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侃侃明朝之江南繁荣和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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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侃侃明朝之江南繁荣和商业化

作者:俗人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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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文明进步、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是生产技术和经济的进步。十六~十九世纪（明代和清代）中华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城镇商业都达到历史未有的新高度，南方尤其是江南更是十分繁华。中华文明产生了文明转型的动力：商业化趋势。这首先是内生的经济进步引起商业化趋势，而外来冲击也起到重要推动。
    （一）明清经济
    *城市繁荣交通畅通
    *活跃的民营工商业
    *商业和金融业
    *土地、赋税制度改革
    *农业商业化
    #江南“永佃制”地权分离
    *商业化对传统社会秩序的冲击
    （二）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华近代化倾向
    *资本主义萌芽
    *江南的“早期产业化”
    #江南乡村产业化
    #江南市镇的人口结构变化
    *江南经济与全球贸易
    *江南经济的国际意义
    【讨论】“大分流”始自禁海、大航海
    【讨论】几点想法
    【讨论】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比较

    （01）
    【正文】
    （一）明清经济
    *城市繁荣交通畅通
    明朝以及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工商业空前大繁荣的朝代。国家大一统，大部分地区长期处在和平状态。水陆交通发达。疏通了大运河，道路四通八达，驿站遍布全国。商人四处贩运物品畅通无阻。
    到清前期，陆路运输网不仅连接内地各省和城市，而且连接到蒙新藏等边疆各地。
    【链接】水上运输：清中叶内河航运总里程达5万公里，沿海航运1万公里。19世纪中期，在我国水域航行的船只超过20万艘，总载重量400-500万吨。而英国1800年仅拥有1,700艘船，总载量185万吨；1841年总载重量也不过283万吨。【】
    商业活动欣欣向荣。传统的商业都市在明清仍很繁华，如北方的北京、开封，南方的广州、成都等地。新兴的有苏州、汉口等地。汉口集中湖广以至四川粮食销往江浙。康熙时京师、广佛、苏杭、汉口、福州、重庆等都是商业中心。汉口镇、景德镇、朱仙镇、佛山镇号称明末四大镇。
    明末受全球小冰期影响，北方尤其是西北天灾频发。叠加战乱连年，沙漠化日趋严重，土地大多荒废，经济凋敝。而在土地肥沃、气候适宜的南方，人口多，水网发达，呈现一派繁荣。耕种可收两季，商业和手工业活跃，城镇十分繁华。
    “重本抑末”是中国长期奉行的政策。明开国之初亦是如此。朱元璋曾言：“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他深恐“民急则乱”，主张“农为固本”，认为农业生产如不能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无法安定，其政权也难以支持。由此，重农轻商，商人的社会地位屈居末位。
    但“重本抑末”并非一概不准商业进行，而是发挥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补充、调节、支持作用。明初规定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设宝钞提举司，造大明宝钞，便利民间贸易和商人贸易。这样，商业就在有限的范围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商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
    明中后期赶上西方的大航海时期。葡萄牙人打通了从美洲到菲律宾（当时被称为吕宋岛）再到中国的全球商业航线。美洲发现了巨大的银矿。日本也成为世界白银主产区。于是，大量的白银源源不断的流向中国，购买丝绸、棉布、瓷器等等手工业制品，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外部需求。
    在内部和外部市场的刺激下，江南地区的工商业活动也就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形成繁荣兴旺的城镇群。中心城市是留都南京加上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和杭州七府。每个府下面有六七个县，比如苏州就有吴县、昆山县、长洲县、常熟县、吴江县、嘉定县、和太仓州。府城是金融、商业和文化娱乐中心，人口在100万以上。县城是商贸物流中心，人口在10万到50万之间。每个县下面有十来个镇和集市，镇是手工业聚集地；各个镇之间形成专业分工，有的织布、有的染布、有的做丝绸、有的做生丝等等。镇的人口大约三五万人。比专业镇更小是集市，主要是收集专卖农村经济作物，为手工业提供原料，一般几千上万人。苏州府有七十二个镇和集市，这七个府有合计两三百个镇和数量差不多的集市。近代著名的江南中等城市即是由明代以来的商业市镇发展起来的。
    在江南的各个市镇，还有《水陆路程》这种小册子售卖，也就是江南地区贸易导航手册：水陆陆路该怎么走，每个专业镇卖什么商品，哪些地方能雇到运货的大船，哪些地方能雇到骡马背运货物等等，都有详细的介绍。
    城市普遍出现商人会馆，有助于发展商贸和维护商户权益。同时，张居正改革以后，白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为中国商业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
    除了江南地区，沿海的福建、广东以等地商业也十分发达。克鲁士《中国志》描写了嘉靖年间中国广东的发展状况：
    “这个省有十一座城，包括省城在内，还有八十个带城墙的镇，要在别处，每个镇都会被当作是一座城，因为它们极壮丽，人口繁庶。没有城墙的村镇不计其数（其中不少是相当大的），这些地方人烟十分稠密。”
    “沿河小城镇无不布满大小船舶。离河半里格多的广州城，船只多到令人惊异，尤其叹为观止的是，几乎整年大量船只从不减少和缺乏，因为如果三十、四十或上百艘的船某天开走，那同样多的船必定再开进来。我的意思是说，数量从不减少或缺乏，尽管有时多点少点，始终都保持一个惊人的数字。而且，开走的船是满载而走，开来的船是满载而来，都接受货物和携运货物。”
    【链接】万历时候，南京城有百万户，差不多将近400万人。而当时的欧洲，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仅有5座：威尼斯、米兰、那不勒斯、巴黎和君士坦丁堡。【】

    （02）
    *活跃的民营工商业
    明朝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工业却不断萎缩。
    “明朝是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宋朝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而且变化得更为彻底。迄至明朝后期，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大多数手工业都摆脱了官府的控制，成为民间手工业。所以，如果说中国农业的私有化出现于战国与汉代，那么，中国手工业的完全私有化，则迟至明代。”
    盐业：“在以往受官府控制最严的制盐业，万历年间也出现……向民营变化的迹象。”食盐的生产销售，“官盐销量小，征税面狭窄，盐商靠私盐买卖谋取暴利。全国食盐需求量大约有18亿斤，而官盐固定行销量只有5亿斤左右，食盐市场的2/3为私盐独占，严重影响盐税收入。嘉靖以来，政府一直努力采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增加官盐销量，以期提高盐税收入。……可是人口一定，食盐市场有限，价廉质优的私盐在市场竞争中胜过价昂质次的官盐，政府的种种努力总归失败。”
    制瓷业：根据《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引用宋应星的记载“民窑发展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窑大的多，以青窑为例子，官窑每座烧盘，碟样器二百多件，尺碗三十多件，大覃十六七件，小酒杯五六百件，而民间青窑每座可烧器皿千余件。”
    “景德镇陶瓷业中一般民窑的窑身和每窑产量要比官窑大3-4倍。明后期景德镇3000座窑中，官窑仅有几十座。崔、周、陈、吴4家民窑的产品畅销中外，质量远远超过官窑。”
    纺织业：纺织业是明清规模最大的产业。江南纺纱与织布已分离生产。江南在明末（1620年前后）年产棉布约5000万匹，而到1850年左右高达10,000万匹。
    纺车技术，明代仍以手摇单锭纺车（手车）为主，清代江南出现了足踏的多锭纺车（脚车），以三锭为多，二锭、四锭的也有使用。脚车质量改进，效率大为提高。这在世界棉纺织史是重大的进步。工业革命前欧洲一直使用单锭纺车，虽然也发明了双锭纺车，但极少采用。
    “（明代）纺织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缫丝的缫车比元代更精良和完善，已研制成功‘一人执，二人专打丝头，二人主缫’大缫车。《天工开物》记载的花机由两人共同操作，提花小厮坐在花楼上提花，织工门楼下织丝，两人配合可织出各种花纹的丝织品。”
    “明代各种新搅车，‘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两人可当八人。’有的地方还使用水转大纺车。……由于明朝政府的鼓励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城市棉纺业得到普遍发展，江南成为全国棉纺中心。”
    “民间的丝织能力，即使在明初官手工业最盛的时候，也是超过官织染局。这从历代也包括明代征课绢帛作为赋税的情况就可看出。而到了明后期，民间机户有了发展，即使不计农村副业，单机户的生产，也逐渐超过官织染局了。”
    #矿冶业：
    明初采取官办开矿和冶炼政策。对于矿冶业，对非贵金属允许自由采矿和冶炼，官府课税；对金银等贵金属矿只能由官府经营，其他与国计民生关系较大的铁、铜、铅、锡等矿藏，必须取得官府批准，才得开采，未经官府许可，私自开挖者，以“窃盗罪”论处。
    全国官营铁冶厂15所，以河北遵化铁冶厂规模最大，工匠达2,560人。后来私营矿冶业逐渐弛禁，民间矿冶迅速发展。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九年（1434），民营铁冶产量由约114万斤增至833万斤（四千吨），增加6倍。
    采矿冶金业“明廷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罢官铁冶，开放民营。”“官府对民冶征收1/15的铁课。”
    对于民营采矿的发展，吴承明说：
    “总的看来，明代的矿禁政策，并不是很严厉，除金银外，很早就开放民营；……官矿、官冶虽有起伏，但宣德以后，总是下降的趋势。官家仍致力于铁冶，而正德以后也迅速衰落，以至停闭。大约只有云南铜官矿坚持到明末，但已改为雇工开采了。有人说‘我朝坑冶之利，比之前代不及什之一二’，明代的官矿、官冶，大体是这样。”
    “当时官营矿冶业由盛转衰，万历时期最大的官营矿冶——遵化铁厂濒临破产，‘山场封闭，裁革郎中及杂造局官吏……地租银征收解部，买铁支用。而与此相反，民营铁业得到迅速发展，芜湖已逐渐成为民间冶炼中心，专业炼铁钢坊不断扩大。著名的濮万业钢坊从濮家店迁到古城西郊濮家院，后因炼钢规模扩大，又在西城外设置总作坊，而以濮家院做东作坊”。明朝这样的私营钢铁大作坊还有许多家。
    “金银矿是禁止民间开采，但这只是法令规定而已。盗矿之事，史不绝书，而且遍及各省，大都是银矿。他们有的是在深山偷挖，有的则凭借势力占领官家的矿场，有的更建立武装公然和官府对抗。……在广东顺德，有的豪强勾结势家经营银矿，达30年之久。不过积少成多，占数量最大的，恐怕还是民间的零星偷采，只是没有系统记载而已。”
    “铜的开采，后期转盛。民间铜器的制造，当是出自民矿。……即使朝廷铸币，也仰仗民铜了。据嘉靖间记载，铸币‘黄铜照例行户部买办’，以至有时‘铜价太高，得不偿费’。到万历时，有人说：‘天下铜在民间为供具什器者，不知几千万亿。其产于各处名山者，豪姓大贾负贩以擅厚利，又不知几千万亿。’‘今云南、陕西、四川、广东各省有铜矿’……”。
    煤矿开采：
    “大约自始就是民营，仅知在北京附近的门头沟曾有过一二座官窑。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对民煤十分取二，……永乐十三年（1415）改定为三十分取一，其税又远较金属矿为低了”。到了万历以后，“矿税也已改为征银。万历二十五年（1597）朝廷谕旨说：‘煤乃民间日用所需，若官督开取，必致价值被增，京城家户何以安生’，这是指京西的门头沟矿区。”
    清初一度禁止私营矿业，雍正乾隆年间全面放宽，除金、银、硫磺等仍由政府控制外，其他矿产陆续开放民营。冶铁业继续发展，广东、湖南、四川、江西、陕西、山西等处冶铁较多。广东铁产年产2,000万至3,500万斤，全国年产铁4,000-5,000万斤（折合2-3万吨）
    明朝冶金技术进步较大，使用活塞式木风箱和大型熔炉。遵化高炉日产铁500多斤。明末广东把圆柱体高炉改为瓶型高炉，日产铁可达3,600斤。明朝在“灌钢”基础上发展出苏钢冶炼法，并发明“生铁淋口”的办法得到上好钢材。
    #造船业：下西洋终止后，造船业依然是规模颇大的产业。明末每年约造30余艘沙船，道光（1821-1850）年间，每年新造沙船多达1,000艘。

    （03）
    *商业金融业
    明清商业规模和商业基本大大超越此前历史水平。粮食、生丝、棉布棉花及茶、盐、陶瓷、糖、铜、铁等大众消费品以及其他商品，跨地区贸易的品种和数量大增。16世纪中-19世纪中三个多世纪里，以钞关税收计算，市场上手工业总额超过农业。鸦片战争前夕，粮、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盐、茶七大商品的长途贸易量大约占国内贸易的20%。明清形成“十大商帮”，即使是地处内陆的晋商、徽商也闻名遐迩。
    明清商业资本集中程度高，晚明大商人的资本常常是五十万两（银）级别，最高为百万两水平。而清中期巨商资本通常为百万两级别，也有数百万乃至千万两。
    晚明银钱（铜钱）并用，清代法定通货是银两。中国成为世界最大银进口国，1650-1833年间从欧美进口银14,833万两，（4,310吨），而同期国产仅有7,000万两（2,190吨）。
    明末开始出现专业化的钱庄经营兑换业务，至清代成为办理存款、放款和汇兑的信用机构。钱庄发行庄票作为替代现银的票据，庄票可用来交换商品、清理债权债务。最早的一家是平遥县日升昌票庄（1823-1827年）。其后，山西纷纷兴起专业化票号。19世纪初，晋商建立起全国性的金融网，票号11家，分号遍及27个城市，流动资金总额高达数亿两。有了钱庄、票号和汇兑业务，大笔资金可以自由流动。

    （04）
    *土地、赋税和户籍制度改革
    明代中叶开始的商业化改革，摊丁入亩，取消人头税和徭役，官绅一体纳粮，但一直没完成，至清中叶才完成了。可以看出，中国仍然在逐步前进和演化。明中叶至清中叶，传统农耕文明既是停滞没落，也是孕育新文明的希望，演化的终点在清朝。
    一，与宋元以来土地制度相比，明清减少了国家控制，不抑兼并。允许自由买卖，不限数量，政府给予办理手续。再加上赋役负担的不断加重，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各类地主，主要是少数大地主手中。自耕农只占有较少部分。因此明清是以地主占有土地为主体的土地制度。
    土地兼并严重、赋役沉重，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农民起义不断，战争的创伤给生产力造成极大的冲击和破坏。
    二，明朝一条鞭法改革，屡经曲折，至清朝得以继续。清初入关后，免除了明末的杂派和“三饷”，但仍按地丁双重证法赋役。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宣布此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1723年（雍正元年）决定全国推广“摊丁入亩”。各省陆续实行人头税（赋役）和土地税合并，也就是只征收单一的土地税。此后户丁编审大大削弱，对人身的束缚放松。
    三，匠籍制度，明初手工业匠户分住坐、轮班两种，后期以缴代役缴纳“班匠银”。随着官手工业衰落，匠籍制也趋于瓦解。官府所需物品往往依赖民间承包领造。
    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或清雍正二年1724年正式废除匠籍制度。
    明代盐茶专卖，直接经营等商业干预不多。清代放弃官矿，开放民营。但盐业沿袭明盐引制，官督商销。
    此外，明朝有少量的贱户，如一些地区的教坊乐户、水上人家、徽州的佃仆、江浙的丐户等。清康熙开始“除贱为良”，至1730年雍正八年废除贱籍。
    经过明朝尤其是清朝的赋税、户籍制度改革，二千年来对农民和匠人的人身束缚大为放松。民众拥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客观上推动了人口从乡村流向城镇，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但是，传统继承制度析产分家的行为，造成土地不断分割、碎化，抑制土地的规模经营，抑制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产生。
    【链接】清朝户籍制度
    明朝户籍采用鱼鳞黄册制，对人口统计和限制较严格。人口记录着重可服赋税的男丁。中叶以后户籍制度渐趋败坏。清乾隆废除沿袭明朝的人丁登记制，改为以保甲为基础的户口登记，着重登记保、甲内的各类人员总数，并需随时调整。户口统计更全面。
    清朝人口迁移的规模比明朝更大，如“湖广填四川”，还有大批移民进入陕南、湘西、云贵、赣南、皖南等边远地区。台湾、内蒙、新疆以至东北也有持续不断的移民。

    （05）
    *商业化农业出现
    晚明至清前期，江南种植业出现明显的专业化区域性分工。江浙等地方因自然条件或商业利润的诱惑，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粮食为辅。而湖广、江西等地继续以粮食生产为主，但也不是自给自足，而是与种植经济作物的地区互相交换，粮食越来越商品化。
    商业深刻改变了农村。丝与棉深入入农村经济生活，农业商品化明显。就单一地区，往往主要表现为改变了农村家庭的收益结构，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的比重日增，有的甚至发生倒置，蚕、丝或棉布的收益成为主业。但是，就整个江南地区，却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多样化，促成了镇与镇、县与县、府与府突破行政区划的经济联系，市场结构呈多样化，从而大大加快了区域市场的形成。各地各有独具特色的专业市镇。市镇中的手工业企业以独立经营的小作坊为主，较大规模的手工工场数量很少。
    家庭一向是经济的基本单元，农村的传统经济结构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个体家庭。明中叶以后的一些市镇，通常有作坊采购原料，统一发货和收货销售，而由雇工在家自行生产，并非全是集中大作坊中集体生产。家庭生产也不再局限男耕女织，男人也参与纺织，特别是轧花，巢丝等较重的体力活。小农家庭形式依旧，但已被市场的力量控制住了。
    #农业雇工：明中后期起，农业雇佣劳动也逐渐增加。明清农业主要的生产关系是租佃关系。大部分佃农与田主一样被视为良人。但明朝皖南等南方仍有为数不少的佃户对田主还有程度不等的人身依附。他们不但缴纳地租，还丧失人身自由，不得自由迁移，而且世代相承。到明后期佃农可以自由承佃、退佃。清代佃仆制式微，雇佣劳动兴起。清法律肯定佃农有择佃、退佃和迁徙自由。
    地租形式，明代已分成租为主，定额为辅，后来定额逐渐流行，乾隆时实行定额租的超过六成。明末至清货币地租发展，实物定额租比例也不少。
    明代江南、北方等地都出现农村雇工，有长工、短工，清至乾隆后农村雇工显著增多。外来的客籍雇工也多了。
    明代雇工视为主家的奴仆，清代长工基本人身自由，但从事家务劳动的仍是“主仆名分”。
    #自然经济瓦解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小农经济作为主体生产方式，小农经济的核心理念是耕种为主，自给自足。因此农民对于土地的依附性极强。传统家庭的生产方式大致上可以用"男耕女织"来进行概括。农民生产的产品大部分用来满足家庭的生活需求。小部分用于家庭以外，如缴纳租税或出售。农户不但耕种土地和饲养家畜，他们还是木匠、建筑匠、捕鱼打猎、编织竹器，总之尽可能自力更生。
    农民家庭与外界的物质和商业交换主要有二类。一是缴纳地租、地税和征派。二是交换、购买小量必需的商品，如盐、农具、耕牛等，以及出售产品换取货币以用于必需。
    家庭作为自给自足的基本单元，它的商业活动往往局限于所在的乡村。在乡村里通常有专业的铁匠、木匠、定居或流动的小商贩、农产品加工小作坊等等。这样乡村就在更大的范围实行自给自足。而且乡村往往是同宗同族，因此宗族也成为乡村经济和社会组织的草根单元。
    我国商业的历史很长，也很活跃。然而正常商业活动对农村自然经济的冲击不大。自然经济本身是很稳定持久的。人口增长、土地有限是破坏自然经济的内在因素，而外部因素则有严重的自然灾害、战乱和通常与朝政腐败相伴的土地兼并。自然经济崩坏的结果是大量的人口移动流失，而得不到新土地的农户就成为流民。
    明后期至清中叶，传统的实物赋税制度逐步向货币化商品化改革。纳银改革也第一次将农户们的手工业生产和田税徭役联系到了一起。通过手工业生产得到的商品也能换取白银来缴纳田税，农民除了耕种之外还有别的选择。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土十分适宜种植价值更高的棉花。在纳银代税之后，这里的棉花种植面积快速扩大，纺织产业也快速发展起来。农户种植棉花，并将其通过粗纺制成棉布，然后拿去集市上售卖。这种生产方式在《松江府志》中有如下记载：
    "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一空，其衣食全赖此。"
    棉纺行业能够获得更加多的收入，因此不少百姓开始放弃种植粮食作物，转型为专门的棉花种植户。在不适合种植棉花的地区，农户们则大多变成了专门的纺户，负责从产地收购棉花，然后将其纺织成布。这样的生产方式在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迅速开展起来，许多新的商镇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不断地扩大。
    很大一部分农民从农业耕种中走了出来，变成了专业的手工业者，引起历史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转向城镇的人口流动，并冲击了社会秩序。可是手工业发展空间有限，后来的农民便很难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了。

    （06）
    #江南“永佃制”地权分离
    自宋朝以来人口不断增多，到明清时期人口过亿，是宋朝的两倍之多。人口压力客观上要求得到更多耕地，明中叶以后，“永佃制”应运而生。永佃制通过继承和再租佃将土地分割更多的小块，形成更多的小农，部分缓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同时，农民似乎拥有了部分的产权，而且由于定额租的关系，也拥有部分收益权，可以通过增加劳动精耕细作提高产量，获得更多的收益，积极性有所提高。这种生产关系的变化适应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永佃制进一步固定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使用权与所有权进一步分离。永佃土地的农民一旦富庶，不必退佃，而是可以转雇或佃，从而形成介于地主与耕者之间的中介人，即农业资本家的刍形。
    但同时，永佃制地权分化的结果，形成了“一田二主”的局面，以及通过再租佃形成“二地主”、“三地主”的形式，租佃关系复杂，使土地产权分离走向极端。产权模糊、主体不明，严重割裂了占有权和使用权的关系，阻碍了市场对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不断分化的产权也限制了人口与土地的自然流动，将农民紧紧地束缚在狭小的土地上。从短期看缓解了农民的生存权问题，使有限的土地养活了众多的人口，但从长远来看抑制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是封建社会土地制度关系烂熟的表现，是生产关系的大倒退。
    永佃制使地主与佃农无限分割地权造成地主对土地失去了部分产权，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又限制了土地的合理流动，地主演变成食利者阶层，从而失去了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动力。
    【链接】
    根据明史专家樊树志教授的研究，江南永佃制以及地权分离（田面和田底）的现象，从明中叶起出现，清道光、咸丰以后更加明朗，并且延续到民国二三十年代。
    在同一块土地上，形成两个所有权——田面权与田底权，以及两个所有权人——田面业主与田底业主。这种现象被当时人称为“一田二主”。最为典型的史料就是光绪《周庄镇志》卷四风俗中的一段话：“俗有田底、田面之称，田面者佃农之所有，田主只有田底而已。盖与佃农各有其半，故田主虽易，而佃农不易；佃农或易，而田主亦不易。有时购田建公署，架民屋，而田价必田主与佃农两议而瓜分之，至少亦十分之四也。”
    民国时期1918年关于江苏省物权习惯的调查报告，其中一则为“一田亩上设定两个所有权”，说得很透彻：“查江苏佃户租种田亩，有肥土之称，又呼为田面，即佃户于业主田亩上有相当之地价，不啻一田亩而设定两个所有权人于其上”。你看，明白无误的写着：“一田亩设定两个所有权人于其上”，即田底所有权人与田面所有权人，也就是“一田二主”。
    1934年10月10日上海《大晚报》刊登一篇俞觐撰写的《常熟农村现状调查》，从另一个侧面作出证实。该调查报告指出：“田面权是与地主所有权并行的，与所有权分离而独立存在。田面权属佃农所有，其转移价常较(田底)所有权为高。如现在田亩所有权(田底权)的买卖，每亩稻田最高三十元，田面权尚值六十元；棉田(田底)所有权最高二十元，田面权值三十元”。田面价格明显高于田底价格，如果田面权仅仅是使用权(永佃权)，那就难以理解，为何使用权价格反而高于所有权价格？
    田面权价格高于田底权价格，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种变化，问题就在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化的加速，耕地日益减少，田面权愈加显得珍贵。因为田面所有权人有经营土地的权力，而田底所有权人只有收取地租的权力。关于这一点，30年代有的学者在考察了苏州、无锡、常熟农村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如此写道：“所谓田底田面，同时因其所有主体不同，亦有田底权、田面权之分，前者归地主所有，后者归佃户所有。田底权固为产权之一种，田面权因有独立之价格，所有者可以自由买卖，故亦为产权之一种”；“该田底面制其最大之特点在此，即田底田面权之分裂，而田面权为产权之一种，而可以移转变更，比之其他租佃制度下佃户所有之佃种或耕种只能使用或收益者，判然不同”
    日本满铁在20世纪30年代末关于松江县的抽样调查表明，有田面权的达137件，没有田面权的仅9件，田面与田底的分离十分普遍；田面买卖与田底买卖大体相似。1950年松江新农乡的调查报告也指出，该乡大部分土地有“田面权”与“田底权”之分；田面权可以自由出租、出典或买卖；张家村的村民拥有田面权的土地占佃入田的98.7％。这种情况是江南以外的其他地区所没有的。
    之所以会出现大量的田面权与田底权的分离，与这一地区市镇经济繁荣，工商业发达，城居地主较多，地权高度分散，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农业集约化的上海周边地区，城居地主大多经营工商业，无暇经营田产；而佃农(包括佃中农、佃富农)多致力于获取田面权，使自己可以较为稳定的经营土地，增加对土地的投入，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清末民初，随着近代化和新型工商业城镇的发展， “乡居地主”向“城居地主”转化，离乡地主携带着财富进入城镇，把土地资本转化为工商业资本。与工商业利润比较，出租土地所得的地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最富有者对购买土地已不感兴趣，地权的分散更加成为历史的必然。
    地权分散对江浙土地结构影响甚大，当地大多数土地为自耕农家庭拥有。。
    根据20世纪20、30年代的统计数字，无锡、上海周边等地，乡村土地很分散，大部分在自耕农（包括贫农、中农和富农）手中。地主家庭拥有的田地只占少数，而且相当部分是自行耕种。几乎都是中小地主，占地50亩以上的大地主很少见。
    根据1950年嘉定县土地改革档案资料，1950年土地改革以前，嘉定县土地所有权分散化状况十分明显。地主所有土地占全部耕地的21.9％，人均占有20.0亩；富农所有土地占全部耕地的8.0％，人均占有5.5亩；中农所有土地占全部耕地的38.8％，人均占有2.6亩；贫农所有土地占全部耕地的21.2％，人均占有1.0亩。中农和贫农所有土地占全部耕地的60％，很显然，这是一个自耕农占优势，而地主不占优势的地区。
    松江县新农乡的土改调查数字差别不大。各阶层所有的土地占全部耕地的比率分别是：地主27.34％，富农20.77％，中农39.44％，贫农11.94％。富农、中农、贫农所有的土地占全部耕地的72.15％，大大超过地主的27.34％，自耕农经济占明显优势。而且该乡地主所有土地的将近一半(41.63％)是自耕田，还有19.11％的土地是佃入田，可见是规模不大的小地主。195个地主，平均每户出租土地37.62亩，这些地主中，54户在上海市，49户在松江县城，62户在泗泾镇，都属于“城居地主”。
    1950年对南汇、川沙、上海三县各阶层土地占有状况的调查表明，它们的情况也差不多同样。
    可以得出结论，土改之前，全国来说，“大量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广大农民，只有少量土地或没有土地”。然而，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情况是复杂的，不可一概而论。在工商业高度发达的苏南地区，就不是如此。
    【】
    【讨论】
    江南土地占有状况的演变，说明传统小农经济生命力很强。欧洲长期存在的商业化农场模式在中国没有发展土壤。苏南直到土改前还是重要的粮产区，农户的生活也还是并不富裕，因此可以合理推断，江南小农种粮的比重仍然较大，没有高度商业化，还在一定程度保持自给自足。【】

    （07）
    *商业化对传统社会的冲击
    中国古代社会可能是世界文明史上结构最稳定的社会形态之一，从秦始皇建立了帝制直到近代之前，社会形态和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一直没有产生太大的变化。在汉武帝将儒家文化设定为国家的政治-哲学纲领之后，文化思想形态的改变空间也很有限。
    儒家文化指导的社会中，人们应该根据自己的身份承担相应的义务，并且具有特定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所谓的"士农工商"体系。士大夫阶级是管理者，协助皇帝统治整个国家。农民是最重要的生产者，他们的劳动成果是整个国家运行的基础。而手工业和商业则经常受到限制，因为他们的过度发展很有可能对农业产生负作用，对国家的税收根基造成影响，因此他们的身份也较为低下。
    晚明开始在经济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结构出现了很大的转变。人口的流动性逐渐增强，大量的农民放弃土地和农业耕作，进入城镇谋求生计。农民数量减少和手工业、商业从业者的增多，以农民为基础的行业金字塔结构出现松动。士农工商秩序受到了冲击。
    “士”阶层在世界史上大概是独一份的，只存在于中国越南和朝鲜，日本就没有。日本和欧洲相似，是贵族政治。它的商人-市民是独立于贵族之外。而“士”阶层是官吏、地主乡绅、知识分子的混合体，属于统治阶级。朱元璋规定，通过各级科举考取功名的士子，可以免徭役赋税。而农工商三个阶层法律上同等待遇，毫无政治权利。
    晚明江南出现了新型的市民阶级，构成有商人、手工业者、进城谋生的农民，以及一些下层的士人。市民的经济手段、生活和文化喜好都与士阶层有很大差别。士的文化是传统的高雅文化，诗书画琴棋等优雅艺术。士文化在世界史上也是独一份的，几乎每个知识人士都不同程度地掌握，它和个人修养紧密结合，是小众的，一个人自己也可以欣赏。而欧洲的雕塑、壁画等艺术形式，却不是每个贵族家庭都可以自己动手参与的。他们贵族普及的是钢琴和跳舞。
    市民阶层的文化是新兴的大众文化，短篇和长篇小说、说书和戏曲是典型。唐宋传奇和宋代话本在明代演化为小说。五大长篇《三国》《水浒》《西游记》《金瓶梅》和清代《红楼梦》，涵盖了不同的题材。其中金瓶梅集中反映了商人和市民的生活，其艳情描写也是前朝未有的。
    元代流行杂剧，明代出现多种地方戏剧。其中“四大徽班进京”诞生了京剧。不论短篇小说还是戏曲，宣扬才子佳人。在当时也是向往个性自由和爱情，突破了传统儒学的束缚，反映了市民的意识。
    市民文化是面向大众的、商业化收费文化。当时出版业很繁荣，专业书商印书卖书赚钱。说书和大戏也不是免费白送的。
    中国古代小说是冠绝全球的。书面文学的发展，从韵文走向散文，题材从宗教神话到历史英雄在到描写现实生活。明小说已经是现实主义的了。印度和一枝兰-阿拉伯文明长期停留在神话和传说阶段。欧洲书面文学起源很晚，迟至文艺复兴才开始出现。艺术水平明显不及中华。
    随着商业发展，经商致富的风气更盛。《歙风俗礼教考》称：“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万历《徽志》称明中叶商人在徽州“昔为末富，今为本富”。在盐商汇集的扬州“俗喜商贾，不事农业”；此类记载于各地地方志中数不胜数。
    一些士绅家族也热衷于商业活动。儒生士子在“竞事商贩”潮流的影响下，弃儒经商。明代散文家归有光（1506-1571）说：“虽士大夫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山西蒲州任光溥，“幼盖尝攻举子业，有成绪矣，乃不获究其志，弃而服贾”。
    江南的生活风气也由俭入奢，尤以苏州为甚，辐射四方。不但富豪大家，即使普通百姓也讲究追逐奢侈，饮食服饰器物无不侈靡时尚。
    面对新的社会变化，一些文人开始提出新的观念来解释社会问题。属于王阳明心学的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是江苏泰州人，家庭是“灶户”，本人曾经商。他主张“百姓日用之学”才是“圣人之道”。
    泰州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李贽，则是传统儒生官员出身。李贽出生在泉州。他认为逐利性是每个人的共性，即使圣人也不能免俗，希望从人性的角度解释逐利性的合理之处，李贽宣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而追求财富和物质享受，也是人的“禀赋之自然”。在《道古录》中李贽是这样解释自己的思想的：
    "夫圣人亦人耳，既不能高飞远举弃人间世，则自不能不衣不食，绝粒衣草而自逃荒野也，故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
    李贽反道学的思想遭到朝廷和儒学主流的镇压，最终锒铛入狱，愤而自杀，以身殉道。传统礼教和基督邪教一样压制新观念。
    【讨论】
    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一向鄙视商业，主张重农抑商，提倡节俭反对奢靡。礼乐制度更从法律上限制商人的活动和生活。可是社会上从来都有很多人羡慕商人的富裕。传说中范蠡灭吴之后退隐江湖经商成为巨贾，石崇炫富等故事说出了不同的事实。
    晚明商人的形象虽然高大了一点，但也不必夸大。中国商人和市民从没有成为独立的社会阶层。欧洲中世纪中后期商人和市民已经成为有自治权的第三阶级，而明末商人在官府面前毫无政治地位。晚明依然广泛存在宗族，宗族里有不少人经商，只是说明商人依附于地主阶级。商人没有自己独立的知识分子、思想意识，商家子女还是读四书五经。
    文艺复兴反映了新兴的北意大利市民阶层的意识和欲望，而中国无数的文章，无论是政论的哲学的还是文学的，鲜有正面为市民说话的。李贽的悲惨命运说明了，传统儒家-官府一体的士大夫阶级绝不容忍任何离经叛道的新思想。【】

    （08）
    （二）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华近代化趋势
    *近代文明和资本主义萌芽
    *江南的“早期产业化”
    #江南乡村产业化
    #江南市镇的人口结构变化
    *江南经济与全球贸易
    *江南经济的国际意义
    【讨论】“大分流”始自禁海、大航海
    【讨论】几点想法
    【讨论】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比较

    【正文】
    *近代文明和资本主义萌芽
    #近代文明的含义
    欧洲在大航海起进入近代文明，并在工业革命过程中发展为现代大工业文明。从时间看，可以粗略地认为，1500-1800年即16-18世纪属于近代文明。
    近代文明从农业文明进化而来，很多地方和农业社会相差不太大。生产还停留在传统的手工业阶段，动力还是人力畜力和风力水力等自然力。但是文明的基本特性已经改变了，近代文明有自己的驱动机制和节拍。它的进化速度远远快于传统农业文明。
    近代文明是工商业文明，是商业利益指引。它本质就是资本主义，在是机器大工业之前的资本主义。从农业文明到近代文明必然经历一个经济商业化过程。
    什么是资本主义？顾名思义，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为王。商业利益即利润指引，资本驱动。利润和资本互相循环增值。从整个社会来说，利润和资本循环需要一个重要环节——生产。生产才产生真实的价值。
    近代之前也曾出现一些较小体量的商业城市和商业帝国，但没有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利润-生产-资本的循环未能建立。所以它们不属于资本主义经济体。
    #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初的出现过程，核心是成规模的自由雇佣劳动。受雇者具有基本人身自由，受资本雇佣并在同一资本下有一定数量。具体来说，资本主义萌芽是指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且有较大规模的生产组织。
    显然，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是商业自由和劳动者人身自由。中华文明是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没有多少经商自由和人身自由。从明中叶至清中叶，商业和手工业高度发展，城镇很繁荣，社会总体的商业化倾向明显。一系列的变革如土地制度、商业制度、赋税和人身依附制度等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制度保障。
    随着私营工商业发展，作坊雇工不断增多。特别是江南经济专业化程度高，广泛使用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力增加，人身较前自由了，并且这种变化又是与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变化相适应的，在此基础上便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丝织业中最明显。
    手工业的资本主义萌芽有两种形式：一是商人支配生产，包括包买制，即预约购买手工业者的全部产品；和雇工生产的雇主制。另一种形式是工场手工业。明清工场作坊普遍规模不大。资本主义萌芽表明，个体小生产开始向社会化商品化转化。这既促进生产组织内的分工和专业化，也标志着传统农耕文明开始向近代工商业文明转化。
    早期的资本家雏形，一是从小手工业主中分化出来，一是富裕商人支配产业成为资本家。这两种都构成了与封建生产关系不同的新的剥削关系：一方面是为谋取利润而生产的有资产者，一方面是出卖劳动力过活的雇佣劳动者；其雇佣关系以经济关系为主，没有明显的人身控制；作坊主、出资人的经营目的是为出卖获利，不是自己消费。显然，这是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特征的雇佣关系。
    明清已出现雇工与雇主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常见方式是在劳动者的行帮组织下发起行业性停工（“齐行叫歇”）以迫使雇主增加工银。
    【讨论】从明中叶到清中叶，按照李伯重先生的研究大体是1550-1850年三百年内，中华文明内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并且缓慢发展。这个过程的动力主要是中华文明经济发展内生出现的，外部环境也起到重要作用。
    内在动力就是中华文明内经济尤其是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自然而然形成资本主义萌芽。明清这三个世纪内，赋税、土地、人身自由和私营工商业经历了一系列变革，为资本主义萌芽开辟了道路。这个改革进程从张居正改革开始到雍正年间基本完成。
    外生动力主要有二个：合法和走私的海洋贸易把中国经济带到全球贸易，极大扩大了中国工商业产品的市场；美洲白银的涌入消除了困扰中国数千年的硬通货不足，使得中国可以实施以赋税货币化为核心的系列商业化改革。【】

    （09）
    *江南的“早期产业化”
    江南就是长江三角洲，根据2010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颁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长江三角洲范围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以上海市和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浙江省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台州 16个城市为核心区，国土面积21.07万平方公里，核心区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
    核心区包括钱塘江流域和杭州湾的杭州宁波以及台州等，不包括苏北的徐州、盐城和连云港，也没有浙南的温州金华等地。明清时期江南是南京加上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和杭州七府。大致相当于现在的长三角核心区。
    江南的城镇不少兴起于南宋，到明中叶以后手工业十分发达，商业十分繁荣。产品远销海外，在世界贸易市场上有重要地位。
    整个江南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工商业城镇群。农村都不怎么种粮食了，改种桑叶和棉花，每亩地的收入是种粮食的两到三倍。“苏湖熟、天下足”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粮食主产区从江南转移到了湖广腹地，而江南则变成了“衣被天下”的织物手工业中心。
    南京等都市，四方商旅往来不绝。山南海北货物汇聚，各色品种琳琅满目。苏州市场上：“洋货、皮货、细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
    商旅南来北往，交流如织。福建广东商人经常会贩运白砂糖、铁器、瓷器等物品来江南销售，然后满载丝绸棉布而归。“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
    江南各府也是国家财赋重地，在朝廷税收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早期工业化”是指“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亦即工业革命之前的工业化，也就是乡村的工业化。“工业化”通常指大机器环境下的近代-现代工业，“早期工业化”也可以称为“乡镇产业化”，以免误解。
    西方学者指出，在中世纪早期，大部分工业品生产在农村，在中世纪接近尾声时，农村的工业生产再次兴旺起来。15世纪前后，西欧各国形成一种工业乡村化与乡村工业化趋势。西方学者把它定义为“原工业化”、“原始工业化”，或“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
    根据李伯重等前辈的研究，早期工业化（早期产业化）在明清江南也发生了。早期工业化给江南市镇带来了有别于传统社会的变革。这种变革从内部来看，主要表现经济专业化、乡村产业化和人口结构变化。
    江南工业化给传统社会带来的深刻的变革，诸如：以丝织业、棉织业为代表的早期工业化，生丝、丝绸、棉布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所带来的巨额白银资本，江南市镇雇佣工人群体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地权分散化趋势与田面权、田底权的分离。从而显示社会转型过程中，江南市镇在城市化、近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10）
    #市镇专业化
    在工商业非常繁荣的背景下，江南市镇的产业分工细致，产业化和专业化程度相当高。江南的棉纺和丝织业十分发达，著名的“苏松杭嘉湖”五府，府城和下辖的大批镇，多以纺织业为主，兼以其它行业如造纸、制瓷等。杭嘉湖的耕地大多种植桑树，而苏松大半植棉，食粮购自湖广、江西等地。
    镇的发展水平和专业分工都达到很高程度。以嘉兴府桐乡县濮院镇为例。这里是著名的丝绸出产地。当时人记载“日出万绸”，也就是一天可以销售一万匹绸缎，按照每匹二两银子计算，扣除过年等淡季节假日之类，每年贸易额当在三百万两以上。但《东畲杂记》里面又说，“所谓日出万绸，盖不止也”。可见这个估计还是保守的。
    湖州府归安县南浔镇，这里专门卖湖丝——一种高品质的蚕丝。据温丰《南浔丝市行》中说：“一日贸易数万金”，也就是每天的贸易额都在数万两银子。蚕丝贸易的旺季是从小满到中秋，约四个半月（135天），数万金如果按五万两银子算，那么旺季贸易额就可以达到650万两银子。再加上淡季，一年八百万两银子的贸易额当无问题。还有记录说，南浔镇“湖丝极盛时，出洋十万包”，也就是光海外贸易就要销售十万包蚕丝。每包蚕丝重一千三百二十两，当时的价格大概是一百两银子一包，鼎盛时期的贸易额超过了每年一千万两银子。这是相当惊人的。
    松江府华亭县的朱泾镇，则主要做棉布生意。有“小临清”之称，也就是一个镇的繁荣程度可以比得上一个临清县城了。“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记。”来这个批发棉布的商人，每来一回，至少带几万两银子，多的可达几十万两。这个地方的年贸易额必然也是好几百万两甚至更高。
    这些城镇数量庞大的人口聚集，主要是来自于“流民”，也就是农村进城的非户籍人口。明初户籍政策很刻板，但后来就松弛了。南方城镇繁荣，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数以千万计的人口进入城市从事工商业。
    像江西的景德镇，这也是一个专业镇，主要是以生产瓷器闻名。明朝后期，因为海外贸易的不断增长，大批流民涌入景德镇，为民窑业提供了大量的雇佣劳动力。嘉靖四十二年，“本镇……居民，与所属鄱阳、余干、德兴、乐平、安仁、万年及南昌、都昌等县杂聚，窑业佣工为生。”直至万历三十四年，“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

    （11）
    #乡村的产业化
    从明中叶以后，江南丝绸业市镇及其四乡，逐渐把养蚕缫丝以及丝织业作为主业，作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明中叶谢肇淛在《西吴枝乘》中说，蚕桑之事“湖人(引者按：指湖州人)尤以为先务，其生计所资，视田几过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代。沈廷瑞《东畲杂记》关于濮院镇四乡农家的经营方式，有这样的描述：“近镇人家多业机杼，间有业田者，田事皆雇西头人为之。西头，谓石(门)、桐(乡)邑界，其地人多而田少，往往佃于他处，每于春初挈眷而来，年终挈眷而去，名曰种跨脚田”。可见，以出产“濮绸”闻名的濮院镇，四乡农家的经营重心已由农业转移到蚕桑丝织业，也就是说，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当然是乡村手工业、原始工业)，而把农田耕作看作副业，因忙于工业而无暇顾及，不得不雇佣邻近的石门、桐乡农民来种“跨脚田”。
    这种主业与副业倒置的现象，截然不同于传统农村，农民不再把农业作为主业，而把工业作为主业，是江南市镇早期工业化的主要特征，在丝绸业中心盛泽镇同样存在。根据实地调查，“盛泽的纺绸业，也是农村副业的一种……不过盛泽纺绸业之为农村副业，和普通的有很大不同的地方，普通所谓副业，如其名所示，是从属于农业的一种农暇时的职业，农民的主要收入，当然还是以农业为主。而盛泽的情形恰恰相反，从事纺绸业的农民，固然都有土地，而大部分都是自耕农，可是对于农业并不重视。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在于纺绸，这一年纺绸业如果兴盛，他们竟至于让土地去荒芜”。盛泽镇的丝绸业兴盛于明末清初，因此这种现象至迟在清代中叶已经形成，也正是这种现象，才支撑盛泽镇的丝绸业中心地位历经几百年而不衰。
    其他资料也证明了这一变革，例如：
    ——“初，盛泽纺绸，乃是农家副业，无所谓工厂，农家织绸，卖于绸庄，为该地农家经济之主要收入，农田收获，反漠视之”；
    ——“盛泽所有丝绸产品全为农村工业……盛泽四乡农民，重织轻耕”。
    这两则资料明白无误地显示，畅销于海内外的盛泽丝绸，并非工厂生产的，而是农民家庭生产的，而且明确指出，这就是“农村工业”。由于农村工业的发达，农民对农业十分漠视，所谓“重织轻耕”，就是重视工业，轻视农业。
    这也说明了，江南“早期工业化”，很大程度依然是以农户家庭为单元，作坊规模小。这跟西欧资本主义初期不同，它们是以作坊生产为主，而且作坊的规模比较大。
    棉布业市镇也是如此。从松江府上海县乌泥泾镇起步的棉花种植与棉纺织业，导致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使农业经济与农家经营发生了革命性变革。
    一方面，棉花种植超过了传统的稻米种植，即所谓棉作压倒稻作。明末清初太仓人吴伟业《木棉吟序》说：“嘉定、太仓、上海境俱三分宜稻，七分宜木棉”。康熙《嘉定县志》卷一风俗说，嘉定一带甚至达到了“棉九稻一”，乃至专种棉花不种稻米的程度。
    另一方面，棉花种植以及对棉花的深加工——纺纱织布，为农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成为农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万历《上海县志》卷一风俗说：“其衣食全赖此”。也就是说，原先的副业一变而为主业，与丝绸业市镇一样，工业成为主业，农业成为副业。无怪乎美国学者黄宗智要把这种变革称为“棉花革命”。

    （12）
    #市镇人口结构
    明代中叶以后，与匠籍制度松弛的同时，在实际生活中已不被视为与雇主有人身隶属关系了。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下旨正式废除匠籍制度，解放了工匠。雍正年间开始，实行摊丁入亩，也解放了无地的农民，使他们不再依附于土地，可以自由迁徙。
    乾隆以后，雇工与雇主之间，不签订雇佣合同，不规定雇佣年限，确系长工而按月支取工资，口头约定的工期未满而随时辞工等现象，日益增多。因对工作条件不满而辞工离去的也属常见。现存清代刑部档案中所见这类辞工的理由有：“拖欠工钱”、“工钱少”、“劳累受骂”、“工作辛苦”、“相待刻薄”、“饭食菲薄”等等。如乾隆间，镇江府丹阳县长工蔡七因雇主拖欠工银四钱，讨薪未成，当即说“我不做了”，丢了镰刀就走。
    从万历十六（1588年）年到五十三年（1788年），整整200年，明清政府多次调整关于“雇工人”的条例、废除匠籍制度，每次调整基本上都比前一次更大范围地解放了雇佣劳动，这一解放过程虽然缓慢，但毕竟一步一步向前推进，最终生产领域的雇佣劳动者基本获得解放，他们获得了与雇主平等的法律地位。
    根据道光三十年（1850年）《户部清册》推算出江南人口3600万。李伯重估计1850年间江南城镇人口约为720万人，占总人口的20%。考虑到江南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我们认为全国城镇人口占10%是比较适中的估计。
    清代陶煦所著《贞丰里庚申见闻录》告诉我们：同治年间，苏州周庄镇全镇居民五千余人，其中作坊店铺雇工店伙占一千余人，也就是说雇佣劳动者占到20%左右。如果按此比例计算，那么1850年江南地区城镇雇佣劳动者144万左右。城镇雇佣劳动者人数在江南已达百万以上，在全国城镇人数达200万应该是个比较保守的数字。
    根据刘克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业雇佣劳动数量研究》一文的分析结果，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每个农户平均雇工0.25人。由于19世纪上半叶起中国经济的衰落，18世纪-19世纪初，全国农户平均雇工人数应该不会低于0.25人，我们仍按此数计算。乾隆六年（1741年）中国人口数量为1.4亿，其中农业人口占90%，即有1.26亿农业人口，按平均5人一户计算，全国农业户数为2520万户，每户雇工0.25人，则全国农业雇工630万人。那么清中叶全国城乡雇工人数大概为一千万左右。

    （13）
    早期工业化给江南市镇带来了与传统社会相异的变革。从人口结构来看，主要表现在雇佣工人群体、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以及工商业人口比重的增大。
    据吴承明和范金民估算，明后期江南丝织业织机最多不过1.5万台。到清代中叶丝织业鼎盛时期，织机总数约为8万台。这就提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根据徐新吾的估计，清前期，南京、苏州、镇江、盛泽、杭州、湖州、双林、绍兴、宁波诸地约共有织机6.89万台，织工约21.32万人。
    明清时期江南的棉纺织业也非常发达。雍正元年（1723年）苏州织造胡凤翚说，染坊、踹布工匠“总计约有二万余人”。盛泽镇的机工、曳花等多达几千人。加上相关行业工人，盛泽镇（包括四乡）可以说至少有一半人家以此为生。可见，江南地区的手工业已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到1600年代初，江南几乎所有农村家庭都从事某种面向市场的纺织业生产。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商业。明代万历间，从方志所载门摊税推算，松江府华亭、上海、青浦、嘉定四县店铺门面至少已达7400间。到清代乾隆间，仅嘉定一县的店铺门面至少在3000间以上。康熙年间，苏州布商有76家，木商有132家，金铺和金珠铺79家。烛店，道光间有一百多家。同治间，银楼有119家，酱坊有86家。这些店铺当然需要雇佣大量店员。康熙年间，顾公燮在《消夏闲记摘抄》中说：“以吾苏郡论，洋货、皮货、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座，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就是说在上述这些商业店铺就业的雇佣劳动者成千上万。
    最后，从服务业看，在清代江南地区，茶楼酒肆之设，从城市扩展至乡村，至乾隆间益盛。据乾隆年间黄印编辑的《锡金识小录》记载：在无锡，“酒馆茶坊昔多在县治左右，近则委巷皆有之”，
    “至各乡村镇亦多开张”。有“遍地清茶社”之说。清乾隆嘉庆时期文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苏州商贾云集的阊门、金门一带，“晏会无时，戏馆酒馆凡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就是“如寺院、戏馆、游船、青楼、蟋蟀、鹌鹑等局”，也成为“穷人之养济院”。
    牙行是为商业贸易服务的中间商，其从业者被称为牙人。据乾隆年间《苏州府志》记载：当地共有牙行4513户。松江府也有牙行3637户。据此估算，两地牙行的雇佣劳动者也应该不低于万人。
    金融业、运输业都是服务业的重要一员。据范金民、张忠民的估算，乾隆初年，吴县，长洲、元和、昆山、新阳、常熟、昭文、吴江、震泽等九县共有典当铺489户。乾隆嘉庆间，松江府的华亭、青浦、上海、金山、奉贤、南汇、娄县、宝山等县，共有典当铺195户。上海县的钱庄，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有18家，十年之后增至64家。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至嘉庆二年（1797年）的十年中，上海县城的钱庄先后存在的至少有124家之多。这些典当铺、钱庄需要雇佣数以千计的员工。梁廷柟的《粤海关志》告诉我们：乾隆年间，江南内河航运的“船只之多，大小不下数十万艘，百姓赖以资生者何啻数百万人”。其中雇佣的船工应当至少是数以万计。沙船业是清代兴起的海运业。嘉庆初，上海一地千石以上的海运沙船最多时达到3600只。鸦片战争前夕，上海沙船业拥有“沙船水手十余万人”。道光年间的沙船航运大王郁润桂有沙船70多艘，雇工2千余人。
    清代江南地区的雇佣劳动者总数已经很难准确估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方行估计，清代中叶江南地区的雇佣劳动者应在150万人以上。
    除了江南外，明清北方的劳动力市场也较为发达，而且清代较明代有了更大的发展。无论是手工业、农业还是商业都已存在。从文献记载看，清代北方地区几个主要的手工业部门都已出现了雇佣劳动。如清代嘉庆年间卢坤所著《秦疆治略》载：陕西凤县的铁厂，“每厂雇工或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其帮工搬运来往无定之人更多，难以数计。” 在北方劳动力市场上还出现了外地雇工，不仅有外乡的，而且有外县的，外省的，甚至在北方劳动力市场上还出现了南方一些省份的劳动者。多数雇主雇佣劳动者在十名以内，但是在某些行业中已经出现了雇佣几十名、数百名，甚至数千名劳动者的情况。例如冶铁业、采煤业、采木业、造纸业等行业都是吸引劳动力的大户。据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严如熤所著《三省边防备览》中记载：陕西南山地区的“铁炉高一丈七八尺”，“供给一炉所用人夫须百数十人，如有六七炉，则迁作佣工不下千人”，“稍大厂分，常有二三千人”。陕西周至县，一个“大园木厂，匠作水陆挽运之人，不下三五千”。“枋板厂、猴柴厂，匠作水陆挽运人夫，大者每厂数百人，小亦数十人。”
    上述的例子都充分说明了，明清中国的劳动力在市场机制的牵引下，向资本密集的城市转移，而且数量巨大。

    （14）
    江南市镇上各种作坊林立，机坊、炼坊、染坊、踹坊都需要大量有一技之长的雇佣工人，于是劳动力市场应运而生。
    乾隆《吴江县志》卷下风俗，谈及绫绸业的发展时，回顾道：明代成化、弘治(1465～1505年)以后，“土人(引者按：指吴江本地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
    盛泽镇上机坊老板雇佣的“佣织”，有机工(操作织机的工人)、曳花(在提花织机的高架上“提花”的工人)等，人数多达几千人。乾隆《盛湖志》卷下风俗称：“中元夜，四乡佣织多人及俗称曳花者约数千人，汇集东庙升明桥，赌唱山歌，编成新调，喧阗达旦”。除了受雇于机坊的机工、曳花数千人，还有加工丝绸的炼坊、染坊、踹坊的工人，人数有多少呢？据沈云《盛湖杂录》说，清末时“凡炼绸之坊十余，染坊三十余，踹轴等坊亦如之，业此者近千人”。盛泽镇(包括四乡)鼎盛时期拥有人家万户，其中机工、曳花有数千人，炼坊、染坊、踹坊等的雇佣工人又有近千人，几乎可以说至少有一半人家以此为生，盛泽镇有一个庞大的雇佣工人群体，是毋庸置疑的。
    庞大的雇佣工人群体，构成了劳动力市场。盛泽镇附近的黄溪市，丝织机坊“雇人织挽”，闲时解雇，忙时雇佣，因此有了如同其他商品市场一样的劳动力市场。等待雇佣的工人，每天清晨聚集于固定的地点——长春桥、泰安桥的桥堍，等待雇主召唤。道光《黄溪志》卷一风俗说：“以待人雇织，名曰‘走桥’，又曰‘找做’”。这些等待雇佣的工人都有一技之长，在丝绸生意兴隆时，老板为了笼络工人，往往百般迁就：“每逢节候，肴馔必更丰焉”，工人“或食无兼味，辄去而他适”。一到生意清淡季节，老板便辞退工人，这些工人因“无人雇织”，往往沦为乞丐，“沿途求乞以为常”。这些工人显然是早期的无产者，而那些雇主则是早期的资产者。
    另一个丝绸生产与交易中心濮院镇的情况也是如此。每天都有大批工人聚集在劳动力市场——太平桥头的太平巷，等待雇佣。这些人都有一技之长。嘉庆《濮院琐志》卷一机杼说，这些工人或“人兼数事”，或“专习一业”，“衣于是，食于是，尽其力而终身”，是终身的雇佣工人。关于劳动力市场，该书写道：“织工、曳工或遇无主，每早各向通衢分立，织工立于左，曳工立于右。来雇者一目了然，谓之‘巷上’”。嘉庆《濮川所闻记》卷二坊巷夜写道：“太平巷，本福善寺，西出正道。阖镇织工、曳工，每晨集此以待雇”。
    棉布业市镇也有数量可观的雇佣工人群体。与朱泾镇齐名的枫泾镇就是一个典型。光绪《枫泾小志》卷十拾遗引吴遇坤《天咫录》：“康熙中，里中多布局，局中多雇染匠、砑匠，皆江宁人，往来成群”。染坊、踹坊雇佣的染匠、砑匠数量巨大，以致“往来成群”，经常与镇民发生冲突。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终于酿成一桩大案。该书写道：“(染匠、砑匠)扰害闾里，民受其累，积愤不可遏，纠众敛巨资，闭里门、水栅，设计愤杀数百人……后死者家属数百人，各以白布缚首，持械复仇”。你看，被镇民“设计愤杀”的染匠、砑匠竟有数百人之多，家属数百人上街复仇，可见枫泾镇雇佣工人群体决不是一个小数目，光死者就有数百人，可以推测全部雇佣工人必定是它的数倍，可能有几千人也未可知。
    江南市镇作为一个工商业中心，其人口结构不同于乡村，号称“工贾艺术杂处”，即以工商业为主，各行各业各色人等杂处之地。在市镇上，最有势力的是那些牙行——花行(棉花牙行)、布行、丝行、绸行、米行等，以及仰食于牙行的领投业(领头业，中介掮客)，脚行脚夫(搬运业)，还有从事打行(打降)、白赖(白拉)的市井流氓。其次就是沿着大街小巷开设的数以百计的各行各业的店铺，他们与牙行一起形成由老板与伙计组成的商人群体，即所谓坐贾。此外还有行商，即从全国各地来此贩买丝绸、棉布、粮食等商品的客商，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商帮与会馆聚集起来的商人群体。再次是各种作坊——机坊、炼坊、染坊、踹坊以及其他手工业作坊，由作坊主与雇工构成的工人群体。当然也有聚居于此的士大夫，以及市镇周边的亦工亦农的农业人口。
    市镇人口结构的最大特点，就是工商业人口比重的增大。例如濮院镇，几乎全镇居民都从事丝织业，工商业人口占有绝对优势。乾隆时人杨树本在《濮院琐志》卷一机杼中说：“他邑之织多散居，濮院之织聚一镇，比户织作”。所谓“比户织作”，就是家家户户都在从事丝织业。这可以从沈廷瑞《东畲杂记》得到印证：“(濮院镇)机户自镇及乡，北至陡门，东至泰石桥，南至清泰桥，西至永新巷，皆务于织”。你看，全镇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在从事丝织业，务工人数之多，可想而知。至于商业，镇上牙行有绸行、丝行、桑叶行、菸叶行、六陈行(粮食牙行)、麻皮行等。还有各种商店，据民国时期的统计，洋广杂货2家，水果行2家，米行2家，黄麻号2家，酱园1家，茧厂1家，小米店7家，茶馆15家，酒店6家，川酱店3家，饭店8家，铁店3家，糖果店3家，以及棺材店、旅馆、腌腊店等，从业人员应该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加上加工丝绸的炼坊、染坊、踹坊，按《濮川所闻记》所说“每坊佣者数十人”的标准来推算，雇工人数不是一个小数目。
    盛泽镇的情况就更加明显了。前面已经提及，盛泽镇上受雇于机坊、炼坊、染坊、踹坊的工人达到几千人之多。这是工业人口，那么商业人口有多少呢？商业人口业也不在少数。据1946年的统计，全镇商店五六百家，他们是棉布业25家，南北货业21家，丝商业62家，新药商业12家，酒酱商业34家，米粮商业44家，绸布新衣商业10家，百货商业15家，鲜肉商业20家，腌腊商业18家，面饭菜馆商业38家，国药商业13家，旅馆商业15家，茶叶商业7家，桐油瓷席商业16家，烟纸蜡烛商业51家，绸商业89家，绸领业68家，肥料商业21家等。这五六百家商业字号的店主与伙计加在一起，说它数以千计，肯定不是夸张。因此，工商业人口在全镇总人口中占据大多数，是不成问题的。

    （15）
    明清时代的地方志缺少关于人口统计数字，尤其是关于人口的职业分布的统计数字，难以量化分析。嘉庆《珠里小志》似乎是个例外，在它的卷二户口一栏，有朱家角镇人口分类统计，除了户数(1502户)、口数(5937口)以外，把人口分成：男口、女口、幼童口、幼女口、店伙口、雇工口、奴仆口、婢女口、僧口、道士口、女尼口等。其中店伙口267，雇工口99，是最值得注意的，表明在这个镇上，工商业人口中最底层的人数有366人。可惜的是，它没有统计开设牙行、店铺、作坊的人口数，以及从事棉纺织业的人口数，因此仍然无法估计工商业人口的比重。我们不得不寻求民国时期的人口统计数字，来弥补这一缺陷。
    日本满铁上海事务调查室关于嘉定县各市镇的人口分类统计，大致可以窥见清代市镇的人口构成。尽管当时嘉定县盛极一时的棉纺织业(土布业)已经衰落，但是号称“银南翔”的嘉定县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南翔镇，农业人口明显少于工业人口，更少于商业人口。该镇农业人口838，工业人口957，商业人口1126，工商业人口共计2101，是农业人口的2.5倍。
    又如，吴江县的震泽镇，据《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经济概况》提供的数据，该镇四乡“修丝为业者不下五千户”，即使以每户一人计，也有5000人之多，镇东北栅“有丝车460座，工人1300人。据新编《吴江县志》记载，镇上纯商业单位331家，从业人员1146人；饮食业99家，从业人员196人；服务业45家，从业人员121人，商业人口合计1463人。震泽镇的工商业人口大大超过农业人口，是毫无疑问的。
    与此相关联的是以市镇为中心体现出来的乡村的城市化，即介于县城与乡村之间的小城市的形成。明清时期这一地区的大镇，人口都在万户以上，例如南浔镇、乌青镇、盛泽镇、罗店镇、双林镇、濮院镇等。当时这些市镇，实际上已经具备县城乃至府城的规模，正如康熙《乌青文献》卷一疆域、乾隆《乌青镇志》卷二形势所说：“名为镇而实具郡邑城郭之势”。一些中小型市镇也有数千户人家，而且商贾辐辏，富庶繁华，迥然区别于乡村，成为新兴的小城市。这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模式。美国学者绕济凡( Gilbert Rozman) 和赵冈的研究揭示了这点：英国及日本的城市人口集中于大中型城市，在英国占城市人口的74％，在日本占城市人口的71％。中国则不然，不足一半的人口是在大中型城市中，其余都散居于小城市及市镇中。中国的7100个小型城市，大部分是市镇。
    【讨论】
    从以上材料似可推断：1.江南农地自明后期起就以小农占有为主，大地主不多。经历清代和民国都是土地分散，甚至是更加分散。虽然种棉花、蚕桑很多，但种粮始终不少。农业商品化程度不很高，没有资本主义种植园的土壤，也没有接受投资的空间。
    2.江南手工业，作坊和家庭生产的比例都较大，作坊规模不大。接受投资的空间受到限制。
    3.在这大约300年时间，技术进步不大。我国早就有了水车，江南水网交织，但是似乎水力纺车很少使用。
    4.因此，江南的经济，农业和工商业，是传统农耕文明的最高阶段，但没有足够动力撞破天花板，跃进到近代工商业文明。

    （16）
    #江南百姓生活
    中国人的主要食物，一向是北方小米南方稻米。而到了明清有较大变化。
    17-19世纪中国居民，特别是江南地区居民主食类消费主要是大米，除此之外就是各种麦类，小麦、元麦、大麦等。明代以来中国粮食作物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由美洲引入的新作物栽培和食用的推广，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甘薯、玉米和马铃薯。江南比较富裕，饮食以米麦为主，特别是大米占有较高比例，而甘薯、玉米和马铃薯等廉价高产作物则在西北、华北、长江中上游等较为干旱贫困的地区多见。
    唐代之前，中国人的衣服一般是丝织品、麻织品或毛织品。丝织品自然就是蚕吐丝织造的，产量小，价格非常高，只有皇家、官员和有钱人才穿得起。老百姓一般都是穿着苎麻或亚麻织物，它们是从苎麻或亚麻中提取的植物纤维织造而成，但麻织品穿在身上有一种刺硬感，穿着不是很舒适，特别是用亚麻布做内衣的时候，更是如此。冬天的时候，富人要穿毛织品，一般是羊毛织造。再有就是高官豪富等穿着动物皮毛，但由于价格昂贵，一般百姓不敢问津。
    唐宋时期，棉花开始向中原移植。棉纺织品是提取的棉花纤维织造，具有吸湿好、透气、保暖、染色性能好、比较耐磨等优点，特别是价格比较便宜，穿着舒适，适合贴身。棉花迅速普及，给人民特别是下层百姓很大的好处。
    明清时期，中国人的衣物材质以棉织品为主，夏天穿布衣，冬天有棉袄棉被，而能穿皮衣的百人中也就一两人。由于麻布散热性好，夏天也常穿麻织品的长衫，而富人更喜欢丝织衣服，。
    明清代以来江南的住宅建筑，主体是砖、木、瓦等坚固耐用材料，比全国其他地方好多了。即使农村住房的一般状况，在20世纪前半叶也曾让日本满铁调查员[惊讶，认为嘉定农民的“房子与日本的农家相比远为合理，且外表也很美观。建筑材料主要是土瓦和木材……”。在松江的调查中感叹“江南水稻地带的农家住宅，和中国北方农村的土制房屋不同，有坚固的木结构，用瓦葺，这常常是令人吃惊的”，就连畜舍，“构造也很坚固，也是用瓦葺的、十分气派的场所，……这样的图景只能给我们以意外的感觉。”
    自明代开始，江南大量使用较坚固和耐用的建筑材料。江浙一带的砖瓦窑业从明代以来即非常发达，苏州、无锡、金匾是江苏砖瓦业的集中区，而杭州、湖州、嘉兴等府，砖瓦窑可谓比比皆是，相对而言，全国其他地方砖瓦的生产就远不如江浙集中。
    据同治年间的浙江《安吉县志》记载：湖州安吉县在乾隆时“民居皆瓦屋砖墙，茅房甚少”。清末的藏书家叶承庆编辑的《乡志类稿》中记载，早在明代太湖东山一带，房屋的建造，就“因湖中风雨迅疾，墙必砖，覆必瓦，虽贫家亦鲜茅茨之室。”说明明清江南地区普通住宅很多都是砖瓦建造，茅草房较少。
    有人认为，从平均寿命、饮食、服装、住房等方面来看，17-19世纪初中国与欧洲、江南与英国的人民生活水平对比，此一时期两地人民生活水平相差无几，中国、江南地区在某些方面可能还略有领先。
    我们来看一位曾经亲自到过中国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H。H。Lindsay（中文名胡夏米）对上海的描述：
    人口看来甚为稠密，乡民们身体健康，吃得也不错。小麦做成的面条、面饼是他们的主食。我们在此期间，地里小麦刚收割完毕，土地耕耙、灌溉后紧接着又种上水稻。水稻要到九月份收割。此足见当地土壤之肥沃异常。当地的冬天据说十分寒冷，有些年份数尺深的积雪可经月不化，冰块大量地存放到夏季，主要用于保存鲜鱼。……每户农家都自行整棉、纺纱、织布，所产棉布足供自用，余则入市求售??上海所产的南京布据说是帝国中质量最为上乘的，每匹价银3-4钱不等。
    （在上海县城）除了在中国任何地方都难以买到的牛肉之外，这里各类食物的供应既便宜又充沛。山羊很多，羊肉供应也同样充沛。这里的水果比南方的好得多，我们逗留之时，正值桃子、油桃、苹果和枇杷等上市，价格十分便宜，各种各样的蔬菜供应也十分丰富。
    胡夏米于1832年（道光十二年）2月乘坐“阿美士德号”帆船从澳门沿中国东南沿海考察航行，6月20日来到上海吴淞口，在上海停留了18天。上述记述摘自他的日记。

    （17）
    #儒教伦理与商业精神
    明清时期的商业指南类书籍，如《士商类要》、《士商要览》等都是以士商合称，也反映出当时士大夫阶层与商人阶层的紧密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为商十要》、《贸学须知》、《客商一览醒迷》、《商贾便览》、《生意世事初阶》、《杂货便览》等一系列深浅程度不同的商业指南类书籍，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将儒教伦理道德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利、义关系问题上，要求商人们是重信崇义，守信行诺；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比如《商贾便览?工商切要》开篇就强调：
    习商贾者，其仁、义、礼、智、信，皆当教之焉，则及成自然生财有道矣。苟不教焉，而又纵之其性，必改其心，则不可问矣。虽能生财，断无从道而来，君子不足尚也。
    儒教伦理以义为重，利为轻，反对见利忘义。这一传统的“义利观”对明清中国商人具有深刻的影响，充分体现在商业书籍之中。
    明清时期的这类商业书籍利用儒教伦理，并加以重新解释，用以告诫商人要诚信无欺，以义行商，心存善念，必可获得成功与幸福。否则，必将“陷于不道”而遭报应。
    在行动上，商人们也实践着这些信条。道光四年（1824年）山西商人创立日升昌票号，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家近代银行。日升昌要求员工“诚”而绝对不要耍奸：“一日耍奸，可以欺市；二日耍奸，可以愚民；没有哪一家商号，可以数年，数十年靠耍奸混迹于世”。
    明清的商人们利用并重新解释了传统的儒教思想，使儒教思想更加适合商业主义的社会，他们诚信的行商行为也使社会主流相信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与传统儒教传统背道而驰，不应再被歧视。这与欧洲宗教改革后诞生的新教徒们重新解释基督教教义，使其适应近代工商业社会，可以说是有了异曲同工之妙。

    （18）
    *士和商的阶层混合
    17-19世纪前期中国弃儒从商的人数大大增加，中国人口从明初的7000万左右增长到明末的1.5亿，到了清乾隆朝晚期，又猛增至3亿，但举人、进士等科举名额却没有什么增加，科举考试的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据说举人的通过率仅仅1%左右，大批的落榜秀才只能另谋生路。由于明后期开始的商业大发展，中国有很多经商致富的例子，当时的马云、马化腾激励着这些考场失意的读书人。据《丰南志》记载，明后期已有“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的说法。16世纪安徽徽州歙县《竦塘黄氏宗谱》中提到，本来打算参加科考的黄崇德，经父亲劝说弃儒从商，到山东贩盐，最后挣得盆满钵盈，成为大商人。从商需要一定程度的知识水平，读书人转行从商相对容易。
    士商结合越来越紧密，士商联姻都是非常平常之事，士商之间也可以相互转化。16世纪以后，士人与商人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因此明代嘉靖年间的归有光在《白庵程翁八十寿序》中说道：
    新安程君少而客于吴，吴之士大夫皆喜与之游。……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程氏……子孙繁衍，散居海宁、黔、歙间，无虑数千家，并以读书为业。君岂非所谓士而商者欤？
    意思是说新安（即安徽歙县）的程君（君是尊称）从小就在江苏长大，江苏的士大夫都喜欢与他交往。古代士农工商四民从事不同职业，泾渭分明，现在士大夫经常与农民商人相混淆。程氏的子孙繁衍，遍及浙江海宁、安徽的黔县与歙县，有数千家，都以读书为业。这岂不是就是所谓的由士大夫转变成商人吗？
    清代嘉道年间沈垚在《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中也说：
    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显通。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矣。天下之士多处于商，则纤啬之风益甚。……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
    大意是说只有父兄辈的从商挣钱，子弟辈的才能读书科举成功。因此古代士农工商分得清，后世都分不清了。以前士大夫的后代还是士大夫，后世商人后代才能成为士大夫，这是宋元明以来的大变化。天下的士大夫多是从商人转变而来，因此勤俭节约的风气日益兴盛。从事商业的商人都是豪杰，他们能洞悉人情世故，成就大事。
    明清商人非常热衷于让他们的孩子接受儒家教育，取得科举功名并致仕。他们与地方官员建立密切的关系，并且与仕宦家族联姻。他们为政府征收税款，并且介入乡镇治理活动。参与地方慈善活动，仿效士人的生活方式，旨在获取尊重与信任，并使得商业活动能更顺利开展。
    士包括文人、官吏和地主，士商的阶层混合便产生了以官商一体为代表的文人、地主、官吏、商人混合体。
    士、商和儒的混合产生了新社会群体：官商。地主富而经商，商人富则购地。家族依然是重要的社会单元。一个大家族拥有很多土地，有人读书做官，有人经商，也有人耕读传家。他们形成了兼具地主、儒士、官员和商人的利益集团。官商阶层也就渗透到政治体制内。
    然而无论是官商还是商帮，在本质上都是官而不是商，因为他们所立足的根基不是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恰恰相反，他们所依靠的是官方给予的垄断特权，他们是反市场的存在，是国家主义经济政策在明清时代的新主体。
    商人缺乏自主性，严重地依附于士绅阶层，必须严格隶从官府。在官府面前商人毫无政治权利，甚至缺乏人身尊严。虽然经商致富的社会现实也反映到传统儒家理念，官员和书生不再排斥商人，乃至乐于和有文化的儒商或者他们的子弟来往。可是依然没有产生独立的商人意识。商业行会也好，儒商也好，思想意识完全符合传统道德观念。更没有对传统观念的核心——礼乐等级制和皇权有丝毫的怀疑。没有独立的商业知识分子和反映商业现实的理论，没有人深入研究经济。连最起码的“财产权”观念、商业法概念都没有。虽然朝廷的制度已经一步步放松对商业和劳动者的限制，但没有人研究这些变迁，没有人明确提出商业自由和人身解放的观念。

    （18-2）
    晚明清初朝廷是相当务实的。大多数时候，官府为不同的目的保护、支持、参与和垄断不同的商业活动，但官府的决定永远是不容争辩的。
    商业阶级的崛起是工业资本的关键条件。在前现代欧洲，商人控制着不少城市的政治，并且在欧洲大国中也拥有着一定的发言权；大的跨国经济组织拥有一定规模的半官方或私人武装；具有城市背景的知识分子著书立说为盈利行为提供合法性。这些商人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力，他们所享有的自主权在欧亚历史上可谓是前所未有。
    中国的城市从来没有拥有过自治的政治和法律地位，没有像中世纪一些获得特许状的城镇或自由城镇那样拥有属于自己的军队。更没有像印度公司那样拥有武装的商业集团。
    中国的集市和乡镇的有很强的经济功能。然而，政治因素决定了县城和更高级别的城市的位置、功能和命运。政治和行政命令对中国城市的命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明清商业阶层无法构建诸如自由主义或市场经济这样的非正统的价值观来为他们的经营性行为正名。更不可能像欧洲商人和市民那样，使用政治权利、军事手段以及思想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利益。
    总的来说，中国的城市自宋朝的“城市革命”之后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功能，并且与欧洲的城市发展拥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在关键要点，中国的城市远不及欧洲城市。商人阶层的弱势地位，更进一步表明大工业不能在中国自发地兴起。

    （19）
    【讨论】
    从原始社会后期就出现了买卖。战国的商业活动很活跃，产生了许多如吕不韦那样的商人故事。可是我们从经济和文明进步的角度来观察，需要注意两个关键。
    第一，是商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中华文明的商业在世界上很有名，但是其实商业与农业相比并不算重要。徭役赋税是朝廷的基本收入来源，基本上由农民承担。对国家财政来说，商业简直是微不足道。阿拉伯世界和欧洲中古的中后期，商业的重要性比中国更大。
    因此，在西汉以来就有人提出重农抑商并被朝廷采纳。朱元璋建立的经济制度更是小农意识，限制商业。不过很奇怪，洪武的商业税很轻，大概是看不见就是不存在的漠视吧。
    第二，商人阶层的独立性。明清商人没有独立性，通过士商混合依附于士宦阶级。被欧洲的第三等级、自治城市甩后几条街。
    嘉靖倭乱朱纨坚决斩草除根打击沿海走私，遭到朝廷的闵浙派激烈反对。走私就是闵浙大族搞的，这些宗族是士商宦地主一家人，单纯的商人毫无政治地位。
    大航海时代西欧很多海商海盗海军一体，中国很少，最突出的是郑氏集团。郑芝龙商家出身，没有多少地产。他还是投靠官府黑白通吃。郑氏集团既有自己的商船和商业，也强收保护费敛财。可最后还是上岸为官，做了晚明福王政权的高官并在北京掉了脑袋。
    而国姓爷郑成功则是忠君爱国的大英雄。郑明政权是按照传统皇权模式建立，看不见资本主义萌芽。
    这二个实例说明，商人阶层没有独立的文化意识，更没有独立的政治势力。
    在后续的内容会讨论江南和欧洲的比较，引用中外学者的材料。他们的研究很重要很正确，只是俗人没有看到他们论述商业比重和商人阶层独立性，那么也许有一点点忽略了硬币的另一面
    【】

    （20）
    *江南经济与全球化贸易
    （说明：这里几段内容来自网络，似应是樊树志教授的手笔。搬砖时略作文字修改）
    大航海之后，欧洲殖民主义建立起全球贸易网络。而中国特别是江南在全球网络中占据重要地位。
    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所带来的优质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而且出口海外，使人们看到了初露端倪的“外向型”经济。葡萄牙人以澳门为中心的果阿(印度)、里斯本(葡萄牙)航线，长崎(日本)航线，马尼拉(菲律宾)航线，把生丝、丝绸、棉布、瓷器等中国商品运往各国。西班牙人的“马尼拉大帆船”( Manila Galleon) 则把从福建月港等地运来的中国商品，销到美洲墨西哥、秘鲁、巴拿马、智利。后起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把中国商品卷入规模更大的全球化贸易之中。
    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局，是汉唐时代的陆上丝绸之路，或宋元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所无法比拟的。法国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 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16世纪“各种协力促成的运动”是西班牙前往美洲。从贸易角度看，马尼拉大帆船代表着一条特殊的流通路线。美洲白银1572年开始一次新的分流，马尼拉大帆船横跨太平洋，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同菲律宾的马尼拉连接起来，运来的白银用于收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印度的高级棉布以及宝石、珍珠等物。他认为，这种远程贸易对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起到巨大影响。从事对外贸易的中国商人，在1638年日本实行闭关锁国后，同荷兰商人一样，甚至比荷兰商人更加有效地参加日本列岛的丝绸与白银的贸易；他们在马尼拉接收大帆船从阿卡普尔科运来的白银；中国商人始终出海经商，中国的工匠、商人和货物深入到南洋群岛每个角落。因此一本有关马尼拉大帆船的专著说：“中国往往是大帆船贸易货物的主要来源，就新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广大地区)的人民来说，大帆船就是中国船，马尼拉就是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转运站，作为大帆船贸易的最重要商品的中国丝货，都以它为集散地而横渡太平洋。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当无拘无束地谈及菲律宾的时候，有如谈及中华帝国的一个省那样”。
    这种盛况与江南市镇有着密切的联系，出口的生丝、丝绸主要来源于太湖流域的丝绸业市镇。正如全汉升所说：“中国国内蚕丝遍布于各地，而以江苏和浙江之间的太湖流域最重要”。全汉升所说的生丝与丝绸的出口，“以江苏和浙江之间的太湖流域最重要”，指的就是江南丝绸业市镇集中的地区。这些市镇及其四乡以出产优质生丝与丝绸而闻名于世，被称为“湖丝”——湖州及太湖周边出产的生丝的通称，它的著名品牌——“辑里丝”就是南浔镇辑里村为中心的地区生产的湖丝品牌，在国际市场上享有极高的声誉。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在一份奏折中说：“外洋各国夷船到粤，贩运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每年贩运湖丝并绸缎等货，自二十余万斤至三十二三万不等，统计所买丝货，一岁之中，价值七八十万两，或百余万两，至少之年亦买价至三十余万两之多。其货物均系江浙等省商民贩运来粤，转售外夷，载运回国”。清楚表明，在清朝官方指定的唯一贸易口岸广州，出口商品以丝货为主，而这些丝货大多是来自太湖流域的湖丝与绸缎，每年的交易额在白银数十万两至百余万两上下，决不是一个小数字。
    太湖流域湖丝与丝绸的出口欧洲，从17世纪70年代起，有了历年的统计数字。据统计，1679～1833年的155年中，每年的出口量，从8担上升到9920担；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每年出口量常在5万担以上；到90年代初，出口量第一次突破10万担；20世纪20年代，出口量曾达到19万担的高峰；1845～1929年的85年中，仍然保持年增长率3.5％的上升势头。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五口通商以后，湖丝不再辗转至广州出口，而是就近在上海出口，刺激了出口数量的猛增。湖丝集散地南浔镇的丝商到上海经营出口贸易者日渐增多，成为上海丝业巨头，例如陈煦元，“侨沪数十年，为丝业领袖，能通译西语，而出以笃诚，中西丝商倚为长城”。
    资料表明，进入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湖丝的全盛时期，1890年以后的几年中，年输出量达10万担上下。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谈到辑里丝深受西人欢迎，外销日趋增加的走势时说：“大约自1870年左右而后，至1920年后止，为时五十年，丝业贸易兴畅，蚕桑区农民繁荣，乃造成湖州蚕桑事业之全盛时期”。周德华《吴江丝绸志》也说，上海开埠后，上海成为主要辑里丝出口市场，而辑里丝主要来自湖州的南浔镇与吴江的震泽镇。光绪六年(1880年)仅震泽镇一地出口的辑里丝就达5400余担，占了全国生丝出口总量的十五分之一。
    从上面简要的分析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江南丝绸业市镇在全球化贸易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棉布业市镇的棉布出口也是如此。早在晚明时期，中国棉布已经畅销海外，16世纪后期有了文献记载。17世纪初，被称为Cangas的中国棉布，由澳门向望加锡和交趾支那出口。与此同时，中国棉布由澳门运往日本长崎。18世纪初，中国棉布运往俄国，称为Kitaika的中国棉布在对俄出口商品中占据首位。18世纪30年代，中国棉布首次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运销英国，以后几乎遍及欧洲国家及北美大陆。
    这种畅销海外的中国棉布，主要来自江南市镇。严中平指出，大量江南棉布进入海外远程贸易，甚至18至19世纪间远销英国等海外市场。全汉升说得更加明确：“早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开始购运‘南京棉布’( Nankeen) 。南京为清代江苏省治，两江总督驻在那里，可以说是江苏的代表，故外人称江苏出产的棉布为南京棉布。在鸦片战争后不久，一个在上海附近考察的英国植物学者说：‘在上海附近种植的棉花名曰南京棉花，用它纺织成的棉布，叫做南京棉布’”。全氏征引H.B.Morse和R.Fortune的论著，揭示了西方人心目中十分流行的概念：“南京棉布”( Nankeen) ，实际上就是南京这个地名的英译。它充分表明，远销海外的中国棉布主要是江苏生产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既然“南京棉布”的定义是“上海附近种植的棉花”纺织成的棉布，那么与其叫做南京棉布，不如叫做上海棉布，或松江棉布，更为确切。事实上明清两代松江棉布无论在数量与质量上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并且畅销于海内外，号称“衣被天下”是名副其实的。
    1786～1833年的48年中，英国、法国、荷兰、瑞典、丹麦、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商船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共计4400余万匹。各国商船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最多的一年是1819年，共达330万匹，价值170余万银圆。1817～1833年的17年中，各国商船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共计1900余万匹，平均每年110余万匹，价值达78万银圆左右。1804～1829年的25年中，美国商船从广州购买“南京棉布”330余万匹，平均每年120余万匹。美国商船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大部分运回本国，小部分运往欧洲、西印度群岛、南美洲、马尼拉及夏威夷等地。在美国机械化棉纺织业大规模发展之前，那里的消费者也是“南京棉布”的好主顾。
    中国的这种全球化贸易，使大量生丝、丝绸、棉布流向各国，由于海外各国始终处在结构性贸易逆差之中，导致白银或银币（如欧洲通用的墨西哥铸造西班牙比索）源源不断流入中国。据弗兰克研究。美洲在17世纪和18世纪分别生产了37000吨和75000吨白银，各有27000吨和54000吨运到欧洲，两个世纪合计81000吨。在欧洲获得的白银中，大约一半(39000吨)又转手到亚洲，其中17世纪为13000吨，18世纪为26000吨。这些白银最终主要流入中国。另外，有3000吨到10000吨，甚至高达25000吨白银是从美洲直接通过太平洋运到亚洲，而这些白银的大多数也最终流入中国。此外，日本至少生产了9000吨白银，也被中国吸收。因此，在1800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从欧洲和日本获得了将近48000吨白银，通过马尼拉获得10000吨甚至更多的白银。这些加起来，中国获得了大约60000吨白银，大概占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的一半。
    也许人们对这些数据有所怀疑，但是在没有新数据取代它以前，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这无论如何是中国早期工业化和全球化贸易所创造的一个奇迹。

    （21）
    *江南经济的国际比较：大分流
    西方学者指出，在中世纪欧洲接近尾声时，农村的工业生产再次兴旺起来。15世纪前后，西欧各国形成一种工业乡村化与乡村工业化趋势。西方学者把它定义为“原工业化”、“原始工业化”，或“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
    英国是其中的佼佼者，乡村工业的勃兴是16～18世纪英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为显著的时代特征。促使乡村工业化——早期工业化出现的因素很多，例如：农业生产的增长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必需的粮食保障，也为工业品提供了需求空间；剩余劳动力满足了乡村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等。
    这种历史现象也出现在中国。李伯重的著作《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就是研究明后期到清前期江南的早期工业化，而并非洋务运动中的早期工业化。他的结论是：1550-1850年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工业不断发展，包括纺织业、食品业、日用百货、烟草加工、造纸、印刷、工具制造业、建材也和造船业等，使得工业在江南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到了19世纪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区，工业的地位已与农业不相上下，在经济发达的江南东部，甚至可能已经超过农业。用西欧的标准来衡量，此时江南农村可能已经“过度工业化”了。
    2000年，美国学者彭慕兰( Kenneth Pomeranz)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把中国的江南与欧洲的英格兰加以比较，得到的结论是，在18世纪后期以前，亦即欧洲工业革命以前，中国经济不比欧洲落后，江南经济并不比英格兰落后。对此不少学者持有异议。但从他对早期工业化的比较研究看来，至少是颇具启发意义的。他指出，中国与欧洲大小相当，1750年长江三角洲人口3,100-3,700万，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
    彭慕兰在书中，把早期工业化叫做“原始工业化”，他的定义是为市场而不是为家庭的手工制造业。比较的结果1750年欧亚大陆许多地区，农业、商业和原始工业，存在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1750年长江下游人均生产的棉布，与1800年英国一样多。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他对题目“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黄宗智译作“大分岔”)，作了解释，说明他写此书的目的，是把中国与欧洲比较，把江南与英格兰比较，寻找一个时间节点，两者何时分道扬镳，一个走向落后，一个走向先进。结论是，欧洲的工业革命是“大分流”的时间节点，在此之前并不存在“大分流”的现象。
    这种观点，与先前流行的论断——明代以后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大相径庭。
    其实在彭慕兰之前，西方学者早就发表过类似的论点。历史学家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指出，1500～1800年的世界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特别是中国，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欧洲都谈不上称霸。
    “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
    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更加言之凿凿，甚至列举了GDP的数据。他说，在欧洲工业革命完成以前，中国和欧洲(不包括前苏联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1700年，中国和欧洲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分别为23．1％(中国)、23．3％(欧洲)；
    1820年则分别为33．4％(中国)、26．6％(欧洲)。
    1700～1820年间GDP增长率，中国为0．85％，欧洲为0．65％。
    麦迪森还认为，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公元1000年为22.7%，1500年占25%，1600年占29.2%，1700年占22.3%。而1600年欧洲各国的情况是，法国4.7%，意大利4.3%，德国3.8%，英国1.8%；1700年法国5.3%，意大利3.9%，德国3.7%，英国2.9%。

    （22）
    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尤其是在丝织业、棉织业所达到的水平，是领先于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包括英国)的。
    首先，江南丝绸业市镇及其四乡，从明中叶以来，逐渐把养蚕缫丝以及丝织业作为主业，作为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其次，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同样是乡村手工业的早期工业化，中国江南的丝绸业的工艺水平领先于欧洲。
    据严中平《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的研究，16世纪下半期由菲律宾输入美洲的中国丝绸，由于价廉物美，十分畅销，而使西班牙丝绸业在竞争中落败，在美洲市场上几乎绝迹。由马尼拉大帆船运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贩卖于西属美洲的中国丝绸的利润，最高可达成本的十倍。中国丝绸不仅是马尼拉和墨西哥西海岸阿卡普尔科西班牙商人的利润来源，而且也是墨西哥一大批丝织工人的“主要谋生之道”。
    据汪敬虞的研究，1679～1833年的155年中，中国生丝的出口量，从微不足道的8担，上升到9920担，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每年的出口量经常在5万担以上；90年代初，中国生丝出口量突破10万担。原因就在于，中国江南生产的生丝工艺精良。他指出：“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上，曾经居于领先地位，这是举世公认的”。
    而这些生丝，主要来自江南的太湖流域的丝绸业市镇，如南浔镇、震泽镇等地，在国际市场上称为“湖丝”或“辑里丝”。
    “湖丝”、“辑里丝”以及用它们织成的丝绸，以其工艺精良，畅销全世界，通过“丝一银”对流，大量白银货币流入中国。据全汉升的研究，1571～1821年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共计4亿西元(比索)，其中二分之一或更多一点，流人中国。国际市场的巨额需求，刺激了江南丝绸业市镇的早期工业化进一步发展。
    全汉升《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海上丝绸之路》说得好：“中国丝绸工业具有长期的发展历史，技术比较进步，成本比较低廉，产量比较丰富，所以中国产品能够远渡太平洋，在西属美洲市场上大量廉价出售，连原来独霸该地市场的西班牙丝织品也大受威胁。由此可知，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就中国工业的发展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竞争力来说，显然有过一页光荣的历史。中国蚕丝生产普遍于各地，江苏和浙江之间的太湖区域最为重要……海外市场对中国丝绸需求量非常大，因而刺激这个地区蚕丝生产事业的发展，使人民就业机会与货币所得大量增加，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松江府成为全国的优质棉布生产中心，号称“衣被天下”。正德《松江府志》卷四风俗说：“俗务纺织，他技不多。而精线绫、三梭布、漆纱方巾、剪绒毯，皆天下第一……要之，吾乡所出，皆出于实用，如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棉纺织品都是农家手工织机上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是乡村工业的产品。而纺纱织布业带动了市镇的染布业、踹布业，更加具有乡村工业的特色。纺纱织布的收入，明显超过种植业。乾隆时上海县人褚华在《木棉谱》中说，“以一手摇轮，一手拽棉条而成一缕，小儿女用以消夜而已”，如果纺纱出卖，“夜以继日，得斤许即可糊口”。未成年的女孩，每天纺纱，即可“糊口”。如果织布，收入更高。咸丰《紫堤村志》说：“贫民竭一日之力(织布)，赡八口而有余”。这与英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彭慕兰说：“戴维?莱文( David Levine) 对英格兰农村纺织业的研究说明一个农村纺织工人的收入不能养活一个家庭”。
    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棉布业市镇生产的棉布，是仅次于丝绸的出口品，在西方世界风靡一时。以嘉定、宝山一带生产的“紫花布”(用紫色棉花纺织成紫色棉布)，做成长裤，流行于19世纪法国市民中间。并且在雨果的小说中有所反映，被称为“The Modern Library。这种紫花布裤子，也是19世纪30年代英国绅士的时髦服装，如今还作为文物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中。可见当时江南市镇出口的棉布品质是上乘的，19世纪30年代的西方人称它“在色泽上和质地上仍然优于英国制品”。它价廉物美，英国东印度公司收购中国棉布，每匹价格不过白银0.34两。英国棉布根本无法与之竞争。从18世纪80年代起，英国商人就企图开辟英国乡村生产的棉布在中国的市场，然而都卖不出去，原因是价格大大高于中国棉布，又不合中国服式之用。
    这就表明，在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之前，欧洲国家和中国一样处在手工业阶段，或者说是早期工业化阶段，中国江南市镇劳动密集型的手工棉纺织业，以其工艺的精良，使得欧洲国家的手工棉纺织业相形见绌。

    （23）
    【链接】江南与近代英格兰比较
    （说明：以下关于江南和英格兰的比较，不少材料来自知乎网友@果然阳光史学会。不问自取，特此多谢）
    彭慕兰的《大分流》试图解释为何19 世纪的工业革命发生于英格兰而非江南(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彭慕兰认为，英格兰和江南的发展在18 世纪中叶以前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从生活水准(卡路里的消费、日用家居和纺织品、储藏和分发粮食以备饥荒的能力)到商业化的程度，以及农业与手工业劳力的分工和人的寿命等方面都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由于人口增长和资源限制，两个地区同时面临着相似的制约性因素，因此，它们都不具有走向工业革命的必然条件。工业革命发生于英格兰仅仅是因为两个外在的偶然因素：英格兰的煤矿在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工业发达地区，以及英格兰能够取得来自海外殖民地的大量资源，而中国未曾拥有这些条件。
    所谓江南地区是指长江三角洲，根据2010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颁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长江三角洲范围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以上海市和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浙江省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台州 16个城市为核心区，国土面积21.07万平方公里，核心区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
    从宋代开始，江南地区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位。江南的领先地位无论制度变更、政权更迭、战争爆发，还是技术革新、疾病肆虐，一直保持了下来。反观欧洲，在过去的一千年中，最发达地区几经变换：从君士坦丁堡到德意志的自由市、到威尼斯、再到伊比利亚半岛、再到低地国家，再到不列颠。
    工业革命实现了有机能源经济向矿物能源经济的历史性转变。工业革命前的17-19世纪上半叶，对比此一时期的江南与英国，我们会发现在经济总量及人均占有量、生活水平、市场经济成熟度、商业和商人地位、技术水平、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等方面，江南与英国不分上下，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从中我们可断定这些因素并不是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
    近代世界经济体带给英国的大量生态产品和煤的大量开发使用缓解了马尔萨斯陷阱所造成的资源紧张状态，从而使得英国在人口增长、人均消费增加的情况下，仍有能力将大量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投入到工业生产中，并最终推动工业革命的到来，实现了有机能源经济向矿物能源经济的转变。
    我们知道近代世界经济体诞生的重要动力是中国特别是江南地区强大的工农业供给能力，而处于核心地区的江南地区却未能从世界经济体中获取足够的生态产品，也就未能缓解马尔萨斯式的生态紧张状态，再加上中国煤矿大多分布于内蒙、山西等西北地区，江南核心区利用较为困难，工业发展在江南乃至全中国都阻力重重，从而造成了19世纪中期开始的相对落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工业化才逐步实现。世界经济体与煤在工业革命爆发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才是近代中国落后之谜的最终谜底。
    【】

    （24）
    【链接】
    GDP总量、GDP占世界的百分比和人均GDP
    单位：1990年国际元

    近代世界购买力平价人均GDP比较
    单位：1960年美元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迟至19世纪的1800年（清嘉庆五年），中国人均GDP只是稍稍低于西欧，应该是高于整个欧洲的人均GDP的。只是到了1860年工业革命完成后，中国的人均GDP才落后于欧洲。
    通过以上两表，可以清楚地得知：在19世纪工业革命完成前直到1820年（清道光元年），中国的经济表现并不比欧洲差很多，特别是GDP总量和所占百分比，仍然比欧洲高，GDP增长率方面也是高于欧洲，但由于1820年中国人口（3.8亿）远远高于欧洲（1.69亿），人均GDP及其增长率比欧洲略低。只是到了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完成以后，欧洲才全面赶超中国。
    有研究表明，迟至1820年，中欧各自的核心区（江南与英国）人均GDP可谓不相上下，说明工业革命前的中国核心区经济表现至少并不比欧洲核心区差。
    【讨论】GDP是衡量经济状况的基本指标。可是即便是当代，GDP既不是很准确也不能全面反映经济的真实面貌，还要全面地综合分析。而数百年前的事情，很多数据只能是估算推测，不很靠谱。大体上中国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的二至三成，而印度比中国低一些，人口也少一些。【】

    （25）
    【讨论】“大分流”始自禁海、大航海
    工业革命无疑人类历史的里程碑。可是从文明比较来说，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大分流”，并不是工业革命，而是禁海、大航海（14-15世纪）。从此一个向东，一个向西，中华文明踏入停止衰落，而欧洲文明启动近代文明。
    一个文明可以达到的高度，归根结底取决于它能利用的资源。这种利用能力随技术进步而变化。中华文明在中古时期长期领先，是因为中华文明所在的东亚大陆地缘板块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而欧洲文明所在的欧洲板块，也有很好的发展环境。随着欧洲技术进步，潜在的优势逐步显露出来。
    16世纪大航海开始，欧洲文明就跳跃到近代工商业文明。而工业革命是近代文明的必然产物，它只会在欧洲出现，而不会在中国出现。近代文明和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可以利用全球资源。
    工业革命之前的早期产业化阶段，1500-1800年，中国江南和欧洲苏格兰比较，谁更先进呢？
    江南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受到中国整体和北京朝廷的控制，没有独立发展的空间。而英格兰是个主权国家，可以独立采取措施去发展经济。例如英国可以采用重商主义政策，江南却要受到农耕文明的限制。况且，那时西欧的文明比中华先进，科学、教育、金融和专利制度等都不是中国可以相比的。欧洲有科学革命，有大学，有近代银行和公司，还有专利，而明代虽然文化非常活跃，却没有书生秀才去讨论科学和经济问题。
    聚焦到经济。中华的经济，无论农耕还是手工业，在明清达到了古代历史的顶点，也顶上了天花板，没有上升空间。欧洲工业革命前也还是以人力和传统自然力为动力，生产力和中国差不多。棉纺丝织等产业，在中国有天时地利和数千年技艺积累，当然把英格兰甩几条街。可是棉纺丝织这些产业，技术含量不高，不会为未来开辟道路。开辟未来的含金量高的产业，是冶金和机械。
    明清中国的产铁量非常大，冶炼技术也有所提高。可惜不知何故，没有引发生产力的突破。
    中华机械产业和技术一向发达，造船在元代领先世界，各种机械技艺从竹蜻蜓到水车到罗盘都不是欧洲可以相比的。然而13世纪以后，中华机械却没有重大进步，整体还是停留在木加工时代。而西欧已经开始金属加工了！首先是钟表，它的动力是金属发条，一种前所未有的动力！然后在中华大禁海和西欧大航海之后，欧洲造船把中国甩到岸上，火炮更是领先世界！
    因此，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手工业和经济已经超越中华了。
    【】

    （26）
    【链接】对大分流的另一种看法
    彭慕兰的书中提供的大量材料显示，直到18 世纪中叶，中国最发达地区和英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等方面呈现很大的相似性。而黄宗智认为明(1368-1644)和清(1644-1911)两个王朝的经济受制于“马尔萨斯机制”，即在高人口和低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发展缓慢，以至于每个劳力的边际收益不断递减。我们（此文原作者）认为，彭慕兰关于18 世纪江南经济仍然经历了一个“斯密式增长”(即，由劳动分工和贸易带来的增长)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且被一些研究相似议题的历史学家(如李中清、王丰、李伯重、许涤新和吴承明)的发现证实。
    虽然18 世纪的江南和英格兰拥有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产生它们的条件与制度却十分不同。英格兰的发展是在以下条件下产生的：国家掌握了一支主导世界的海军；资产阶级拥有自主的政治和思想形态，以及高度制度化的私有权；理论/ 形式理性和个人利益导向(private goods-oriented)的工具理性主义(即工具理性行为旨在追求个人利益或者是私人组织的利益，而非追求如国家、部落或社区等公共组织的利益，)逐渐成为精英人群的共识；科学与技术发明不断加速发展——这些都没有在中国发生。中国的经济繁荣得益于强有力的帝国统治，帝国对于商业活动采取了务实政策，并能控制庞大的人口和广袤的土地，从而维持了一个长期的王朝中期繁荣(mid-dynasty prosperity)。这些条件使帝国框架下的中国经济发挥出极大潜能，但却不能在19 世纪或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段给中国带来工业资本主义。
    中华帝国从来没有消灭商业活动的企图；其实即使有这一倾向，帝国也没有能力将之实施。而且，北宋以降，商业税收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部分，部分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也日渐置身于商业活动，国家在某些方面对产权给予了一定的非制度性保护。自北宋开始，经济始终保持高度的商业化，仅仅在朝代更替之际的战争破坏和明朝前期禁商政策的破坏下有过短暂中断。
    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给市场的发展留下了空间，而王朝中期的政治稳定则给市场在压抑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下繁荣发展的一个契机。中国的大部分朝代都能维系两个世纪以上，并包含一个相对稳定的长达百年之久的王朝中期。当是之时，“版宇恢拓，匪盗止息，四民安堵，户口滋繁”——而且人口的繁衍又没有到达某一极限以致于妨碍了斯密式的经济增长。此类商业高度繁荣的治世，历宋、元、明、清一再出现。如果说中国本土工业资本主义有发展机遇，它更可能发生于宋代，而非政治更趋专制、文化更为保守、且技术进步放缓的明清。基于这些原因，笔者认为18 世纪清朝的繁荣和先朝中屡次出现的繁荣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绝不会给中国带来工业资本主义。
    要之，彭慕兰认为中国18世纪的繁荣与英国的发展模式类似，但我认为，这一繁荣( 也就是历史学家所称的康乾盛世)，不过是循环王朝中期的繁荣而已。
    当18世纪末乾隆时代告终之际，距离鸦片战争爆发已不足半个世纪。透过白莲教大叛乱和其他迹象，我们可以看出，清帝国在西方势力到来之前已经开始走向衰退。虽然19 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得到了糅合了基督教教义的意识形态的启发，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也看作清王朝衰落的另一个重要迹象。总之，即使没有西方的到来，中国18 世纪的繁荣也不可避免地要归于终结。取而代之的将是中国历史上再一次的王朝更替，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火厄兵隳、瘟疫肆虐。可以预见，清王朝将在18 世纪的财富积累被消耗殆尽后，归于灭亡，而一个新的王朝将在尸体遍野的废墟上崛起。
    将中国之一区和欧洲之一国进行比较来探讨大分流问题，彭慕兰忽视了国家和宗教对于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彭慕兰的论证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事实上，中华帝国晚期的江南地区，由于其对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是全国受控制最严格的地区之一。
    尽管看起来英国的经济表现和中国江南地区有很大相似性，但其间的差距是不容忽视的。李伯重的研究表明，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快，其主要推动力是农业和消费品的生产。而16 至18 世纪的英格兰，则经历了科技和生产力方面的巨大发展，包括钢铁、建筑材料和机械生产。而在这些方面，江南地区却只发生了微小的变化。英格兰的工业革命由蒸汽机和其他机械技术所带动，而这正是中国落后的地方。这一落后，并不能仅归咎于生态环境，如彭慕兰所指出的江南煤炭储量匮乏，因为中国的技术发展距离发明蒸汽机和其他相关技术所需的条件都还差得很远。况且，清代的许多煤矿都有便捷的水路通达江南，如淄博和枣庄煤矿都毗邻大运河，而萍乡煤矿则可通过湘江连接长江。也就是说，如果江南地区的经济真的有对煤炭的需求，交通并非难题。
    人口视角也许能提供更好的解释。中国机械技术的滞后可归咎于人口数量巨大和劳动力的廉价。可是，明清时代江南和中国的人口变动很大。伊懋可在论述他的“高水平均衡陷阱”时不忘提到，明清交替之际，江南地区失去了35%-40% 的人口。以涵盖大半个江南的浙江为例，它在1393 年时有1100 万人，至1630 年时已增至2360 万。数年之后，满洲人入侵江南并遭到顽强的抵抗。作为报复，满洲军队对包括扬州、嘉定、江阴、苏州、昆山、嘉兴与金华在内的许多城市进行了屠杀。根据一项估计，受此屠杀和随后疫病的影响， 1661 年浙江人口减损至700 万。一个多世纪以后的1776 年，浙江人口才恢复至2240 万。尽管经历了如此人口剧减，浙江和中国其他地区并未像14 世纪黑死病之后的西欧一样引发生产方式的任何重大改变，或推动了节省劳动力技术的发明。总的来说，人口在经济中的作用十分复杂。即使我们排除如性别关系或劳动力质量等问题，人口增长本身可以引发对经济发展作用截然相反的斯密机制和马尔萨斯机制。我们需要记住的是，人口对经济的影响总是通过其他社会条件的中介发生的。
    【】

    （27）
    *“恶创造历史”：商业和暴力推动近代经济全球化
    （说明：本楼从网上搬来不少内容。多谢樊树志先生、李伯重先生、@果然阳光史学会等学者和网友）
    布罗代尔说：“作为历史学家，我的任务既不是要判断资本主义的好坏，也不是要认定它守规矩或玩花招，而是要认识它或理解它。”对于早期经济全球化，在此也不是判断它是好还是坏，而只是要认识它或理解它。这段历史有阴暗的一面，就应当正视它，才能认识它或理解它。
    16-18世纪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大航海之后全球贸易网络出现，经济全球化开始并迅速进展，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成为国际行为准则。充满了刀光血影、残酷的屠戮、掠夺和奴役。而隐藏在枪炮轰鸣之后的，是贪婪的商业利益。
    西方的司法女神，披白袍，戴金冠，左手持天平，右手持长剑。这个形象来自古罗马神话中的正义女神朱蒂提亚（ Justitia），英语中的“ justice”一词就来源于此。近代早期世界上最成功的企业——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形象是“左手拿着账册，右手拿着刀剑”。可以把刀剑改为火枪。火枪意味着暴力，账簿意味着商业利益，因此“火枪加账簿”就是近代全球化世界的写照。这个时期蓬勃发展的国际贸易离不开暴力，说得时髦点，是商业利益引导、军事暴力撑腰。而火枪还体现了在暴力推动下急速发展起来的近代技术和科学。商业+军事+技术和科学，这就是驱动近代欧洲文明的动力，也是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发展的动力。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19世纪黑格尔提出了这个观点。恩格斯赞同黑格尔的这个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在古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在迦太基、罗马，后来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那里，情形都是这样。 ”
    近代欧美国家关系，是商业利益引导下不断的冲突和战争，是高扬海盗旗，海商海盗海军三位一体，其背后就是军事技术和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同时，正如 19世纪英国首相巴麦尊（ Henry John Temple, Lord Palmerston）所言：“一个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仅有永远的利益。 ”（A country does not have permanent friends，only permanent interests.），国家之间变化无常的冲突和结盟，催生了近代-现代的国家概念和国际关系。

    （28）
    *17世纪全球性危机下的不同走向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晚明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这一说法。 2008年《河北学刊》与中国明史学会组织了“晚明社会变迁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专题讨论。在会上，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先生明确提出“晚明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的观点，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方面考察了晚明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结论是“中国早期近代化历程在晚明起步”。
    史景迁用优美的文笔，对晚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做了如下描写：
    在 1600年前后中国的文化生活繁荣兴盛，几乎没有国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如果枚举 16世纪晚期成就卓著的人物，比较欧洲的社会，不难发现，同一时期中国取得的成就在创造力和想象力上皆毫不逊色。
    16世纪晚期，明朝似乎进入了辉煌的顶峰。其文化艺术成就引人注目，城市与商业的繁荣别开生面，中国的印刷技术、制瓷和丝织业发展水平更使同时期的欧洲难以望其项背。
    然而此时的中国却已充满危机，实际上是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1600年以后中国的情况，不仅与之前的繁荣和安定形成鲜明对比，更与西欧一些国家的发展背道而驰。正如史景迁所说：“即使把这一时期看作‘近代欧洲’诞生标志已成共识，却很难视之为近代中国的明确起点。当西方驰骋全球，拓展视野，在探索世界的领域中独领风骚时，明朝统治者不仅禁止海外探险，丧失了认识世界的机会，而且自拆台脚，不到五十年就将自己的王朝断送于暴力。 ”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巨变？以往人们提出了多种解释，从万历怠政、魏忠贤专权等传统说法，到在“阶级斗争”史观和“资本主义萌芽”史观下提出的诸多观点，可谓多姿多彩。这些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立场：明朝灭亡是历史的必然。
    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晚明中国所遇到的危机并非偶然，而是世界史上著名的“ 17世纪总危机”（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的一个部分。而危机的背景是全球性的气候变异。
    学界对“ 17世纪总危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在 17世纪，欧洲各国在政治、经济、宗教、外交等方面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集中爆发，表现为此起彼伏的政治革命、贵族叛乱、民族起义、宗教冲突、农民暴动及城乡骚乱，等等。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危机的表现形式和发展程度以及危机的内容、性质、进程、结果等都大不一样。在荷兰、英国等少数西北欧国家，政治改革和社会运动取得了胜利，建立起了有利于近代经济发展的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成为国际竞争中的胜利者。而其他国家则未能顺利渡过危机，因此在危机后的发展显然迟缓，其中诸如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先前的世界强权更日益衰落，成为国际竞争的失败者。
    这次危机也存在于东亚世界。危机之前，中国、日本等国在经济上似乎都是一片升平气象，而到了 17世纪，中国的明朝崩溃了，日本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出现了“宽永大饥荒”。
    在 17世纪 40年代，日本的食物价格上涨到空前的水平，许多百姓被迫卖掉农具、牲畜、土地甚至家人，以求生路，另有一些人则尽弃财物，逃至他乡，多数人生活在悲苦的绝望之中。由于白银产量大幅下降，日本的购买力受到严重影响。 1635年，德川幕府禁止日本人到海外贸易，并于 1639年将葡萄牙人逐出长崎，还严格限制外国与日本的贸易。结果是许多富商严重受创，甚至有的在债权人的高压之下自杀身亡。经济衰退导致了社会动荡，爆发了日本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起义，即岛原大起义（亦称“天主教徒起义”）。幕府费尽周折，使用了骇人听闻的残忍手段才将起义镇压下去。面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幕府实行了新政策以改善民生，并颁布了一系列“节约和限制消费令”，遏制武士和商人阶层的奢侈行为，以此缓解被幕府视为“走投无路”的农民的负担。但在此时，日本的铜产量大大提高，提高了日本对华贸易的购买力，使得日本可以改善其经济。这些措施和情况，使得日本比中国更快地从“ 17世纪总危机”中恢复过来。但是这场危机也严重削弱了日本在东亚世界国际竞争中的相对实力，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为什么日本德川政权放弃了丰臣秀吉的海外扩张野心，而奉行一种闭关自守、“洁身自好”的政策。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明代中国未能通过这场危机，沦为失败者。清朝采取了若干措施，缓解了严峻的经济状况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到了 18世纪，中国从危机中全面走出，出现了新的繁荣。不过，因为这些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而为 19世纪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如果我们追溯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过程，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晚明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欧洲走上商业化近代化道路，而中国未能抓住机遇，和世界大多数文明、国家一样走上另外一条失败的路。
    冲突和战乱是历史的常态，也是文明进化的一个动力。十七世纪的危机下，欧洲文明和中华文明都经历了激烈的冲突和战乱。文艺复兴继续在欧洲扩散，宗教改革和教派的流血冲突；还有愚昧残忍的烧杀女巫；对殖民地的争夺；欧洲大陆也是战乱不已。但是在苦难和战乱中，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不断地成长，科学革命和技术进步在向前。中华大地上农民战争、边患和朝鲜战争，直至明亡清兴的屠杀，数十年的战乱，却没有什么新生力量出现，没有出现突破性的新观念，传统科学进一步萎缩，到最后还是回到传统农耕文明和皇权专制老路。
    【讨论】
    “在 1600年前后中国的文化生活繁荣兴盛，几乎没有国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如果枚举 16世纪晚期成就卓著的人物，比较欧洲的社会，不难发现，同一时期中国取得的成就在创造力和想象力上皆毫不逊色。
    16世纪晚期，明朝似乎进入了辉煌的顶峰。其文化艺术成就引人注目，城市与商业的繁荣别开生面，中国的印刷技术、制瓷和丝织业发展水平更使同时期的欧洲难以望其项背。”——上面的引文有点片面。16世纪西欧出现了哥白尼、伽利略等杰出的科学家，明朝缺乏有成就的天学算学家。明朝的制瓷和丝织确实比欧洲好很多，但是造船火炮机械等被甩后几条街。印刷术，明代刻板技术很有水平，活字印刷也有进步，但没有像欧洲那样发明印刷机。
    【】

    （29）
    （以下内容采用了网友新昌仁慧在本楼的发言。多谢新昌仁慧网友）
    *欧洲的城市自治和第三等级
    #地理环境与商业
    古代中华文明地理十分优越。地形平坦开阔，雨水充足，河流所形成的冲积平原广阔，足以养活他所孕育的人口。气候温和，雨热同期，物产丰盛，农业发达，可以自给自足。相反，古希腊文明起源于克里特岛，环海而居，巴尔干半岛地形崎岖，土壤贫瘠，其所产出农作物很难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
    随着人口增加和社会贫富差距逐渐变大，土地矛盾便日益激烈。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通过部落战争向周边地区（如长江流域、漠北地区）扩张土地来缓和人地矛盾，然而古希腊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把命运押在一望无际的地中海上。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也面临太平洋，却没有必要成为海洋型国家的原因。罗马本是农业文明，可是土地狭窄，三面临海，既向周边扩张夺取土地，也向海洋扩展谋取商业利益。
    《史记》中记载“夫山西饶材、竹、穀、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由此观之，中国因物产丰富、资源充足，所以对于商业的依赖程度比不上物资较为匮乏的欧洲。本土与生自来的自然经济，除了盐铁等必需物外，便无需更多物品的交换。故中国传统商业比重较低，商人数量不算很多。
    中古时期（中世纪）欧洲大致也是农耕社会，农业产出可以满足基本生活所需，如粮食、羊毛、林木等。庄园也是自产自销的，与中国式自然经济有些相似。然而西欧北欧较为湿冷，物产种类单一，社会财富和手工业远远不如温暖富庶的东方。欧洲的上层社会渴望得到东方种种财富。于是向东方的贸易活跃起来，掠夺欲望不断膨胀。

    （30）
    #农业帝国
    古代的重要文明大都是农耕文明。国家是文明的政治实体，古代的帝国也是农业帝国。中国的历代王朝，罗马帝国和欧洲中世纪的各个王国，还有马其顿帝国、波斯帝国、印度莫卧尔王朝、莫斯科大公国、古代日本的幕府统治，等等，都属于“农业性官僚国家”这个类型。而相对的则是大航海以后西欧出现的“工商业性资本主义国家”。两者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存在商品交换。区别在于：商品交换在社会中是否占有了一个压倒性的地位。在欧洲，这种社会形态的转化，是到了1500年开始的近代才基本完成的。而古老的亚洲却是在更迟的时代才先后进入近代社会。
    农业文明里耕地和人口是最重要的财富。所以各帝国大力扩张土地。罗马对环地中海广大地区的占领，秦始皇征服广大中华大地，欧洲各王国对泰晤士河流域、塞纳河流域、波河流域等的占领。国家抢夺土地的事遍及古代世界，埃及的法老王国、古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蒙古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印度的孔雀王朝和莫卧尔王朝、日本的大和国家、南美的印加国家、非洲的库施王国、马里王国、桑海王国，不胜枚举。
    持久的农业帝国实行皇权下的官僚制度。帝皇通过官僚和军人系统维持对国家的统治。以不同形式征收赋税，主要是土地税，商业税是次要的。在罗马和中国，商品交换关系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并对受到严密的控制。统治者害怕商业发展会形成组织性的社会势力，动摇社会秩序和社会观念。另一方面，他们想尽量多地获取工商业的成果，因此就利用国家力量直接经营，或者征收沉重的工商税。大一统官僚国家的各级官吏，对发展工商业没什么兴趣。他们是皇帝的下属，保卫疆土，维持社会安定，才是他们的根本职责。至于工商业，皇帝采取的政策是两方面：大的行业（盐铁、粮食运输之类），由国家经营或直接控制；小的行业，限制其发展。
    罗马官僚贵族集团严格监管工商业。一切手艺和行业被强制地合并起来，放在国家的控制下。这些行业包括有裁缝、纺织工、金属匠、毛皮工、皮革匠、马鞍匠、制陶工、面包工、挑夫、码头工人、船货装卸工、木匠、石匠、小贩、商人、旅馆管理员，甚至还有妓女。到了罗马帝国的后期，皇帝奥雷利安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控制，他把每个人固定在其本行职业和居住地点，对于十分重要的与粮食买卖和粮食运输有关的协会组织，干脆把他们变成了行政部门，将他们的会员固定地依附于这些组织。 “奥雷利安以一个彻底军事化的官僚机构的首脑的姿态出现，这个官僚机构是在强迫帝国国民所有的团体参加行政工作，以供应帝国生活资料和劳动力。罗马帝国没有留下足够的原始材料，说明罗马国家对商业和手工业的监管、组织和控制的详细情况。但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利奥（886～912）亲自编著了一本《总监便览》，这是一本东罗马帝国对其国内的工业组织进行监督、管理的手册，汤普逊根据这本手册描述了具体的细节：
    “君士坦丁堡的工人组织有城市总监作为它们的首脑。凡关于新会员的加入、职员的推荐、各行会团体间的关系、团体的整个有机生活，事实上，都是掌握在他手里，由他决定。他处在行会和政府之间，在大多场合下还站在行会和外侨之间。??????君士坦丁堡乃是垄断、特权和家长主义的乐园。不仅不同行业间的通路为法律严密地封闭着，而且任何一个团体的活动都需受千百条款的限制。国家干涉一切；控制一切；随意进入什么地方，店铺和货栈，并审核帐目。它规定工人的工资、每一种货品出售的日子、地点和价格；制造者不得直接采购，甚至选择他所需要的原料；对于存货的质量、甚至数量，也从来不能有所烦言。雇主无权支配他和工人所签订的契约，甚至也无权支配它们认为必要的学徒人数。??????一般人只准经营一种行业，不得兼做其他行业。??????以上诏令所规定的紧密侦查方法，需要大批官员在总督指挥之下进行工作。总监的代表、他的官员、他的稽查员、他的下属，不停止地往来查察，而所有行会的会长，必须尽力予以援助。”

    （31）
    #王朝的衰亡
    官僚帝国对于君王、贵族和官僚的贪婪没有什么有力约束。对劳动者的压迫剥削日甚一日。生产受到破坏，百姓奋起反抗，社会混乱起来。
    费正清是这样总结中国历代王朝由盛到衰的一般规律的：
    “尽管中国人强调的是个人道德与人格，但朝代循环往复的原因主要还是和赋税、管理效率及军事力量有关。各主要朝代开国初期往往出现盛世局面，国家在新获得的和平中得到了发展，于是人口迅速增加，国库钱粮充足。
    但是??????朝廷钱粮既丰就开始大兴宫室、驿道、水渠和城墙。为了维护军事上的胜利成果，往往将防御体系铺得太广而难以为继。皇亲国戚、高官大员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无不沉湎于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之中。他们对供养者的需求越来越大，??????支出不断增大而收入却相对减少，这样各朝各代大凡在开国100年内就会遇上棘手的财政困难。国库收入减少了，朝廷制度亦开始随之败坏。
    这时就会出现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变革，有时暂时起些作用。（但）百官贪污腐化的现象日益严重，这就导致行政效率下降，而党争亦越发激烈起来。对朝廷心怀二志者在政治、经济上更趋独立并且日益恣行无忌。政府为了弥合财政逆差，只好增收赋税，结果往往使百姓们不堪重负。由于国库空虚，导致水渠、河堤年久失修，粮食歉收时节政府无力赈济灾民，结果饥馑横行，于是各地盗匪蜂起并最终爆发农民起义。由于无力发放军饷，边境防守亦开始崩溃。各地军政大员纷纷拥兵自立，于是朝廷垮台了事。之后各方混战一场，吐旧纳新，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朝代循环。”
    官僚贵族们对奢侈生活的欲望难以得到遏制。巴林顿?摩尔说：“社会系统中缺少有效率的机构来制止官员的压榨行为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结构性弱点之。??????受贿的诱惑使得每一个官员都尽其所能地中饱私囊。”他的这番话放在罗马帝国同样适用。
    罗斯托夫采夫论述罗马帝国说：“官僚体制权利至高至大，不受国家基本成员所施行的任何监督，从而变得十分腐化，不诚实。??????贿赂公行，非法鱼夺习以为常；企图采取一大套暗中侦察和官员彼此互相监督的制度来制止这些现象均属徒劳无益。每一次增加官吏的名额，每一次扩大监督人员的队伍，其结果都只是增添了靠贿赂贪污为生的人数。??????凡是一种官僚体制，如果不受人民所掌握的充分权利的制裁，它都注定了会腐化无能。” 对于广大的罗马农民和隶农，罗马国家用赋税，罗马官吏用贪污，罗马地主用地租；而且赋税越来越重，贪污越来越凶，地租越来越多。对于城市里的手工业主和商人，罗马国家和官吏同样不会放过，极力敲诈勒索。罗氏论述道：
    “（罗马国家）从社会观点来看，既无平等，亦不平均。??????人人都不许有政治上的自由，不允许任何人有言论、思想或良心的自由，自从基督教得胜以后尤其如此。??????大地主是皇帝的奴隶，但却是靠他的田庄为生的佃户和农奴的主子。??????城市里的劳动阶级对于店主、船东和工厂主所处的关系也是这样。而店主、船东和工厂主等人与其说是业主，远不如说更像是为国家利益而对自己的企业进行监督的低级职员；他们本身受着各部门的官吏和各个军事单位的长官的奴役驱使。最后，我们来看各级官吏和军人，他们尽管操纵着千百万人生杀予夺之权，但却要服从于一种奴隶性的铁的纪律。大家都受奴役是这个时代显著的特征。”
    罗马帝国末期也是出现没落瓦解的图景。行政腐败、赋税过重、地主贵族日益发财、奢侈成风；农业衰落、民众日益贫困；公德丧失、风化败坏。不论是总体的生产力，还是社会的组织化程度，都降到了很低的水平。各地的农民起事日见普遍，海盗的活动也越来越多。当时的一位演说家大声疾呼：“该死的富人们！如果穷人真觉得不值得活下去的话，注意他们会使你们同归于尽的。”

    （32）
    #中古欧洲的政治结构
    与其他中古文明相比，中世纪欧洲文明很特殊。罗马崩溃后经济文化大倒退，政治权力碎片化。基督教不断从南欧向整个欧洲扩散，欧洲文明的范围也从南欧扩张到全欧洲。教会成为唯一遍布欧洲的有组织势力。
    教会虽然是精神权威，却不具备政治和行政权力。教权和王权分立，形成了两个独立的权力体系，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同时存在着一系列的王国，而且各个王国内部权力松散分离。君主、贵族、各级领主互相制衡。
    中古初期，教权有很大的威势。可说是神权与王权结合的一个特殊统治。在很多政治会议上，教会的主教们都有决策权。起初只有主教有文化，国王、贵族都不识字。文官大部分由教会承担，而武将就是日耳曼的军事首领担任，两大势力平分秋色。军人集团成为了各大封建主，国王将土地分给那些有功劳的将领，他们又将土地分给自己的附庸，形成了中世纪特有的封建等级形态。而教会也在不断发展，在各地建立了教会和修道院，划分等级管理。自此教会与王权成为了并驾齐驱的两种权力体系。在这种条件下，王权受到教权的极大制约。可是不久教会就不能控制俗世权力了。
    这种多中心导致两个后果。第一，封建领主对社会的控制力较弱。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在各个势力范围的空隙，城市发展起来并形成半独立和独立的势力。第二，封建主之间存在激烈的角逐和斗争，不得不利用城市里的工商业者的的财富和势力。城市力量就有了生存和扩大的空间。
    教权与王权不断的交锋与对抗，让社会形态也得到不断的变化，新的阶级产生，形成了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的雏形。
    很多大的封建主也有强大实力，可以挑战王权。他们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法律的制定，来满足自己的要求，保护自己的权利。比如《自由大宪章》的制定，就是封建贵族们直接制约国王，制定保护自己权益不受侵害的法律法规。而国君必须与其他势力合作，于是选择了一些更小的领主或者一些民间的势力合作。
    十世纪之后，城市逐渐建立，市民阶级逐渐成长起来，资本主义已经开始有了萌芽。王室与他们合作，对抗教权与大的封建势力。国王给予民间一定的自由和权利，而民间的资本团体为国王提供财产和兵力，支持国王与封建领主的斗争。这场斗争中，王权不断加强，而民间的力量也不断增加。到了中世纪末期，封建领主们已经被打压殆尽，教会也不再具有统治权，国王的权利基本统一。而城市也以或和平或暴力的不懈斗争，使自己也成为一股有着很大独立性的政治势力。
    这些政治势力之间，各个国王会联合对付教皇，国王与贵族会联合对付外国的国王，国王会与教皇联合对付本国的贵族，贵族会与贵族联合对付国王….总之各股势力连横合纵，时而结盟时而敌对开战。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大家都在动态中寻找对自己有利的联盟，寻找自己的斗争对象。
    比如，法国国王对于各地诸侯领地范围内的城市，就积极支持它们争取自由的斗争，因为这会削弱各地诸侯的势力；但对于王室领地内的城市，就坚决打击它们图谋自主的努力。城市则支持国王推进国家统一，打击贵族，以建立有利于商品生产的统一的市场、货币、交通、税收体系。
    在英国，由于大量向法兰德斯出售羊毛，很多土地贵族也商品化了，于是，城市就和土地贵族们联合，向英国国王施压，迫使国王接受有利于商品生产的法案。
    市民们想不受贵族领主摆布，想少交捐税乃至不交捐税，贵族领主和国王们都是不高兴的。但是领主乃至国王又是需要城市工商业的，希望自己属地的城市工商业能得到尽量大的发展，上交给自己的财富就会越多。
    这样在中古欧洲，商品交换以及市场经济的关系，一直在逐步发展、逐步壮大，经济总体中商品生产的比重越来越大，通过商品交换进行的分工协作越来越广，越来越多的人心甘情愿地进入到这种关系、这种生产体系中去。于是，这种关系所具有的社会力量也就越来越大，并把这种关系从经济领域推进到政治领域、文化领域。最终，这种社会关系以其经过一千多年聚积起的力量，在欧洲各地，先后不等地压倒了建立在组织性暴力基础之上的国王贵族们的压迫压榨，成为主导型力量。同时，社会的主要生产形态，也由农业生产发展为工商业生产。
    城市如此广泛的争取自主权的斗争，在罗马帝国是见不到的，在中国的历代王朝也是见不到的。在农业性大一统的官僚国家中，工商业者在政治上根本没有可能和统治集团较劲。中国历代王朝的抑商政策，执行起来从来都很顺利。没有工商业者敢做非分之想，他们能想能做的事情，就是如何与官家搞好关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生意做下去。胡雪岩就是他们的理想。
    与欧洲中世纪相比较，中华文明没有进化到资本主义，有多个原因。从政治格局来说，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一样，都是大一统的农业官僚军事社会，权力高度集中。商业和城市，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没有独立或半独立进化的空间。

    （32-2）
    【讨论】
    延续二千年多的大一统皇权状况，造就了连绵不断的文明和诸多辉煌成就，造就了广阔的领土、众多的人民。而硬币的背后，明清时期这种大一统皇权制度妨碍了文明进步社会发展，成了落后五百年的重要原因。今天我们复盘历史，是感到庆幸呢，还是无奈呢？
    土地和人民是国家的立脚之根本！落后了可以赶上去，失去的领土永远失去了。我们还是要对大一统皇权感到庆幸和敬畏。【】

    #西欧城市和第三等级
    谈起西欧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我们首先会想到工业革命，也就是那个瓦特蒸汽机与珍妮纺纱机的机器大生产。这场史无前例的动力革命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将古老的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在西欧催生了世界上第一批工业化国家。然而，早在我们认为无尽黑暗的中世纪里，西欧的早期工业化已经起步。
    工业化或者工业革命的含义实际上有二层，一层是指机器生产代替人力和蓄力；另一层是指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在欧美国家，这二个过程是同步进行、同时完成的。但在二战后开展工业化的东方国家情况大不相同。中国的大规模现代工业化只是在新中国才开展。在20世纪50-60年代，从产值看，大机器工业远超农业，手工业微不足道。可是人口城市化却拖到21世纪10年代才完成。其他东方国家如印度也是类似情况。
    在我们讨论的中古后期至近代，即工业革命之前，所谓“工业化”只是指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带动了城市人口增加。故此“原始工业化”或“早期工业化”的概念更为准确。
    中国古代城市很多是作为政治中心建立起，而西欧城市初建时，并不是政治和文化中心，而是商业和手工业中心。领主们很多住在乡下的城堡里发号施令，不是城里人。城市规模较小，大部分并非行政中心，也不是军事要塞，是纯粹的商业城市。
    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西欧中世纪的城市，都可以称为移民城市，因为它们最初都是方圆二三十英里内乡村移民的聚居点，而像巴黎那样的大城市，在发展起来之后，其移民可能来自遥远的诺曼底、英国、荷兰、德意志、甚至意大利。城市对农奴尤具吸引，被束缚于庄园的他们只要逃往城市，并在那里连续生活一年零一天就可以成为自由人了。
    到1200年，西欧已有许多城市，但大小不一。有些小城镇居民不足500人，但许多当今著名城市如巴黎、费罗伦萨、米兰、威尼斯，在十二世纪人口已达两万五千人。直至十四世纪早期，这些城市的人口都超过五万，有的城市比如佛罗伦萨甚至达到十万。但是不管城市人口如何发展，它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整个中世纪从来没有超过10%。
    城市社会分成上、中、下三个阶层，贫富差距悬殊。社会上层包括：富商、重要行政官员和住在城里的乡村贵族；中层则以小业主为主，包括手工工匠和小商人；城市下层是受雇于手工业作坊的帮工和学徒以及从事非技术性工作的苦力。从纳税金额来看，城市上层与下层的收入差距在150倍以上。毫不奇怪，苦力占城市人口的大多数，他们的生活工作都没有保证，许多人以富商赞助的宗教慈善机构为最后的寄身之所。
    普通民房沿街而建，木结构、长方型，高三层，每层都纵向一分为二，致使房间宽度只有20到30英尺或更窄。门窗是木制的，关窗使用木窗板。由于木头材料过多，而烟囱设备又不完善，所以时常发生火灾。富商住房明显比普通市民高级，不仅宽敞高大、地基坚实，而且主体用石材，其它的区别在于窗户镶玻璃、房顶铺铅铁。有的富商住宅更自成一体，四周建房，圈起一个很大的院落。
    尽管贫富悬殊，但西欧中世纪的城市不分贫民区与富人区。街区按行业划分，比如皮匠街、盔甲街、木梯街等等。城市街道狭窄崎岖，睛天尘土飞扬、雨后道路泥泞，家禽家畜穿梭于车辆行旅之间，交通一片混乱。尽管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室外简易厕所，粪便定期拉到郊外指定地点处理，但垃圾废物都倾倒在街上，以致街面上臭气熏天。

    （34）
    中世纪中期（12、13世纪），为市场而生产的手工业和零售业大批地持续。12和13世纪西欧新城市大量涌现，出现所谓的“城市革命”。11 世纪晚期英格兰约有110个城市，城市居民占总人口的大约10％。到1300年左右，生活在城市的英国人在总人口的比例可能上升到15％-20％。这一城市化比例在近代初期来看也是一个较高的水平。
    新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为市场化和专业化的工业生产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工匠主要为本城市和周围农村生产工业品，只有剩余产品被商人运往外地集市上销售。这种发自城市的内生劳动分工也影响了周边的农村，从而使农村本身相对综合单一化的农民家庭开始专注于农业种植，而将其他的诸如烤面包、酿酒等农副业转移给了农村庄园里的农村手工业者。这种转化的出现让整个欧洲农村与城市形成了中国人不能想象的专业分工与社会协作，并带来了广阔的市场。
    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工商业者，有着自己的经济利益，自己的社会力量，自己的生产生活规范。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中，他们的经济利益是没有保障的，他们的社会力量是弱小的，处于弱势地位。政治占优势地位的仍然是国王、贵族、领主、主教们，他们对城市工商业既要控制又要利用。而城市工商业者们，在遇到被控制时，就要尽力反抗；遇到被利用时，就更是尽力地发展自身。分散的封建式政治状态总体上有利于欧洲城市工商业的发展。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欧洲城市工商业们，逐渐扩张着自己的经济利益，壮大着自己的社会力量，把自身的社会规范向更宽更深的层次上确立——从经济层面，到政治层面，到意识形态、道德观念层面。把愈来愈多的人网聚到这种社会规范之中，愈来愈多的人按照这种社会规范组织了起来。
    城市的发展，和封建政治力量——国王、贵族、领主、教会——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城市的兴起总是在一定的封建领主管辖范围之内，无论是教会领主还是世俗领主，他们总是将城市视为自己的所属物，像对待庄园、乡村一样对其进行控制和管理，即行使领主权。领主权的内容颇有无所不包的味道，包括：征发劳役，征收各种实物及货币的权利，征发兵役，征收市场税，拥有对某些产品的专卖权，拥有高级或低级的司法权，等等。简单说，领主们力图像对待自己的隶农们一样，对市民们进行压迫压榨。
    但是，城市毕竟不等于庄园，城市有着自己的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领主对他们进行压迫压榨，依赖的基础归根到底是暴力；而面对领主，市民们想扩大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所能依赖的，归根到底也是暴力。城市居民由于长期的聚居、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生活经验，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共同意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向领主要求越来越大的自主权、自治权。他们总是先用和平的方式争取，如果不行，就使用武力。他们的口号是：“如属可能的话以和平手段争取，必要的话就使用暴力争取。”城市独立性越大，对城市的发展就越有利。总体而言，有少数城市获得了完全的自治权，比如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和汉撒同盟的一些城市；有少数城市则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领主或国王的控制；但大多数城市，则是向领主、国王定期交纳固定的金额，换得自己很大程度上的贸易权、财政权、司法权、市政管理权，等等。
    在意大利，自11世纪以来，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十分复杂，领主与领主，德意志皇帝与意大利地方诸侯，德意志皇帝与罗马教皇之间，矛盾重重；同时，意大利的商业又一直比较发达，商业城市的力量很强。因此，城市获得了很大程度的独立自主，其中的一些城市——比如威尼斯和热那亚——取得了完全的独立，成为独立的城市国家。
    国王或贵族给予城市以自主权，往往以城市宪章的形式颁布。城市宪章对于城市来说，是一份极重要的文件。市政府会把它里三层、外三层地锁起来，严加看管。有的城市则把宪章内容镌刻在市政厅的墙壁上，有的城市则把它以金字写在大礼拜堂大门上。
    在法国，在11、12世纪时，城市争取自主权的斗争十分激烈。有时是和平的抗议、反对，有时是半和平半暴力的抵制、违抗，有时是暴力斗争。最终都和领主、国王达成了某种协议，城市成立公社，或取得不同程度的自主权利。最出名的是琅城的斗争。琅城的主教作为该地的封建主，一直在千方百计地勒索市民的钱财，有时甚至公开抢劫。市民一直和主教进行着斗争，1108年主教和城市达成协议，城市交纳一大笔款项后可以成立城市公社。但不久后主教就反悔了。1112年，主教密谋消灭公社，而且由法国国王宣布废止琅城公社。市民们愤怒了，他们拿起剑、斧、弓箭、木棍、矛枪等，呼喊着“公社”“公社”，冲进主教的住处，杀死了主教。虽然主教的军队将市民们的反抗暂时镇压下去，但市民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最终在1128年得到领主和国王的承认，成立了公社。
    获得了不同程度自主权的市民，不论是有钱的资产阶级、还是没钱的打工一族，他们所服从的社会规范，他们所处的法律地位，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不同于贵族骑士、不同于僧侣，也不同于隶农。他们被称为“第三等级”。

    （35）
    #资本主义的规范和制度诞生
    所谓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模式。作为一种生产及分配的制度，它以自己的方式，规定了人们的社会性行为。金钱交换、分工生产、公司制度、明晰所有权、信用体系、雇佣工人、股份制度、金融体系，这些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做法，其实都是一些规范，规定了人们在进行合作性生产时的行为和相互关系。
    在欧洲，这一规范、这一制度的奉行者、受益者，首先是中世纪的城市工商业者们，他们以一个个城市为单位，形成了自己的基本阵地。而随着商业势力的扩展，资本主义规范逐渐为大多数人接受。这是一种历史的发展。
    那么为什么中世纪的王公、领主，不像罗马帝国或中国的皇帝那样，自己来垄断经营某些大的行业呢？因为他们控制的地域不够大。手工业、特别是商业的运转，往往需要在很大的地域内进行。所以，领主无法垄断某一行业。
    一些王公贵族们不从事工商业，只管收税。当时也确实有很多贵族投资工商业，或者和商人合股，从事工商业以赚取利润。而一旦做起生意来，往往就要到别人的地头上去，自己的行政命令就不管用了，就必须按照商品交换的原则办事；同时还会有很多来自其他国家、其他领地的商人到自己的地盘上来，和他们做生意也要按照商品交换的原则办事。
    到了中世纪末期，各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出现了，在自己的国内有了很大权利的国王们，比如英国国王、法国国王、西班牙国王，就试图自己来统一“经营”某些行业了，这就是重商主义。遗憾的是，这些国王所统治的地盘还是不够大，只相当于以前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各国之间还是要发生各种商品来往，在这种情况下非要实行重商主义，只会严重阻碍本国工商业的发展，在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处于下风。因此，各国国王很快不约而同地放弃了重商主义，而给予工商业者们更大的自主权。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从而大行其道，得到广泛接受。而类似“计划经济”的理论则一直没有在西方得到普遍呼应。
    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生长的工商业，在中世纪的权力空隙里找到生长空间。它像一棵棵小草，在罗马帝国的整块巨石之下难以成长；但在中世纪，巨石破碎了，覆盖在遍地小草之上的，是一堆堆大小不等的乱石，小草们终于找到了生长的空间，它们甚至和那些乱石结成了某种互利关系。于是，小草们开始慢慢长大，并且侵蚀改造着乱石；几百年过去了，后来人再看欧洲时，已经见不到石头了，见到的，是满目的青翠草原。
    中国中古工商业已有了相当发展，却难以得到独立化的发展，难以突破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种种概念和规范也难以获得普及和提升。主要原因正是大一统压抑了工商业。

    （36）
    *利润、资本和增值
    明清中国在近代全球贸易网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可是中国人完全是被动地卷入这个网络。朝廷、文化界以至直接从事海洋贸易的商人，都没有热情去深入了解海外世界，甚至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去广阔世界瞧一瞧！沉醉于陈腐过时的大国观蛮夷观和朝贡制度，对可以带来巨大利益的海外贸易始终抱着猜疑和畏惧。以至爱来不来，不来更好，主动实施闭关锁国。
    虽然中国产品在欧洲极受欢迎，但中国商业活动自困在东海和南海。商船失去远洋航行的能力，不能穿越马六甲海峡前往印度洋，更不可能越过菲律宾冲向美洲。中国海商的活动仅限于第一岛链以内。还要经受官府的禁制和海盗集团的掠夺。这场改天换地的大航海大商业，完全是欧洲控制。贸易产生的利润，大头自然归欧洲人。虽然如此，中国显然也是获利甚丰。丰厚的利润以白银形式源源不绝来到。
    利润和财富不会自行增值，只有资本才会。利润只有作为资本运转才会越滚越大。资本投资基本二条途径，一条是商业，单纯买卖；一条是生产，做产业做实业。纯商业可以赚快钱赚大钱，可是不能真正地增加社会的价值，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有限。而资本投入生产，实现利润-资本-生产-利润的良性循环，不但资本不断增加价值，而且对整个经济的促进很大。
    欧洲殖民公司使用商业利润投资东南亚建立香料种植园，在美洲种棉花、开矿，把产品销往欧洲，在赚取利润的同时，资本和生产同步增长。而中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海外贸易和国内贸易赢得的巨额利润，相当大部分是挥霍浪费掉了。月港的税收颇丰，被皇帝一手拿进小钱柜，连国库都进不了。官府得到的，部分被私分，部分充作兵饷。落到商人手里的，依然是大数目。不过商人热衷购地、盖房，或者干脆把银子放在缸里埋入地下。即便如此，用于投资的金额还是很大。那么有哪些投资途径呢？
    种棉养蚕的基本是小农家庭。而小农并不喜欢接受投资。根据前面的材料，从晚明、清朝、民国，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土地改革之前，江南的耕地基本在小农家庭和小地主手里，没有多少大地产。这样破碎的土地不欢迎投资。
    在加工行业，江南的棉纺、生丝相当大部分也是小农家庭生产，同样不接受投资。也有相当部分是作坊生产。以中小作坊为主。资本可以投资作坊，不过因为规模小，吸纳的资本也有限。
    一句话，江南棉丝业所能吸纳的资金有限。那么大量资金只能用于商业流通。中国难以建立利润-资本-生产-利润的良性循环。
    其实其他一些行业，如陶瓷、煤矿、冶铁等，很少家庭生产，作坊规模大雇工多，按理可以吸纳大量资金的。可惜本人没有看到相关资料。
    【讨论】
    据网络介绍，“晚明时期的中国民间私营的经济力量远比同期西方强大得多，当英国的商人手工场业主拥有几万英镑已经算是巨富的时候，明朝民间商人和资本家动用几百万两的银子进行贸易和生产已经是很寻常，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经济实力达到每年收入几千万两白银，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
    这句话有点表错情。英国手工场主有几万英镑，对应的应该是中国手工场主的投资，而不是泛泛的商人。我上面说了，中国的资本投资无门，落不到生产环节，只能用于商业买卖。
    郑芝龙集团值得唠叨几句。明代中国的海商-海盗集团不少，郑芝龙这种海商-海盗-海军三位一体的却是难得。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是海商海盗海军一体，和郑氏集团对比也是恰当。
    1.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世界历史影响很大，也改变了东南亚的历史走向。郑之龙对世界没有影响。郑成功攻占台湾是对中国的大贡献，对东亚有地缘意义。
    2.郑氏集团穿鞋上岸，归宿是当大官。东印度公司在后来演变单纯的商业公司。
    3.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有巨大投资。郑氏集团收入以强受保护费为主，手下待遇好得让人眼馋。打仗拼命的时候更是重重有赏。投资呢？我知道的，是在中国造船，买洋人枪炮。请问郑氏对中国的生产有什么贡献？
    4.郑氏集团怎样抗衡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多次侵扰中国沿海，也是无恶不作杀人抢劫。而其商业目的是妄图逼迫中国政府打开国门。不是要中国开放市场，而是要中国开放海禁，输出更多商品。这本来是对中国利国利民的好事啊，谁知踢了铁板，被郑氏打下海了。
    东印度公司，连同人员、设施、资本，从欧洲穿越远洋来到东南亚，来到中国沿海。郑氏集团活动限于第一岛链内，西南不到马六甲，东不越菲律宾台湾，东北限于日本南部沿海。没有远洋活动。
    6.东印度公司和欧洲的文化联系密切，也有些人认识和研究东亚，写文章让更多欧洲人了解东亚。郑氏集团对促进中国人了解海外，毫无作为。
    不对比不知道，很值得深思
    【】

    （37）
    *妨碍中国工商业的制度因素
    明朝工商业尤其是私营工商业发展较快，同时遇到传统制度多方面的阻挠。
    商业税率按规定是比较低的，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征收漏洞较多。可是商家实际负担却并不轻。在明代，仅就纺织业而言，官府实行“领织制度”，即令作坊为官府组布帛，由官府提供原料，织成后按量付酬，但规定的价格比市价低，又常无故拖欠扣压，作坊主常有因此破产的。其它行业如矿业，矿税外，还常派矿监、税使到各地去。矿监、税使每到一地，明抢暗夺，无恶不作，常使一些工商业者因此破产。
    其次是通过行会来限制。行会是手工业者的组织，按行业而组合，故得名。行会自唐即已出现，但还是官府征派税役的工具。行会是由官府任命组织的，由行头负责支应官府的征派。甚至有的地方雇工的应募也得听从“行头”的调派。

    （38）
    【讨论】几点想法
    1）古代、中古的诸文明，都是以农耕为基础，商业为辅。它们都遵循相同的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可是由于各自的具体环境和历史进程不同，遂产生种种差异，形成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和社会状态。这也是马哲必然性和偶然性对立统一的一个实例。
    15-19世纪，中华和西欧各处一端，却都出现相似的过程，就是通过商业化走向工商业主导的近代文明。但是具体轨迹相差甚远。欧洲率先进入近代文明，中华却步履蹒跚。
    16-18欧洲近代文明起自16世纪初大航海，在18-19世纪工业革命开始后进化到现代工业文明。可见，近代文明就是古代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过渡。近代文明是商业主导，可以说就是初步的资本主义。这个阶段建立的科学、文化、生产关系、金融、政治体制等，基本原理和框架结构为后来的工业文明所继承和发展。
    古代各农耕文明互相密切来往、冲突和交融，可是大体上各文明独立生存发展。而起自欧洲的近代工商业文明，是在大航海中建立、依赖于全球贸易网络。它是全球性文明，而且为了谋取最大的商业利益，势必要向全球不断地扩大势力。因此，欧洲近代工商业文明不容许其他文明各自独立生存发展。换句话，各农耕文明无可避免走向衰落瓦解。
    2）16世纪明代中叶起兴起的商业化趋势，基本动力是内生的，是传统农耕文明本身自行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传统农耕文明进入停滞衰落时期，通过商业化趋势产生文明升级换代的转型力量。可惜未能自行实现文明转型。
    3）外来冲击也是促进中华商业化的重要因素。一个是全球贸易市场，另一个是汹涌而来的白银和白银货币（墨西哥银元即西班牙比索）。
    4）中华文明的商业化是一个历时三个世纪多的历史变革进程。变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萌芽”，即资本主义兴起带来的生产关系变化，其核心是自由雇佣劳动。在中国，雇佣劳动是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涉及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户籍制度和商业自由即私营工商业等等。
    5）中国人民勤劳智慧，中国的地理气候环境，在某些方面是得天独厚，还有数千年生产技术的积累，这些因素造就了中国制品在明清时代独步天下的巨大优势。应该看到，近代的生产所利用的仍然是传统的自然力——人力、畜力、水力和风力等。而明清时代又是中华文明经济的顶峰。
    6）商业力量是面向新一代文明的力量，而明清时代是传统中华农耕文明停滞衰落的时期，全面的保守僵化。这样就在中华文明内产生尖锐的内部矛盾和冲突。可以说上层建筑妨碍了经济基础，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新生的生产力进步迟缓，保持着传统文明的速度。可是欧洲文明却以近代的商业速度疾进。中华文明越来越远地落后于欧洲文明。
    7）传统文明经济发展的潜力，如人力数量、可利用土地、技术进步等皆挖掘至尽，没有多少进化潜力。希望在于技术和科学进步。可惜，中华技术和科学落后了。
    【】

    （39）
    *商人的社会地位
    古代不论中国还是外国，对商人都是羡慕妒忌恨。既恨商人没道德，贱买贵卖，又羡慕他们挣钱快又多。
    #中国历来重农轻商，在经济思想上占统治地位，很少有不同声音。同时，民间向往、赞扬商人的也很多。
    传统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农业是国家及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农民是勤劳的生产者，也是赋税徭役的承担者。商人被认为是不劳而获，因此大加歧视与限制。

    商业多受官府的打压。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正处于变化时期，商业较为发达。出现了很多大商人，如依顿、陶竹。在《史记》也记载了大发战争财的商人。还有的国家鼓励经商，开拓财富，像齐国和宋国便是典型的代表。商鞅变法后及秦国大一统后，施行鼓励耕地，商业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在儒学风气影响下，社会普遍认为商人地位最低，舍本逐末。
    很多史家探究齐国亡因时认为齐国国人善于经商，家中财产丰富，打仗才贪生怕死，意识淡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对于统治者而言，商业虽然能带来税收上的增长，但是也会造成大量农民弃耕从商，脱离乡土，必然造成土地荒废，查户口、征兵丁、服徭役、稳定税收等难度较大。
    儒文化将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农民被视为“本”，商人被视为“末”。汉代规定对商人收重税，不许商人购买土地，穿着丝绸，商人及其后代均不得为官。宋朝也制定了不得商人考科举的法律。虽然这些法律执行起来不一定严格，但确实表现出传统对商人的歧视。
    在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提到，商人缴纳沉重的赋税，交易时间和交易场所受限。在科举中，商人子弟不能参考，更不能做官。商人家庭不能蓄养奴婢，商人不能穿绫罗绸缎等。政府制定了苛刻的法律来限制商人。在吕思勉的《中国通史》中提过严厉时期若商人少上税或逃税被告发的，没收其所有财产。
    商人因唯利是图、重利轻义而备受指责。唐代诗人元稹在《估客乐》诗中，对当时商人的唯利是图、重利轻义做了生动的描述：估客（即商人）无住著，有利身则行。出门求火伴，入户辞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莫所避，求利无不营；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交关但交假，本生得失轻；自兹相将去，誓死意不更。亦解市头语，便无乡里情。
    正是这种贪欲，驱使商人不惮风险，走遍天涯海角：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

    商业易受到市场范围和政策影响。中国地大物博，以农为本。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导致国内市场狭小，受政策影响下无法扩宽国际市场，错失资本积累及壮大机会。加之政府的打压，社会思想的排斥。弱小的商人势力，又从何谈起会形成商业阶级。
    #在西亚欧洲，情况也是和中国类似。
    古代对农耕的经典评价很高，说它是唯一真正神圣的职业（农本）。任何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对商业与商人的态度都是相当负面的。这一点我们从西方文明的传统中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让我们先看几段圣经中的描述。
    《圣经?马太福音》第21章第12-13节：
    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
    《圣经?路加福音》第18章第24-25节：
    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哪！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圣经反对贪财，而商人哪有不贪财的？商人有很多就是富有的大财主，因此他们在传统基督教社会里被视为“贼”或罪人而受到排挤。欧洲长期以来存在的反犹主义，其本质是反商主义，因为很多犹太人都是颇为成功的商人。
    盈利是商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动力。这种性质体现在从事商业的人（即商人）身上，因此商人的本性是求利。在求利的驱动之下，商人常常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古希腊哲人柏拉图这样评论商人：“一有机会盈利，他们就会设法谋取暴利。这就是各种商业和小贩名声不好，被社会轻视的原因。”另一位哲人亚里士多德也说：“（商人）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货以谋取自己的利益，这是不合自然而且应该受到指责的。”古罗马政治家和学者西塞罗更认为商人是卑贱的、无耻的，因为他们“不编造一大堆彻头彻尾的谎话就捞不到好处”。
    #印度文明也对商人怀有负面的评价，世界上似乎只有中东-伊斯兰文明没有贬低商人，
    公元前1世纪的《塔木德》，是注释、讲解犹太教法律的著作，在犹太教的地位仅次于《圣经》，通指自古至今的全部犹太教规范文集。书中就认为，工业的获利机会比农业高，商业获利机会最高。
    穆罕默德本身就是一个商人，《可兰经》称贸易为神允许的活动，视利润为神的恩赐，并说商人可以祈求真主保佑他们发财致富。但重视商业商人的伊斯兰文明并未因此而获得近代领先地位。
    #近代以来，欧洲文明中商人地位有了较大提高，但直至19世纪甚至20世纪前，轻商思想在欧洲仍大行其道。
    17世纪、18世纪的欧洲，商人单凭财富不可能跻身上流社会，土地贵族仍然霸占着上层社会圈子。在18世纪的英国，传统土地贵族的生活方式作为社会地位的象征，仍然比财富更为重要。即便到了19世纪甚至今天，普通欧洲民众对传统贵族仍存在特殊的敬意，我们经常在电视机上看到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深受英国人民爱戴的画面就是明证。
    18世纪，甚至19世纪的英国商人在印度经商发财回国后，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在乡下购买土地或与土地贵族结婚，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英国绅士，只有这样，他们在英国社会才会受到尊敬，才有机会进入政治权力的核心：英国议会。直到1826年的议会改革才开始改变这种权力分配状态。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霸权的创始人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以及怡和洋行的创办人之一詹姆斯?马地臣（James Matheson）返回英国后都大量购置土地，最终变成了地主。
    甚至亚当?斯密本人在《国富论》中也表达过重农轻商的思想：
    然而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工商业资本都是不安全不确定的财富，除非部分资本用于土地的耕种与改良……战争与政府更迭可以轻而易举地榨干商业财富。但那些来自农业坚实进步的财富更加持久，即便长达一两个世纪被野蛮民族暴力劫掠也不可破坏。
    亚当?斯密的这个思想与传统中国“农为本，商为末”、“以末致财，以本守之”如出一辙，实际上它反映出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重农思想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大部分英国人仍然相信农业比其他经济领域更重要。
    我们还能看到17-18世纪欧洲政府对商人财产的侵犯。17世纪英国内战期间，政府和皇室曾经拖欠大批过期的债款；18世纪屡战屡败的法国政府却多次未能支付利息和偿还欠款。当战争迫切时，欧洲政府又经常强迫商人贷款给国家，甚至直接征用商人的财产。17世纪，英王查理二世曾挪用还债的存款来应付英荷战争的开支。18世纪英法两国在印度争霸，英国政府也多次征用东印度公司的物资、人力和白银来应付战争，这令东印度公司多次濒临破产的边缘。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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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商业
    明清时期中国商品经济有了巨大发展，农业与手工业生产越来越脱离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与市场建立了紧密联系。商品货币关系、市场机制渗入农业与手工业生产之中。下面我们来看几段这方面的史料。
    明代嘉靖年间的汪道昆在《太涵集》卷65中说：
    厉商则厉民，商利而农亦利。意思是说激励商人就是激励农民，对商业有利也就是对农业有利。
    明万历首辅张居正在《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中说：
    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
    大意是说商人负责贸易，农民负责种植庄稼；商业不兴，农民无以交易则经济上受到伤害，农业生产不兴，商人也无可交易之资，经济上也受到伤害。
    清康熙年间的山东海丰县县志载：
    商贾失业则商贾贫，农以商贾失业而莫之与贸迁也，而农亦贫。（商人失业商人贫困，但农民因此没有了贸易也贫困了。）
    乾隆年间孙嘉淦所论更加具体：
    小民生计则岂特口食而已哉! 必将以釜甑爨而以铁耕，百工之所为皆需以粟易之，而又税粮之征，衣服盐蔬之用，婚姻疾病丧葬之费，非粜五谷不由得也。
    意思是说老百姓生计岂止是口粮呀，铁锅、铁犁都是必需品，手工业产品都需用粮食交换，税收、衣服、食盐、果蔬，乃至婚丧嫁娶等费用，都需要出售粮食而换来。
    卖粮换钱
    明清时期种粮的农民主要靠出售粮食以换取其他必需品，粮食商品率较高。而在粮食高产地区，有些农民的粮食收获量大大超过其自用量。
    据当地县志记载：清代康熙间，浙江江山县的“产米之乡，一秋之熟，可支数年”。嘉庆间，陕西汉水流域的一些地方，“南来之民，耕于汉者，一岁之获，可支数载”。道光间，四川新宁县“收稻最富，一岁所入，计口足供十年，而究少盖藏者，邻封若开县万县皆仰给焉。”这些史料反映出清代很多地方年粮食产量远远大于农户粮食需要量，剩余粮食不是贮藏起来，而是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农产品已经作为商品进行销售，实现了商品化。
    还有些农民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收益，种粗粮自食，种细粮出售。嘉庆时期的山东省《寿光县志》卷9载：农民“十亩之田必种小麦五亩，其收早而利赢也”。农民种植小麦不是为了自己食用，而是为了拿到市场上销售赢利。又如道光时期的山东《巨野县志》卷23载：农民“种植五谷以十亩为率，大小二麦居六，秋禾居四……而民多食高粱”。这更说明了山东巨野县的农民种植大麦、小麦是用来出售，而自己只是食用高粱等粗粮。
    据中国社科院经济史研究所研究员李文治的研究，这种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民每年产值中有35%左右用于市场销售，也就是说其商品化率达到年产值的35%。
    明清时期特别是清前期出现了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的农户，在江南地区，这种农户主要种植棉花或从事桑蚕养殖；在长江中上游，经济作物更多的是茶叶与甘蔗，福建、台湾也大量种植甘蔗；岭南地区果树种植比较普遍；除此之外，烟草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在全国都广泛种植。
    种植棉花为主的农户在明代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区。据万历年间的《嘉定县志》统计，江苏省嘉定县11684顷耕地中，“堪种花（指棉花）、豆田地一万零三百七十二顷五十亩”，占全部耕地的88.7%。明天启间，上海县“官民军灶田凡二百万亩，大半植棉，当不下百万亩”。崇祯年间的《太仓州志》卷15记载：江苏太仓州耕地之宜稻者十之六七种棉。
    进入清代后，棉花种植进一步发展，植棉农户向全国扩展。
    清代乾隆时期，据许惟枚的《瀛海掌录》卷4记载：江苏崇明县一带的耕地，“植棉十居六七，田家输租之外，易粟糊口。”江苏崇明县棉花种植占十分之六七，农户除了交租外，出售棉花购买粮食。农民种棉不种粮，食粮靠卖棉购买。嘉庆间上海县“植木棉多于秔稻”。据光绪县志，江苏宝山县“种稻之田十不及二”，该县民户所缴纳10余万石槽粮全靠购买。
    清代华北平原植棉发展也非常迅速。山东植棉州县明代大约40多个，清代增至90余州县；除了数量增加外，更为重要的则是专业化、大面积种植的发展，在一些主要产区棉花种植比重已相当之高，出现了粮棉并重，甚至棉花种植超过粮食作物的现象。如山东西北棉区清平县，棉花种植“连顷遍塍，大约所种之地过于种豆麦”；高唐州“种（棉）花地多，种谷地少”；夏津县则是以棉花收成好坏衡量“年之丰歉”。直隶的正定、保定二府及冀、赵、深、定诸州都是棉花重要产区。乾隆年间黄可润《畿辅见闻录》载：“直隶保定以南，以前凡有好地者多种麦，今则种棉花”；直隶总督方观承《棉花图》也说，“冀、赵、深、定诸州属农之艺棉者什之八九”。
    江浙太湖流域一些地区农民种桑养蚕，形成顾禄《清嘉集》卷4中所说的“环太湖诸山，乡人比户蚕桑为务”的情形。万历的《秀水县志》中说：秀水县之王江径，“近镇村坊，都以种桑养蚕缫丝织?为业”。明末清初张履祥在《补农书》中说：“吾里（指桐乡县）蚕桑之利厚于稼穑，公私赖焉，蚕不捻则公私俱困。” 同治时期《长兴县志》言：农家“一岁赋税、租债、衣食、日用皆取给（桑蚕）焉”。以上很多农户把蚕桑视成主业，有的地区蚕桑收入超过稻田。
    长江流域种茶相当普遍。据地方志记载，清代浙江于潜县山区农民“仰食于茶者十之七”。江西义宁州“最上腴土栽茶最多”，致粮田日减。安徽太湖县种茶农产，收入“不减稼穑”。湖南平江县“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湖北鹤峰州有些农户“赖此（指种茶）以为生计”。四川永川县某些地区，农民“赖此（指种茶）为衣食者甚众”。丹棱县西部山区，茶园“蜿延数十里，种植成园”。
    甘蔗是明清时期食糖的重要来源之一。江西省由赣州至南安“两岸尽为蔗田”。南康县由嘉庆至道光数十年间，农民纷纷将良田改种甘蔗。福建泉州府农民也将稻田改种甘蔗，竟致稻米日益缺乏。晋江县因农民多种蔗，食粮不够，需要从外地输入。据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台湾府志》记载：台湾甘蔗种植面积扩大，“竟十倍于旧年”。清康熙雍正年间的巡台御史黄叔璥在《台海使槎录》中称，“全台仰望资生，四方奔趋图息，莫此（种蔗制糖）为甚。糖斤未出，客人先行定买；糖一入手，即便装载（贩运）”。
    岭南气候炎热，降雨量大，适合热带、亚热带果树种植。据地方志及吴震方的《岭南杂记》记载，广东广州“可耕之地甚少，民多种柑桔以图利”。广州城西的荔枝湾“居人以树荔为业者数十家”。番禺县之鹿步都三四十里间居民多以花果为业。顺德县之陈村，周环四十余里，龙眼荔枝柑橙等树“约有数十万株”，“居人多以种龙眼为业”。南海县东部某些地区盛产龙眼荔枝，居民“争以为业，称曰龙荔之民”。
    中国种烟出现较晚，系在明清之际。但发展较速，种植地区遍布全国。据乾隆间郭起元的《论闽省务本节用书》，福建二千余里，“今则烟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乾隆八年（1743年）大学士等议覆禁烟时奏报：直隶、山东、江西、湖广、福建等省“种烟尤多，陇亩相望，谷土日耗”。此外，乾隆年间方苞奏报：直隶、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五省直酿酒所耗之谷约为一千数百万石，而种烟所占土地相当于酿酒所耗“十之六七”，即相当于生产约1000万石粮食的土地！方苞所说可能有所夸张，但反映出烟田发展之迅速和种植之普遍。
    李文治的研究认为，以上这种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农户，其年产值的商品化率至少有50%-60%，有的高达80%。
    经济作物的产值远远高于粮食作物。乾隆时期的河南省《巩县志》中说：棉花种植的利润，是种植大麦小麦利润的两倍。茶叶种植利润也很大，是粮食种植的3-4倍。明清史料中有大量记载说农民因为贪图高利润，放弃粮食而改种其他经济作物。这正体现了亚当?斯密所说的市场机制正牵引着明清中国农民，引导着明清中国农业商品化市场化的发展。同时，这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专业化经营也体现了明清中国农产品市场的成熟与发达。

    （41）
    #区域分工
    17世纪-19世纪前期中国区域分工与区域经济得到发展，可以分成以下几个专业化的经济区域。
    第一，江南地区。它以高效农业与棉、丝纺织业并重为主要特点。自然资源合理利用与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使每亩耕地的经济收益明显提高。高投入、高产出，是江南农业经济的重要特色。
    清代前期，江南已逐渐形成三个相对集中的农作物分布区，即：濒江沿海以棉为主或棉稻并重的棉—稻产区、太湖南部以桑为主或桑稻并重的桑—稻产区、太湖北部以及运河东北至沿海沙地之间狭长的水稻产区。
    比农业更能体现江南地区分工特色的是其发达的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与丝织业。明清时期每年有巨量棉布和丝织品行销全国，甚至出口。
    第二，珠江三角洲。借助于亚热带气候特点，明代该地区主要发展以荔枝、甘蔗等热带果树为主的各种经济作物专业化种植区，进入清代后桑蚕养殖业发展也很迅速。
    “果基鱼塘”是明代珠江三角洲重要的区域特点，这是一种果树种植业与水产养殖相结合的生态形农业经营方式。它主要分布于南海九江、顺德龙山、龙江一带，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记载：“广州诸大县村落中，往往弃肥田为基以树果木，荔枝最多，??基下为池以蓄鱼，岁暮涸之，至春以播稻秧”。明末清初开始出现“桑基鱼塘”，即把原来的果基改为桑基。基种桑，塘养鱼，桑叶饲蚕，再以蚕屎饲鱼，塘泥肥桑。
    经济作物种植的大幅度增长，使珠江三角洲缺粮日益严重。清代中叶广东全省每年需从相邻的广西、湖南、江西以及暹罗、安南等地输入稻谷400万石左右，其中至少有一半是供应珠江三角洲的。不过，三角洲缺粮虽然严重，但粮价并不甚高，广州府粮价一直低于潮州、嘉应等府州。这显然与三角洲便利的交通条件，密集的市场网络及其有效运作密切相关。通过大规模的粮食输入，珠江三角洲较好地解决了四百万人口的食粮问题，从而腾出更多的土地种植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
    第三，华北平原。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农业发展的最主要成果是两年三熟制的普及，即利用两年的时候，种植三茬作物，一般是大麦或小麦、豆类和小米等。同时，明清时期经济作物也开始普及，最多的是棉花，其次是烟草，枣梨等果树也比较普遍。
    手工业也有了长足发展。明代华北棉纺织业已有一定的发展，但尚不够发达，本地所产棉布供不应求，每年都需从江南大量输入棉布。清代华北平原棉纺织业迅速普及，形成不少有较大产能的商品布集中产区。到乾嘉年间，冀鲁豫华北三省已从明代的棉布输入区变为棉布输出区了。
    第四，长江中上游地区。该地区是全国最大的商品粮输出区，农作物以水稻为主，而水稻生长对灌溉条件要求甚高，“近水则腴，远水则瘠”。故湖广地方官和乡绅对于水利设施的兴修都十分重视，修建的水利设施数量极大。
    双季稻的推广是清代湖南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湖南双季稻的推广约在雍乾年间。乾隆三年（1738年）布政使张桀、按察使严瑞龙有言：“南楚之田，一岁再熟”；乾隆十年（1745年）前后杨锡绂、周人骥等任湖南抚按大臣时又大力推广，屡次发布告示“劝种两熟稻谷”，地方官也积极加以推行，故而较见成效。
    水利兴修和双季稻的推广，使湖南稻谷亩产比明代大幅度提高。湖北水稻产区，水利设施完备亩产较高者可达5-6石，一般沿江平原亩产大致在2-3 石之间。湖南亩产高者5-7 石，低者2-3 石，一般在2-4 石之间；而洞庭湖区则在4-6 石之间，亩产不在长江三角洲之下，在华中三省中也是最高的。
    从明代中后期开始，湖广地区成为粮食输出区，遂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清代其输出量更大幅度增长。康熙皇帝曾说：“江浙百姓全赖湖广米粟”。一旦湘米不至，即会引起江浙米价上涨。汉口是长江中游最大的粮食贸易中心，湖南长沙、宝庆、岳州、衡州、常德等府所产之米均先聚于洞庭，经岳州出长江而达汉口。据全汉升估计，雍正年间自湖广运往江南的稻米每年约有1000万石；吴承明估计，清代前期江南地区每年从长江中上游的江西、湖广、四川输入的稻米约为1500万石。明清时期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开发及其作为粮食输出区的确立，不仅提高了其自身的经济地位，对江南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后，东北、台湾等边疆地区。从明清时期开始，东北、台湾等边疆地区也开始进入全国经济网络，在区域分工中也扮演着自己的重要角色。
    自康熙中叶始，东北已陆续有余粮输出。据《清圣祖实录》卷128载：“有运盛京粮米于山海关内者，又泛海贩粜于山东者多有之”。乾隆初年，因直隶歉收粮价腾贵，清政府下令：“奉天海洋运米赴天津等处之商船，听其流通，不必禁止”。乾隆九年（1744年）因山东遭灾，从奉天调运存仓米20万石海运至山东以救饥。嘉道年间，东北输往直隶、山东二省的高粮、粟米等粮食每年约一二百万石；而输往江南的豆麦、杂粮每年更高达上千万石，东北成为江南地区重要的粮食供应地之一。
    清代台湾开始与大陆有较为频繁的贸易往来。台米输浙始于雍正元年（1723年），这年以浙江歉收，商船运台米一万石，次年又运米四万石。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因浙西三府输入大米稀少，拨运台米43600石。蔗糖是台湾的另一重要物产和输出商品。台湾甘蔗种植甚广，糖产亦多。台湾糖产，主要销往上海、宁波、天津、牛庄等地。王韬《瀛壖杂志》记言：“闽粤大商多在沪之东关外，粤则从汕头，闽则从台湾运糖至沪，所售动以数百万金”。天津自雍正年间即有台糖进口，主要是由漳泉海商转销而至。此外，台糖还大量输往东南亚和日本。
    江南地区作为纺织业发达地区，输出的产品自然以丝绸、生丝或棉布为主。明代的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木棉》载：浙西丝绸大量输出于“秦、晋、燕、周大贾”，松江布也“俱走秦晋京边诸路”。随着清代东北地区的开放和海运的畅通，东北的大豆和小麦进入江南市场，清代学者包世臣在《安吴四种》中说：“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
    明代中后期，江南的丝绸沿长江而上已远销四川，同时，松江棉布也已经在长江上游市场出现。至清代，江南与长江中上游的丝布换大米的贸易对流更加活跃。长江中游的湖广、江西等地已成为松江布的主要市场，而长江中上游的大米也沿江输入江南，清代的包世臣曾写道：“苏州无论丰歉，江广安徽之客米来售者，岁不下数百万石。”
    江南地区由于发达的手工业，输出的基本是制成品，输入的是初级农产品。从上面的分析，我们能看出17-18世纪上半叶，明清中国区域分工与区域经济发达，同时从一个侧面也反应出中国全国统一市场的发达，在这个统一的市场中，每个地区都以自身所长立于一席之地，通过市场贸易，每个地区都获得了亚当?斯密提出的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所带来的好处。看来自由市场经济与市场机制在17世纪-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与欧洲发挥着大致相同的作用。

    （42）
    【讨论】一点想法
    世界各地的人类文明和社会，都受到相同的自然规律的限制，具有相似的社会发展规律和经济规律。各文明的大趋势也是相似的。那么我们衡量文明的进步程度，是不是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呢？
    1. 经济发展，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效率等，生产工具和技术。
    2. 人身解放和自由程度。
    3. 文化普及，从宗教走向世俗和理性，大众文化。
    中华文明的中古时期是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开始，至1841年鸦片战争为止，历时约二千年。我们从这几点来概括一下中华文明的进化。
    1.自秦汉至明清，都是处于大一统皇权制度统治。农耕文明的本质没有改变。土地制度和生产关系基本不变，是地主和自耕农的混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工具的进步，主要是铁制农具普及，完全取代了先秦的石制和木制农具。动力始终是人力畜力以及局部利用水力和风力。生产技术和效率缓慢提高。农业单产增加、二熟制推广。
    手工业进步较大，生产规模、技艺均有提高。但没有突破性进步。
    中古欧洲（中世纪）始自公元5世纪罗马崩溃，止于1500年大航海。历时约一千年。欧洲的核心区是大西洋沿海的西欧（法英德）。西欧起初很落后，但进步较快，带动广义的西欧和东欧进阶。中古欧洲可以在相对短的历史时间内进步到近代社会，原因有：1.欧洲的地理地缘不错，尤其是西欧有一些优势，越往后优势越加突出。2.吸取了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文化成果。3.吸收了阿拉伯、印度和中华等东方文明的文化成果，尤其是中华文明的多种技术成果显著地促进了欧洲社会发展
    中古欧洲的领主制度，既是政治制度也是经济制度。政治结构是多中心多层次的松散分离状况。与中华文明相比，商业的比重似乎大一些。随着生产技术进步经济繁荣，出现了独立程度不同的自治城市和市民阶层。中古后期欧洲进步呈现加速趋势。技术进步显著，尤其是机械技术的普及和提高为中华文明所不及。
    2.人身解放和自由：与奴隶和农奴制度相比，中古中华自秦汉就有较大的人身自由。农奴和奴隶制度也有一些残存影响，例如奴婢直到明清依然存在。国家政权直接约束百姓。早期农民大多依附于豪门大族为主的贵族，唐宋进入平民时代，可是束缚广大农民的宗族势力长存直至清末。明中后期到清中叶，商业化近代化潮流慢慢推进，国家对百姓的约束渐渐减弱，各种人身依附也渐趋消除。
    欧洲的人身依附主要是农奴对农奴主的依附。它也是长期存在，在东欧直到19世纪中叶才废除。在17-18世纪仍然广泛地对女巫和“异端”施行火刑，充分暴露了基督教的邪教反人类性质。甚至直至19世纪的奴役黑奴更是文明史上少有的大规模系统犯罪。
    不过也不应否认，西欧在中古末期及近代初期出现了保障国民人身安全和自由的意识，并以法律形式成为制度。而在中国并没有明确的人身自由的观念，更没有相应的法律。中国有详尽的刑法，没有独立完整的商法。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和大族，不禁让人哀叹，尽管经过了一千五百年的进化，中华文明在保障人身最基本的生命权方面竟然毫无进步！惨无人道的大规模屠戮在清初再次出现，再次说明，传统文明无法自行产生生命权和人权的概念。
    大规模的屠杀罪行在欧洲同样出现。欧洲对阿拉伯人的屠杀、17世纪教派冲突都是实例。
    3.文化的历史趋势是从巫师僧侣走向世俗的贵族，再进一步走向平民知识阶层。相应地从宗教文明走向世俗文明。中华文明最迟从西周开始就是世俗的理性文明。古希腊大体也是世俗文明，尤其是他们的哲学是理性哲学。而罗马后期之后基督邪教支配了欧洲的精神世界，直到近代欧洲才转变为世俗政权和世俗文化。
    中华的文化在商周是贵族文化，春秋战国文化向平民普及，可是限于少数的知识阶层。他们的文化属于高雅文化。大众文化是在唐宋才登上历史舞台，例如唐宋传奇、说书。到了明清大众文化已很流行，包括说书、戏曲等。而明清之际的长篇小说可认为是大众文化上升到高雅文化。
    欧洲的文化本来很落后，文艺复兴以后才从宗教文化进阶为世俗文化。16世纪以后文化发展迅猛，识字率很快提高，18、19世纪出现面向全体国民的公民教育。中国的识字率始终不高，直至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现代历史阶段才普及全民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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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9-07 13:26:11 更:2022-02-09 2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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