚未生产的谢玖便被司马炎保护了起来，直到司马遹5岁的时候，司马衷才知道有这个儿子。 司马遹一直在司马炎身边长大，祖孙感情自然很好。据说一次皇宫里面着火，司马炎跑到高楼上面观察情况，小司马却扯着爷爷非要让他回房去，司马炎不解，年仅五岁的司马遹对他说：夜里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要小心一点，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阴谋，不能让火光照到皇帝，暴露了皇帝在哪里"，可见小小年纪的司马遹就有着非同常人的见识。 司马炎当然不会想到，他寄予厚望的孙子不仅没能当上皇帝，反而早早丧命于焊妇贾南风手中，他寄希望呵护司马衷的杨太后和贾皇后，最终也爆发了皇家版的婆媳大战，婆婆败阵家族惨遭血洗，晋王朝也开始了二世而亡的进程。 其实在老百姓看来，皇帝家族不管其享国多久，大都有着同样悲惨的结局，那就是王朝被更迭、家族被屠戮。即使在朝代存续期间，为争权夺利而父子相疑、兄弟相惨、后宫内乱，同样无时不刻展现出人性的丑恶，权力真心有毒，帝王之家里的肮脏，都能超出常人的想像。 帝王之家如此，读书人却满脑子忠君思想，"君权神授"也是儒家的思想吗？在中国封建史上，皇权和相权争争合合，读书人总幻想把皇帝改造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儒家才称的上是真正的赢家。 |
| 大家看后给点指导意见哈。 |
| 阅读量太小，写不下去了。 |
| 阅读量到300在写！ |
| 感谢″锦师"评论，你的观念我非常认同；至于为什么不能跟贴，我也不明白原因。 |
| 一命二运三风水，个体的生活方式最好就是随缘，努力的目的，其实是为了不被偏离方向。 |
| 感谢朋友鼓励！还是要续写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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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的世界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们曾经给予了读书人极高的礼遇，不少读书人甚至被惯出了毛病，自负、清高，在自我的世界里陶醉。于是人们在失望之余，又给出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叹，这种爱恨交加的情绪像极了家长面对自己不争气孩子的心情。 我们当然不能因为见到了穿长衫站着喝酒的孔乙己就因此瞧不起读书人，更不能因为所谓“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个别表象就去歧视读书人，那个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已被历史无情的抛弃，"知识改变命运"又成为我们大多数人们的共识。 在过去，读书还应该是一件奢侈的事吧，但社会一定是鼓励穷人的孩子读书的，否则就不会有“囊萤映雪”的故事流传至今，更不会用"凿壁偷光"来激励年轻人。虽然这些故事听起来很好，但细想起来总感觉不太真实，凿壁偷光甚至可能都有各种不好的意思，不过因为是读书人的事吗，偷书那自然就算不得偷了。 "头悬梁、锥刺骨"，把寒窗苦读和自虐结合起来，实在未必能勾起读书人的兴趣；"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唐代诗人孟郊的《登科后》，也许展现的才是大多数读书人所梦想的样子。 读书出仕，只有做官才好去施展自己的抱负，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读书人的事件件都不容易，还好有通道摆在那里，只须努力去实现各个小目标就行，先童生再秀才然后举人进士直至高中三元，从此就去开启辉煌的人生。 当然，什么时候成功者都是少数，位极人臣者更是凤毛麟角，真当上宰相了也还要学会怎么和皇帝相处，皇权和相权之争在我们的封建史上演绎出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 大多数读书人的日子平淡无奇，不少人读书多少年也挣不来个秀才的名声，所以才有了老童生一说。但在那个年代，读书人总是稀缺资源，所以在社会上很受人尊敬。 我们现在读书，语数外主打，理化生物政治地理等等，好象学的很多的样子，其实一切为了考试，真正将来用作吃饭的不多。而古人学习，学的可都是能用一辈子的真本事，所谓需要"通五经、贯六艺"，比如易经，被称作"五经"之首。在今天被视为了玄妙莫测的学问，有的人可能只是略知皮毛就已经跑出来冒充大师，俨然一幅高深莫测的样子，可是在古代，那是读书人应知应会的学问。至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哪一项都是真本事，其中的"礼"，应该囊括了我们人伦文化的方方面面，可惜今天，传承下来的越来越少了。 如果今天的你也有过去读书人的文化功底，那你再低调也会成为文化达人，网络大Ⅴ。流浪大师仅仅因为喜读巜春秋》等，也被社会从垃圾堆里检起，甚至有人概叹"大师在流浪，小丑在殿堂"。可见今天的我们依然有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推崇和向往。讲"国学"的老师，往来于各大中城市，现身于各种培训的讲堂上，挣着不菲的收入。 现代人如此，古代的读书人更是稀缺资源，他们除了入仕做官还会做什么呢？ |
| 关于古今教育，其实可以有更多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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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不了官，就去为官服务，不少古代读书人的第二选择就是为各层级的官老爷当秘书，古时候被叫做师爷。但能当上师爷的毕竟还是少数，所以估计至少还应有个秀才的底子。更多读书人最后的选择就是融入社会圈，那些离不开书本的去当老师教私塾；头脑活洛点的去做人家的帐房先生；内向些的也没问题，帮人抄书、代写书信诉状啥的，也够养活一家；当然那些有一技之长的，说不定靠卖字话就足以谋生。 所以在那时候，大多数读书人的生活也很平淡无奇，但毕竟那个时代能识字就属于稀缺，所以谋生还相对比较容易，可是农业社会里大家生活都比较简单，当然逆袭成为上层社会人物的机会也不多，除非乱世来临。 中华文化史很有意思，因为那些乱象纷纷的时代恰恰又成文化、思想盛行的时代，也许是因为读书人总会有那么点家国情怀，见社会乱了就想找找社会的病根。春秋时期的孔子看到东周的乱象，就想到恢复周礼，靠仁义礼智信重新构建和谐社会；法家却不以为然，认为制度建设才是根本；墨家推崇博爱与非功，是啊，不出去找事不就没事找上门了吗？道家对此一切可能都会嗤之以鼻，他们认为只有效法自然才成天下大道。诸如此类，竟成百家争鸣，以至于影响至今。 最终儒家一统天下，那些饱读诗书，满脑子仁义道德的人被称为大儒。在大儒们的思想世界里，不仅有着理想社会的样子，甚至连理想中的皇帝应该是个什么样子都有着自己的设计。乱世中人心思变，真正要反掉的还是皇帝，在儒家眼里，皇帝失德可能才是乱世的根源。 所以史书中的亡国之君基本上都成了一个样子，性格残暴、举止荒淫，亲小人远贤臣，当然还会有个成为祸水的红颜。作为亡国之路上的曲折，估计也有替读书人粉饰一下脸面的意思，所以一定还有忠臣的苦苦劝谏，甚至死谏。 能写史书的，都是文化大家。历史上写史的不少，文风各异，可书中的昏君的样子太过相似，可见其本来的面目未比如此，都可能被写史的人脸谱化了。 我们习惯了非黑即白的公众人物形象，正如戏曲舞台上的生旦净未丑，文人把人物脸谱化的表现可能恰恰能迎合小老百姓的认知，毕竟鲜明的人物形象很容易调动起观众的情绪。这当然太理想化了，人性的复杂远比你能想像到的要多，纯粹的好人坏人做起来都会很难，昏庸的皇帝相信也该有各自昏庸的样子。 但读书人却执拗的让人摇头，他们认定的各朝各代坏皇帝的样子反映到史书上都差不多，当然好皇帝也几乎同样的标准。所以如篷乱世，对他们反而给出了机会，他们可以在纷纷攘攘的乱世豪杰中进行甄选，找到那些与自己预期相仿的去辅佐他，然后把他打造成心目中理想的皇帝。 诸葛亮出山之前隐居隆中，虽然曾自述"不求闻达于诸候"，但一点也没有低调的意思，他自比管仲乐毅，人称卧龙先生，怎么看都有点个人推广的意思。当然文章做的很足，对当时时势的洞察也非常准确，所谓"未出茅庐，先定三国"，隆中策对完全称的上是满分考试。 更让人信服的是，刘备颠沛半生，因为有了诸葛亮才感到如鱼得水，也最终成了后来的蜀汉皇帝。看来只要有了读书人的加入，哪怕曾经打家劫舍的土匪也好象就突然有了灵气。比如李自成遇到了牛金星，只需一首"吃他娘，喝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就汇聚起了人心。所以人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还是很有道理的。汉高祖刘邦如果没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张良，恐怕都出不了楚地，想都不用想会先入咸阳；朱元璋创业之初，也得到了高人指点，朱升送他"高筑墙、广纳粮、缓称王"的九字真言，助他能够在群雄争霸的夹缝中奇迹般生存、状大。 文化就是这么神奇，读书人通古达今，总能在纷繁的乱象中梳理出头绪，甚至有不少的文人亲临战场，转眼又成指挥若定的儒将，比如明代的王阳明、清代的曾国藩等等。 但比较奇怪的是，在古代，文人直接造反当皇帝的几乎没有，连秀才都考不上的洪秀全恐怕算不上个文人。其他如陈胜吴广、白莲教、红巾军等等，也包括最终成事的朱元璋，都是流氓起身，刘秀虽也算个文人，但其标鉴主要还在于其皇族后裔的身份。 于是有句话说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书读的多了，想的事就多，风险与收益会在脑子里反复权衡。造反是件风险很大的事，失败被灭族的风险远远大于成事当皇帝的可能。古代的读书人不在社会最底层，所以做这种风险极大的事实在划不来，何况有条明路摆在那，科举取仕。只要你足够努力足够有才华，就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从而实现个人及家族的蝶变。 更加有趣的是，当皇帝的最终总会被人推翻，被颠覆的皇帝家族其下场太过悲惨。可是皇帝的大臣们，特别是各级文官，基本上会被新朝继续留用，不少前朝的官员甚至能成新朝的重臣，直白的说，一个朝代的终结，终结的是皇帝，而绝不是官员。 文人这件事看得很明白，对于家族的延续，皇帝是很危险的，被推翻的皇帝，倒下可不只是皇帝一人，整个皇族会被连根拔起，任何一个朝代其国祚总有一个时限，至今还没出现可传承万世的基业。 可儒家不是讲究忠孝节义吗？他们在时代的变革之时怎会轻易的就改变了自己呢？ 这实际上反应了我们的民族性格，活人怎么可能会让尿憋死？守正是一回事，但灵活务实更成为我们的法宝。儒家讲忠君，不过这个君须为仁德之主，须德配天地，如为昏君，那就要另说了。"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侍"，君主即然失德，那一切都可随遇而安，且不说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一说，更因为"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我们有时候很讨厌某些文人的左右摇摆，墙头草般失去应有的文人风骨，奉迎、媚俗不要起脸来让人恶心。但我们恰恰又是最讲人情事故的，各种圈子文化自古有之，不加入圈子意味着自我的孤立，没有了帮衬、提携，在官场只有可能越来越被边缘化，所以，官场文化又把那些曾经自持清高的文人，逼成了不得不去钻营甚至有时候需要苟且的一群人。 所以朝代被更替的时候，只要文人领?们能顺应大势，其他的读书人很快依附新朝也就用不着有任何的心里障碍。何况在强权面前，文人所谓的风骨又能做得了什么？方孝儒面对政变成功的朱棣当然算是坚守了文人的操守，却被激怒的皇帝诛杀十族。朱棣没有因为诛杀方孝儒而遗臭万年，反而因其文治武功成为明朝史上最伟大的皇帝；明朝也没有因为方孝儒被杀而绝了所谓文人的种子，永乐大典在朱棣一朝就编纂成功，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明清小说更成为我们民族的经典名著。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文人的情怀让我们一咏三叹、心生向往。文质彬彬、风流倜傥是读书人年轻时最好的形象，内圣外王、老成谋国成为文人那个时代的追求。我们可以遥想汩罗江畔"上下求索"的屈原，甘受奇辱终成"史家之绝唱"的司马迁，"闻鸡起舞"、"中流击楫”的祖逖，不愿"催眉折腰"低头侍权贵的李白，"留取丹心照汉青"的文天祥等等，这些历史上闪耀的名字，给了读书人永远的榜样。 文人讲究"师出有名"，注重站在道德高地，打造正义之师、仁义之师，也就是所谓的要汇集起磅礴的精神力量。 "富贵不能淫，贫溅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里边不仅要有一份清高，更要一些气节、一些操守，来守护自己内心的庄严。"不为五斗米折腰"、"不食嗟来之食"，在穷困面前他们不愿低头，"安能催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在权贵面前，他们也会守护自我。 其实，在漫长的封建史上，虽然因为有读书人的辅佐，帝王才得以安居高位，但皇权和相权之争，几乎无法停止。皇帝们自以为天下即然是自己的，那当然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可宰相们却说不行，皇帝应该有皇帝应该的样子。 |
| 坚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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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皇帝还能听得进去，比如李世民，魏征的直谏虽然让他心里很不舒服，但他知道自身的污点，发动宫庭政变而夺取的皇位总会让人觉得不怎么正统，所以他心里应该会立志做出个好皇帝样子，于是要虚怀若谷，要勤政有为，让大家知道，他才是大唐皇帝该有的样子。 但好象听不进去的更多，甚至发雷霆之怒，或贬斥甚至杀害自己的重臣，当然后世的文人就把他归结为坏皇帝。反正史书还要由读书人来写，读书人总是好的，至于皇帝吗，就要看读书人怎么说了。 宋朝文人地位较高，所以欺负孤儿寡母篡北周上位的赵匡胤依然光彩无限，"一根梢棒等身齐，打天下诸州都姓赵"，可见其文治武功倍受推崇；"斧声烛影"中宋太祖突然离世，其弟太宗皇帝横空而出，这种不正常史书中没有正面记载，反而对太宗执政表现依然不乏溢美之词；书法家、画家、奇石爱好者徽宗皇帝，就更像一个文人，虽然其被金人掳去，身死敌国，算的上真真正正的亡国皇帝，但他在史书中的形象只有文人的羸弱，却没有昏君的残暴、荒淫和反复无常，在昏君里下场虽然比较残，但形象却比其他昏君要好的多。 明代的朱元璋可不希望有相权来分制自己的皇权，他在几番折腾之后干脆废除了传统的宰相制度，他也就成了中国封建史上第一位真正自己说了算的皇帝。 不把读书人当回事，甚至可以在朝堂上就扒下文官的裤子打屁股，明朝的文人就少了些应该有的尊严，朱元璋组建的锦衣卫让大小官员全都噤若寒蝉，文人在明朝的存在是难以找到幸福感的。 所以明被后来文人描述成各种不堪的样子，估计明朝治下的文官集团也与皇帝渐行渐远，以至于末世皇帝崇祯发出最无奈的感叹，"朕不是亡国之君，可臣却是亡国之臣"。 人生际遇，百折千回，读书人心思敏感，更容易对景生情，感慨万千。所以在开放的时代有唐诗有宋词，或豪迈或悠长或缠绵，读来至今依然让人心神向往；蒙元时期，异族入主华夏，读书人地位一落千丈，皇帝连汉语都不一定会说，儒家那套更是云里雾里，汉家文人于是深耕民间，转向杂剧和散曲；明清更不用说，那是个文官被当众打屁股和要自称奴才的年代，不少文人无奈之下放弃了仕途的追求，而写起了小说。 到了民国，没了帝王将相，但有了军阀列强，西方文明开始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这个时期的文人其实站在了东西方文明对话的最前沿，各种思想的交融催生出极具时代特色的文人形象，先进思想的导入最终把一群激情澎湃的人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最终还是，千万不要小看了读书人，你可以笑读书人的迂腐、寒酸，但真正的读书人遇事有思考做人讲底线，还是有一股所谓文人的儒雅和风骨，他们喜欢梅花的迎风傲雪、兰花的气质高洁、竹的气节、菊花的暗香，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中，不愿被裹协，而愿勇立时代的潮头。 |
| 为什么发不出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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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信什么？ 很难说清中国人的信仰，虽然我们信仰自由，可这种自由让我们什么都信又什么都不信。顺风顺水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自信满满，老子天下第一，其他皆为牛鬼蛇神；可一旦身处逆景，也会怨天尤人，眼皮跳都会让我们心怀忐忑，为了追求心灵上的安慰，更是见庙就烧香，见佛就磕头，至于什么庙、什么神，那倒不是我们所关心的。 面对突如其来，中国人习惯用的感叹词是"哎哟，老天！"，西方人大多"噢！上帝"，西方人的上帝肯定有具体的指向，而中国人的"老天"是谁？其实中国人也说不清楚。 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叫风水的东西，即使现在，那些懂得看风水特别是看阴宅的人还很吃香，祖坟的位置好坏好象直接关联了后代子孙的命运，逝去的祖先好象能通过某种能量去影响着后代子孙，所以我们敬祖、祭祖，崇拜祖先，因为我们的列祖列宗才是我们心里的正神。 我看过不少人家的家谱，好多都追溯到了炎黄二帝，不管真假，总之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都经上下5000年的传承而来，不管经历多少朝代的更迭，我们的家一直还都在。祖宗、宗亲、子孙组成我们家文化的一体，清明时节我们祭扫先祖，祈求祖先的庇佑，到了新春佳节，一家人总会想法欢聚在一起，迎接又一个新年。 家在我们中国人心里，可以说是唯一的寄托，只要家在，人不管在哪里，总有归途。只要有家，不管遇多大的挫折，我们总会找到慰藉，可能正是因为对家的依赖，中国人的心里永远不会装下超越祖宗的另一尊神。 有人会说不对，比如佛教源于印度，可在中国一直兴盛不衰，信佛礼佛者更是大有人在，更有人就此离家出世，精研佛法，这些人连家都不要了，何谈祖宗？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很显然，佛教的教义更容易在平民百姓身上引起共鸣。因为它认为人生是苦，如生老病死、怨憎会、爱离别、求不得等7种疼苦，在小老百姓身上可能感受更为真切。佛家说苦其实又源于人的贪欲、嗔恚、愚痴，这又会教人安份守己，更加附合统治阶层的需求，所以说中国的文化土壤倒很适合佛教的生长。 可汉传佛教必须出家才能当和尚，出家意味着割断尘缘，从此要忘却父母妻子，只能一心向佛，这应该很难吧？人总有七情六欲，亲情、友情、爱情编织成的灿烂人生，在佛家眼里，那却其实是苦！ 本来吗，欢喜与愁苦如一对情侣，总在一起，喜和忧如影随形，大喜之日未必不是大悲之始，否极泰来，人生总会遇见奇迹。 在人生的跌宕中，有的人产生了厌倦，也许他们开始思考人生的另一种样子，世间苦与喜已无法激起他们心中的涟漪，跳出三界、得脱五形，佛说"来吧，佛愿普渡众生。" 按说我们应该对道教更熟悉些，毕竟为大家著书"道德经"的老子被认为道教的开山鼻祖，道法自然的无为学说听起来都有一股仙气。但可惜仙气太盛，以至于后来的继承者开始滋滋于长生术的研究，然后又搞什么捉鬼画符，总之太过玄虚，脱离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佛教就不一样了，佛家讲因果，今天发生的事不论好坏，总因以前的因缘而引起，有什么业果，必然是因为有什么缘起在先。这让老百姓很容易理解，俗话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吗，这个道理太容易理解，所以多做好事、与人为善，多种善因，自然就能多收获善果。 而且在佛的世界里众生一律平等，甚至没有善恶贫富之分，即使你一贫如洗，但只要潜心向佛，就也能成为佛说的有缘之人，自然能得到无边佛法的庇佑；亦或你是大恶之人，虽曾作奸犯科，但只要及时回头，佛家慈悲为怀，也可收渡，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佛家这么慈悲，我们这个民族又如此的多灾多难，与其在苦难中挣扎，还不如在佛国的世界寻求慰藉，所以佛教在中国得以迅速成长。 佛最早传入中国，据说已是东汉末年，三国两晋南北朝隨唐这一段历史很复杂，特别唐以前，乱的时候居多，胡人竟逐渐成为北方大片土地上的主导，传统汉人在这个阶段的大多数时间里活的相当苟且，而佛教恰恰就在这个时间段传入中国，并在唐代达到了鼎盛时期。 据说释迦牟尼初创佛教的是没有经书的，就如儒家鼻祖孔子一样，孔子的徒弟们编篡了他的教学语录《论语》，而释迦的徒弟们带给中国的最早经书叫做《四十二章经》，金庸迷们应该知道，巜鹿鼎记》里的韦小宝心心念念的经书，其实老百姓并不熟悉。 不管多难的事，只要有个简单的算法，一切就容易起来。《四十二章经》晦涩难懂，佛家于是有人说了，经书看不懂没事，只要时时念佛，口颂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就好了。 念一念就能心灵平净，就能得到佛的庇佑，净土宗的礼佛向佛方法很快被大众所接受，在那个战乱纷纷的年代，底层百姓天天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佛光的照耀也许能给他们带来丝丝的慰藉，这也给佛教的发展培育了土壤。 但禅宗的兴起最终使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禅宗认为人人都有佛性，随时都可顿悟成佛，一些禅宗语录读来更是直指人心、极富禅机也蕴含着哲理，多少与老庄等道家的思想相契和，读书人也把参禅悟道当作一种新的社交方式，禅宗佛教也因为读书人的参与而更加阳春白雪，释、儒、道三教融合的局面终于形成。 只能说佛教在中国扎下了根，慢慢的本土化了，但其依然没有如西方宗教对教众的影响一样，占据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佛法无边，普通信众的日常关切更多还是一日三餐，只有困顿和无助之时也许才想起寻求佛的庇护，读书人更多把参禅当成一种炫耀，一种文化的积累，一碗心灵的鸡汤，而上层社会，则根据时代的需要，对佛教随时都在进行着取舍。 说到底，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一切都会是拿来主义。当我们寒窗苦读的时候，儒家的"学而优则仕"激励着我们；当我们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跌落的时候，道家的随遇而安会让我们心灵能够得到慰藉；当我们困顿迷茫之时，我们又可能祈求佛的指引。 这实际上也很务实不是吗？精神层面的东西用不着追求高大上，只要能让我们心里平静如初。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挨了打，靠一句"儿子打老子"来安慰自己，其实就很有些国人思维的意思，一个地方吃了亏，如果有另外的地方能来找补，只要心里平衡了，也就算了。 好多人鄙视阿Q，所谓"怒其不幸，哀其不争"。鲁迅先生映射的是当时整个社会，但中国人的麻木其实已由来已久。"崖山之后无中国"，曾经风光无限的汉民族随着南宋的灭亡而遭遇文化的崩塌，"明亡之后无华夏"，满清入主，更让我们剃发、易服，至少在形式上丢掉了华夏族的传统文化。 北宋亡于金，连皇帝一家都被金人掳去，这对民族尊严的伤害很难估量，尽管南宋临安风华依旧，但黄河以北传统汉民族居住地已被金人所统治。 汉人从这块土地的主人伦为奴隶，心里自然会产生恐惧，那些心有不甘的人于是起而抗争，侥幸的话至少可以逃亡到南宋吧？那里不仅有自己曾高呼万岁的君主，当然更有自己血脉相连的同族汉人。 可没想到的是，自己拚上命投奔的宋朝皇帝并不欢迎他们。也许仅仅因为对金的恐惧，宋朝对这些北方汉人实行了遣返。什么同宗同源，如果因为你们的到来影响到皇家的歌舞升平，那你们岂不就是祸水？祸水当然要清理出去。 这边你还期盼着早些回家，结果那边家长说"别给我惹事，别回来了"，这样懦弱的家长带给你的就可能不只是失望，什么忠君啊报国啊原来就是傻逼，管好家的事好了，至于国的事就别操那些不该操的心了。 而且更让人没想到的是，金人皇帝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可怕，他们所要的赋税甚至比汉家皇帝还要低，只要本本份份的居家过日子，生活不比当宋朝的子民差。那就不用管那么多了，只要家人都好，国是谁的看来真就无所谓。 有了这样的民意基础，后来的南宋亡于元，大清入主中原都已经不在让汉人觉得是天崩地裂的大事，甚至日本侵入中国，也能催生出大量的汉奸，当上伪总统的汪精卫虽然还在号称曲线救国，但"国"在民众心里已经没有那么神圣，"家好，才是真的好！" 家才是我们的中心，我们不仅希望自己这一生过得好，更希望家人都好，至于其他，都已经不很重要。为了家人，好象做什么都会尽心竭力，怎么做，都能够理直气壮。 一位母亲，仅仅为了自己的女儿能上一所好的小学，不惜献身于校长，这应该让人摇头叹息了吧。可当其老公质疑她的做法时，她还振振有词，"我不是为了孩子吗？为了孩子牺牲一下，你有什么可委屈的？" 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不让孩子输在所谓的起跑线上，中国的家长们各显神通，其间却很少过问孩子的感受，"前三十年看父敬子，后三十年看子敬父"，中国的家长们对其孩子到底是爱还是自私？ 这种为了孩子的不顾一切，多少暴露出我们对其他一切的漠视，为了孩子献身于校长没错，那为了家人活命去当汉奸有错吗？ "仁"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和出发点，教我们要有博爱之心、要"爱人"。这种爱自然会先从亲亲开始，孩子必然先要学会爱自己的父母，然后兄弟姐妹，等到接触社会，也要学会爱其他的身边人，这种在爱与被爱中成长的孩子，将来一定会如阳光般让人温暖。 也许因为自身的艰难，也许因为对未来的恐惧，我们的孩子背负了父母太多的期许。有时候我们给予孩子的不是爱，而是比，自己孩子耳边永远有个"你看人家谁谁谁"的孩子，这种在比的压力中长大的孩子，会有多少儒家的爱在心间呢？ 为了生活，甚至需要蝇营狗苟，只因为我们要拓展自己的朋友圈子。历朝历代的君主们一方面高举儒家的旗帜，却实际走的是法家治国的套路。他们试图用儒家修正人们的思想，用法家禁锢人们的行为，这种儒法并用的治理观念，总会让看似严苛的法制间隙依然会有儒家的人情，拖朋友、找关系于是成了我们办成事、办好事的不二法门。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正因为有这样的观点，所以我们对法律、法制就没有到应该达到的敬畏程度，以前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到现在有钱了，才知道"只要钱能办成的事，都不叫事″。 钱都办不成的事该有多难，是不是就不办了？千万不要小看了某些人的韧性，事是一定要办的，因为办成与否很可能就决定了个人的前途，钱办不成只能说明还没找对人，起决定作用的最终还得是人情。 亲戚自不用说，老乡、同事、同学、战友甚至难友，各种圈子综横交织，人人都在努力编织自己的关系网，为自己拓展人脉，为孩子的将来铺路，拼爹的时代来临。 累啊！可能我们自己都不觉得，可在外国眼里，很少有我们轻松快乐的印象，我记得一位外国朋友就曾直白的问我，"为什么很少看到你高兴的时候"，因为看起来我们总是心事重重，想的事太多。 不想怎么办？公事可以公办，私事就会想到动用关系，甚至为了把公事办漂亮也要用上私人关系，这叫有人脉，有面子。看起来多难的事，找对了人，一个电话解决问题，潇洒的让人五体投地；一件小事，看起来应该轻而易举，看你不顺眼了，刁难起来让你怀疑人生。 所以不论大事小情，按我们的思维定例，几乎没有去线性办完的，总会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比如孩子入学，上划片的学校就很没面子，要找人，哪怕多花钱，也要上别的好学校，孩子上什么学校，反映的是孩子父母的能力和水平。 好面子、人前摆谱，儒家肯定不会这样教导我们，但偏偏，我们中的不少人就要活成那个样子。如果非要问问为什么，我倒想说是因为自卑，因文化缺失、信仰缺乏而导致的内心的空虚，甚至可以直白的说，好面子恰恰是不自信的表现。 那我们的自信去哪里了？央央大国的国民，怎么就显得有点猥琐？会不会我们的文化体系上出了问题？ 当然不会，因为我们有着最深厚的文化基础。儒家文化深入我们的血液，我们最讲人伦，格守"三纲五常"，为人谦虚谨慎，做事务求通达，"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行无愧于人，止无愧于心"，这才是我们做人做事应该的样子。 虽然魏晋南北朝隋唐，佛教在中国从传入到兴盛，佛教教义对儒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但儒家文化最终还是占据了文化的主流，而且，有不少大儒试着把佛家、道家思想融入到儒家，并最终形成了对整个东南亚都有重要影响的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的出现，据说被认为是儒家思想的一次提升和飞跃，还被称之为道学，它融合了佛学、道家的思想，提出了以人伦纲常为中心的思想构建体系。 可今天的我们，好象对宋明理学不一定完全认可。一句"存天理灭人欲"听起来就有些扎心，凭什么？想吃点好的、穿着漂亮些、再娶个好媳妇，哪一点听起来也不算过分，没有欲望，人类还会进步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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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从远古开始 我们现在谁也不会去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人类在地球属于后来者。如果简单来分，我们这个地球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没有生命却最终孕育生命的时代；另一个自然就是有生命的时代。不难想到，没有生命的隐生宙会占据地球成长的大多数时间，因为生命的出现不仅仅会有偶然因素，而且也必将会有一个长期的物理化学过程，而一旦生命出现，地球将因此而精彩。 我们这里不去探究地球之初的形态，你只需知道地球到今天已经有46亿年之久，而自生命开始至今不过6亿年足矣。也就是说，大部分时间的地球没有生命存在，只有地球在自我生长，这个过程复杂而又漫长，有海洋的形成、陆地的撕裂，有大陆板块的漂移、碰撞并开始造山运动，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山川大地的样子。 但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这个说法大家不会否认吧？其实有生命但如果没有思想，世界还是一片混沌。思想来源于人类，而人类最终成为地球的主宰，即使住多里说，可能仅仅不过数万年。 即使仅仅不过万年，我们也已经搞不清人类是怎么来的。关于人类的开始，东西方世界无一例外都归结为神话，而且多少有些类似。 创世纪里上帝造人，天父用泥土照着自己的样子造出亚当，然后又用亚当的一根助骨造出夏娃，亚当、夏娃本来无拘无束的在伊甸园里活着，没成想受蛇的诱惑而偷吃了禁果，于是人类有了思想，世间开始存在。 这里边首先有一个万能的上帝，他创造出了天地日月星辰，当然还包括人。但蛇、善恶树、禁果等等，就有点凭空而来的意思，但总体附合先有动植物然后才有人类的基本事实，而且故事还有点人间烟火味，比如人容易受诱惑，而且世间存在诱惑，偷吃可能是人的天性等等。 而我们的人类起源故事，是不一样的，多了些人的因素，反映出人能改天换地的情怀，这就很有中国哲学的味道了。 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大家很熟悉，在混沌中睡了18000年的盘古用利斧劈开了天地，然后他双手撑天、双脚蹬地，又用了18000年，才把天地分成今天的样子。 这和创世纪里的天父不问，那里边的上帝是万能的，转念之间就可创建世间万物。 而我们的神话体系里女娲才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始母。在天地间游荡的女娲感到了孤单，于是她也是用黄土照着自己的样子开始造人了，开始还很精心，累了的时候就有些马虎了，最后干脆就拿起枝条抟起泥吧摔，所以咱们从一开始起，人就有了等级之分。 精心制作的自然是贵族，马虎一些的成为平民，抟土摔出来的当然就是奴隶，人非生而平等，而是有高低贵贱之分，这不正好附合我们传统的天命论吗？ 命这个东西虽然玄虚，但多数的国人还是很迷信的，所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还是相信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一切，敬天由命成为不少人的处世哲学。 即然相信命，相信冥冥之中自有主宰，所以君权制就有了民意基础，皇帝号称真龙天子，代表上天在世间行使权力，自然就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 但这一切必竟是配渐形成的，关于我们的文明之初，同样有光怪陆离的神话传说，而且弥漫着玄之又玄的东西，这些神话和玄说，成为东方哲学的基础。 神话中国 谈起神话，让我们把目光首先投向昆仑山，那个被称为万神之山的地方，那个据称是中国龙脉发源地的神奇所在。 关于昆仑山，《山海经》里说它在"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这与今天绵延新疆、西藏两省的昆仑山脉是否一至，实在不好确定，但毫无疑问，其位置在今天中国版图的西部。 神化里的昆仑山，来自于不周山，不周山作为撑天玉柱，连接着天与地。在我们先人眼里，天地人三者的有机统一即成为这纷纷扰扰的大千世界，天有三十六重，那里居住着各路神仙；地下十八层，各种鬼怪聚集；而天地之间，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绿树红花、飞禽走兽共同构建起人类的家圆。 不周山即然能连接天地，因此要想成仙，自此山攀缘而上，就会进入天界，所以各路神仙皆聚于此。但在先人的思维世界里，神仙也是有等级的，于是就有了所谓的三十六重天。 我们熟悉的玉皇大帝掌管着天地人三界，只有三十二重，其上四重天归属自然只能是更高层级的神仙，那是大罗天界，是无上的宇宙，是道开始的地方，如果非要有一个神仙，你不妨把他对应着元始天尊，或干脆对应成开天辟地的大神盘古。 可见神仙也有等级，玉皇大帝在神仙体系里也不是老大，但在三界之内，神仙之中唯他最尊，他应该就是小老百姓心中的老天爷吧？ 与西方的上帝永远被感谢不同的是，我们的"老天爷"经常遭受抱怨，多少升斗小民在冤屈无处可诉的时候，无奈只能抱怨老天不公，因为在他们的心里，肯定是期待有一个公平正义之神来决断人世间这一切。 玉皇大帝管理确实有些松散，因为其手下的神仙打架竟然撞翻了不周山，神仙也不是外人，传说中的水神共工与黄帝的后人颛顼争夺帝位，这惹脑了火神祝融，水火大战，脑怒中的水神共工撞反了不周山，结果造成天塌地陷，虽经女娲炼彩石补天，依然还是天偏西北地陷东南，日月自东往西、江河东归大海，神州地貌自此而成。 这个补天的女娲和抟土造人的女娲是不是同一尊神，好象也不好确定。史前的传说比较混乱，还有种说法是女娲和伏羲本是兄妹，两人在昆仑山祈求上天的意愿后结为夫妻，从此有了绵延至今的华夏子孙。 蛇在创世神话中总有一席之地。亚当和夏娃受了蛇的蛊惑而偷吃了禁果，而我们的伏羲、女娲干脆就是人首蛇身的形象。今天还有不少人看到蛇仍觉得心惊胆颤，何况远古。生活在草木丛生的森林里的古人，对大的捕食性动物说不定还能预警，而蛇的出现往往在他们的不经意间，惊悚往往也就来的更加突然，对蛇的恐惧估计都会进入部分人的基因。 这也不难理解，古人在面对自己不能认知的一切，自然很容易的归结其为鬼神，而对于象蛇一样引发自己突然恐惧的东西，也容易把他引入自己构建的神话体系之中。 我们不会怀疑女娲只是个传说，因为所谓的抟土造人或炼五彩石补天听起来都太不真实，更何况其人首蛇身的形象就已经说明其不同于一般的人类。但伏羲的故事听起来就接地气的多，其所做所为更像远古一位充满智慧的长者，而影响至今的八卦据说就为伏羲所制。 关于伏羲的事迹，最显著的是“首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鱼。” 这些事迹很民间，充满着生活的气息，所以把伏羲归结为神，而且同样是人首蛇身，多少令人有些困惑。 最近的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了八卦的久远，发现于浙江义乌的上山文化桥头遗址直接将中华文明上推至9000年前，墓中的先民身高一米七三、怀抱一只精美的红衣彩陶，墓穴中出土的其他彩陶器上发现了刻划的六爻八卦符号，而且其阴阳爻刻划与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一模一样。 这就相当于告诉我们，伏羲确有其人，而且其首创的八卦已被刻画到九千前制作的陶器上。 伏羲所做的一切如此伟大，可以说奠定了我们华夏文明的最初神态。他一定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人，或许他就曾经真实的生活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作为一个有影响部落的伟大首领，他以超乎时代的睿智将人们从蒙眛导入文明，并且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民族的文明演化进程。 所以我们当然要敬伏羲为神，并将他尊为我们华夏子民的人文始祖，因为如果没有了他，也许今天生活在这快土地上的，会是另外的一群人。 但女娲的故事却因为有着惊天动地的传奇，也就告诉了我们这绝非凡人所能为。这种创世纪的故事能逾数千年而流传至今，当初一定会有现实的基础。如果我们从传说中剥离神话的部分，也许可能寻找到故事中那或许有的真实。可能在我们的先民创世之初，曾经遭遇了巨大的变故，在变故中也曾经有一些能够力挽狂澜的巨人，引领大家度过难关，在灾难面前，这些人一定因为其非凡的表现，被当时的人们奉为领袖并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而被代代传讼，时间久了也就神话成了女娲这样的人物了。 可问题在于一个女姓能干出这么轰轰烈烈的伟业吗？可以想象一下，史前时期，一个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到了女娲所在的部落，可能是地震，也可能是洪水，总之是天崩地裂日月无光，灾难面前人们的恐惧和无助可想而知，人们呼天喊地，小孩更是哭喊着妈妈，天生的母爱让女娲迅速冷静了下来，她沉着应对迅速带领族人安全转移，从而成就了一个传奇，久而久之就被后人神话了。 因此就有人说女娲的时代我们先人还处于母系社会时期，而伏羲就有可能是父系时代第一人，他们不可能在同一个时空共同的存在，而成为天妻自然更不可能。但他们的传奇故事在代代流传，在接下来一直至今的男权社会里，伏羲就被神化成了男权第一人，而女娲则作为他的妻子的形象成为华夏共同的记忆。 按史家的思维惯性，帝王将相等牛人的出生一定要非同寻常，而且要从前三代说起，伏羲也不例外。 钻木取火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燧人氏教会了当时的人们自制火种，从此我们的先祖们结束了茹毛饮血的生活，而从此开启了美味时代。而隧人氏据说就是优羲的父亲。 伏羲的爷爷更不得了，便是那位"构木为巢室，袭叶为衣裳”的有巢氏。也就是说在有巢氏之前，人类可能还跟猴一样栖息于树上，或者跟猛兽争洞穴居住，也就是基本上与野兽生活无异，而有巢氏开启了房屋居住的时代。 但我们说过，到伏羲才开启了父系生活时代，在其之前，应该还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所以所谓有巢氏、隧人氏、伏羲的祖孙关系，很可能就是后人的附会罢了。 何况伏羲的出生，还有那个华胥氏履大迹而孕伏羲的神奇传说。 所以对伏羲的上辈追塑没什么实际意义，那只是上古时代的传说罢了。 但即然我们说到伏羲才算开启了男权社会，那所谓的有巢氏、燧人氏等等我们就把他当成上古传说就可以了，至于他们与伏羲是否构成血缘关系，也实在没必要考据。但我们还是愿意这么相信，因为我们真心喜欢这种从远古而来的血脉传承绵延至今的历史。 伏羲时代来了，男人成了各部落的核心。但伏羲的后代到底叫啥，好象同样不是那么清楚。不过山海经里的描述也很有意思，说伏羲女娲有四个儿子，都成为守四时之神，他们坐镇东西南北或分管春夏秋冬，所以或许也可以这样理解，山海经认为一年四季、无论东西，世间皆为伏羲后人所掌控。 也许实际上就是这样，伏羲女娲的后世子孙在我们神州大地繁衍生息，历经也许千年，就有了一个个的原始部落不断在产生，这些我们在史书上读到的如太昊、少昊、玄牝氏（九天玄女）、弇兹氏（素女、九幽素女）、有熊氏（少典）、有蟜氏、神农氏、赤水氏（听訞）、轩辕氏、涂山氏、有夏氏（夏后氏）等等部落的名称，无疑都是伏羲的后人。 所以有史书就记载，伏羲女娲生少典，少典生炎黄二帝，而我们一直都称自己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 虽然事实没有，但我们从不否认龙的存在。“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善于变化，能大能小很符合中国人的行为习惯。 但龙图腾的形成总会有一个渐渐的过程，何况龙的形象在现实中又没有，先人们在综合了生活中各种所见动物特征的基础上幻化出来的物种，所以在抽象中敷予了神奇。 神奇之处在于龙与我们的五行文化自然就结合起来，比如东方青龙、西方苍龙、南方火龙、北方黑龙、中央应龙，应龙与华夏族最为亲近，据传曾经助黄帝打败蚩尤，帮大禹治理洪水，并且用龙尾犁划出了至今依然存在的大江大河。 山海经里的龙的形象已经饱满，而且都具有非凡的神力，所以至少在山海经成书之时，对龙的崇拜就已经形成。近期考古发现8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龙崇拜，那时候还是真正的上古时期、石器时代，而龙就已经成了人们的精神图腾。 所以有人说，龙之所以成为人们的图腾应该源于祖先对恐龙的记忆，人自猿类进化而来，而古猿也许曾经有过和恐龙共用地球的历史，巨硕凶猛的恐龙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地球真正的霸主，古猿对恐龙恐怕不只是惊惧，可能更多的是膜拜，这种膜拜甚至作为基因留传而给了我们人类。 这听起来可信度很底，毕竟西方人没有龙崇拜的意识，而且人类非州起源说已成为主流，所以很难认定我们中国土地上的先民就是由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古猿进化而成，因此龙崇拜祖先记忆说听起来就很不靠谱。 倒是来源于人对自然的敬畏听起来让人信服。 即使今天，人类还在面对许多未知，何况人类之初，所谓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在自然面前，我们如蝼蚁般弱小，更不如蛇虫虎豹来的从容，因为我们学会了思考，也就多了些对天未知事物的恐惧，人活天地之间，经过无数个春夏秋冬，每个季节活法也就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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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大地复苏，百花竞次开放，微风和恂，阳光送暖，即使雨也会下的如丝如缕，让人缠绵，所以我们热爱春天。但到了夏天，虽草木丰盛，然骄阳似火，闷热使人挥汗如雨，天又变幻无带，这一刻还晴空万里，忽然间却又风起云诵，紧跟着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而至，正当人们惊惧避躲之时，却又见山洪突发而至。 秋天，人们活的就容易多了，但见红叶满山、瓜果遍地，所以填饱肚子也不再是一件困难的事，即使秋雨绵绵，虽然增加了些许的凉意，却也是围猎的好时机，秋天的猎物个个膘满肉肥，人们相约而出，集体狩猎，其实就相当于部族的一次军事活动，因为部族间很容易为们争夺猎物而造成纷争，所以就有多事之秋一说。 冬天，天寒地动，万物萧疏，人们躲在家里抱团取暖，户外活动自是少了，虽然苦寒中老弱更是难敖，但毕竟外来威胁也少，而且熬的过去，就会迎来新的春天，所以冬天虽然难熬但却是充满希望的。 这么看来，上古时期人们生活相对平静的应该在春冬季节，夏天天气多变，灾难频发，人们在自然面前几无还手的能力。而秋天，可能又要面对更多的人祸，人们的生活也不太平。 特别是夏天，特别是水祸，如洪水突遇其来，人们也就只能听天由命了。这种对洪水的恐惧，自然会使得人们关注雨的到来，夏天暴雨来临之前，天上乌云翻滚，电闪雷呜，恰似神龙出没其间，那时的人们不可能认知到暴雨因何而来，他们相信这是神的力量，云卷云舒是神行走时的轨迹，雷呜是神的呐喊，电闪是神一闪而过的形象，而暴雨不过是神挥酒出来的汗水。 这个神，也许开始的时候人们就唤作雷神，据说华胥氏在雷泽因为好奇而踩到了雷神的脚印，并因此受孕而有了伏羲，也就是说雷神才是伏義真正的父亲。 看来伏義那个时代，龙的形象还没有形成。远古部落以熊蛇等动物为图腾，比如少典出自有熊氏，而娶的是有蟜氏部落的女子，其实在说少典所在部落以熊为图腾，而其妻子的娘家部落是以蛇为图腾的，据说炎黄二帝都为少典所生，黄帝自成部落后取熊首蛇身组合成新的图腾符号，而这就是龙最开始的样子。 炎帝据说是其母女登梦中与龙神会所生，但其牛头人身的形象倒和另一位大神蚩尤更为相似，我倒觉得炎帝、蚩尤可能血缘上更近一些，他们都可能出自以牛为图腾的部落，而且传说中他们确实也曾一起对抗过黄帝部落。 这是无法考证的事，我们不妨以传统为正宗。炎黄二帝皆出于有熊部落，后来就算是分家吧，黄帝带领一族逐渐来到姬水流域，并发展成为有影响的部落，所谓居"轩辕之丘，号公孙氏"，而炎帝部族最终在姜水附近也日渐状大，并特别擅长农耕。 炎黄二部落逐渐从渭水流域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也许是几代炎帝之后吧，炎帝部落在今天的山东半岛与久居于此的蚩尤部落发生了正面冲突，蚩尤部落已经掌握冶铜技艺，兵器自就占据上风，炎帝部落败退了下来。 打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炎帝吃了亏，黄帝自然不会?手旁观，炎黄两大部落联手，在涿鹿之野大败蚩尤，战况之残烈据说是血流漂杵，蚩尤战死，其部分残部窜逃至长江以南地区，成为今天南方各地少数民族祖先，而大多数原九黎部落子民并入炎黄部落，但地位肯定最低，被称为黎民。 在外敌面前，炎黄二部落能同仇敌忾，可蚩尤一死，那两个部落总得有一个老大。炎帝部落擅长农工，生活应该相对安逸，而黄帝部族更喜欢狩猎，狩猎过程难免会冒犯到部炎帝部落的生活圈里，矛盾累积下来，终于有一天暴发了炎黄二帝的阪泉大战。 战争的结果只是黄帝当了老大，炎黄二部落深度融合，华夏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基本完成，接下来的历史当然就要由炎黄子孙共同来创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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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与大地湾文化 今天的我们，还在传承远祖的传说，虽然伏義、炎黄、蚩尤已经成为神话人物，我们还是愿意想信在上古时代，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与今天的你我不会有大的区别。但我们更想信，在人们从原始走向现代，从蒙眜走向文明的关键时段，一定有一批杰出的领军人物，成为那个时代的英雄，为当时的人们所敬仰，并为后世的人们传颂，他们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逐渐成神，成为我们华夏子民所景仰的共祖。 即然我们肯定了他们的存在，也许就能找到他们曾经存在的遗迹，虽然已经过去了数千年，但和已存在数亿年的地球相比，那真如白驹过隙，只是刹那之间罢了。 比较有趣的是已有学者把伏羲的早期生活足迹与大地湾新石器文化遗址联系到了一起。 首先大地湾遗址所在位置与传说中伏義的活动的区域古成纪基本吻和。关于伏羲的故乡，各种典籍中的记载都是生于成纪。那这个远古时代的成纪到底在哪里？《旧唐书?地理志》说“成纪，汉县，属天水郡”，据说成纪在战国时便设县，属陇西郡，到汉武帝时增置天水郡，成纪从此归属天水，其后一直到元末，成纪县名才消失，《嘉庆重修一统制》里有“成纪古城在今秦州秦安县北”。 而大地弯遗址恰恰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东北的五营乡邵店村，与传说中的古成纪位置吻和。 事实上，天水素有“伏羲故乡“之称。每年的6月22日，这里都会举行公祭伏羲的大典。实际上当地祭祀伏羲的传统，自秦汉至今，延续不断，公祭伏羲大典已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公祭大典一般在伏羲庙所在的伏羲广场举行，而民间的祭祀伏羲大典却选择在了卦台山，可见伏羲庙、卦台山这两个地方已经作为弘扬伏羲文化及寻根中华文明源头的主要场所。 伏羲庙在今天的天水市秦州区西关，始建于明代成化年间，当地又称“人宗庙”，庙内终年钟鸣鼎食，香火不断。卦台山位于麦积区的渭南乡，传说中那是伏羲仰观星辰、俯瞰山川而悟出八卦的地方。自汉代开始，祭祀伏羲的活动都是在卦台山进行，明代伏羲庙建成之后，官祭伏羲移至到了秦州城内，而民间祭祀却一直以卦台山为中心并保留至今。 《史记》中也说，伏羲女娲都是凤姓。女娲据说就诞生在今天的秦安县的“风沟”，长与“凤台”，葬于“风茔”。这里那些叫做“女娲村”、“凤尾村”、“龙泉村”的古老村庄里，至今还能找寻到一些女娲的遗迹，当地百姓也一直在代代传颂着女娲的传奇故事。还有就是秦安县安伏乡伏洼村、伏弯村、伏家峡等村的伏姓村民们也自称是伏羲的后人。 甘谷古风台以及秦州画卦台，都是伏羲时代古建筑的遗存之地。“台”这种中国最古老的建筑形式，始于三皇，兴于五帝，《老子》就有“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之说，《山海经》中也载有帝尧台、帝喾台，大家更熟悉的还有商纣王的鹿台、周文王灵台、楚灵王的章华台等等。但伏羲的古风台和画卦台，经过几天年的岁月侵蚀，早已不复存在，只是留下了千古的传说。画卦台顾名思义，在今天的卦台山上，据说是伏羲在此画卦的地方。古风台据说就是伏羲出生之地，附近还有一洞穴，深幽无比，人称伏羲洞，今天已被封存。 只能说，在天水，特别是秦安，伏羲文化已经深入人心，当地人已经把伏羲女娲当成了他们这块土地上最早生活的先人，甚至好多人就认为，他们就是伏羲女娲的直接后人。 但要把大地湾文化和伏羲联系到一起，还是要靠考古发现，让文物来说话。 大地湾文化遗址的发现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当时邵店村的村民们不断从新开垦的土地上发现有大量的碎陶片，不少人甚至能捡到一两个陶盆陶罐。直到70年代末，这些散落到民间的陶盆陶罐终于被甘肃省文物工作者所发现，他们假扮成“货郎”到邵店村收购，经对陶器的器型和制作方法的研究，他们认定在邵店村应该存在一个早于马家窑文化遗址的文化遗存，并最终决定对这个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 考古发掘历经7年，考古成果让中外考古界非常震惊。因为他们发现的是一处总面积达275万平方米的极为罕见的大型古人类文化遗址。 其中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是迄今为止渭河流域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出土器物的比对分析，中原仰韶文化最开始应该就是从这里发育。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在文化原貌上与大地湾文化一期有沿袭和传承关系，但至少晚上千年。 仰韶文化作为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文化，最终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主要文化遗存，而如果他们是从渭水流域发起，并逐渐传播至中原地区，就与传说中华夏民族起于渭水，最终遍布黄河流域趋向一致。 有的人类学研究者也很愿意把大地湾文化同伏羲文化结合起来，然后将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视为炎帝时期的文化遗存，将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视为黄帝时期的文化遗存，庙底沟文化的快速扩张正好理解成黄帝部落的对外扩张和与其他各部族融合的过程。 那么，大地湾文化有什么直接的证据说明与伏羲有关吗？ 这个答案只能是没有，实际上考古就是考古，它是一门科学，研究的是人类文明进化或自然演变的过程，他并不注重甚至反感把考古与历史传说硬拉到一起，但当然也不排斥用考古来证明历史记载的真实。 人们所以从大地湾文化联想到伏羲，首先是因为史书上记载的伏羲出生地成纪就在今天的天水地区，还有就是大地湾的考古发现，让人们很容易与史书记载的伏羲的主要功绩联想到一起。 与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一致，大地湾遗址主要分布在葫芦河支流清水河南岸的二、三级阶地相接的缓山坡上，具体在今天的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揭露面积13700平方米，遗址总面积达110万平方。 与其他新石器文化遗址不同的是，大地湾文化遗址共分为五期，年到跨越从距今8000年前到4900年前。一期分布在清水河岸边的平缓地带上，靠山面水，年代最早，距今8000年左右，二期以后逐渐向靠山的方向发展，最终到了半山腰，年代最近也有接近5000年。 也就是说，生活在这里的古人类，有着3000多年的发展史，这种发展是连续的，揭示的是一个族群的漫长的进化历程。 3000年的时间跨越，聚焦在邵店村这一个点上，文化遗存当然就相当的丰厚。我们如果站在大地湾文化遗址上，以5000年前的五期文化时期作为出发原点，前看3000年，当然是傍河而居的先人们渔猎的影子，而后看3000年，可能才到汉民族建立大一统的西汉王朝初期。 最最基本的，在一个地方居住了3000年，这就是一个奇迹。说明8000年前的这只古人类，就已经结束了游牧的生活，蕴育并开始了原始农业、手工业、家畜养殖、渔猎等定居生活的必有内容。 至今，在西北地区，仍大面积种植的粮食作物还有黍和粟。黍也叫糜子、黄米，国外最早的黍的标本是在希腊的阿尔基萨前陶期地层中出土的，距今7000年左右，所以我们认为 ，黍这种人类早期食用的农作物是来自国外的。 现在，我们有理由让你改变这种看法，因为考古人员在大地湾一期遗址中的一个灰坑中，找到了碳化的黍的种子，经鉴定年代距今7000年左右，与希腊黍的年代不相上下。也就是可以这么说，黍这种我国北方地区特别是西北干旱地区的粮作物，是我们自己的先人驯化并开始农业种植的。 后人总结的伏羲的十大功绩之一，就是带领大家“种五谷转向农耕”。大地湾发现的7000多年前的黍的种子，证明早期在那里生活的先人们已经开始了原始农业，而且还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 仅仅凭着这些碳化的种子，就进行年代的鉴定，是不是能够让人信服？这里，我们还是想科普一下年代鉴定的碳14法。 我们都知道，世上的有机体包括我们人类，都是碳水化合物。不管是动物也好植物也罢，只要是活着，体内的碳元素都有一个均衡的数值。这些碳元素还分两种，一种是稳定的同位素C12，还有一小部分是放射性同位素C14，C14就需要通过呼吸来补充以维持体内碳元素的恒定。但如果有机体死亡了，自然就停止了呼吸，体内的C14就开始衰变，这个半衰期是5730年，而稳定的C12含量是不会变的，这就是碳-14年代测定法的理论依据。 兰州大学在2004年的时候，特意在大地湾遗址的剖面上，从仰韶晚期到半坡一期到大地湾一期甚至更地下的黄土堆积里，进行了土壤的采集，并浮选出了植物种子，后经兰州大学碳十四检测室测定，其年代距今约为7800年，这已经超过了希腊黍的考古年龄了。 开始了农业生产，也就意味着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不用在追逐猎物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原始的先人们开始了定居，他们的居住环境也就自然开始了变化。 旧石器时代的人们就已经开始了穴居或巢居的生活，中国北方人类居住条件就是从洞穴开始，然后地穴、半地穴、地上建筑直至今天。大地湾房屋遗址的考古发掘对此足以作为论证。 大地湾一期的房屋遗址共发现四座，房屋为圆形地穴式，上面用木柱支起一个草棚，自然地面，有人工踩踏的痕迹，面积很小有6平方左右，房内低矮狭小，也没有用火的地方，门都面向清水河，房屋间间距20米左右。 这种地穴式的房屋，阴冷、潮湿、面积狭小，如果不是为了躲避风雨，未必有人愿意居住。但人们既然已经是从洞穴中走出，就可能已经不习惯了风餐露宿，所以房子从那时起就跟人类生活伴随在一起。 二期的房屋遗址就开始了不同，房屋结构已经是半地穴式，方形或长方形，房子大小不一，面积从25至接近70平房不等，并开始有了套间，类似于今天的一室一厅。结构方面穴壁的四周有了墙柱，居住面和墙壁的处理也复杂起来，出现了草拌泥，茅草顶上也开起了天窗，有了通风和采光，室内在进门的右手还挖有下沉式火坑，火坑边设置储存火种的陶罐，夏天能通风、冬天能保暖，这是人们的居住条件已经好了起来。 而且遗址中发现的房屋数量明显的多了，共发现156座，不再依山面水，而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呈扇形多层分布，是一种凝聚式聚落格局，已经很像你老家的村子了，只是四周挖有壕沟，显然是带有防御性质的。 不过聚落的中心出乎意料，因为有一片公共的墓地。这就有点让人费解，为什么那时的人们要把墓地放在他们居住的中心位置呢？ 考古发现这时的墓葬规制基本一致，尸骨齐全、规整，随葬品简单也都比较一致，看得出那时的人们社会地位是平等的，人们对死亡的认知也更自然一些，对死者也没有赋予太多的神秘色彩，人们把死者葬在自己身边，可能就是寄托一份怀念，或许也有那么一点对已故先人的崇拜。 这很明显的是母系社会特征，大家因为血缘生活在一起，共同生产，也一起分享劳动所得，人人平等，女性因为能够生育而被大家所崇拜。这一时期出土了一个女性造型的人头雕刻陶瓶，器形精美，人物形象亲切，很可能就是母系社会带有图腾性质的礼器，也体现出那时的女性很可能就是一个族群的中心。 显然这个时候伏羲应该还没有出世，因为男权时代还没有到来，但考古人员已经在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中，找到了人类饲养家畜的痕迹。 大地湾遗址发掘过程出土了许多动物遗骨，其中有大象、棕熊、猎豹、犀牛这些现代非洲草原上经常聚集的动物，说明那时的清水河畔应该是植物葱茏生机一片，气候可能会比今天要温暖的多。同时也发现了猪、马、牛、羊、鹤的骨头，他们都是家养的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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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同其他学科一样，也讲究大胆推理小心求证，一个常识就是如果这些猪、马、牛、羊是野生的，那他们的主要食物就是野草，但如果是家养的，可能就和人一样，也要吃一些粮食。 现代科学会告诉你当时的事实。在自然界，不同的植物所含的同位素是不同的，草中的同位素是碳三，而农作物里边的粟和黍都是碳四植物，如果譬如猪吃的是人吃剩的粮食，那他的骨头里就应该有稳定的碳四。 同位素化验的结果就很有意思，一期发现的草食性动物骨头，主要是碳三，但二期就有了变化，牛马羊还是碳三，但猪就已经以碳四为主了，说明大地湾二期文化时期，那里的人们已经开始饲养家猪了。 伏羲的功绩就有养家畜以充庖厨，但明显是，大地湾文化二期所在的时代，还处于母系社会时期，也就是说，在伏羲登上政治舞台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了家畜的饲养。可能就是因为祖先崇拜，后人还是把这份功绩归功于伏羲。 一个族群从鱼猎逐步转向农耕，会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从沿河而居到逐步居住在半坡，从穴居到半穴居直至地上筑房而居，也揭示了古人的生产生活方式越来越先进的发展过程，可能任何一个有着三千年发展史的历史遗存，都能发现上述变迁的痕迹，为什么要把大地弯和伏義联系到一起呢？ 可能从两个方面去思索要相对直接些，一个是在大地弯能不能发现伏義文化的标志性遗存，还有就是大地弯的先居民最后都去了哪里？ 当然要从出土器物上找寻蛛丝马迹。大地弯出土最多的是红陶制品，烧制温度较低，有些甚至外红里黑，显示制作工艺还不成熟，好象当时的人们才刚刚开始懂得制陶一般，后来慢慢出现了早期彩陶，饰以网状或变形鱼的纹饰，说明鱼猎曾是大地弯人重要的生产方式。 伏義的重要功绩之一就是教会人们结网捕鱼，据说伏羲的灵感就来自于吐网捕虫的蜘蛛。现在我们可能不以为然，但用网捕鱼在当时绝对是生产技术的重大变革，捕鱼也许就此变得更加轻松愉悦，而且收获颇丰。鱼也许就成为部族风险最小且最稳定的动物蛋白来源，鱼猎成为一件有趣的生产方式，人们在制作陶器的时候取材鱼网和鱼作为修饰就很自然了。 伏義女娲更多的形象为人首蛇身，这大多来自于汉墓壁画或汉代砖雕，大地弯出土的陶器中，有人从其文饰中发现了早期伏義文化的雏形。 大地弯遗存中有一只陶壶，其上绘有四种动物，有人称其为“四犬争鱼图”或“斗犬图”，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幅原始的“龙虎兽图”。这四个动物有一类特征是蛇头、双角（也有人认为是双耳）、环眼、鳞身、虎尾、四足。这一类形象给我们传递的信息是一个多种动物肢体组成的类似龙的动物，这种动物应该是多种文化融合的象征物，从其文化特征看,应是女娲氏和伏羲氏文化的结合。 《山海经?海内东经》有对伏羲之父雷神的记载：“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 这更加印证了伏羲人首龙身的形象。对比大地湾出土的这件绘有“龙虎兽图”的陶壶，则可推定这可能是伏羲形象的雏形。 此外，与之一起出土的人头彩陶瓶，许多学者普遍认为这是女娲形象的雏形，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时期伏羲和女娲形象的萌芽。葫芦形人首彩陶瓶为新石器时代庙底沟类型彩陶纹饰的精萃，距今约5500年。这就证明大地湾是伏羲时代先民们公共活动的中心。 1958年，在天水市甘谷县西坪遗址出土了一件彩陶鲵鱼纹瓶。在瓶颈部有堆绳纹一圈，腹部用黑色绘出一个人首鲵鱼图像，脸部用圆、十字、横线描绘出面部器官，人的头发与鱼的尾须自然相连，构图简明，线条奔放。有人认为这种人面鲵鱼是中国最早的龙图，视之为龙的“史前祖先”；也有人认为绘于瓶上的人首鲵鱼可能是原始人氏族的图腾纹样，或者是他们信奉的祖先形象。人面鲵鱼彩陶瓶体现出55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社会文化形态，国家文物局刘志雄考察后认为这是中国远古神话中人类始祖伏羲的原形。 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中心刘雁翔也认为伏羲部落并不是以“蛇”为图腾的，伏羲“人首蛇身”的形象是人们的一种误解。其实，应该是“人首龙身”，而这个龙则是从大鲵演变而来。所谓的“蛇身”其实就是龙身，蛇身只是后人望形生意的误解。现在展现给我们的龙的形象是历代不断综合各种动物特征创作的复合物，龙的原始模形应是生活在水中的一种蛇状长鱼，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人面鱼身的陶器就是最有力的证据。甘肃省甘谷县西坪乡、武山县付家门出土的彩陶器（各一件）上就有头体肥大（人面）、鱼身的形象。根据刘雁翔的观点，在彩陶鲵鱼纹瓶上，能够清晰地看到作为原始部落图腾和信仰的，已经初具人首龙身雏形的伏羲形象。 伏羲是不是真有其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内心，已经都能接受我们汉文化的原点就在伏羲这一基本思想。的确，儒家文化把四书五经视为经典，而易经又为五经之首，传说中由伏義创建的先天八卦恰又是易学理论的源头。 关于伏羲画八卦的传说很多，文明的源头总会带有神秘的色彩，这几乎是所有文明的共性，中华文明强调天人合一，善于用极简的模型阐述极其复杂的道理，这些都在先天八卦图中明显体现。所谓万物之始为混沌为一，天地定位日月运行为阴阳为二，阴阳交替春夏秋冬成四象，天地之间、四季更迭、风雨雷电、山川河流等八种自然形态构成大自然的基本运作规律，先天八卦不仅揭示了大自然的运行规则，更重要的是强调了人的行为要与大自然相一致，初步形成追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萌芽。 伏羲如果真有其人，那么他作为男权时代的第一人，在部落里成长生活的年代，肯定就有着不俗的表现，有能力为大家猎取更多的食物自然就会成为大家心目中的英雄，我倾向于相信，传说中伏羲受蜘蛛网的启发而教会大家结绳制网用来捕鱼，应是他还没有作为部落首领时的作为。 事实上，男女之间的思维模式是有差异的，伏羲当上部落首领后，肯定会导致部落组织结构发生大的变化，比如分工更明确，生产方式更先进，猎取的食物肯定也越来越多，吃不完的的食物他们在想法伫存的过程中，也学会了动物的训化和饲养。先进的生产方式，再加上相对稳定的食物来源，必然带来部落的繁荣和人口的激增，但新的社会矛盾也会逐步形成。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伏羲部族会越来越强大，活动范围也会进一步拓展，生存空间一步步拉大，其他部族也会慢慢的融合进来，形成渐渐统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伏羲也就成为各部落共同的首领。但随着扩张和融合，各部落间的交往更为密切，部落的人员结构也变得相对复杂，各种利益和矛盾开始交织，比较突出的就应该是婚配问题。 人类的婚姻制度从群婚开始，女性占据着交配自主权，男性之间更多的是竞争关系，在母权时代，在一个部族内部，部落的老祖母拥有绝对的权威，她甚至有可能会对交配资源进行某种意义上的合理分配，以便尽量避勉血缘太接近的人进行婚配，因为长期的生活阅历也应该让她不难看出血缘婚配容易导致畸形儿的出生，这种家长式的对婚配问题的干予和指导，基本上能够维持部落群体的和谐和稳定。 但到了男权社会，男性地位明显上升，部落融合后，人员的社会关系也日趋复杂，由男性主导的，对交配权的争夺极易引发社会矛盾，掠夺式的婚姻不仅会引起冲突或者骚乱，其子女的养育方面也会存在一定的社会问题，婚配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这就是伏羲所做的重要贡献，也是我们称其为人文始祖的主要原因。首先他废除群婚制而推行对婚制，所谓"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俪皮就是二张鹿皮，这是男方的聘礼，女方接受聘礼后就要嫁给男方，并到男方家生活，共同生儿育女。而且还规定，血缘相近的不得通婚，婚后以家庭为单位设立姓氏，姓氏的取用可以是所饲养的动植物，也可以是居住地、官职，并在后世中永远使用。姓氏的出现不仅能够有效避免近亲结婚，也开创了中华百家姓的源头。 如果所谓嫁娶制度真的是由伏羲所制定，那我们真就应该把他奉为神明，因为这种近乎完善的制度影响了中国数千年，即使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这种婚姻形势还是主流，当然聘礼肯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着变化，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婚女嫁的总体形态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但肯定的是，伏羲是人不是神，男权时代的开始，社会矛盾的变化是他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矛盾的双方隔离，避免直接的正面冲突，但确容易形成各部落群体的闭塞，重新走回各自为政的老路，甚至会因资源的争夺在族群间爆发冲突。更好的办法就是即要实现各部族的相对独立，又要确保族群间的团结融合，姻亲恰是最好的途径，让不同族群的男女通婚，通过姻亲实现部族间交流融合，进而实现各部落间的团结稳定，这是行之有效的，也是容易实现的。 我相信伏羲采取的正是这种办法，但也肯定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探索实现的过程，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伏羲生活的远古时代，没有文字，甚至也未必有如现在般丰富的语言。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有了很好的制度又怎么能让大家容易理解并能很好的执行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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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图用先天八卦与伏羲的各项制度建立联系，伏羲画八卦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服务于他的管理，通过一个模型或者说一些符号，实现他社会治理的目的。现在在甘肃的天水和河南的淮阳，有两处据说是伏羲画卦的地方，淮阳的八卦台因为有太多的神话传说反而让人不觉得可信，而天水的卦台山，旁边渭水自西而东蜿蜒而下，恰成S型，南北两侧群山外弓，倒真是有点太极图的影子。 我们试着想一下，假如有一条河自西南往东北蜿蜒而流，两岸散居着大小不一的各个部落，在没有文字的年代，我们不妨用"一"标识为河南岸的部落，用"——"表示居住在对岸的部落，因为在先天八卦图上，的确初爻相同的四卦是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我们先认定初爻给出的是位置信息。第二爻我们再假设为性别信息，就是阳爻代表男性，阴爻代表女性，跟初爻组合起来就是河流两岸的男男女女。第三爻如果代表的是婚姻信息，我们不妨假设第三爻与第二爻符号相同的代表未婚，而符号相反的代表已婚，那正好形成了八种人的状态，即居住在河两岸的已婚男、已婚女、未婚男、未婚女，这样的三爻组合如果要求每个人都标识在身上，其功能像不像一张现在的身份证啊，因为你只须看到这个标识，你就会很容易的得出这个人的居住、性别和婚姻信息。 即使社会发展到今天，身份证还是每个人必不可少的标识，如果忘记随身携带，可能交通乘用、宾馆住宿等都会有问题。在上古时代，这些标识身份的符号如果是真的，对伏羲等管理者来说，肯定会实现管理层级上的迅速提升，真正实现由原来的部族事务管理到真正的社会管理。 有了身份符号，其他一切就容易的多，比如通过身份符号的居住信息可以实现不同部族的有效隔离，未婚男女通过身份符号的比对，就可以有效的避免近血缘通婚，甚至可能在男女婚后，两个人的身份符号叠加，构成六爻的家庭符号，并付于这个家庭永久使用。 这一切都是猜测，也永远不会找到能印证的依据，但我却愿意相信他是真的，因为对管理来说，首先是人的管理，人的身份信息绝对可以成为管理的抓手，即使到了社会高度发达的今天，依然如此。 而且在上古时期，人的认知水平必竟是有限的，天高地阔当然可以认识到，但所谓"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这些理论我真的怀疑是后人附会的，因为至少我认为伏羲画八卦绝对不是为了巫术般的予测，如果仅仅是为了吉凶的占卜，这些符号只会有极少数的巫师能够使用，而这些小众化的东西很难理解会传承几千年。相反，如果是大众的符号，甚至是家族的符号，他就会成为我们的民族记忆，永世流传。 我是多么希望能看到一些出土陶器，上边有很明显的八卦纹饰，从而来验证我的想法，只可惜到今天为止，还很少很少。 近期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是浙江义乌的桥头遗址，专家认为属上山文化遗存，比河姆渡良渚文化还要早上3000年，可就在这距今约9000年的文化遗存里，人们发现一处完整的墓穴，人的骨架依然完整，在其腰部有一个精美的红衣彩陶，彩陶器物竟然是完整的雷地豫八卦图案。 这很有点不可思异，要知道大地弯一期彩陶经C14测定为距今7300至7800年，器形简单，其钵形器沿口沿内外一圈呈暗红色，无其他纹饰。这曾经被认为中国已出土的最早的彩陶，而且与两河流域早期彩陶基乎同一个时代，从而成为彩陶技术为中国先民原创的佐证。 但很明显大地弯一期彩陶不如桥头遗址中出土的红衣彩陶精美，更别说其上还有让人瞠目的八卦符号。 这就有点对不上了，今天的陕西秦安与浙江义乌在上古时期无疑会是两个世界，同时代的上古人群不可能在如此遥远的距离内存在交集，何况，如果把伏義就定义在大地弯，那桥头遗址上墓穴里的那个人生活的时代，伏羲可能都还没有出世。 但我们历来都是把八卦和伏羲联系在一起的。大地湾一期彩陶钵口沿内和部分彩陶片的内壁发现有十余种红彩符号，有类似水波纹状的，有类似植物生长的，还有以直线和曲线相交的形纹等。专家认为这些已经是文字雏形，是伏羲“画八卦”“造书契”的一个佐证。 其实，关于伏羲，战国中期以前的典籍中好象找不到他的名字，就连集上古神话之大成的《山海经》也找不到关于伏羲的传说，只是以"逍遥游"著称的庄子，才开始有了伏羲及其各种故事。 但有连续3000年考古遗存的大地弯遗址是真实的，八卦更是一直与中华文明同在，并成为我们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一个，所以我们当然乐于相信我们的华夏子民，曾经有一个共同的人文始祖，他不仅教会了我们各种生活方式，还自创八卦使其成为中华文化的原点。 而且，我们相信，今天的我们与大地湾曾经的先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是其文化的遗存还是文明的变迁，都在陈述着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就是当年大地湾上的那群人。 考古遗存告诉我们，当时的人们离开大地湾显得有些匆忙，一些贵重物品比如粮食、礼器、量具竟都没能带走。当时的大地湾正值其鼎盛时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显得是如此的仓惶？ 现在已很难推测出当时的情形，也许是瘟疫，或者是外敌入侵，总之会有一个不可抗力迫使他们放弃了家园，尽管这个家园是如此美好。可以还原一下:背山面水的一片和缓的山坡上，在青草和绿树之间，错落有致的坐落着一座座茅草小屋，而居落中央的一座高大的宫殿式建筑尤其惹人注目。很难相信在5000年前，人类刚刚摆脱穴居、半穴居不久，人们是如何这么快就学会了去建造此等气派的房子。 房子建筑高度6到7米，整体座北朝南，对称布置。中间为长方形的主室，地面坚硬、光亮、平整，主室中间的灶台和室内的陶器，提示此处应为饮宴聚会的地方；在东西两侧各有与其相通的侧室，也许可以让房主人用来休息和办公；主室后面还有一个后室，估计是客房供来宾休息；房子进口为3个并列的大门，中间则为拱门，说明进出此房会有一定的秩序，而大门的上方高高的伸出去的敞篷，使整个房子显得更加沉稳、庄严。 也许这就是我们华夏第一座宫殿了，居住其间的自然会是当时人们所景仰的共主，而且自此以后，宫殿就成了各朝各代最高权力者的居住首选，甚至一直到今天的故宫为止。 所以宫殿式建筑就可以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文明符号，和彩陶一起，成为寻觅那群大地湾人迁徙踪迹的重要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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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的传说与仰韶文化 1921年，在今天的河南三门峡渑池县仰韶村，中外考古学家首次发现了大型新石器文化聚落遗址，这就是后来陆续发现的遍布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命名的来源。 很明显，仰韶村里的先人们与大地湾人的生活习性如出一辙，这些居落的中心同样有一座大房子，房内地面干净、平整，散落的陶器中还能发现当年盛酒的痕迹，其出土的红衣彩陶更与大地湾一脉相承，事实上，大房子和彩陶已经成为仰韶韶文化最显著的符号。 仰韶文化的分布有多广呢？对照今天的中国版图，从西边的河西走廊到东边的鲁西地区；从北边的内蒙古中部到南边的汉水流域，都能发现仰韶文化分布的遗迹，而黄河中下游地区则是仰韶文化的兴盛之地和传播中心。 那么仰韶文化与炎黄二帝之间是如何产生联想的？ 关于炎黄二帝，引用最多的见于《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国语》成书于战国初期，而更早的文献《逸周书》也有关于炎黄的记载，至于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今天已很难看到了。 尽管史书中关于炎帝的记载很少，《史记》开篇也从黄帝开始，但炎黄之于华夏，对每一个遍布世界的中国人来说都不会陌生，大家都自称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 炎帝又称神农氏、魁隗氏、连山氏、烈山氏，伊耆氏，这么多的名号中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相信神农氏的传说大家耳熟能祥，制作农具教人农耕从而使炎帝部落有了发达的农业生产技术，偿百草制草药提升了当时的人们应对疾病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因为有了炎帝，所以才有了发达的农业，并以农业立国而领跑世界数天年；也因为有了炎帝，所以才有了中医，而今天的中医文化已成为全人类的医学宝贵财富和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连山和列山，看起来很象个地名，他们的位置大体在哪里呢？按史记的说法，炎帝出生于少典所在的有熊氏部落，并在姜水这个地方被族群所认可。姜水大家一至认为就在现陕西宝鸡的清姜河附近，而烈山，感觉更接近一点的就是今天湖北随州的历山，而随州这座历山，人们至今还把其南麓海拔150米处的一个石灰岩岩洞称之为神农洞。 但传说中的炎帝之父少典所在的有熊部落，其活动中心好像又在今天的河南新郑一代，新郑随州宝鸡会是炎帝所在部族的活动轨迹吗？不妨想像一下，新郑有熊部落的小伙少典迎娶了洛阳嵩县有蟜部落的美女女登，婚后的夫妻俩带领部分部落族人辗转来到了湖南随州，在历山的山洞里生下了未来的牛人神农，而这位牛人长大后又到了宝鸡，在清姜河畔创建了伟大的炎帝部落。 这看起来非常不靠谱，在上古时期，农业社会之前，鱼猎是人们的主要生活方式，这种狩猎生活让人们总在自觉与不自觉的迁徏过程中，逐水草而居也是人们生活的常态，但这种迁徏是缓慢的无目的性的，让一对新婚少年一路从新郑跑到随州然后爬到半山的山洞里生下孩子，听着都不可信。 何况这对少年还生下了另一个牛人黄帝，而黄帝出生地更多，确唯独没有湖北随州。也就是说少典夫妇在随州生下神农炎帝后，后来又去了遥远的另一个地方生下了黄帝，这种可能性当然更低。 所以关于炎黄二帝，不管是传说还是史书中的记载，可信度都不高。远古时代，先人们在文明创建的过程中当然会留下他们光辉的足迹，产生无数美好的传说，可能后来者怀念、景仰他们的同时，更愿意将他们的的丰功伟绩归功于同样的远祖，炎黄二帝。 至于连山氏，更有让人联想到传说中的易经，伏羲画卦之后，易就成为我们最久远的文明符号，据说炎帝始把伏羲四卦双双组合而成八卦，进而形成传说中的夏代连山易，到了商代又发展归藏易，周代文王推演六十四卦，才有流传至今的周易。 但古代姓氏毕竟与地理位置或部落图腾有关，今天湖南怀化的会同县连山，当地人就笃定是炎帝出生和创建连山易的地方，他们从其山川形态、历史遗迹中不断探寻炎帝曾经的痕迹，而且非常认真。 还有魁隗氏、伊耆氏，这些上古的名字很可能对应的也是上古的地名。更多的说法是魁隗氏为炎帝部族第第一人，出生于陕西华阳，也就是传说中华胥氏履大迹生伏羲的地方，附近有常羊山，因而羊成为这个部落的图腾，姜姓本身就有羊图腾的意思。 这种说法我认为更容易被认可一些，所谓炎帝不只具象到一个人，而是某个部落或部落联盟首领的统称，神农氏、魁隗氏、连山氏、烈山氏，伊耆氏等等更有可能是炎帝部落联盟中那些最出色的首领的称谓，但不排除，这些称谓与与其活动轨迹有着某些联系。 《竹书纪年》就说炎帝初国伊、继国耆，伊耆氏就更像是第一代炎帝。如果伊、耆这两个地方恰恰又距离古姜水流域不是很远的话，那会让人相信传说可能就是真的。 洛阳的伊川和临汾的安泽都称其就是曾经的伊地，特别在伊川出土的伊川缸就有着很明显的仰韶文化特征，其纹饰更被专家解读蕴含着伏羲八卦和原始节气信息，这就很容易让我们把这群人与大地弯的先人联系到一起，但对上古时代来说，伊川距离宝鸡好象太过遥远，第一代炎帝在这里作为国开始的地方，也不太可能。 好在耆这个地方比较确定一些，就是今天山西的黎城，这在甲骨、清华简中都能查到其明确的指向。按炎帝始国在伊继国在耆的说法，临汾的安泽更可能是炎帝的始国伊。从安泽到黎城，今天的距离不过百多公里，而且山峦相接、河道相连，古人逐河而居，沿河迁徙是很自然的事。 总的说来，炎帝离开渭水流域后，到了今天的临汾、长治一带还是比较可信的。高平市神农镇在唐代就称泽州市高平县神农乡，可见神农之于当地的影响已源远流长。其镇北边的羊头山更是留存有大量的有关炎帝生平活动的遗迹，传说炎帝在此种五谷、尝百草、制耒耜兴医药、制陶器、开日市、始兴稼穑，并因此开创了中华原始的农耕文明。 但伊耆之地，关于炎帝更多的只是传说，考古来看，大多为旧石器时代遗存，与传说中的炎帝不在同一个时代。不过，这种传说自远古而来，世代相传至今，我们后世之人当然愿意相信，这不仅仅是传说，而是曾经的真实的关于我们华夏始祖的故事。 其实结合今天的考古发现，再附会上远古而来的各种传说，我们不妨勾勒出炎帝部族大至的迁移足迹，比如我们可以认为他们从今天的宝鸡出发，在临汾、长治一带逐渐发展状大，后来经西安临潼，最终到了黄河中下游地区，期间与来自山东半岛的蚩尤部发生了冲突，炎黄联合在涿鹿大败蚩尤，九黎部族并入炎黄，黎民也许自此成为底层民众的代称。 被史书上称之为兄弟的炎黄二帝却也起了冲突，很难搞清是地缘之争，还是人口之争。反正战事残烈，史书上关于坂田之战的描述用的是血流漂杵，其结果是炎黄部族最终合并在一起，成为后世北方地区最主要的民族，也成为主导中华文化发展走向的最重要力量。而涿鹿之战后败逃到南方的九黎部遗民，逐渐成为南方各少数民族最早的祖先。 所以，有人也说，今天中国版图上的华夏各族，追其先祖，不过炎帝、黄帝、蚩尤三人而已，炎黄二帝本是一体，来自大地湾伏羲的后人。而蚩尤，则是东夷部落、龙山文化的一支。 我们知道，仰韶文化基本上是沿黄河流域分布的。实际上来看，大地湾、姜寨、北首岭、元君庙、史家村、横阵村这些文化与陕西半坡文化就更为接近，被称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其出土陶器中具有代表性的器物有直口圜底钵、直口矮胖的尖底瓶、蒜头形细颈壶、侈口鼓腹平底罐。彩陶以黑彩为主，图案有人面纹、鱼纹、鹿纹、各种几何形纹和红色宽带纹为最有特色。 半坡类型遗址分布除大地湾外，多在今陕西宝鸡、临潼、西咸一带，而宝鸡被认为是炎帝故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史家所说的"炎帝自姜水成″，如果是真，那姜寨遗址很有可能真就是炎帝的老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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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仰邵文化庙底沟类型是什么意思昵？当然出土器物上有其异于半坡类型的文化特征，但最突出的表现却是文化的扩张，这种扩张是迅速的，全辅射的，西到甘青、东至海岱、东北到河套和辽宁、南到江汉；这种扩张又是快速的，大至在公元前4000到公元前3000年之间。文化的扩张只能代表其人口的四处流动，展现了当时的华夏先民强大的实力和对外渗透和扩张能力，于是有人把庙底沟文化扩张与影响时期解读为黄帝时期。 巜史记》中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其实告诉了我们两个意思，一个是黄帝之前确实是炎帝部落在高度影响着其他部族，而"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的公孙轩辕率领部族展露锋芒之时，其时的炎帝已经衰败，除炎黄之外的其他各个部族开始了利益的纷争，那个时代也很可能成为中国更久远的战国时代。 在部落的纷争中，黄帝组建了自己的军事化力量，史记中称之为"云师"，云师所到之处，部落纷纷臣服，其代表的先进文化自然就在各部族间传播，仰绍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快速扩张实际就应反应了黄帝部落成为华夏各部落之首的全过程。 虽然史记中说黄帝以姬水成，其指向应该还在今天的陕西，但黄帝故里，却较多的被认为在今天的河南新郑，所谓三月三拜轩辕，今天的新郑被认为是轩辕所在有熊部落的故地，黄帝就出生在这里的轩辕之丘，长大后又迎娶了西陵氏之女嫘祖，嫘祖故里被大多数人认为在今天的河南西平，西平与新郑相距百公里左右，上古两大部族通婚容易被人信服。 但黄帝最突出的事迹还应该是涿鹿大败蚩尤，和阪泉大战合并炎帝，所以涿鹿和阪泉这一两个地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应该是黄帝最鼎盛时期活动的主要所在，特别是涿鹿，因为史记上也说黄帝曾居于涿鹿之阿。 今天河北张家口的涿鹿和北京的延庆被认为就是曾经的古战场，这其实不一定靠谱。比较容易让人相信的是炎、黄、蚩尤三个部落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相遇，因活动地域相近而渐渐发生冲突就有了可能，必竟在传说中，蚩尤首先欺负的是势力衰退的炎帝，炎帝求助黄帝才有了涿鹿之战。 也许正因为涿鹿大战黄帝执杀了蚩尤，黄帝部落的威信才得以迅速提升，炎帝部落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并最终被黄帝部落所兼并。 黄帝的出现奠定了中华文明最终大一统的基础，仰韶文化的快速扩张其实就证明了黄帝部族的极高的影响力，和迅速融和的能力。如果一个有着巨大引领力的部族却没有留下灿烂的文化遗迹，理论上是不成立的，直白的说，黄帝的王城又在哪里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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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人在说，河洛地区曾为中华文明的源头，河图洛书可以看作中华文化的起点，所以这一地区理应存一个大型的聚落遗址，并能够在好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中华文明的走向。 2020年5月7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或许能够让我们将此河洛古国与黄帝时代建立关联。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认为，河洛古国确认其是距今约5300年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而且被认为是具有都邑性质的。 最重要的考古发现首推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它用9个陶罐按北斗星位组合而成，并与显然是只有重要人物才能居住的大型建筑相融合。 北斗星在我们心中应该是众星之星吧？它永远的闪耀在那里在黑夜给人们指引着方向。儒家更是把北斗星看作是帝王之星，《论语》为政篇就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以敢以北斗九星与其聚落建筑布局相关联就绝非一般人所能为，应该是那个时代的共主吧？ 还有就是聚落的防御性设置非常严密。大多数的仰韶文化聚落外围都有环壕，但基本上都只有一重，而古槐树聚落不仅有三重大型环壕，而且有了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其中最内的环壕是与外边彻底封断开的，进出疑似釆用的是吊桥模式，因为在环豪内发现了类似吊桥的痕迹，其他两重环壕都设有出入口，其宽度应在十米左右。 严密的安保本身就说明问题，也只有功击性的部族才更加重视自身防御系统的建立，古槐树的先民聚落里应该居住着一位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当然最明显还是聚落中的宫式建筑，我们以前说过，有一个规制明显提高的大房子是仰韶文化聚落的一个特点，但双槐树遗址中宫式建筑的考古发现还是让我们感到惊讶。 发现的宫室建筑位于一处面积达43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高台上，高台上建筑基址密布，全部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其中一号院位于高台西半部，平面呈长方形，面积1300余平方米，院落南墙外发现面积近880平方米的大型广场，呈现出“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 二号院落位于高台东半部，面积1500余平方米，该院落发现门道三处，其中一号门在南墙偏东位置，门道为“一门三道”。 “一门三道”遗迹与二里头一号宫殿、偃师商城三、五号宫殿建筑门道遗迹以及更晚的高等级建筑门道基本一致，凸显了双槐树大型建筑基址的高等级性和源头性，为探索三代宫室制度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素材。 此前，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宫室建筑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宫殿”，后来山西陶寺遗址也发现类似宫室建筑。专家表示，此次发现将中国宫室制度提前1000年左右。 《周易》里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洛古国”的所在，正好就是伊洛汇流入黄的地方。《河图》记载：“黄帝治，景星见于北斗也”，因北斗九星天文遗迹的发现，“河洛古国”被认为是华夏文明的源起，因此不排除是黄帝时期行政中心的可能。 何况还有家蚕牙雕艺术品的出土，这是与丝绸文化关联的最源头的考古发现，使人不由得与黄帝元妃嫘祖相关联，因为传说中正是嫘祖教会了人们养蚕制丝的工艺。 我们不妨臆想一下，当初在大地弯孕育创造出仰韶早期文化的那一部分人，离开大地湾后，在西安半坡已进入成熟期，再到河南陕县庙底沟，仰韶文化就开始了快速扩张，及至巩义双槐树，一个具备广泛影响力的仰韶文化大型聚落中心已经形成。 |
| 接下来要写文化融合与文明初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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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融合与文明初创 炎帝蚩尤同为姜姓，说明他们或者他们的祖辈一定是来自同一个母族，血缘至少是相近的，可没想到两个兄弟先闹腾起来，甚至把外姓人引了进来。 也有人说蚩尤本就是末代炎帝，也就不存在炎帝与蚩尤的战争，炎黄大战实际上就是黄帝和蚩尤的战争。这其实是最好的，兄弟相争不下去找外姓人来解决，怎么感觉都心里不很舒服。 道理怎么讲都能通，因为按我的知识体系去理解，炎黄二部都来自黄河上游的渭水流域，按今天的话讲他俩就属于陕西老乡，有什么事找老乡帮忙也理所应当，何况蚩尤来自今天的山东半岛，其生活起居包括用的锅碗瓢盆都明显不同 我们一直在说炎帝自黄河上游而来，而且越来越是个以农耕为主的部落了，农业生产虽然辛苦但却基本能够保证让部族过上相对稳定且温饱的生活，大家拢聚在一起大可与世无争的，战争应该是他们尽量想去避勉的。 用红土制作的彩陶因含砂量大作胎就需要特别厚实，但制作出来的生活器具炎帝部落却用着最趁手，彩陶也是仰韶文化的显著特征。而蚩尤呢，用的是黑陶，这种用黑泥烧制而成的器具壳薄、表面透亮而且强度还高，器型也可以更复杂，这又是龙山文化的显著特色。 而蚩尤所在的九黎部落就来自今天的山东半岛，也是龙山文化被首先发现的地方，蚩尤就应该是龙山文化传播最初发力者，其所在的九黎部落也应该喜好对外扩张，因为传说中的蚩尤部首先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 《世木·作篇》说蚩尤“以金作兵器”。翦伯赞写道:“据说蚩尤‘以金作兵器’,是金属冶炼的最早发明者。”冷兵器时代的常用兵器如剑,铠,矛,戟,刀戟,大弩可能就是蚩尤部落所首造。 手中有利器，自然就有恃无恐，再碰上一群老实巴脚种地却生活不错的农民，蚩尤部就时不时打一下或者抢一下也很正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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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大战蚩尤的涿鹿之战，其描述多为神话色彩，但战争初始，蚩尤凭借人多器利，占据着上风应是不争的事实，黄帝修德振武，不断团结其他部族加入战斗，并最终凭借天时地利战胜蚩尤。 战争才是文化融合最直接的方式，涿鹿大战中失败的九黎部族，相当大的一部分成为黄帝部族的俘虏，虽然没有记载他们沦为奴隶，但自此黎民百姓却成为了社会底层的代名词，他们大多要从事最辛苦的劳役，而使用的自然会是他们最熟悉的劳作方式，所以龙山文化进入了炎黄部族的日常生活，黑陶器具多了起来，原来彩陶的制作者因为是战胜方而慢慢成为养尊处优者，这也许就是新石器晚期文化中大量出现龙山文化的原因。 考古学认为龙山文化上承大汶口文化，而有些考古学者也认为大汶口文化与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及良渚文化也有交集，也许有一种可能，上古时期的江浙人慢慢的经江西安徽而到了山东，并最终在山东形成强大的东夷部族，蚩尤则是他们的领军人物。 良渚文化还有一个明显的文化特征，就是大量的玉制饰品的考古发现，中原地区玉制品不多，但玉器也一直为中原人所喜爱，这自然又是文化融合的结果。 关于玉佩，还有一个文化类型也尤为突出，那就是北方的红山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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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大战蚩尤的涿鹿之战，其描述多为神话色彩，但战争初始，蚩尤凭借人多器利，占据着上风应是不争的事实，黄帝修德振武，不断团结其他部族加入战斗，并最终凭借天时地利战胜蚩尤。 战争才是文化融合最直接的方式，涿鹿大战中失败的九黎部族，相当大的一部分成为黄帝部族的俘虏，虽然没有记载他们沦为奴隶，但自此黎民百姓却成为了社会底层的代名词，他们大多要从事最辛苦的劳役，而使用的自然会是他们最熟悉的劳作方式，所以龙山文化进入了炎黄部族的日常生活，黑陶器具多了起来，原来彩陶的制作者因为是战胜方而慢慢成为养尊处优者，这也许就是新石器晚期文化中大量出现龙山文化的原因。 考古学认为龙山文化上承大汶口文化，而有些考古学者也认为大汶口文化与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及良渚文化也有交集，也许有一种可能，上古时期的江浙人慢慢的经江西安徽而到了山东，并最终在山东形成强大的东夷部族，蚩尤则是他们的领军人物。 良渚文化还有一个明显的文化特征，就是大量的玉制饰品的考古发现，中原地区玉制品不多，但玉器也一直为中原人所喜爱，这自然又是文化融合的结果。 关于玉佩，还有一个文化类型也尤为突出，那就是北方的红山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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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被认为是与龙山文化同时期的文化类型，以农耕为主兼有鱼猎。玉猪龙相信知道的人不会很少，龙崇拜在红山文化类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堆砌完整的石龙形象更是在兴隆洼文化中被发现，而兴隆文化虽然远早于红山文化，但被大多数学者认为与红山文化有传承关联。 我们一直称我们是龙的传人，各朝各代的帝王更是以真龙天子自居，以天命在我威权至上藉此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三国演义中关于龙的描述更像直指帝王心术，那就是不仅要胸襟宽广、志向远大，关键还要能因时就势、适时而发，也许那时的文人就是这样去幻化他们的统治者的。 但实际上，真正将龙的形象和皇权结合在一起的是从汉高祖刘帮起。刘帮出身贫溅，战胜王公贵族而终成皇帝估计自己想想都会觉得不太真实，于是就开始神化自己，好让天下人知道其本身就不是凡人，无非是想诏告天下所谓的君权自有神授，龙的儿子得位天下自然理所应当。 何况传说中，那些创世之牛人好象都不是人生的，人文始祖伏羲和周代始祖弃都是"履大迹"而生，商的始祖契则是吞玄鸟蛋而生，刘邦说他是其母亲梦与神会与蛟龙所生，而且其父是目击证人，这自然就是龙的儿子，自己成为真龙天子也就理所当然。 但上古时期龙的崇拜在红山文化是有明显体现的，红山文化是北方文化类型，与黄河流域的文化虽有类似但却也明显不同，龙山文化后期红山文化也神秘的消失，很可能就融入了中原文化，但龙的崇拜却也可能在其他文化中埋下了种子。 |
| 坚持，当成一份执念也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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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二帝的横空出世自然会有各种的传说，二人史书中都说是有熊部落少典之子，不过母亲不同，炎帝母亲女登，而黄帝母亲则叫附宝。女登、附宝都来自现洛阳的一个养蜜蜂的部落一有蟜氏部落，而且还是姐妹花。 黄帝的出生更像是一次天人感应。某夜，少典附宝二人漫步于丛林之间，在一块稍显平整的草地上，两人坐了下来，附宝抬眼望天，心醉于满天的繁星，突然间，但见一束强光绕北斗七星不停旋转，如闪电似银蛇，并隐隐有雷鸣之声，旋转间，强光突然掉头而下，转瞬间落入附宝怀里消失不见，附宝因此而孕，二年后生下黄帝。这种奇遇生的肯定不是凡人，因此史记上说黄帝“生而神灵，幼而徇齐，弱而能言，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边没有龙，突出的是北斗七星，说的是黄帝应天而生。我很好奇这个传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因为在河南巩义市双槐树遗址的考古发现中，就已中出现了用彩陶罐摆列的北斗七星遗迹，而双槐树遗址又被称为河洛古国，有指向认为似是仰韶文化晚期黄帝的王城。 关于炎帝出世的神话传说较多，但无一例外都有龙的影子。采用最多的还是巜太平御览》里的描写，说女登游华亭的时候，偶遇神龙，受感而生下炎帝。 《太平御览》成书于汉代，龙文化已经成型，将炎帝出生与龙结合起来就太正常了。不过文人编写的故事跟刘邦的比起来，还是委婉含蓄了许多。 大家一定注意到，神龙之子的炎帝却长着牛首人身的形象，这好象有些违合吧，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
| 不好意思，太平御览成书于北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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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二帝的横空出世自然会有各种的传说，二人史书中都说是有熊部落少典之子，不过母亲不同，炎帝母亲女登，而黄帝母亲则叫附宝。女登、附宝都来自现洛阳的一个养蜜蜂的部落一有蟜氏部落，而且还是姐妹花。 黄帝的出生更像是一次天人感应。某夜，少典附宝二人漫步于丛林之间，在一块稍显平整的草地上，两人坐了下来，附宝抬眼望天，心醉于满天的繁星，突然间，但见一束强光绕北斗七星不停旋转，如闪电似银蛇，并隐隐有雷鸣之声，旋转间，强光突然掉头而下，转瞬间落入附宝怀里消失不见，附宝因此而孕，二年后生下黄帝。这种奇遇生的肯定不是凡人，因此史记上说黄帝“生而神灵，幼而徇齐，弱而能言，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边没有龙，突出的是北斗七星，说的是黄帝应天而生。我很好奇这个传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因为在河南巩义市双槐树遗址的考古发现中，就已中出现了用彩陶罐摆列的北斗七星遗迹，而双槐树遗址又被称为河洛古国，有指向认为似是仰韶文化晚期黄帝的王城。 关于炎帝出世的神话传说较多，但无一例外都有龙的影子。采用最多的还是巜太平御览》里的描写，说女登游华亭的时候，偶遇神龙，受感而生下炎帝。 《太平御览》成书于宋代，龙文化早已经成型，将炎帝出生与龙结合起来就太正常了。不过文人编写的故事跟刘邦的比起来，还是委婉含蓄了许多。 大家一定注意到，神龙之子的炎帝却长着牛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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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考古证据支持，在距今一万年前的中亚，牛就已被人类训化。而中国发现的家养牛骨出土，是在陕西的临潼白家遗址，其时距今也已七千多年。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狗猪牛鸡羊马就都已经被人类先后所驯养，并被并称为六蓄，成为人类社会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牛最初主要被食用，到了3000年前的商代，善做生意的王亥才发明了牛车，牛于是成了重要的交通工具，而直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冶铁技术的使用，耕牛才走入中国农业社会的舞台，到西汉时，牛耕技术终于成熟，牛作为农业生产的关键力量一直持续到了上个世纪末。 牛因体型硕大力量强壮而被作为图腾崇拜据称可上塑至大禹时期，据传大禹治水之时经常铸铜牛沉入河中以镇水患，但远古部落是否有以牛为图腾的则实在无法考据，仅以后世人附会的炎帝的牛首人面形象便以为炎帝部落以牛为图腾，其实多少有点太过牵强。 传说中的炎帝最大功绩之一就是教人耕种五谷，炎帝部落则被公认为以农业生产为主业的部族，牛在后世之人中的分量不必多言，炎帝即然被认定为农业之祖其形象与牛结合也属正常。 |
| 今天事多，写得仓促了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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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黄帝出世好象与龙无关，但即然我们是炎黄的子孙，那黄帝就一定要和龙扯上关系。还好，没有搞得太过玄幻，但黄帝即然横空出世，那龙的形象必须相伴而来，也就是黄帝要亲手创造出一条传世桓久远的龙来。 原始部落大都会有原始图腾，那是人类之初对大自然及动物多样性的敬畏，马牛羊、熊虎豹等都有可能作为部落的图腾标志，黄帝有熊氏部落图腾为熊，女登附宝有蟜氏部落图腾甚至只是小蜜蜂。 炎黄合并后，黄帝部落更趋强大，云师所到之处其他部族纷纷归顺，黄帝渐成天下共主。即然是一个全新的、强大的部落联盟，那自然应该有一个新的图腾，于是黄帝兼取原各部落的图腾符号，创造出一个上可遨游于天、下可深潜入渊的龙的形象。 我们乐于相信是黄帝创造出了龙并成为全体华人心中共有的图腾，而且一个强大的并影响后世万年的部落联盟领袖一定是个雄才大略之人，能创造出一个不同寻常的符合也并不为奇，这还是一个世间伟人的寻常之举，但这肯定是不够的，一个领袖不成为一尊神，好象黄帝的子民们是不会允许的。 于是就有了黄帝乘龙升天的传说。史记上说"黄帝崩，葬桥山"，传说中黄帝在桥山炼铜铸鼎，制作完成后祭祀上天，突然天降飞龙，载黄帝升天而去，从此黄帝神化成仙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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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目前的考古发现不支持夏这段时期先民会制作铜鼎，出土最早的青铜器是二里头夏都遗止的网格纹青铜鼎，此鼎器形与龙山文化的陶鼎极其类似，而且造型古朴、纹饰简单，应该是人们刚刚掌握冶铜铸鼎技术的早期之作，但意义重大后边会说。 且不说因没有明证夏文明目前不被世界所公认，仅此鼎制作的年代就距黄帝的时代已过数千年，在黄帝时期，至少我们华夏族远没有到达青铜时代，甚至千年后的禹制九鼎我觉得都不很可能，但史书凿凿，又是周王室重器实在又不好反驳。 据说武王伐纣后，曾将陈列于商王庭的禹制九鼎作为战利品运了回去，并隆重展示以示重器在我则天命在我。周公营建洛邑后，又将九鼎运回洛阳，以此向中原诸国宣示周天子的正统和权威。秦昭王攻入东都，东周王室宣告灭亡，秦又将九鼎运至咸阳，只可惜途中一只掉落入泗水河中，始皇帝曾派人打涝却毫无所获，按说秦皇室应尚存八只铜鼎，可奇怪的是，项羽入咸阳后竟遍寻铜鼎不见，后汉武帝也曾找寻，谁知九鼎竟就此突然消失，再也未能面世一展尊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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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就是龙的形象，也未必由黄帝创作而成，因为至少有三条龙的考古发现，都应该早于黄帝时代。 1982年，考古人员在辽宁阜新的查海遗址，发现了一条由石头堆砌成的巨龙，龙身长近二十米，尽管堆砌粗糙，但龙的形象和后来出土的龙却非常的相似，显然，它们之间是有着一定的联系的。 查海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聚落遗址，距今7000～10000年，在遗址中还出土了玉玦、匕形器等玉器，龙纹、蛇纹陶片等，应与后来的红山文化有一定的传承关系。 1987年，考古专家们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又有惊人发现。这就是蚌壳龙虎图案。墓葬中一具1.84米身高的老年男子遗骸两侧，其右由蚌壳摆塑一龙，长1.78米，高0.67米，头北面东，昂首弓背，前爪扒，后腿蹬，尾作摆动状，似遨游苍海。其左由蚌壳摆塑一虎，长1.39米，高0.63米，头北面西，二目圆睁，张口龇牙，如猛虎下山。龙和虎将墓主人夹在中间，呈拱卫之势。 据碳14测定这个墓穴距今约6600年前，是屹今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龙图案，被称为中华第一龙。 1993年，考古专家在湖北的一个遗址中再一次的发现了一条由卵石组成的“真龙”，这条龙的造型非常的精细，龙头高高的抬起，腹部下有足伸出，身上的鳞片一层层的相互铺设陈设，与现在我们所见得龙极度相似。而这条龙也是第一次在长江流域发现的“真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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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认定时间上说，查海石砌龙出现最早但比较粗糙，距今8000余年，其次是濮阳的蚌壳龙，距今6600年左右，而焦墩卵石龙最近造型最精细，距今也5000～6000年。 只能说龙的形象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出现，但是否如年代的感觉那样由东北地区传至中原黄河流域再传至湖北长江流域，则实在无法认证。龙作为图腾如果不是单一起源然后作为一种文化逐渐传播，那无法想象辽河流域、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的先民们在各自的生产生活中，竟能创造出一种共同的图腾形象。除非在上古时期的中华大地上，真就生活着一种我们今天叫作龙的动物，这种动物能飞于天、能潜入水、也能行于地，其生存的本领足以令当世之人把它当成神一样的存在而共同膜拜。 而我，更愿相信龙作为一种图腾首先产生于生活在辽河流域的古人类中，然后渐渐被红山文化所传承。红山文化融入龙山文化后，龙的崇拜又逐渐成为华夏子民共同的图腾符号。 所以，我觉得，关于炎黄二帝的诸多传说，真的就是传说，但炎黄二帝作为华夏子民的共有的始祖，应是毫无疑义的存在。一方面考古发现证实了黄河流域文明的主体性和广泛的传播能力，另外从信仰的层面去说，西方人即然有理由相信上帝的存在，那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怀疑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远祖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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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认为，龙作为图腾，其产生、传播、及在华夏一族形成根深蒂固的崇拜与信仰，恰恰说明的就是华夏各族群不断接触、融合并最终形成统一民族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漫长的，但战争却是各部族融合最直接的方式。 可以想见，曾经的时候，在华夏大地，有着很多个大大小小的原始部落，但部落间的联系未必紧密。一山之隔可能就是两个世界；一水之隔，即使能相望也未必能相见；一林之隔，也许虽近在咫尺，却也老死不相往来。 融和后就不一样了，至少大家会知道，原来天下不只有他们，很多部族是和他们一样的存在。可以想见，因为融合，各部族的生产能力和社会认知能力会大幅提升，不同聚落之间的交流会更加频繁，互市和通婚很自然的就会展开。 当然，利益的冲突也会引发部族间的矛盾。在上个世纪的中国农村，因为水源的争夺引发的村落间斗殴事件还时有发生，可以想象上古时期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那个时代会是个什么样子，部族间的冲突如果没有出现节制，因为狩猎、采集、水源、土地还有女人，造成的冲突，对弱小的部族会是血腥的、灾难性的。 为寻求保护，弱小的部族一定会向强大的部族寻求保护，上贡和服从可能就是唯一的条件，于是强大的部族越来越强大，随着介入其他部族间的协调事务越来越多，其领头人的社会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各部落的共主，也就是王的雏形会逐渐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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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部落一定有一个雄才大略的领头人，这是勿容置疑的，但这个人要成为天下的共主，刚靠用强未必能行，德行可能变的越来越重要，胸怀天下，宽以待人，急公好义、扶危济困等等都会成为有德之人必备的品质，德行好才会被当世之人认可，也更会被后世之人传颂。 大家应该猜得出接下来就要出一场的人物，不错，就是尧舜禹，三个被后世之人传颂至今，并被儒家奉为天下君主榜样的人。 写到这里，大家会不会觉得文明已经快要成行了？因为融合，大家认识已趣向一至、部落联盟已经形成，更重要的是，一个天下人共同认可的领袖已经出现。 也许华夏民族就此基本成型，然后又有了一个部落联盟，并出现了一个人人敬仰的领袖，这不就是一个国家的雏形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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