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安阳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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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安阳往事

作者:飞过虫洞的鶬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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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国考古学建立100周年，各地博物馆也有举办考古成就展的，笔者看了几个之后感触颇深，中国考古一点点的成绩积累来之不易。

    回溯中国考古历史，永远绕不过去的就是安阳了。1928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安阳殷墟的15次发掘是中国考古学的标志事件，中国考古学的方法、理论和第一批考古人才，绝大多数都来自安阳殷墟的发掘，殷墟也因此成为中国考古的圣地。

    本贴主要介绍1928年-1937年史语所考古组安阳15次考古发掘的故事，借此缅怀中国的第一代考古工作者们。

    另本帖一个月前误开在国观，不久就被屏蔽，开在杂谈，看者寥寥，就此在煮酒重新开贴。


    以当年部分安阳发掘人员合影镇楼

    1921年，安特生先生发掘仰韶遗址，开创了以田野考古为标志的中国考古学的诞生。

    之后不久，依据他在河南和甘肃等地所得的考古学资料，安特生的《中华远古之文化》(1923)、《甘肃考古记》(1925)等著作相继发表，在文章中，他大胆的提出“中华文明西来说”，使得已经在中华大地上沉寂了约20年的“中华文化巴比伦来源说”又被唤醒，国内历史学界对中华文明的来源讨论说法不一。

    此时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正横扫传统史学界，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们，也是以东周开始的中国历史为信史，二千年来，《史记》等传统史书奠定的以“自此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中国历史岌岌可危，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考古学，开始呼之欲出了，本帖，讲述中国考古学最早的一段历史。

    1926年的冬天，阎锡山的部队奉命在榆次县的关口，拦下了一支由9辆马或骡子拉的大车组成的、浩浩荡荡的车队，部队得到的命令是对这支车队所拉的东西要严格检查，看是否有什么特殊物品。

    这支车队的领导者，正是当时清华国学堂的李济和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两位先生。

    这两位先生，在此前的一个月，联手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了一处彩陶遗址，辛苦工作了约一个月的时间。这次发掘的收获，大多数是陶器碎片，一小部分石器和骨器等，这些实物全部共装了七十余箱。他们正雇佣了这些大车将这些物品运送到榆次火车站以运回北京。

    1926年西阴村的发掘，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主导的考古发掘工作。此前，中国境内重要的考古发掘活动，都由外国人主导完成。比如安特生先生1921年发掘的仰韶遗址，就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开端。（这也是今年中国考古100年大庆的由来）

    而李济先生能够领导这一活动，与当时的社会形势有关。

    从19世纪末以来，外国探险家大量的进入中国各地，大肆盗掘我国大批珍贵文物，尤其是对敦煌遗书的掠夺，激起了民愤。北洋政府不得不下令，外国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在中国进行科考活动。这使得许多国外的科研机构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在中国的学术研究方式。

    美国的佛利尔艺术馆也希望在中国搞一些发掘工作，当时在新郑李家楼大墓事件中声名鹊起的李济，很快就与佛利尔艺术馆的代表毕世博成了好朋友，经过协商，他们商定由清华研究院和佛利尔艺术馆共同出资，完成了这中国境内第一次中国人组织的考古发掘工作。

    顺便说一句，李济发掘的西阴文化属于仰韶期的彩陶文化，它的名称后来被更为典型的大名鼎鼎的庙底沟文化名称替代。

    本来当时山西SZF已经批准了这次发掘活动，但田野考古在中国还是一件新鲜事，而李济又发掘出了如此之多的碎片装箱运走，这一下招致了不少的谣言，当局有点不放心，就派人在榆次县的关口，检查一下他们的收获。看是不是有什么宝贝给他们偷挖带出山西了。

    检查员所看见的第一箱是破碎陶片，第二箱是破碎陶片，第三箱还是破碎陶片！他们有点不耐烦了，就问李济道:“你们花了这些钱，运这一堆货物到北京，难道说都是这些破砖乱瓦吗?”

    李济答道:“都是一样的，请你们每一箱都检查吧。”

    检查人员听了，虽说有点信不过，却心灰意懒地摇摇头，也就随便看看，将信将疑地放他们过去了。

    当时这些检查人员一定觉得这些人作的这件事有点荒唐、滑稽，几乎疯狂而不可以理喻。

    在火车站，等待火车需要极长的时间，赶车的工人们目睹了他们运送的竟然是这样一批破烂后，他们并不大懂为什么这些破陶片如此的重要，而对如此违背常理的事情，不由得议论纷纷，甚至怀疑这是不是一个骗局。

    正值这些工人七嘴八舌讲到热闹的时候，有一个在火车站工作的自命不凡的站员，就出来向这些怀疑的工人们讲：“这些种箱子所装的东西都是科学标本，运到北京后就要化验，化验后就可提炼值钱的东西出来。” 这样一解释，车夫们恍然大悟。如此地，这一位站员先生就把这一群劳苦群众打发了。

    李济没再遇见这位替他排难解纷的朋友。但他说的那些话，却永远留在了李济个人的回忆中。李济后来不止一次的提到此事，这么朴素的话，却说明了考古工作的本质，只不过李济们在陶片上提炼的是历史和文化，而不是金钱。

    同样的，今天，我们大家去博物馆看文物，希望大家不只是文物的富丽堂皇，是不是值钱，而是看文物背后的故事，看它承载的我们文明的故事。如果您也能“提炼”到这些，会感觉突然推开了一座精美绝伦宫殿的大门。

李济的西阴村发掘，在中国学界引起巨大的轰动，他带回北京的文物，也在清华进行了展出，随着他相关学术报告和文章的发表，他已经成长为那个年代中国人中第一个也可能的是唯一一个考古学家，这一切，都为考古学在中国真正的诞生，打下了基础。

而促进这一进程的，是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随着北伐成功，国民政府替代北洋政府，走上了中国权力中心的舞台。学术界，也因此开始重心南移。

    1927年起，在南京国民ZF任大学院院长、司法B长和监察Y长等职的蔡元培，准备设立中央研究院。

    国民党元老们在拟定一个国家研究院时，首先把重点放在自然科学上。因此，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和气象研究所是在南京和上海市最先建立的五个所。

    此时，时任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长的傅斯年，在广州找到了蔡元培，建议设立一个文科的研究机构--历史语言研究所。

    作为当年54运动领袖的傅斯年，口才极佳，在傅斯年的鼓动下，蔡元培很快被说动，1928年，傅斯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傅斯年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并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编。

    史语所计划下设4个组，其中有一个考古组，这也是中国第一次设立的专门政府考古机构。这非常有远见卓识，傅斯年很早就意识到了考古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当时的中国古史，在古史辨派横扫之下，确切需要真实的资料来重树。而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极大提升了考古工作的重要性。为此傅斯年后来给考古组提出了他最著名的口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可是当时的考古人才，放眼望去，全中国只有李济一人而已，傅斯年迫切需要李济的帮助。可此时李济并不在国内，由于西阴村的重大发现，他应邀赴美讲演去了。那时候去大洋彼岸也没有飞机直达，只有坐轮船，路途遥远。

    于此同时，傅斯年也需要确定考古组的工作方向，考古组第一次工作的目标放在哪里？也是他需要考虑的问题。

    此时，傅斯年的好友董作宾，给他带来了重要的信息。

    1925年董作宾从北京大学研究所毕业后获史学硕士学位，1927年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在此同文学院代院长傅斯年结为知交。

    1928年，董作宾在南阳中学任教。同年暑假，出于对甲骨文的兴趣，他去安阳考察。

    当时，甲骨文面世已经约30年，市面上来自安阳的甲骨文已经极少，而且相当部分是伪刻，以罗振玉为首的一批甲骨学者，认为安阳甲骨文早已经被发掘殆尽，对甲骨文的研究只有依靠现有的资料了。

    董作宾对此将信将疑，所以决定自己去安阳小屯看看。

    傅斯年说动蔡元培设立史语所后，他已经决定将董作宾招致史语所麾下（这是傅斯年最明智的决定之一）。所以他对董作宾去安阳调查的念头全力支持，在傅斯年看来：董作宾是河南人，这在许多万面都将有利于他的行动。并且他头脑灵活，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古物家。

    董作宾得到傅斯年的支持，也决心为筹建中的史语所仔细寻访甲骨出土地，看看有无继续的考古价值。

    现在回头看也挺好笑的，就算没有甲骨，安阳小屯的考古价值也不同凡响，从这一点看，董作宾这次去安阳似乎也有去挖宝的意思。

    1928年8月12日董作宾到安阳后，先拜访了本地一些绅士，他们之中有彰德府中学的校长,几个古玩店的老板等，而他最大的收获是见到了不认识甲骨文而以伪造甲骨文出名的当地人蓝葆光。

    蓝葆光也算是一个传奇。他擅长买来无字甲骨刻上文字卜辞又或是在已有文字的甲骨上加刻文字，以增加字数谋得高价（当时市价是按骨甲字数多少计算的），他虽然对甲骨文一字不识，伪刻却足以乱真。

    董作宾在一家酒店见到蓝葆光后，后者现场给他表演了刻字技巧，并获得了董四个银元的报酬。董作宾后来回忆，他几乎在当时就发现了伪刻和真品的区别，但他并没有揭穿，以防蓝葆光改进他的作伪技巧。

    董作宾第二天雇了一个当地年轻人做向导，伴陪他到小屯村访问。

    在小屯，村民们听说他是来看甲骨的，认为他也是古董商中的一员。于是纷纷给他看欲出售的小块有字甲骨，这些并不值钱，他用三个银元买了一百多块。村民告诉董作宾说，过去古董商到村里收购时不要这些小碎片，于是他们就捡起来存放在家里。所以，当董第一次访问时，村中几乎每家都保存着一些“字骨头”。

    董作宾偶尔也能见到一些大块甲骨，卖主索价每块四至五个银元，但董作宾认为价格过高并没有购买。

    之后，董请向导领他到一些出甲骨的地方看看。

    当对一处沙堆西边靠近棉田的一特定地点进行考查时，董发现了几个新填上的坑，这些坑很显然是最近挖的。

    在这三个被填坑中的一个坑旁，他捡到一片无字甲骨。在此处捡到这片甲骨的证据，说明了当地村民们仍然在挖掘和出卖甲骨的事实，这无疑给了董作宾一个明确的信号。

    根据从本地搜集的这些情况，使董作宾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小屯埋藏的有字甲骨不像罗振玉讲的那样已被挖尽。

    第一次初访小屯后，董作宾认为此遗址仍值得发掘。所以，他立即写了报告给傅斯年，要求立刻发掘安阳小屯，报告中他甚至一并拟定了试发掘计划。

    读到了董作宾第一次初访安阳的报告后，在广州的傅所长毫不犹豫，马上采取措施，准备在小屯进行初步发掘。

    但此时他的困难不少。首先就是经费问题。中央研究院此时并没有给史语所考古发掘的预算。

    傅斯年是非常擅长谈判的人，不然史语所也建立不起来。

    他去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软磨硬泡，而办事处明显没有抵抗，不久后，傅斯年终于得了必要的经费，总数为1000银元，在那时这不是个小数目。有了这些经费，傅斯年为野外工作者购置了全部设备，包括测量仪器和摄影工具及其他必需的资料。

    另外一个困难是此时他没专业考古人员去领导这次发掘，所以傅斯年只能把第一次发掘殷墟的任务交给了董作宾，由董组织了一个由六人组成的工作队。

    今天，我们把1928年10月董作宾领导的这次试发掘，通常称为安阳第一次发掘。这也是载入史册的、国家层面上组织的在中国大地上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工作。

    彼时，傅斯年无疑已经是接触了西方的考古学理论的，但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无论是傅斯年或董作宾，他们当时都无任何的实际考古工作经验。

    傅斯年也十分清楚这一点，前方的董作宾安阳第一次发掘，会得到什么样的成绩，他毫无把握，况且发掘成绩也事关中研院能否继续支持史语所的发掘经费问题。

    前方的董作宾自然考虑不了这么久远。1928年10月，他带着当时南京中央政府的官方证件来到河南，首先到省会开封拿到了河南省出具的河南官方证明。

    这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对他非常有利，河南的方面对南京政府的来员异常重视，不但立刻给他出具了证明，为方便他的工作，还派了二名人员陪同他于10月7日来到安阳。由此，安阳地方政府在此后的安阳历次发掘工作中，都提供了相当的便利，可以说，一开始，董作宾就为后面的15次安阳发掘在地方层面上扫平了道路，此功不可没。

    董作宾安阳发掘的目的就是找甲骨，所以在安阳小屯选定了地点后，1928年10月13日，史语所第一次安阳发掘正式开始。

    2018年纪念殷墟发掘九十周年研讨会特意选在当年的10月13日开幕，就是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

    安阳发掘已经开始，而后方在广州的傅斯年可以说度日如年，他完全不知道此次史语所的第一次工作会带来什么样的成绩。

    就在此时，一个天大的喜讯被他得知，李济自美国回国，将途经香港逗留三天，且很有可能来广州游玩。

    李济1926年在西阴村的发掘，轰动了世界。由于他完全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考古方法，出土物标识明确，科学记录，工作成果远远超过了当时安特生发掘的仰韶。

    当他将考古结果按当时和佛利尔艺术馆的协议，写成英文报告在美国发表之后，这篇严谨和科学的报告打动了世界考古界，他也被盛赞为中国第一个考古学家。

    由此，佛利尔艺术馆的洛奇馆长邀请他访美，并且在访美过程中，商定了在后继几年内进一步合作，主要条款是由佛利尔艺术馆出资，继续支持他在中国的考古工作，而考古地点的选择，李济具有极大的独立性。

    李济载誉而归，手握美国的资金支持，在回北京的轮船恰巧途经香港，心情大好的他正好去广州一游。

    傅斯年的一通操作下，1928年底在广州傅斯年顺利见到了李济，这也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尽管相互之间都久闻大名。

    傅斯年充分发挥了他的口才，力劝李济离开清华国学院而担任他的史语所考古组负责人。从后来的结果来看，有可能为挖到李济，傅斯年甚至不惜将当时设在广州的史语所，迁址到北平。

    而此时的李济，为实现他的考古理想正踌躇满志，此时他已经有了佛利尔艺术馆的资金支持，确实也需要政府层面的权力支持，从而在中国大地上，大展拳脚。所以双方在充分沟通后，他权衡后，很快同意了出任考古组的主任一职。

    傅斯年和李济都是幸运的，傅斯年得到了考古专业的人才还有他缺乏的考古资金。李济也可以依靠傅斯年的关系，摆脱打通政府各个环节的繁缛工作，集中精力干好考古事业。毕竟之前在李家楼大墓的发掘工作经历，让他深深感到如果背后没有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就不可有田野考古的顺利开展。

    而对中国考古界来说，这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因为这无疑加速了中国考古学的形成和加速发展。

    李济，后来被公认为“中国考古学之父”，这与他后来在安阳殷墟的杰出工作，同时培养出中国首批的考古人才不无关系。

    此时的傅斯年获得了一员帅才，但他也痛失了另一位奇才，就是古史辨第一人顾颉刚先生。

    本来顾颉刚和傅斯年是北大校友，当时读书又住同一宿舍，同为胡适的得意弟子。相信史语所如果有顾颉刚的加入，在中国古史研究上更是如虎添翼。

    民国十七年（1928年）3月，顾颉刚正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丛书》的总编辑，负责历史学和民俗学两类丛书的编纂，与傅斯年交往本来伸密。却不料二人因为当时的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而闹翻。

    大致情形是傅斯年彼时和戴季陶不合，就希望拉着顾颉刚一起对抗戴季陶，而顾颉刚一心只想做学问，并不听傅斯年的安排，二人因此不和，顾颉刚一怒之下北上北平，做了燕京大学的教授，一心研究历史绝不涉足政治，后来获得了大量学术成果。

    相较之下，史语所的历史研究没有特别出彩，相反考古组由于有了李济的加入，成就斐然声名鹊起，成为国际知名的机构。

    而史语所的考古优良传统影响直到今天。可以说，中国现有的考古学界精神，都来自当年史语所传统。

    何为史语所传统，当年傅斯年制订史语所的宗旨，其中就有：
    “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

李济回到北平，即着手史语所考古组的新工作规划，在处理晚自己的一系列职务交接后，他决定在1929年新年之前赶到开封，与董作宾见面，了解他安阳发掘的情况，同时决定下一步考古组的工作方向。

那么，董作宾的第一次安阳发掘的情况如何呢？

    董作宾来到安阳小屯村，开始挑选他的发掘地点。

    他在没有经过一系列的钻探等准备活动的情况下，选择了三个地点进行发掘。二个在小屯村外的东部，洹河西部之间的农田里，另一个在小屯村中的空地。

    此时的董作宾，满脑的想法只有一个，一定要挖出甲骨文。

    他雇佣的当地民工，在划定的区域内，揭开表土，就开始挖掘。这过程之中如果发现甲骨就收集起来，如果有其他器物，捡一些重要的收集，其中的记录主要是标志好甲骨的出土地点。

    董作宾的运气还不错，一共挖到了有字甲骨784片，还有千余片无字甲骨，其他的收集品还包括：骨器约56件，青铜碎片11，陶片49，石器或玉器42，3具人骨架等。

    董作宾将这些有字甲骨中的392片公布出来，发表在《安阳发掘报告》上，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不少学者误以为他的第一次安阳发掘只发现了392块有字甲骨。

当时陪同董作宾一起的河南省教育厅的安阳地方官员们，看到的发掘景象，似乎和村民们盗墓也没什么不同，尤其是当时河南的“民族博物院”（河南博物院前身）院长，觉得中央考古的发掘方法，比他们也高明不了多少，而把这么多的甲骨就这样轻易从河南拿走了，有点可惜。

这里需要交代一位人物，就是当时以河南省教育厅代表身份，协助董作宾先生首次殷墟考古发掘的郭宝钧先生，就因为这次的机缘巧合，自此郭宝钧先生走上了考古之路，而且成为中国考古的第一猛将，此后中国几十年的重大考古发掘，都有郭先生的主持和参与，而且后来郭宝钧先生去北大教书，带出的大弟子就是鼎鼎大名的、号称“夏商周考古第一人”的邹衡。

    在开封，李济和董作宾见面了。此时，傅斯年已经将李济的任命通知了董。

    双方对这第一次见面都印象深刻，后来在各自的著作中都有所描述。董作宾向李济介绍了自己在安阳小屯的调查情况，以及自己第一次试掘的收获。李济很快得出了结论，安阳小屯很可能就是殷商晚期的国都所在，而此时，小屯的具体文化特征和面貌，还是朦胧的，所以他与董作宾达成了共识，考古组的工作重点，继续放在小屯的发掘工作上。

    其实对李济这样一个爱国者来说，他内心深处，是更希望寻找中华文明的来源，击败安特生的“中华文明西来说”的，但先验证商朝的存在，以此为基点，再往前也是不错的选择。

    董作宾将找到甲骨给李济过目，表示这证明了甲骨文的真实性，要知道，当时社会上包括章太炎、康有为等人都质疑甲骨文的真伪，而此次发掘，无疑给这个争论画上了句号。

    李济却对此颇不以为然，在了解到董作宾的发掘方法后，李济视他发掘所得的几百片甲骨为“无科学价值”之物，因为这些甲骨“地层紊乱”，无出土信息。况且他得知董作宾只要甲骨，而将其他信息和出土物弃之不要后，更是颇有微词，因为他一直认为“地下之知识，乃是近代考古学所最要求者。若仅为取得文字而从事发掘，所得者一，所损者千矣”。

    李济觉得如果想以后顺利的发掘，就暂时不能让不懂田野考古的董作宾过多插手具体发掘事务。

    很快，傅斯年、李济和董作宾达成了协议：此后由李济主持殷墟的发掘工作，发掘出的遗物，甲骨部分由董作宾负责整理、研究，其余遗物由李济负责。

    因此，董作宾后来直到第五次殷墟发掘，才开始又主持发掘工作，那时的他，已经多了许多田野考古工作的经验了。

    那么，怎样发掘才称的上是科学发掘呢？也可以简单的说，考古和盗墓有什么区别呢？这就要涉及到地层学的有关知识了。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古人类居住在一个地方，一般都会在原来的天然堆积或沉积的地层上，堆积起一层新的土层。而这种熟土常夹杂着人类无意或有意抛弃的器物。这种包含文化遗物的熟土层，考古学上称为“文化层”。

    后来来同一地生活的人，再在这一文化层的上面生活，又会在原来的“文化层”上堆积起另一“文化层”。一层层的累积下来，直到我们现在，这就是考古学的地层学的基本原理。如果没有经过扰乱，上层的年代必然晚于下层的年代。

    这样,文化层的堆积便构成了这一遗址的编年历史。

    我们可以用一张简单的图来表示这个形成过程，如上。

    反映这种一层层的堆积规律的，我们在考古上有个专业名词叫“地层层序律”。

    但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地层构成，实际中由于古人们进行各种生产活动和自然现象（比如地震）的影响，会产生各种“扰乱层”和“断层”。这些太辨别起来过于专业，我们不探讨。

    考古学的本质就是怎么样能一层层的剥去这些地层，提取每一层（同一时代）有价值的信息。那，李济需要怎样做才算是科学发掘呢？

    自1926年西阴村发掘开始，李济就采用了探方法进行遗址发掘，当然，这个方法我们一直使用至今，也是现在考古工地最普遍采用的方法。

    简单的说探方一般先确定好发掘区域，然后按正北方向布置好方格网，方格的大小亦即“探方”的大小，一般来说，探方的大小一般边长4-6米，如果遗址堆积比较厚，就需要大一些。

    这里可以给大家透露，我们中国考古现在布置的探方一般都是每边长5米。所以你在电视上如果看到有考古发掘的地点，有几个探方乘以25平方米，就是这个遗址发掘的面积。

    给一张网上随便找的考古探方照片，接着阐述探方法。

    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探方的大小,相邻的两个探方之间要保留0.5—1米的隔梁，这个隔梁非常重要，要到发掘过程的末尾再挖掉。

    首先，李济给每个探方要编号。

    我们现在假设有一件出土物，首先我们通过探方编号会知道它是出在哪个探方中。

    然后，以西南角的关键柱为坐标原点，这件出土物在探方中X轴Y轴的坐标点是可以确定的。

    最后，通过测量距离发掘表明的垂直高度，就可以给出这件出土物的三维坐标点。

    由此，一件出土物的出土坐标信息可以完全确定下来。

    在实际工作中，李济采取的是布置好探方，然后每30厘米或40厘米等距离的向下发掘，同一层的出土物确定相互关系，重点物品还要照相后，才能提取。这样。每一层出土的物品，可以视同一个时代的产物。

    这种科学的发掘方法，就算是在当时世界上，也是领先的。

    遗址的考古发掘，同样重要的还有探沟法发掘，我们在此不再介绍了。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墓葬发掘，不采用探方法，因为墓葬下葬时的遗物，我们都可以认为是同一时代的，所以总体揭露即可。

    与董的开封会面之后，李济回到北平，立刻着手制定第二次的小屯发掘计划。

    李济当时的想法：甲骨的出土，使得确定小屯是商的王都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这个王都的范围、它的地下地层情况等等信息都是没有的。所以，第二次发掘应该改变第一次发掘只为寻找甲骨的目的，而是首先将基础工作做好。

    1929年春，安阳小屯的第二次发掘正式开始。李济首先聘用了一个测量员，以小屯村为中心，对周边的地形进行测绘，绘制出小屯的详细地形图，这也是他在西阴村发掘中，袁复礼先生带给他的好习惯，那时的中国，这些基础材料都是没有的。

    发掘计划是在小屯的周边，选取若干地点，开探沟进行发掘，弄清地下的文化层情况，辨别出商文化层。

    对于参加此次发掘的人员，李济除要求他们按照我们前述探方法的方法，详细记录每件出土物品的确切出土地，时间，周围堆积情况和层次等，还特别要求：每个参加发掘的人员，坚持写关于个人观察到的及田野工作中发生的情况的日记。

    这是非常好的工作习惯，很多考古难题，就是由于有发掘者的工作笔记解开的。像郭宝钧，王湘，

    这一个好习惯，也一直保留在我们今天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中，像新中国的考古泰斗苏秉琦后来去工地，就经常去检查每个人工地笔记。

    于此同时，李济对所有考古队员提出了一个规定：考古队员个人不得买卖和收藏古物。

    李济解释说：“这是因为你是主持发掘的，谁知道你收藏和出卖的古物是从地摊上收购的呢，还是挖出来私自收进腰包中去的呢?古人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

    但私下，李济是非常痛恨古董商们炒作古董价格，导致私挖乱盗现象严重的，李济曾说：市场上一件有铭文的青铜器出现，就说明有一大批同墓葬的器物失去了研究价值。

    1934年，李济在《东方杂志》发表的《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中明确提出:“中国现在治历史的人，往往太缺乏自然知识的预备，考古工作的人必须要有这种训练，然后对于他们所治的题目才有正确的认识。尤其要紧的，他们应该有一种人格的训练。最少限度，他们应该能拒绝从‘考古家’变成一个‘收藏家’的这个魔鬼似的引诱。”

    这个不成文的规定，一直延续到今天海峡两岸的考古工作者中。今天，绝大多数的考古工作者，都自觉的遵守了这个规定，绝不收藏古董。

    所以收藏家们，和考古学者有本质区别，曾有一个网友在笔者一个帖子中举马未都为例，来说明考古的一个知识点，对此，笔者绝无法苟同。中央电视台鉴宝类节目的停播，也算是一种小小的进步了。

    李济先生1979年在台北逝世后，他的遗物中，无一件古物。

    1929年春季，李济的第二次安阳发掘顺利结束。

    在环绕小屯村为中心，李济按北、中、南选择了三个地点，分别开挖探沟来了解地下堆积的情况。通过仔细辨别这三个地点每一地层出土的包含物，李济发现，小屯的地下，主要为三类地层堆积。

    从上往下，第一类为现代堆积，出土物都为近代的沉积（清），在此之下，他们发现了若干隋唐时的墓葬，再往下，就只有最底下的一层堆积，出土了大量的陶片、骨器和石器等，这一层，李济确定就是商文化层。

    李济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建国后，经过社科院考古所多年来的考古结果，认为殷墟在商朝废弃后，到了唐朝才又人居住，之后又被废弃，直到明清，才有人过来定居，形成几个村子。

    由此可见考古科学发掘的重要性。殷墟自甲骨文面世被私挖乱掘有30年时间，没有一个科学的结论出来。

    在商文化层，李济还辨认并发掘了许多当时商人使用的窖穴，其中很多都塞满了当时的遗物。

    中国从新石器中期开始，黄河流域的古人储藏物品就采用了挖地窖的方式，比如磁山文化（距今约8000年前）考古就发现了大量的窖穴，有的深达数米。看来商人当时也采用了这个方法。其实这个习惯在西北地区至今保留。

    这些陶片、骨器和石器，是中国考古第一次发现商代甲骨之外的实物，对于研究商文化意义重大。我们今天的考古类型学，就是来自于对考古实物的类型研究。现在有经验的考古工作者，根据某一陶片，立刻就能辨认出这个陶片的时代。

    此次发掘更意外的收获，是在村中的那条探沟，又出土了685片刻字甲骨。李济本不是为寻找甲骨而来，没想到竟然有意外之喜。其实放在我们今天看，这个道理最明显不过，甲骨作为一种神圣的占卜工具，商人使用后世不能顺便丢弃的，一般都集中起来有意埋藏，李济这次村中的发掘地点，就挨着董作宾第一次发掘出甲骨的那个坑边上，自然又找到了同一批被埋藏的甲骨。

    李济汇集了三个地点的发掘情况，发现地下商文化堆积面积非常巨大，这三个点下都有商文化，说明遗址的范围远远没有到边。

    地下的情况的探明没那么容易，地上的勘测情况就相对好多了，地形测量员给了他一份完整的小屯周边地形测量图，李济可以利用这个地图，完整的制订有序发掘的计划了。

    如下：

    李济立刻制定了第三次发掘计划，并于1929年的10月，正式开始实行。

    但当李济、董作宾们带领考古队又一次来到小屯，准备开始工作的时候，一个出乎意料的情况出现了，当地已经有一支队伍在挖掘了。这完全干扰了李济的工作。

    这还是前两次发掘出的甲骨文惹的祸。本来，在当地人和古董商的眼里，甲骨文就是他们赚钱的工具，没想到中央来的人，连续两次发掘走了这么多，他们自然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财路被破坏，于是古董商们就集合起来去省政府抗议。这时，“民族博物院”的院长先生，也觉得河南的宝物，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的给别人都拿走，于是就出钱派了自己的一个小舅子，带着一批人过来抢先挖掘甲骨文。

    这位带队的先生，是一位警察，由此可见这支挖掘队伍当时的工作状况了。

    当李济看到他们遍地开花野蛮开挖的情况，简直是忍无可忍。

    当李济和董作宾就此事向河南省政府交涉，要求地方政府强制撤出这支发掘队时，深受传统挖宝观念影响的地方官员们，断然拒绝了李济们的要求，此时河南的乡绅们早已团结一致，“汝既挖的，吾亦挖的”。

    李济立即电告傅斯年，蔡元培，并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地下的知识和文物，为全民族共有之宝贵财产，应为国家控制，任何人没有国家的批准，不得从事发掘活动”。

    这件事情迅速发酵，深受晚晴自民国盗掘出卖文物之苦的民国文人们，立刻行动起来，积极活动，要求南京政府制定一个法律，制止全国范围内的盗墓发掘古物活动，同时禁止古董商们将国宝肆无忌惮的走私出境，贩卖给外国人而中饱私囊。

    这件事的后继就是在1930年的6月，南京政府正式通过了一个《古物保护法》，明确宣布地下古物都是国家财产，任何人和团体都无权发掘，同时对古物出口也加以限制。后来这个法律进一步规范了发掘活动，规定了任何发掘必须获得中央政府的执照，当然，后来民国政府的第一号发掘执照，就是发给了史语所的“殷墟发掘项目”。

    自此，在中国土地上，所有的私人文物挖掘，都是非法犯罪的行为。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条款被《文物法》继承，今天，我们到全国各地的博物馆，能看到各种国宝文物，它们被免于私人盗掘流失海外的命运，蔡元培、傅斯年、李济等功不可没，我们要永远感谢他们。

回到小屯，在蔡元培、傅斯年的活动下，南京政府和河南省政府交涉下，三个星期后，河南省政府终于下令撤出了那支警察先生带领的掘宝队，李济终于可以按他的计划进行第三次发掘了。

但此时，时间已过去了三周，而冬天的安阳是不适合发掘活动的，所以李济调整他的部署，制订了新的发掘计划。他按照第二次发掘给出的小屯地形图，判断小屯村以北，被洹河包围的这个“几”字形地带，极可能是当时商人的活动中心。道理非常简单，古人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必须靠近水源。所以，他决定在小屯向北处的洹河南岸，及洹河“几”字形的东岸相当于小屯村的西北处。再开挖探沟，确定遗址的边界。

    后来李济形象的称他的第三次发掘是采用“卷地毯”的办法：在这次选择的发掘地点，他一字排开了多条平行探沟，每个相隔15米，依次编号。（比如LO为纵向，LA为横向）

    这次发掘，最重大的发现出现在就在小屯村的东北，在他依次发掘的六条纵向探沟中，他都发现了丰富的商文化堆积，同时，也有一些奇怪的遗迹现象。

    我们以他编号为H13的探沟来阐述一下他看到的地层情况，这里为便于阐述遗迹现象，笔者将李济原来40厘米左右编辑的十一层堆积合并：
    1、表层，0-40厘米，现代层；
    2、第二层，40-140厘米，基本无遗物，但土色有两层；
    3、第三层，140-265厘米，遇到一层坚硬的土层，土的颜色逐渐变黑，其中发现一些炼渣和陶片；
    4、第四层，265-320厘米，土质变软，颜色变灰黄，开始出现大量的遗物，其中有刻字甲骨、石器、陶片、象牙雕刻、黑炭等等，甚至发现了人的头盖骨。
    5、第五层，320-330厘米，已经到底，基本无出土物，下面就是生土层。

    当这几条平行探沟都同样在地下约2.5米处，开始出土远远超过其他地点的大量遗物后，李济突然意识到，这里很可能是当时商王朝都城的中心地点，而不是前两次甲骨出的最多的小屯村。

    此时最让李济们费解的就是第三层那一米多厚的坚固土层了，对于这层如此坚硬的土层，考古队员们探讨了它形成的原因，因为它的下面确定的就是商文化层（有甲骨同出），它的上面基本确定是隋唐的文化层，所以最终考古队员们判断，这是商和隋唐之间，洹河一次特大洪水之后的产物，极厚的淤泥在此沉积下来，最终形成这个特殊的土层。

    此时，几条探沟基本已经清理到最底下这时，大家发现，H13和与它相临的H13.5都在3.3米之下，发现了一个平面，是用黄沙铺成，上面覆盖着匀称的黑土，显然这是人工形成的，李济立刻意识到，他很可能找到了一个商人的居住面（其实不是）。

    这时的李济还没想到，这是殷墟考古的第一个巨大发现，而董作宾也由于这个巨大发现，跻身“甲骨四堂”，成为甲骨研究的一代宗师。

    在这个居住面（其实是贮藏穴的地面）上，被一层厚厚的黑土均匀的覆盖着，李济意识到，这么均匀的黑土，说明几千年来还没有人扰动过这里，他一下对这个平面产生了兴趣，决定将这两条探沟挖开，完整揭露这个平面，看看整个遗迹现象代表了什么，还有古人在这个平面上是不是留给他什么好东西。

    于是，在距现在地面的3.3米之下，李济按平面范围挖开了一个大坑，这个大坑后来还有了一个著名的名字“大连坑”。此时考古编码系统还没建立，不然“大连坑”就会像后来的“YH127”那样，有一个著名的编码了。

    当花费了考古队员残存的全部精力，奋力挖开这个大坑后，李济寻得了一些陶片、骨器和石器的残片，并没有什么出奇的的东西，李济意识到，这只是一个商人当时挖掘的面积较大的地下窖穴，废弃不用后，可能变成了垃圾坑。

    在考古上，我们管这类遗迹叫“灰坑”，“灰坑”由于包含物较多往往是考古工作者的宝贝。

    些许有点失望的考古队员们将整个“大连坑”的底部工作做平，却突然意外的发现，在这些黄沙铺就的地面上，明显还有一处约直径2米左右的圆形缺口，看来这个地面后来被人挖开过。

    前面黑土的堆积，说明商之后没人扰动过这里，那在这个贮藏坑的底部，又挖开一个坑的，只有那时的商人了，他们将贮藏坑的底部挖开，是为了埋藏什么东西吗？

    大家都想看看商人偷偷在这里埋了什么？于是这振奋人心的发现，让大家一下来了精神，在此处向下，大家又发掘了3米多，他们发现，商人埋藏的是一堆甲骨，这些甲骨上有些刻满了卜辞，其中就有著名的“大龟四版”。

    这个发现验证了一个事实：所有的甲骨文其实都是商人有意埋藏的，一般都会是一坑一坑的出土，那些个别出土的，都是埋藏坑被扰乱后散落的产物。

    而这批甲骨的出土，给甲骨文和殷墟的研究，带来了突破性的进展。

    在史语所发掘殷墟之前，自1899年以来盗掘的甲骨文流传于世的约10万片以上，但这些所得甲骨来源不一，上面的文字各不相同。

    尽管有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对此作了大量的研究，但自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推出的“二重证据法”，验证了商史和史记的记载一致这个巨大突破后，几十年来《甲骨学》囿于对文字的考释，一直再没有这样巨大突破。

    此前两次科学发掘出土的甲骨，已经董作宾有了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在潜心研究一年的时间后，大龟四版的出土，一下让董作宾的甲骨文研究“凿破鸿蒙”了。

    为了便于说明董作宾的惊人成就，我们在网上找一张甲骨文的图片来举例说明。

    长久以来，甲骨研究者们发现商人刻的甲骨文卜辞，都有一定的规律，前两个字是干支，用来记录日期，第三个字是“卜”，然后还有两个字，之后就是卜辞的内容。

    但这第四第五个字是什么，大家都不能统一意见。这里请大家看一下笔者用红笔标出的这两个字，就是这条卜辞的第四第五字。

    尤其是第五个字，频频出现，这个字出现频率之高，为所有甲骨文字之最，每条卜辞都有，但偏偏无人认识。有人认为它是官名，有人说是地名。然而无论是哪种解释，代入句子中都不通顺。

    在大龟四版出土之前，这两个字的问题，没人能完美解决。

    之所以叫大龟四版，自然这四块龟甲非常巨大，既然巨大就不能浪费了，商人在上面刻的卜辞非常多。

    董作宾惊奇的发现，每条卜辞，这第五个都有，但第四个字，就不统一。比如，在后来编号的大板“合2122”中，董作宾发现，其上第四个字不同，共出现有六个。

    董作宾认为，这说明这第四第五个字连在一起，就不可能是地名，因为同一块龟甲，是不可能拿到不同的地方去占卜的。

    是官名也不可能，这一块龟甲的使用时间，持续不会太久，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任命这么多同样的官员。

    那么，这两个字解释是什么才比较合理呢？

    董作宾经过仔细对比，第一次提出，第五个字应该是今天汉字中的“贞”。这个贞，代表了一个群体，类似于巫师，商王一定有一群巫师在为他服务，所以有“贞”字存在的句子只能是：某某卜某贞。前面的某是干支商王，后面的某就是为商王占卜的人，他们是王朝中最受尊重的人，这些人被称为“贞人”。

    这样就豁然开朗了，大板2122中，第四个字不同，说明其上共有六个贞人，分别叫做中、宫、品、允、争、宾。这六位贞人，共同使用过这一块龟骨占卜，从占卜的干支记录上看，前后共经历了9个月的时间。

    此时，董作宾的发现，已经解决了一个甲骨学的大问题，但如果就此停止思考，那他还称不上“甲骨四堂”，他继续往下思考这些贞人可以揭示的奥秘。

    董作宾继续推想：

    每个商王的性格习惯不同，那么，每个王朝都应有特定的贞人。

    甲骨卜辞中，往往会祭祀先王，而根据卜辞中对先王的称谓不同，可确定出这条卜辞的占卜贞人属于哪一位商王。而根据贞人同版的现象，可以将同时期的贞人集团全部找出。

    这样，非祭祀卜辞，虽然往往没有先王的称谓，但根据以上的联系，就可以为这块甲骨断代了。

    这样，世界上所有出土的甲骨，就突然找到了一个规律，可以一片片的按时间顺序排序起来，而甲骨记载事物的先后次序，自然明了。

    1931年，董作宾在《大龟四版考释》一文中，首先提出由“贞人”可推断甲骨文的时代。

    1933年他又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全面地论证甲骨断代学说，将《大龟四版考释》中的八项断代标准，进一步确定为：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十项标准；并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划分为武丁（及其以前盘庚、小辛、小乙），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定，帝乙、帝辛5个时期。

    董作宾使甲骨文的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后来被郭沫若誉为“顿若凿破鸿蒙”。这个极为重大的发现也使甲骨学跨进了一个新阶段，进而确立了“因贞人以定时代”的甲骨分期断代标准。解决甲骨文断代难题的钥匙就这样通过考古发掘出来的完整龟板找到了。

    董作宾是小屯商文化的分期断代第一人，而且其成绩一直无人突破。直到解放后，天才的邹衡通过陶器等资料，结合考古发现的殷墟宫殿区水沟、夯土等遗迹，才做了第二次分期。之后安阳队的郑振香、唐际根也分别做过断代。

    后来，以甲骨文的断代为基础，董作宾推导写成巨著《殷历谱》，对商后期商王的王年断代进行了研究，这又是另一个精彩故事了。

    “大龟四版” 的传奇还不止于此。

    大龟四版的出土的消息很快就流传开来，受到学术界极大的重视。这时，流亡在日本郭沫若，正因为《两周金文辞大系》（1931年出版）声名鹊起，奠定了他在古文字及青铜器研究中一流学者的地位。于此同时，他对研究甲骨文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编写他的《卜辞通纂》一书。

    当他得知发现大龟四版的消息，立即去信给史语所，迫切要求得到全份拓片。傅斯年为此征求了李济和董作宾的意见。他们经过商量，全都同情郭在流亡中还孜孜致力于做学问的精神，很快就把全份尚未发表的拓片寄送给他。郭沫若收到后立即把拓片编入他的《卜辞通纂》书（1933年出版）中，也由此一举奠定他“甲骨四堂”的地位。

    但他是已付印之后才告知史语所的，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侵权。李济等对此感到颇为尴尬，但最后还是认为学术乃公共事业，既有能利用这项资料的人，就应协助，不必为此事去按纯法理的观点追究处理，因此就让事情过去了。而且在1948年中研院选举院士时，郭当选为人文组二十八名院士之一，也是经过傅斯年、李济等人的推荐和争取的，对此，当时郭沫若也是心存感激的。

    只不过后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50年代后期，已是科学院长的郭沫若领导的大陆考古界对李济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批判，并将李济的名字从中国考古史上抹去了20年之久，一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两岸关系缓和，中国考古界才重新开始认可李济的贡献，这又是后话了。

    不过自此，考古界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由于发掘者的巨大贡献，所以发掘所得的第一手资料，必须在发掘者在相关学术期刊发表过相关的简报、考古发掘报告等以后，其他研究人员才能使用，考古材料的第一使用权归发掘者所有，这也是对发掘者辛苦工作的尊重。

    所以，至今，任何人进任何考古工地，都不能照相，手机拍摄，发盆友圈等等。现在各大院校的考古系老师带队实习，估计这一点都是再三强调的。

    此时，李济在做什么呢？此时的李济，正开始他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希望利用安阳发掘出的陶片，来排序。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考古学的另一大支柱：考古类型学。我们简单说明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知道，现代考古学实际上来自于两门重要的自然科学：地质学和生物学。地质学提供了地层学的理论和方法，我们之前已经简单介绍过。而生物学，最重要的理论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自然界的生物，由于“物竞天择”，会不停的进化，而一个生物从早到晚，可以排出它的进化规律。据此，我们获得了动物化石，就可以大约推断出这一化石对应的生物是生活在什么年代的。

    这反映到考古学上，就是人类社会也是不断前进的，而每一个历史时期人类使用的器物，自然是有差别的，我们如果掌握了器物变化的规律，假如某个地点发现一件器物，按它的排序一查，不是就可以对应出那一片遗迹的时代早晚了吗。这就是考古类型学的理论。

    1903年,瑞典考古学家蒙特留斯《东方和欧洲的古代文化诸时期》一书,系统地阐述了类型学理论，他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类型学中，为考古类型学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可以说是世界考古类型学说的鼻祖。但是，让考古类型学在考古工作中大放异彩的，是一个天才，英国人威廉·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1853-1942），他将当时他所发现的埃及陶器，按类型学的方法研究后，按从早到晚的顺序排出了序号，一下子将一团乱麻的古埃及遗迹，可以清晰的按时间排列起来。至今伦敦大学都有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博物馆，里面陈列了他的埃及学研究成果。

    由于陶器在古人类生活的诸多优点，比如大量使用、变化快，易于保存等等，所以考古类型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就是陶片。

    李济自然也很想在中国建立考古类型学。

    李济在这几次的小屯发掘中获得了大量的陶片，而且在刚刚结束的第三次发掘中，他意外获得了一块彩陶，使得他思考当时已知的仰韶文化、西阴文化、甘肃诸文化这些彩陶文化和小屯商文化的关系。
    他想，目前在小屯发现的陶片可以确切无疑的知道是商文化的产物，如果将这些陶片的特征总结出来，那么任何地方发现的古文化陶器，只要和现有这些小屯的陶片相比较原始和先进程度，那该遗址时代早晚关系就可以确定，一旦积累的文化遗址多了，中华文明的脉络也就清楚了，我们国家历史上古史记载的夏、五帝等时代的有无问题，自然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可是，中国陶片的规律研究怎么进行呢？此时的李济还是摸不着门道的，整个中国考古界自然更是一无所知。

    此事直到几年后，美国归来的梁思永根据李济发掘的西阴村陶片，写了一篇著名的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文，才是对这个问题的首次探索，不过此文中梁思永和李济一样，都是借鉴了皮特里的学说和方法，并不是很成功。

    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创立，还要到中国的考古天才苏秉琦横空出世，独创奇门绝技，《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一文发表，才算正式创立。

    不过似乎李济在误入歧途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后来到台湾后，李济将史语所在殷墟15次发掘获得的约25万件陶片所拼对出来的器物，按极为繁琐陶器特点，进行归类，编写了《小屯第三本?殷虚器物甲编：陶器上辑》（1956年）一书。而中国考古学的类型学，却是在李济离开大陆的之后，在苏秉琦的领导下飞速的发展起来。这又是后话了。

    1930年，中国考古史上发生了很多大事，很多事情互相纠缠互为因果，为了阐述清楚，在此我们不按照时间顺序来一一诉说，捡重要的事情按主要线索一路下去，策略是交代清楚一件事后，再叙述其他的事件。

    第一件大事，就是梁启超的二公子--梁思永先生的回归。

    梁思永先生是中国第一位专攻考古学的博士，他于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1930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加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自此将一生奉献给了中国考古事业。

    其实他本可以更早加入这个事业，1927年，北洋政府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联合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启程，梁启超先生非常重视这次科考活动，在他的运作下，中方团长袁复礼先生也同意了梁思永加入考察团的建议，他却由于交通等诸方面的原因未能成行，虽然遗憾，不过因此他也得到了更多在美国田野发掘的锻炼，未尝不是坏事。

    在梁思永先生加入中国考古队伍之前，其实中国考古的事业主导者，却都不是专业人士。

    比如第一位发掘仰韶的安特生，李济就曾经说他是“半路出家的和尚”，安特生是地质学家，本来北洋政府聘请他是找矿的，他却在中国干起了考古。

    而公认的“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本人，也不是真正考古学科班出身，李济在美国学习的是心理学和体质人类学，而且他的导师狄克逊的真实学术水平遭人质疑，据说被称为“人类学上的一位失踪人口”。李济在哈佛大学的时候，关于考古学的课程学习相当有限，只是跟着虎藤、柴士两位教授学了一些关于欧洲史前学和希腊考古学的知识，时间也不长，且没有任何田野训练。

    但梁思永就完全不同，他不但理论功底扎实，而且有在北美发掘印第安遗址的丰富经历。另外，他还有一个歪打正着的优势，这是奠定他载入中国考古史册的基础。

    当时世界学术的中心是在欧洲，考古学也不例外，尤其是英国的考古学研究，远远领先美国。但也正由于如此，美国的田野考古反而不像当时主流考古规范那样中规中矩，梁思永和他的美国同学在实践中发现，当时世界考古学的等比例深度发掘法具有重大的漏洞，尤其是在地层紊乱时，埋藏物的时代关系完全得不出正确的结论，他们已经开始尝试能不能用其他的方法代替了，这为梁思永后来回国后的重大发现埋下了伏笔。

    梁思永在李济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了史语所的考古制度，使之更加符合国际考古学的田野标准。

    后来，石璋如先生将梁思永制订的考古规范总结为“双、一、现、多、轮”五个字：
    “双”即"双站制”，在住宿地和作地设立两个工作站。
    “一”即“一元制”,整个遗址的遗迹现象统一编号管理。这个办法今天田野发掘仍然实行。自此之后，我们国家的考古遗迹现象开始统一编号。比如墓葬为M，房址为F，灰坑为H。
    “现”即“现象制”，以标准单位为发掘基本单位，记录所有遗迹现象。从此与西方考古学一样，探方法作为遗址的基本发掘和记录方法确立下来。
    “多”即“多址制”就是指多发掘若干相似的遗址，开展比较研究，以便总结遗址规律。
    “轮”，即“轮流制”，即田野发掘和报告整理出版轮流进行，提高考古工作质量。所以史语所的考古报告或简报基本是隔年就能出版，大大提高了研究者的研究速度。可惜的是这一条新中国建立之后，考古界执行的最不好，现在好多考古报告往往迟至几十年才能推出，有些老专家退休后，还要赶忙补做几十年前自己的发掘报告。

    客观的最后评价，中国考古学形成期的考古技术，也是很多人一起摸索出来的，其中石璋如、郭宝钧、吴金鼎这些长期在一线工作的人员，都各有具体贡献，但无疑，李济和梁思永的贡献是最为突出的。

痛苦，每一个回复都需要审核，为啥现在这么严厉？

    当然，梁思永先生在中国考古史上无可替代的贡献还是考古地层学的建立，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就是拿到国际上也是当时世界上领先的响当当的考古成果，但为了本帖行文流畅，放到城子崖和第四次殷墟发掘后再讲。

    梁思永在进入史语所考古组后，率先进行的工作是去了东北。这次考古工作的源头，来自于有“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丁文江先生。

    丁文江先生在中国地质事业上的贡献自然有目共睹，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他和中国的考古事业，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年安特生发掘仰韶，就是向他和翁文颧递了请示报告，得到中国政府的正式批准才得以开展。而李济之所以能走上考古的道路，和当年丁文江资助他第一时间去调查“李家楼郑公大墓”事件不无关系。这次，他带来的消息，促使史语所派梁思永先生赶赴东北，找到了东北地区第一个考古学文化-昂昂溪文化。

    地质调查所是在全国范围内找矿的，自然不可避免就会遇到各种古文化遗址。

    1924年，被地质所聘用的德日进先生（法国）在热河省林西县找矿时，在城南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但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专门的考古学研究机构，所以此事不了了之。梁思永回国后拜见了丁文江先生，他自然提起了此事，希望历史语言研究所前在调查。

    梁思永到研究所履职后，彼时安阳发掘正被迫中断，傅斯年、李济两先生商量，结果决定派梁思永去东北走一遭。但好事多磨，他正准备出发的时候，辽源、通辽一带爆发了剧烈的鼠疫疫情，往热河道路被迫中断。

    正在这时，又是接到丁文江先生来信，并附带有德日进先生由哈尔滨给丁文江的来信。德日进信中提到中东铁路俄国籍一个雇员路卡徐金，在一个叫昂昂溪的地方，也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时址。丁文江建议梁思永，如果林西之行不能实现，可往一观。
    所以梁思永就乘机改变了行程，用此经费先去昂昂溪，计划等昂昂溪工作完毕之后，再决定去不去林西。

    昂昂溪的发掘是梁思永第一次在祖国大地上做的考古工作，也是东北地区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但这次他发掘实际工作天数不多，成果也不算突出，所以当时也没有引起重视。但90年后，黑龙江考古所在当地重新发掘了小南山遗址，竟然在几处墓葬中出土了几件小玉器，一下子将中国人玉器的使用历史从兴隆洼文化又向前推进了几百年（据小南山发掘简报称约9000年前），一下引起考古界轰动，也当选了2019年中国考古十大发现。这也实证了中国人使用玉器的传统，最早来自东北地区。

    梁思永调查完昂昂溪后，兴致不减，回程中顺路还到过林西、沙拉海、锅撑子山一带调查，但由于当时的中原大战，张学良的东北军南下，到处军队管控，所以他仅发现一些陶片后就回北京了，错失了发现并命名伟大的"红山文化"的机会，也是非常遗憾的。

    梁思永不得不赶回北京的史语所驻地，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参加史语所在山东一个重大发掘活动，就是章丘城子崖。

    此时的史语所，也是由于中原大战和一些其他原因，整整一年无法返回安阳小屯工作，所以转而正在进行山东城子崖的发掘，只是当时所有人都没想到，山东的这项工作，是中国考古史上不亚于仰韶文化的重大发现，而史语所在城子崖的发现，无论对后来的殷墟发掘和中国文明史的研究，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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