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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读书心得，宋史笔记[第1页] |
| 作者:能胡就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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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开始读《宋史》，有时读着会有一些感慨，随手就发在了一些涯友的帖子里。由于有时所发感概稍显辛辣，某些对宋朝过于钟爱的涯友颇为不爽，因此评论中火药味很足，导致原楼歪的一塌糊涂。 总是作恶客也不是常事，索性再开一帖，好在是读书心得，啥时有就啥时发。有些事情越辩越明，有些涯友为了论证也是旁征博引，观之不无收益，触类旁通的事情也有不少。 所以我写的心得只是做个楔子，欢迎宋吹宋黑大驾光临，在此纵情开喷。 抛砖引玉，我先胡乱找点前几天写的贴上，要不然一个大留白也不好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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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李继迁寇洪德砦，蕃官庆香、庆等击走之。以庆香等领刺史。契丹来侵， 战望都县，副都部署王继忠陷于敌，发河东广锐兵赴援。” 北宋王继忠，南宋秦桧，一个是大辽的楚王，一个是南宋的申王，都是为了合议而“忍辱负重”，都是因为合议而位极人臣。之所以秦桧跪着而王继忠无人提及，只不过是因为王继忠做了大辽的官（是否汉奸两论），为了大辽谋利益是天经地义，所以获封楚王光明正大。秦桧做的是南宋的官，为了能继续当宰相而迎合赵构出卖国家利益，实是让人所不齿。 当然了，宋朝的皇帝都一个鸟样，只要能促和，给哪边当官都成。王继忠的儿子在真宗朝那是相当的吃得开，要不是顾及契丹的感受，早给王继忠开在宋朝再开一份薪了。 澶渊之盟，唐河大阵尚在，即使不知道萧挞凛阵亡，拖得越久也是越对北宋有利，哎，赵光义的子孙都一个尿性，好在真宗的宰相是寇准，要是秦桧，直接就跟着宋真宗南迁了。真要是那样，也未尝也好，省得后面的赵九妹出来丢人现眼。 最可笑的是看过一篇文章，说之所以能击杀萧挞凛，是因为双方可是低级别接触时，王继忠故意透露萧挞凛行踪，北宋才能一击得手，只能说现在人与人的道德底线差距越来越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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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禧八年秋二月）丙寅，以元佐为天策上将军、兴元牧，赐剑履上殿，诏书不名。” 赵元佐最后是寿终正寝，一个是宋真宗确实算是个厚道的，另一个是这哥儿们是不是真疯谁也说不清。 赵光义为了让自己儿子接班，逼死了弟弟赵廷美和赵匡胤的俩儿子赵德昭、赵德芳。本以为一切OK，谁想到“少聪警，貌类太宗，帝钟爱之”，这个赵光义的老大，赵元佐给叔叔说了几句实话。 小心眼的赵光义把这个始终带在身边培养的老大身边人全部撤换，赶上这个老大暴脾气，因小事动手杀了身边的新侍卫，于是被扣上了“疯子”的大帽子。 本来已是家门不幸，又赶上老二赵元僖主持端午宴，自己带着赵光义的另外七个儿子陪着爹过，故意不告诉赵元佐。最黑的是等宴会散了，故意去在赵元佐面前得瑟。结果这个赵元佐不知道是真疯还是假疯，一把火烧了王府，自此退出太子的竞争。 老二赵元僖也是人才，出挑了之后一直稳稳当当，就在大家都等着果熟蒂落的时候，奇葩来临，居然嘎呗死了。赵光义那个哭啊，准备用皇太子的名义下葬赵元僖，派身边大太监王继恩去查死因。 王继恩调查完毕回来做了个小汇报，赵元僖的宠妃张氏直接给绞死了，身边的大臣都给降了级，赵元僖的皇太子身份也不再提了，匆匆下葬。所以史书所记王继恩的调查报告，被自己的宠妃给误杀，估计就是扯淡了。另一个重点就是被降职的人中有一个很有名，他叫吕端。 老大老二都死了，自然轮到老三了，于是赵元侃后来改名叫赵恒，也就是宋真宗华丽丽的登场了，怎么样，比武则天老公李治上位还坎坷吧。 随着赵光义跪了，本来毫无悬念的继承皇位又出了幺蛾子，王继恩联合太后，准备推赵元佐上位。于是王继恩亲自去当时的宰相吕端处传召进宫，谁想吕端直接扣了王继恩，带着自己人进宫拥戴宋真宗上位，这就是吕端大事不糊涂！ 当然了，像我这种自学历史的，总爱以小人之心度一下君子之腹，不免臆测吕端会否是帮着赵元僖把赵元佐挤兑的狠了，所以无论谁上台都没事，就是不能让赵元佐上台呢？这个只能嘿嘿了。 唐朝的皇位血淋淋，宋朝的皇位淋淋血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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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祥符七年二月）乙亥，益州铸大铁钱。” 宋朝的经济确实不错，但是被高估的程度也是很大，而且对老百姓的盘剥远非某些宋粉吹嘘的那样。 因为自五代开始，中原就闹铜荒，所以宋朝当年攻占巴蜀，立刻将管库挪到了开封。澶渊之盟后，宋朝几任皇帝都“厌兵”，畏辽如虎，所以明知辽国造假钞套取铜钱，也是打落牙齿和血吞，为免已经捉襟见肘的铜供应再雪上加霜了，怎么办？在和辽国交界处人工制造出铜铁币混行区，四川很不幸，因为道路闭塞，自成一统，所以就成了第一个试点单位，在益州用铁钱，同时禁止铜钱流入，生生把四川给搞成了纯铁钱区 。 四川人用铁钱是啥个样子呢？买一头牛要用车推两车比牛还重的铁钱去才成，这也是为什么宋朝的交子所最早是在四川产生的。 四川的税都是铁钱，计算的时候是按铁钱算税值，实际上换算成铜钱最少也要打九折，最高的时候，打到了5.5折，所以宋朝官方记录的水分不是一般的大。 看到现在允许地摊经济，感慨良多，所以多说一句。宋朝的商税很奇葩的，农民进城卖东西是不被允许的，要先交税！宋朝的大型商税卡点超过了2000个，而明朝呢？全国的税点加起来是九个，脚趾头想都明白小老百姓更喜欢哪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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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兴元年二月）戊午， 帝大渐，遗诏皇太子于柩前即皇帝位。” 宋真宗废除了自五代以来百姓的积年欠款，并且放出了几千个因此入狱的老百姓，是一个善政。而且能搞出个“咸平之治”载入史书，整个宋朝也是独一份了，他还整出个反腐倡廉，制定了很多有益后人的制度也是一份政绩。 与这些相比，他算是一个厚道人，更加的深入人心。无论对亲戚朋友、前臣遗孤都是相待甚厚，而且对待寇准，虽然后期不太相得，但是也没有恩断义绝，最后还调回了开封，颇为难得。最厉害的是当初与王继恩同谋，准备推他哥哥上位的李继隆和李昌玲，最后他也给了出路，结果一个疆场扬威，一个治郡一方。最最最厉害的还是，这哥儿们是在皇城司已对所有大臣进行了无孔不入的监视，知道了很多大臣们的隐事之后还这么厚道的，实属难得。 但是赵恒缺少勇气和魅力，谨慎有余，胆魄不足，又自我要求过高。体现出来的就是在澶渊之战占据优势的前提下，签订了屈辱的澶渊之盟。而且在澶渊之盟签订后，不能亡羊补牢，反倒开始荒废武备，粉饰太平。不仅通过东封西祀来“涤耻”，还通过大动土木来发泄，很是无耻，宋史为宋真宗盖棺定论，在他的赞里说了一些大实话，摘录如下。 “赞曰：……及澶洲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 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辽史》，……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然不思修本以制敌，又效尤焉，计亦末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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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四年九月庚申）录周世宗从孙柴元亨为三班奉职。” 柴荣一共有四个儿子，陈桥兵变有两个不知所踪（有说因幼改姓），一个儿子十岁就死了，柴宗训（恭皇帝）活到了二十岁。对比历史，赵匡胤对柴家算不上好，也谈不上最坏。宋仁宗随他爹，也算是厚道的皇帝，刘娥估计想不到这个。 柴家后来在那个夜御十七女的宋度宗时出了个进士，也叫柴元亨，不过那个柴元亨是柴氏四隐之一。柴氏四隐著有《柴氏四隐集》，以“宋逋臣”自居,隐居山林，气节还是值得钦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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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六年）五月乙未朔，交阯寇边。” 交趾宼边，怎么样，奇葩吗？宋朝对外，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大送做不到的。 交趾自汉至唐都归于中华版图，即使是五代十国期间，交趾也归于南汉。后来汉人吴权开始军阀割据叛出南汉，随后交趾内部动荡不休，弹丸之地居然出了十二使君（十二个军阀），最后由丁部领进行了统一，并在北宋开宝三年（970年）建立国号和年号，此时南汉未灭，所以赵匡胤本着远交近攻，册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可谁想到这个丁朝却是外强中干，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就被黎朝给灭了。 就在上一年，赵光义刚刚在高粱河让辽国射了屁股，看到大送封的交趾郡王让人灭了，急欲借此找回面子，于是立刻派人过来找黎朝麻烦。 但是赵光义嘛，杀自己人有本事，跟外人面前就是弱鸡。派以赵普的妹夫侯仁宝为首的两广兵力直接杀了过去，结果前面顺风顺水，后来侯仁宝贪功接受了黎桓的诈降，该部全军覆没。赵光义命各军撤回后，杀了还活着的几个将领为他自己的连战连败遮羞。 黎桓得了便宜不卖乖，没过几年就开始还俘并上表谢罪，雍熙三年又派人来朝贡，看这时间眼熟吗？没错，就是赵光义雍熙北伐又输了个光腚的时候。 所以，赵光义赶紧认可了黎朝在交趾的统治权，从而在法理上失去了夺回交趾的权利，并为交趾、大理的掎角之势创造了条件，更为交趾后期频繁骚扰北宋南疆，在神宗朝屠杀十几万北宋百姓提供了便利。 宋太祖虽不能说是英明神武，但是也相距不远。宋朝立国初期并不差，奈何“烛光斧影”上来了一个SB，算计不过外人，转而全力算计自己人，后代子孙和他也一个尿性，导致大送武力值始终归档于战五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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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澶渊之盟的认知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宋吹大赞澶渊之盟，吹得天花乱坠，好像这个澶渊之盟大送占了多大的便宜。我就奇怪一点，这个澶渊之盟是不是辽军顿兵澶州城下，宋使去辽营签的？这不是典型的城下之盟吗？这种态势下签的盟约，你说是对大送有利，还是对大辽有利？宋吹不要用自己的脑子去揣测辽人的头脑，你以为辽人会什么都不懂吗？白痴！ “维景德元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共遵成信,虔奉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只,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当共殛之.远具披陈,专俟报复,不宣,谨白。” 澶渊之盟百度知道是如下内容： 1.宋辽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齿论； 2.宋辽以白沟河为界(辽放弃遂城及涿、瀛、莫三州),双方撤兵； 3.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 4.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 5.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 众所周知，辽国当时的话事人可不是耶律隆绪，而是临朝摄政的他妈萧绰，而北宋的大当家的当仁不让就是宋真宗，因此北宋的大当家要管辽国的话事人喊婶的，但这是阳谋，北宋只好捏着鼻子认了。 看着第2条我就想笑，你妹啊，宋吹能不能专业点，以白沟河为界，你丫知道涿州在白沟河北面还是南面吗？你丫知道其他几个地方还有一个名字叫关南十县吗？那是周世宗打下来的，北宋一直占着的地方。 第三条就更别说了，看看北宋将领中那些明显是契丹人名字的就明白，这个是限制谁的。 第四条宋吹也明显留了手，不许“开拔河道”怎么提也不提呢？北宋可是有个“水上长城”的计划的。不许修城筑城，宋吹来说说，这个是对谁有利，我看你们继续口吐莲花。 最后一条更是明显出自宋吹之手，因为宋吹的显著特点就是生怕别人说北宋那是“岁币”。可是世人早已称之为岁币，且宋人也是如此称呼的。 “季世金人乍和乍战,战则军需浩繁,和则岁币重大,奉行者不恤百姓。”《宋史 食货志》；“上命御史中丞贾昌朝馆伴,不许割地,而许增岁币,且命公报聘。”《富郑公神道碑》。 总体说，澶渊之盟就是北宋放弃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宣誓书，是整个宋朝对外懦弱、花钱买平安的鸵鸟政策开先河之作。北宋在澶渊之盟之后，非但没有亡羊补牢、养精蓄锐，反而强化“守内虚外”、“以文御武”，并出现了北宋文人掌握枢密院的奇葩景观，以至禁军、北军武备松弛，侧面造成了金军南下如入无人之境的场面，可以说“靖康之耻”是赵佶吃下了祖宗留给他的苦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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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宋吹所谓“澶渊之盟”保得北宋百年和平的一说，基本就是扯淡。如果说“澶渊之盟”是北宋花钱买平安的开始，那么在刚开始，北宋确实是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怎奈宋朝皇帝最爱偷安，一看架不用打了，立刻让那些刺头武夫靠边站。武将一看好啊，仗不用打了，那就发点财吧，于是武备松弛、风纪糜烂。 宋仁宗庆历二年，耶律宗元和萧惠在边境蠢蠢欲动，辽国提出要收回关南十县，最后宋仁宗派富弼请和，增加岁币金帛二十万，史称“重熙增币”。除了增币，还有就是宋对辽不在是“赠”，而是向辽国“纳”岁币了。咱的文化低，咱也搞不懂，宋吹来给解释解释这两个字的区别吧。 辽老大一看小宋乖乖给加了保护费，于是选择撤兵。景德元年(1004年)签订的澶渊之盟，到庆历二年（1042年），38年涨了一次价，不是双方守约而和平，而是又服了一次，辽老大占了便宜又放了小宋一马。 客观地说，宋朝此时选择忍辱负重可能更实际一些，禁军和北军在这小40年里已经烂的不成样子了。真打，搞不好“靖康之耻”就提前了。当然，这个时候玩儿转口贸易的大辽也被钱腐蚀的差不多了，战斗力和宋军一样，都是在环比下降。 这里多说两点，一个是富弼还是硬挺的，否则就不是20万了。另一个是辽兴宗比较250，李元昊不忿他拿西夏在北宋换钱花，和他搞事情，结果这大哥连着和西夏打了三次，结果梅开三度，全部大败。可见当时骂北宋的西军不能打，西军有点冤。 咱们接着说宋辽和平，时光飞逝，咸雍十年（1074 年），也就是距离“重熙增币”又过了32年，辽老大又开始涨保护费了，这次北宋比较尴尬，正是宋神宗钱比较紧，和王安石大力改革的时候。所以这一次北宋一改往昔不割地，增岁币的政策方针，改为没有钱，给土地。宋辽交界由古长城为界，改为神武至雁门一线为界，失地六百余里。 可见，这次又买了一回和平，没用钱，用的土地，奈何宋朝的皇帝就这尿行，好了伤疤忘了疼，继续风花雪月。军备？不用！大辽要的就是钱和土地，我大送有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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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七年春正月癸卯，曹利用罢。丙辰，降利用为左千牛卫上将军……二月癸酉，贬曹利用为崇信军节度副使、房州安置，未至，自杀。” 曹利用，澶渊之盟的宋使，有担当。当时真宗“契丹南来，不求地则邀赂尔。关南地归中国已久，不可许；汉以玉帛赐单于，有故事。”曹利用“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还。”听着就这么豪气，而且曹利用到辽营也很硬气。 萧绰“晋德我，畀我关南地，周世宗取之，今宜还我。”曹利用“晋人以地畀契丹，周人取之，我朝不知也。若岁求金帛以佐军，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请，利用不敢以闻。”萧太后的意思，我从晋朝得的地让柴荣给抢了，现在还我。曹利用的意思，谁抢的找谁，没我的事。要钱还不一定答应你呢。要地，我死这也不给你带话回去。 契丹“我引众以来，图复故地。若止得金帛归，则愧吾国人矣。”曹利用“子盍为契丹熟计，使契丹用子言，恐连兵结衅，不得而息，非国利也。”真算得上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一点没含糊。 作为使臣，曹利用不卑不亢、底线清晰、据理力争，甚是难得。而且宋真宗“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 及还……曰：“三十万。” 立此大功，曹利用深的宋真宗信任，后来又领兵平定岭南，开始火箭攀升，班次排在了副宰相的上面，风光无两。曹利用牛逼时和李迪闹不和，于是凭着前功叫板，“以片文遇主，臣不如迪；捐躯以入不测之虏，迪不逮臣也。”结果李迪挨了办。 因为曹利用不仅有澶渊之盟的谈判大功，还有对宋仁宗的拥立之功，所以刘蛾还是很尊重曹利用的，呼“侍中”而不呼名。但是曹利用居功自傲，不仅因为拒绝提拔刘蛾的“娘家人”而与“外戚”交恶，还狠狠的得罪了沟通内外的阉人，以至“利用在先帝时，何敢尔邪？”不断灌入刘蛾耳中，最后在人生谷底时，也是对阉人受辱不过，不得不投缳自尽，惹得一时唏嘘。 其实，曹利用的惹祸的根子在于，他是严于律人，宽裕律己。刘蛾提拔人的条子大部分都驳回，可是自己的亲朋故旧都已经鸡犬升天了。以刘蛾的情况看，如果曹利用真能秉公执法，那么刘蛾也绝不会不能再树一个魏征，奈何曹利用犯了俗人的通病，再加上得罪了刘蛾周边所有能亲近的小人，所以就算副相张士逊力保，也只能“然在朝廷忠荩有守，始终不为屈，死非其罪，天下冤之。” 宋仁宗虽然能力真是够了差的，但是随他爹，这个仁字也不是白来的，“曹党”40多人都是靠他的手诏给平了，没让那帮子少零件的胡整，后来还给曹利用恢复了名誉。 “曹公权位如此，不以逼近自嫌，而安于僭礼，难以久矣。”曹利用确是如此，怨不得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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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八年）冬十月丙申，弛三京、河中府、颍、 许、汝、郑、郓、济、卫、晋、绛、虢、亳、宿等二十八州军盐禁。” 对于盐，北宋一直是想官府专卖，在北宋初期，虽因军费偶有商卖，但都是随开随停，以官卖为主。但正因官卖解盐价高质次，所以造成走私盐对官盐冲击很大，再加上北宋极烂的后勤供应体系催生出的入中制度，于是在真宗朝，商盐又开始抬头。这里多说一句，北宋的后勤供应系统真是烂，可以说北宋一半的仗是输在了他的后勤供应体系。但即使是宋神宗发下了问题，想杀一个供应官来个杀一儆百，结果还让章惇给楞顶了回来，这个后面看到时再聊。 所以在宋真宗的时期，商盐区和官盐区泾渭分明，盐不互入。官卖解盐区就是上面准备“驰盐禁”的二十八州军。那么壁垒分明的官盐区怎么说费就废了呢？主要是主管官盐的官吏太黑了。“杂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恶,疾生重膇”的官盐，连北宋的皇宫，大臣的府邸都日受其害，最后就出现废了官解盐区。直到庆历年间，范祥钞盐法出台，才算解决了盐和钞的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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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岁（天圣九年），龟兹、沙州来贡。” 这个沙州来供，就是指的归义军节度使曹贤顺，但此时归义军内乱之后，实力大损，不久之后就被李元昊并吞了。 提到归义军，就不能不提第一位归义军节度使，我最佩服的人之一，大唐最后的荣耀张议潮。 安史之乱（755年）爆发之后，由于李隆基匆忙之间将西域、河西重兵大量调回关中，以至吐蕃乘虚而入。《旧唐书》中说，上元元年（760年）之时，唐朝西北之地尽被吐蕃侵占。只有西南险要维州仍没有失陷。 提到这个，就多说一句。这个维州是从大小金川进入成都的咽喉，牛李党争的转折点就是，在牛僧孺的怂恿下，大唐出卖了投诚过来的维州吐蕃守将。后来唐文宗明白过味来，牛僧孺不得不开始出外任职。 关于维州还有一个段子，我就一起卖了。维州甚险，吐蕃对此无可奈何，最后有人出了一计。让一名美貌蕃女，携两男孩嫁给了维州的门子，过的几年，待两男孩长成，如约开门，吐蕃一举得城。吐蕃得到维州后，立刻改名无忧城，可见此城之关键。 维州在西南，和西北无关，我说这个也是一时技痒，抖抖书袋。再说西北，安史之乱平定时，河西的心脏凉州尚在大唐手中，所以当时河西的局势还没有崩坏。 奈何广德二年（764年）仆固怀恩作乱，河西节度使围魏救赵，以解长安之困。监军柏文达攻击灵武，临走杨志烈嘱咐 “河西锐卒，尽于此矣，君将之以攻灵武，则怀恩有反顾之虑，此亦救京师之一奇也！”结果打输了，柏文达嚎啕大哭，杨志烈安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伤？”这么说底下的人都不干了，未几吐蕃攻凉州，“士卒怨其言，不为所用，凉州陷”。 河西就是连接西域和关中，丢了凉州，杨志烈不敢离开河西，所以率军撤往沙州，途中被沙陀人偷袭，不行战死。河西节度副使杨休明移镇沙州，甘、肃两州陷落。 大历二年（767年）杨休明前往安西征兵，想重夺凉州，结果被伊、西、庭留后周逸勾结突厥给杀了，时任巡抚河西观察使的周鼎继续带兵对抗吐蕃。 大历十年（775年）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移帐南山，督令尚绮心儿攻打沙、瓜两州。大历十一年（776年）瓜州陷落，河西节度留后张铣战死。周鼎向回鹘求救兵不得后准备投降，城中军民均不愿降。于是大历十二年（777年）“鼎遣都知兵马使阎朝领壮士行视水草，晨入谒辞行，与鼎亲吏周沙奴共射，彀弓揖让，射沙奴即死，执鼎而缢杀之，自领州事”。阎朝是沙州本地人，自此开始带兵继续坚守。 建中二年（781年），安西四镇使者取回纥道，从河西走廊北侧，跨越大漠回到长安。德宗君臣终于得知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安西四镇留后郭昕，在吐蕃占据河、陇后，仍旧率将士苦苦支撑着安西，这块大唐在西域最后的飞地。安西使者还告诉德宗，吐蕃攻陷河陇后，兵围伊州，故伊州刺使袁光庭在绝境之下，困守孤城数年，最后粮竭兵尽，袁光庭见救兵无望，杀妻自焚而死。但是河西走廊里面还有一块飞地，沙州依然在坚守的消息却没有人知道。 兴元元年（784年），阎朝“自领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绫一端募麦一斗，应者甚众，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沙州军民在吐蕃重重围困下又坚持了八年，尚言不弃。 贞元二年（786年），阎朝“苟毋徙它境，请以城降”，主将尚绮心儿承诺满足阎朝的条件。沙州于是“元戎从城下之盟，士卒休屈死之势”。 说了这么多，但此时张议潮还没出生呢，只是看到大唐在西域、河西的军队都奋战到最后时刻，而北宋的军队在金人面前除了投降，好像就剩下逃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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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十五年（799年），沙州陷落13年，张议潮出生。曾祖张孝嵩，敦煌督护迁北庭都护。祖父张衡，沙州摄事参军知州事。父谦逸，任吐蕃敦煌郡大都督赐紫金鱼袋并万户侯，相当于唐朝的沙州刺史。张议潮有藏名“赞热”，精通多民族语言。 在青少年时期，张议潮看到吐蕃“每得华人,其无所能者,使充所在役使,辄黔其面;粗有文艺者,则涅其右臂,以候赞普之命”，“令穴肩骨,贯以皮索,以马百蹄配之”，“唐民甚至为奴而不得”等等境况，心中充满了对吐蕃的痛恨，以及对大唐的向往。敦煌遗书中就有张议潮就学时手抄的《无名歌》、《邓县尉判》、《封常清谢死表闻》等。 在会昌年间，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因禁佛被佛教徒刺杀，吐蕃二王并立，开始内乱。河湟一带的论恐热与尚婢婢连番大战，“婢婢传檄河、湟，数恐热残虐之罪曰：‘汝辈本唐人，吐蕃无主，则相与归唐，毋为恐热所猎如狐兔也！’于是诸部从恐热者稍稍引去”。所以，吐蕃对河湟一带的统治出现了空隙。 而另一边，唐朝则按照李沁“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则吐蕃自困”的平蕃策执行，已初见成效。会昌四年（844年），唐武宗时，“朝廷以回鹘衰微，吐蕃内乱，议复河、湟四镇十八州”，命刘蒙为巡边使，储备粮饷、军械，探听吐蕃兵力的虚实。后因应对南下回鹘和泽潞刘稹而未能施行，两年后武宗嗑药而死（唐朝皇帝中很流行的死法），此事无果。” 要说群众基础，吐蕃攻占河西时，基本上是每城必战，当地民心归于大唐，后来唐使者赴西域，途中“见甘、凉、瓜、沙等州城邑如故，陷蕃之人见唐使者旌节，夹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其人皆天宝中陷吐蕃者子孙，其语言小讹，而衣服未改”。即使几十年过去了，当地人民仍念念不忘唐皇朝。 当大中元年（847年），唐宣宗上台后，河东节度使王宰率代北诸军,于盐州大败尚恐热所率吐蕃、回鹘联军的消息传回沙州，张议潮觉得时机成熟了。 大中二年（848年）十月，50岁的张议潮在河西走廊的最北端，深陷于吐蕃的飞地沙州发动起义，“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虏守者惊走，遂摄州事”，随后即出兵收复瓜州。派部下高进达和大和尚悟真率队前往母国大唐，“部校十辈，皆操梃，内表其中，东北走天德城。” 大中三年（849年），张议潮“缮甲兵，耕且战”，收复甘﹑肃二州，却仍未等到使者的回信。 大中四年（850年），张议潮收复伊州（今新疆哈密），“因沙州册户居之，羌龙杂处约一千三百人”，并且击败了回鹘的攻击。这一年，沙州的使者绕过吐蕃的拦截，经巴丹吉林大沙漠、腾格里大沙漠、库布齐大沙漠，到达了天德军（内蒙古乌拉特前旗）。 大中五年（851年）2月19日，沙州使者因天德军“防御使李丕以闻”，长安城万众空巷，争睹河西使者，悟真被唐朝封为“京城临坛大德”。张议潮“誓心归国”，被称为“抗忠臣之丹心，折昆夷之长角。窦融河西之故事，见于盛时；李陵教射之奇兵，无非义旅”。 7月复派其兄张议潭和州人李明达、李明振，押衙吴安正等二十九人入朝告捷，并献上沙、瓜、伊、肃、鄯(今青海乐都)、甘、河（今甘肃东乡西南，临夏）、西（今新疆吐鲁番东）、兰、岷（今甘肃岷县）、廓（今甘肃化隆西）十一州图籍。宣宗遂于沙州置归义军，领沙、瓜等十一州，以议潮为节度使（大中五年七月。刺史张议潮遣其兄义谭，将天宝陇西道图经户籍来献，举州归顺”）。 随后几年，归义军在四面皆敌的环境下，在军事上，先后数次击败吐蕃、回鹘、于阗、退浑、吐浑的军队，从而稳定了生存空间。在经纪上废除吐蕃统治时的各种歧视，恢复灌溉和水利系统，使得辖区出现了五谷丰登的景象。在政治上，重建唐前期的"州-县-乡-里"制，恢复唐前期的城坊制度，恢复相应的管理文书、行政制度，重新登记人口、土地, 编制户籍, 制定赋役制度。在文化上，汉族和少数民族开始和睦相处，汉人也恢复了往日的衣冠。 大中十二年（858年），张议潮眼见大唐无力西顾，只得由归义军集结7000由多民族和少量僧兵组成的武装，开始了收复凉州，打通河西走廊的战役。 咸通二年（861年），彻底收复凉州，张议潮实现了“驱逐胡虏，河西归于中华”的夙愿，“河陇陷没百余年，至是悉复故地”。 咸通七年（866年），张议潮表奏朝廷，已令回鹘首领仆固俊克复西州、北庭、轮台（今新疆高昌、吉木萨尔、轮台县）、清镇等城。“拓跋怀光以五百骑入廓州，生擒论恐热，先刖其足，数而斩之，传首京师”，其余众逃奔秦州，途中又遭尚延心袭击，“吐蕃自是衰绝”。至此河陇肃清，使唐朝无西顾之忧。 咸通八年（867年），69岁的张议潮终于来到了他朝思夜想，梦中来过多次的长安，被授司徒、右神武大将军并留居。 咸通十三年（872年），议潮卒。 “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四方犷犴，却通好而求和；八表来宾，列阶前而拜舞。北方猃狁，款少骏之駃蹄；南土蕃浑，献昆岗之白璧”这就是大唐最后的辉煌张议潮。 因张议潮及归义军长期对抗的，是吐蕃、西州回鹘、甘州回鹘三大势力，他们分别是今天藏族、维吾尔族、裕固族的祖先，而使得英雄在今朝声名不显，徒唤奈何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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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元年三月己亥，除婺、秀州丁身钱。” 什么是“丁身钱”，名词解释：宋代为赋税名。男子年二十或二十一成丁，六十为老。人户每岁按丁输纳钱米或绢，总称身丁钱（节选自百度百科）。 百度百科里的很多条目都像是出自宋吹之手，这个丁身钱也很是不客观。都知道宋朝吃人吃的比较厉害，但是宋朝还有一项惨事，就是杀婴，而根本原因就是不纳丁身钱，因为丁钱是从小就收，至老不免的。 丁身钱说白了就是人头税，在万税大送，这个人头钱收的其实有点黑，尤其是南宋，就更黑了。为什么说丁身钱黑呢，主要是宋朝实行的是二税，就是唐代两税制的沿袭，夏秋两次收税，收的是田赋，而丁身钱是在二税之外再刮一层。丁身钱主要是在南方征收，所以南宋收的最狠，为什么宋朝的农民起义是频率最高的？农民在宋朝真的是不好活啊！尤其是南方的农民。 宋朝的税绝对能收到让你瞋目结舌， “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等后面遇到再接着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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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元年）夏四月戊午，知棣州王涉坐冒请官地为职田，配广南牢城。” 宋朝搞高薪养廉，工资包括：职钱、匹绢、禄粟、茶酒厨料、薪炭、盐、随从衣粮、马匹刍粟、添支、给劵、公使钱、恩赏和职田。宋朝的官员还是很享福的，尤其是文官，拿着高薪高福利，怎么祸害百姓也不用担心掉脑袋。当然了，高薪虽拿，廉耻却无，该怎么盘剥贪腐，一样也没落下。 这些工资里，属职田最是厉害，好点的地方，基本就是正俸的几倍到十几倍。所以虽然后来很多人都意识到这是一个大患，但是却不能根除。 职田制其实早已有之，最早这么干的是谁？董卓。也就是所谓的汉献帝将京畿三辅地区的公田按原俸禄等级给予百官，让他们自己收取租税。 最早把职田固定成制度的又是谁？西晋司马衷。没错，就是拥有极品皇后贾南风的那个痴呆皇帝。 看看上述这两位奇葩，就知道这个制度可能会有隐患，结果证明这就是一个潘多拉盒子。 由于职田制深受官员的喜欢，以至到了唐朝，虽然深知“侵渔百姓”，并由李世民（贞观十一年）和李隆基（开元十年）两次停给职田，改给仓粟，终因百官反对，随停随改，终不能根除。 柴荣英明神武，宋太祖也不逞多让，趁着开国之机，自然不会再走这条老路。赵光义虽然SB，但是凭借搞自己人的经验，他也不会自己往坑里跳。奈何宋真宗是个傻厚道，冒冒失失就上了道。 看看最开始的宋朝职田制，两京、凤翔、大名这样的大地方，40顷；边远小州和上县是10顷；下县是7顷。这下大家就都看出问题了吧，那就是边远小州和下县根本就没人去，导致官吏职位常年空缺。 而且宋真宗要求职田只能雇佣俘客，其实就是佃户或说客户。之所以这样，就是怕扰民。而实际操作时，那些官吏为了自己的利益，谁会管这些，以至 “官吏不务至公，或差遣之间，徇于绕竟，或横敛之间，害己人民” 这里多说一句，宋朝户籍和天朝有一些共同之处，就是也分坊郭户（城镇户口）和乡村户（农村户口），同时也分主户（常住户口）和客户（临时户口）。坊郭户以有无宅邸作为主客户的区分，分为十等。乡村户以有无土地作为主客户的区分，分为五等。 言归正传，所谓父债子偿，宋真宗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宋仁宗就开始品尝滋味。那些没廉耻的官吏，强行抑勒地租，遇灾不减租课，不按收成分红，多占或调换职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以至宋仁宗天圣年间，已有人喊出“停废天下职田”。 后来仁宗让晏殊和审官、三班院等一起研究是否停用。晏殊多么圆滑，这种收买“官心”的事情绝对要让皇上来，于是立刻“伏以朝廷所置职田,盖欲稍资俸给,其如官吏不务乃公,或差遣之间徇于侥竞;或横敛之际害及人民,屡致讼言。上烦听览,既有亏于廉节,复多犯于宪章所宜, ,寝停用绝奸弊,所有职田并乞纳官,依省荘例入帐拘管”，一句话，就是应该废了职田。 刚上台的宋仁宗一看这个高兴，晏殊会办事，于是“断自朕怀”，为了养廉，职田不能停，于是大获“官心”。结果转年“吏以贿败者多，恻然伤之”，就是说本来是高薪养廉，没想到这帮家伙高薪拿了，廉耻仍无。宋仁宗急眼了，结果“知棣州王涉”撞上了枪口，挨了办。 赵翼说“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大送的劫贫济富昭然若揭，可依然有宋吹狂捧臭脚，只能说你丫一个屁民，就是贱！ 明明是遗患无穷，但可笑的是北金东施效颦，毅然决然的跟进，也学宋朝给百官职田。但是很快北金就看出这次学的不对头，结果在天德二年改送官仓，按月均数，随月俸支给。 后来的元朝继续跟进，只不过吸取宋朝的职田教训，改为定额租，但是官员仗势强行涨租的现象在后期频发。 朱元璋在洪武十年也迈出了这一步，“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禄”。后来有大明皇帝（我也没查出来是哪一个），“收职田，改为折俸钞颁给”，才使这个奇葩的“职田制遂废。” “职田所以养廉也，而士大夫取之，适以启其不廉”，所谓高薪养廉，纯属一厢情愿。欲壑难填，岂是高薪能满足的？北宋前期很是杀了一批贪官污吏，震慑效果很强，自真宗上台之后，官官相护，又没有真正震慑贪吏的手段，一味依靠“养”，还要法来干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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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二年）夏四月壬寅，追尊宸妃李氏为皇太后， 至是帝始知为宸妃所生。” 大戏开演，狸猫换太子。不过这个梗太老旧了，无论是京剧还是评书，目前都不是主流，我也懒得再讲一遍，所以直接说史料吧。 宋仁宗的亲妈就是李宸妃，原来是刘娥的侍女，刘娥看真宗前面的五个儿子都早夭，自己又怀不上，于是推出了她的这个侍女，要搞一个 “代孕”工程。也是李宸妃肚子争气，很快就怀上了，这就是真宗。不仅如此，李宸妃后来还育有一女，可惜早夭。 “初, 仁宗在襁褓,章献以为己子,使杨淑妃保视之”，真宗为子取名赵受益，后来刘娥果然受益成为皇后，并按照真宗遗命“尊皇后为皇太后，军国大事权取皇太后处置”，从而垂帘听政。不过以当时刘娥在宋真宗活着时，就能矫诏削寇准的莱国公并将他连续三贬的权势，做一份太后监国的遗诏可谓小菜一碟。 刘娥刚刚临朝称制的时候，“仁宗即位,妃嘿处先朝嫔御中,未尝自异。人畏太后,亦无敢言者。终太后世,仁宗不自知为妃所出也。”。但是后来刘娥不想让李宸妃（那是还是李顺容）在宫里碍眼，所以就把她打法去给真宗守灵了。 在刘娥感觉自己已经明白了“道”的明道元年，“以真宗顺容李氏为宸妃，是日妃薨”，要说这个不是刘娥下的手，好像也太巧了。 要说刘娥，除了穿着“龙袍”进赵家的祖庙祭祀之外，好像也没对赵家干过啥出格的事。 至于对宋仁宗，不还政这点是有的，但是以宋仁宗随他爹的脾性，刘娥都做到“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不还政这个就真不叫事了。 刘娥把“姿色冠世”的王蒙正之女从皇后候选人名单里直接剔除，仁宗肯定是不爽的，可谁让刘娥是怕儿子沉溺于美色的“严母”呢，但是把这个美女给了自己的侄子当老婆就有点过分了。当然，仁宗掌权后直接就给刘德从（刘娥侄子）戴了一顶大大的绿帽子，并且最后封了王氏为遂国夫人，不知怎得，一下想到杨玉环的姐姐。 刘娥遗诏她的小姐妹杨淑妃升为皇太后，并且“与皇帝同议军国事”，虽有自保，怕仁宗清算的意思在，但是杨淑妃直接搞了个退休，不参与，所以仁宗虽然憋火，但是想爆发也没借口。 杀李宸妃一事应该也是有的，而宋仁宗正憋着刘娥遗诏的火，所以“八贤王”一到仁宗处告状，仁宗立刻就发兵围了刘家。 不过很快仁宗应该就清醒过来了，他的皇位继承毫无争议就在于刘娥的临朝称制，如果自己对刘娥反攻倒算，必然会牵扯很多法理问题。而且自己刚刚即位，看刘娥遗诏就明白，她的政治遗产已由杨淑妃继承，而杨淑妃也愿意放弃“与皇帝同议军国事”作为退让，那么刚刚亲政的仁宗借着生母“以后服殓，用水银实棺”，面目如生，赶紧下台，解了刘家的包围。 最后值得一说的就是吕夷简，三代执政，绝非幸致。 “明道元年，疾革，进位宸妃，薨，年四十六。初，章献太后欲以宫人礼治丧于外，丞相吕夷简奏礼宜从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顷，独坐帘下，召夷简问曰：“一宫人死，相公云云，何欤？”夷简曰：“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太后怒曰：“相公欲离间吾母子耶！”夷简从容对曰：“陛下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则丧礼宜从厚。”太后悟，遽曰：“宫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简乃请治丧用一品礼，殡洪福院。夷简又谓入内都知罗崇勋曰：“宸妃当以后服殓，用水银实棺，异时勿谓夷简未尝道及。”崇勋如其言。后章献太后崩，燕王为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号恸顿毁，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尊宸妃为皇太后，谥庄懿。幸洪福院祭告，易梓宫，亲哭视之，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银养之，故不坏。仁宗叹曰：“人言其可信哉！”遇刘氏加厚！” “（明道二年）秋七月丁丑，诏知耀州富平县事张龟年增秩再任，以其治行风告天下。” 这个张龟年能让宋仁宗给他加薪留任，并把他的事迹公告天下，这个劳模当的妥妥的，不过史书对他的事迹也是仅此而已。 不过他娶了一位继室是个复姓--欧阳，北宋姓欧阳的人中，当然是以《醉翁亭记》闻名于世的欧阳修了。没错，这个欧阳氏就是欧阳修的妹妹。因为张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所以象很多劳模一样英年早逝，留下了年纪轻轻的欧阳氏和前期所留一女张氏。欧阳修疼爱其妹，所以将两人接到了自己的府上，并等到张氏长大后将其嫁给了族侄欧阳晟。 这个张氏嫁给欧阳晟后颇为不甘寂寞，与家仆私通被欧阳晟送官。在开封府， “张惧罪，且图自解免，其语皆引公未嫁时事，词多丑异”。 这里先介绍一个人，杜曾，“为吏号知法”，仁宗时期的一个法律专家。因为宋袭唐律，他曾提出过一些修改意见，都最后被采用。 “国朝因唐大中制，故杀，人虽已伤未死、已死更生，皆论如已杀。夫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先王不易之典。律虽谋杀已伤则绞，盖甚其处心积虑，阴致贼害尔。至于故杀，初无杀意，须其已死，乃有杀名；苟无杀名而用杀法，则与谋杀孰辨？自大中之制行，不知杀几何人矣。请格勿用。” 说白了就是唐律规定，有杀人意，无论杀死没杀死都算成杀人。而杜曾认为“故杀”和谋杀不一样，谋杀是蓄谋杀人，而故杀是激情杀人，所以“故杀”没杀死人就不该按照杀人算，个人觉得这一点更接近现代人思维。 另外杜曾还说“近世赦令，杀人已伤未死者，皆得原减，非律意。请伤者从律保辜法，死限内者论如已杀，勿赦。”就是杀人当场没死一律减罪，这个不对。应该按照保辜法执行。即根据伤人方式而设定受伤者的观察期时间，观察期死亡视同伤人致死。 不过这位法学专家，被欧阳修 “如论杜曾家事，通嫂婢有子，曾出知曹州，即自缢死”，所以这次欧阳修被别人捅出和外甥女的丑事，故一时哗然。 因当时欧阳修提出了朋党论，负责此案的军巡判官孙揆不想参合党争，“止劾张（张氏）与谏（陈谏，那个家仆）通事，不复支蔓。”这个时候有位御史出手了，当然，御史嘛，可以风闻奏事，所以钱明逸直接就怼出一首词作为证据了。 江南柳，叶小未成荫。人为丝轻那忍折，莺嫌枝嫩不胜吟。留着待春深。 十四五，闲抱琵琶寻。阶上簸钱阶下走，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 这首望江南中的“簸钱”游戏恰好是北宋七岁左右女孩玩儿的游戏，而欧阳修自辩时说张氏来时只有七岁。 于是，户部判官苏安世被安排复查此事。苏安世根据张氏的前后画押口供，整理出一个案宗，对欧阳修很是不利。仁宗有杜曾的前车之鉴，知道欧阳修要是和外甥女的的奸情被定了，不死也得自杀，于是赶紧派亲信宦官王昭明下来督察。 王昭明见了苏安世的卷宗，直截了当，“昭明在官家左右，无三日不说欧阳修；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恶，异日昭明吃剑不得。” 苏安世一听就明白了，“竟不敢易（孙）揆所勘，但劾欧公用张氏资买田产立户事奏之”。要命的事就不提了，但是欧阳修挪占了张氏的钱买了田产，名字都是他妹妹的，这个虽然有亏私德，但是不致命，至少也算干活了。 谁成想钱明逸不干了，再次找出欧阳修的一首醉蓬莱，继续没完没了。 见羞容敛翠，嫩脸匀红，素腰袅娜。红药阑边，恼不教伊过。半掩娇羞，语声低颤，问道有人知么。强整罗裙，偷回波眼，佯行佯坐。 更问假如，事还成后，乱了云鬟，被娘猜破。我且归家，你而今休呵。更为娘行，有些针线，诮未曾收啰。却待更阑，庭花影下，重来则个。 结果仁宗快刀斩乱麻，直接把欧阳修“降知制诰、知滁州”，苏安世“降殿中丞、泰州监税”，王昭明“降寿春监税”，草草了结了此事。 欧阳修因为一场大水搞了狄青，所以他因为两首词让人搞也是天理循环，后来他的小舅子又说他扒灰，这前后两次伦理道德问题实在配不上提出“人本”的儒教“一代道宗”之名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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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二年）十一月癸亥朔，薛奎罢。” 作为刘娥信任的两府人员至此全部更替完成，薛奎还好，属于确实因身体原因而下台的。 薛出油作为北宋名臣，可以算是每到一处造福一方，不过他让人印象最深的是榜下捉婿，捉了个状元王拱辰，后来薛三姑娘病逝，薛奎又把薛五姑娘嫁了过去，这让三婚娶了薛四姑娘的欧阳修很是不忿，也就有了那句“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 薛奎虽然有五个女儿，奈何就一个儿子还早夭，不得不让从子薛仲儒承嗣香火，谁想到这哥们儿后来整的欧阳修吐血。 这个薛仲儒与欧阳修原来是关系很不错的朋友，欧阳修和薛四姑娘的婚事也是他在中间穿针引线，婚后幸福的欧阳修还给薛仲儒写信，“室中骤过僻陋，便能同休戚、甘淡薄，此吾徒之所难，亦鄙夫之幸也。” 谁料到天意弄人，后来这位欧阳修的小舅子居然出首欧阳修扒灰，任谁也想不到。 当时有御史蒋之奇直接就上书宋神宗了，结果欧阳修也上札子要求还他清白。宋神宗就把这个事情挂起来，想着等事情变凉再处理，谁想到欧阳修这次真急眼了，连上九道札子要求给说法，他的亲家，也就是扒灰案的女主的爹，吴允也急眼了，跟着一起上札子给神宗。不过除了他俩，再也没人在神宗面前对这事说一句话，别忘了，那时候欧阳修可是副宰相啊，可见他的这些同事的态度了。 宋神宗的屁股当时坐的有点歪，声明自己要亲查此事，殿上理论。如此，薛仲儒就明白了，只要上殿，无论是否，他的政治生命就结束了，于是直接就给拒了。蒋之奇可不想被架在火上烤，于是准备先抓住薛仲儒，不过那哥们儿也不傻，先撤了。 神宗直接问蒋之奇咋整，结果蒋之奇说这是另一个御史彭思永和他说的。其实看蒋之奇后来的表现，无论对辽还是西夏，丝毫不见懦弱，而且最后在枢密使的位置上也能算是尽责吧，这个时候可能是太年轻，有点失措了。 彭思永倒是硬气，直接就是“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摆明了怕欧阳修迫害证人，最后被逼不过直接“年老昏缪,不能记主名”，硬是不说。而且提出御史可以风闻奏事，搞得神宗也是扎手。 最后是蒋之奇贬为监道州酒税、彭思永贬为知黄州,而宋神宗“出榜朝堂,使内外知为虚妄”，不过有句话叫越描越黑，所以为什么需要出榜安民，只能是智者见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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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二年十一月）壬申，诏净妃郭氏出居于外，美人尚氏入道，杨氏安置别宅。” 宋仁宗比较懦弱，好孩子形象满满，所以后宫始终搞不太定。年青时本有一个陪在身边的美人张氏，皇后海选中还有个一见钟情的王氏，奈何惹不起刘娥，所以皇后最终花落郭家。结果搞得青梅竹马的张美人郁郁寡欢，早早离世。 实话说，有刘娥在，仁宗还是很老实的，结果刘娥一死，仁宗没了紧箍咒，立刻就野马脱缰。还好杨太后是看着仁宗长大的，对仁宗那点起子心知肚明，所以在明道二年八月就安排后来的曹皇后入宫了。而且不出杨皇后所料，刘娥死后不到一年，那个选美时和仁宗一见钟情，后来被刘娥嫁给了她侄子的王氏，就开始频频入宫，最后被封为了随国夫人。而且仁宗还“追册美人张氏为皇后”并“废皇后郭氏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居长宁宫”。 这个郭皇后也是个胸大无脑的，刘娥在，郭是刘娥选中的，而且对刘娥也巴结的好，地位自然稳如泰山，宫中肃然。可是刘娥已经死了，这姐们儿还按照以前的做派行事，谁还鸟你。所以又一次以势压人，在仁宗在侧时痛骂尚美人，结果尚美人仗着仁宗宠爱还了嘴，郭皇后心中不忿上来就动手，或许是误中副车，或许是仁宗平时懦弱，直接对他招呼的，总之就是仁宗脖子上都留下了被打的痕迹。仁宗本来就在找茬，于是抓住机会就把郭皇后给废了。 为啥说是找茬呢，因为仁宗后来又挨打了。“仁宗后宫余尚二美人，争宠相詈。上闻，亲往和解之，忿恚至触玉体”，以至“上不怿，归卧寝，命皇后治之”。这个和郭后被废的原因有啥区别，所以曹皇后“后命左监于广福禁院，以赐死闻”，但是仁宗“上笑而起，终身不问”。 废了郭皇后，仁宗想着杨太后不是刘娥，所以皇后的事情也没顺着杨太后，而是先一门心思自己玩嗨了再说。于是“是时，尚、杨二美人方有宠，每夕并侍上寝，上体为之弊，或累日不进食”，后来发展到“始上不豫，侍醫數進藥不效，人心憂恐”。后来连远在南京的泰山学院创始人石介都给仁宗上折子说三皮的事，仁宗也知道自己玩脱了，就把两个美人打发了。 宋仁宗后宫的事情比较多，还挺乱，仁宗既给别人戴了绿帽子，也让别人给他戴了绿帽子，而且四个侍卫喝完酒就翻墙杀进皇宫的事情最后居然不了了之了等等不一而足，看到的时候再扒皮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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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祐二年）秋七月戊申，废西京采柴务，以山林赋民，官取十之一。” 宋朝办“务”就这德行，整个营田务，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费，这个采柴务也一样，劳民伤财，效率低下，最后只能费了。 不过北宋当时也确实赶上了“能源危机”，尤其是东京汴梁，人口众多，平时烧火做饭所需薪柴就是一个大数字，等到了冬天需要取暖的时候，那更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旧的薪柴模式已经跟不上需求了。仅宋仁宗时期，就有庆历四年正月，“京城积雪，民多冻馁”，嘉祐四年“自去年雨雪不止，民饥寒死道路甚众”，有的描述是“今自立春以来，阴寒雨雪，小民失业，坊市寂寥，寒冻之人，死损不少，薪炭、食物，其价倍增”，最狠的描述是“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皆称因为贫寒，自求死所，今日有一妇女，冻死其夫，寻亦自缢，窃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胜数”。 “能源危机”在宋真宗时，已经把挖人家坟上的树开始定罪了，“历代帝王陵寝申禁樵采，犯者所在官司并论其罪”，而且严禁“岁伐桑、枣鬻而为薪”。宋仁宗时，已经开始严刑峻法了，“祖宗时重盗剥桑柘之禁，枯者以尺计，积四十二尺为一功，三功以上抵死”。宋神宗时，薪柴的主要渠道基本已经枯竭，“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太半皆童矣”。 所以北宋不得不开始寻找能源的替代品，这就是石炭，现代人称之为煤。其实煤在我国出现的很早，据说考古发现在新疆，3000多年前就有使用煤的痕迹。我知道的是汉朝的冶铁有使用煤的痕迹，但很是稀少，北宋开始中国大规模在民生和手工业中使用煤炭。这一点不仅有宋代作坊的遗迹，也有宋代煤窑的遗迹可以佐证。 但是目前掌握的北宋大规模使用煤，有两个时间上的判断，一个是宋神宗熙宁年间，一个是赵佶的崇宁年间。当然，无论是这两个里的哪个时间都比较打小日本的脸，因为他们的研究一直说北宋从开始就用煤了。 这个就不多说了，记得后面在宋神宗的时候，一年的铜产量都要一两千万斤，这个靠木柴、木炭肯定是不可能了，但是就算是石炭，我也觉得数字可疑，反正看到那里时还要些时间，我接着找证据，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说到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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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元元年十二月）丙寅，鄜延路言赵元昊反。” 李元昊早在景祐四年七月贺兰山会盟时就已经公开讨论称帝了，顶在最前沿的鄜延路这情报工作也是牛逼了，居然在17个月之后确认此事，北宋的军事情报就这操行。 当时的知延州郭劝就是一个SB，《宋史 郭劝》记载“马季良自贬所求致仕，朝廷从之。劝言：‘致仕所以待贤者，岂负罪贬黜之人可得，请追还敕诰。’”马季良被贬官，在被贬的地方要求退休，朝廷同意了，这个货却认为被贬的官就不能退休。 当然，最早说郭劝是SB的人叫富弼，是因为山遇惟亮投宋一事。“其一心向化，为庸奴所败，遂致身死族灭，遇亦穷矣！” 这里的“庸奴”一般都翻译成郭劝，其实理解成宋仁宗也说得通。而“其”和“遇”指的这个人就是山遇惟亮，也称嵬名山遇。李元昊的从父，西夏的左厢监军，他弟弟是右厢参军。 山遇惟亮极其能打，他是凭借战功成为西下的军政大臣，而且是著名的亲宋派。李元昊想称帝，自然要把有不同意见的实权派山遇惟亮给拿下，山遇于是准备投宋，他弟弟还劝他“南朝无人，不知兀卒所为，将不信兄，兄必交困。”难怪山遇惟永能在哥哥是军方大佬的情况下，自己也能成为另一个军方大佬，见识真的不一般，对北宋的判断也是一语中的。 山遇正式出奔之前，也是安排心腹联系“遣人持诰敕诣金明巡检李士彬所”，这个李士彬就是北宋名将李继周的儿子，也是党项人，被称为“铁壁相公”。 象山遇惟亮这样的西夏军方大佬投降，必然是要汇报到宋仁宗，并按照授意来处理的，但是从后续所有相关记载来看，此事到了郭劝手里就停了，是郭劝和手下的兵马钤辖李渭一合计，就是李元昊他爹李德明纳贡以来，咱们就没收流过党项人，不能为了山遇惟亮坏了规矩，于是就安排人把山遇惟亮一行20多人给李元昊送回去了。 后果可以预料，李元昊知道此事后，第一反应就是说，宋朝怕我。山遇惟亮是万箭穿身，西夏自此也都和李元昊一心，谁也不敢和北宋再凑近乎。以至北宋投降西夏的，纷纷得以重用，而西夏再无高官来投。 想想郭劝后来的履历，李元昊称帝，他被降为兵部员外郎，后来母逝丁忧，“起复，知凤翔府，寻复待制。召权户部副使，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滑州，再迁兵部郎中，徙沧州，又徙成德军。召为翰林侍读学士，复判流内铨，改左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 牛逼不？好来还要迁给事中，自己辞不受了。到老了要致仕，“三上不得谢，赐银使市田宅。” 这件事教育我们，北宋在军事上频频失败，有制度的问题，但是北宋皇帝的懦弱平庸也绝对是决定性的问题。另一点就是，嘴紧是有好处的，当时可能吃点亏，但后来还是会得益的，当然，宋仁宗执政的时间也足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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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元二年）三月丁未，铸皇宋通宝钱” 皇宋通宝分南北宋，北宋仁宗铸造的九叠篆属于古泉大珍，现在要个几十万才能拿下，不过南宋理宗的旋读款皇宋通宝还要再翻一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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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元二年五月）己亥，禁皇族及诸命妇、女冠、尼 等非时入内。” 这条内诏之所以下，也是宋仁宗让韩琦怼得狠了。 “……自太后垂帘之日，始有假托皇亲，因缘女谒，或于内中下表，或但口为奏求，是致侥幸日滋，赏罚倒置。唐之斜封，今之内降，蠹坏纲纪，为害至深。乞特降诏谕，今后除诸宫宅皇族有己分事方许内中奏陈，自馀戚里家及文武臣僚或有奏请事，并令进状，更不许内中奏陈，犯者重贬，则圣政无私，朝规有叙矣。” 其实宋仁宗也是知道这些事情的，只是宋朝的皇帝大多没有个恒心毅力，什么事情都坚持不下来。 就像这个防止干求请托，这次诏书之前的明道二年（1033）四月，宋仁宗就下诏“内外毋得进献以祈恩泽,及 缘亲戚通章表。若传宣有司,实封覆奏,内降除官,辅臣审取处分。” 这次诏书之后，康定元年（1040）十月，“自今内降指挥与臣僚迁官及差遣者,并令中书、枢密院具条执奏以闻。” 皇祐二年（1050）九月，“自今内降指挥,百司执奏毋辄行。敢因缘干请者,谏官、御史察举之。” 嘉祐二年（1057）十二月，“学士院承内降处分,自今并以关白中书、枢密院施行。” 刘娥死后，宋仁宗亲政约30年，一共下诏5次，每次都是下了诏就消停一段，然后就变本加厉的继续开始，循环往复。就这一个严禁后宫请托，办起来也是有心无力，一个皇帝就这能力，也只能得个妇人之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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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定元年春正月，元昊寇延州，执鄜延、环庆两路副都总管刘平、鄜延副都总管石元孙。” 这就是西夏定国三战中的第一战，三川口之战，虽然此战夏胜宋败，但是刘平、石元孙是以少击多，在被队友出卖，军队溃退后，依然组织抵抗，缠战三天，最终被俘的英雄好汉。 宋朝三川口之战打输了其实不冤枉，看看这之前，李元昊和宋仁宗都干了什么就知道输赢了。 景祐四年七月贺兰山会盟，李元昊与诸部落首领讨论建国。随后西夏军政大臣山遇惟亮来投，“山遇手掌西夏军政，其初至延州时，即言元昊精兵才八万人，余皆老弱不堪战斗，盖深悉国中虚实者。”当时的知延州郭劝受诏不纳，使人押送山遇一行20多人给李元昊屠戮。此后西夏高层统一思想，再无亲宋派，西夏高层也不敢再行投效。 宝元二年夏四月乙丑，宋仁宗 “放宫女二百七十人。”我估计看到这里，大部分人都没感觉这与宋夏战争有啥关系，因为你我不是李元昊。同时，当我们看完这一段，我们就又从历史中学到了。 “初,仁宗放宫人二百七十名,悉任所之。元昊阴以重币购得数人,纳诸左右。于是,朝廷刑赏宫闱阴事,纤悉具知。” 除了对于宋朝皇庭的刺探，对于边境，李元昊更是侦缉四出，“元昊使人往来中国,熟悉边臣因循之势,久思攻取河东。” 除了用谍，李元昊也不愧是一时枭雄，由于常年征战，对于战争的理解绝非宋仁宗、夏守赟和范雍可以比拟的。 三川口之战又名延州之战，李元昊的目标就是夺取延州，而延州之北的金明寨是延州屏障，不取则不能取延州，金明寨的守将就是同为党项人的北宋名将李继周之子，被称为“铁壁相公”的李士彬。 由于李士彬凶悍敢战，李元昊对付他想了不少办法，先用的是离间计，被当时知枢密院事夏守赟的儿子夏随识破。再用招降计，被李士彬直接宰了使者。 于是李元昊先对知延州的范雍用瞒天过海计。“是岁，元昊遣衙校贺真来见范雍，自言欲改过自新，归命朝廷。雍喜，厚礼而遣之，凡先所获俘枭首于市者，皆敛而葬之，官为致祭。真既出境，虏骑大入，诸降虏皆为内应。” 后又对李士彬用诈降计，本来李士彬是要把这些来投的西夏兵送到南方安置的，结果知延州范雍命就地安置，这是后来丢掉金明寨的一大关键因素。“元昊诱士彬不得，使蕃部诈降。士彬白知州范雍，请徙置南方，雍不可，赏以金帛，令隶麾下。于是降者络绎，分置诸寨甚众。” 李元昊如此还不放心，又对李士彬使了骄兵之计。元昊又令将士与士彬遇，辄不战而退，曰：“我等闻‘铁壁相公’名，莫不胆坠地也。”士彬闻之，气益骄。 最后，李元昊又使了声东击西之计。“正月初，还屯华池，寇又声言由保安来。雍俾怀德壁承平，部署元孙、钤辖德和屯保安以御之。” 这一套连环计使下来，宋军兵力已经分散，延州城内兵力所剩不多。此时，李元昊对金明寨用兵，李士彬真还没怕，把家属送延州，自己就准备带兵和李元昊硬钢了。但是凌晨李元昊攻寨，诈降的西夏兵于此时作乱，导致李士彬最终被李元昊割了耳朵。 最可笑的是范雍，被李元昊迷得晕晕乎乎，等李士彬的家眷都到了延州城，范雍居然仍不信李元昊会反。但是当他一旦确认李元昊反了，立刻再出昏招，传令各路急赴延州城下。哎，延州城坚，范雍不顾，又给了李元昊围点打援的机会。 感觉写了不少，但还意犹未尽，太晚了，有时间再把三川口这一仗补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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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了范雍的“急脚”求援，刘平和石元孙正好在一起，于是两军急赴延州，刘平“义士赴人之急，蹈汤火犹平地，况国事乎”，“平素轻敌，督骑兵昼夜倍道行，至万安镇。平先发，步军继进，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营，遣骑兵先趋延州争门。” 这里说两点，一点是说刘平轻敌有些过了，平地数寸雪，两天走了四十里，这个速度应该算是正常的警戒行军。以李元昊的智勇，如果刘平真是星夜行军，李元昊难道不懂各个击破？又怎会等到刘平五路合兵，再行攻击呢？ 第二点是关于“遣骑兵先趋延州争门”，这是有两种说法的，一种是说刘平主动派遣，为了让城中知道援军已到。另一种就又是狡猾的李元昊的计策了，“寇伪为雍使，督平进，且曰：‘寇已至，道隘，宜单骑引众。’平信之。寇稍翦取，亡数指挥，乃寤。” 刘平和石元孙考虑自己兵少，“诘旦，步兵未至，平与元孙还逆之。行二十里，乃遇步兵，及德和、万俟政、郭遵所将兵悉至，将步骑万馀结阵东行五里，与敌遇。”这里的后三位就是“时鄜延都监黄德和，巡检万俟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还为援，平与之合步骑万余。” 这时刘平带领的一万多人和李元昊的八万多人正式隔河对垒，“平与敌皆为偃月阵相响。”后来占据优势兵力的李元昊渡河而来，宋军开始半渡而击。“有顷，敌兵涉水为横阵，郭遵及忠佐王信薄之，不能入。”“遵以裨将属刘平，遇敌，驰马入敌阵，杀伤数十人。敌出骁将扬言当遵，遵挥铁杵破其脑，两军皆大呼。” 宋军中的郭遵和王信都是勇将，王信后来在三川口之战中活了下来，成为了西军名将。 于是“官军并进，杀数百人，乃退。” 第一次交锋，宋军小胜，第二次，李元昊吸取教训“敌复蔽盾为阵”。刘平亲自上阵，“平左耳、右颈中流矢”带伤不退，“官军复击却之，夺盾，杀获及溺水死者几千人。” 这时，宋军再次出现了“战士上首功及所获马，”刘平“战方急，尔各志之，皆当重赏汝。”西夏兵趁宋军此时阵势松散，用轻骑兵突击。“虏薄西南隅，兵不得成列”，这时神卫都头卢政“引数骑挑战，发伏弩二百射却之。”卢政也是三川口未死，后来的北宋名将。 但是受到了轻骑兵的冲击，宋军大阵还是“官军引却二十步”。本来是宋军军弱，但是前期略占优势，但是因为这个后退导致了转折点的到来，后军的黄德和怯战先遁了。刘平急忙派他儿子刘宜孙去拦黄德和，刘宜孙执辔语曰：“当勒兵还，并力抗敌，奈何先奔？”奈何黄德和不从，结果众军皆溃。 这时郭遵“遵奋击，期必死，独出入行间。军稍却，即复马以殿，又持大槊横突之。敌知不可敌，使人持大絭索立高处迎遵马，辄为遵所断。因纵遵使深入，攒兵注射之，中马，马踠仆地，被杀。”郭遵是条硬汉子，宋仁宗还算有良心，对郭遵的父母妻女，两个弟弟，四个儿子全部进行加官封赏，郭遵的两个弟弟中，就有一个是后来的名将郭逵。 郭遵玩儿命的时候，刘平在干啥？“平遣军校杖剑遮留士卒，得千余人。”刘平和石元孙就靠着一千多人继续和李元昊死磕了三天，“转斗三日，贼退还水东。平率余众保西南山，立七栅自固。” 这时，李元昊再使一计，“复使人伪为戍卒，递文移平，平杀之。”找到了宋军大将的准确位置，西夏军进行了斩首行动。“夜四鼓，敌环营呼曰：‘如许残兵，不降何待！’平旦，敌酋举鞭麾骑，自山四出合击，绝官军为二，遂与元孙皆被执。” 最后刘平不降，病死西夏。石元孙在宋夏和议后回到北宋，被上奏“不死行陈,系缧以还,国之辱也,不斩无以厉边臣。”宋廷本来以为刘平是战死阵前的，于是对刘家也是大加封赏，后来得知刘平被俘，于是开始诟病。郭逵是真英雄，难道刘平和石元孙就不是好汉了吗？ 刘平有一个小儿子就是刘景文，他和苏轼关系不错，苏轼还特意写过一首诗《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原来只记得后两句，此时再品味苏轼的前两句，滋味深厚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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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浴血死战，硬刚李元昊的主力，导致西夏军在获胜后已成强弩之末，加上许怀德偷袭李元昊后率军入延州城，折继闵和王仲宝在西夏境内捣乱，以及持续的降雪，李元昊面对延州坚城，不得不选择退兵，至此三川口之战或者说延州之战结束。 按照惯例，战后总是要总结的嘛，该赏的赏，该罚的罚，该背锅的背锅，赏罚不明是大忌。三川口之战也是如此，该战虽然没有丢失延州，但是以刘平为首的多名将领和他们率领的部队的损失，对于北宋来说也是痛彻心脾。 于是，三川口之战失利的直接责任人是谁？刘平等联军已经进抵延州城不足十里，为何城内没有里外夹击，责任人是谁？这两个问题就摆在了北宋朝廷的面前。第一个问题比较有名，史称“黄德和案”，就是黄德和逃回来后直接就说刘平投降西夏，所以把宋军给坑了。 为此，刘平的家眷可是差点就都给下了狱的，后来用了大半年，河东都转运使王沿上奏，“访闻延州有金明败卒二人自贼中逃还,云平等皆为贼缚云,平在道不食,数骂贼云:‘狗贼,我颈长三尺馀,何不速斩我。’” 卢政也在宋仁宗面前作证，“政脱身归，黄德和诬平降贼，仁宗引政问状，政言：‘平被执，非降也。’”此事才算了结，黄德和在河中府直接腰斩了，然后尸体在延州又被割下脑袋挂在了城门上，以告慰三川口之战的死难英灵。可是关于为何不援救刘平一事，就出现奇葩了。 与黄德和这个死太监一样，同属于中官的隣延钤辖卢守勤说延州通判（延州二把手）计用章和都监李康伯“临敌畏缩，有乞和退兵之意”。而另一边的计用章则说卢守勤托病不出兵。宋仁宗肯定是没有能力来判断对错的，于是把此事扔给当时在河中府忙黄德和案的殿中侍御史文彦博了。 无论文彦博后来怎么牛逼，当时可是比较丢人的。“时内侍用事者，多为守勤游说,即改除守勤陕西钤辖”，“而流用章岭南”。号称与皇帝共天下的士大夫一下就急眼了，知制诰叶清臣先开的火，然后一批人跟进。 其中富弼说的够狠，“卢守懃、黄德和皆中官,怙势诬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狱。枢密院奏方用兵,狱不可遂。”“臣附下罔上,狱不可不竟。” 迫于压力，宋仁宗“降鄜延钤辖卢守勤为湖北都监,安抚都监李康伯为均州都监,通判延州计用章除名、配雷州。” 看到这，估计所有人都会有一个疑问，谁都在说话，作为延州一把手的范雍咋不说话呢？ 对于范雍，宋史中有很多政绩，我个人觉得什么烧皇宫之类的华而不实，反倒是他在天圣三年担任陕西安抚使的时候，提出了对于蕃部中人，“罪轻者”“罚铜”，为后来以“汉法”治理蕃部打下了基础，功莫大焉。 但是在三川口之战中，范雍的表现已经快等于SB了。王称的《东都事略》中恰好也有计用章传，苏轼的《富弼神道碑》等，都直至指此事背后是范雍陷害计用章。基本就是范雍被吓尿了，想派李康用去找李元昊讲和，李康用打死也不去。 这个事情最最奇葩的是，后来卢守勤和计用章都官复原职还得到升迁了，也就是说三川口之战不救援刘平一事，他俩都没有错，所以北宋的赏罚只能呵呵了。 三川口战后，蕃部基本与北宋离心。另一个副作用，延州被围，救援神速，之后被围的就只能自认倒霉了，甚至有被围了半年，谁也不去救，导致寨子被打破的奇葩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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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能够建国就是一个奇迹，但凡赵光义祖孙三代有一个对外有点能力的都不会出现。从后唐五代开始，中原政权就依靠“以蕃治蕃”控制着统称西戎的后来西夏国影响的地区。 在周世宗的时候，朝廷封赏了折家，李家不高兴了，不许折家从他们的地盘上过，群臣都认为李家大折家小，不好难为李家，只有周世宗力排众议，派人警告李家，结果李家连个屁都不敢放，立刻老实了。 在宋太祖时，夏州的李彝兴为了避讳赵二胖他爹的讳，生生把自己的名字从李彝殷改成了李彝兴，而且又是送马又是送牦牛，很是巴结。 等到了赵光义，慑于北宋的武力，当北宋攻灭北汉的时候，李继筠（李彝兴的孙子，当时的定难军之主）派兵渡过黄河协助宋军。可惜李继筠命短，死的时候孩子太小，于是他的幼弟李继捧上位，这下他的那些叔伯大爷可就不干了，举兵反叛的，上书朝廷的，反正就是种种不服。 这时的赵光义已经输了高梁河之战，同时也把世代镇守朔方的冯继业给扣在了开封。看到李继捧家族内乱，一心想证明自己的赵光义要求李继捧进京。李继捧也够狠，一看大势已去，收拾收拾就去了开封，本着我得不着，你们谁也别想得着，见了赵光义就把祖传的四州八县献了出来。高梁河车神美的都冒了鼻涕泡了，终于能超越他哥了，于是让李继捧五服之内的亲戚都到内地来，导致这些任职州县的实力派全都离开。 后果大家就都知道了，李继迁横空出世，大打悲情牌，以祖宗为汉人卖了死命，得到的地方又被收回，联合众蕃对抗北宋。赵光义玩儿驴车漂移逃跑还行，玩儿外战就是一个SB，最后让带着几十个人的李继迁发展壮大，并且在他儿子宋真宗时把夏、银、绥、宥、静等五州又还给了李继迁。 实际上中原王国在西域拥有广大的拥趸，而西夏始终处于北宋和回鹘、吐蕃的夹击下，包括李继迁也是被吐蕃潘罗支给搞死的。而且西夏贫穷至极，对于日用品，更是仰中原之鼻息，商榷一断，西夏势难持久。最要命的是西夏产粮地有限，而横山之外的洪、宥是西夏的主要产粮地，夺下这两州，西夏就只能吃沙子了。 最关键的是横山山脉，这是一道天然的长城，就是因为横山山脉一直处于西夏的掌控，所以北宋不得不在鄜延、环庆、泾原、秦陇四路都重兵严防。神宗讨伐西夏的失败，其实主要就是补给线过长，后勤跟不上。而最终哲宗差点搞死西夏，也正是因为北宋已经掌握了横山山脉，自此反客为主。 宋仁宗对付李元昊，最好的办法就是集结鄜延、环庆、泾原、秦陇四路并招募蕃汉弓手，以20万为限，兵分两路，缓步推进，拿下横山山脉和洪、宥两州。而这样的战斗，宋军的补给线只需要维持200里，甚至极端一点，可以裹粮而战，如此，李元昊就只能窝在沙漠里面吃沙子了。 怎么样，我这个分析有没有点军事家的水准？别见笑，哥儿们这也是抄的，抄的是前面一直在说的那个刘平的，后面贴一下人家的原文。多说一句，夏竦虽是五鬼之一，但是他也提出了对西夏的“十策”（这个就不贴了），虽然稍显保守，但是宋仁宗真能照此执行，也不会再有后面的好水川和定川寨的惨败了，奈何宋仁宗也随他爷爷，有点拎不清。 “五代之末，中国多事，唯制西戎为得之。中国未尝遣一骑一卒，远屯塞上，但任土豪为众所伏者，封以州邑，征赋所入，足以赡兵养士，由是无边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惩唐末藩镇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赋入，自节度以下，第坐给奉禄，或方面有警，则总师出讨，事已，则兵归宿卫，将还本镇。彼边方世袭，宜异于此，而误以朔方李彝兴、灵武冯继业一切亦徙内地。自此灵、夏仰中国戍守，千里运粮，兵民并困。 其后灵武失守，而赵德明惧王师问罪，愿为藩臣。于时若止弃灵、夏、绥、银，与之限山为界，则无今日之患矣。而以灵、夏两州及山界蕃汉户并授德明，故蓄甲治兵，渐窥边隙，鄜延、环庆、泾原、秦陇所以不能弛备也。” 今元昊嗣国，政刑惨酷，众叛亲离，复与唃厮啰构怨，此乃天亡之时。臣闻寇不可玩，敌不可纵。或元昊不能自立，别有酋豪代之，西与唃厮啰复平，北约契丹为表里，则何以制其侵轶？今元昊国势未强，若乘此用鄜延、环庆、泾原、秦陇四路兵马，分两道，益以蕃汉弓箭手，精兵可得二十万，三倍元昊之众，转粮二百里，不出一月，可收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縻之以职，自防御使以下、刺史以上，第封之，给以衣禄金帛；又以土人补将校，使勇者贪于禄，富者安于家，不期月而人心自定。及遣使谕唃厮啰，授以灵武节度，使挠河外族帐，以窘元昊。复出麟、府、石州蕃汉步骑，猎取河西部族，招其酋帅，离其部众，然后以大军继之，元昊不过鼠窜为穷寇尔，何所为哉！ 且灵、夏、绥、银地不产五谷，人不习险阻，每岁资粮，取足洪、宥。而洪、宥州羌户劲勇善战，夏人恃此以为肘腋。我苟得之，以山为界，凭高据险，下瞰沙漠，各列堡障，量以戎兵镇守，此天险也。庙朝之谋，不知出此，而争灵、夏、绥、银，连年调发，老师费财，以致中国疲弊，小丑猖獗，此议臣之罪也。 今朝廷或贷元昊罪，更示含容，不惟宿兵转多，经费尤甚。万一元昊潜结契丹，互为掎角，则我一身二疾，不可并治。必轻者为先，重者为后，如何减兵以应河北？请召边臣，与二府定守御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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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定元年六月）乙未，南京鸿庆宫神御殿火。” 宋朝的南京就是应天府，现在的河南商丘。宋太祖在后周是归德军节度使，驻防宋州，视为龙兴之地，所以篡国后以宋为国号。而又由于宋太祖受尊号“应天广运仁圣文武至德皇帝”，所以宋真宗取前两个字“应天”，升宋州为应天府，后又升为南京。 再有就是尧的火正阏伯受封于商丘，也就是宋州，所以宋德火，也称“炎宋”这也是赵九妹建炎年号的隐意。 至于鸿庆宫，其实就是原来的圣祖殿。景德三年，宋真宗四处滥建，到了南京，建行宫归德殿，又在鸿庆宫旁建神御殿。当然了，宋真宗也干了点好事，“宋初时天下有四大书院，应天书院为首”，也是这时宋真宗给升格的，晏殊和范仲淹可都在这战斗过。 宋真宗虽然不要脸，嫌把宋太祖和他爹赵光义的画像放到神御殿里不过瘾，但把自己的画像也放进去，还是放不下身段。但是诏书里“朕躬朝涡水，茂集蕃禧；旋幸平台，缅怀积德。想清都之锡类，庆鸿绪之无疆。奉真像以颙昂，建灵宫以曲密。洪惟二圣，敷佑万方，故当陪仙御于福廷，俨宸仪于恭馆”这酸溜溜的味道，他老婆自然是懂得。于是刘娥垂帘时就把宋真宗的画像也加了进去，号称三圣，也就是北宋神御殿又称为三圣殿的由来。 这次着火，损失不小，侍御史方偕“偕引汉罢原庙故事，请勿复修”。宋仁宗也是答应了“别建斋殿供养”。不过“庆历增币”那么丢人，不打仗省下的钱赶紧给脸上刷刷颜色，所以庆历六年“又诏重修三圣御容殿”，修好后还有一种人是写诗写赋欲以庆祝。 不过这个方偕后来在“赵振逗挠不出救”一案中，为赵振解脱“兵寡不敌，苟出以饵贼，无益也。”话虽不假，但是5个月不出救。赵振傻了吗不请增兵，范仲淹不派兵，自然救不了了，我虽佩服文正公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但是这个见死不救还是有的。所以这个方偕官官相护的意思也很明显的，宋仁宗难得糊涂，所以北宋外战一仗打得不如一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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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定元年八月）戊申，夏守赟罢，以杜衍同知枢密院事。” 夏守赟是出了名的没本事，他起家的底子群臣都知道，所以无论文武，都没得人拿他当事。 夏守赟是宋真宗还没当上太子时身边的卫士夏守恩的弟弟，因为幼而孤，所以就在宋真宗的外舍住下来了，而且宋真宗的乳母也很疼这个小孩。后来宋真宗当了太子，他就成了宋真宗的跟班。 他本人其实没干出啥事，能留下一笔的是“康保裔与贼战，没，部曲畏诛，声言保裔降贼，密诏守赟往察之。守赟变服入营中，廉问得状，还奏称旨。诏恤保裔家，以守赟为真定路走马承受公事。” 注意到没有，回来汇报的情况是“称旨”，TMD，就是说汇报的内容是不是实话没讲，但是符合上意是真的。 康保裔的事情发生在咸平三年，那时傅潜是镇（石家庄正定）、定（河北定州市）、高阳关（保定高阳县）三路行营都部署，康保裔是高阳关都部署，范廷召是定州行营都部署。 当时辽圣宗亲征，号称十万铁骑，宋真宗刚上台也没怂，北巡大名府，结果他爹重用的私党，北宋北方战线的最高指挥官傅潜却怂了。当时拥兵八万的傅潜“畏懦无方略，闭门自守”，任契丹铁骑劫掠河北，甚至最后都过了黄河。最后宋真宗实在看不下去了，派高琼单骑换帅，把傅潜全家都给流放了。 这次战争的开胃菜是在保州打响的，“潜（傅潜）遣（三路都押先锋田绍斌）与石普（保州兵马钤辖）并戍保州，普（石普）阴与知州杨嗣议出兵击讨之”。结果“及夜，普、嗣未还”，田绍斌估计这两个家伙贪功出事了，于是整兵去救，发现“普、嗣果为贼所困”，而且“颇丧师众”。好在两个人也是好汉，一点没怂，“及绍斌至，即合兵疾战，获一百四十余人” ，还整了个反败为胜。 田绍斌虽然赢了，但是他老于军事，知道这次契丹来势很猛，所以“绍斌三驰书于潜”，很是提醒自己的主官不要轻敌，“边众大至，但列兵唐河南，背城与战，慎无穷追”。谁想到“潜性巽懦，闻之益不敢出”，最后傅潜挨办，还“词逮绍斌”，田绍斌因此还被下狱免官，吃了瓜落。 后来辽军虽然也有攻城略地，但是在遂城（衡水武强县）被杨六郎（杨延昭）将城墙泼水结冰，抢了不少的兵械，在中山让王忠汉很是追击了一番，最最最关键的是宋真宗到大名府了，而且催傅潜出兵迎敌。 如果说傅潜全错了，我觉得也不全对，至少曹彬、潘美让契丹人削的找不着北，要不是李继隆两败耶律休哥，北宋契丹恢复均势，恐怕赵光义早就跪了，所以傅潜最大的问题不是防御，而是纯粹的被动防御，以至“游骑出邢（河北邢台）、洺（邯郸永年）、镇、定路不通者踰月”。可以说，如此一来，唐河大阵收缩的拳头全废了。北宋军队闭着眼打拳，导致了康保裔的悲剧。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范廷召、桑赞、秦翰亦屡促之（傅潜），皆不听”，范廷召等都急了，骂 “公（傅潜）恇怯乃不如一妪尔。”这里的秦翰值得多说一句，十三岁开始当了太监，从给崔彦进当监军算起，“前后战斗，身被四十九创”，这哥儿们的武力值绝逼能算进中国太监的前三名了，而且形象相当正面。“翰性温良谦谨，接人以诚信……轻财好施，与将士同休戚……其殁也，禁旅有泣下者。” 傅潜后来被骂急眼了，“然不得已，分骑八千、步二千付廷召等，于高阳关逆击之，仍许出兵为援”。傅潜此次战役最孙子的就是这一点了，说好后援，结果窝家里没动弹。 康保裔还是很牛逼的一个元老，至少曾经“尝握矢三十，引满以射，筈镝相连而坠”和“屡经战阵，身被七十创”这两样，都证明这哥儿们是实打实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而不是象傅潜，就因为给赵光义站了两年岗就能混上来。 作为原并、代都部署，马军都虞侯，超越傅潜，证明自己的意思应该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朝廷屡间道遣使,督其（傅潜）出师,会诸路兵合击”一事，康保裔不可能不知道。当范廷召和秦翰、桑赞、荆嗣等将带着一万人出来攻击辽军时，康保裔自然乐得前来相会，一起立功了。 康保裔也是打老了仗的，自己率主力与范廷召汇合，留出李重贵（高阳关行营副都部署）、张凝（高阳关行营钤辖）各率所部设伏于瀛洲西。 “辽人入侵，隶范廷召，提偏师捍辽兵于嘉山。廷召徙高阳，命嗣以兵二千为殿。过平敌城，辽众十余万来，嗣屡出战。及桑赞、秦翰来援，夜二鼓，敌再至，嗣曰：‘彼不利夜战，我当破其砦，以趣大军。’即与赞、翰合势，戒所部望敌炬火多处并力冲之，诘旦，至瀛州。” 这是节选自《宋史 荆嗣传》，可见范廷召当时和契丹的主力硬碰硬了，而且是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突围成功，辽史也有类似记载。 “契丹兵大入，诸将与战于河间，保裔选精锐赴之，会暮，约诘朝合战。”《康保裔传》，就是这个“约诘朝合战”出了问题，《续资治通鉴》说得更明白。“先是，范廷召……求援……保裔即领兵赴之……而廷召後阵已与敌遇，使来趣兵，保裔选精锐与之。会日暮，约以诘旦合战，及夕，廷召潜师以遁。” 结果康保裔孤军奋战，他自己的下属李重贵、张凝拼死来援，但是康保裔最终没能等到宋军的援兵，矢尽被俘，契丹人也是强弩之末，眼睁睁看着张凝的部队横冲直闯寻找康保裔，也不敢设伏，选择撤军了。而这之后，无论是范廷召、秦翰、蔚昭敏、李重贵、张凝等人的传中，或多或少记录了北宋军队在莫州、瀛洲之间杀伤大量辽军，劫夺被辽军掳掠的人口之事。 康保裔在战斗过程中喊出“临难无苟免，此吾效死之日矣！”还是值得人尊重的，而且他是激战“二日，杀伤甚众”，在“兵尽矢绝，援不至”的情况下被俘的。 “帝初闻保裔被擒，密诏走马承受太原夏守赟廉问”，好的，终于轮到夏守赟上场了，这个货为了迎合上意，“守赟遽言保裔定死”。 可惜历史不仅仅是宋人在写，契丹人也一样在写。辽史本纪十四“次瀛州,与宋军战,擒其将康昭裔、宋顺,获兵仗、器甲无算。进攻乐寿县,拔之”和“以所俘宋将康昭裔为昭顺军节度使”中的康昭裔又是谁呢？北宋一向的掩耳盗铃，范廷召是条好汉，但是自己撤了都不告诉康保裔一声，就因为在莫州打了场胜仗，难道这就不追究了吗？康保裔也是一条好汉，但是最后降辽一事，北宋也是在装聋作哑。如此，有何军纪可言，又怎能外战争雄。 没想到说个夏守赟没收住，说了那么多康保裔，等缓一下我再接着说夏守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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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守赟有个儿子叫夏元亨，因为和李元昊相近，所以改名叫夏随和他爹比略好，曾经识破了李元昊对李士彬所施的反间计，史称“随在边陲无多战功，然慎重少过”，仗着他爹是宋真宗的跟班，官比有战功的升得都快。 至于夏守赟，在调查康保裔一案后又一路升官，宋真宗曾经问他的志向，“欲管军乎？为横行使乎？” 夏守赟回答的相当精辟，愿意当一条狗，“臣得日近冕旒足矣。” 正是因为有这种觉悟，所以后来虽然因为他哥“守恩坐赃废”一事，受了一些牵连，但是“逾年，徙定州路都总管，召知枢密院事”。宋仁宗正苦西夏，所以“既入见，帝问西事”，夏守赟的态度是“宜并其兵以据冲要，伺便邀击，功或可成”，这和后来真正见效的“铁壁囚笼”战略相悖，然而“帝然之”。 三川口之战后，宋仁宗决心和西夏死磕了，于是不顾“用守赟既为天下笑”，而安排夏守赟“换宣徽南院使、陕西马步军都总管兼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经略安抚陕西”。宋仁宗也担心夏守赟威望不够，还给了尚方宝剑，“命勾当御药院张德明、黎用信掌御剑以随之”。 这节奏明显是要夏守赟整合西军，要和李元昊玩儿命的节奏了，结果“然守赟性庸怯，寡方略，不为士卒所服”，夏守赟在陕西晃荡了一年，最后狗屁不是又回了开封，随即“随（夏随）卒，守赟请罢”，就真被罢了。 看着这是一个简单的人事任免，可是他发生在关键时间和关键位置，造成的结果就是李元昊打了一拳（三川口之战），而北宋摆了半天造型，迟迟打不出一拳。而且因为是陕西最高军事长官的调整，再加上战守两派在韩琦、范仲淹之间争论，于是就有了后面的好水川惨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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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守赟有个儿子叫夏元亨，因为和李元昊相近，所以改名叫夏随和他爹比略好，曾经识破了李元昊对李士彬所施的反间计，史称“随在边陲无多战功，然慎重少过”，仗着他爹是宋真宗的跟班，官比有战功的升得都快。 至于夏守赟，在调查康保裔一案后又一路升官，宋真宗曾经问他的志向，“欲管军乎？为横行使乎？” 夏守赟回答的相当精辟，愿意当一条狗，“臣得日近冕旒足矣。” 正是因为有这种觉悟，所以后来虽然因为他哥“守恩坐赃废”一事，受了一些牵连，但是“逾年，徙定州路都总管，召知枢密院事”。宋仁宗正苦西夏，所以“既入见，帝问西事”，夏守赟的态度是“宜并其兵以据冲要，伺便邀击，功或可成”，这和后来真正见效的“铁壁囚笼”战略相悖，然而“帝然之”。 三川口之战后，宋仁宗决心和西夏死磕了，于是不顾“用守赟既为天下笑”，而安排夏守赟“换宣徽南院使、陕西马步军都总管兼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经略安抚陕西”。宋仁宗也担心夏守赟威望不够，还给了尚方宝剑，“命勾当御药院张德明、黎用信掌御剑以随之”。 这节奏明显是要夏守赟整合西军，要和李元昊玩儿命的节奏了，结果“然守赟性庸怯，寡方略，不为士卒所服”，夏守赟在陕西晃荡了半年，最后狗屁不是又回了开封，随即“随（夏随）卒，守赟请罢”，就真被罢了。宋仁宗一看指望不上夏守赟，又开始了文人制武，“以夏竦为陕西马步军都总管兼招讨使”，随后就是“军中有一韩”和“军中有一范”。 看着这是一个简单的人事任免，可是他发生在关键时间和关键位置，造成的结果就是李元昊打了一拳（三川口之战），而北宋摆了半天造型，迟迟打不出一拳。而且因为是陕西最高军事长官的调整，再加上战守两派在韩琦、范仲淹之间争论，于是就有了后面的好水川惨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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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元年春正月）壬申，诏岁以春分祠高禖。” 这个属于补缺了，“高禖”就是生育之神，一般指女娲。之所以在春分祭祀，是因为春分之时，昼夜同长，取阴阳相半，天地交合之意。 “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这个祭祀挺早就有了，上一句就是《礼记》中的记载。最早祭祀高禖是用来求偶的，当时都是在山林、水泽之处，有情男女幕天席地，开一场无遮大会。 后来逐渐演化为求子，到了宋仁宗，更是上纲上线，借着殿中侍御史张奎的话，要求礼官整出一套祭祀高禖神的礼仪。多说一句张奎，人家可是宋史有载，割股疗亲的孝子，值得钦佩！ 后来礼官真给整出了一套规矩，挺多的，我在最后直接抄上来吧。反正就是整出规矩了，宋仁宗还总要偷工减料，总是“不设弓矢、弓韣”，结果生了一堆公主，三个皇子都没活过三岁。后来这套让赵九妹照方抓药，可惜也是他那个是生理问题，所以连公主都没得。 “即用其年春分，遣官致祭。为圜坛高九尺，广二丈六尺，四陛，三壝，陛广五尺，壝各二十五步。主用青石，长三尺八寸，用木生成之数，形准庙社主，植坛上稍北，露其首三寸。青玉、青币，牲用牛一、羊一、豕一，如卢植之说。乐章、祀仪并准青帝，尊器、神坐如勾芒，唯受福不饮，回授中人为异。祀前一日，内侍请皇后宿斋于别寝，内臣引近侍宫嫔从。是日，量地设香案、褥位各二，重行，南向，于所斋之庭以望禖坛。又设褥位于香案北，重行。皇后服祎衣，褥位以绯。宫嫔服朝贺衣服，褥位以紫。祀日，有司行礼，以福酒、胙肉、弓矢、弓韣授内臣，奉至斋所，置弓矢等于箱，在香案东；福酒于坫，胙肉于俎，在香案西。内臣引宫嫔诣褥位，东上南向。乃请皇后行礼，导至褥位，皆再拜。导皇后诣香案位，上香三，请带弓韣，受弓矢，转授内臣置于箱，又再拜。内臣进胙，皇后受讫，转授内臣。次进福酒，内臣曰：“请饮福。”饮讫，请再拜。乃解弓韣，内臣跪受，置于箱。导皇后归东向褥位。又引宫嫔最高一人诣香案，上香二，带弓韣，受弓矢，转授左右，及饮福，解弓韣，如皇后仪，唯不进胙。又引以次宫嫔行礼，亦然。俟俱复位，内侍请皇后诣南向褥位，皆再拜退。”《宋史 礼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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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元年春二月）丙午，京师雨药。” 雨药其实就是药雨，清朝吴仪洛撰写的，当时最流行的临床实用医书《本草从新》卷十四水部“液雨水”是“宜煎杀虫消积之药。”且其备注详细记载了药雨。 “立冬后十日为入液、至小雪为出液、得雨谓之液雨、亦曰药雨、百虫饮此皆伏蛰、至来春雷鸣起蛰、乃出也。” 另，本来在这个月宋仁宗组织了宣毅军，记载在药雨这个事的前面，但是看本纪说是在“京东西、淮、浙、江南、荆湖置宣毅军”，感觉这个很是不靠谱。 宋仁宗时期出了名的就是兵变多，其中无论是光华的邵兴，还是贝州的王则都是宣毅军出身，所以本纪里的范围估计是有问题，发挥社科历史的专长，我正在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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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元年）二月己亥，京东西、淮、浙、江南、荆湖置宣毅军。” “又京东西、河北、河东、江、淮、荆湖、两浙、福建路各募宣毅” 《宋史 兵志》，按照这个记载，本纪肯定是记错了。 不过这个也不奇怪，宋朝作为明着改历史的第一个“大一统”，无论是司马光还是王安石，包括欧阳修和范仲淹，篡改历史，春秋笔法比比皆是，宋朝的起居注、日历和会要，更是随心所欲的典范。 言归正传，按照兵志的记载，这次宣毅军是“大州二营,小州一营,凡二百八十八”。这就恐怖了，按照宋军的编制，一营是四（骑）、五（步）百人，考虑也有的营不满员，这一次就招了十多万人，还是禁军，最最关键的，这TMD还是“土军”，宋仁宗脑子里真是进了水了。 北宋军队当时主要就是禁军和厢军，禁军是精锐，选兵严格，待遇极好，训练有素，主要任务就是戍边战斗和拱卫京师。厢军是州兵，北宋初很能打，但是后来被多次抽调其中精锐补充禁军，所以后来主要就是作为劳役来大量的使用，以至有“天下厢军止给役而未尝习武技”之说。 北宋实施的是“更戍法”，就是半年到三年不等，换驻防区。换防时只有兵更换，将领是不动的，所以这样就“兵无常帅，帅无常师”。虽然这样可以“将不得专其兵，而兵亦不至骄情”，但是同样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导致极大影响了宋军的作战力。 任福在白豹城带着和自己磨合好的兵，打得西夏哭爹喊娘，可是后来换了一拨新轮转来的兵，结果在好水川让西夏人一勺烩了。“更戍法”也是好水川的一大败因，所以王安石在神宗时直接将“更戍法”给废了。 现在再返回头看宋仁宗的宣毅军，大家就明白哪不对劲了，宣毅军都是本地人，也就是俗称的“土军”。宋军士兵的来源主要是罪犯、盲流等社会不安定因素，招募宣毅军时，“官吏等又急于数足以邀旌赏”，以至“民间无状积恶之辈悉投名籍中”。这样一支由地头蛇、坐地虎组成的“黑恶势力”，很多人已经无法坐视了。 包拯在“论宣毅军”的奏折中直言，“今海内无事，此辈尚敢如此，若缓急驱之，御冦焉肯用命？不为祸首，幸矣！况前后作过，伤害官员不少，若不早为处置，必恐浸成大患。” 张方平直接上奏：“臣比在审刑, 诸州奏到宣毅兵士文案, 无月不有, 大则谋欲杀官吏、劫仓库, 小则欲谋劫民户, 入山林。 到了庆历五年，宋仁宗也实在顶不住了，于是也顾不上面子，用了韩琦的办法，“分遣内臣往诸路选汰羸兵,诸州宣毅军过三百人者无得更募”，开始亡羊补牢，对宣毅军进行裁撤。 最后，考虑包龙图的大名，所以后面附上包拯的奏章“论宣毅军”，与涯友分享。 “臣窃见，近年天下添置宣毅指挥，以为郡县之备，诚不可阙也。然初议招募之时，例物稍厚，故民间无状积恶之辈悉投名籍中。官吏等又急于数足以邀旌赏，岂暇一一选择。今来所在屯聚乃大为州郡之害，骄悍狂悖结成羣党，与效尤相扇动不能制，凡有小可差使亦不敢用，例皆姑息之。今海内无事，此辈尚敢如此，若缓急驱之，御冦焉肯用命？不为祸首幸矣！况前后作过伤害官员不少，若不早为处置，必恐浸成大患。其逐处宣毅兵士，欲望特行指挥令分擘于诸州，互换屯驻所，贵散其凶党，免贻后悔。仍乞特降宣命，严赐约束，应有罪犯并行决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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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甄2 2020-09-11 15:45:31 好文，顶一个！ ------------------------ 多谢了！ 沉在底下还有人看，好开心。 前段时间孩子暑假，公司的事情也好多，没得时间继续。放松的差不多了，还是要坚持学习，所以准备每天晚上吃完饭后，再继续开工，哈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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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元年二月丙午，元昊寇渭州，环庆路马步军副总管任福败于好水川，福及将佐军士死者六千余人。”《本纪卷十一仁宗三》 三川口之败后，宋仁宗贬谪范雍，腰斩黄德和，任命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和范仲淹为副使，其中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一番操作下来，很是让人精神一振，可是谁能想到这么一个看似完美的组合，却导致好水川惨败。 “一教习强弩以为奇兵；二羁縻属羌以为藩篱；三诏唃厮啰父子并力破贼；四度地形险易远近、砦栅多少、军士勇怯，而增减屯兵；五诏诸路互相应援；六募土人为兵，州各一二千人，以代东兵；七增置弓手、壮丁，猎户以备城守；八并边小砦，毋积刍粮，贼攻急，则弃小砦入保大砦，以完兵力；九关中民坐累若过误者，许人入粟赎罪，铜一斤为粟五斗，以赡边计；十损并边冗兵、冗官及减骑军，以舒馈运。” 总的来说，主持工作的夏竦人品稍次，办事滑头，贪财好色，为了升迁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他知识渊博，也曾做过枢密副使，而且人极聪明，敢得罪大臣，“治军尤严，敢诛杀”，又很好把握了皇帝的心思，主持个陕西工作应还是绰绰有余。他所书《陈边事十策》除了减骑兵这半条显得短视，当其时骑兵也确实不堪，“缘边屯戍骑兵,军额高者无如龙卫,闻其有不能披甲上马者。况骁胜、云武二骑之类,驰走挽弓,不过五六斗,每教射,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其他也还算是中肯，部分得到落实后即成为后来对西夏取得优势的关键所在。只不过他志不在边，日思夜盼回到中央，因此总是推脱，不肯主持落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颇依违顾避,又数请解兵柄。” 三人中最年轻的韩琦是个鹰派，可是韩琦做为左司谏时，他也是符合主流朝臣的意见，走的先内后外路线。“且四夷内窥中国，必观衅而后动，故外忧之起必始内患。臣今为陛下计，莫若先治内患以去外忧，内患既平外忧自息，譬若木之有本末，未有本固而枝叶不盛者也。” 后韩琦由京赴川就任，地近陕西，对陕西和西夏均有了解。再回京时，仁宗和韩琦语及西夏，已是暴露出了主战派的苗头。所以陕西四路，惟泾原路易攻不宜守，而由韩琦主政。 韩琦到任后一边整兵备战，一边连上《周历边塞陈利害奏》、《陈用兵练卒之策奏》等诸多条陈。根据实地考察，韩琦提出“诚以昊贼据数州之地，精兵不出四五万，余皆老弱妇女，举族而行。陕西四路之兵，虽不为少，即缘屯列城寨，势分力弱。……比援兵之至，贼已捷归。是则彼势常专，我力常散。今中外不究此失，遂乃待贼太过……闻臣僚坚执守议，以为必胜之术者，臣恐数失寨堡，边障日虚，士气日丧，贼乘此则有吞陕右之心。加以兴师以来，科敛万计，民已大困，配率不止。去年秋稔，尚窘急如是，忽有水旱，其何以堪！” 三人众的最后一人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文正公了。范公到任后也是一番整顿，其中将“有寇则官卑者先出”改为“量贼之众寡，使更出御敌”后在西军被推而广之。只不过，范公执意坚守，与韩琦打起了擂台。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想来范仲淹这首开豪放派之先河的《渔家傲?秋思》都不陌生。然而上学之时所学，多称颂词人的爱国情怀和词中表述的抵御外患、报国立功的壮烈情怀和思念家乡的矛盾心情。 可是原国务院古籍整理顾问，近代词学大家唐圭璋先生在《唐宋词简释》中直言此词，“惟士气如此，何以克敌制胜？故欧公讥为‘穷塞主’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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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北宋陕西三巨头尚未就攻守达成一致，那边李元昊看三川口一战之后，宋军并没有采取什么实质性的报复手段，而且陆续又丢了多处寨堡，因此决定再度出袭。这次出袭之前，也就是庆历元年元月，好水川大战之前一个月，李元昊再次采取分化策略，送还高延德并让他带了 给范仲淹求和，之后范公的操作导致他差一点就人头落了地。 简单说一下高延德，他是延州塞门寨主，在康定元年李元昊攻打塞门、安远两寨时，他和权兵马监押、左侍禁王继元率领1000人驻守塞门寨，坚守5个月，因担心被围点打援，拥兵近8000人的知延州赵振才派了100多人救援，后弃寨突围时被擒，王继元被杀。陕西都转运使庞籍劾奏赵振拥兵不救，朝廷命侍御史方偕查问，确有其事，依法当斩，但方偕奏称赵振兵少不敌、相救无益，被再贬太子左清道率府率、潭州安置。同时，鄜延部署、凤州团练使许怀德贬为宁州刺史，钤辖、文思使、文州防御使史崇信贬为资州团练使，供备库使、带御器械王从德罢免带御器械之职，都监、如京副使朱吉罢为供备库副使都因不救援二寨被贬。而且仁宗下诏只要有外敌入寇，不管多少、远近，都要即时救应。高延德、王继元被赠官，儿子被录用。 范公在收到李元昊来信后，也是脑袋抽了，居然作书一封《答赵元昊书》，安排监押韩周陪同高延德回去将信给李元昊。虽然《答赵元昊书》几千字中（太长，《范仲淹文集》中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但是却犯了里通外国的大忌。而且最终范公拒绝出兵，导致泾原一路成为孤军，是否与此相关也是耐人寻味。后来好水川战后，鄜延路走马承受安仪将高延德已归一事上奏，诏令高延德赴京师，恰高延德和韩周一起送书去西夏，于是此事不好隐瞒，李元昊后来回的那封26页措辞狂妄的信，被范公烧了20页，还将留下的6页多处删改才上奏。 当时的参知政事宋庠（真正的连中三元历史17人之一）主张严惩，好在范仲淹都留有副本，而且以枢密副使杜衍为首一种朝臣力保（杜衍一直被指与范、富朋党），最最关键的是宰相吕夷简与宋庠不合，因此摆了宋庠一道，使得范公有惊无险。 西夏请降一事，李元昊应是也派人去了韩琦处，“既还营，元昊来求盟。琦曰：‘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命诸将戒严，贼果犯山外。” 至此，李元昊对韩、范对自己的态度已经心中有数，故不再顾忌两路联手，而是心无旁骛对付韩琦的泾原路了。 既然贼至，那么就要出征了，而且是“乃诏鄜延、泾原同出征”，此时范仲淹一力拒绝出征。夏竦是个滑头，直到不能来硬的，于是派范仲淹和韩琦的共同好友，经略判官尹洙前往劝说范仲淹出兵，“始，朝廷既从攻策，经略安抚判官尹洙，以正月丙子至延州，与范仲淹谋出兵。越三日，仲淹徐言已得旨，听兵勿出。” 夏滑头也怒了，直接上书“昨韩琦、尹洙赴阙，与两府大臣议用攻策，由泾原、鄜延两路进讨，降下出师月日。今范仲淹所议未同，臣寻令尹洙往延州与仲淹再议，而固执前奏，未肯出师。近闻贼聚兵一路以敌王师，若两路协力，分擘要害，尚虑诸将晚进，士卒骄怯，未能大挫其锋。若止令泾原一路进兵，鄜延却以牵制为名，盘镟境上，委泾原之师以尝聚寇，正堕贼计。又，贼遣蕃官骨披等，相约二十八日设誓归顺朝廷。若非惧见进讨，即欲暂款汉兵，大为奔突之计。乞早差近上臣僚监督鄜延一路进兵，同入贼界，免致落贼奸便。” 宋仁宗也是个缺钙的，只是“诏以竦奏示仲淹”，然终不为所动，“洙留延州几两旬，仲淹坚持不可”。后来好水川兵败，夏竦迁怒尹洙办事不力，未能催促范仲淹出兵，因此找了个由头就把尹洙给办了，“辛丑，洙还至庆州，乃知任福等败绩，贼侵刘璠堡未退，因遣权环庆路都监刘政将锐卒数千往援；未至，贼引去。夏竦等劾奏洙擅发兵，降通判濠州。” 韩琦不得不独自面对李元昊的大军，“琦悉兵付大将任福，令自怀远城趋德胜砦出贼后，如未可战，即据险置伏，要其归。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约，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好水川之战没啥好说，任福贪功轻敌，未能依令行事，而是分兵冒进，被李元昊设伏围歼，导致大败，成建制的只有钤辖朱观的2000人被泾原部署王仲宝给救了出来，其他均失陷在好水川。 不过此战宋军自上至下，未再有黄德和之事发生。环庆副部署任福、泾原驻泊都监桑怿、泾原都监武英、同巡检内侍刘肃等武将死战不降，参军事耿傅以文吏之身“愈前不顾，身被数枪，乃殒”，渭州都监赵津以骑兵二千二百为军断后，反身陷敌，义之所至。行营都监王珪帅兵出羊牧隆城救援，“击杀数百人，铁鞭至挠曲，手掌破裂，犹奋自若，马三中箭，三易马，最后得其下马，左右驰击，又杀数十人，飞矢中其目，遂死。” 细查此战，发现任福等固然是轻敌冒进，但是所统帅却非之前白豹城获胜时那些昔日战友，而是北宋“兵不识将，将不专兵”规则下轮转来的和新招募的兵，这军力的偏差恐怕也是任福等未考虑进去的因素。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任福等出征之前是否已知鄜延路不会出兵？因为李元昊的饵兵可是一路向南跑了下来，也就是一路向鄜延路跑了下来的。 至于好水川战败，自然是 “关右震动，仁宗为之旰食”。怒贬户部尚书、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和韩琦、范仲淹也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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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这好水川的下半部分我都发了三遍了，人无完人，没必要为圣人讳，所以大家省省，就这样吧，要不你删我发，忒累了。 而且我关于庆历增币的认识也写完了，这好水川不整完，那一段也贴不出来不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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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二年）三月己巳，契丹遣萧英、刘六符来致书求割地……夏四月庚辰，知制诰富弼报使契丹……五月辛亥，契丹集兵幽州，声言来侵，河北、京东皆为边备……秋七月癸亥，富弼再使契丹……九月乙丑，契丹遣耶律仁先、刘六符持誓书来……冬十月庚戌，知制诰梁适报使契丹……丙寅，契丹遣使来再致誓书，报彻兵。” 这就是著名的“重熙增币”，也就是怂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庆历增币”。这个事情起因非常简单，就是契丹看到北宋被西夏连续削，知道北宋不敢两线作战，于是来敲竹杠了。有一帮SB怂吹经常得瑟“澶渊之盟”保得宋辽百年和平，我只能说，你丫瞎啊，看不见刚过了不到40年就被人家骑在脖子上拉屎了？ 其实北宋自己对于契丹的德行也是心中有数，只是驴车车神的子孙都愿意当鸵鸟，这就谁也没得办法，只能最终让他们的子孙徽钦二宗还债了。仁宗朝中，早在三川口之战前，朝中的富弼就曾指出，“顷者，元昊援契丹为亲，私自相通，共谋寇难，缓则指为声势，急则假其师徒，至有掎角为奇，首尾相应。彼若多作牵制，我则困於分张。盖先已结大敌之援，方敢立中原之敌”。 而相类似的观点，前线的刘平也提出过“或朝廷贷元昊之罪，更示含容，宿兵转多，经费尤甚，恐契丹谓朝廷养兵百万，不能制一小戎，有轻中国之心，然亦须议守御之长计。或元昊潜与契丹结为声援，以张其势，则安能减西兵以应河北！譬如一身二疾，不可并治，必轻者为先，重者为后也”。可惜纵然刘平见事极远，也有先发制人的用兵方略，怎奈人微言轻，皇帝懦弱，文臣用事，最终被李元昊抢得先手，偷袭成功，徒唤奈何。 不过也正是这些有识之士的奋笔疾呼，使得北宋加强了对辽的警惕，特别是在对西夏军事不利的情况下，开始在河北招募弓手，整顿兵备，这才使得在辽军大兵压境之时，有了一点点谈判的底气。当然，北宋除了这些被动防御之外，在对西夏军事失利后，也有多人提出了“以夷制夷”之策，吕夷简、张方平更是主持了“以夷制夷”的策略，不过这个最早提出之人，颇使人跌破眼镜。 那就是，三川口惨败的最大战略责任人范雍，就是他最早提出的“以夷制夷”。其在三川口惨败之后的上表中，除了为自己讳过之外，也同时提到“然臣以为朝廷久以恩信接契丹，愿试遣一介之使，令其出师助我，……即每岁更增赐契丹十万，纵未能必取，亦可以破其借助之谋也”。 北宋这边惦记着契丹，契丹那边又如何呢？当时是辽兴宗时代，这是一个狠人。16岁登基，和亲妈不合，亲妈大封诸弟为王，杀辽兴宗养母，且在掌权第四年，谋立辽兴宗之弟。好在耶律重元（兴宗之弟）据实告诉了哥哥，辽兴宗先发制人，一辆囚车把老娘送去了庆州软禁，但是投鼠忌器，仍然任用自己的舅舅坐着高官。 庆历初年，辽兴宗掌权日久，国富民强，再加上他不到三十，血气方刚，想一统天下，所以经常感叹柴荣取关南十县为大耻，看到北宋屡败于西夏，于是就像狠狠搞一把。但是就如众所周知的，无论《辽史》还是《宋史》都是不惜篡改历史，玩儿命往自己脸上贴金的。结果《辽史》对“庆历增币”起因的记载就是，“上闻宋设关河，治壕堑，恐为边患，与南、北枢密吴国王萧孝穆、赵国王萧贯宁谋取宋旧割关南十县地，遂遣萧英、刘六符使宋。” 但是明明是想开搞的，为啥后来要了钱就歇菜了呢，这里原因比较多，先看辽史中这两位枢密使的传记对此事的记载。在《辽史 萧惠传》（萧贯宁就是萧惠）中记载，“是时，帝欲一天下，谋取三关，集群臣议。惠曰：‘两国强弱，圣虑所悉。宋人西征有年，师老民疲，陛下亲率六军临之，其胜必矣。’萧孝穆曰：‘我先朝与宋和好，无罪伐之，其曲在我；况胜败未可逆料。愿陛下熟察。’” 这里多说一句，这个萧惠是个眼高手低的，当时契丹也像北宋一样，文恬武嬉，真要是开战，瘸驴配破磨，后果也是未知。“且戎虏虽以战射为国,而耶律氏自幼承其父祖与中国通和之后,未尝躬战阵,遭勍敌,谋臣旧将,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贯宁者,无三两人。宁才不及中人,已是彼之杰者,所以君臣计事,动多不臧”，这虽然是庆历五年，契丹骚扰北宋边界时，欧阳修吹的牛逼，但也确实是实话。 再看《辽史 萧孝穆传》记载此事，“时天下无事，户口蕃息，上富于春秋，慨然有南伐之志。群臣多顺旨。孝穆谏曰：‘昔太祖南伐，终以无功。銮驭始旋，反来侵轶。自后连兵二十余年，仅得和好，蒸民乐业，南北相通。今国家比之曩日，虽曰富强，然勋臣、宿将往往物故。且宋人无罪，陛下不宜弃先帝盟约。’” 可见，当时位高权重的北院枢密使萧孝穆和靠近北宋的南院枢密使萧贯宁意见相左，最后“帝从惠言，乃遣使索宋十城，会诸军于燕。”这就是契丹第一次来使，“三月己巳，契丹遣萧英、刘六符来致书求割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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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在西夏就是个瞎子，但是对于契丹那是重视异常，间谍密布。所以当辽兴宗流露出南侵的想法后，北宋已经侦知“契丹将谋入寇”，而且河北转运使毫不犹豫的就开始征调民夫，修缮二十一州的州城。在庆历二年辽使出发的时候，北宋知保州的王果已经购得契丹来信的书稿快递回了汴京，并带了话来，“契丹潜与昊贼想结，将必渝盟。请自广信军以西，缘山口贼马出入之路，预作控守”，随后知雄州的杜惟序也购得书稿。这样当辽使三月下旬抵达之时，北宋已经经过了几次讨论，怎么对答，底线在哪，甚至连对付辽国的人选和方案都有了。 北宋皇城司的能力，那是不容小觑的，不过边将能购得这种国书的底稿，还是很让人诧异的，更何况还不是一个边将购得，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我以前还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宋真宗时，契丹对北民“虏政苛刻，幽、蓟苦之，围桑税亩，数倍于中国”，童贯北上之时，为何北民没有箪食壶浆呢？后来读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其中一段后，若有所悟。 辽人刘六符，所谓刘燕公者，建议于其国，谓：“燕、蓟、云、朔，本皆中国地，不乐属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久。”虏主宗真问曰：“如何可收其心？”曰：“敛于民者十减其四五，则民惟恐不为北朝人矣。”虏主曰：“如国用何？”曰：“臣愿使南朝，求割关南地，而增戍阅兵以胁之。南朝重于割地，必求增岁币。我托不得已受之。俟得币，则以其数对减民赋可也。”宗真大以为然，卒用其策得增币。而他大臣背约，才以币之十二减赋，民固已喜。及洪基嗣立，六符为相，复请用元议。洪基亦仁厚，遂尽用银绢二十万之数，减燕、云租赋。故其后虏政虽乱，而人心不离，岂可谓虏无人哉！（刘六符就是辽使，虏主宗真就是辽兴宗，洪基就是辽道宗） 萧英、刘六符到了北宋，富弼负责做馆伴，双方为是否给中使行礼又是一番交锋。看到富弼态度强硬，后来刘六符私下和富弼说，“国书中事，可从者从之，其不可从者，宜别思一策以善言答之。况王者爱养生民，旧好不可失也”。还有一次私下和富弼的副手说，“六符燕人，与南朝之臣本是一家。今所事者乃是北朝，则于公敢不尽情？彼方盛强，且与西夏世婚相党，南朝慎勿与之失欢也。”（范纯仁《忠宣集 卷十七 行状》） 很明显，刘六符说的并不符合其使者的身份，为什么？这明显是怕北宋认为没有退路了，结果翻脸准备打仗，搞得两边都下不来台，这也符合老学庵笔记的描述。私下里递软话的刘六符在公开场合可是很强硬的，公开嘲讽北宋的塘泺。“南朝塘泺何为者哉？一苇可杭，投箠可平。不然，决其堤，十万土囊，遂可逾矣”，仁宗是个没主意的，恰又有人提议废塘泺为良田，一时狐疑，就去找王拱辰商量，这个王拱辰就是欧阳修“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的主角。 王拱辰属于强硬派，直接就说刘六符这是蒙人的把戏，“兵事尚诡，彼诚有谋，不应以语我，此夸言尔。设险守国，先王不废，而祖宗所以限敌人也”。在朝堂和刘六符的对答上，王拱辰也是在扮黑脸，“至是，又使六符来，求关南十县，斥太宗伐燕为无名，举朝莫知所答。拱辰曰：‘王师征河东，契丹既通使，而寇石岭关以援贼。太宗怒，遂回军伐之，岂谓无名？’” 后来王拱辰又作答国书，其中“既交石岭之锋，遂有蓟门之役”，也很是噎人。这个时候，接力棒又回到了富弼手中，作为宋使，他带着国书前往辽国。 至于富弼成为宋使，这是吕夷简向仁宗推荐的，不过被普遍认为包藏祸心。“朝廷爲之旰食，预选报聘者，难其人……执政有忌公者，以事方危难，若俾公往，则觊其小失，因可害公，于是力荐公宜使契丹。” 不过富弼也当得起后来宋哲宗亲篆碑首“显忠尚德”，“仁宗召公面谕之，公曰：“主忧臣辱，今北国骄慢如此，臣焉敢爱死？”遂先命公为接伴，以观其意……四月拜公枢密直学士，公上章恳辞不受，寻假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使契丹”。这是北宋第一次去契丹，“夏四月庚辰，知制诰富弼报使契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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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弼这次前去，基本上就是和契丹唇枪舌剑去的，因为刘六符来宋很是指责了宋一番，富弼去就要就契丹的指责给与回击，可能说解释更妥。关于指责和解释的内容，就是地是谁的，该不该给，能不能和亲等等，都挺无聊的，就不一一罗列了。需要说的是，富弼还是很坚持原则的，基本上就是你有来言我有去语，而且相当有嘴劲，舌战群儒，绝对的不落下风。这也就是《辽史》所说“会宋书辞不如礼，上将亲征”。于是，“五月辛亥，契丹集兵幽州，声言来侵，河北、京东皆为边备”。 不过富弼在与辽兴宗的对答中，有一句话很是触动了辽兴宗，那就是“今中国提封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群臣何利焉？”也有记为“且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劝用兵者，皆为身谋耳。”意思也都是大差不差吧。 就是因为富弼的一番话打动了辽兴宗，所以辽兴宗去了契丹已经致仕的贤相张俭家中，吃了一顿汤泡饭，又问了一下策，然后就没去燕京，而是坐等宋使回复了。“幸俭第，尚食先往具馔，却之；进葵羹乾饭，帝食之美。徐问以策，俭极陈利害，且曰：‘第遣一使间之，何必远劳车驾？’上悦而止。复即其第赐宴，器玩悉与之。” 这时，回到汴京，向仁宗汇报完毕，得了国书的富弼又再次返回契丹，这就是“秋七月癸亥，富弼再使契丹”。不过这次出使，稍有曲折。富弼在路上惊醒没看国书，怕是措辞不堪有辱国格，结果拆开一看，果如所料，不得不连夜返程，重写国书换回来。“弼归复命，复持二议及受口传之词于政府以往。行次乐寿，谓副使张茂实曰："吾为使者而不见国书，脱书词与口传异，吾事败矣。"启视果不同，即驰还都，以晡时入见，易书而行。” 当然，这个还有另一种说法，那就是吕夷简故意陷害，为此，富弼和他的泰山岳丈晏殊都干起来了。“乃密启副封观之，果如所料……帝欲知北事，亟召挺对便殿，乃诏弼，三事但可口陈。弼知此执政阴谋，乃以礼物属茂实，疾驰至京师……（富弼）曰：‘执政为此，欲致臣于死。臣死不足惜，奈国事何！’帝急召吕夷简等问之。夷简从容曰：‘此误耳，当改正。’弼语益侵夷简。晏殊言：‘夷简决不为此，直恐误耳。’弼怒曰：‘殊奸邪，党夷简以欺陛下！’” 两种说法都提到了张茂实，其实富弼最早的副使不是他，而是符惟忠，只不过富弼第一次出使契丹时，符惟忠死在了路上，所以按照富弼的要求改成了张茂实。“癸丑，命知贝州、供备库使开封张茂实为回谢国信副使，以符惟忠道病卒，从富弼请也。”当然，后来富弼在仁宗朝，先是被夏竦，后是被韩绛连着搞了两次，也全是因为这个张茂实。而富弼之所以推荐他做副使，应该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的，恐怕也是怕吕夷简害他，用张茂实来做个盾牌，而且在契丹有什么事情，也能让张茂实来做个见证。 只是富弼在这一点上可以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因为这个张茂实的身份实在是太敏感了，因为他名义上是宋仁宗奶妈的儿子，而实际上大概率就是宋真宗的私生子，宋仁宗的兄弟。“张茂实太尉，章圣（宋真宗）之子，尚宫朱氏所生。” 南宋王銍《默记·燕翼诒谋录》和明人陆楫《古今说海》均有此说，而夏竦、韩绛也是直指张茂实为真宗之子。 前面提到北宋的间谍很厉害，提前就告到了契丹国书的底稿，当然，我个人认为这应该是契丹故以泄露的，不过也看出北宋的间谍在行动，那么契丹呢？这次富弼前往契丹，进入辽界时，带了三份誓书，这一点，契丹也是早就知道了。不过这是不是富弼故意漏出的消息，还真是不好说，“元授书五函，皆许其添岁赐也。每出一函，待不从，然后旋出之。文忠辄留二函于雄州。既至，文忠抗论不屈，徐出一书，辽人意未厌，复出一书，至于三，辽人密探文忠箧中止有三书，遂从约。文忠使还，持二函以归，岁减聘者二十万” （宋人王巩《闻见近录》）。 这次出使北宋基本上达成了自己的意图，最终以二十万的岁币成交，还换得辽国出面制约西夏的承诺，即以辽制夏的成功，甚至后来导致辽夏交恶，辽兴宗朝三次讨伐西夏，结果输了三次，使得北宋有了喘息之机。当然，这个机会还是象澶渊之盟时一样，好了伤疤忘了疼，富国强兵停留在梦中。 这时富弼一看大局已定，有意无意的就为了这个岁币是“赐”还是“纳”就杠上了，婊子和牌坊的问题其实大家都心里有数，我更愿相信此时的富弼并非为了自己的虚名，而是希望自己不要成为那个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卖国贼”而已。显然辽兴宗对富弼还是印象不错的，最后也没为难富弼，而是派人直接找宋仁宗解决这个“赐”和“纳”的问题了，“九月乙丑，契丹遣耶律仁先、刘六符持誓书来”。 宋仁宗也不是傻子，顾不得丢人，立刻就同意了接受是纳岁币给辽国，同时，赶紧把富弼从宋使得位置上换下来，安排了梁适出来顶岗，“冬十月庚戌，知制诰梁适报使契丹”,当然，此行还有催促辽兴宗制约西夏得意思。契丹也没在派刘六符过来，而是另派人过来通报与西夏的进展，“丙寅，契丹遣使来再致誓书，报彻兵。” 整个庆历增币得过程，富弼无疑是北宋得实际执行人，而且整个过程称得上生死置之度外，可圈可点，更为关键的是，他没有被后世痛骂主持了不平等条约的谈判，我想原因有三。1.当时的北宋确实不具备两线作战的能力，战略退让是必走的一条路；2.庆历增币不仅在客观上使得李元昊称臣议和，而且更造就了辽夏交恶的后果，远远超出了预期；3.富弼始终在拒绝因为这次谈判而接受褒奖。 “丙午，以右正言、知制诰、史馆修撰富弼为翰林学士。弼言於上曰：‘增金帛与敌和，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讨元昊，未暇与敌角，故不敢以死争尔，功於何有，而遽敢受赏乎！愿陛下益修武备，无忘国耻。’卒辞不拜。” 晁说之尝为予言，富公晚年，见宾客誉其奉使之功，则面颈俱赤，人皆不喻其意。子弟于暇日以问公，公曰：“当吾使北时，元勋宿将，皆老死久矣。后来将不知兵，兵不习战，徒以聘问络绎，恃以无恐。虽曲不在我，若与之较，则包藏祸心，事未可知。忍耻增币，非吾意也。” “公皆以奉使无状，力辞不拜……使虏之功伟矣，而不自有焉。至知青州，活饥民四十余万，每自言以为功也，盖曰过于作中书令二十四考矣” “……亦愿陛下思夷狄轻侮中原之耻，坐薪尝胆，不忘修政”，类似的记载可是说是史不绝载。 不过还是那句老话，庆历增币就是因为自身懦弱无能，结果被强邻狠敲了竹杠。它的实质就是北送花钱求平安，远不是什么怂吹所说的设计下套，那都是怂吹的意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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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九月，元昊寇定川砦，泾原路马步军副都总管葛怀敏战没，诸将死者十四人，元昊大掠渭州而去。” 这就是宋夏三大战中最后一战，定川寨之战，距离好水川之战一年半，只是此战奇诡，似是未能对西夏军造成什么有效杀伤，以至吕夷简说“一战不及一战”（北宋 田况《儒林公议》）。 好水川二月战败，宋仁宗在三月就干了一件让人“可钦可佩”的事，“三月乙卯，诏止郡国举人，勿以边机为名希求恩泽”。如此奇葩操作，再对照李元昊的广开言路，三战三败也是情理之中。 庆历元年的七、八月份，李元昊再次带兵侵略宋境，先攻打麟、府两州，“诏鄜延部署以兵援麟、府”。然后“元昊寇金明砦，破宁远砦，砦主王世亶、兵马监押王显死之。陷丰州，知州王余庆、兵马监押孙吉死之”。 这里的金明寨和宁远寨在哪？分属鄰延路和河东路的府州。为什么李元昊打了麟、府，又打鄰延路，然后再打丰州呢？因为麟府丰为河外三州，“黄河带其南,长城绕其北,地据上游,势若建瓴,实秦晋之咽喉,关陕之险要也”，也就是说河东路的麟府路和鄰延路对党羌聚集地横山和米脂成夹击之势，所以李元昊必欲得之而甘心。 李元昊先去打的麟州，麟州城坚，只是“城中无井，惟有一沙泉在城外，其地善崩，俗谓之抽沙，每欲包展入壁，而土陷不可城”。这种局面直到宋夏和议后，吕夷简的儿子吕公弼到来，他用幕僚邓子乔的建议，“仿古拔轴法,去其沙,实以末炭,墐土于其上,板筑立,遂包泉于中”。才使得麟州城固若金汤，再也不怕围城缺水了，但这是后话。 李元昊出师，有戎人来献策，“麟州无井，半月即兵民渴死”。于是西夏兵围城20余日，城中担心渴死，很是害怕，有人献策“彼围不解，必以无水穷我。今愿取沟泥，使人乘高以泥草积，使贼见之，亦伐谋之一端也”。知麟州苗继宣于是邃用此谋，“元昊望见，遽诘献策戎人曰：‘尔言无井，今乃有泥以护草积何也？’即斩戎人而解去。”（北宋 魏泰《东轩笔录 卷八》） 李元昊在麟州吃了瘪子，看到鄰延路迫于朝廷压力派许怀德带着一万多人来援，掉头就去打下了金明寨，鄰延路就势又开始收缩防守，李元昊再次转身敲掉了麟府两州中间的宁远寨，然后围攻府州城。府州城险且坚，四面为峭壁，此前一直是折家的地盘。折家和李元昊他家虽同属党羌，但早在宋太祖的时候就不和，更何况城中有兵六千，而且当地人可以说是全民皆兵，所以折家有底气，同时也敢玩儿命。最后李元昊围城四天，在城北和由知府州折继闵带领的宋军死磕，伤亡千人后撤了。 西夏军继而围攻丰州，八月下旬，“知州事王余庆、兵马监押孙吉、指使三班借职侯秀、严训皆死。遂大掠永安、来远、保宁三寨蕃族”,李元昊占领丰州。麟府丰三州被称为河外三州，但是麟、府两州都在长城以里，只有丰州孤悬塞外，是党羌藏才王氏的地盘，由于丰州城太小，又没有援军，最终被李元昊攻陷，“庆历初，元昊攻陷（丰）州城，州民及三寨蕃族尽为所掳，扫地无遗。”之后，李元昊尽夺麟、府之间堡寨，以游骑漫于野，抢夺秋粮，就食于当地，“贼攻城防旬日不能下，引大兵出境而留军屯府北之瑠璃堡”。两州坚壁不出，告急于宋廷。 当然，以宋仁宗的尿性和北宋文官的思维方式，大体上是先要考虑一下是救援，还是放弃。一直到了冬十月，“朝廷议弃河外而守河东保德军未果”。实话说，关于麟府丰三州，王沿最早建议弃丰州，因为丰州是河外三州唯一居于长城之外的，城池又太狭小，不利于守御。后麟府丰战败，北宋果然丢失了丰州，仁宗信其言，直接把王沿放在了陕西四路首当其冲的泾原路，成为了定川寨之败的顶缸。关于麟府路，欧阳修有半句话说的经典，“今议麟州者，存之则困河东，弃之则失河外”，当然后半句北宋奉为圭皋，也执行了，但我是实在不敢苟同。“莫若择一土豪,委之自守”，这不就是培养下一个西夏吗？怎么会刚被一块石头绊倒，又要再立起一块石头呢？至北宋末南宋初，宋与金的争斗中，折家又在哪里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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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北宋才“徙张亢为并、代都钤辖、管勾麟、府军马事”。这个张亢当真算得上北宋特立独行之士，他是整个宋朝崇文抑武状态下，为数不多投笔从戎的有志之士，其在景祐年间向宋仁宗所说，“臣请擐甲为诸军先”，至今闻来，犹荡气回肠。最后张亢也像宋朝那些弃文就武的“傻瓜”一样，处处受排挤，郁郁不得志而终。 张亢有个哥哥叫张奎，哥俩都是少年得志，早早就中了进士，只是家世不显，所以在张奎做洛阳令的时候，哥俩开始冒名后唐河南尹，当时的名将，齐王张全义的七世孙。张奎、张亢俩兄弟无论身材，还是性格，都是迥异。哥哥清瘦，“清素畏慎”；弟弟体肥，“奢纵跅弛”，以至世人称为“张奎作事，笑杀张亢；张亢作事，唬杀张奎”。 另外范仲淹的第四个儿子范纯粹的生母张氏的父亲就是张亢，不过有学者已经查证，此张亢非彼张亢，查别的时查到的，抖个书袋而已，勿怪！“（张亢）女四人，长适殿中丞赵约之，次适著作佐郎高士纶，次适太原府阳曲县主簿荣咨道，次在室”。 张亢接到任命，带队火速增援，但是他带的兵确是临时征募的“东军”，一帮无赖流氓组成的乌合之众。不过张亢一点没含糊，星夜赶路，但是在府州“人情大恐”之时，他到了城下，守军就是不敢开门。“公自受命昼夜驰至府城下，城中尚不敢啓闗。公出所授勑示之而呼曰：‘我新张军马也’”，于是“众心始安，乃啓闗”。 进入府州之后，张亢先是改变了以前的保守政策，“大启诸所塞门，纵民出入”，安顿民心之后就是整军。他先是阅兵，看见西军主力有点怂包，立刻改变战略，财帛动人心，从厢军和乡兵中招募敢死队。“视劲旅尚数千人，皆奔北之余，股栗无斗志。公乃募执役下军之敢战者，得数百人。” 有了敢死队，张亢就开始悬赏买人头了，西北的边民确实和承平日久的内陆之人不一样，那些都是散养的精兵，于是“使击贼”，“伏隘道，要击夏人游骑”，以至“争持贼首以献”。张亢岂能放过这个激励士气的机会，立刻大张旗鼓地犒军，“公躬自犒奖，取锦袍以衣之，大夸于城中，连数日皆获贼如前赏。” 这次急眼的就成了勇悍的西军正规军了，看着那些平时在自己面前低三下四的杂役万众瞩目，自己却天天被冷言冷语包围，这帮子军汉立刻红了眼睛，“禁旅悉惭而奋曰：‘我辈岂不如彼下军者，愿出效死。’”张亢不矫情，立刻让这帮热血上涌的精兵们出来喝酒耍钱，直到士气高昂，不畏生死之时，立刻全军出击，“又纵使饮博，方窘乏幸利，咸愿一战。亢知可用，始谋击琉璃堡”。 琉璃堡是当时西夏企图全面占领北宋河东路的后勤基地，李元昊派遣手下大将耶布移守贵镇守。张亢带兵夜袭，侦察兵都到了琉璃堡寨外的草丛里都没被发现，听到里面有巫师算卦宋兵会来，而夏兵不信，认为宋兵脑袋都在裤裆里缩着呢，“使谍伏贼寨旁草中,见老羌方炙羊脾占吉凶,惊曰:‘明日当有急兵,且趋避之。’皆笑曰:‘汉儿方藏头膝间,何敢至此!’” 于是“众驰至贼堡（琉璃堡）大破之，斩首二百级，余皆奔去”。这个时候看出了张亢豪杰的一面，当然，他后来受人诟病也是这类的毛病惹祸，“获牛马槖驼以千数，公尽以赏所获者”。这次获胜即解除了卧榻之侧的隐忧，又提振了士气，于是在庆历二年正月，张亢乘胜开始进军“民乏水饮，黄金一两易水一杯”的麟州。去的时候，夏军见张亢带领的这3000名护送物资的宋军，军容严整，不可侵犯，就在北宋军队的回程栢子寨设置了陷阱，“乃聚兵数万邀归路，公囘至栢子寨遇之时，众不满三千”。 结果张亢发现被伏后，激励士兵，趁着天气的突然变化，一举击溃了西夏军，“公激之曰：‘汝軰皆防死地，能前鬬则生，不然则尽死。’于是，士皆感动争奋。会天大风，公乘顺风以击贼，贼遂大乱，斩首六百余级，贼相蹂践赴崖谷死者不胜计。”这一战之后，宋军的士气更加高涨，张亢借此陆续收复和新建了麟府两州相连的各个堡寨。 在重夺宁远寨之后，北宋安排对宁远寨进行修复，但是西夏军经常来骚扰，于是张亢决定和夏军搞一把大的，一战定胜负。这次双方约战的地点名叫兔毛川，就是西北常见的一条山沟。大战之前，张亢先是让勇将张岊率领折家的精兵弓弩手埋伏在山后，然后再将他带来的由京城无赖子新组建的万胜军旗帜与当地精锐虎翼军的军旗对调。 夏兵向来瞧不起万胜军，称他们是“东军”，所以战斗一开始就冲阵挂着万胜军旗的虎翼军阵地，结果双方发生了僵持，正在难分高下的时候，张岊率领伏兵杀出，后果显而易见，西夏兵折损了几千人，“贼遂奔溃，斩首二千余级，贼自此不敢复出。盖不逾月而五寨立，二州始通。”。 “公复奏曰：‘今五寨所通，麟府徃来之一径耳，旁皆空旷无所阻防。若更增并边诸栅以相维卫，则蕃汉之户可归而河外安矣。’议未下而契丹渝盟，河朔大警，朝廷命王德用为定帅，杨崇勲为镇帅，而以公领果州团练使为瀛帅。王杨皆位兼将相，而公以才望参其任，时论伟之。” （北宋 韩琦《故客省使眉州防御使赠遂州观察使张公墓志铭并序》） 后来葛怀敏兵败定川寨，“诸郡震恐”之时，张亢出任泾原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渭州，也就是陕西对夏四路战区之一的统帅，而且是余靖认为的最易受到西夏攻击的泾原路“臣伏思陕西四路，惟泾原山川宽平，易为冲突。若戎马之势不遏，则为关中之忧。”怎奈北宋党争，张亢被视为范仲淹一党，所以因“公使钱”、“出库银给牙吏往成都市易，以利自入”、“贪横不法”等被贬谪，后来沉浮与宦海，没有了征战沙场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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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沃洲1 2021-08-21 17:44:34 那个和议一看就知道是伪造的，把辽国竟然称做契丹，这是不合两国交往礼仪的，正确的说法，当然是大辽，这好像在文书上把金国称做大女真，中国称做大汉一样的不可思议。古代对这些可是非常在意的。古代造假文人大都故意留下些造假的痕迹。自古宋黑就开始了。 ----------------------------- 怂吹来这个帖子我不反对，你发你的言，我也愿意探讨，但是别过份，你已经评论了还要回复，而且整一段就算了，还一整整好几层楼就为说一句屁话，这次就算了，下次想说什么就把舌头捋顺了再说，同类情况视为捣乱，直接拉黑，勿谓言之不预啊，哈哈。 关于和议是伪造的，你也真敢说，当然，以你一贯无耻的怂吹表现，凡是对大送不利的就都是伪造的，这就是你的座右铭，我基本是懒得搭理你的，但你这次是在这个帖子第一次说话，面子怎么也是要给一点的，而且前面也奚落了你这么多，不给点补偿也不合适，就顺带给你科普一下。 北辽的国号其实有点乱，因为他有两个，而且还总是来回的折腾，也难怪你这个不学无术的搞不明白。阿保机建国的时候，国号就是契丹，那是916年，然后不久契丹就收到了石敬瑭这个灰孙子的孝敬，占了燕云十六州的契丹为了团结扩张带来的大量原住民，于是辽太宗将国号改为了中原人士更好接受的辽，区别开之前以民族做为国号的初始阶段，这是947年。 在辽圣宗时，随着占领的稳固，国号又由辽改为契丹，至于具体时间是982年还是983年史学界还有争议，后来辽道宗又将国号改回辽，直至国灭，这是在1066年。无论是契丹还是辽，都是汉文名称，其实契丹人自己的全称都是哈喇契丹，一直没有变过。 好了，北辽的国号变更大致如此，再来看看澶渊之盟发生的时间，1005年，自己去看看那个时候北辽的汉文国号叫个啥吧。虽然你是个怂吹，但是你和北送的文人水平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你以为北送的国书会有这么关键的错误？这是会掉脑袋的！退一万步说，有人黑宋，那么这个黑宋的水平也是你望尘莫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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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在被李元昊攻打河东路的时候，也在总结陕西方面在与西夏军战斗的得失，庆历元年的十月，再次细化了陕西的防务，“诏罢陕西都部署，分四路置使”。意思很明显，怕臣下做大，所以取消了都部署，把陕西划分为四个防区，责任到人，同时增加屯田，“置陕西营田务”。陕西的四个防区，庞籍主持鄜延路，范仲淹主持环庆路，韩琦主持秦凤路，泾原路由王沿主持。 与好水川之战前对比发现，韩琦由首当其冲的泾原路调整到了约等于后方的秦凤路，主持泾原路的则是在李元昊攻打麟府丰之时，提出“建议徙丰州，不报，已而州果陷”的王沿。想来这个调整好理解，王沿被仁宗认为识兵机，韩琦还是要为好水川之败担责。可是范仲淹也由与河东路夹击西夏米脂、横山重地的鄜延路调整到了相对弱势的环庆路，这又是为得什么呢？因为他最后没有出兵夹击西夏，导致好水川之败吗？应该不全是。看看鄜延路“自元昊陷金明、承平，破五龙川，边民焚掠殆尽”，“戍兵十万无壁垒”，这个状况持续到“籍至，稍葺治之”，由此可见，范仲淹在鄜延路的防守也不是固若金汤。 王沿到任，考虑“至陕西，见鄜延、环庆路其地皆险固而易以守；惟泾原则不然……。盖自镇戎军至渭州，沿泾河大川直抵泾邠，略无险阻。虽有城寨，多居平地，贼径交属，难以捍防”，于是立刻扩建并加固渭州城。这也是定川寨之战后，李元昊无法携大胜余威实现其战略部署的最大原因。加固后的渭州城就是李元昊的断肠剑，他不能将后勤补给线上最大的障碍去除，就不敢过份深入。 再看李元昊，从河东路被张亢赶走后，在天都山休养生息几个月。期间宰相张元建议向南攻占镇戎军，然后经渭州东南深入关中， “中国精骑并聚诸边，关中少备。若重兵围胁边城，使不得出战，可乘间深入，东阻潼关，隔绝两川贡赋，则长安在掌中矣”（《西夏书事 卷16》）。李元昊认为此计大妙，于是兵分两路包围刘璠堡和彭阳城。 由于北宋继续执行“以儒臣委西路”，自然就“不能身当行阵，为士卒先”。所以就像好水川之战的韩琦与任福，只不过这次换成了王沿与葛怀敏，“沿令怀敏率兵据瓦亭待之，怀敏进兵镇戎。沿以书戒勿入，但背城为寨，以羸师诱贼，贼至，发伏击之可有功。怀敏不听，果为所败。”如果参照好水川之败，这个定川寨之败也是领兵将领不遵从命令导致，为什么王沿就为此沉沦，而韩琦却像是没事人一样呢？除了有“党”这个因素，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葛怀敏与范仲淹不相得，所以直接被从鄰延路赶了出来，王沿的儿子也不认可葛怀敏，建议他老子学范仲淹，换掉此人，那么葛怀敏确实如此不堪吗？ 葛怀敏是个官二代不假，但是在雄州时，也做了一些可圈可点的事情，而且也是刀头染血平过叛的。但是到了陕西，范仲淹对葛怀敏的评价是“滑懦不知兵”，这个“滑”，葛怀敏应该是跑不掉的，因为宋史里的葛怀敏传也总结“怀敏通时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才荐之”。若说“懦”，葛怀敏可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就带了一点人往回冲的，最后仁宗“赠泾原路副都部署葛怀敏为镇西军节度使兼太尉，谥忠隐，子宗晟等皆迁官”，所以这个“懦”应该是算不上的。至于“不知兵”，胜者王侯败者寇，打输了自然是算不得知兵，不过这定川寨之败，主将基本上都战死了，却留下了近万的军队和几百匹战马给西夏，即使葛怀敏再不知兵，也是与常理相悖，实在是匪夷所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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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路军队并不是同时动身，其中“出刘璠堡”的“知和与英督军夜发”，虽然现在具体堡寨位置已多不可查，但是从这个部署推测，应该是西夏军出现的地点离刘璠堡不远，所以曹英和李知和是作为前锋准备与敌缠斗的，而刘湛、向进与赵珣的部队应是左右翼，而怀敏自是坐镇中军，缓缓跟上的。 结果做为前锋的曹英、李知和尚未接敌，侧翼的刘湛、向进却半路和西夏军队相逢了。这场遭遇战是宋军“战不胜”后撤向了向家峡，凭险据守，“湛、进行次赵福堡，遇敌，战不胜，保向家峡”。这时的葛怀敏并没有立刻扑上去，而是开始分兵救援的同时，留出警戒部队监视前沿，自己则聚拢部队，观察局势，确认西夏主力，再行重拳出击，“怀敏使珣、英并镇戎军西路巡检李良臣、孟渊援之”。 就在葛怀敏进行部署的时候，获知有探马发现大量西夏军队出现在了长城壕边，葛应是判断向进等遇到的是西夏军小股前锋部队，于是“复召珣等入定川”。恰于此时，突前的李知和部有番将汇报说有5000西夏军在定川寨北的长城壕边列阵，“會李知和麾下蕃落將报贼五千人列定川寨北”。五千人是多么有诱惑啊，对于宋军，兵力恰好可以吃掉，对于西夏军，五千的损失足以伤筋动骨。恰当葛怀敏还在犹豫的时候，前线多人汇报西夏军跨过长城壕，开始向定川寨而来，“頃之，王文、李知和、定川寨主郭綸又报已拔栅逾壕”。此时，葛怀敏不再犹豫，悉命各部汇聚定川寨，自己也越过新壕在中午抵达了定川寨。 其实从前面葛怀敏的部署来看，应该也算是小心谨慎了，但是当他抵达定川寨时却好像发了信号弹一般，西夏军蜂拥而出，破坏了宋军的板桥，对宋军进行了包围，而且还在上游断绝了定川寨的水源，“敌毁板桥，断其归路，别为二十四道以过军，环围之。又绝定川水泉上流，以饥渴其众”。葛怀敏立刻命令刘贺带领他统帅的番兵去争抢水源地，结果刘贺的部队哗变跑路了，“刘贺率蕃兵斗于河西，不胜，余众溃去”。 宋军仓促应战，葛怀敏率领的东军做为中军，在西夏军的冲击下岿然不动，结果曹英的部队却在攻打中军不顺，转而攻打他的西夏军面前崩溃了，溃兵直接冲撞了中军大阵，葛怀敏想来是在阵前阻止了溃兵，结果是拽下马差点踩死，被亲军和溃兵裹挟至瓮城才苏醒。之后，葛怀敏立刻挑选东军勇士充当刀斧手，拦在门前狠杀了一批溃兵，“怀敏为中军屯塞门东偏，英等阵东北隅……先以锐兵冲中军，不动，回击英军……怀敏为众蹂躏几死，舆致瓮城，久之乃苏。复选士据门桥，挥手刃以拒入城者”。在阵西的赵珣上来带领这些东兵和撵着番兵的西夏军苦斗，宋军的骑兵也兜过来增援，西夏军开始撤退，宋军才结好大阵，“未及阵，夏人引铁骑来犯，珣居阵西北……东壁兵辄溃，中军大扰，珣拥刀斧手前斗，夏众稍却，我军复阵”（《宋史卷八十二》）。 这个时候宋军战阵已成，西夏军也没了锐气，双方都没了斗志，于是耗到天黑。葛怀敏肯定是看出来情况不对头了，因此他当时是在瓮城附近，和他带来的东军在后方，而赵珣在带领部分东军稳住局面之后，跑回来要求葛怀敏带领东军回到既有位置，从这点看，葛怀敏确实不如久经战阵的赵珣，“珣驰入，劝怀敏还军中”。 中间省略了曹英部溃败的一个侧面描写，“会黑风起东北，部伍相失，阵遂扰。士卒攀城堞争入，英面被流矢，仆壕中，怀敏部兵见之亦奔骇”，这个感觉很扯淡，仿佛正在看水浒攻打高唐州那段。由于北宋的奇葩军制，即北宋的兵基本就是终身制，所以很多禁军空有名额却无战力，而在宋真宗天禧年间，番兵就可以成为禁军了，因此外出作战，将领都会将老弱病残放在家里守城，而带出来的青壮则有大量的番兵在内。而看到葛怀敏明显是中了埋伏的情况，刘贺的番兵又临阵即溃，可以想见这次冲撞中军，掀葛怀敏下马的应该也是番兵，也就是说当时被东兵刀斧手砍杀的恐怕大部分也是番兵了。 到了晚上，葛怀敏召集众将开了个军事会议，但是大家都比较消沉，其实也没办法不消沉。贾昌朝早就说过，“今陕西四路总管而下矜辖、都监、巡检之属,悉参军政,谋之末成。事已先漏,甲可乙否,上行下戾,主将不专号令,故动则必败”。在座的又都不是傻子，自己被围其中，外面西夏军还在喊“尔得非总管厅点阵图者邪？尔固能军，乃入我围中，今复何往”，自是己方有人出卖了自己，再看看今天番兵的表现，番兵不稳基本就是现状了。 北宋时期，各将都是各自统兵的，每个人的统兵数大致都有定例，至于吃多少空额，那就看各将自己了。都总管（都部署）8000，副都总管（副都部署）4000，矜辖3000，都监2000，都巡检、寨主1000，监押、巡检、指挥500。以目前看到的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的此役宋将中，葛怀敏是泾原路兼招讨、经略、安抚副使，就是一个副都总管。曹英是知镇戎军，镇戎军大多是矜辖，偶有都监任，而且王称的《东都事略》直言“泾原钤辖曹英又败于砦之东北隅”，所以这里就计算为矜辖。李知和、王保、王文、劉賀、李岳、赵珣是六个都监，但此时刘贺因所属番兵逃跑，已经没啥兵了，泾原路都监趙珣原来是笼杆城主，刚刚任命为都监，所以应按城主计算。张贵、赵璘、徐思纯、赵瑜四人分别是城主和督巡检，李良臣、杨遵、姚奭、董谦、唐斌、霍达、孟渊七人是巡检、监押和指挥。 如上计算，如果此时各将领都是满额带兵，那么宋军是4000+3000+2000*4+1000+4*1000+500*7=23500人，考虑一般出战都要留出半数看家，所以，个人觉得这个数字应该除以2，也就是在1万至1.5万左右。这里计算军队的数量是因为司马光《涑水记闻》说当时葛怀敏带了七万人，裨将刘贺带了三万人，当然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也实话实说，“颇与实录不符”。另，王称的《东都事略》记“环庆路都监刘贺以蕃兵五千与贼战不胜而溃”，可见当时刘贺确实是独立领军，所领番军数量可能在2000-5000之间，可视为一部分主力。这一段关于兵力的计算我也是觉得没有把握，如有涯友赐教，不胜感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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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71楼，莫名被删 定川寨之战和前两次大战一样，还是西夏军队发起的。李元昊从天都山兵分两路攻打泾原路，北宋也是延续既往战术，打谁谁扛着，旁边的邻居看热闹，挨打的不哭爹喊娘，我绝不出防区一步。于是这时的泾原路老大王沿赶紧安排武将中的老大葛怀敏进行攻击性防御，即前出至瓦亭与西夏对峙，结果葛怀敏不听话，直接就到了镇戎军。结果王沿急眼了，勒令葛怀敏别进镇戎军，就在城前结寨与西夏军相持。 这个基本上就是定川寨之战的第一阶段，很明显一、二把手的意见是相左的。什么设伏啦、待敌疲可击，这些基本都是扯淡，王沿的态度就是固守渭州，守住渭州的前沿就好，至于属于泾原路的前沿堡寨，那就自求多福吧，所以葛怀敏无论是驻军瓦亭还是镇戎军，王沿都是可以接受的。而葛怀敏想的则是依托自身前沿堡寨，寻找西夏主力决战，这其实也属于一个武将的基本素质。 从地理上来讲，瓦亭就是一个山间小寨，位于前往渭州的大路上，算是哽嗓咽喉之地，但是地方太小，大部队根本就无法展开，所以葛怀敏要真是驻兵于此，那就真成了完全的“不知兵”了。而镇戎军在瓦亭偏东，和前线堡寨隔着清水河以及群山，虽然粮道无忧，但是也只能虚张声势，对于前出的各堡寨是完全帮不上忙的。 而以北宋一贯的尿性，他们的皇城司在西夏就是睁眼瞎，所以西夏军这一次的战略动态，北宋估计也是搞不太清楚，那么葛怀敏最怕的是什么？当然怕西夏再来一次“康定元年九月，元昊寇三川寨，都巡检司杨保吉死之，又围师于定川堡，战士死者五千余人”。因此，葛怀敏没有在瓦亭那个伸不开腿的地方驻扎，而是带着瓦亭寨都监徐思纯、环庆路都监刘贺、天圣寨主张贵、缘边都巡检使向进、刘湛、赵瑜等前出到了瓦亭和镇戎军之间的五谷口驻扎，再经安远寨，开远堡到了镇戎军西南。 因为葛怀敏经常带着百来人的亲军做前哨，于是走马承受赵正力劝葛怀敏勿轻进。当得知王沿严命他不许再往前线走，而是在镇戎军背城结寨时，他则选择了进驻了马栏城，那里离镇戎军不远，更加接近前沿的堡寨体系。在这里，葛怀敏又汇合了知镇戎军曹英及泾原路都监李知和、王保、王文、镇戎军都监李岳、西路都巡检使赵璘等人。 这时，宋军的探子侦知西夏的军队已经进入了镇戎军界，也就是泾原路的前沿堡寨体系。赵珣，这个名字要重点记得，我觉得他是定川寨之战的关键之人，他此时提出“贼远来，利速战，其众数倍，锐甚。为今之计，且以奇制之，宜依马栏城布栅，扼贼归路，固守镇戎以便饷道，俟其衰击之，可必胜。不然，必为贼所屠”。这个说法基本就是把王沿的话复制粘贴，可是依托镇戎军防守，那么前沿的那些堡寨又怎么办？“俟其衰击之”换句话就是武装送行，那些文臣粉饰一下奏折就可以，葛怀敏终究还是一个有血性的武官，怎么可能干得出来呢！ 如果说到泾原路的前沿堡寨群，那么就不得不说定川寨，可以说它就是整个堡寨群的核心。西夏要是想从陕西四路进入关中，最好的行军路线就是走泾原路，而要是走泾原路，就一定要拿下渭州，否则粮道就没有保障，还要随时担心被切断后路。而要是想打渭州，那么有两个点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一个就是瓦亭，但是相当狭小，还有一个就是定川寨。之所以最后李元昊没有打下渭州就撤军了，原因很多，但是最重要的两点，一是王沿到了泾原路就在扩建和加固渭州城，使得李元昊顿兵坚城之下，二就是李元昊没能打下定川寨，使得他的后勤不畅，只能依靠野掠进行补充。 “定川寨，西控六盘山一带，太平兴国中置，东至州四十里，西赵林寨二十里，西南仪州制胜关三十里，北至山寨五十里” ，“定川寨，北控胡卢河大川入西界天都山，正扼贼路。东至渭州四十里，西至兰州约五百里，南至制胜关三十里，北至故会州约三百里。”《武经总要前集》卷18。定川寨在《武经总要》“陕西路”里出来亮了两次相，一次是在泾原路的县寨镇中，一次是在镇戎军的城寨堡，看东至州四十里，才敢确认是一个地方。多说一句《武经总要》，这是北宋对西夏三次大败亏输后，宋仁宗亲自下诏让丁度主持编撰，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的军事著作，称得上是军事大百科，不过作者署名是曾公亮还是丁度，在现代也是争得沸沸扬扬，莫衷一是。 而且当时的定川寨也不是康定元年的定川寨可以比拟的了，“范祥，字晋公，邠州三水人。进士及第，自乾州推官稍迁殿中丞、通判镇戎军。元昊围城急,祥帅将士拒退之,请筑刘潘堡、定川砦,从之”。康定元年，定川寨是堡城，而在庆历二年，那里已经被范祥给升级改造成了寨城。这里多说一句范祥，这可是一位经济能臣。历史上说到盐法的改革，公推唐朝刘晏和北宋范祥，刘晏是改革了榷盐法，而范祥则是改革了钞盐，“晓达财利，建议变盐法，后人不敢易，稍加损益，人辄不便”。后来蔡京也搞盐钞法，结果玩儿命的搜刮财利，以至“自崇宁以来钞法屡更，人不敢信”。 扯得远了，当葛怀敏听到西夏军队已经进入镇戎军界，立刻将部队分成四路行军，寻找西夏主力。“刘湛、向进出西水口，泾原路都监赵珣出莲华堡，曹英、李知和出刘璠堡，怀敏出定西堡”。这基本上就是此次大战的第二阶段，葛怀敏开始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阶段，不过这个时候可以注意，这些将领中有一位泾原都监赵珣是和王沿在保持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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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事情明摆着，除了葛怀敏的东军可靠，各将手里的兵多少都有番兵在里面，这个时候谁也不敢指望他们，那么这个仗还还怎么打。在定川寨继续耗着，粮食就是个问题，所以突围就是首选。但是往哪里突围，其实大家都知道---镇戎军。镇戎军离定川寨25里，且有大路通渭州，后勤给养方便。更加重要的是镇戎军是交通枢纽，从那里去潼关无险可守，李元昊真是红了眼从镇戎军杀去潼关，他是否回得来两说，但是关中必然糜烂。所以在众将都慌了得情况下，葛怀敏决定退回镇戎军，“夜四鼓，怀敏召曹英、赵珣、李知和、王保、王文、许思纯、刘贺、李良臣、赵瑜计议，莫知所出，遂谋结阵走镇戎军”。 当时的军事安排是曹英和赵珣做先锋，这个安排很欠妥当。因为曹英的部队在西夏军的冲锋下率先崩溃，而且曹英面中流矢，那么把他放在前面是不妥之一。第二，赵珣可算有勇有谋，但是赵珣对葛怀敏的指挥一直是狐疑，而且赵珣与番军关系甚好。可以想见，葛怀敏有推二人做炮灰的嫌疑，但是值此突围之际，哪能如此儿戏呢？让刘贺和徐思纯做左右翼，可见刘贺当时是收拢了一些番军溃兵，徐思纯本身就是率将，李知和殿后也是因为李知和是一员勇将。但是他将亲军和东军都放在了最后可以说是最大的败笔。想来葛怀敏还想带那些犹豫不定的番军一起撤走，所以安排大家的亲军和东军这些抵抗意志最强的军队做前军的刀斧手，而且是做牺牲最大的殿后军，但是在如此离心离德之际，这又怎么可能？“亲军左右及在后者皆毋得动，平明，从吾往安西堡。以英、珣为先锋，贺、思纯为左右翼，知和为殿，听中军鼓乃得行。” 事情的发展就是待得卯时，队伍要出发了，结果发现军队不受控制了，葛怀敏在队伍前列和手下大将几次指挥都无效了，当他想回马去后军和众将的亲军以及东军汇合时，被人抓着马鞍而去不了了。这个时候，葛怀敏伪托让参谋郭京去安排后勤，当那些拦路兵稍微松懈，葛怀敏拔剑就砍，冲了出来。而那些大将当时应该是和他在一起，等待大军开动时再互道珍重返回各自岗位的。大帅被阻，个人亲军都不在面前，估计每个人身边也少不了闹事的番军，所以施展不开。这时看大帅冲了出去，大家自然也是追了出去，所以才会看到殿后的李知和居然在后军无损的情况下进了英烈榜这种奇葩之事的发生，“至卯，鼓未作，怀敏先上马，而大军按堵未动。怀敏周麾者再，将径去，有执鞚者劝不可，怀敏不得已而还。使参谋郭京等取刍城中，未至，怀敏复上马，叱执辔者使去，不听，拔剑且击之，士遂散。” 这个时候的情况应该不难想象，听话的亲军和东军在后阵，而有哗变可能的番军和地方军在中前位置，葛怀敏和众将及部分忠于北宋的几百前军将士不得不选择按照突围方向冲阵，当他们杀出了西夏军的伏击圈，在到达新壕的时候，由于归路已断，不得不与西夏军殊死搏斗，最终寡不敌众，壮士断魂。当时做为被保护群体，葛怀敏的儿子葛宗晟与走马承受赵正王昭明等在这支突围部队的后方，所以当葛怀敏等势有不支之际，他们杀了回去，此时那近万军队已经出发去汇合西夏军，现场肯定是乱哄哄敌我不明，而这一干人等在护卫的兵士保护下回到了那些将领的亲军和东军组成的后军中得以保存。这里逃回来的人中还有一个就是参谋郭京，可见当时安排他回去沟通后勤的事情只是一个托词，骗得番兵稍有松懈，葛怀敏就杀了出去，也只有如此，郭京才能后来跟上。这也能很好的解释为什么领军将领大部分阵亡，但是近万军士却毫发无伤的做了俘虏，而后军居然也是毫发无伤的回归宋营。 说到后军，司马光记载当时军事会议上，赵珣曾经有所发言，“来塗寇必有伏，若自笼竿往，彼无险，且非所意”。从定川寨去笼杆城，路远且险，自然不会象司马光所说，这个大家随便看看卫星地图就能明白。但是通过这个描述和前面看到的，可以明确感觉到葛怀敏和赵珣的作战理念是不同的。司马光记述的后军最后取道笼杆城而获救，而宋史和长编均为固守定川寨而存活。 在有一些引人生疑的地方是此战之后，有一些人因为此战降职和罢职了，“复降向进等官，落郝从政、赵瑜职”。理由是“时韩质、郝从政、胡息以兵六千保莲华堡，刘湛、向进兵一千保向家峡，皆不赴援”。刘湛、向进是当初葛怀敏四路兵中的一路，而且当时是接敌不胜退守向家峡，但是向进是一名被宋仁宗接见过的蕃将，其子也是骁勇异常，这个降职很是耐人寻味。至于郝从政，那必然是莲华堡一路的领军，可别忘了，当初葛怀敏的四路军，赵珣走的就是莲华堡，而且笼杆城属于德顺军，这次战役看到了镇戎军的人马，可是没看到德顺军的人影。至于赵瑜，那可是赵珣的亲弟弟，未在阵亡名单，也没有出现在返回定川寨的名单中，嘿嘿…… 其实宋史中这份阵亡名单是错的，长编根据宋实录给的名单也不对，赵珣在这场战斗中根本就没死，而是被俘，这在宋史中的赵振传中记载的很清楚，“俄夏骑四合，珣被擒，瑜以身免”。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葛怀敏冲出哗变士兵的包围，众将也随之而去，可是赵珣兄弟依仗和番军良好的关系，希图平息这场叛乱，结果没有成功，反被叛乱番军抓住送给了李元昊，赵瑜因带兵处于外围，所以自行逃走呢？当然，这个还是我往好里推测的，否则细思极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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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此战而生还的宋军将领还有一人未被提及，那就是定川寨寨主郭纶，他是生还的，因为他后面还跟着狄青去平侬智高，做了黎州都监，因为没存下钱，所以没有路费回老家，地方政府为了照顾他，让他临时担任嘉州监税。苏轼有一首诗就叫《郭纶》，“河西猛士无人识，日暮津亭阅过船。路人但觉骢马瘦，不知铁槊大如椽。因言西方久不战，截发愿作万骑先。我当凭轼与寓目，看君飞矢集蛮毡”。其实苏辙也写了一首诗描述郭纶，更为详尽，只是那首诗太长，我就不搬上来了，自己查吧。 李元昊打败葛怀敏，得了“余军九千四百余人，马六百余匹”后立刻撤离战场去消化，这时被堵回来的“其（怀敏）子宗晟与赵正、郭京、承受王昭明等还保定川”，后军有了主心骨，背靠定川寨结阵自保，这些东军战斗决心极强，诚然就是一块硬骨头，西夏军怕耽误了战机，于是放弃了定川寨，转而“敌长驱抵渭州，幅员六七百里，焚荡庐舍，屠掠民畜而去”。 西夏军围攻渭州时，他的兵锋已经达到了平凉，关中一时激荡，百姓已有进山避难的动作。而当时西夏从天都山出发的两路军，一路是李元昊率领出刘璠堡和葛怀敏战，还有一路就是出彭阳城。当葛怀敏战败的时候，出彭阳城的一路西夏军已经到了潘原，这时时任知原州的景泰领兵五千来支援彭阳城。 景泰其人从屯田小官做起，熟悉边情，颇有识见。李元昊尚未反，景泰做庆州通判的时候，他就接连三次上书说李元昊必反，“元昊虽称臣，诚恐包藏祸心。当选主将，练士卒，修城池，储资粮，以备不虞”。只不过官微言轻，没人搭理，后来李元昊犯了，他又上了《边臣要略》二十卷，等升任了知成州，又上了十五篇的《平戎策》，称得上是文武双全。 由于对西夏经历了三川口和好水川的两次大败，以及无数次小败，很多陕西四路的宋将已经畏敌如虎了。这次景泰领兵出征，先锋张迥就徘徊不前，逗留不进，所谓慈不掌兵，景泰立刻斩了张迥遍徇诸军。即使如此，当宋军在彭阳西遇敌之时，裨将夏侯观还是想撤回彭阳固守，只不过知道景泰厉害，所以不敢走，而是商量。景泰不同意，而是命令宋军结阵，并且悄悄派了300骑兵多带旗帜在左右翼以为疑兵。西夏军于是撤走，景泰手下将领此时又想去追击，景泰不让，而是“遣士搜山，果得伏兵”，然后“与战，斩首千余级”。景泰凭借这个军功升至西上阁门使、知镇戎军兼兵马钤辖，最后做了秦凤路的马步军总管。他的两个儿子后来也是名将，可惜都相继死于王事，一门忠烈。 由于打不下来渭州城和镇戎军，当时为了快速推进又没有拔掉定川寨这颗后勤路上的钉子，两路之一又在彭阳城吃了亏，再加上一番大掠后士无斗志，李元昊吹了一通牛逼“朕今亲临渭水，直据长安”后就赶紧撤了。至于总看到的，说什么范仲淹领军十万来援才吓跑了李元昊这种话，只能说是扯淡。 因为康元、庆历初年主要是西事，所以宋仁宗频繁接见陕西军队中的中高级将领，当时恰好环庆路都监范全就在开封。在接见的过程中，范全就说了，已经听说天都峰那边的西夏左右厢军在点兵，但是不知道他们要打哪一路。这时宋仁宗刚接到边报称西夏军出刘璠堡，于是写了手诏让范全使用驿马通知范仲淹出兵增援，结果到平凉的时候西夏已经退兵了。当然，还有一种记载是说当西夏军已到潘原，范仲淹组织了6000人，准备出“由邠、泾援之”，但是西夏已退军了。 至此，定川寨之战基本结束，宋仁宗赶紧派出了王尧臣做为泾原路安抚使前往。由于这是继好水川、三川口之后的第三次惨败，而且这是在宋朝已经有针对性的部署陕西四路之后，主将还是禁军之中号称能战的葛怀敏指挥下的惨败，所以宋仁宗应该是希望知道这次战争真相的。所以之后，宋仁宗先是将以葛怀敏为首的一众阵亡将官升职抚恤，当然，估计是早期情况并未了解的特别清楚，这里面就出现了两个被俘人员出现在了优抚名单之中，分别就是赵珣和李良臣。然后对王沿也是处罚不重，奈何贾昌朝当政，其对王沿落井下石，导致王沿郁闷而死。 后来宋仁宗又降了好几个将领的官职，还将郝从政和赵瑜直接撤职了，想来都是和王尧臣是脱不了关系的。其实看宋仁宗的这些处理，估计他离真相虽不中亦不远矣，只是这个事情影响极坏，附宋番落本就已经心向西夏，这时抖落出真相，恐怕谁也不愿看到，于是只能装傻了。于是王状元絮絮叨叨的一通指责葛怀敏，但是宋仁宗也没搭理，抚恤一点没变，只是事后诏“弓箭手属户避寇未还者，宜令经略司招揖之”含糊带过，然后让丁度赶紧做《武经总要》。 其实看看王尧臣的总结，“定川之败，其失有四：不住瓦亭，奔五谷口，一失也。离开远堡北，不入镇戎军，由西南直移养马城，二失也。自养马城越长城壕赴定川，三失也。定川见贼不能尽死，四失也”。王状元比个文在行，要是说打仗，那是不敢恭维。 就说他的一失吧，其一，大军屯驻瓦亭，镇戎军孤悬在外，不要了？其二，尹洙后来也曾考察过瓦亭，“右洙今相度到瓦亭寨，地形窄隘。兼本寨四面俱无战地，若驻大兵在彼，如贼马入寇，以至却回，虽见得可以袭逐，又缘地势难以出兵。若贼马自泾阳谷入来，倒把 定弹筝峡路，则彼处兵马进退不得，兼回头时或却往泾阳谷去亦无由扼其归路，以此驻劄大兵不为稳便”（《河南集》卷二十五）。 其所谓二失，镇戎军相对前方堡寨群偏东且居后，养马城离镇戎军很近，且位置更加靠近前方堡寨群，如此部署也能算失？ 三失确实存在，但是很明显宋军在西夏成了睁眼瞎，原因在谁？若不是对夏三败，宋朝一改之前对番族部落的态度，又怎会在之后能与西夏军相持？当时宋军有如此之多的番将、番兵，连西夏军都摸到肚子下边了还不知道，可见宋军中番兵已经离心离德了。刘湛、向进一起退保向家峡，为啥向进被降了职，向进是番将，或许大军如果转向向家峡，那就一个也跑不出来了。 四失更加可笑，领兵将领还不能尽死吗？并没咋死，头都死光了，你说这是啥事吧，葛怀敏真想逃命，找个亲军带着旗帜跑，他就能混出去，若是那个将领怕死，不和葛怀敏跑，十有八九不会死，最多做个俘虏而已，可是宋军将领死了15个啊，这还叫TMD不能尽死？！ 如果说到具体的战术，丁度“羌戎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不如也。隘险倾侧，且驰且射，中国之技不如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不如也”，也比王尧臣的这个屁强得多， “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腐朽，城郭隳颓”。“中夏之弱，自古未有，举国上下，人情玩习而多务因循, 天下空虚,全无武备, . . . . . . 国家纲纪隳颓, 政令宽弛, 赏罚不立, 善恶不分, 体弱势危, 可忧可惧。” 欧阳修说对了一部分，这其实已经不是具体到战术的问题了，而是整个宋朝的问题，所以直到宋神宗改革，北宋才彻底改变了对西夏的态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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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二年）十一月甲申，以泰山处士孙复为国子监直讲。” 泰山先生孙复是一代大儒，门下也是出过不少人才，象石介、文彦博、范纯仁都自承出自门下。而且孙复与胡瑗、石介被人合称“宋初三先生”，可以说是开宋学之先河，“言宋学之兴,必推本于安定（胡瑗）、泰山（孙复）。盖至是而师道立,学者兴,乃为宋学先河”（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王安石在《祭范颍州文》中开篇就以“一世之师”称誉范文正公，也有一些因素是因为“宋初三先生”均出自范仲淹门下，“仲淹门下多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纯仁皆与从游。昼夜肄业，至夜分不寝，置灯帐中，帐顶如墨色”（《宋史·范纯仁传》）。 我对儒学不太感冒，第一次记得孙复是因为袁世凯的总理熊希龄。当初熊希龄一树梨花压海棠，被人调侃，他很洒脱，当时就引经据典自比孙复，大意是孙复都满头白发了，李迪还把自己十几岁的侄女嫁给了他，现在我的亲戚也这样做了，我很惭愧，比不上孙复啊，熊希龄也算得上一代教育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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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春正月壬辰，录唐狄仁杰后。” 唐有狄仁杰，宋有包青天，小时候的《狄公案》和《包公案》是最爱，恰好包拯就是在仁宗朝，所以刚一看到也是一愣，难道这个对狄仁杰的表彰是给包拯看的吗？ 当然这个是笑谈，包公在历史上没啥判案的记述，也就是个“牛舌案”可以拿出来说道说道，不过包公主要是做过谏官，算是极言敢谏的代表。 狄仁杰确实有过断案的记录，“仪凤中为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旧唐书?狄仁杰传》），都是积案，看涉及人数就知道案子还真不少，一年搞定，说声神探不为过，也难怪荷兰人高罗佩写出了《大唐狄公案》，为狄仁杰封神。 不过仁宗录狄仁杰后，主因应该不是他的判案能力，或者肯本没顾上考虑。若说是因为狄仁杰东退契丹，北平突厥，出将入相，文武双全，虽然有那么些意思，但这很明显又和祖制相抵。那么仁宗录狄仁杰后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抚和戎夏,人得欢心”，狄仁杰曾任宁州刺史，属于北宋的环庆路。宋仁宗被李元昊打怕了，想和又不好意思说，于是“录唐狄仁杰后”，让大臣们自己去品，等着给他搬梯子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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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三年二月）辛酉，立四门学。” 四门学初创于北魏，唐时在国子监下置六学得到了完善，“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太学，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戚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四门学，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新唐书·志·卷三十四》）。 可见唐时门阀贵族势力依然很重，教育资源优先到了贵族圈，但唐时已经开始考虑到了“庶人之俊异者”，于是设立四门学，给了他们跃龙门的机会。后来的五代十国将门阀灭了个七七八八，所以北宋初期并未将这六学全部继承，而且继承的职能也不尽相同。 宋太祖刚上位忙着坐稳自己的椅子，所以国子学直接就用了后周的，但是没得精力打理，直到建隆三年才安排右谏议大夫崔颂判监事，开始授课讲学。但是因为五代十国将门阀灭了个七七八八，所以直到他死前一年国子学里也没几个人，四门学更是根本就没开。直到宋真宗上台，把门槛降到了七品以上子孙入学，才让国子学热闹了起来。不过比之唐朝，没给“庶人之俊异者”留活路，所以麻烦不断，“每遇科场，多有冒称品官子孙，难以详别，致容假妄，或兴讼诉”，（《宋会要辑稿·崇儒一》）。 这时候是有太学的，只不过国子学把他在唐时的只能给并了，所以只能“国子监每科场诏下,许品官子弟投保官家状量试艺业,给牒充广文、太学、律学三馆学生,多或致千馀人”，所以这些“庶人之俊异者”还是不能入学。 为了公平教育，天章阁侍讲王洙提出“请仿唐制，立四门学，以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孙，补充学生”，于是设立了四门学。只不过后来随着太学功能的转变，以及胡瑗、孙复等大儒进入太学授课，太学最终取代国子学，成了宋朝的最高教育机构，所以四门学在设立不久之后就被废除了。 说到四门学被废，就再多说一句。宋仁宗有感北宋没有优秀的军事人才，于是庆历三年在祭祀姜太公的武成王庙设立了武学。看到武人或有抬头之日，一帮酸子就开始推动舆论“以为古名将，如诸葛亮、羊祜、杜预、裴度等，岂尝专学《孙》、《吴》，立学无谓，故亟罢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二》），范仲淹也上奏“傥久设此学，无人可教，则虑外人窥觇，谓无英材于体，未便”（《范文正奏议·卷上》），于是五月开设，八月就歇菜了。此事直到宋神宗时期王安石改革，武学重开，后再次于徽宗朝被关。 若说宋人重文轻武，所以有文化的人不愿去武学学习，以及当时的舆论导向不利于武学招生都是导致武学人气不旺的重要因素，那么，宋仁宗安排的武学教授当时的太常丞阮逸，这人选也是让人醉了。《易筌》、《文中子注》、《乐论》、《王制井田图》、《钟律仪并图》、《皇佑新乐图记》，看看这个书单，都是这大哥写的，让一个玩儿音乐的来做武学教授，只能呵呵了。 有一本书叫做《李卫公问对》，这可是被收进了宋神宗《武经七书》里的一书，宋人陈师道说此书是阮逸托名伪作，而且陈的弟子更是说苏轼曾说阮逸曾把此书草稿给他爹苏老泉看过。但是这个说法自创立以来就被驳得体无完肤，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有兴趣的不妨去看一看解放军军事研究院黄朴民先生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考论”一文，内容很是详实。 这部《问对》应是唐后期或五代时的一本托名作品，其比较珍惜，清姚际恒“若阮逸所撰,当不尔。意或逸见此书,未慊其志,又别撰之。而世已行此书,彼书不行欤”，虽不中亦不远矣。最后录阮逸一首词《鱼游春水·秦楼东风里》吧，写的还真不错。 秦楼东风里，燕子还来寻旧垒。馀寒犹峭，红日薄侵罗绮。嫩草方抽碧玉茵，媚柳轻窣黄金缕。莺转上林，鱼游春水。 几曲阑干遍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应怪归迟，梅妆泪洗。凤箫声绝沉孤雁，望断清波无双鲤。云山万重，寸心千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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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三年四月)丙辰，以春夏不雨，遣使祠祷于岳渎……（五月）庚辰，祈雨于相国寺、会灵观……戊子，雨。己丑，谢雨。辛卯，筑钦天坛于禁中。 宋朝比之后面的明清民国，旱灾烈度要小得多，但是劲小架不住量大，小旱灾不断。既然扬国威的本领没有，那就得在爱子民上多秀一下，好彰显自己受命于天的形象，于是两宋十八个皇帝大部分都有过祈雨行为。 庆历三年这次旱灾相对较大，自正月就不下雨，二月到四月，一直有谏官上言祈雨，可是司天监一直没给准信，迫于压力，只得安排人祈祷于五岳四渎。由于对西夏作战不利，本次又春夏不雨，导致一直糊弄老百姓的“天人感应说”反过来把自己逼到了墙角，所以导致宋仁宗亚历山大。 这是谏官王素让仁宗亲自祷雨时，宋仁宗在这个父一辈子一辈的心腹面前一下就给说漏了，“太史言月二日当雨，一日欲出祷” （邵博《闻见后录·卷一》）。 当然，这个也不能全信，仁宗时负责观测天象的是司天监和翰林天文官，神宗元丰改制时才将司天监改为太史馆，所以这个杜撰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也可以看出“天人感应说”已经在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眼里毫无威望可言了。 其实北宋时，对天人感应有了自己理解的人比较多，只是宋儒横行，导致一些思想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例如仁宗时的范奉礼就提出，“人自人，天自天，天人不相与，断然以行乎大道之中，行之则有福，异之则有祸，非由感应也” （《徂徕文集·卷十五》）。但是，石介当即写了“与范十三奉礼书”一通驳斥，坚定地维护了“道统”并自鸣得意的收入了自己的文集，徒为后人所笑。 到了五月，估计是司天监给了消息，宋仁宗立刻亲自去相国寺和会灵观祈雨，佛也好，道也罢，为了统治的法理性，仁宗一勺烩，全都去祭拜了。结果过了一个多礼拜，“自然科学的黄金年代”，宋朝的那些天象家也真不是吹的，雨还真下了，仁宗这个得瑟，转天赶紧谢雨。 以至刚上任不久的章得象拜贺时，仁宗很是把自己的诚心感动上苍之事说了一遍。“戊子，宰相章得象等入贺，上曰：‘昨夜朕忽闻微雷，因起，露立于庭，仰天百拜以祷。须臾雨至，朕及嫔御衣皆沾湿，不敢避去，移刻雨霁，再拜而谢，方敢升阶’得象对曰：‘非陛下至诚，何以感动天地！’上曰：‘比欲下诏罪己，避寝撤膳，又恐近于崇饰虚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祷为佳耳’”（《涑水记闻·卷八》）。 只不过“移刻雨霁”之雨能否解了数月的大旱呢？当官要办事，还要会说话，那么怎么办？右正言余靖上了个奏章“上仁宗乞宽租赋防盗贼”，里面是这么说的，“臣伏睹春夏以来，旱势至广。陛下忧劳勤恤，躬行祈祷，虽获佳应，而夏田先已损矣”，这下仁宗的面子有了，事情也能办了（赵汝愚《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六》）。 之后的宋仁宗自己都已经信服了自己，为了感动上苍，又赶紧在宫里修了个钦天坛，“仁宗事天地斋栗或时灾变，必跣足露立致祷于禁中” （王应麟《玉海·卷一百》）。不过这个属于日常，“凡水旱甚，则车驾亲祷寺观”。所以到了庆历五年二月，仁宗继续“祈雨于天清、相国寺，祥源、会灵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四》） 若论祈雨，仁宗和他爹真宗比，还是实诚多了，那位要上天的宋真宗，可是专门下诏立法祈雨，后来在景德三年，还自创了“画龙祈雨法”并颁布天下州县祈雨。宋朝后来又发明了蜥蜴、斩鹅、虎头、鲫鱼等N多种祈雨法术，可算是将祈雨之术发扬光大了。 至于宋朝祈雨最狠的一位皇帝，非车神赵二莫属。赵光义淳化二年，“三月己巳，上以岁旱蝗，手诏吕蒙正等”，手诏内容“元元何罪？天谴如是，盖朕不德之所致也。卿等当于文德殿前筑一台，朕将暴露其上，三日不雨，卿等共焚朕，以答天谴。”牛逼不，赵二说自己不德，三天不下雨，自己就自焚。吓得一众宰执把手诏给藏了，假装不知道，“蒙正等惶恐谢罪，匿诏书”。 “三月乙卯，幸金明池，御龙舟，遂幸琼林苑宴射”的赵二怎么就要自焚了呢？因为他直到自己没事。其一，唐时黄子发的《相雨书》、韩鄂的《四时纂要》等书已流传，天气预报就杠杠的了，到了宋初又很是发展了一下，所以司天监应该是有预测的；其二，手诏是“文德殿前筑一台”，赵二又不用筑台，也没说台多高，慢慢筑呗。所以本来应该是“台未成而雨”的，结果司天监这次太准了，于是就变成“翌日而雨”。这个事最奇葩的是“蝗尽死”，明明就是怕赵二急眼要做胡亥，所以大家来了个不报，于是转天蝗虫就在给赵二的奏折上死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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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三年五月）虎翼卒王伦叛于沂州。” 这个王伦据说是《水浒》里面白衣秀士王伦的原型，有一些道理。因为这个王伦成了巨寇，也被叫做黄衣王伦，只不过他不是秀才，是禁军虎翼步兵中的捉贼虎翼卒。 庆历三年京东路旱，沂州有民乱，巡检使朱进带捉贼虎翼卒平乱，结果不知道是因为私怨还是因为阶级同情，反正就是“虎翼卒王伦等，杀沂州巡检使、御前忠佐朱进以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一》） 王伦杀了朱进后，“在沂、密间只有四五十人”（《欧阳修全集?卷九十八?奏议?论沂州军贼王伦事宜札子》），可能顾虑本乡本土，所以没有回沂州而是直接杀奔了青州劫掠，“欲寇青州不得入”（《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八》）。 当时的知青州陈执中找来青、齐巡检使傅永吉让他剿灭王伦赎罪，“执中谓青、齐捉贼傅永吉曰：‘沂州君所部也，今贼发部中，又不能获，君罪大矣。’永吉惧，请以所部兵追之，自詭必得”（《涑水记闻?卷四》）。 除了傅永吉部在追缴王伦，京东安抚司也“遣东头供奉官李沔、左班殿直曹元箉、韩周往捕系之”。不过他们都是“自后缓兵驱之”，而指望着前边的州县捕剿王伦。 王伦不敢招惹青州，于是“贼自青、徐历楚、泗、真、扬，入蕲、黄”，“王伦起沂、并淮、渡江，历数千里，无一人御之”（魏了翁《鹤山集?卷十五》），“知县、县尉、巡检等并不斗敌，却赴王伦茶酒，致被夺却衣甲”（《再论王伦事宜札子》），“淮南一带官吏，与王伦饮宴，率民金帛献送，开门纳贼，道左参迎” （《论光化军叛兵家口不可赦札子》），連騎揚旗，如履無人之 而王伦一路又陆续有人加入，“已及二三百人，皆面刺天降圣捷指挥字号”，“连骑扬旗，如履无人之境”。此时的王伦已明显自我膨胀，“自置官称，着黄衣，改年号”。 著名的“三旨相公”王珪时任扬州通判，“王伦犯淮南，珪议出郊掩击之，贼遁去”（《宋史?王珪传》），于是王伦撤往和州，结果在历阳“永吉等踵至和州，合击败其众。历阳县民张矩等得伦首级”（徐松《宋会要辑稿?兵十?讨叛四》）。 至此，王伦历时两个月的造反生涯结束了，而陈执中、王珪、傅永吉则加官进爵，宋仁宗也长长出了口气。只是王伦最盛时也就二、三百人，却 “攻劫州县，江淮之上，千里惊扰”，以至“江淮州军频有奏报，朝廷不欲人知，召进奏官等于枢密院，责状不令漏泄，指挥甚严”（《论谏院宜知外事札子》），此事实在是丢脸。 但是宋朝皇帝字典里压根就没有“知错就改”这四个字，王伦被杀，万事大吉，至于整顿吏治和强化捕盗，那就算了。王伦把大宋的遮羞布给扯了，宋仁宗是算了，可是别人却没打算算了。于是在庆历三年，张海、邵兴等接连并起，一时沸沸扬扬。而大宋的守臣则依样画葫芦，“遂至张海等，官吏依前迎奉。顺阳县令李正己延贼饮宴，宿于县厅，恣其劫掠，鼓乐送出城外”。 形同于此的还有一位高邮知军晁仲约，只不过他这个事很快就被捅到了朝廷，富弼时在枢密院，就准备杀了晁仲约正法，可是范仲淹不同意，“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又赂之，此法所当诛也。今高邮无兵与械，虽仲约之义当勉力战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 这个时候宋仁宗刚要倚重范文正公推行庆历新政，所以就依从了范仲淹的主张。但是富弼很不服，又去找了范仲淹，“方今患法不举，方欲举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众？” 本不想写这个影响范文正公的形象，但是史有所载，也就不必为尊者讳了。范仲淹说出了实话，“范公密告之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它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 （苏辙《龙川别志?卷下》）。 若论及宋仁宗时期史料所载的19起兵变，王伦、张海、邵兴的这三次兵变算是即兴发挥，没什么深谋远虑，更像是武装土匪的行径。但是由于这几次对于官吏的处置失当，以及暴露出来的北宋羸弱军力，导致庆历五年和七年的兵变，味道一下子就变了，这个读到的时候可以再详细的讲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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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三年五月）桂阳洞蛮寇边，湖南提刑募兵讨平之。” 桂阳在今湖南郴州桂阳县，北宋设立了四个州监，其中之一就是桂阳监，与其他三个盐监不同，桂阳监是矿冶监。“宋时云南为荒外(外藩),冶专在湖南。此虽天下总数,桂阳殆居十之三”（王闿运《同治桂阳直隶州志?卷二十?货殖》）。 不算铅、锡、铜、铁，仅银之一项，据黎庶昌《古逸丛书?卷26?太平寰宇记补阙》所记数字计算所得，宋初时一年在桂阳监收取坑户的税金就超过了2万两白银。而更重要的是金，仁宗皇祐时从桂阳监得金一万五千两，英宗治平中又增加了九千两，可见桂阳监对于北宋的重要，这里是决不能乱的。 洞蛮有很多称呼，其实就是现在的瑶族前身，宋时他们居住在湖南和两广北部，宋之后迁往两广和云贵，明时部分迁至了东南亚。由于当时瑶族的生活习俗是刀耕火种和采集捕猎，所以绝大部分生活在湖南莽莽群山之中，称为“峒民”，小部分则在山下与汉族混居，称为“省民”。 由于居住地是交通不便的大山之中，所以宋朝始终认为那里是化外之地，因此瑶族是不事赋役的。但是由于“省民”与“峒民”往来密切，所以“峒民”也会买入一些“省民”的田产，这就给了当地地主以可乘之机，纷纷将名下土地田产寄匿“峒民”名下以避赋役。 同时瑶族居住地不产盐，他们盐的来源只能通过贸易，而宋朝的盐政那不是一般的狠毒，价高质次到了极点，“（官盐）卤湿杂恶，轻不及斤，而价至四十七钱。（私盐）以斤半当一斤，纯白不杂（量大质佳），而卖钱二十”（《宋史?志第一百三十五?食货下四》），所以当时的瑶族食盐基本都是买的私盐。 这次叛乱的起因主要是官府为了完成征税任务，要求挂名田产的“峒民”交税。而恰于此时，由吉州黄捉鬼家族组织的汉瑶私盐团伙杀了缉拿的官军，后来被衡州知州陈执方和当时的提点刑狱邵饰用招安为名骗出捕杀。“至是，其党遂合五千人，出桂阳蓝山县华阴峒，害巡检李延祚、潭州都监张克明”（《宋史?列传?卷二百五十二?蛮夷一》） 湖南提刑就是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官，提点刑狱官是宋朝特有的，之前的唐叫按察使，但不是常设，属于使臣性质，明清也称为按察使，与宋同。比较有名的提点刑狱官应该就是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的宋慈了，我还知道一个，就是写过《爱莲说》的理学大家周敦颐。不过提点刑狱官不仅仅是督查办案，还有监察官员，剿匪平寇的职责，所以主官一般是文官，冲突激烈的地方也有武将任职的，副职就都是武官了。 由于这次的乱子就是提点刑狱邵饰惹的，自己又不能解决，于是朝廷迅速任命时任知岳州的杨家将第四代杨畋上任募兵平叛。杨畋曾祖父杨重训是杨老令公的弟弟，一直打理杨家麟府的基业，早于杨业叛北汉投入后周。宋太祖开宝五年将杨重训调离世居的麟州，任命为保静军节度观察留后（安徽宿州），杨家内迁。但是杨畋虽然出身是麟府杨家将的第四代，却是地地道道进士及第的文官。 杨畋上任后积极招募壮勇，入峒剿灭以邓文志、黄文晟、黄士元这些私盐贩子为首的叛乱集团。杨畋虽然是杨家将的第四代，估计让他主持平叛也是看重的这一点，但他确实远逊父祖。当他“深入峒讨击”之时，新招募的士卒却没有怎么训练过，“然南方久不识兵，士卒多畏慑。及战孤浆峒，前军衄，大兵悉溃”。杨畋自己也是靠着命大才逃了出来，“畋踣岩下，藉浅草得不死”（《宋史?杨畋传》）。 大宋一向就是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所以赶紧下诏“诏转运使郭辅之等，如未能以兵翦除，即就便招抚之”（《长编?卷一百四十五》）。然而此时叛乱已经不是由私盐贩子为首，瑶众为辅的武装组织发动的叛乱了。因为“捕贼官吏急于讨击，逢蛮便杀，屡杀平人，遂致莫猺惊惶”（欧阳修《再论湖南蛮贼宜早招降札子》），已经发展成了瑶族积极参加的大叛乱了。 随后“蛮所至杀掠居民，纵火劫财物，被害者甚众”，而仁宗又出昏招，“诏被害者并入山捕蛮，土兵蠲复有差”，这么整还能招降个屁呀！到了庆历四年三月，宋仁宗眼见桂阳形势不见好转，改派殿中侍御史王丝代替张庚，担任荆南路体量安抚使，提举捉贼之事，统领杨畋等讨伐猺人。 这个王丝也是个狠人，不顾朝中欧阳修、余靖等招抚派的意见，坚定支持杨畋训练士卒、坚壁清野的铁血剿匪政策。坚壁清野就是将靠近和已占领的瑶族所居处的民户，无论汉瑶，尽数驱逐至两广。所以当时部分被驱逐的民户加入了叛军，使得叛军实力得到了部分加强，但从长远看，确实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宋仁宗这时也没有接受招抚派的意见，继续支持杨畋在前线剿匪，而且同时也积极安排医官前往前线并抚恤被错杀的平民。事实证明宋朝皇帝如果要是敢战，只要撑过前期不利局面，往往就会转入主动。无论是对西夏还是对北金，也是如此。 随着战局转入僵持，杨畋属下士卒也开始陆续取得了一些小胜。同时，宋仁宗也是剿抚并行，同年六月“降勅榜下知潭州刘沆招谕桂阳监蛮贼，有来首身者，并与等第推恩”。九月，再次以徐的替换张丝以求尽快平复此次叛乱。由于杨畋不断获得小胜，所以刘沆处的招降也进展顺利，到十月已陆续招降2000多人，将他们拆散别处安置了。 庆历四年十一月开始，杨畋“在山下讨蛮，家问至，即焚之，与士卒同甘苦，故屡破诸峒”，破荡挑油平、能家源等处巢穴。十二月，破钦景、石硋、华阴、水头诸峒。 庆历五年正月陆续平定六峒，斩瑶酋熊可清等千余人，私盐贩子邓文志、黄文晟、黄士元等随即接受招安，授予三班借职，他处安置。二月又击败余党唐和尚的反扑，再次荡平桃油平、能家源等叛军巢穴。 宋仁宗见此次叛乱的头领或被诛，或受招，于是大肆封赏，并委任刘沆善后，自认为此事已经结束了。但是宋庭完全没有意识到，后期的叛乱已经从私盐贩子的叛乱转向了瑶族的叛乱，而后期的叛乱，除了个别汉人充当首领，大部分已经是瑶族人在领导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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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宋庭对待这次叛乱还是以招抚为主，“诏如闻湖南之猺贼余党欲降，其令本路罢出兵攻讨，及告谕逃匿者复归旧处，仍令州县存抚之”。谁想刘沆自二月招抚善后，一直不能尽降叛军，以至终酿大祸，“桂阳蛮瑶唐和尚等复入寇，与礼宾副使胡元、右侍禁郭正、趙鼎、三班差使殿侍王孝先战于蓝山县华阴峒隘口，元等死之”（《长编?卷一百五十七》）。 于是十一月，“坐部将胡元战死”，“提点刑狱、太常博士杨畋知太平州。”十二月，又“降知潭州、龙图阁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刘沆知鄂州”。急任刘夔为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负责平乱。刘夔是招抚派，得到任命立刻上言“唐和等既败官军，杀将吏，聚众益自疑，恐浸为边患，愿以诏书招安，就补溪峒首领”， 要了“空头宣命十道”。但是此事叛乱正劲，空有宣命却没人理他。 庆历六年正月，宋仁宗先是厚恤之前阵亡的胡元等人家眷。二月又按照荆湖南路转运使周沆的意见，“请岁給公使前一千贯以犒设將校”，并用其策“请选扈、宜、融三州澄海、忠敢，知其山川、习其技艺者三千，捣巢穴，余兵络山足，出則猎取之，俟其势穷力屈，然后招抚也。” （《长编?卷一百五十七》） 随后又派遣华州都监蒋偕为荆湖南路钤辖，三月，又降荆湖南路转运判官李上交知筠州。原因是“以在部苛察也”。四月，以湖南都监宋守信兼知桂阳监，而且这个兼任给了明确期限，“候瑶贼平乃罢”。五月，刘夔顶不住压力了，又见招降无效，派兵攻取银江源，但唐和尚只是败退而已。 七月，招降派主力之一余靖离开了中枢核心，远居韶州。九月，派户部判官崔峄为荆湖南路体量安抚，他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往议讨除、招安二策”。 在宋朝前线将领要想安心打个仗实在是太费劲了，主要是朝中掣肘太多，一帮子主和的文官坐而论道，根本不管前线的实际情况。所以这次平瑶，拖拖拉拉如此之久，就是因为招安和讨除定不下来，底下人根本就无所适从。 本来把蒋偕调过来就是准备狠狠开搞的，结果蒋偕二月受调，人还没到湖南，诏书就发过来算旧账，捆手脚了，“荊湖南路钤辖、洛苑使蔣偕前知原州，焚荡蕃部八千余帐，凌特俘虏，颇为残酷。今特选经制蛮瑶事宜，其务宣布恩信以招怀之，若犹拒命，即出兵掩捕，毋得过行威虐”。 看到上面来人了，急等着瑶乱平复好继续干回原职湖南都监的宋守信开始发牢骚，“瑶贼唐和尚啸聚千余觽，为盜五六年，卒不能克者，朝廷不许穷讨故也。”随后他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今衡州监酒黃士元，颇谙溪峒事，愿得敢战士二千、引路士兵二百，优給金帛，使之逐捕，必得然后已。并令本路鈐轄亓贇等合力以进。彼既势穷，必将款附” （《长编?卷一百五十九》） 黄士元，这个名字熟悉吗？他就是在庆历五年正月接受招安的三个大私盐贩子头领之一。朝中一看这事靠谱，而且招安派的欧阳修和余靖都靠边站了，于是立刻同意，并让广东方面配合堵截，“诏知广州魏瓘与本路转运使专提点捕討蛮瑶，若中复不及者，听便宜从事”。 这时御史中丞张方平也上奏“潭州刘夔，清素士也，恐非应务之才”，于是刘夔靠边站，崔峄力挺宋守信。庆历六年十一月，乱军一千多人去广东英州和韶州劫掠，于是崔峄发动大军讨伐湖南乱军，结果乱军退入郴州的黄莽山，由赵峒退入英州和韶州囤聚了。 庆历七年正月，崔峄上奏“瑶贼未平，而贻孙辄托疾求寻医也”，从而将避战的荆湖南路兵马都监刘贻孙贬谪到安远做行军司马去了，同时以“常战孤浆峒下，人乐为用，今欲殄贼，非畋不可”为由，力推杨畋为荆湖南路兵马都监。 五月，广南东、西路转运使傅惟几和高易简上奏“唐和尚遣其子执要领诣官，自言愿贷粮米，居所保峒中”。杨畋认为不可，“贼剽攻湖广七年，所杀不可胜计，今使饱资粮，据峒穴，其势必不久复乱”。结果未被采用，“诏补唐和、盘知谅、房承映、承泰、文运等五人为峒主，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武骑尉。” 庆历八年春，唐和尚果然再次扯旗放炮，杨畋则率部历夏秋两季，大小十五战，彻底击溃了乱军，才平息了这次规模宏大的瑶乱。战后，宋朝在瑶族居住中枢设立堡寨并驻军，扼控溪峒，同时又允许溪峒子弟进入监学读书，从而使得此次之后，宋朝也就没有再发生过大规模的瑶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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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三年九月）戊辰，吕夷简以太尉致仕。” 吕夷简善弄权术，“多机巧、善应变”（《宋史?吕夷简传》）。然而“自上（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馀年，内外无间，天下晏然，夷简之功为多”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二》）。 吕夷简出身于世代官宦人家，其堂叔伯就是当年状元夺魁后官居宰相的吕蒙正。吕夷简进士及第后官运亨通，后又得吕蒙正推荐，宋真宗留给刘蛾做了右谏议大夫、给事中，参知政事。 仁宗亲政后，其后两度罢相，两度起复。吕夷简是活得明白的，“夷简固以讪之不怒、逐之不耻，为上下交顺之术，而其心不可问者多矣”（王船山《宋论?卷四》），宋仁宗活得也明白。吕夷简要的就是因循守旧，弄权固宠，宋仁宗是得过且过，哪管死后洪水滔天。 吕夷简任职这么久，经历过的事情太多了，挑几个比较知名的来说。其一就是市恩仁宗。刘蛾将“荆王（真宗异母弟）子养禁中”，“既长”，“夷简请出之……即日命还邸中”。 还有一个是仁宗生母死，吕夷简要求按照后礼下葬，刘蛾不同意，吕夷简“太后他日不欲全刘氏乎？”及下葬，又为了灵车出西华门，吕夷简硬钢刘蛾，“臣位宰相，朝廷大事，理当廷争。太后不许，臣终不退”，“宸妃诞育圣躬，而丧不成礼，异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谓夷简今日不言也”（《长编?卷一百十一》）。 其二就是顺仁宗意，挟私报复。仁宗因郭皇后善妒而要废后，恰好郭皇后不善吕夷简，且吕以前因郭皇后的缘故被罢相外放，所以一力支持废后。以至以权御史中丞孔道辅、右司谏范仲淹为首的朝臣要理论此事时，吕夷简直接上奏“台谏官伏阁请对，非太平美事，应予贬逐”。仁宗即可“权御史中丞孔道辅出知泰州，右司谏范仲淹出知睦州”，这个配合走下来，宋仁宗遂了心愿，顺利的废了郭皇后。 其三就是能够承担宰相的职责。当庆历增币谈判前，契丹在北宋北方边境增兵进行武装恫吓，这时迁都洛阳之声甚嚣尘上，吕夷简坚决反对，“契丹畏壮侮怯，遽城洛阳，亡以示威，景德之役，非乘舆济河，则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 后来有人指责吕夷简虚张声势，仍然建议迁都洛阳，吕夷简坚持已见，“此子囊城郢计也。使契丹得渡河，虽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最终宋仁宗城大名府并设为北京，富弼出使，增岁币而完结。 虽然“盖夷简不进贤为社稷远图，但引不若己者为自固之计”（《宋史?孙沔传》），“颇务收恩避怨，以固权利”，而且“吕文靖（夷简）为相，非无一疵可议，子公著为名相，而杨其父之美”（王之春《椒生随笔?卷七?孝子慈孙》），也是确实。但是吕夷简能上下其手，左右逢源，居中枢二十余年而善终，其权术之妙，识见之明，恐怕也是旁人莫及，配得上“夷简诚有绝人之材”（徐自明《宋宰辅编年系列?卷五》），所以宋理宗还把吕夷简放入了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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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三年）冬十月甲子，筑水洛城。” 此时庆历新政三巨头范仲淹、富弼、韩琦都已上任，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孙甫同为谏官环绕在宋仁宗左右，而且新政也开始紧锣密鼓的铺展开来。 “五月戊寅，诏诸路转运使并兼按察使，岁具官吏能否以闻。” “六月甲辰，诏诸路漕臣令所部官吏条茶、盐、矾及坑冶利害以闻。” “秋七月辛未，诏许二府不限奏事常制，得敷陈留对。” “八月戊戌，诏谏官日赴内朝。” “冬十月丙午，诏中书、枢密同选诸路转运使。丁未，诏县令佐能根括编户隐伪以增赋入者，量其数赏之。戊申，诏二府同选诸路提刑。甲寅，复诸路转运判官。壬戌，诏二府颁新定磨勘式。” “十一月癸未，诏馆职有阙，以两府、两省保举，然后召试补用。丁亥，更荫补法。壬辰，限职田。” 在新政如火如荼进行之时，筑水洛城一事却埋下了改革派内部矛盾的种子。庆历新政失败原因很多，但是内部出现裂缝且公之于众，也是公认的其失败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件事的导火索就是筑水洛城。 说到水洛城，则先要说德顺军。顺德军在泾原路西边。庆历三年，由当时的泾原路安抚使王尧臣提出，“臣今请建置为军，择路分都监一员知军，专提举四寨及令修浚城堑，添屯马军，衣时聚粮草，以为备御”，（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卷四十五》）。韩琦也同意此言，“笼竿城为山外四寨之首,北接镇戎军,捍一路戎马走集;北缘胡卢川河,经古萧关至鸣沙县，乞建为军，因赐名德顺”，（《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八》）。 所谓山外四寨，指的是陇山之外，吐蕃聚集之处，曹玮所建的笼竿城、羊牧隆城(隆德寨)、静边寨、得胜寨。泾原路原有镇戎军，治所周边多为党羌，杂以吐蕃，而顺德军治则多为吐蕃，杂以党羌。韩琦曾主政泾原路和秦凤路，自然深知其中利害，“缘泾原、秦凤两路，除熟户外，其生户有蹉鹘谷、者达谷、必利城、臈家城、鸱枭城、古渭州、龛谷、洮河、兰州、叠、宕州，连宗哥、青唐城一带”（《涑水记闻?卷十二》），故而“琦奏增土兵以代戍,建德顺军以蔽萧关、呜沙之道”，（《宋史?韩琦传》）。关于甘青藏族在泾原路和秦凤路的分布，可查阅汤开建先生的“五代宋金时期甘青藏族部落的分布”一文，论述更加详实。 水洛城位于现在甘肃平凉市庄浪县水洛镇，位于泾原路渭州（平凉市）和秦凤路秦州（天水市）之间，属泾原路德顺军，在德顺军南端，紧靠秦凤路北界，“秦州绝在西南，去贼界差远。其入寇之路，东则自仪州西南生属户八王界族经过，至水洛城北，是贼界党留等族地。水洛城南与秦州冶坊、?穰寨相接”（《长编?卷一百三十二》），“西南去略阳二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宋史?刘沪传》）。 最早想要重筑水洛城的是真宗时名将曹玮，他在知秦州时“尝经营不能得”。真宗时期，军力宋强夏弱，只不过姑息养奸，才未能根绝。所以那个时期，北宋西疆是在开拓，才有了曹玮收复南使城，置山外四寨的进取。他在秦州时，之所以没有取水洛城，主要是水洛城周边蕃人“环城数万帐”，而北宋又无意西进，力求和平发展所致。 第一个正式提出修水洛城的是范仲淹，他在庆历二年春正月《再议攻守》提出，“又朝那之西，秦亭城之东，有水洛城，亦为之限。今策应之兵由仪、陇二州十驿始至，如进修水洛，断贼入秦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四路之势，因以张三軍之威也”，《长编?卷一百三十五》。宋仁宗“诏陝西诸路经略招讨司参议以闻。” 韩琦当时是知秦州，自然知道水洛城“川平土沃，又有水轮、银、铜之利，环城数万帐，汉民之逋逃者归之，教其百工商贾，自成完国。”想修水洛城就需要面临土著的反弹，那里可大部分是吐蕃遗族，而“吐蕃族帐，四路惟秦号最盛”（韩魏公集?卷十一），稍有动荡，很容易祸连秦州。并且秦州与西夏之间距离远，这些独立的吐蕃恰好是双方的缓冲带。再有就是修水洛城是为了连通秦、渭两州，但是仅修一城还不行，还需要修很多堡寨进行辅助，工程浩大。最重要的是这条路居于陇山之外，于当时易受攻击，而韩琦已经发现陇山之中有一条路，就是黄石河路，只需二百里就能到达渭州的制胜关，“秦凤兵往泾原，并从腹內经过，逐程有驿舍粮草”（《长编?卷一百四十九》），故而他只要修黄石池，这条路就通了，所费少，还安全稳便，路程还近。 于是第一次议修水洛城之事，因韩琦在庆历二年二月上奏，“范仲淹议进兵修水洛城,通秦渭道路,穿蓦生户几二百里,计其土工亦数百万,止可通二州援兵,亦未能断绝西贼往来。近筑秦州关城方毕工，尚有冲要城寨，当修治者甚多，未敢再劳人力。”所以“诏从琦请，勿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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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的水洛城之争，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首先，当时代理静边寨主的刘沪因章川当地生户希望内附，于是“沪进城章川，收善田数百顷，以益屯兵”。这里“城章川”修筑的是章川堡，“东北控扼西峡口戎馬来路。地名漳川，頃因生户求内附，筑城，赐今名。东南结公城，西静边寨、捺龙川一路，南秦州白石堡，北林堡，熟户地”，（《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八》），也就是刘沪当时掌握了由静边寨南下水洛城的第一个据点。 其次，刘沪又“密使人说（水洛城）城主铎厮那令内附。会郑戩行边，沪遂召铎厮那及其酋属来献结公、水洛、路罗甘地，愿为属户。” 路罗甘在哪我没查到，结公地就是结公城，“南至水洛城三十五里,北至章川堡二十里,东至制胜关百里,西至静边寨六十里,西南至秦州百里。”其实争议中的这条泾原通秦凤的道路，在泾原路一侧，主要就是制胜关—安华峡口—章川堡—结公城—水洛城。也就是说只余的两个重要节点结公城和水洛城都可以搞定了。 而且这个搞定不是口头搞定，那真是刘沪拼命拼来的。刘沪进水洛城受地，“既至而氐情中变，聚兵数万合围，夜纵火呼啸，期尽杀官军。沪兵才千人，前后数百里无援，沪坚卧，因令晨炊缓食，坐胡床指挥进退，一战氐溃，追奔至石门，酋皆稽颡请服”。而且为了受地，刘沪也很铁血，临战加示威，“又前后诛斩首级也亦数百”（《河南集·卷十八·论城水洛利害表》）。 最后，这条路在秦凤路界内，和水洛城相接的陇城川，此时也“近李中和又屈伏陇城川蕃部，各补职名为属户”，（《长编·卷一百四十五》），后来，此处修建了陇城寨。 至此，由渭州至秦州的水洛城路也已经打开了，这条路最大的优点就是居于陇山之外，从而不是在陇山中穿行，而是大部分是在平地上行进。其次就是路的周边有大量可以耕种的土地，利于吸引番汉弓箭手入住。第三，可以将生户变成熟户，有利于民族团结，吸收当地部落一起对抗西夏。 当然，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其一，路的周边都是生户，维稳难度大。其二，路在平地，易受骑兵抄截攻击。其三，秦州去德顺军自然是近了，但是与黄泥河路相比，去镇戎军和渭州的路程上不近反远。最重要的，路是打开了，但是需要修建城寨甚多，且驻守士兵数量也是庞大。 如果抛开当时的局势，那么选择营建水洛城路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无论怎样，这也算是开疆拓土的功业，而且筑城对于黄沙百战穿金甲的将士也是一种变相的奖励了，更何况谁会嫌弃多一条路多一个选择呢？ 但当时宋夏之间战和未知，李元昊花样百出就是不称臣，且边界上双方也是小动作不断。宋仁宗期间，北宋更是已接近国力衰竭，国库是上不如真宗，下不如神宗，而经过对夏三战，前沿的堡寨需要加强和重建的更是数不胜数，近似于后方的水洛城路自是排不到紧急这个状态上来。 所以第二次关于修筑水洛城的争议，当庆历三年八月韩琦离开开封后，十月，郑戬上奏筑水洛城获准。而韩琦则是十二月上奏罢水洛城，庆历四年春正月“诏陕西都部署司、泾原经略司，罢修水洛城，从宣抚使韓琦奏请也”，（《长编·卷一百四十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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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筑水洛城之争发生在韩琦与范仲淹之间，可以说是君子群而不党的典范。第二次筑水洛城之争，如果没有后续，那么也是可圈可点的，但郑戬不是范仲淹，“戩遇事，果敢必行。然凭气近侠，用刑峻深，士民多怨之”，（《宋史·卷二百九十二·列传第五十一·郑戬传》）。更何况范仲淹最后也是参与其中，导致由第二次筑水洛城之争后续事件，快速开启的第三次筑水洛城之争充斥着荷尔蒙的味道。由于这次争论的公开化和后续的余波，导致庆历新党严重内耗，也使得宋仁宗再次审视朋党论。同样由于庆历新党在此次事件处理上的政治不成熟，也使得宋仁宗对于他们执政是否合适，画上了大大的问号。 由于此次水洛城路开通，刘沪居功至伟，而且筑城的动议也是因他而起，所以时任四路都部署的郑戬让刘沪“就其地筑城”，并上奏获准。看看刘沪开通水洛城路得到的奖励是什么？“迁内殿崇班。”这个奖赏怎么看也是稍微差了点，所以修筑水洛城可以既使得刘沪落下实惠，而且城成之日，就是升职之时，又是顺理成章之事。而韩琦只是针对郑戬筑城，就要求罢筑，却没有考虑到刘沪的鸡飞蛋打，也是不够老练之处。设若提议前赏不足，令罢城的同时将刘沪升职迁往他处，也就不至于后来这么被动的局面发生了。 随着诏书的下达，而且“及戬罢统四路，”当时的泾原经略公事尹洙本就反对筑水洛城，所以立刻就将当初“戩初命泾原都监许迁将兵为修城之援”召回，“又檄沪、士廉罢役，且召沪、士廉”。士廉就是董士廉，当时是著作郎，郑戬的属下，郑戬派他协助刘沪筑水洛城。“洙再召之，不从”，刘沪当时是泾原路巡检，尹洙是泾原路经略，尹洙就是刘沪的最大领导，于是“洙亟命瓦亭寨都监张忠往代沪，又不受”。狄青当时是泾原路副都部署，也是尹洙下属，于是，急了眼的尹洙就安排狄青出马，“命青领兵巡边，追沪、士廉，欲以违节度斩之。”狄青也是反对筑水洛城的，但是让他去杀这两个人，狄青恐怕也是有想法的，所以“青械二人送德順军狱”（《长编·卷一百四十七》）。 这里就看出尹洙的政治不成熟了，你已经有诏书，郑戬又罢去四路都部署了，就算刘沪有功，但是数次抗命，已然拥兵不受节度，斩了也就斩了，但是为何不给狄青文字去斩？狄青又不傻，那时又重文轻武，事到临头嘴里随便说，没个凭证，拿狄青当替罪羊怎么办？所以尹洙要不就藏于军中跟着去，当场斩，要不就让狄青把人抓回渭州，明正典刑。而且斩刘沪也就罢了，凭什么斩董士廉呢？人家又不是你的属下，这个就明显是意气用事了。而且把许迁的部队撤回来了，刘沪又被抓走，狄青又没驻屯，水洛城要不就是没有军队驻守，要不就是刘沪的部众仍在，这能闹不出乱子来？ 事情闹到这个田地，泾原路走马承受赵正如实汇报，范仲淹出头找宋仁宗帮着刘沪和董士廉说好话，并且要求“伏望圣慈，特遣中使乘驿往彼，委鱼周询、周惟德取勘刘沪所犯因，依情罪闻奏，仍送邠州拘管，听候朝旨。”于是庆历四年四月，“甲戌，命盐铁副使、户部员外郎鱼周询，宮苑使周惟德往陕西，同都转运使程戡相度铸钱及修水洛城利害以闻。” 当地土著在看到刘沪和董士廉被抓走后，趁着宋军没有大部队驻守，于是“蕃部遂惊扰，争收积聚，杀吏民为乱”。发生了哄抢行为之后，他们还等到中使到来后，“又诣周询等诉”。这个时候，庆历新党开始积极发言表态，而其他人则是坐山观虎斗，当起了吃瓜群众。 在看表演之前，多说一句，郑戬这个人的气量确实差点事，在麟府州打跑李元昊的张亢和修了岳阳楼的滕宗谅，都是这货翻旧账说私用公使钱给拿下的。但是修水洛城，谁都看出来里面猫腻甚多，这可是他派了手下董士廉监督筑的，他非要玩儿命完工，有没有一些首尾在里面，大家都心明眼亮。更何况韩琦在秦州修过外城，尹洙当时就是判秦州，“公择材吏，授之规模，东西广城四千一百步，高三丈五尺，基厚皆称是，内与旧城连属， 合为一城。自十月至正月，以毕事闻，总工三百万，秦人壮之”（尹洙《河南集·卷4·秦州新筑东西城记》）。看看那次的工期和用工，能不明白这些，只不过大宋自真宗始，就不拿贪腐真当个事儿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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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筑水洛城之争的大戏正式开始，反对派：韩琦、尹洙；筑城派：郑戬。这三个人是在第二次筑水洛城就出手了，在第三次依然坚持己见。而第二次筑水洛城之争中，筑城派的具体执行人是刘沪、董士廉；反对派的具体执行人是狄青。其实我认为范仲淹也该列为筑城派，只不过第二次争论时他没表态而已。对于此次事情，陕西方面还有权力表达意见的是陕西招讨使庞籍、都转运使程戡、知秦州文彦博。朝中大佬可以发言的自然更多，庆历新党代表参知政事范仲淹、副枢密使富弼，谏官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孙甫等。 这些人的关系可谓错综复杂，纠缠不清。韩琦和范仲淹在陕西并肩作战，并多次联名上奏，且都是庆历新党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俩对西夏的军事态度却不尽一致，韩琦主攻，范仲淹主守。郑戬早年做过枢密副使，和范仲淹是僚婿，也就是一担挑，但为人气量不大，在陕西将得罪他的滕宗谅，也就是范仲淹的好友给办了。 韩琦与郑戬难说相得。韩琦从陕西到开封，郑戬接替了韩琦的职务，韩琦以枢密副使身份在陕西转了一圈之后，宋仁宗就“罢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从韩琦之议也”（《长编·卷一百四十六》），后来郑戬反复上奏要求修水洛城，而且被罢四路都部署后仍然命令刘沪、董士廉继续抢筑，难说与此无关。 尹洙和范仲淹是多年好友，当初好水川之战前，夏竦就是派他去协调范仲淹出兵，但是被拒。好水川战败之后，夏竦因此迁怒于他，寻机将他收拾了。后来韩琦知秦州时将他要走，在对夏态度上，尹洙与韩琦一致。 刘沪职位很低，但是他有个哥哥叫刘涣，当年仁宗废郭皇后，时任右正言的刘涣曾与孔道辅、范仲淹等共十人一同伏阁请对，是理念一致的战友，而且同因此事受罚。尹洙也有个哥哥叫尹源，曾经帮过刘涣，“时知沧州刘涣坐专斩部卒，降知密州。源上书言：‘涣为主将，部卒有罪不伏，笞辄呼万岁，涣斩之不为过。以此谪涣，臣恐边兵愈骄，轻视主将，所系非轻也。’涣遂获免”。（《宋史·卷四百四十二·列传第二百一》） 郑戬原先很器重尹洙，“某（尹洙）前在泾州，郑公（郑戬）朝夕见延。其于边事，无不询也，无不虑也，独狱事不与闻。他则细大皆往复究极，议论未尝有隐，郑公相顾之意，始终若一”（《河南集·卷九·与四路招讨司幕府李讽田裴元积中书二首》）。后来尹洙独掌泾原一路，因“不意好事者以某（尹洙）附韩公（韩琦），为事多所更置”，与郑戬关系急剧恶化。 尹洙与董士廉是同年的进士，看书信应该关系还行，在董士廉助刘沪筑城之时，前后写了三封书信希望董士廉能够停止，当然，董士廉一直没理他。不过尹洙在《与水洛城董士廉第三书》中，有些话说得很有意思。“水洛修与不修亦，所见之异耳。李文饶牛思黯争维州事，是非至今有不同者亦。”“此事穷极根袛，某辈（尹洙等）为守职，行简（疑为董士廉的字）为侵官，何不思之甚也。”“况狄侯强毅有守，虽某（尹洙）言之亦必不从。”纵观其意，水洛城修不修不是根本问题，但是对郑戬“侵官”（越权）非常不满，而且透露死硬派是狄青，再结合尹洙与郑戬交往前后，以及命狄青杀董士廉，尹洙其人颇令人不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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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青本出身平民，苏轼在《东坡题跋·书狄武襄事》中记载“狄武襄公者，本农家子”。后来由“贼配军”一路升至枢密使，这在崇文抑武的北宋中期可以称得上是奇迹了。狄青当兵是因殴人致伤，结果脸上被刺字发配当了兵，“狄武襄，西河书佐。逋罪入京，窜名赤籍” （张舜民《画墁录》）。从“西河书佐”可知，狄青不仅识字，而且文化水平应还不低，这从他后来“博览书史，通究古今”（《渑水燕谈录·卷二·名臣》），也可看出。当然，至于狄青的儿子狄詠和苏轼吹了一通狄青是替他哥顶罪，而且因为狄青有神助，所以他哥打死的人在狄青手里又活了，这个估计真的成分不大。 狄青开始就是禁军中的一个大头兵，“初为骑御马小底，后隶拱圣军选为散直”（曾巩《隆平集·卷十一》），“狄武襄公青，本拱圣兵士”（方勺《泊宅编·卷二·石经跋尾》），多年之后做了个侍从小官散直。宝元二年宋夏战争开始，“宝元初，赵元昊反，诏择卫士从边” （《宋史·狄青传》）。31岁的狄青终于不用熬资历而是凭实力了，“宝元二年十二月乙丑，延环庆路都部署司奏：夏虏寇掠保安军及延州，驻泊钤辖、六宅使卢守勤等将兵击却之，各以功大小受赏有差。散直狄青功最多，超四资，除殿直”（《涑水记闻·卷十》），“都巡检司指使、散直狄青为右班殿直”（《长编·卷一百二十五》）。 这里多说一句，你如果在网上查“散直”会发现，基本都会引用“散直狄青功最多”，而且居然是把原文断成“各以功大小受赏有差，散直狄青功最多。”然后标上《涑水记闻》卷九，这里也包括汉语词典和百度百科。我就嘿嘿了，哪个版本的《涑水记闻》会在卷九出这一句？结合上下文，又怎么可能这么断句？真TMD是千古文章一大抄，不过也要讲究个会抄不会抄啊，都是直接就生搬啊！ 康定元年八月，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接替张存知延州，主管鄜延路。九月，打了一场几百人的小仗，“范仲淹遣殿直狄青、侍禁黃世宁攻西界芦子平，破之”（《长编·卷一百二十八》），当月种世衡“知延州青涧城”，然后狄青做了“清涧城指使”。狄青对种世衡恭敬有加，“科阅军书至夜分，从者皆休，唯狄不懈，呼之即至”，而且“每供事，两手如玉，种以此异之，授以兵法”，种世衡又“然又延之于范公，遂成名。” 因为“青每临敌，被发面铜具出入贼中，皆披靡无敢当者。”十一月“鄜延路部署司指使右班殿直狄青为右侍禁、閤門祗候、泾州都监。”关于狄青被推荐至范仲淹处，除了上述种世衡外，正史一般都说是尹洙做的伯乐，“尹洙为经略判官，青以指使见，洙与谈兵，善之，荐于副使韩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才也。’二人一见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來将帅兵术，由是益知名。” 由此可以看出尹洙、韩琦、范仲淹对狄青都很友好和提携。尹洙更是对狄青慧眼识英，狄青则“尹洙以贬死，青悉力赒其家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五》”。在水洛城之前，韩琦与狄青的交集并不是很多。范仲淹则对狄青玩的是养鹰之术，就是不能喂太饱，饿着好去抓兔子。他在庆历二年王信和狄青升官时上奏，“如王信、狄青，实有武勇，堪任管军。亦恐未有大功，迁转太速。祖宗朝任用边将，赏赐至厚，使用度充足。委信至重，使生杀在巳。惟惜官职不令满志，恐有懈惰不思立功，实前王驭将之术”（《范文正奏议·卷上·奏议许怀德等差遣》）。 狄青真正得以施展并快速升官是在庞籍到来之后，由于庞籍对西夏的战略思想接近韩琦，不同于范仲淹的保守，所以当时鄜延路在对西夏的态势上比较占优，狄青则“破金汤城，略宥州，屠（缺）咩、岁香、毛奴、尚罗、庆七、家口等族，燔积聚数万，收其帐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桥子谷，筑招安、丰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贼要害。” 到了庆历二年，在陕西“凡四年，前后大小二十五战，中流矢者八”的狄青，先是在四月升为鄜延路都监，又在葛怀敏兵败定川寨之后，和王信、景泰同时获升，“己酉，鄜延鈐轄、西京作坊使、贵州刺史王信为保州刺史、本路部署，鄜延都監、西上閤門使狄青为秦州刺史、泾原部署，泾原都监兼知原州、左藏庫副使景泰为西上閤門使、本路鈐辖、兼知镇戎軍，皆赏其破贼之功也。后三日，信及青各兼本路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长编·卷一百三十八》） 因此狄青来到后来要筑水洛城的泾原路了，不过这个时候的知渭州、泾原路都部署还不是尹洙而是张亢，就是在麟府打得李元昊嗷嗷叫的张亢。因为张亢在鄜延路做过都钤辖，是狄青的老上级，所以相处并不为难。后来“亢与戬（郑戬）议不合故也，戬寻发亢在渭州过用公使钱”（《长编·卷一百四十二》），此事殃及狄青，后多亏欧阳修上奏（《文忠集·卷九十七·奏议卷一·论乞不勘狄青侵公用钱札子》），此事才算作罢，可想狄青和郑戬的关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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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水洛城之争还有两条关于现场的史料，因为与众多史料冲突严重，所以未敢采用。其一就是王铚的《默记?卷上》所述，“董士廉，关中豪侠之士，佐刘沪同擅筑水洛城，尹师鲁（尹洙）大非之。其后，狄青帅渭，希师鲁意，以沪擅兴，械送狱，将按诛之。时士廉已罢幕府至京师，青请于朝，槛车捕送，欲至渭而诛之。时士廉过华阴县，姚嗣宗知县事。姚、董，意气之交也。县当发人护送，而监者兵仗严密，如护叛逆者，不得语也。嗣宗交护送者于路，因呼士廉行第，屡引两手向上示之。士廉应曰：“会得嗣宗意，令作向上一路出此槛车也。”既至渭州，青方坐厅事，列兵仗，盛怒以待之。士廉在槛车中见青，大呼曰：“狄青，你这回做也！你只是董士廉碍着你，你今日杀了我，这回做也！”青闻之大惊，不敢诛。盖青起于卒伍而贵，尝有嫌疑之谤，心恶闻此语。因破槛车，械送狱。” “时士廉已罢幕府至京师，青请于朝，槛车捕送”，与史不合。且董士廉不是关中人，而是浙江人，“（田京）为人尚气节，少时与常山董士廉、汾阴郭京相友善，俱以倜傥闻”《宋史?田京传》。姚嗣宗是关中人，与李元昊的智囊张元相交甚厚，号称“关中诗豪”，确实也做过知县，在康定元年，“布衣吕渭、李元振、姚嗣宗皆上封事陈方略，召试学士院，壬申，并授幕职官知县。渭，真定人；元振，京兆人；嗣宗，华人也”（《长编?卷一百二十八》）。 不过在庆历三年，姚嗣宗已经是环州通判，“（庆历三年十月）辛亥，环州军事判官姚嗣宗为著作郎、陕西四路部署司勾当公事。初，范仲淹荐嗣宗文章可备馆阁，其才乃不获聘，乞就迁其官，令佐陕西帅府。诏从其请”（《长编?卷一百四十四》），不过李焘也说原文为“诏从琦请”，而且《奏举姚嗣宗充学官》原文落款也是“臣范仲淹臣韩琦”（《范文正奏议?卷下》）。 尹洙对姚嗣宗也甚是相知，“姚嗣宗，关中诗豪，忽绳检，坦然自任。杜祁公（杜衍）帅长安，多裁品人物，谓尹师鲁曰：‘姚生如何人？’尹曰：‘嗣宗者，使白衣入翰林亦不忝，减死一等黜流海岛亦不屈。’姚闻之大喜，曰：‘所谓善评我者也。’”（文莹《湘山野录?卷续录》） 王铚的《默记?卷中》还记载了一篇姚嗣宗戏弄包公的段子，“京兆姚嗣宗知华阴县,时包希仁初为陕西都转运使,才入境,至华阴谒庙,而县官皆从行。”包龙图任陕西转运使是在庆历七年，这时的姚嗣宗更不可能在华阴做知县，而且姚嗣宗也不是京兆人，所以不足信。另外这个《默记》还记载了很多独家的狄青黑材料，且多讹误，或许与王铚的父亲是欧阳修的门徒，而欧阳修正是陷害狄青的元凶有些关系吧。 另一则史料就是2000年在庄浪县（水洛城今址所在地）出土的宋仁宗嘉佑五年的石碑，这篇《皇宋王家城新建城隍庙碑铭》中记载，“庆历二年秋八月，泾源路督帅郑公有命，静边步将刘子浚将军按兵取水逻之城，通天水要路……促发土工，复城水逻” 其中“郑公”当指郑戬，“刘子浚将军”就是刘沪。只不过庆历二年秋八月，郑戬还是知永兴军。在庆历二年十一月“辛卯，诏知永兴军郑戬兼管勾陕西转运司（《长编?卷一百三十八》），庆历三年夏四月韩琦、范仲淹去做了枢密副使时，“甲辰，知永兴军、资政殿学士、给事中郑戬为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招讨等使，驻军泾州”（《长编?卷一百四十》），所以怀疑碑文所记有误，应是韩琦走后的庆历三年秋八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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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水洛城是在庆历三年十月有诏筑城，又在庆历四年春正月有诏停筑，因此这里就出现了三个月的时间差。而正是这三个月，水洛城已经开始了修筑。庆历四年二月，郑戬被正式罢免陕西四路都部署，不过他继续上奏城不可罢，而且“命刘沪、董士廉督役如故”。而尹洙是在二月二十七日才确认郑戬被罢免，开始阻止刘沪的继续兴建，直到鱼周询将要赶到，才让狄青武力阻止了刘沪。所以当三月鱼周询等赶到水洛城时，已是“水洛城今欲毕工,惟女墙未完”（《长编·卷一百五》），并得出“弃之诚可惜,宜遂令讫役”的结论。 此时的水洛城又牵扯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蕃部生、熟户的问题。建水洛城就是蕃部站队的过程，肯修建的，都是愿意归附的熟户，而生户则在一旁虎视眈眈。刘沪被抓发生哄抢的就是生户所为，而拜见鱼周询，并且“请以牛羊及丁壮助工役”的则是熟户。因为一旦宋军弃筑水洛城，那么他们不但会失去原先得到的，城成之时的各种承诺，同时会在没有宋军支持的情况下陷入众多生户的围攻之中，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此时的水洛城修筑已经不单单是战术上的问题，而是成了笼络蕃部的战略问题了。 但当时如斗鸡般的尹洙却都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虽有相关阐述，也只是蜻蜓点水，还纠结在意气之争中。韩琦显然也没有重视这个问题，而郑戬却明确提出“恐蕃汉人民惊溃，互相仇杀，别生边患”（《长编·卷一百四十八》），所以对于水洛城修筑的第三次争论，罢筑派处于先天劣势。可笑的是此时的很多文官，将本来是郑戬与尹洙的一场士人斗争，故意指鹿为马，转化为狄青与刘沪的武人之争，庆历官场又能有什么作为？ 庞籍作为与范仲淹、韩琦并驾齐驱的陕西方面大佬，在其他两人都已经回到开封入主中央的时候，他还在自己的鄜延路画圈圈。究其原因，庞籍不是庆历新党中人。庞籍原本只是黄州司理参军，在夏竦被贬去黄州之时，两人颇相知。后来在乾兴元年，夏竦举荐庞籍调任开封兵曹参军，庞籍始得进入政治中心，吴处厚在《青箱杂记·卷四》对夏、庞二人相知有过描写。 “夏文庄公（夏竦）谪守黄州时，庞颖公（庞籍）为郡掾，文庄识之，异礼优待．而庞尝有疾，以为不起，遂属文庄后事。文庄亲临之，曰：‘异日当为贫宰相，亦有年寿，疾非其所忧。’庞诘之曰：‘已为宰相，岂得贫耶？’文庄曰：‘但于一等人中为贫耳。’故庞公晚年退老，作诗述其事曰：‘田园贫宰相，图史富书生’，为是故也。” 范仲淹和韩琦在西北原来都是夏竦的副手，庞籍身为陕西都转运使，大家相处之间也没有什么大的龌龊。但是在庆历三年三月，“宣徽南院使、忠武节度使、判蔡州夏竦为户部尚书，充枢密使”（《长编·卷一百四十》）。但是在四月“甲辰，以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招讨等使、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韩琦、范仲淹，并为枢密副使”之际，庆历新党所居台谏却群起而攻之，再加上王拱辰也参与其中，导致夏竦还未到任，就被杜衍取代，直接返归蔡州。 而庞籍和郑戬也不是毫无交集，在宝元元年，庞籍本来已经被任命为陕西体谅安抚使，结果因为郑戬在开封穷制冯士元案，导致庞籍吃了挂落儿，被贬知汝州。此事背后虽有时任宰相张士逊在暗中布局，但是想来庞籍对郑戬也不会毫无怨言。所以在第三次水洛城之争中，庞籍置身事外，专心致志的与李元昊眉来眼去。 陕西另外两个能发言的，一个就是都转运使程戬。他与鱼周询和周惟德同去的水洛城，建议筑城的有他。后来宋仁宗又安排他帮助刘沪、董士廉筑城，“乃诏戡等卒城之”，他应该是筑城派。另一个就是知秦州文彦博，他是罢筑派。在第二次争论中，韩琦就明确指出尹洙、狄青和文彦博都不同意修筑水洛城，而且在尹洙派狄青阻止筑城后，看《河南集·卷九·答秦凤路招讨使文龙图书又一首》，文彦博与尹洙还有书信往来，询问事件经过和原因，至于是否据此上奏，就不可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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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水洛城之争后，尹洙和郑戬矛盾表面化，狄青又抓了刘沪和董士廉，事情闹大，庆历新党不得不开始擦屁股，但是受立场和理念影响，各人的态度也很是值得玩味。我也是犹豫很久他们的奏章是贴原文还是简述，庆历新党都是大家，文章很悦目的，就是太长，占篇幅。 第一个发言的是范仲淹，实话说，文正公也是不容易，郑戬和他虽是亲戚，但是发迹比他早，而且郑戬性格使然，很做了一些让范仲淹为难的事情。狄青、刘沪的事情是在庆历四年二月捅出来的，但是在正月，范仲淹还为张亢和滕宗谅（这俩都是范仲淹推荐，与郑戬合不来被查办的），在仁宗面前理论呢，“若令燕度勘问二人，既事非确实，必难伏辨，或逼令认罪，又是陛下近臣，不可辱於狱吏……谓朝廷待将帅少恩，於支过公用钱内，搜求罪戾，欲陷边臣。且塞下州郡，风沙至恶，触目愁人，非公用丰浓，何以度日？岂同他处臣僚，优游安稳，坐享荣禄。” 这个时候，范仲淹也是脑门顶火，直接自请外放了，“臣则已有不合保此二人罪状，乞圣慈先次贬黜，免令臣包羞於朝，受人指笑……臣之此请，出於至诚，愿陛下不夺不疑。况臣久为外官，不知辅弼之体，本是麄材，秪堪犬马之用。若令臣待罪两府，必辱君命，且畏人言，不胜祈望激切”，如此才换得“辛未，降刑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权知凤翔府滕宗谅为祠部员外郎、知虢州，职如故；引进使、并代副部署张亢为四方馆使、本路钤辖。”（《长编·卷一百四十六》） 到了二月狄青暴雷，范仲淹就势在两难，只得澄说底线，其他不论，“（狄、刘之事）往修水洛城……即非是二人（刘、董）擅兴。及四路罢後……其人即合依禀罢修，不合坚执拒抗。臣料其情，……意望成功，亦求免罪……况刘沪……最有战功，国家且须爱惜，不可轻弃……其董士廉是朝廷京官，即非将佐，亦将一例枷勘……虽知将帅行得军法，即非用兵进退之际，有违节制，自是因争利害，致犯帅威……伏望圣慈，特遣中使乘驿往彼……一则惜得二人（刘、董），不至因公被戮，二则惜得狄青、尹洙，免被二家骨肉称冤致讼。” （《长编·卷一百四十七》） 宋仁宗自然心知肚明范仲淹与郑戬的关系，也知道为了张亢和滕宗谅，两人有些不对付，所以此次是新党的尹洙对郑戬，对错就像尹洙说的，其实就是当初唐时牛、李争维州事一般。仁宗未必没有伸量范仲淹，判断有无朋党的意思。更深一层考量，仁宗是否有观察新党对于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在里面就不得而知了。 范仲淹的答卷是“臣窃见尹洙才业操行，搢绅所推。由台阁进用，便可直入两制，若边城骤迁，则有未便。缘去年春，是太常丞，在路分都监许迁、张肇之下；去年秋，转司谏，管勾经略司公事，在钤辖安俊之上；才方半年，若就除待制，又迁在部署狄青之上。既不因功劳，又不改路分，偏受宠擢，众情非便，於体未安。如须合进擢，即今将入夏，边上无事，且乞召尹洙赴阙，令条奏边事，观其陈述可采，即与改职，却令驰往边上，亦未为晚。既因启沃，而受殊恩，边臣闻之，不为越次。” 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尹洙还行，但是郑戬对人是言合则用，仁宗您老也是对尹洙超迁有加，导致原单位的上下级关系调整太快，大家都不适应。不如调他回来介绍情况，合您的意，升官去别的地方就好。 这种和稀泥的解决办法，朝中比范仲淹做得还好的人比比皆是，这绝对不是仁宗想看到的，所以这一次仁宗没有对范仲淹言听计从，“洙竟不召，亦不迁”。庆历新政为啥不说是改革？不果断、不彻底，虽然看到问题弊端，却没有雷霆手段去矫正。总是希望按照孔孟之道，循循善诱，徐徐为之，生怕矫枉过正。却不知这种不温不火，难见成效的举动最后让上下皆怨，不得不改弦更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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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既然发生了，那么态度一定是要表的。谏官孙甫开始抛砖测试，“窃闻刘沪等修水洛城，而泾原副部署狄青以沪等不听令，并枷送德顺军。此狱系一方利害，但未知朝廷处置何如尔？……而近闻韩琦等宣抚回……乞且罢其役。戬固请城之，且言……沪等虽诛毋悔……若便坐以违主帅之令，则沪……而终使之（生番）服属，亦其勇略之可尚也。今以主帅之言而罪之，不惟劳臣不劝，其招来蕃部得不惊惧乎？虽然狄青为一道帅，下有不从令而朝廷释之，青不无怏怏心。况今之将臣，如青之材勇者不可多得，此固难处置，惟朝廷两全之。” 这个时候，虽然提到韩琦与郑戬，但是开始向狄青与刘沪之争转化。而说到“下有不从令”时，结论不是有令不遵，令难施行，而是“青不无怏怏心”，这与终宋一朝腐儒所希望的武将之间能够做到的将不知兵、互相牵制，可以说是非常契合、理念一致的。最后这个“砖”调子也很明确，就是“惟朝廷两全之”，换而言之就是，绝不能因为将不遵帅令而过度处罚将。 下一位出场的是余靖，“凡不受大将节度者……必有胜负（影响胜负）……或违之者……以一其众（示众）。今刘沪……不足为罪。狄青所执……因其忿而执之尔。朝廷若欲伸大将之令而罪沪等……今後立功者怠，而又失信於戎，必不可也。若以狄青倚公法肆私忿而责之，则恐今後偏裨轻於违犯，此又非朝廷之意也。二者之间，均是害焉。臣愚以为……（水洛城）非沪不可守也；沪若失职……立功则可赎罪……当切责沪罪，而推恩恕之……仍诏青等共体此意……将军既困之矣，恕之（刘沪）令其自守……” 余靖的奏章主旨承袭自孙甫，这时将争论的焦点归结到狄青与刘沪的矛盾，并认为狄青虽然是“倚公法”，但对刘沪是因“私忿而责之”，所以应让刘沪筑城自守。 欧阳修跟进上奏“五不便”，“1.近闻狄青与刘沪等争水洛城事……窃以边将不和……况狄青、刘沪等皆是可惜之人……且水洛城……今沪能得之……功不小……韩琦等……非以水洛为不便，但恐难得而成。今沪能得之……正宜责其必成，而狄青所见不同……今若沮狄青而释刘沪，则不惟於青之意不足，兼缘边诸将皆挫其威；2.刘沪……乃是诸蕃族畏沪之威信。今忽见沪先得罪……则新降生户……若使翻然复叛……欲以威信招诸族，谁肯听从？3.今沪奋然力取……而中道获罪，後谁肯於边防立事者？4.今刘沪既与狄青异议，纵使城得成，时狄青……缓急不为之力，则必须复失；5.若遂移青於别路，则是因一小将易一部署。” 此时，随着余靖之言，欧阳修也顺理成章的将水洛城这次的争议人物，由士人转化为武人。同时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虽然类近小人，但至少也出了一个馊主意。 “臣谓宜……密谕狄青曰：‘沪城水洛，非擅役众，盖初有所禀。且筑城不比行师之际，沪见利坚，执意在成功，不可以违节制加罪。今不欲直释沪以挫卿之威，宜自释之。後若出师临阵而违节制者，自当以军法从事。’然後又谕沪曰：‘汝违大将命，自合有罪；今以汝城水洛有功，故使青赦尔，责尔卒事以自赎。’俟城成，则又戒青不可幸其失城以遂偏见。” 这个说阴谋，小觑了欧阳修，说阳谋，高抬了欧阳修，大宋王朝的智库就这个德行，情何以堪啊！而且“修言事一意径行”，庆历新党落下的话柄以及得罪的人，大多拜欧阳修所赐。 这边新党争着水洛城，那边新党也在遭受攻击，内侍蓝元震直接向宋仁宗点名，“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四贤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苟以报谢当时歌咏之德。今一人私党，止作十数，合五六人，门下党与已无虑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递相提挈，不过三二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挟恨报仇，何施不可？九重至深，万几至重，何由察知？」” 宋仁宗当然是怕臣下结党的，于是庆历四年四月，“戊戌，上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的回答是“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善，於国家何害也？”（《长编?卷一百四十八》） 关于此次对话，还有一个记载是“庆历四年四月戊戌，上与执政论及朋党事，参知政事范仲淹对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一党，不可禁也，在圣鉴辨之耳。诚使君子相朋为善，其于国家何害？’”（《涑水记闻?卷十》） 宋仁宗在宝元元年，“会范仲淹贬，敕榜朝堂，戒百官为朋党”（《宋史?尹洙传》）。而无论哪个版本的这次对话，都是范仲淹并未吸取教训，再次肯定朋党，而欧阳修的《朋党论》更是火上浇油，为庆历新党的倒台埋下了一个当量不小的定时炸弹。 欧阳修那篇著名的《朋党论》，广为后人追捧。咱文学底子差，识见又不明，文章优劣对错也不敢多说。但是其中“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这句话怎么就说的那么理直气壮，恬不知耻呢？给欧阳修介绍对象，后来当了他小舅子，又举报他乱伦扒灰的薛宗孺，不知道和欧阳修是“同道为朋”，还是“同利为朋”？圈子历来都有，“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但能像欧阳修这么直接说出来自己的圈子是君子的圈子，不是白痴就是不要脸至极，难道不进你的圈子的就都不是君子了吗？认识个小人就都是小人了？远的不说，王安石、吕惠卿又怎么算？儒教的孔圣人“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又算什么？ 同在四月稍晚，已经改为知永兴军的郑戬炮轰尹洙，“尹洙使狄青带领兵马趋德顺军，追摄知水洛城刘沪及本部勾当公事董士廉，枷项送狱，称洙累令住修水洛城，不禀节制。缘臣昨移永兴军，被诏令一面兴修，已移文报洙。洙等既知筑城已就，又闻朝廷专委鱼周询定夺，更难以利害自陈，便欲图陷沪等。一旦用兵，擒胁下狱，必恐蕃汉人民惊溃，互相仇杀，别生边患，惟深察之。” 此时宋仁宗应是已对水洛城的争论不厌其烦，恰好现场派往现场的鱼周询等人也有回奏建议继续修水洛城，所以下诏“释二人（刘沪、董士廉），令往水洛城讫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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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对是否修建水洛城表了态，欧阳修开始建议善后，“今周询却将沪往，以此可见沪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之为利而不欲废之，非沪守之不可。然沪与狄青、尹洙难共了此事，臣谓不得已，宁移尹洙，不可移刘沪。尚虑议者谓不可因沪而动大将，今但移尹洙而不动狄青，若洙更以恩徙他路，即不是因沪而屈大将矣。” 这个奏章提出了调走尹洙，刘沪守水洛城，狄青不动的方案也算中规中矩，但是于军令不行这一环节却只字不提了。不过这篇奏章却是在无意中说了一句大实话，“大凡武臣尝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争，实是武人理曲，然终亦不服，但谓执政尽是文臣，递相党助，轻沮武人。”宋朝文武之争鲜见武人胜出，其因就是“朝廷偏厚文臣”，“执政尽是文臣，递相党助，轻沮武人”。 余靖也随后上奏，“凡大将节度，不从者诛，谓可从而违，则置於法……臣愚以为若强贼在近，须兵救援，召沪不到，罪则当诛……青等知沪所执，自有本末，但以所议不同，辄肆私忿，一召不至，即举兵擒……若沪及士廉犯大将之怒，而朝廷不能保全，则今後边臣，谁肯立效？……沪等令其专守此城，招抚蕃部。仍以此意诫敕狄青、尹洙，今後行事，不可如此仓卒。朝廷若以沪与青等既有私隙，不欲令在一路，则宁移青等，不可移沪……” 余靖再次将狄青抓人归于私怨，而且说“一召不至，即举兵擒”，真算得上文人一支笔，颠倒乾坤事了。他比欧阳修的意见更加直接，要求警告尹洙和狄青不能“如此仓卒”，而且建议留下刘沪，把尹洙、狄青调走。 结果尹洙和知庆州的孙沔（也是庆历新党），不过孙沔称病就是不去上任，宋仁宗不得不再次调整。尹洙此时已是四面楚歌，他在仁宗下诏释放刘、董时就写了《奉诏令刘沪董士廉却且往水洛城勾当状》，却是谁也不理他，那时恐怕是欲哭无泪的。而尹洙被调往庆州之后，又上《乞与郑戬下御史台照对水洛事状》死磕郑戬。韩琦也在五月挺了尹洙一把，“其刘沪凭恃郑戬，轻视本路主帅，一面兴工不止，及至差官交割，又不听从，此狄青等所以收捉送禁，奏告朝廷。今来若以刘沪全无过犯，只是狄青、尹洙可罪，乃是全不计修水洛城经久利害，只听郑戬等争气加诬，则边上使臣，自此节制不行，大害军事。” 这仅仅是“首尾五年，只在泾原、秦凤两路”的韩琦这份奏折里的第十二条部分，这篇奏章共用十三条来驳斥了此次修筑水洛城，而且是写于宋仁宗已经下诏放人继续修筑的情况下，并将矛盾源头直指郑戬，所以韩琦自己也说“臣是以不避诛责，辄陈所见利害”。韩魏公能在宋仁宗快死时被托孤拜相，又能得神宗御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碑，绝非侥幸。另，韩琦所述十三条对于水洛城修建之事鞭辟入里，值得一读，就是太长，有兴趣的可以查阅《长编·卷一百四十九》。 但是宋仁宗这次可不敢再改来改去了，“遣内殿崇班陈惟信往泾原路催修水洛城”，委任狄青知渭州。这次余靖蹦了起来，“泾原在陕西最为重地，自范仲淹不敢独当，岂青粗暴所能专任？”并且连上四奏，水洛城才两奏，狄青独挡一路确是四奏，北宋的文人啊！ 庆历四年六月“甲辰，泾原路经略安抚司言修水洛城毕。” 庆历四年七月“乙酉，降渭州西路巡检、内殿崇班、合门祗候刘沪为东头供奉官。着作佐郎、新知确山县董士廉罚铜八斤……仍以沪权水洛城主，终坐违本路帅命，故责及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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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庆历时期的军政事主要是由两府（中书门下、枢密院）来操持，台谏在旁边出主意。争水洛城时的首相是章得象，次相是晏殊，贾昌朝和范仲淹同是参知政事，但范仲淹那时候说话管事。杜衍是枢密使，富弼、韩琦是枢密副使，御史中丞王拱辰，谏官主要是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孙甫等用事。因水洛城的第二、三次争论间隔较短，所以重要岗位大致如此。 章得象的好评是“浑厚有容”，差评是“默默无所为”，可见其为人。况且他本就与庆历新党不合拍，所以对此次水洛城之争乐得隔岸观火。“庆历中，韩、范、富执政，日务兴作。时章郇公（章得象）为相，张文定（张清平）因往见之，语以近日诸公颇务兴作如何，郇公不答，凡数问之，曰：‘得象每见小儿跳踯作戏，禁止不得，到触着墙自退耳。方其举步时，势难遏也。’”（王巩《闻见近录》） 晏殊对庆历新党算是亲善，他是富弼的岳丈，范仲淹、欧阳修的座师，又是帝师，所以身份比较特殊。“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如此缠绵谐婉的词，自不会是一位锐意进取之人所作，所以欧阳修给晏殊所作做挽词首句是“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故而这位比范仲淹还要小几岁的富贵相公，自然也不会让自己置于此次漩涡之中。 一般宋朝的宰相是三个，而且多数时间数量还不足，宋仁宗这个时候却是四个，前两个又都像是挂名养老镇宅用的，那么贾昌朝和范仲淹这两个参知政事就有相互制衡的味道在里面了。争水洛城是庆历党人内讧，贾昌朝自然乐得隔山观虎斗。《湘山野录·卷中》记载争水洛城时发生的一件事可见一斑。 “尹师鲁（尹洙）为渭帅，与刘沪、董士廉辈议水逻城事。既矛盾，朝旨召尹（洙）至阙，送中书，给纸札供析。昭文吕申公（吕夷简）因聚厅啜茶，令堂吏置一瓯投尹曰：“传语龙图（尹洙），不欲攀请，只令送茶去。”时集相（贾昌朝）幸师鲁（尹洙）之议将屈，笑谓诸公曰：“尹龙图莫道建茶磨去磨来，浆水亦咽不下。”师鲁之幄去政堂切近，闻之，掷笔于案，厉声曰：“是何委巷猥语，辄入庙堂？真治世之不幸也！”集相愧而衔之。（尹洙）后致身于祸辱，根于此也。” 可见贾昌朝对于新党内讧是幸灾乐祸的，而尹洙敢于公然挤兑宰相，也可想见新党之横行，后期贾昌朝对尹洙落井下石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观此文，吕夷简真算得上是八面玲珑，面面俱到。 杜衍年龄稍长，且同是新党中人，对范仲淹和富弼友善，被认为是新党的幕后话事人。他的女婿就是苏舜钦，就是在苏州留下沧浪亭和《沧浪亭记》的苏子美。但是杜衍对新党的狂热分子石介，甚至欧阳修的某些过激言论颇不以为然。这次争水洛城又属于新党内讧，他在新党最是稳重，所以也不好随意置喙。 吕夷简虽在庆历三年春已经撤了下来，但是“军国大事与中书、枢密同议”（《宋史·吕夷简传》），到了九月“以太尉致仕”但依然“朝朔望及大朝会，并缀中书门下班”，做着顾问的工作。欧阳修也是在庆历三年有一封札子，“臣谓夷简身为大臣，久在相位……凡百纲纪，几至大坏。……如此乖缪……眩惑天听？……虽陛下至圣至明，于夷简奸谋邪说必不听纳……不可更令无功已退之臣，转相惑乱”（《论止绝吕夷简暗入文字札子》）。 别说吕夷简本来就看庆历新党不太顺眼，即使原先没有嫌隙，有欧阳修这个札子，恐怕心内也是不平的。当然，庆历新党骂吕夷简的不只欧阳修一个人，其他人也没少怼。只不过吕夷简已走到人生最后，要为子女铺路，所以不再得罪人，而是与众人结好人缘，不涉及国家危亡、身家性命，自然也是三缄其口了。所以此次争水洛城，他是必不会表态的。 而原属于吕夷简派系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在争水洛城之前，已经借郑戬举报公使钱之事，拿下了范仲淹在陕西的两个骨干，滕宗谅和张亢。所以他对于新党的此次内讧，不置一语，乐得坐观。但是王拱辰与庆历新党的关系，尤其是庆历新党刚刚上台的时候，还是值得推敲一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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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对庆历新党破坏性，第一毋容置疑就是夏竦，第二则非王拱辰莫属。夏竦暂不说他，王拱辰虽属吕夷简旧党，但是在新党刚刚入主开封之际，人家可是频频示好，纳了投名状的。当初仁宗要用的枢密使是夏竦，结果新党群起而攻之，但最重要的是王拱辰扯着宋仁宗的衣服不依不饶，这才使得宋仁宗最后点头，让到了开封门口得夏竦去了蔡州，而换成同为庆历新党的杜衍。 庆历四年秋的“进奏院案”对庆历新党打击巨大，导致新党新生代在馆阁为之一空，杜衍黯然销魂，不久退出相位。此案史书多归于王拱辰主持，而且“一网打尽”就是源自王拱辰办案后的自得之语“吾一举网尽矣!”这个案子后面看到再详细讲，这里只说这个案子的关键人物，也就是祭神酒会的主持人，当时的知进奏院苏舜钦。苏舜钦是在“(庆历)四年二月八日，学士院试，秘书丞孙锡、大理评事苏舜钦，赋诗并三上，诏充集贤校理，以参知政事范仲淹荐命试”（《宋会要辑稿·选举三》）。 范仲淹对苏舜钦的推荐是在他刚到开封时，向宋仁宗推荐的十人之一，“虞部员外郎杜杞太常丞章岷秘书丞尹源秘书省张掞殿中丞王益柔殿中丞吕士昌大理寺丞苏舜钦大理寺丞楚建中环州军事判官姚嗣宗国子监直讲孙复”《范文正奏议·巻下·荐举·奏杜杞等充馆职》）。 而苏舜钦的这次学士院考试是基于，范仲淹《再奏乞召试前所举馆职王益柔章岷苏舜钦等》。这篇奏议除了再次强调了十人中的这三人，同时里面有两句话“今所举人内……大理平时评事苏舜钦,亦有王拱辰举奏。此三人并清官举荐……欲乞降圣旨，便与一试”，可见王拱辰在范仲淹两次推荐之间是对这位杜衍的女婿，又受到范仲淹赏识，并且是欧阳修的朋友进行了“举奏”，因我未查到王拱辰具体的举奏时间，所以推测是在他尚未与新党交恶之时。这里多说一句，包青天当年在地方，也是拜王拱辰推荐才进入京城。 那么王拱辰前期向新党频频示好，为何又与新党交恶了呢？是拜他的一担挑欧阳修所赐。在《文忠集·卷一○一·奏议卷五》中记载，欧阳修在庆历三年给宋仁宗上了两道札子，分别是《论台官不当限资考札子》和《再论台官不可限资考札子》。其中他在文章中说“臣谓今两制之中奸邪者未能尽去，若不更近制，则轮次所及，须令举人”，以及“然近年台官无一人可称者……其台宪非才，近岁尤甚，是此例不可用，明矣。” 欧阳修这么说让时任御史中丞，也就是台官老大王拱辰情何以堪？且贾昌朝也是御史中丞出身，又做何感想？最重要的是欧阳修当时被认为新党喉舌，那么这个说法是否代表新党？杜衍和范仲淹又不出来澄清，个人认为这个越描越黑，也没法澄清。所以王拱辰之后对新党可以说是痛下杀手，贾昌朝也是暗暗支持王拱辰，庆历新政也可以说是毁于猪队友。 庆历新党的其余几人，王素在庆历三年十月就升为天章阁待制、淮南都转运按察使，不在谏院之中了。蔡襄当时对此始终是不发一言，后来看他为尹洙后人出头时的奏状，明显是与新党其他几位台谏意见不合，但是可能考虑团结，故而装聋作哑了。“臣伏見……是时郑戬……建议修水落城。水落属泾原，泾原路相度，尹洙以为不便。会郑戬罢四路经略，称前官移文刘沪、董士廉等修城如故。尹洙以属本路兵官，令其罢役辙拒不从，将加之罪。遂戬互有奏论，洙移晋州，刘沪释放。臣闻尹洙之说，郑戬已罢四路经略，移牒处分不属管轄路分。军有郑戬之心则治，无郑戬之心则乱。刘沪等拒见（阙）之帥命，从已罢之使符，按之軍法，自当抵罪。洙之说，理道甚明。”（蔡襄《端明集·卷二十五·奏为故崇信军节度副使尹洙为泾原路经略时借支官钱回易公用别无玷污已因此死于贬所臣以西事十年在边任使甚久今家贫无依伏乞朝举牵复旧秩与一子官庶使沈冤（阙）圣泽事状》） 而新党的年轻后辈王益柔则在当时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水洛一障耳，不足以拒贼。沪裨将，洙为将军，以天子命呼之不至，戮之不为过；顾不敢专执之以听命，是洙不伸将军之职而上尊朝廷，未见其有罪也”（《宋史·列传·第四十五》）。只不过王益柔人微言轻，最终尹洙蒙冤。 纵观建水洛城的争论，最后已明显偏离了是否应该建，而是以既定事实来逼迫同意。尤其是对相关参与的各人，处理失当，以至众人都是牢骚满腹。后来董士廉状告尹洙贪腐，尹洙被贬，韩琦也自请出外。庆历七年，刘沪郁郁而终，尹洙也在同年含恨而死，庆历新党则在更早就各奔东西，庆历新政也在庆历五年就烟消云散了。 庆历新政的三巨头范仲淹、韩琦、富弼全部出身台谏，而庆历新政的骨干欧阳修、王素、余靖、蔡襄、孙甫也全都是台谏。这种靠嘴吃饭的人，自然说起话条理清晰，写文章花团锦簇，可是改革又不是只靠嘴就能成功，那是需要扎扎实实的处理政务的能力，所以庆历新政半途夭折，与此不无关系。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了一个姓“狄”的，却不是狄青，而是汉武帝的博士狄山，当时庆历新政的众台谏与狄山又何其相似啊！ 匈奴来请和亲，群臣议上前。博士狄山曰：“和亲便。”上问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数动。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结和亲。孝惠、高后时，天下安乐。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边萧然苦兵矣。孝景时，吴楚七国反，景帝往来两宫间，寒心者数月。吴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实。今自陛下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由此观之，不如和亲。”上问汤，汤曰：“此愚儒，无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若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汤之为诈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曰：“不能。”曰：“居一县？”对曰：“不能。”复曰：“居一障间？”山自度辩穷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馀，匈奴斩山头而去。（《史记·列传·卷第六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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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三年十一月）“是月，五星皆在东方。” 五星是指岁星、荧惑、填星、太白、辰星，在东汉道教兴盛之时，取五行相生之意，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故而称为木、火、土、金、水星。但是在我国文献记载之中，称呼各异，可以说是小名无数。 如果说重要的异名，那么木星还有一称为纪星。盖因木星公转约为12年，而我们的祖先将天空划为“十二次”，即以木星所处一次来记年，在春秋、战国以至秦汉之交都广为应用，所以称纪星，民间也有称太岁。 火星因为他的偏心率大，所以在过去，无论是观测还是计算都很困难，因此古天文学家对他都不太友好，异名不多。贼星高照中的贼星就是指火星，这个在《开元占经》和《荆州占》中都有明确记载。至于网上称贼星是流星、彗星一说，想想向着贼星许愿的画面，恐怕就可以一晒了之了。 土星有个名字是镇星，这个都不好说是异名了，因为“填”和“镇”在过去是通假字。古人测算土星的公转周期大概是28年，而我们又是以二十八宿划分的天空，所以土星就会一年出现在一宿，这就是填星或者说是镇星的来历。 金星因为白和大，所以才叫做太白。白就是亮，所以他的别名就是启明星，不过只限于黎明这么叫，如果是傍晚，金星就被称为长庚。故曰“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诗经·小雅·大东》），所以《西游记》里的白胡子太白金星自称就是李长庚。 水星因为总是离太阳很近，伴随日出出现，所以被称为辰星，他的小名虽多，但是没啥有知名度的，不说也罢。 东方就是指二十八宿中，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所处的范围，若是五星聚于某一宿，那就更是特定天象了，这里应该只是指出现在太阳的右边。 这次记录在《宋史·志·卷九·五纬俱见》中准确时间也是有的，“庆历三年十一月壬辰，五星皆见东方。”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二百九十三下·象纬考十六下》也有记载，“庆历三年十一月壬辰，五星皆在东方。占曰：‘中国安宁。’”这个卦算得很有意思，因为在转过年来，也就是庆历四年，李元昊称臣。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很有名的一句话，1995年新疆和田考古在一个精绝王的合葬墓中发现了蜀锦护臂上也织有这句话，那是指汉宣帝平灭南羌时出现的天象，也出现在汉宣帝激励前线总指挥赵充国的诏书中，“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汉书·赵充国传》） “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最早出于《史记·天宫书》，一般做为占词，也可作为吉语。现代中国人一提到五星，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的国旗，五星红旗了。至于五星红旗的设计有没有考虑到这句话，以及同在此书中的“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宁昌”，那就只有设计者曾联松先生知道了。不过当时的国旗审查委员会组长是马叙伦先生，这位著作等身的大藏书家、教育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有没有考虑到这些，就不得而知了。 当然，上述都是基于“子不语怪力乱神”，而现代人大多认可的是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和王安石的“天命不足畏”，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读一读黄一农先生的《制天命而用:星占.术数与中国古代社会》或是《社会天文学史十讲》。他利用自己天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双重身份，很是颠覆了一下你对历史中天文记载的认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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