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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吴文化知识一百问（连载） —— 解密吴文化[第1页]

作者:城中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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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

    说起“吴文化”及吴国都城，估计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苏州。现在大都数人都是把吴文化与苏州紧密联系在一起，错认为苏州就是吴文化的发源地。其实自公元前514年，阖闾在姑苏（现苏州）建吴大城开始，直到公元前473年吴国灭亡。苏州作为吴国都城仅有42年的历史，这仅是吴国历史当中小小的一部分。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吴国，自泰伯起城创建句吴国开始，历经二十五代君王，统治时间长达六百多年，吴文化历史应该包含整个这段历史。

    那么吴文化的起源在哪里？“泰伯奔吴”传说是不是真的？泰伯落脚点在哪儿？为什么史书上记载，延陵就是晋陵，地属常州，但历代地理志上却记载的延陵县一直在现丹阳境内，延陵季子庙不在常州却在丹阳。还有为什么我们这地方，古时被称为荆蛮之地，在大港发现的“宜侯夨簋”，说明了“宜”地的存在，但宜地到底在哪儿？朱方在哪儿？镇江的起源在哪里…，带着这一系列的疑问，我开始走向寻找答案的旅程，拜读了许多专家的论文，查阅了不少史志，又从各位专家对某些观点的不同看法、不同论点、存在疑问中去探索，经过几年的钻研，本人学到了不少知识，下面就把我过去的一些疑问，以及我寻找到的答案分享给读者，仅供大家参考。

    我知道，由于早期的史记资料比较少，目前对春秋时期吴国历史在诸多方面，还存在有许多争议。我认为，吴文化的研究主要依赖于早期的史记资料，以及现代考古材料。对于近代以及唐代以后的史记资料，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是没有多大的参考价值。最后，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一
    何为吴文化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早期文化都集中在中原。古代虞、夏、商、周各王朝，统治中心都在中原，都邑不出黄河中下游地带。在其四周的种种民族，或归属于中原王朝。中原以外的民族，文化不同，被周王朝斥为蛮、夷、戎、狄，遭到岐视。其实除了中原以外，还有一个地方的历史不能忽视，那就是中国的东南部——吴地。

    早在先秦，与《左传》并称的《国语》一书，不但包含周、鲁、齐、晋、郑、楚等语，《吴语》、《越语》殿后。汉人所编的《越绝书》、《吴越春秋》是我国最早的区域专史。说来巧合的是，近代意义的区域历史文化研究，在我国也是由吴越发端的。所以，吴文化的历史研究其实很早就有开端了。

    抗战前的三十年代，一些学者在江浙一带进行考古调查的发掘，1936年在上海组成了吴越史地研究会。正是他们，最早提出了“吴越文化”这个名词。当时他们所考察的范围，和现代论著提到的吴文化地区，即吴地，指的就是宁、沪、杭、太湖流域一带，位于长江下游要冲之地。吴地，实际上指的是春秋战国中后期，周王朝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吴国”所辖之地。吴文化研究就是通过史学、考古及其古代遗存资料来充分挖掘、研究这个“吴国”的历史文化。

    吴文化从词面上看，可以有广义、狭义两人种理解。狭义的吴文化，是专指周代吴国的文化；广义的吴文化，则泛指吴地的文化，把古吴国文化前后的源流，以至后世吴地文化的蓬勃发展都包含在内。吴文化的研究，实际上就是研究江南发展的起始历史。

    谈到历史上的吴地，人们首先会想到鱼米之乡的富饶环境。其实早期的吴地，由于靠海，河流湖泊及其湿地非常多，先民们缺乏农耕技术，而被中原称为荆蛮之地。就是在这样一块荒芜之地，吴国先民利用江河湖泊，率先开凿运河，为发展生产创造优越的基础，使得吴国逐步走向强大，走向中原。这些成绩的出现，不得不要提到一个传说——“泰伯奔吴”。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二

    “泰伯奔吴”事件是真的吗？

    《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出。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同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对太伯奔吴事件，《吴越春秋》、《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中都有记载。
    首先我们来看太伯奔吴的原因。《今本竹书纪年》载：“季历之妃曰太任，梦长人感己，溲于豕牢而生昌，是为周文王。龙颜虎肩，身长十尺，胸有四乳。太王曰：‘吾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季历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昌，适越，终身不反，弟仲雍从之，故季历为嗣以及昌。”
    《论衡.初禀》也载：“古公亶父三子：太伯、仲雍、季历，季历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圣瑞见矣。故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於是太伯知之，乃辞之吴，文身断发，以让王季。”
    《吴越春秋.吴太伯传》载：“古公三子，长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吴仲，少曰季历。季历娶妻太任氏，生子昌。昌有圣瑞。古公知昌圣，欲传国以及昌，曰：‘兴王业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历。太伯、仲雍望风知指，曰：‘历者，适也。’知古公欲以国及昌。古公病，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
    《琴操.下》载：“周太伯者，周太王古公之长子也。古公有子三人：长者太伯，次者虞仲，少者季历。季历之子昌，昌即文王也。古公寝疾，将死，国当有传，心欲以传季历，乃呼三子谓曰：“我不起此病，继体兴者，其在昌乎？”太伯见太王传季历，于是太伯与虞仲俱去，披发文身以变形，托为王采药。”
    这么多古籍书中都有记载，而且一致认为泰伯奔吴原因是避让王位。这是可信的，也是世人所认同的。
    泰伯作为古公亶父的长子，当他得知父母喜欢的是季历及其孙姬昌时，他要做出的不光是自己让位，而且还要把二弟仲雍带走才能成全三弟。周文化专家郑鼎文认为：“当时泰伯是这样想的，其一，既然父王认定周室振兴的希望寄托在侄儿姬昌身上，想把王位传给三弟季历再传于其子姬昌，那我就应该避让，以成全父亲的心意；其二，我在这种情况下若继续呆下去，一定会让父亲为难的，将来三弟即位后也放不开手脚去干，与其这样碍手碍脚，倒不如一走痛快；其三，如果我不能下定决心趁早离开，将来三弟继位后，我这角色也不好扮演啊。”故泰伯带着二弟仲雍远离家乡周原岐山，而且越走越远，以帮助实现父亲的愿望。泰伯的这个“让位”行为感动了孔子。其在《论语.泰伯》中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史记·吴太伯世家》还载：“是时周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是为虞仲，列为诸侯。”这个记载也提及了泰伯、仲雍奔吴的事实，故有周武王为了感恩，故想方设法求泰伯、仲雍之后，并封为诸侯。
    《逸周书·世俘解第三十七》记载：周武王祭奠祖先时，庙中排位都是周武王的先公或储君，唯有虞公仲雍不是。把仲雍破例列为先公来祭奠，也能说明周武王是感恩仲雍让位之恩才破这个例。
    1954年6月在江苏镇江大港镇烟墩山出土“宜侯夨簋”是可以证明周武王分封事件的西周铜器，说明周封王分封周章为吴，虞仲为虞是真的，从而也可从实物证据说明泰伯奔吴事件是可信的。
    另外，早期的史籍资料《论语》一书有三处提及泰伯奔吴或吴国为周后事。《诗经》、《国策》、《吕氏春秋》、《汉书》、《越绝书》、《逸周书》、《韩诗外传》、《论衡》、《舆地记》以及《吴越春秋》、《东周列国志》等先秦与两汉古籍都有记载。这么多的记载，再加上民间各种传说，说明泰伯奔吴事件并非是空穴来风，而确有其事。江南“勾吴”、“吴[yu]”、“宜“地名与周原的“虞”、“吴”地名同音通字，江南的“雩山”、“虞山”与周原的“吴山”、“虞山”音相同，这些也不是纯粹巧合，而是相互有着必然的联系。近代考古的不断发现，特别是宁镇地区考古挖掘出来的西周铜器及由西周铜器演变过来的吴国铜器也可以辅证。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发生在西周时期的“泰伯奔吴”事件是真实可靠的。
    另外“奔吴”及“适越”实际上是二个意思。“奔”是出发前就有目的地、急匆匆地赶过去；“适”是出发前无目标，随遇而安、落地生根。“适越”表明最后到越地定居，到了那里才称“吴”。《竹书纪年》记载：“季历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昌，适越，终身不反，弟仲雍从之”。由于吴地原属百越之地，属越族地区，故被称为“适越”。实际上，用“适”词比“奔”词表达更准确些。


    各位老师、朋友：
    希望关心吴文化的朋友来贴一起参加讨论。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四

    泰伯奔吴路线

    泰伯是公元前十二世纪的商周人。当年，他的父亲周太王古公亶父有意要把王位传给从小聪慧过人的孙子姬昌，而姬昌为泰伯三弟季历所生，所以太王决定把王位先传给小儿子季历，尔后再传其子姬昌。泰伯为避免同室操戈，更是为了成全父亲的意愿，偕同二弟仲雍在父亲生病期间，借口到附近山上采药，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周原岐山，不远万里来到了江南吴地。岐山位于关中西部的秦岭山脉深处，那么泰伯兄弟是如何找到江南荆蛮之地的呢？
    首先我们来分析下，当时泰伯、仲雍奔吴时，是否带上了家眷？根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载：“是时周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得知周武王、周章为同一时代人物。我们从他们家族关系来看：
    周武王是文王（姬昌）的儿子，而泰伯、仲雍奔吴原因就是为了让位姬昌，说明那时姬昌已是一个十分讨周太王古公亶父喜的孩子了。而周章则是仲雍的重孙，是季简的孙子。从这关系看，吴国第二代国君季简，也就是仲雍的儿子，怎么样都比姬昌年龄大。肯定了这一点，也就说明季简不是仲雍到吴地后才出生的儿子，而是跟随泰伯、仲雍一起从岐原“奔吴”过来的。从而证明，泰伯、仲雍“奔吴”当时是带家眷一起奔吴的。至于泰伯无子也有可能其孩子女在遥远的路途中得病而亡。
    泰伯作为周太王的长子，王位继承人，会像有些人说的，带上周王朝的军队，浩浩荡荡的大队伍“奔吴”吗？
    本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泰伯“奔吴”正值商王朝末期，沿途要借道许多国家，若是带上大量的军队，免不了发生国与国之间的误会及战斗，所以说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按常理，应该是泰伯、仲雍带上家眷、奴仆等一支迁徙队伍，实际上就是举家迁徙的队伍，人数不会太多。
    这样一支举家迁徙的队伍，他们会选择哪条路线，不远万里来到东南方的夷蛮之地呢？
    十年前，有群兴趣吴文化的人组成了研究团队，为了弄清泰伯奔吴事件的真实性，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出发，专门研究泰伯奔吴可能行走的路线。经过大家的辛勤劳动、反复论证，分析得出了泰伯奔吴在古时是可以实现的，而且找到了可能行走的路线。现分析如下：
    古人寻路最便捷的方法是沿河道行走，这样不仅可以免去翻山越岭的艰辛，而且河流本身也提供出山的指向。面对茫茫秦岭，带着家眷的队伍，若取水道更为顺畅，可以从宝鸡顺渭水而下，至西安东转入溯灞河南行，到蓝田。然后通过“商於古道”走出秦岭山脉，进入商地。
    商於古道，开辟于商末周初。荆楚部族首领鬻熊受封为楚子，在率领族人自关中移居江汉的民族迁徙过程中开拓此道。是指起于楚、秦北南通商中心和关口的“商邑”；止于河南省内乡县柒於镇“柒於”的一条过秦岭的主要通道，此道主要利用秦岭北侧灞水河谷和秦岭南侧丹水河谷连接开辟而成。历史上“周公奔楚”亦自商於道经蓝田去丹阳（今商洛市）。
    所以“泰伯奔吴”出秦岭最有可能是通过此“商於古道”。走出“商於古道”，进入商朝地域，然后顺丹水（丹江）支流到达丹江口，沿丹江，经老河口、襄阳、宜城、一路顺水而下至汉口。对于善于走水道的周人来说，这段水道水流比较缓慢，更便于漂流。
    到了汉口，泰伯兄弟俩不会停止脚步，因为他们虽然走出了周王朝的领地，但也不愿留在商朝的领地上，他们必须往南或者往东，继续走出商领地。于是他们就选择了沿长江而下，顺江一直东下走出商朝领地来到江南，至于他们是沿江走陆路还是乘船走水路，带着家眷的队伍选择乘船是最为合适的。这条路线与著名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西周史》一书中所描述的路线相一致：“太伯们过秦岭，经汉水上游河谷进入湖北，又由江汉东徙而来到宁镇地区。”
    《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第二》载：“寿梦元年，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鲁成公会于锺离，深问周公礼乐，成公悉为陈前王之礼乐，因为咏歌三代之风。寿梦曰：‘孤在夷蛮，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寿梦元年为公元前585年，这是吴国成立后史记的第一次朝周，记载了寿梦朝周，适楚，应该也是走的“商於古道”到达周原岐山的。换句话说，当年泰伯奔吴事件是真的，而且走的是“商於古道”及沿江路线。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五

    孔子所说泰伯三让天下指的是哪三让？


    孔子《论语》曰:“泰伯可谓至德也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民无得而称焉”是说:百姓不知用什么话来称颂他们。孔子所赞的泰伯三让天下指的是哪三让呢？
    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周太王古公亶父生有三个儿子，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季历娶商朝贵族任氏为妻，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姬昌。昌从小就聪明异常，相貌奇伟，还有“圣瑞之兆”，因此，深得古公亶父宠爱。古公亶父有意要将周家的天下传给姬昌。但是按照当时氏族的传统，王位只能由嫡长子继承。姬昌的父亲季历排行老三，自然没有资格承嗣王位，这势必导致姬昌不能继承周家的天下。古公亶父既不愿违背氏族的规矩，又为自己不能按心意传位给孙子姬昌而终日忧闷，郁郁寡欢。太伯和仲雍知道了父亲的心事后，为了顺从古公亶父的意愿，在父亲生病的时候假托下山采药而从岐山出走，来到西面的吴山，即被誉为“五镇”之一吴岳，这里是是我国祭祀黄帝、吴帝最早的地方。泰伯、仲雍在这里为父王祈祷，希望父王的病能有奇迹。同时也希望由于自己和二弟的不存在，使王位能传位给三弟季历。
    泰伯、仲雍入吴山不返，这样，季历就被改立为太子。不久，古公亶父因病去世。为了照顾氏族的传统，他临终时留下遗嘱，要季历将王位归还给泰伯。泰伯、仲雍得知父亲病故的消息后立即从吴山赶回周原岐山奔丧，极尽孝道。这时，季历依照父亲的遗命，定要把王位让给泰伯，泰伯坚辞不受。后来，泰伯见几次避让都不行，只好带着弟弟仲雍及家眷远走高飞，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太伯、仲雍奔吴之旅，这就是泰伯三让天下之第一让。
    泰伯带着仲雍通过“商於古道”走出秦岭山脉，进入商地。当时中华领地还是商朝的天下，兄弟俩带着队伍不敢停留，继续前行。古人寻路最便捷的方法是沿河道行走。于是泰伯兄弟通过水道，走出商地来到了江南荆蛮之地（吴地），与当地荆蛮人融为一体，“断发文身”、农耕劳作，逐渐取得了当地人的信任。大约在公元前1096年，季历被殷朝第29代商王太丁杀害，泰伯知道后，没有回周原岐山，而是再次让位于姬昌（季历子即周文王），这就是泰伯三让天下之第二让。
    泰伯在荆蛮之地，把中原先进的文化及农耕技术传给了荆蛮人，取得了当地人的信赖，被推举为部族首领。时恰逢商朝末期，纣王十分暴虐，残害百姓。中华各地侯王纷纷起兵讨纣。泰伯恐战乱述及荆蛮之地，给当地百姓造成伤害，故太伯起城，建立历史上早期的“勾吴”国。句吴国建立后，泰伯却一直不肯称王，只让人们称“伯”。他带领国人辛勤劳作，并把从中原带来的先进技术教给当地百姓，仅过数年，就让百姓过上了幸福的日子。百姓们一起要求泰伯当王，但泰伯却把王位让给了弟弟仲雍。这就是让百姓肃然起敬的第三让。泰伯去世后，仲雍成为句吴国传代始祖。不过现在的后人，还是把泰伯当作勾吴国的第一代国君。
    @老沈1202 2021-09-07 20:31:46
    -‘奔‘’’在古文中是逃跑意思，一是想做大不成，二父看不中见没机会，三确实太笨。后在吴学到农耕技术，说大点起到一个传播了农耕生产。周是典型的戎或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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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中原文明肯定是比吴地要早些，也有可能是东部沿海地区有过5次”海侵“的原因，对其影响非常大。
    @老沈1202 2021-09-07 20:35:42
    按当时的技术手段如何过长江‘一苇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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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当时已有渡船了。到春秋时期，还有舟船的海战呢。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六

    泰伯被封于东吴是真的吗？

    《穆天子传?卷二》：“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璧。”，这段话解释为：古公亶父兴于西方（岐山之下），封其长子吴太伯（和仲雍）于东吴（即北虞）。规定以金刃为刑法器具，以璧玉为贿赠的礼品。
    《穆天子传》又名《周王传》﹑《周王游行记》,共6卷。据《晋书?束皙传》记载，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在今河南汲县发现魏襄王墓（一说安釐王冢），当时从这个古墓中出土“得竹书数十车”，被称为“汲冢竹书”，其中有《穆天子传》，记载了周穆王驾八骏西游、东游之事。后由著名西晋学者荀勖、束皙等对其进行了整理、编订，共五卷。后东晋著名学者郭璞在注《穆天子传》时，又将原在竹书出土的关于穆王妃盛姬死事也作为一卷编入其中，共合为六卷。明代文献学家胡应麟的《四部正讹》，考定《穆天子传》为“盖周穆王史官所记”。《穆天子传》是“身随周穆王征巡四海的周史官作的先秦古籍之—”，被确认作于周穆王时期。周穆王姬满是西周继周武王姬发、周成王姬诵、周康王姬钊、周昭王姬瑕之后的西周第五位天子，其在位时间55年（公元前976年—公元前922年）。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在《西周史》中，对“穆天子传卷二”的“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的相关内容作了详尽的论述。其第六章中说：“所谓封于东吴，吴即是虞，金文常称‘虞’作‘吴’。虞的封国在今山西平陆北。”“《穆天子传》卷六称穆王‘乃宿于虞’，也是因为虞为太伯封国，原有周王留宿的宫室。”
    《穆天子传》的这二个记载，让国内不少专家、学者都认为，泰伯奔吴事件是假的，泰伯、仲雍不可能跑到远在东部的吴地，认为当初“奔吴”奔的是山西平陆的吴山。
    吴山在山西平陆县北，又称虞山，也就是后来封周章弟之虞国地。此地为太行山重要通道之一，离岐山周原大约100多公里，一直是古老的狩猎民族吴（虞）族的居住地。
    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古时候王位都有嫡长子继承的传统，故嫡长子是不会分封出去的。按这种说法，当初古公亶父的“分封”，其实只是让长子泰伯临时去管理虞国之地，后来实际受封的应该是仲雍。早先大王亶父封仲雍于虞国，所以才有后来周武王封仲雍之后虞仲于虞国之事。另外史籍书都记载的是泰伯奔吴是为让国，就连孔子也是赞赏泰伯三让国位，说明泰伯还是王位第一继承人。
    我们再来看《穆天子传》原文：“壬申，天子西征。甲戌，至于赤乌。赤乌之人□其献酒千斛于天子，食马九百，羊、牛三千，穄、麦百载。天子使祭父受之。曰：‘赤乌氏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璧。封丌璧臣长季绰于舂山之虱，妻以元女，诏以玉石之刑，以为周室主。’”
    意思是：壬申日，周穆王向西方进发。甲戌日这天，穆王一行人来到了赤乌部落所在地。赤乌部落首领向周穆王敬献了一千斛酒，还有用来宰杀食用的马九百匹、羊和牛三千只，另有穄麦一百车。周穆王让祭父代自己接受。周穆王说：赤乌氏和周王室是同姓（姓姬），当初周室的祖先大王古公亶父领导的周人部落，因戎狄威逼，率领族人由豳地迁到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北）。大王派长子泰伯（仲雍）于东吴（即吴山）管理，规定以金刃为刑法器具，以璧玉为贿赠的礼品。封派丌璧臣长季绰为舂山的主管者，并把自己的长公主嫁给了他。还颁布了管理舂山玉石的刑法，让其代周室主管这块地盘。
    这是穆王向赤乌部落首领介绍说的一段话，说明古公亶父当初来到周原岐山开创基业时，作为嫡长子的泰伯确是帮助父王管理吴山（虞地）。泰伯血脉中遗传了古公亶父的血性，一种肯吃苦，勇于开创基业的精神。《穆天子传》记载的事实，也透露了北虞国之地，确实分封给了泰伯（仲雍）。但这不等于泰伯奔吴，奔的就是北虞之地。因为北虞之地靠周原岐山王朝之地很近，大家也知道北虞已封给泰伯（仲雍），这就谈不上“奔吴”了，也起不到让王位的作用。
    所以我赞同有些学者认为的，泰伯奔吴事件发生在大王古公亶父死后。泰伯是个孝子，怎么可能在父亲病重之时远离故土呢？那是不孝行为。我认为：在大王古公亶父病重时，泰伯可能只是以采药为名到了位于周原岐山西边的吴山去祭祀，乞求神灵救治父亲。此山是中国历史名山，是我国祭祀黄帝、吴帝最早的地方。被周帝王封为西岳。在大王古公亶父死后，季历要泰伯继位时，泰伯拒绝了季历的请求。为了能给季历创造当好周王的环境，泰伯带着仲雍一起悄悄地远离家乡，而且是抱着走得越远越好的想法，开启了“奔吴”之旅。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七

    为何同系的虞国爵位为公，而吴国爵位为子？

    早期文献《荀子·儒效》记载：“(周王)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文献记载了周武王分封这个历史事件，后来的其他资料也有不断爆料周王朝靠分封来管理天下。周王朝真的存在分封制吗？1954年6月在江苏镇江大港镇烟墩山出土“宜侯夨簋”的铭文也证明了周王朝分封的事实。
    当初周武王分封是在成立周王朝，即公元前1046年后，分封姬姓宗室子弟和功臣为列国诸侯，其爵位分为五等：公、侯、伯、子、男，其不及五等者为附庸。“爵”只是一种名号，除天子之外，公侯伯子男的地位和权力是相等的，仅仅是在礼节上的待遇有一定程度的差别。分封的诸侯有四种类型：
    一是上古圣贤的后代：即黄帝、炎帝、尧、舜、夏朝和商朝的后代。
    二是王室成员：周太王季历的兄弟后人；周文王兄弟；周武王的兄弟。
    三是重要功臣：异姓功臣，如姜尚；同姓功臣，如召公等。
    四是重要方国：夏商时候已经存在的方国，分封加以承认，如楚国、蜀国等。
    《史记·周本纪》有载：“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因为是先前圣贤的后代，为延续圣贤的支脉，都封为公爵，成为周朝的客卿。除此以外，还有三位被封为公爵。他们分别是周武王的两个叔叔虢仲和虢叔，是周朝最嫡系的亲属，被封于周朝边的东虢国和西虢国。还有一个就是追封仲雍是虞公，他的子孙虞仲被封于周朝北边的虞国，爵为侯。
    被封为侯爵诸侯国，主要是周武王的同母兄弟以及灭商立大功的姜太公二个儿子。封为伯爵诸侯国，主要是周武王的异母兄弟以及周同姓功臣。子爵和男爵诸侯国，则爵位比较低，封给了一些远系姬姓如吴国姬泰伯之后周章，还有非周姓功臣、东夷南蛮地区的方国。
    为何同系的虞国爵位为侯爵，而吴国爵位为子爵呢？为何虞国爵位甚至高于晋、鲁呢？
    其实，当初周武王分封给北虞国为公爵，是追封仲雍为虞公。原因有二，仲雍是泰伯之弟，是周武王的姬姓前辈。周武王为感激泰伯、仲雍让王之恩而封（太伯因无后人而没有封）。二是仲雍在离开周原岐山之前，古公禀父已把周边虞地封给了仲雍（详见虞国之谜一文），周武王分封则是把之前的虞地还给仲雍后裔，故仲雍之曾孙周章弟虞仲继位至北虞国。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有二个虞仲，为什么周武王没有把自己的子女留在附近，而是把远在江南的仲雍之后虞仲分封在离自己最近的北虞国。
    《逸周书·世俘解第三十七》记载：“辛亥，荐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慓矢宪，告天宗上帝。王不革服，格于庙，秉语治庶国，籥入九终。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中的虞公就是指的仲雍。我们从上也可以看到，受祭者都是周武王的先公或储君，唯有虞公仲雍不是，破例为先公来祭奠。从上文可以看出，仲雍被封为虞公。而周章弟虞仲在史料记载上还没有证据，说明继封为公爵。现收藏于山西博物院的西周铜器“虞侯政壶”，则可以证明后来的北虞国继承的是侯爵。
    我们再来看，周武王分封时，远在江南的周章已是仲雍之后的第三代吴国君王，而周武王姬发则是王季历之后的第二代君王。按辈份讲，周章只是周武王远侄，小一辈，故分封为子爵也是正常的。再说吴地是远在中华之外的夷地，周人对夷人十分轻视，所以周武王分封夷蛮之地的都是子爵，而正统黄帝、炎帝、尧、舜、夏朝和商朝的后商都为公爵。
    吴文化研究所吴恩培教授在《春秋吴爵位考释》中曰：据春秋战国史料，吴国周章被封为“子爵”，其“子爵”位，主要有黄河、淮河流域的邾国、莒 、徐国以及长江流域的楚国、吴国、越国等。而《史记索隐》引《国语》则说，“吴本伯爵也”。
    无论是伯爵还是子爵，周章的爵位在姬姓中是相对比较低的。这也反应出周王朝对中华之外的夷蛮之地十分蔑视，同时也反映了周章时代的吴国实力弱小，毫无影响力。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八

    为什么司马迁笔下的吴国能位列周朝诸侯第一位？

    周王朝开国之初，分封了百余诸侯国，其中姬姓诸侯国高达53多个。所谓血浓于水，周朝第一诸侯必然非姬姓莫属，但姬姓诸侯数量众多，其中又分三六九等，那么谁才是第一诸侯呢？
    令人意外的是，在《史记?世家》系列中，位居第一篇的周朝诸侯国不是鲁国、燕国等，而是一个位于江苏苏南的诸侯国吴国。为何司马迁将当时“蛮荒之地”的一个诸侯国吴国列为周朝第一诸侯呢？
    当时，周王朝采用分封制，分封的诸侯按爵位一共有五等，即公、侯、伯、子、男，其中最高等级的“公爵”诸侯国屈指可数，除了上古圣贤黄帝、炎帝、尧、舜、夏朝和商朝的后代外，还有二个姬姓国虞国与虢国。
    当初周武王分封时，没有忘记他的祖先泰伯、仲雍让位的恩德，所以将仲雍的后裔虞仲分封到了虞国，追封仲雍为虞公，这在《周书》中有记载。此外，周文王有二个弟弟虢仲和虢叔，因辈分很高，周武王分封天下时肯定不能忘了他们，分别封为公爵国东虢、西虢。
    从爵位上看，虞国、虢国虽然都是公爵国家，但没见史书记载这两国与周王室有什么特殊往来，因此应该是周初的政治作秀，或因辈分问题而得到最高爵位。
    我们熟知的齐国、鲁国、晋国、燕国、卫国等都属于侯爵诸侯，在这些诸侯国中，鲁国、晋国、齐国、卫国与周王室关系非同一般。
    鲁国是周公旦封国，在周朝历史上周公旦的作用至关重要，完全不下于周武王，是周朝八百年江山的稳定者，而且周公旦是周武王弟弟，因此鲁国在周朝的政治地位一直非常高。如果从西周政治地位来看，鲁国应该是西周第一诸侯。
    晋国是周武王小儿子唐叔虞的封国，而唐叔虞又是周成王的同母弟，因此晋国政治地位也非常高，在历史上可谓是一个大国。
    齐国是周武王分封给它的军师太公望（姜子牙）的封国，姜子牙在武王灭商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齐国在后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属于称霸的四个大国之一，历史上非常有名。
    卫国是康叔的封国，而康叔是周文王姬昌与正妻太姒所生第九子，周武王姬发同母弟弟。三监之乱时，康叔参与平定叛乱，因此立下大功，被改封于朝歌（今河南鹤壁市），也是生存时间最长的周代诸侯国，公元前209年卫君角被秦二世废为庶人，卫国彻底灭亡。
    这四个诸侯国与周王室关系都非同一般，但在《史记?世家》中排名第一的却并非他们，而是吴太伯世家。
    周初分封时，吴国与楚国一样，都只是一个子爵诸侯，微不足道的爵位。为何一个子爵爵位的诸侯国，却能在《史记?世家》中排第一呢？
    吴国是存在于长江下流区域的姬姓诸侯国，地属荆蛮，长期以来一直默默无闻，以致于史记中很少有记载，直到春秋中后期，吴国开始一鸣惊人，称霸中原，让人非常惊讶。对于吴国来说，之所以能在春秋中后期突起，最主要的缘因是其覆灭了周边的夷蛮小国，扩展了本国的边境和人口。据《春秋》、《史记》等史料的纪录，吴国先后覆灭了淮夷、徐夷、州来、巢、钟离、钟吾、邗等小邦国。吴国还打败了楚国、齐国等大国，称霸一方。
    除了这原因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史记》出书于汉代，汉代是以“孝”治天下，是个最崇尚孝仪礼治的朝代。吴国的创始人泰伯、仲雍奔吴，其“三让王位”的精神被汉代人所崇拜。孔子在《论语?泰伯》中云：“泰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在东汉，汉桓帝为了纪念吴泰伯，敕令吴郡太守糜豹在无锡梅村建“太伯庙”，还在苏州阊门内修建“泰伯庙”。
    在春秋中期，吴国公子、仲雍的二十世孙季札再一次“三让王位”让世人所敬仰。难怪汉代的司马迁要把吴国列为《史记?世家》第一位。从政治地位、影响力、亲疏程度来看，吴国只是一个远亲在偏僻蛮荒之地建立的小邦，远谈不上第一诸侯国，但从吴国创始人泰伯地位来看，他是古公亶父的长子，周王朝创始人季历的大哥，把吴世家放在第一位可谓说合情合理。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九
    神秘的勾吴国

    “勾吴”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一个国名。它从原先无人知晓的小国，逐步成长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春秋五霸”之一，虽然勾吴国在中国历史上存在有六百多年，但留在世上的史记资料大多是春秋后期吴国的几十年情况。那勾吴国的起源及它的成长经历是怎么样的呢？
    在商王朝后期，约公元前1128年，中国西北部的陕西有个周部落正日益的强大。周部落的首领周太王古公亶（dǎn）父有三个儿子，泰伯、仲雍、季历。季历生下一个神童姬昌。“昌在襁褓之中，圣瑞见矣。”故古公亶父有意要将周家的天下传给他。但按当时氏族的传统，王位只能由嫡长子继承。季历排行最小，无资格承嗣王位。长子泰伯为了顺从父亲要立小弟季历以便传位孙子昌的心愿，带着二弟仲雍，远离周部落。他们带家人跋山涉水，走过商王朝领地，一直逃到东南沿海的荆蛮之地，安家落户。
    泰伯、仲雍在荆蛮之地，遵从当地人的习俗，文身断发，和当地人一起劳作。泰伯还把从家乡中原带过来的先进农耕技术教给当地荆蛮人，很快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拥护和支持，有千余家土著人归从他，并推荐泰伯为首领。
    时值商王朝末期，商王朝的残暴遭到老百姓的反抗，各地纷纷起来反抗，到处都出现战乱。泰伯为了自己领地的百姓安全，在中心地建起了“太伯城”作为都城，并自号“勾吴”。“太伯城”周三里二百步，外廓周三百余里。后来，勾吴人民在泰伯、仲雍的带领下，辛勤劳作，捕鱼农耕，数年之间，人民就富起来了。
    再说周王朝，季历去世，儿子昌继位，就是历史上的周文王，周的国力已十分强大了。文王之后是周武王，他起兵伐商，将商王朝推翻了，建立了统治了中华八百年之久的周王朝。周王朝的建立，泰伯是有不朽功绩的。中国的圣人孔子赞扬泰伯让王位的品德说是“至高无上”的。
    泰伯去世，葬梅里平墟（小丹阳）。由于没有儿子，就由他弟弟仲雍接位。仲雍死，其子季简继位。季简死，其子叔达继位。叔达死，其子周章继位。那时正值周武王战胜殷纣建立周王朝之际，周武王姬发千方百计寻找泰伯、仲雍的后代，找到了周章。周章已经是“勾吴”国的吴君，就此仍封于吴。又把周章之弟虞仲封在周北边的虞国，位列诸侯。句吴国历代君王按照泰伯遗愿，沟通湖渠，建立起四通八达的水网，抗击水灾等自然灾害。种植水稻为主，花生、芝麻、蚕豆、两角菱等为副的农作物（详见肖梦龙的《吴国饮食文化初探》），辛勤农耕，人民过着“饭稻羹鱼”的幸福生活。
    周章死后，其子熊遂继位。熊遂死，其子柯相继位。柯相死，其子强鸠夷继位。强鸠夷死，其子余桥疑吾继位。余桥疑吾死，其子柯卢继位。柯卢死，其子周繇继位。周繇死，其子屈羽继位。屈羽死，其子夷吾继位。夷吾死，其子禽处继位。禽处死，其子转继位。转死，其子颇高继位。颇高死，其子句卑继位。这时晋献公灭掉了周北虞国，为的是开拓晋国版图、征伐虢国。句卑死，其子去齐继位。去齐死，其子寿梦继位。
    就这样，勾吴国君主一代代的传下去，与周边国家相安无事。勾吴国在东南方，和中原文化没有交往，只是默默无闻，年复一日地继续着。
    到了第十九世寿梦时期，此时的勾吴国国力已强大。加上寿梦是个有作为的君主，开始和中原的先进国家晋国等交往，向中原学习经济、文化、军事和政治。并亲自到周王朝拜访周王，使得中原人民慢慢知道了勾吴国。那时勾吴国的邻国楚国是个大国，老欺负勾吴国，在晋国等支持下，寿梦带领勾吴国开始向楚国开战。
    寿梦有四个儿子，诸樊，余祭，夷眛，季札。老四季札博学多才，最受吴王寿梦所爱，想让他接班，季札推辞不受。寿梦死后，由诸樊当政，诸樊后来，诸樊伐楚而亡，为了能使王位传给季札，临死前立下遗嘱：兄终弟及，以次相传，一定要授位给季札。 寿梦死后，由诸樊当政，后来，诸樊伐楚而亡，传位给余祭；余祭死，传位给夷昧；夷昧死，又要传位给季札。季札还是不愿意，逃到了所封的延陵邑边缘地躲了起来。季札不受王位，夷昧的长子僚当了吴王。诸樊的长子光非常不服，他认为这王位应是他的。他结交了从楚国避难到勾吴国的谋臣伍子胥（伍员外），共同密谋，又物色到勇士专诸，伺机刺杀了王僚。
    公元前515年，楚国的楚平王死了。吴王僚趁着楚国办丧事的时候，派军队进攻楚国。但楚国军队断了吴国军队的归路。公子光和专诸趁此机会策划对吴王僚的暗杀行动。这年四月，公子光让专诸用鱼肠剑刺杀吴王僚。这就是“春秋”历史上著名的“专诸刺王僚”事件。
    公元前515年，公子光当了吴王，改号阖闾。阖闾上台后，楚国为了能牵制勾吴国，指使南面的越国骚扰勾吴国。于是，勾吴国迁都城到苏州，开始实施强国富民振兴计划。他广泛搜罗人才，重用伍子胥为官,伯嚭为大夫，孙武为大将（后人称其为兵家圣祖）与谋国政，并在全国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鼓励政策，修法制，奖农商，治城郭，施恩行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吴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迅速得到加强。
    公元前512年，吴军分为三部轮番击楚,连年扰楚。公元前509年，吴军大败楚军。公元前506年春，吴、蔡、唐三国组织了一个以吴国为主角的反楚同盟，吴军攻入了楚国的腹地，楚师节节败退。公元前506年冬，两军决战于柏举（今麻城），吴军在孙武、伍子胥率领下，从淮水流域西攻到汉水，五战五胜，攻克楚之郢都，楚昭王出逃。
    公元前504年，吴王派太子夫差攻打楚国，迫使楚国迁都于鄀(ruo今湖北省宜城东南)。从此，吴国威震中华。
    公元前496年，阖闾举兵伐越，双方在槜(zui)李（今嘉兴西南）决战，越王勾践把死囚编制成三组，并出动500人的敢死队，扰乱吴军，吴军大乱。大将灵姑浮重伤阖闾右足，阖闾被迫还师，病伤而死，归葬姑苏（现苏州）。
    阖闾临死前对夫差说：“你忘记勾践杀了你父王了吗？”夫差回答：“不敢忘！”。阖闾死后，夫差接位。
    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升大夫伯嚭为太宰。学习战术射箭，以打败越国为志向。次年，夫差派精兵攻打越国，在夫椒（太湖中近无锡的一个岛）打败越国。越王勾践和士兵五千人躲进了会稽山（浙江绍兴市东南），派大夫文仲通过吴太宰伯嚭求和，愿将政权交给吴国，勾践为奴，勾践妻为婢妾。吴王同意求和，伍子胥反对，对吴王夫差说：现在吴国十分强大，今不趁机杀了勾践，而宽赫他，是会有祸乱的！勾践为人能吃苦耐劳，现在不杀他，以后必定后悔。吴王不听，听太宰伯嚭，答应越的求和，与其结盟而收兵回吴。
    击败越国以后，夫差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争霸中原上，公元前489年，吴王夫差发兵北伐齐国。伍子胥谏言：“越王勾践为吴国的隐患。现在越国为吴的隐患而不先攻打，反而攻打齐国，岂不荒谬！”吴王不听，接着北伐攻齐，打败了齐国。
    公元前487年，吴王夫差又发兵攻打齐国，得胜而归。
    公元前485年，夫差再次北伐齐国。越王勾践率领他的部下朝见吴王，进献厚礼祝贺，吴王很高兴。只有伍子胥恐惧，说：“吴国要完了。”吴王不听，还派伍子胥去齐。为避祸，伍子胥把他的儿子托付给齐鲍氏。伍子胥回来报告吴王出使的情况，太宰伯嚭趁机诬陷伍子胥投敌，吴王听了大怒，赐伍子胥“属镂”宝剑自杀。临死前，伍子胥说：“在我的墓地上种梓(zi)，以后做你们的棺材，挖下我的眼睛放在吴东门，让我看到越国灭掉吴国。”
    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去北在黄池（河南封丘县西南）会见诸侯，想称霸中原（与晋定公争夺霸主）。六月，越王勾践攻打吴国，将吴军打败，越军俘虏吴国太子友，进入吴国。吴军派人把失败的消息告诉夫差，夫差怕这个消息泄漏，愤怒之下，连杀了七人。吴王结盟，与晋王告别，回吴。这时，吴国太子已亡，国内空虚，吴王在外已久，士兵都疲劳不堪，面对越国的虎视眈眈，于是只能送厚礼向越国求和。
    公元前478年，越国日益强大。越王勾践率兵再次攻打吴国，打败吴师于笠泽（苏州市南之吴淞江）。 二年后，越王再次攻打吴国。
    公元前473年十一月，越军再次大破吴国，吴王夫差被围困在吴都西面的姑苏山上，求降不得。越王意送吴王夫差到甬(yong)东（浙江舟山），给以百家之税居住在那。吴王痛心地说：“我老了，不能再做君王了。我后悔没听子胥的话，才会落到这个下场。”接着自杀而死。勾吴国从此灭亡。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十

    “勾吴”国名字的由来？

    “勾吴”作为国名，最早出现在早期的史料文献中。古时，“勾”与“句”通字同音，故“勾吴”国亦称为“句吴”国。其实，从最能直接反映吴国国号的吴国青铜铭文看，吴国有“句吴”之称是没有疑问的。在吴国铭文中，除了写作“句吴”外，还有写作“攻䲣”、“工䲣”等，均音近通假作“句吴”。 铭文也有简称作“吴”的例子，但数量较少，所见用例也不及“句吴”早。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民镇统计，目前以“句吴”为国号的吴国铭文至少有52例，相关器物自吴王诸樊延续至吴王夫差，渊源甚早，传承有序。因此他认为：“句吴”至少在吴国人看来，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号。“吴”系“句吴”之省。
    那么“勾吴”这个名称又是怎么来的呢？
    吴地因泰伯“自号勾吴”而得名。语言学家们普遍认为，“勾”是百越族语中的发语词，也可以写作“句”，如同“姑苏”之“姑”，“无锡”之“无”，“余杭”之“余”一样，只是一种发语形态。
    “吴”字则不同，它具有鲜明的造字特点。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对此持有两种看法：一是“会意”说，一是“象形”说。执会意论者认为，“吴”字的古代写法上面是“口”，下面是“矢”，表示一面大喊，一面放箭（一说“回头反顾”），是狩猎之意。这种说法符合造字法，更符合原始吴地人以打猎为生的活动情状。执象形论者认为，“吴”是“鱼”的象形文字，“吴”、“鱼”古代相通相同。江南先民“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像龙子，故不见伤害。”鱼纹也是他们的一种图腾信仰，所以，吴人就是鱼人（画着鱼纹的人）。在周庄太史淀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过一件黑皮陶壶，陶壶的壶肩上镂刻着一个原始字符，你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幅鱼骨抽象图。据专家鉴定，那就是最早的“吴”字。因为，在先民的眼里，“鱼”就是“吴”，“吴”就是“鱼”。
    上面是语言学家作的分析，那么史学专家是如何说的呢？
    《汉书·地理志》:“大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句吴。”颜师古注:“句,音勾。夷俗语之发声也。”《世本?居篇》服虔注:“吴越夷,言多发声,数言共成一言。”
    可见，“勾”只是吴越语的发声词，无义。
    《吴越春秋·吴太伯传第一》载：“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国民君而事之，自号为勾吴。吴人或问何像而为勾吴，太伯曰：‘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勾吴，非其方乎？ ’”
    这段话的意思是：当初周太王去世，太伯、仲雍回去奔丧，结束后，还吴地。当地的老百姓尊他为君主，太伯定国号为勾吴。吴人问为什么要称勾吴呢？ 太伯回答说：‘我排行老大而任君位，但我没有子孙，不能传宗接代，那受封的应该是吴（虞）仲，所以我把自己住地称为勾吴。这不是那合乎道义的事么？
    太伯明确表明，称“吴”是因为仲雍叫吴（虞）仲。那仲雍为什么又叫吴（虞）仲呢？ 因为太伯、仲雍在周原时，曾被古公亶父封邑在“北虞”。古时，“吴”与“虞”音相同，字相通。所以吴的名称是从“虞”而来的。
    仲雍被称为虞仲的记载还有一个地方，即《逸周书·世俘解》， 先秦史籍， 本名《周书》。它也记载了：称仲雍为虞公，所以亦可称为虞仲。
    “吴”是从“虞”而来，是因为仲雍之前被封于虞国的原因，泰伯自号“勾吴（虞）”。注意，这里的“吴”发[yu]音，这大概就是“吴”来源于“虞”的原因吧。
    我们再来看商周时代的“虞”字，见下图：




    再看商周时代的“吴”字，见下图：


    我们发现，“吴”字只是取了“虞”字的下半部份。可想而知，“吴”与“虞”绝对有关联。
    据历史记载：北虞，在虞国之前应为古代部落名，舜为酋长，故称舜为“虞舜”。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推定，后来的古虞国多为古虞部落的后裔，在周原岐山东边的北虞国也不例外。正因为泰伯、仲雍奔吴之前，曾被封于周原岐山东边的北虞国，到周武王分封天下时，封周章之弟为北虞国，而且其爵位远比周章封的高。这是因为封周章之弟于北虞，只是把北虞国还给仲雍的子孙吧了。
    这样，我们就很好理解了，泰伯自号“勾吴”，其“勾”是吴越语的发语声，而吴是因为，泰伯无子女，所以王位传与其弟仲雍。仲雍奔吴前被封于虞国，虞国存在于周原岐山东边，故取一个与“虞”同音、字相近的“吴”国，也就是上面图中看到的，取古“虞”字的下半部分“吴”为国号，所以仲雍名字，又称为“虞仲”，原由都在于此。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十一

    荆蛮之地在哪？

    约公元前21世纪，传说大禹（黄帝的玄孙）治水成功后，舜（虞祖）将首领之位禅让给禹，禹成为夏朝的开国君王。禹正式即位后，以阳城为都城，并分封丹朱于唐，分封商均于虞。
    大禹治水时，曾来到江南，率领民众劈山冈、疏水道，治理水患。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中也记载了，禹继承父亲鲧的事业,在治水中变壅塞为疏导,太湖流域始有“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的局面。传说大禹曾巡行天下，回到江南，登上会稽山朝见四方诸侯，死后就安葬于会稽山上（今浙江绍兴）。
    大禹死后，其子夏启破坏”禅让制“，建立夏朝，传至帝少康时，为延续禹王陵的守护与祭祀工作，便封其庶子无余于会稽，号曰“禹越”。这大概是越国最早的记载，无余成为江南越国的始祖。
    夏朝之后，是商朝、周朝。商、周时代是一个统一的王朝，而且它只认为本民族（附属的各诸侯国）是国家的主体，是华夏民族。而对于华夏以外的民族，则比较轻视，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是异民族，是外人。那时的长江流域东部地区散布着各个土著民族，但不是商、周的诸侯国，故被商、周人统称作为东夷，靠近楚国地带的宁镇地区被称为“荆蛮之地”。
    在古代，荆是楚国的别称。楚的本义就是“荆”，指的是一种灌木。所以从字义上讲，“楚”与“荆”的意思是一致的。宁镇地区属丘林地处，到处都有高低不平的山丘，它不同于太湖平原，故此地的民族被“商、周”称为荆蛮之地。近年来的考古也发现，宁镇地区出土的文物不同于太湖地区，太湖地区更像越文化。宁镇地区与太湖平原及以会稽为中心的大越地区同处江南，同属百越地区，还存在着不少相同的习俗，如“文身断发”。《史记》记载越国的“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後二十馀世，至於允常。”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勾吴国地处江南的夷蛮之地，后来越国灭了吴国，楚国又灭了越国，夷蛮之地吴地，地属楚国。由于大多史料都是在秦汉以后的作者撰写的书籍，于是他们把吴国这个夷蛮之地称为“荆蛮之地”，理由是楚的本义就是“荆”。这些学者认为，“荆蛮之地”被指为整个吴、越之地。但本人并不这样认为，查阅史料，从来没有资料把越地称为“荆蛮之地”。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十二

    断发文身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化功能的习俗

    先秦时代，中国江浙地区的吴越族群就有"断发文身"的习俗，《史记·吴太伯世家》曰：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左传》哀公七年说：仲雍在吴，“断发文身，裸以为饰”。《谷梁传》哀公十三年说：“吴，夷狄之国也，断发文身”。《战国策·赵策》中记有：“黑齿雕题，鳗冠林缝，大吴之国也。”《史记·越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汉书·地理志》也有相同记载，但却对断发文身之俗增加了功能解释。《淮南子·泰族训》对文身的解说是“剂肌肤，馋皮革，被创流血，至难也，然越为之以求荣也。”另外，《说苑》、《墨子》、《韩非子》、《礼记》等书中都有类似习俗的记载，可见断发文身是吴越族群的一个鲜明标志。
    
    断发文身的越人

    1984年5月8日，南京博物馆、中山大学、镇江博物馆、丹徙县文教局联合组成考古发掘队，发掘大港北山顶三处土墩墓，出土文物百余件，其中就有断发文身的古人。这是首次发现反映勾吴“断发文身”习俗的实物形象。
    吴越既是古代的国别，也是民族共同体。具体来说，它指春秋时期建立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句吴、于越二国。吴越文化有其鲜明的标志形式，如舟揖、农耕、印纹硬陶、土墩墓、悬棺葬以及好勇尚武、淫祀和断发文身。尤其是断发文身，因事关族群的标志和象征，先秦典籍多有记载。
    那么，断发文身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化功能的习俗呢？资料显示，它可能是一种古老的成人礼习俗及其标志的遗存。
    所谓成人礼，是一种关于接纳部落成员，并以某种特殊形式来完成仪式的习俗，其本质是在于通过仪式证明某人已经成年，具有了部落成员拥有的一切权力，尤其是婚姻——性关系的权力。
    成人礼作为一种具有显著民族特点的风俗习惯，曾毫不例外地在世界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存在过。只是因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不同，以及民族、部落间的历史文化现实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成人礼仪式。有的行拔牙式，有的行割礼式，有的行纹身式，有的行断发式，有的行冠笋式。但最古老的形式是“标志型”的成人礼习俗。这种成人礼，往往采取某种方法制造一种或数种符号，以作为成人礼的象征，使部落成员享有规定的权力，断发文身就是这种“标志型”成人礼的遗存。
    中原华夏族关于“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观念，直接源于冠笄式成人礼。冠笄礼的形式是束发加冠或加笄，以此作为成人礼的象征标志。在《礼记·曲礼上》中有“男子二十，冠而字”，注“成人矣”；“女子许嫁异而字”，注“以许嫁为成人”。《礼记·昏义》曰：“夫礼始于冠，本于昏。”两者不但有年龄限制，且都与婚姻、性关系直接相关。所以，《礼记·冠义》曰：“冠而字之，成人之道女。”
    我国所谓冠礼，即“在蛮族中由儿童变为成人，常须举行成年仪式”的成人礼。鉴于相似道理，断发文身乃冠笄礼的相应形式，“中国冠笄，越人劗发。”
    关于断发文身与冠笄等同，更明确表示的是《韩诗外传》所记越王勾践派廉稽使楚的故事。传说“廉稽使楚，楚王派人对其曰，‘冠则得以俗见，不冠不得见’。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处于大国，而处江海之陂，与魭鳣鱼鳖为伍，文身断发而后处焉。今来上国，必曰‘冠得以俗见，不冠不得见，’如此，则上国使适越，亦将剔墨文身断发而后得见，可乎？”《说苑·奉使》则记载着诸发出使魏国的同样故事，可知当时吴越的断发文身习俗与中原冠笄等不同成人礼体系的族群，屡屡发生冲突，透露了冠笄与断发文身等同的信息。
    虽然目前已无法找到断发文身即为吴越成人礼习俗的直接证明材料，但透过这些扑朔迷离的现象，可以发现其本质所在。而记载这些故事的年代离吴越人生活时期不远，越人后裔如东匝、百越等在东南地区尚拥有广大的土地，因此，将两者视为等同决不会是毫无依据的。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十三

    神秘的虞朝

    在上古时期，因为没有基本的国家制度，所以国家实际上只是部落的联合体，非常松散，不利于统一管理。当尧（又称唐尧，中国上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开始执政后，在积累一定经验的情况下，尧开始建立国家的政治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任命不同政务的官员。
    尧年老后，最为后世所赞誉的，并非他的文治武功，而是他那让位于贤的无私壮举，禅让给舜。为了考察舜，尧将自己的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他，通过两个女儿来考察舜的德行，结果舜不负众望，在德行方面处理得非常好，不仅与娥皇、女英相处和睦，而且还能让百官服从，让诸侯友好，最后，尧让舜独自深入山林，经受大自然的考验，而舜也成功了。
    

    三年的考察，舜做到了让尧非常满意，于是将天子之位禅让给舜。舜成为天子后，正式建立虞朝。虞朝建立后，舜延续着唐尧时期的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番政治上的改革，如人才任用上更加合理，同时还推出三年考察一次政绩，通过政绩整顿官员风气，于是，官员大禹从中脱颖而出。
    大禹治理水患，使得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当时，“四海之内咸戴大禹之功”，而且“天下明德皆自大禹始”，王朝出现了清平局面。而王朝的统治者舜，与尧同为古昔圣王，他在年老时，认为自己的儿子商均不肖，于是就确定了最高的禹为继任者，并让大禹来成为天子。
    舜在前往南方巡守时，死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山，称为“零陵”。之后，在诸侯的拥戴下，禹王正式即位，以阳城为都城，一说以平阳为都城（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国号夏。并分封丹朱于唐，分封舜的儿子商均为夏后朝虞国（诸侯国）的开国之君，成为虞朝的延续。
    大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因此后人也称他为夏禹。他是中国古代传说时代与伏羲、黄帝比肩的贤圣帝王。他最卓著的功绩，就是历来被传颂的治理滔天洪水，又划定九州、奠定夏朝。后人称他为大禹。禹死后安葬于会稽山上（今浙江绍兴），仍存禹庙、禹陵、禹祠。从夏启开始历代帝王大都来禹陵祭祀他。虞朝、虞国就是这样开始和结束的。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十四

    神秘的虞国

    《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载：“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 这一历史记载表明了十分重要的两点：一是，到此时，太伯奔吴所建立的勾吴国，得到了周天子和中原的承认。二是，勾吴国还有个“中国之虞”的“兄弟”之国。
    那么，这个虞国是在哪里？周武王为什么要在中原地区加封了个虞国，将仲雍的后代虞仲加封到那里去呢？
    周武王加封虞仲的虞国，又称中国之虞，亦称北虞，西周侯国。春秋时为晋大阳邑，以在大河之阳，故名。唐天宝元年(742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开三门以利漕运，得古刃，刃有篆文“平陆”二字,遂改名平陆县，从此历代县名均不改。平陆县今属山西运城市。《汉书?地理志》注：大阳县吴山，“上有吴城，周武王封太伯后于此，是为虞公。为晋所灭。”唐《括地志》：“故虞城在县（大阳）东北五十里虞山上。”明末清初地理巨作《读史方舆纪要》称“在平陆县东北二十里，春秋时虞国之阙邑也”。史记：“夏都安邑, 虞仲都大阳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虚”。据清乾隆版《平陆县志》记载：该城为春秋时晋献公所灭的古虞国都城。山西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靳生禾教授认定虞城就在今平陆县张店镇东南的古城村(古虞国城墙遗址和古城水库。古城在以前称吴城。)现山西省的(第三批)省文保单位中有虞国古城遗址，时代：周。地址：(山西运城平陆县)平陆县张店镇古城村及四周。
    
    北虞国是何年所立？根据史家研究，武王伐纣当在公元前1046年。按照《史记?封禅书》记载，“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也就是武王灭商以后第二年，天下还没有安定下来，武王就驾崩了。北虞在武王克殷后加封，应该在公元前1046年或公元前1045年。北虞国是何年所亡？大约在公元前655年。据左传《僖公五年》（公元前655 年）“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虞国的国君贪图晋国晋献公的宝马美玉，借道给南下讨伐虢国的晋国军队，晋军主帅荀息率军攻灭虢国后，回师途中又顺手牵羊攻袭虞国，北虞国就这样被晋国用巧计灭掉了。这就是历史典故“假途灭虢”和“唇亡齿寒”的由来。北虞国总计存在了大约390年。
    查阅史料，其实在周武王加封北虞之前，其所在地就有“虞”了。一个有名的历史事实明确此事，那就是“虞芮之讼”。
    “虞芮之讼”：虞、芮，周初时的二国名。虞（在今山西平陆县）、芮（在今陕西大荔县）两国之君争田，久而不决，说：「西伯昌是有德之人，让他来裁定吧。」于是他们一起来到周地，到了周边境，看到周人耕田的互相让地边，走路的互相让道；进入周都邑，又看到周人男女不同路，斑白不提携；到了周朝庭，更发现周人是士让大夫，大夫让卿，有礼有节。两国国君非常惭愧，说：“我们真是小人，不要再踏进君子的朝廷里啦。”于是两国国君让出所争之地作为间隙，解决了争端。此史实确实，《史记?周本纪》载：“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诗经?大雅?绵》：“虞芮质厥成，文王厥厥生。”意思是：虞国和芮国感激文王的裁定，文王的国势因之大振。汉《尚书大传》“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质”。这一史实表明了十分重要的两点：一是，在武王加封北虞前，虞已存在了。二是，此虞和周的关系十分密切，其时，商王朝还十分强大，而虞遇事，找周而不找商解决。
    周穆王时期史官撰的《穆天子传?卷二》载：“赤乌氏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璧。封丌璧臣长季绰于舂山之虱，妻以元女，诏以玉石之刑，以为周室主。”这是周穆王向赤乌氏首领介绍说的一段话。里面谈到古公亶父曾封嫡长子泰伯（仲雍）至东吴管理周王朝疆土。这里的东吴指的是周原岐山以东100公的北虞之地（在今山西平陆县）。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先生指出：周人的起源在山西。也就是说，北虞以前是周人的故土，故大王亶父要把虞地封给泰伯（仲雍），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周武王会加封远在江南的周章之弟虞仲至北虞的原因了，而且封的爵位比江南的勾吴高得多。另外，“虞芮之讼”发生在泰伯仲雍奔吴后，由于泰伯、仲雍已离开了虞地，虞君只能去找泰伯、仲雍之侄周文王解决和芮的争端。
    查阅历史，这个虞地还真有历史，这虞地原为舜帝所在。舜帝（约公元前2128 ～2086 年），姚姓，名重华，号有虞氏，谥号曰舜。舜建都于蒲坂，在今（山西永济市）蒲州一带。国号有虞。蒲州即今山西永济市，与平陆县（北虞所在）同属于山西省运城市。《史记?五帝本纪》“舜居妫汭”。此地的虞又称为妫虞。到周武王时期，妫虞被武王封为陈国，迁至于宛丘（今河南淮阳城关一带）。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十五

    周王朝与东淮夷的战争

    在商周时期，周王朝把分封的诸侯国认为是华夏之国，周王朝所控制的国之集合称为中国，中国之外的邦国被称为“夷、蛮、戎、狄”，按地理位置可分为：南蛮、北狄、西戎、东夷。
    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县贾村镇的西周早期著名的青铜器“何尊”，其铭文中有“余其宅兹中国”等字，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中国”作为词组出现的记录。
    在中国之外的“夷、蛮、戎、狄”中，东夷是令周王朝最为头痛的，在漫长的岁月中，伴随周王朝的则是与东淮夷无尽的战争。西周初年与东征有关的金文中，就有“伐东夷”的记载。《礼记?王制》则说：“东方曰夷。”可见，“夷”是一个泛称。再者，“夷”、“人”、“尸”字的外形像人蹲踞之形。因此，不排除文本的制造者对被称作“夷”的族群含有“轻视”的意味。如此，“夷”又是一个鄙称。
    东夷是泛称，早期东夷，主要是指盘踞在东部的殷商残余势力，淮夷包含在其中，淮夷是指居住在淮河流域的土著邦族。周王朝建立后，为了打击殷商残余势力，周公旦率军进行了为期三年艰苦卓越的东征。在周公东征以后，殷商残余势力纷纷被打败，他们被迫南徙，融入到了淮夷土著部落中，于是，以徐夷为首的淮夷成为东夷势力中最强的一支，一度曾威胁到周王朝的中央政权的安全。
    周与淮夷的战争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周初东征平叛，如前所述，此时的淮夷还属于东夷范畴；第二阶段是西周中期，即穆王时期；第三阶段是西周晚期，厉宣时期。
    第一阶段是周初东征平叛：公元前1043年，周武王崩，成王立。由于成王年幼，王室分裂，驻扎在东部的“三监”乘机联合以武庚为首的殷商遗民发动反叛。《周书?大浩》云：“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书?费誓》记载说：“徂兹淮夷、徐戎并兴。”《今本竹书纪年》：“（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这些史料都提到了淮夷与徐参与了对周的叛乱。周公准对三监叛乱进行的东征，采取军事攻势与政治争取并举的谋略，及先弱后强、各个破敌的作战方略，首先以重兵沿武王伐纣路线，直取朝歌，击溃武庚所部，攻占管叔、蔡叔治地，杀武庚、诛管叔、放逐蔡叔，贬霍叔为庶人。继之进兵东南，采用先弱后强的方针，先攻徐、淮等九夷。经连续作战，攻灭熊、盈族17国，迁殷民于洛邑（今洛阳）。最后才挥师北上攻奄，迫使奄国投降。随之，蒲姑等国也相继降服，经过三年的东征，终于取得重大胜利，降服及震慑小国50多个。
    西周初年周原甲骨文中还记载伐胡（今安徽阜阳）之事。说明西周初年周人高层攻伐淮域还另有目的，打通其南向扩张之路，以便能掠取江南铜矿资源。除了胡国以外，周人还征伐了录国，成王时器大保簋铭文有“王伐录子圣”的记载，录为古国，与录卣、录簋、录伯 簋之“录”相同。郭沫若云：“盖录子被成王征服后,即臣服于周有所翼赞也。”金文之“录”国即典籍之“六”国，位置在今安徽六安。后期六国与周朝交往较好，研究表明，在江淮地区，六国应该不是周人笼络的唯一对象，但它是比较典型的一个。
    周公东征结束后，周王室在淮河中下游的豫东、皖北、鲁南一带，分封了若干诸侯国，这些封国担负着防御边境的责任。这直接导致以后周人对淮河中下游以南区域的拓展经营将更为棘手。正因为如此，周人将淮河中下游，特别是苏皖地区划为敏感地带，生活在其间的人群，拜徐和淮夷所赐，也被周人视为敏感人群。西周铜器《宜侯夨簋》中记载的封宜事件，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穆王时期，淮河流域形成了以徐夷为首的淮夷集团，继续与周王朝作对。双方之间为了经济或政治的利益冲突不断。史记以徐为首的淮夷对周发动了强势攻击，他们突破边界，深入到周的核心区域，威胁东都洛邑。有多篇金文涉及这场战事，如录卣、录簋、 鼎、 尊、 方鼎二，等等。这些铭文反映了淮夷对周的进攻，录卣铭记王下令率师驻扎古师，抵御淮夷。《史记?秦本纪》、《史记?赵本纪》记载，徐戎趁着周穆王在外巡游时作乱，周穆王在造父的协助下日驰千里返回救乱，将事态平息下去。 《后汉书?东夷列传》的记载有所不同：徐夷的君长统帅九夷诸部侵扰宗周，穆王见其势大，作出妥协，让徐偃王管理东方诸侯；此后，穆王又让造父驾车赴楚国要求其攻徐，楚文王举兵，徐偃王不忍兴兵抵抗，主动撤走。
    西周晚期，厉王时期。周王室处于衰落阶段，因此诸侯有的不来朝贡，而且互相攻伐。在东部的淮夷反抗日甚一日，《后汉书?东夷列传》：“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今本竹书纪年》：“厉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长公伐之，不克。”后厉王亲率大军南征淮夷，伯?父簋有记载：唯王九月初吉庚午，王出自成周，南征伐服子。
    在噩侯驭方的配合下，先后征服了角（今江苏淮阴）、津（今江苏宝应）、桐（今安徽桐城）、遹（yù）（今安徽霍山）等小邦，事后对征战有功的噩侯大加赏赐。
    淮夷诸小邦受周王朝打击后，一度息兵止战，贡服于周，但由于周在淮夷地区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事隔不久，淮夷诸邦又重新联合起来，反抗周朝，曾有功于周的噩侯驭方也加入其中，并成为反周联军的首领。在驭方的帅领下，淮夷联军向西长驱直入，一直打到上洛地区（今陕西商县），西周朝野震动。周厉王急忙组织军队在析（xī）谷阻击，将淮夷联军从西向东步步逼退。在击退淮夷联军的进攻后，趁势诏命"西六师"和"成周八师"南下攻灭噩国，擒获驭方，终于将淮夷的反抗暂时压服。但淮夷众小邦并未就此俯首听命，而是继续反抗，厉王不得不亲自帅师征战，但其收效并不明显。从上述战况来看，夷王时期周与淮夷之战规模很大，战线很长，周朝动用了王室军的主力--"西六师"和"成周八师"仍未奏功，可见淮夷反周力量的强大和战争的十分艰巨。
    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淮夷还活跃在反周舞台，直至被吴国消灭吞并为止。《春秋?昭公四年》：“夏，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会于申。……秋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等及考古出土的许多物件铭文记载了这一事实。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十六

    宜国之谜（上）

    江南长江下游有个周王朝封邑“宜”，因为是小国，名不见传。在中国历史书籍中，从未见到有过记载。直到1954年夏天，在江苏镇江大港烟墩山南麓斜坡出土了西周青铜器“宜侯夨簋”，从此揭开了“宜”国神秘的面纱。
    《宜侯夨簋》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它的出土，曾轰动全国，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宜侯夨簋”因其对吴文化及其中国的分封制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被称为“吴国第一铜器”。
    丹徒大港出土的“宜侯夨簋” 铭文凡12行126个字，可读者118个字。

    
    宜侯夨簋铭文
    铭文的内容为：“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或（国）图。王卜于宜口土南口。王令虞侯夨曰：口侯於宜。锡〔〕鬯一卣、商瓒一口，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锡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厥宅邑三十又五，〔厥〕……百又四十。锡在宜王人口又七里。锡奠七伯，厥界……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宜侯夨扬王休，作虞公父丁尊。”
    从铭文中可知，康王在封宜侯时，翻阅了“伐商图”和“东国图”。这二张图是互相衔接的；伐商图只到商土畿附近，而东国图则描绘出商土畿以东的大片领土。显然，宜的位置是在东国图上。
    那么周康王为什么要翻阅“伐商图”和“东国图”呢？因为东土上存在着殷商残余势力及不受周王朝控制的淮夷势力，这一直是周王朝的心腹大患。成王时期，管叔、蔡叔勾结纣王的儿子武庚，并联合东夷部族反叛周朝。周公（周武王姬发之弟）乃奉成王之命，举兵东征。周公三年的东征，顺利地讨平了三监的叛乱，诛斩管叔，杀掉武庚，流放蔡叔。收伏殷之遗民，灭国有五十余个，威振了淮夷，扫清了周王朝的外围势力。东征以后，周人再也不是西方的“小邦周”，而成为东至大海，南至淮河流域，北至辽东的泱泱大国了。周公又在山东地区分封了齐、鲁为主的诸侯国，进一步巩固对“东土”的控制。然而殷商残余势力，在受到周王朝的沉重打击的排挤下，逐渐向南迁至淮水流域，一部分南迁至长江以南的南土，他们融合于当地的土著民族，并逐渐发展壮大，后来形成了以徐夷为首的淮夷集团，继续与周王朝进行对抗。
    在长江南部下游地区，当时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主要是以土著部落，也存在着个别小邦国如“勾吴”，还有北方逃过来的殷商残余势力奄、蒲姑等盘居在太湖地区。南方的殷商残余势力存在与东淮夷联结的可能，那是周王朝最害怕的事。虽说南方宁镇地区南部有周武王分封的勾吴小国，但力量比较弱小，而且不被周王朝看好。
    东土一直是周王朝历代帝王想征服的地方。对于周康王来说，如何控制东土乃至得到东土是梦寐以求的事。周王朝亦一直没有放弃，并用威、恩并施的方式震慑东部及东方南部地区。
    在周公东征以及周王朝一统天下的震慑下，部分殷商后裔及淮夷开始向周王朝靠拢，如位于淮河流域的六国（现南京六合地区）等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投靠周王朝的。位于长江南岸边的部分土著部落首领亦有投靠周王朝的，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方面是迫于周王朝一统天下的震慑；二是看到了在周公治理之下的“成康之治”，人民生活安定，经济繁荣的景象；三是迫于周边奄等殷商残余势力、北部淮夷势力以及勾吴国三方的夹击压力。四是周王朝的恩威并施。
    另外，成王时期，周公旦三年东征，征服了东淮夷，一定会留下部分周王朝的军人把守，以控制东土局势。
    在这种情况下，周康王面临的是如何拉笼利用这些土著部落来达到控制东土的目的。周康王经过深思熟虑，想出了迁移虞侯去宜地的办法。于是召来虞侯夨，给他看了周武王、周公伐商图，并分析了东土现状，命令虞侯夨立即动身，迁移到宜地，并赏赐了许多专征物品及权力。
    铭中“在宜王人口又七里”，是指当初留守在宜地的周王朝军人及投靠周王朝的部族首领数量，泛指康王封给虞侯夨的域邑中的贵族及平民数。“里”是指官职，即“里长”。铭文中，康王封宜侯夨内容很丰富，权力很大，还有鬯、瓒、弓、箭等专征物品。不过从以往周朝封姬姓王子“鲁”、姜太公“齐”看，其封地都不大，其疆域都是后来征服附近小国而扩张出来的。再说，属周王朝的领土在武王时期已分封，剩下的领地也是不多了，所以康王封的“宜”领土应该也不大。
    铭中“锡土：厥川三百”，说明宜地河流不少，应该在江南水乡。结合“宜侯夨簋”出土于江苏镇江大港烟墩山，再加上近年来，大港这里出土了大量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高等级的贵族墓，周康王分封的宜地就在这儿。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下周康王分封的宜地，正是恰到好处，可以抢先占领江防要地，北可以控制东土的淮夷，南可以同早先周武王分封的小国“勾吴”国联手，控制南土的殷商残余势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康王要选择虞侯夨来宜地的原因，因为“虞”、“吴”是周武王分封的兄弟国，虞侯夨(来自江南荆蛮之地)到宜地就等于回到自己自小生养的地方，可以很好地与勾吴国联手，同时也象征了周王朝的王权到达了东土。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十六

    宜国之谜（下）

    自从《宜侯夨簋》出土后，很快引起国内专家的注意，国内著名专家唐兰、郭沫若、李学勤等先后对“宜侯夨簋”铭文进行解读，他们一致认为此铜器是周康王时期分封“宜”国之事实，“宜”地就在长江边的丹徒及周围。
    “宜”存在时间不是太长，加上国小无大事，故在历史的记载中看不到它存在的踪迹。不过，它带来了中原文化因素，也带来中原的先进技术，所以在这一带应该会带来不小的变化，比如制铜技术、祭祀、礼仪等方面都会有周王朝中原文化的踪迹。那么宜国存在了多长时间，什么时间灭亡的呢？
    据史载，在西周时代，东土的徐夷、淮夷一直不安本份，特别是到了西周末期周厉王时代，周厉王暴虐成性，奢侈专横，引发社会不安定。淮夷及南淮夷乘机起来反周，引发了周王朝与淮夷之间的连年战争。
    《今本竹书纪年》有记载：“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长父征之，不克。”出土的许多西周青铜器也有记载。如西周铜器《禹鼎》记：“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内。”
    《应侯视工鼎》记：“用南夷逆敢作非良，广伐南国，王令应侯视工曰：征伐逆。我受命，翦伐南夷逆，我多俘戎。余用作朕烈考武侯尊鼎。用祈锡眉寿、永命，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上海博物馆藏的西周青铜《翏生盨铭》载：“王征南淮夷，伐角、津，伐桐、遹。翏生从，执讯折首，孚戎器，孚金。”角在今宿迁县西南，津在宝应津湖，属江淮东部。桐，古国，在安徽桐城西北。由此铭可知，厉王时期，江淮东部及皖中一带很可能已经属南淮夷势力范围。
    《管子.小匡》记载：齐桓公与管仲对话：“余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吴、越、巴、牂牁、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而中国卑我，昔三代之受命者，其异于此乎？”我们从齐桓公的话中要注意二点，一是提到西虞，那么是否有东虞呢？二是提到“南至…”的国中，没有“宜”，也就是说，此时东南的宜国是不是已经灭亡了呢？
    《管子?杂篇?小问》记载：“昔者吴干战，未龅不得入军门，国子摘其齿，遂入，为干国多。” 这段记录是在管仲辅助齐桓公时期（公元前685年至前645年期间）。故推断在公元前655年左右，吴国曾与江对面的干国发生过激烈的战争。

    
    宜国 邗国 奄国位置图
    《韩非子·难二》载：“蹇叔处干而干亡,处秦而秦霸,非蹇叔愚于干而智于秦也。”知蹇叔是干国之臣，国亡后入秦。《史记·秦本记》谓蹇叔居宋国铚邑，即今安徽濉溪县，位于干国的西北面，其入秦在秦穆公五年，也是公元前655年。这样说明干国灭亡时间是公元前655年（详见神秘的干国一文）。
    干国是在宜的江对面，勾吴国同干战，首先得灭宜。所以宜大概也就是这时期灭亡的。这样算，宜国存在时间约有360余年。
    另一种可能，约公元前852年左右，南淮夷广伐南国过程中宜国灭亡，这样算宜国的存在时间仅为150年左右。
    1965年在江苏武进县淹城出土的独木船残片木头，据用C-14放射性碳素测定，为公元前925或845年，当西周中期，故推测淹国很可能在西周晚年被吴所灭。《越绝书》载：“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去县十八里，吴所葬。”可以明确看出，淹是被吴所灭。《史记·楚世家》云：“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楚）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当楚国在西南方向东北扩展之时，吴国也可能向外扩张，故西周康王时期所封的宜国，可能在西周晚年”诸侯相伐“之时，被南方勾吴国所灭亡。但到底何时灭亡，还有待于考古得出结论。
    宜被灭亡后，其后裔只得向东逃向海边，后来才有常熟的虞山及虞公仲雍墓。
    宜国虽然在史记中不见记载，但它是由北方的虞徙封而建立的，在西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它把北方中原的生产技术、工艺制品传入南方，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融，它的功劳应该成为西周史上珍贵的一页。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十七

    迁封的宜侯夨到底是谁

    1954年6月在江苏镇江大港镇烟墩山出土《宜侯夨簋》，共有铭文120余字，记录了周王迁封宜侯夨的事，在国内引发了一大批专家、学者的争论。
    当年青铜器专家唐兰在《宜矦矢(皀殳)考释》中认为：“簋铭‘作虞公父丁尊彝’，应当是指姬姓的虞公，可能是《史记》周章和虞仲的父亲叔达。以‘虞仲的子孙永远可以称为虞仲’，“虞侯夨应该就是周章，‘夨’和‘周章’的声母是很接近的”。所以，他认为所封宜侯应是周章。
    郭沫若在《夨簋铭考释》文末，结合夨令簋与夨令彝，认为：“在夨令簋与夨令彝中，夨之父为父丁，与宜侯夨或虔侯夨所祭之父虔公父丁应为同一人，故宜侯夨（或虔侯夨）与‘夨令’亦应为同一人。”
    针对唐兰先生的宜侯是周章的观点，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反对者居多，并提出了许多疑问。1957年，陈直发表的《考古论丛》第三部分，讨论镇江新出的夨簋。认为夨簋与《贞松堂集古遗文》著录的令敦、令彝、令尊作器者为同一人，夨是管理殷顽民的人，并考证：作册大是夨的父亲，虔公为其封爵，夨本人官职为作册，承袭虔公，后改封宜侯。
    1982年，李伯谦先生在大致肯定唐兰先生看法的同时，提出了周章若是夨，历经武、成、康、昭四世九十余年，到封“宜”时，周章已超过一百岁，故宜侯夨为周章是不可靠的。
    1992年，顾孟武先生通过簋铭分析了周初吴国的战略地位，认为北虞之后的虞侯夨被徙封到江南宜地，是周初对东方问题考虑的结果。对于虞公身份的考察，顾先生不同意其是君吴的周章，而更有可能是周章之弟，封于北故夏虚的虞仲，夨则是其子。那么
    “宜”与“吴”是东西配合的位于东南方的两个封国，扼制着东方西周的疆土。
    1999年王永波先生首次作文对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宜侯夨簋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首次综合梳理。他认为：虞侯夨是仲雍之后——虞仲，与周王室同宗，其祖先东奔吴越后用夷人天干为号的习惯，虞公称为父丁，武王克殷后，寻得周章之弟，也就是虞仲（即簋铭中的夨），封夨于虞（夏虚），故称虞侯夨，其父便可称虞公父丁。成王时，夨为王室的作册之官，成王时虞侯夨供职王室，官居作册，故其早期所作之器均以作册自称。故夨与周章同时仲雍之后，但宜、吴有别。”
    综合历年专家们的不同观点，大家基本认可西周铜器《宜侯夨簋》为西周康王时期物品，证实了历史上的泰伯奔吴事实，也证实了周王朝分封诸侯的事实，但对宜侯的身份出现分岐，分岐主要集中在“宜侯”是吴侯周章还是虞侯仲、虞侯夨身上。
    为解决宜侯夨到底是谁这个谜底，我认为主要是厘清以下几个焦点问题，一是康王分封是迁封还是改封，二是虞侯是不是吴侯，三是虞侯夨与作册夨的关系。
    一、《周礼?春官?大卜》云: “ 凡国大贞: 卜立君, 卜大封” 。说明古代封国都要进行占卜，“大封”就是封建诸侯。《宜侯夨簋》铭文“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或（国）图。王卜于宜口土南口（乡）。王令虞侯夨曰：” 从铭文中看，可以肯定康王并没有亲至宜地,而是在周王室“南向” 而“卜”，然后令虞侯夨到宜。这肯定是“徙封”，而不是“改封”。虞侯夨应该是离周王室较近，不可能是地处长江下游的“勾吴”国周章。北虞地处周王畿附近，可以到周王室处受封。从现有资料，勾吴国自寿梦起亦有到周王畿经历，所以迁封路程不是问题。既然不是改封，虞侯夨就不是周章。
    
    虞侯迁封图
    迁封事例在成王时代就有，周武王姬发同母弟，被武王分封于畿内之地康国（今河南禹州西北），故称康叔。成王即位后，发生三监之乱，康叔参与平定叛乱，因功迁封于殷商故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建立卫国，成为卫国第一任国君。
    二、在历史上，虽然虞、吴共音、通字，但从没有把北虞写成北吴，同样没有把勾吴记成南虞的事例。所以虞侯不能等同于吴侯。故虞侯夨不是勾吴国的周章。
    周武王分封爵位的时候，周章已君吴。那时，周章同周武王虽说是同宗，但还差一辈份。作为晚辈的周章，且地处周王朝看不起的夷蛮之地，地处长江下游的勾吴国只被周武王封了个“子”爵称号。周章爵位是“子”，而“ 夨”的爵位是侯，所以说虞侯夨不是周章。再说周武王时，已封周章为吴地诸侯，期间没有撤封，到周康王时，再次封周章为吴地诸侯也不合情理。
    当初周武王追封仲雍为虞公，并封周章弟虞仲于北虞，继承虞公爵位。山西出土的《虞侯政壶》：“唯王二月初吉，壬戌，虞侯政作宝壶。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它可以作证，北虞后来继承的是侯爵。故虞侯夨应该是与北虞的虞君有关。
    我们再从年龄上来分析，当初周章、虞仲是在周武王时代分封的。周武王在位三年病卒，经周成王在位22年至周康王，即康王登基距初次分封相距是25年。若当初虞仲封北虞时二十多岁的话，到周康王迁封时，虞仲年龄将近五十岁。古时五十就算是老人了，而康王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徙封虞侯夨到宜地，铭文中还记载了，康王封了许多“专钲”物品，目的是让虞侯夨不远千里，到宜地代表周王朝控制这一地区的。所以，从年龄上讲，应该虞侯夨应该是虞仲的儿子最为合适。就像顾孟武先生说的：“夨则是其（虞仲）子。那么“宜”与“吴”是东西配合的位于东南方的两个封国，扼制着东方西周的疆土。”
    《尚书大传》说：“诸侯赐弓矢者得专征，赐瑽钺者得专杀。”意思是诸侯被赐予弓和箭便得征伐大权，诸侯被赐予斧钺便可以出征了。“斧钺”是国君赐给将军的领兵权，跟虎符一样，象征国君的命令，而“弓矢”是作战武器，战场上必不可少。“赐弓矢”就是“宜侯夨簋”铭文中提到的“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意思是王赏赐诸侯“红漆弓一张”、“红漆箭百支”、“黑漆弓十张”、“黑漆箭千支”，其实就是一种象征意义，康王徙封虞侯夨去南方宜地，其意义就是让他替周王室镇守南境，也就是《左传》中常常提到的“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意思，即所谓的“专征”。
    我们再从《宜侯夨簋》铭文末尾：“宜侯夨扬王休，作虞公父丁尊。”这是说明，宜侯矢为了颂扬王的恩德给虞公父丁做此尊簋。根据铭文，虞侯夨称其父为“虞公父丁”，这个以天干号为称呼一般出自殷商族的习俗，地处长江下游的勾吴国不可能用，同样说明了虞侯夨应当是北虞国的虞仲或其子孙，而决非江南勾吴国的周章。
    从上判断，宜侯夨应该是从北虞徙过来的虞侯夨，而且虞侯夨原出生于江南，康王徙封虞侯夨至江南丹徒一带，建立宜国，正好是回到他的老家。虞侯徙封以后，虞国的君位可能由其弟继承，就像当初周章留吴，而其弟封虞一样，都是由诸侯兄弟之间加封一人而成立一个新的侯国。只不过当初虞仲是回去继承虞公仲雍的爵位，而虞侯夨只是为了周王朝开拓东南疆域回到江南建立一个新侯国。
    三、在这里还要区分《宜侯夨簋》中的虞侯夨与《夨令簋》、《夨令彝》中的作册夨的关系。郭沫若、陈梦家、陈直、谭家甫诸家都认为，三器中的夨为同一人。其实，他们决然是不相干的两人。记作册夨的两铭末都有鸟形和“册”的标记，而《宜侯夨簋》没有这种标记。另外，他们两个夨的身份和世系也不同。宜侯夨是侯爵的诸侯，他在封宜前就是虞侯，他的父亲称为“虞公父丁”，可能是虞国的始封者。作册夨在《夨令簋》、《夨令彝》铭中只称其父为“丁公”、“父丁”，而没有称为“虞公”。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作册大鼎》，其铭末同样有鸟形和“册”符，可知作册大和作册夨是一家。作册大称其祖父为“祖丁”，显然是作册夨之子。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作册夨一家世代为作册官，而宜侯夨一家世代为封国诸侯，两家互不牵涉。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二十

    西周铜器“宜侯夨簋”铭文你读懂了什么？（上）

    1954年在江苏丹徒大港烟墩山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宜侯夨簋”，是目前我国唯一可以说明周王朝分封制详细情况的实物，目前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自“宜侯夨簋”出土以来，围绕此器铭文争论不断，以至到现在为止，关于“宜侯夨簋”铭文中所封的“宜”国还无法作出定论。现根据郭沫若、唐兰、李学勤等青铜器专家对“宜侯夨簋”铭文一百二十余字的解读，综合理解，我谈谈以下自己粗浅的分析观点。
    
    “宜侯夨簋”铭文的内容为：“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或（国）图。王卜于宜口土南口。王令虞侯夨曰：口侯於宜。锡〔〕鬯一卣、商瓒一口，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锡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厥宅邑三十又五，〔厥〕……百又四十。锡在宜王人口又七里。锡奠七伯，厥界……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宜侯夨扬王休，作虞公父丁尊。”

    第一点，根据考古结论，此青铜器为西周早期物品，按其式样及制造工艺分析，此器应出自中原，并非本土所作。这点可以肯定了“宜侯夨簋”制作出自中原。并根据唐兰、郭沫若等专家及考古专家确认，此器制作年代应为西周康王时期。目前，国内专家基本一致同意这一观点。
    第二点，铭文中所封国名“宜”，郭沫若、唐兰、李学勤等大家认为是“宜”国，国内大部分专家同意，但还有极小部份专家（如于豪亮等）认为铭文中封国的名字是“俎”国，发“且”字声。综合各方面观点，本人认为理解成“俎”是不合理的，也不存在祭祀一说。
    第三点，“宜侯夨簋”所谈及的封“宜”事件，是周康王根据当时东部淮夷及殷商残余势力的实际情况，反复考虑后作出的决定。康王封宜事件发生在周康王执政之后，距周武王伐商建立周王朝仅二十五年多。周武王虽灭掉了商王朝，但几百年遗留下来的殷商残余势力还在，所以到成王时期，暴发了历史上著名的“三监之乱”，被周公旦平定。周公带着姜子牙乘势对以山东为中心的商奄、薄姑等殷商残余势力，以及反周的东淮夷进行了三年艰苦的征战，灭国五十多个，并逼迫商奄、薄姑等殷商残余势力向南迁徙，有的迁徙至长江以南的越族区。这就是当时的时期代形势。
    至康王执政时，由于东淮夷离周王朝王畿地区比较远，周王朝无法远程控制，所以康王最担心的也是东国地区的东夷势力及殷商残余势力。这点可以从历史上淮夷与周王朝的多次危及周王朝政权的战争中得到印证，出土的许多青铜器铭文记载可以作为实物证明，史籍资料记载可以作为文证，
    周公三年东征后，在东淮夷北部，分封了“齐”、“鲁”等亲周王朝强国，但南部唯有周武王分封在长江以南的小国“勾吴”国。由于“勾吴”国地处荆蛮之地，又是不守周朝礼仪、宗法之国，加上当时“勾吴”国非常弱小，周王朝根本瞧不起“勾吴”国，《左传·昭公三十年》载:“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事实上，后来淮夷多次作乱，周王朝从未征用“勾吴”国去讨伐淮夷，这点无论是在史书上，还是考古已出土的铭文中都可以证实。
    周康王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在东淮夷的南部，也分封一个亲周国家，为周王朝的安全守卫边疆。这就是封“宜”事件的缘由。
    铭文中“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或（国）图。”第一句，代表是分封时的日子，然后就写了康王审阅了周武王、成王伐商图及东域图，这里明摆着写了这次分封“宜”国的原因。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二十

    西周铜器“宜侯夨簋”铭文你读懂了什么？（中）

    第四点，在商、周时代，分封国家时，都是帝王亲自到场分封，分封之前必须经过占卜过程来进行。铭文中：“王卜于宜口土南口”。也证明了此事。这段文字还说明了二点，一是记载了周康王所封的“宜”国一定是在南向或南口。这与铭器出土地江苏丹徒的方向所一致。注郭沫若解释为是“南卿（向）”。二是说明周康王没有到达江南现场来分封。原因之一是，“伐商图、东域图”在西周时期是非常珍贵的，只有保存在王宫之中，根本不会拿出王宫。文中明显周康王这次是在周王朝王宫设祭坛进行分封事宜的。事实上，历史上周康王从未有到过长江下游的记录，加上所封“虞侯夨”出自离王畿不远的姬姓北“虞”国。肯定是虞侯夨亲自到王宫接受周康王的分封。
    第五点，铭文中：“王令虞侯夨曰：口侯於宜”。是指周康王命令虞侯夨迁封到“宜”地。从文字上可以看出，此次分封肯定不是“初封”。那么是“改封”还是“迁封”呢？
    铭文中的虞侯夨，前面的“虞侯”是尊称，“夨”是虞侯的名字。纵观西周历史上的“虞”国只有二个，一个是在王畿边的北虞国，另一个则是在江南的“勾吴”国，古时“虞”、“吴”同字同音。而且二个“虞”国都是周王朝的宗亲姬姓封国。所以“虞”侯只能是在这二国之中。
    若是在长江下游的“勾吴”国，那就是“改封”，但江南离周王朝王宫那么远，虞侯夨跑那么远去受封不太现实。而且当初周武王分封江南的“勾吴”国为子爵，也不应该称为“虞侯夨”。要知道，凡是荆蛮、夷地这类的国家，周王朝分封爵位从未超出“子爵”。相反，在周王朝王畿边的北虞国，当初周武王分封的是“公爵”，但从山西博物馆珍藏的西周青铜器《虞侯政壶》铭文上记截获，此器出自北虞，爵位是虞侯。这里是否可以解释为，当初周武王分封虞仲的是“公爵”，这是为了感恩泰伯、仲雍让位之恩。但“公爵”地位是最高等，一般只有前朝帝皇后裔才能享受的，故到虞仲的儿子时又改为“侯爵”。
    虞侯夨出自北虞，这样就比较合理，一是身份比较合理，二是地点比较合理，离王畿较近，可以到周王朝王宫受封。三是北虞是姬姓，又是遵守礼仪、宗法的亲周王朝国家，是深得周王朝信任的国家。四是，派北虞国的虞侯去“宜”地，是周康王脑子里最合适的人选，因为北虞侯本身来自江南，只有派他去才能深得“宜”地人的信任。所以，这次分封应该是“迁封”， 虞侯夨出自北虞。
    （附加说明：在周原岐山西边有个被称为西吴的地方，经尹盛平《古夨国遗址墓地调查记》确认是古“夨”国所在地，有部分人就认为“夨”国就是“吴”国。那是错误的。“夨”国属姜姓国，而且在周王地附近公然称“王”。有“夨王簋盖”青铜器留世。“夨”古音在之部，而“虞”、“吴”古音在鱼部，完全不一样。再说“西吴”是后来的地方名称呼，历史上从来没有“西吴”国。虞侯夨不可能是夨侯夨。）
    第六点，铭文中：“锡〔〕鬯一卣、商瓒一口，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这段铭文，国内专家是没有争论的，讲的是周康王赐给“宜”侯的重要物件。瓒是古代祭祀用的一种玉器，而弓、矢代表帝皇给予“专征伐”权。
    这里透露了三点。一是周康王对虞侯夨看得很重，赋予了“专杀”大权。二是从“征伐权”来看，康王封宜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附近的淮夷及殷商残余势力如果敢作乱，“宜”侯可以凭康王赐的瓒、弓、矢直接讨伐。但这里有个问题，既然可以去讨伐，那就要有军队，但铭文中没有提及军队，史籍资料中也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资料。三是康王封的“宜”国并非人们想像的一个南方的普通国家，而是带有目的，并赋予生杀大权的国家。
    第七点，铭文中：“锡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厥宅邑三十又五，〔厥〕……百又四十”。这段铭文很显然是周康王赐给虞侯夨“宜”地的土地范围、山川地貌情况。只可惜当初“宜侯夨簋”铜器被打碎，铭文字迹无法辨认。“锡土”下共有四项，现在能辨别的只有二项“川”和“宅邑”。“川”代表河流，就是说“宜”地河流有三百多条，这大概也只有靠海的江南地区才有了。江苏丹徒大港正好地处长江下游，又是西周时期长江的入海口，海水倒灌，这里河流肯定众多，符合铭文中的条件。
    “厥宅邑三十又五”又是什么意思呢？《尚书》中有：“成王在丰，欲宅邑，使召公先相宅。”的记载。指的是周成王想建宅邑即王城，先让风水先生看风水。建邑相宅已成为当时王室的要事。那么根据西周时期江南的情形，周康王时期的江南还是相对中原落后，还处在氏族集中居住，宅邑就相当于各氏族集中居住的小城镇，相当于现在的集镇共有三十五个。
    由于缺少文字记载，所以康王所封“宜”地范围无法评测，不过，从周王朝当初封的“齐”、“鲁”等国来看，当初也并不大，都是后来扩疆才变成大国的。再说到康王时代，经周武王、成王的分封，还剩可分封的领地已经很少了，所以不可能分封出一个大国领地。
    第八点，铭文中：“锡在宜王人口又七里。锡奠七伯，厥界……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六百又……六夫”。这段文字是康王赐给“宜”侯的人口。国内专家有不同的观点。这里明确记载的是在“宜”地的王人，王人是指周人贵族。问题就是在“宜”地那里来这么多周人，要是指康王赐给“宜”侯随身带过来这种情形还有可能，但这里写的很明确是“在宜王人”。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周公旦、姜子牙的三年艰苦的东征，史记上明确记载，周公亲征，并授予姜子牙以征伐叛逆的指挥权。在击败武庚及“三监之乱”之后，继续东征。先攻淮泗间的九夷小国，最后击败以商奄、薄姑等殷商残余势力。然后分封姜子牙于原薄姑领地为“齐”国，封周公儿子伯禽于原商奄领地为“鲁”国，“齐”、 “鲁”作为周王朝在北方的坚强后盾。那么聪明的周公旦及猴精姜子牙难道就没考虑淮夷的南面设防？
    现存的史料，对于南方春秋之前的文献缺乏资料，但我认为，周公旦、姜子牙肯定会考虑到这事，也就会在南方安排部分军事力量。事实上，被逼迁徙到江南的商奄、薄姑等后来一直没有掀起风浪，可能与周公当初的安排有关。
    这里说明的是：《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第三》详细记载了常州有奄君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吴县有薄姑大冢，虞山有巫咸冢，巫咸是商朝有名的大臣，肯定是巫咸后裔、商代小邦国也随商奄一同迁徙至江南。
    那么这里的“在宜王人”就是指当初留守在宜地的周王朝军人。这也可以理解周康王为什么要封虞侯夨到“宜”地，为什么要赋予他“专征”大权，实际上是派他来“宜”地指挥，防守周王朝的东南领地。若是这样，江苏丹徒大港可就是防守东南领地最佳地方，同时又是长江东部南北通江要道口。既可以防守江南领地，也可扼要守住淮夷的南边领地。
    根据同时期的著名青铜器《大盂鼎》铭文：“…易(赐)女邦司四白(伯)，人鬲自御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九夫；易(赐)尸(夷)司王臣十又三白(伯)，人鬲千又五十夫”。 这是康王册命并赏赐盂（小国曾国的国君）的一篇铭文。意思是：赐给你邦国的官员四名，人众自驭手至庶人六百五十九户；赐给你异族的王臣十三名，夷众一千零五十户，要尽量让这些人在他们所耕作的土地上努力劳动。
    我们发现这二个铜器铭文在赐予的人口方面，数字极为接近。“宜侯夨簋”铭文共有四种人口，一是在“宜”王人，即周人贵族，可能是留守下来相对高级别的军官。单位用的是“里”。古代“里长”代表居民集群的村长意思。二是“锡奠七伯”，是指当地土著族的首领有七位，单位用的是伯（亦可作称呼），参考《大盂鼎》铭文也是用的伯。紧接下来的是第三“厥界……又五十夫”，指的是当地土著劳作的人，单位用的是“夫”，即家庭的意思。中间缺少的一个字应该是数量级，按判断应该是“千”。也就是最下层农村劳动人员有一千零五十个家庭，这些人是属七位“宜”地土著族首领所管辖的。第四是“锡宜庶人六百又……六夫”。这个庶人地位要比上面“千又五十夫”的土著劳作人地位高些，这“六百又……六夫”下层人是属在“宜”王人管辖的庶民。可能是在“宜”王人的奴仆或下级兵士有六百多夫。
    虽然我们在第六点分封的领地范围因文字缺失，无法判断“宜”地大小，但从所赐的人口上也可以略见一般。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二十

    西周铜器“宜侯夨簋”铭文你读懂了什么？（下）

    第九点：铭文中：“宜侯夨扬王休，作虞公父丁尊。”这段话的意思是，宜侯夨为了感谢康王的恩德，特制作了这个铜器以作纪念。后面明显是商代常用的“日干支”记式，这在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常见。这种“日干支”记式在周朝、长江下游的荆蛮地很少使用。
    这段文字专家解释各不相同，争论不小，互有不同观点。郭沫若、唐兰解释为虞公是“勾吴”国的叔达，虞侯夨为周章。李学勤则认为虞公是“勾吴”国的周章，虞侯夨为熊遂。不少学者认为虞公是“勾吴”国的叔达，虞侯夨为北虞的虞仲。更多的人认为虞公是北虞国的“虞仲”，虞侯夨为虞仲的儿子。
    本人唯一不同意唐兰的观点也在这一点，我认为虞侯夨不应该是周章，具体理由我在另一篇文章中作了详细说明。
    理由如下：
    一是在周王朝王宫康王面前受封的肯定不是相距遥远的江南勾吴国国君周章，周康王也没有亲自到江南来过。
    二是地处江南的周章封的是子爵，不可能称呼“虞侯”，而且“夨”与“章”还是有区别的。虞公更不可能是叔达了，叔达凭什么可以称为“公”呢？再说，地处江南的吴国，历史上记载一直是子爵，没有更改过侯爵，故可以排除是周章。
    三是这次封“宜”不是改封，而是迁封。故虞侯夨不是周章。
    四是从年龄问题上来讲，康王所封“宜”侯不大可能是周章。
    五是青铜器“宜侯夨簋”根据考古结论是西周中原铜器，并非吴地铜器。若是虞侯夨是周章，这青铜器的制作问题又何解释？怎么从中原运过来？
    六是从铭文结尾“作虞公父丁尊”来看，这明显是合乎规范的商代“日干支”记式，地处荆蛮之地的勾吴国，那时没有这么严格规范的记式，从格式上排队出自荆蛮之地的勾吴。
    七是若是周章受封“宜”侯，根据烟墩山墓葬中出土的“宜侯夨簋”，说明自周章之后，吴国都城迁徙至丹徒大港。在那时，吴国都城怎么可能放在长江边的边疆之地大港宜地呢？另外，若是周章迁都大港，在大港应该有很多的吴侯大墓，但这几年的考古没有发现这种情况。
    八是周章受封“宜”地，“宜”国就是“吴”国，“宜”、“吴”一体。也就是说周章时期，吴国领地已从小丹阳到镇江大港很大的区域范围，这么大领地的国家，在西周早期算是很大的国家，地处荆蛮之地的吴国当时就可以称“王”了。
    九是“宜侯夨簋”铭文说得很明白，康王封“宜”目的是防范淮夷及殷商残余势力作乱。那么作为有这么大领地的江南吴国，又有康王赋予的“征伐”大权，讨伐淮夷的重任肯定可以交给吴国了。事实上，历史上从未有吴国与淮夷交战的记载。从这点上，也可以否定虞侯夨是周章。
    十是从铭文上赐给“宜”侯的“锡奠七伯”当地土著族首领数量来看，也不是“吴”、“宜”一体的周章所管辖范围。
    本人的观点是：虞侯夨应该来自周王畿边上的北虞国。根据周国、吴国、北虞国的世系：
    
    周武王比周章、虞仲长一辈，考虑到太伯、仲雍比季历年长，正常来说，周武王与周章、虞仲年龄相比应该大十几岁至二十岁。按周武王封北虞国的虞仲为公爵，那时的周章、虞仲年龄应该不会太小，起码是正当年。事实上，周武王才执政三年，就老病而终。说明周武王分封周章、虞仲时，他们俩年龄肯定不会小。至康王时期，又经过二十五年多，周章和虞仲是否还在人世也需要打问号？
    从周康王分封“宜”侯的目的看，周章、虞仲都因年龄太大不符合“宜”侯的条件，而况还有那么遥远的路程。故我认为虞侯夨为北虞国君主虞仲的儿子，名叫“夨”。按李学勤说法，夨这个名字是周人形式，他在世系里可能会有另一个名字。
    我们再从铭文“作虞公父丁尊”来看，此器把虞侯夨的父亲称为“虞公”，正好与周武王分封北虞国的爵位相同，这个虞公就是江南过去的周章弟虞仲。
    另外铭文“作虞公父丁尊”，这是标准的商代“日干支”记式，作为宗尚礼仪的北虞国，由于虞仲过去才二十五年多，祭祀格式沿用原商朝时期的祭文格式也是比较合理的，毕竟北虞国经历了商代几百年的洗礼。
    把虞侯夨迁封到长江下游的江南后，他的兄弟继承北虞国的国君，就像当初周武王分封周章为吴地国君，周章弟为北虞国君一样，是比较合理的。
    第十点：由于“宜侯夨簋”铭文损毁，对康王赐封的“宜”地领土范围无法知晓。我们可以通过康王赐封的人口数量来大概推测其大小。铭文中“厥宅邑三十又五，〔厥〕……百又四十。锡在宜王人口又七里。锡奠七伯，厥界……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六百又……六夫。”有3条可以利用，一是康王所赐封的宅邑有三十五个，二是康王所赐封的宜地土著族首领有7位（尊称伯），三是赐封的当地土著的农耕者有一千零五十夫（户）。
    根据同时期江南勾吴国，史记中记载当时归顺泰伯、仲雍的当地土著人有千余家，这个数字同康王所赐封“宜”侯的土著农耕者数字相近。按当里勾吴国领地，也就是史记中记载的“太伯城”范围“周三里二百步，外廓周三百余里。”来算，分封的“宜”地范围外周三百余里若是地形是正方形，面积可达一千多平方公里，相当于超过现代一个县的领地范围。若地形是长方形，面积可达几百平方公里，想当于现代一个县的领地范围。
    若按西周时代一夫耕地一百亩计算，一千零五十夫约有耕地面积七百多平方公里，这个面积正好相当于汉代丹徒县的领地面积。也就是吴国“朱方之县”领地面积。那么按康王赐封面积来说，就可以更加确定“宜”地就是吴国的“朱方之县”，现在的江苏丹徒。
    第十一点：结论。
    根据“宜侯夨簋”铭文分析，此青铜器出自西周中原，康王为了东方领地安全的目的，在认真阅读了武王、成王伐商图以及东或（国）图后，加封位于长江边的“宜”国，命令位于王畿边上北虞国的虞侯夨立即迁徙至“宜”地，并赏赐了许多实物及权力。虞侯夨为北虞国虞仲的儿子，“宜”国是位于长江下游的江苏丹徒。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十八

    宜国地望在哪（上）

    1954年在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的西周康王时期有铭铜器《宜侯夨簋》，其铭文明确记载了周王朝分封虞侯夨到宜地的事实，也引发了全国学者对宜国地望的探讨。有的学者认为：“（河南）宜阳为封虞侯夨于宜的宜”。1969年陕西宝鸡《夨王簋》的出土，又让许多学者认为：宜在陕西风翔一带。也有的学者认为：铭中的宜，是《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所述“周公之胤”的“胙”国，其地在今（河南）延津县北三十五里。还有的学者认为：宜乃是《春秋·襄公十年》记“会吴于柤的柤，其地在今（山东）微山湖东。以上诸说，虽然都从”宜“的字形、读音以及文献记载、其他铭文来加以论证，但由于它们与《宜侯夨簋》铭文所指的方位不合，因而都是难以成立的。
    《宜侯夨簋》铭文一开头就叙述: “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或（国）图。王卜于宜口土南口。” 可知康王在封宜侯时, 翻阅了“伐商图” 和“ 东国图” 两张地图。早期地图源出绘画,图、画不分。周王廷设有图室,一见于无亩鼎,再见于膳夫山鼎,王皆先到图室,进行册命典礼。无亩鼎记“王格于周庙,述于图室”,图室设于周庙,王来此行册命典礼,必为机要之地,所绘地图应与国家军事、政治有关。“伐商图”与“东国图”这两张图是互相衔接的。伐商图只到商王畿附近, 而东国图则描绘出商王畿以东的大片领土，也就是中国东部及东南部地方。显然,宜的位置是在东国图上。接着又说: “王卜于宜口土南口（向）。”古代封国都要进行占卜。《周礼·春官·大卜》云: “ 凡国大贞: 卜立君, 卜大封” 。“ 大封”就是封建诸侯。从康王封侯要翻阅“东国图” ,并“南向” 而“ 卜” 来看,可以肯定康王并没有亲至宜地, 而宜地即在东国图中的南方。西周铜器《宜侯夨簋》出土点正好与铭文中的方位相吻合，故郭沫若考释云:“宜”的地望或即在今江苏镇江丹徒附近。
    那么康王为什么要在封宜侯前要省武王、成王伐商图及东域（国）图呢？
    原来在西周初期，东域是殷商残余势力占据的地方，这也成了周王朝历代帝王的心腹之患。成王时期，周公东征给殷商残余势力进行了严重的打击，殷商残余势力只能举家南迁，并融入到不受周王朝控制的淮夷及南方土著部落中。《越绝书》载：“蒲姑大冢，吴王不审名冢也，去县（江南吴县）三十里。”说明在长江以南的商朝残余势力不止常州的“奄”，还有蒲姑等商朝的残余势力。假如淮河流域的东淮夷与长江以南则亲商残余势力联手反周，那后果是不堪设想。虽然长江下游南部有周武王分封的“勾吴”，但荆蛮人“勾吴”国当时实力还很弱。而且周王朝对勾吴国也不看重，这点可以从分封“勾吴”国为子爵中可以看出。
    周康王审阅了东域（国）图后，经过深思熟虑，选择周王朝边上的北虞国（本是荆蛮之地迁过来的），让他迁封“宜”侯，联手“勾吴”国，替周王室镇守南境。也就是《左传》中常常提到的“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意思，即“专征”。丹徒僻处东南，形势险要，属江防重地，正是周康王所想选择的“宜”地。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在江苏镇江丹徒的大港—谏壁的长江沿岸集中分布着一大批高等级的墓葬,主要有烟墩山、母子墩、四脚墩、磨盘墩、粮山、北家山、青龙山、北山顶、双墩等,这些墓葬一般修建在山顶,一山一墩,一墩一墓,有高大的封土,随葬品丰富,包含大量精美的青铜器,显然非一般墓葬可比。
    长江之滨的丘陵坡地,地势普遍较低,青龙山、乔木山、烟墩山等,高度一般不超过四十米。除大型墓葬外,这一带还分布着很多大规模的台形遗址。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遥感调查数据,镇江地区大型台形遗址共有70多处,丹徒沿长江地区分布最为密集。在镇江丹徒以东的丹徒镇至大港、丁岗一带,平均每3.5公里就有一处台形遗址,其密度几乎接近于现代村庄。这些台形遗址一般有上万平方米,大的如丹徒丁岗断山墩遗址,达两万平方米以上,除发现印纹硬陶、原始瓷外,有的遗址中还发现青铜器冶铸遗迹,此类大型的、能冶铸青铜器的聚落,在当时绝非普通民众的村落,而应该具有中心聚落的地位。这些考古发现也可以证明宜地地望就在丹徒。
    那么宜国的范围有多大呢？
    史料记载，宜国灭亡后，其地后来被吴国君主余祭封给了庆封，取名为“朱方”（吴越语意思是，官家看管渡船的地方）。余祭执政时期，还封其弟季札“延陵”地。古时，一般国君都是把占领的它国之地作为封地，作为奖赏自己的手下大臣。根据这点，我们可以猜侧，宜地极有可能就是朱方加上延陵，这块紧邻长江的边地。朱方之地，在吴地被楚国占领后，改名为“谷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改名为丹徒。也就是紧靠长江的汉丹徒领地。延陵（请参考下面《延陵地望在哪里》）这地，为现丹阳北部、常州北部加上江阴大部之地，也是一城紧邻长江之地。见下图：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十八

    宜国地望在哪（下）

    我们再从《宜侯夨簋》铭文看，铭文中述及封地大小的有“锡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厥宅邑三十又五”，由于文字缺失，不能看清楚到底封地有多大。但我们从现有铭文中可以看出：铭文说“宜”地河流有三百多条，宅邑就相当于各氏族集中居住的小城镇，相当于现在的集镇共有三十五个。从这二个数字看，“宜”地不可能包含整个苏南地区，古时沿长江地区河流众多，三百多条河流，范围肯定不止一个县，但也没有一个地级市范围大。
    铭文中““厥界……又五十夫”，指的是当地土著劳作的人，单位用的是“夫”，即家庭的意思。中间缺少的一个字应该是数量级，按判断应该是“千”。也就是最下层农村劳动人员有一千零五十个家庭。若按三十五个宅邑分，每个宅邑（集镇）共有三十个家庭，相当于一个大村庄。大家还记得《史记·吴世家第一》载：泰伯建国，“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也就是说，康王封的“宜”国规模，与勾吴国建国初期差不多大小。而这个大小，正好符合“朱方+延陵”之地。
    
    《礼制·王制》中记载：“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这是周王朝封国的礼制，我们从地图上看，宜的地望南北向，从北面长江到南面丹阳延陵镇距离约70余里，东西方向从丹阳延陵至江阴距离约有160余里，这样大小的面积正好符合《礼制·王制》侯爵封地面积，而且占据着江边最重要的战略位置。
    《尚书大传》说：“古者诸侯始受封，必有采地：百里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诸侯以十五里。其后子孙虽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子孙贤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
    从这些资料也可以看出，宜地规模不可能有苏南地区这么大的规模，最多也就是现在一个地级市的规模，也就是同勾吴国最初建国时期的面积差不多大。
    既然周康王分封的“宜”地没有那么大，那么有些人认为的“宜”国就是“勾吴”国，周章就是虞侯矢就不能成立。实际上勾吴国与宜国是两个相邻不同的国家，勾吴国领地，是当初泰伯与仲雍沿长江而下，在长江古渡口采石矶登岸，选择了地形最合适，有群山作屏保障，有大湖供生产的“勾吴”地来建国，这应该是当时最合适的地理条件了。而周康王分封的“宜”地则选择了长江边南岸，是最适合为周王朝把守长江两岸的战略要地。二者各有所取，不能混同。
    结合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宜地是以汉丹徒为中心，范围有古朱方领地加上延陵地这么大。是周王朝分布在长江南岸，控制长江两岸的战略要地。
    近年来, 怀疑宜地地望在镇江丹徒的人认为，当年发现西周铜器《宜侯夨簋》时，同时出土的还有西周时期及春秋时期的铜器，所以认为该土墩墓可能是一个春秋时期的窖藏墓。其实我们可以从烟墩山二号墓挖掘报告中可以看到，烟墩山，又名四墩山，山上有四座土墩墓。其中1954年出土的宜侯夨簋的墓为一号，1985年发掘的一座为 二号墓，山头上还有三号墩、四号墩墓。实际上可能还不至四个土墩，只是早年被人为破坏，土墩被平，错认为是同一土墩墓挖出的物件。实际上应该是相距较近的几个年代不同的土墩墓中出土的物件。
    还有少部份学者认为:“宜可通仪” , 也“可通‘禺’” 。春秋铜器《禺邗王壶》云：“邗在扬州, 为仪征之东邻” , 那末“禺(即宜）应与邗邻近, 可能就在仪征或其附近” 。 这个论证, 比较牵强。因为“仪征”在西周春秋时无此地名, 它是宋代以后才出现的。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三《扬州府· 仪真县》记: “汉江都县地;唐扬子县地。… (宋) 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改真州; 政和七年(1117年) , 赐郡名日仪真。…明初改仪真县。” 由此可知, “ 仪真” 是宋代皇帝所赐之名至清代, 又改为“ 仪征” 。故“ 宜” 与“ 仪” 虽可通假, 但“宜” 与“仪真(征) ”出现于两个不同的时代, 相隔有二千余年,其间不会有什么联系。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十八

    宜国地望在哪（下）

    我们再从《宜侯夨簋》铭文看，铭文中述及封地大小的有“锡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厥宅邑三十又五”，由于文字缺失，不能看清楚到底封地有多大。但我们从现有铭文中可以看出：铭文说“宜”地河流有三百多条，宅邑就相当于各氏族集中居住的小城镇，相当于现在的集镇共有三十五个。从这二个数字看，“宜”地不可能包含整个苏南地区，古时沿长江地区河流众多，三百多条河流，范围肯定不止一个县，但也没有一个地级市范围大。
    铭文中““厥界……又五十夫”，指的是当地土著劳作的人，单位用的是“夫”，即家庭的意思。中间缺少的一个字应该是数量级，按判断应该是“千”。也就是最下层农村劳动人员有一千零五十个家庭。若按三十五个宅邑分，每个宅邑（集镇）共有三十个家庭，相当于一个大村庄。大家还记得《史记·吴世家第一》载：泰伯建国，“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也就是说，康王封的“宜”国规模，与勾吴国建国初期差不多大小。而这个大小，正好符合“朱方+延陵”之地。
    
    《礼制·王制》中记载：“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这是周王朝封国的礼制，我们从地图上看，宜的地望南北向，从北面长江到南面丹阳延陵镇距离约70余里，东西方向从丹阳延陵至江阴距离约有160余里，这样大小的面积正好符合《礼制·王制》侯爵封地面积，而且占据着江边最重要的战略位置。
    《尚书大传》说：“古者诸侯始受封，必有采地：百里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诸侯以十五里。其后子孙虽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子孙贤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
    从这些资料也可以看出，宜地规模不可能有苏南地区这么大的规模，最多也就是现在一个地级市的规模，也就是同勾吴国最初建国时期的面积差不多大。
    既然周康王分封的“宜”地没有那么大，那么有些人认为的“宜”国就是“勾吴”国，周章就是虞侯矢就不能成立。实际上勾吴国与宜国是两个相邻不同的国家，勾吴国领地，是当初泰伯与仲雍沿长江而下，在长江古渡口采石矶登岸，选择了地形最合适，有群山作屏保障，有大湖供生产的“勾吴”地来建国，这应该是当时最合适的地理条件了。而周康王分封的“宜”地则选择了长江边南岸，是最适合为周王朝把守长江两岸的战略要地。二者各有所取，不能混同。
    结合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宜地是以汉丹徒为中心，范围有古朱方领地加上延陵地这么大。是周王朝分布在长江南岸，控制长江两岸的战略要地。
    近年来, 怀疑宜地地望在镇江丹徒的人认为，当年发现西周铜器《宜侯夨簋》时，同时出土的还有西周时期及春秋时期的铜器，所以认为该土墩墓可能是一个春秋时期的窖藏墓。其实我们可以从烟墩山二号墓挖掘报告中可以看到，烟墩山，又名四墩山，山上有四座土墩墓。其中1954年出土的宜侯夨簋的墓为一号，1985年发掘的一座为 二号墓，山头上还有三号墩、四号墩墓。实际上可能还不至四个土墩，只是早年被人为破坏，土墩被平，错认为是同一土墩墓挖出的物件。实际上应该是相距较近的几个年代不同的土墩墓中出土的物件。
    还有少部份学者认为:“宜可通仪” , 也“可通‘禺’” 。春秋铜器《禺邗王壶》云：“邗在扬州, 为仪征之东邻” , 那末“禺(即宜）应与邗邻近, 可能就在仪征或其附近” 。 这个论证, 比较牵强。因为“仪征”在西周春秋时无此地名, 它是宋代以后才出现的。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三《扬州府· 仪真县》记: “汉江都县地;唐扬子县地。… (宋) 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改真州; 政和七年(1117年) , 赐郡名日仪真。…明初改仪真县。” 由此可知, “ 仪真” 是宋代皇帝所赐之名至清代, 又改为“ 仪征” 。故“ 宜” 与“ 仪” 虽可通假, 但“宜” 与“仪真(征) ”出现于两个不同的时代, 相隔有二千余年,其间不会有什么联系。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十九

    宜国都城在哪

    宜国都城在哪？是很多人想要研究的事。从上面文章，我们知道了“宜”地的范围，那么宜国都城肯定就中这范围之内，而且应该是在这范围最适合建城的中心地。古代选都城首先条件是选择凭险可守的自然地理环境，以使其不为外力摧毁，国家长治久安。第二是选择居中地理位置，或有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以利政令四达。第三是建立在已有基础，经济发达的地方。都城一般设有内城、外城。外城一般利用自然条件比如江、河、大山等作屏障。在“宜”地范围内，我们发现如下图红线所示的地方，最适合建都城。
    
    春秋时期，长江入海口在镇江，万里长江在镇江大港形成了一个大的喇叭口，使得镇江丹徒北部靠江，东部靠海，西部是宁镇山脉，南部由雩山、龙王山、马迹山、真观山、水经山、建山、小黄山等山体，这样一个“山水”在古时正好组成了外城的屏障。图中缺少山体部分正好对应的是长岗、丁岗等地 ，这样一个自然地理正好组成了“宜”国的外城。
    那“宜”内城在哪呢？上图显示的外城中心，即现在镇江大港。也就是说，镇江古城最早的城池是由大港，逐步向西迁移的，汉时丹徒古城移至丹徒镇，三国时孙策在京口建“铁瓮城”，古城移至镇江京口，直至现在。
    那么大港有什么以“宜文化”遗迹呢？根据近代考古结果，分布于镇江大港地区的吴文化遗址群，有烟墩山墓地、魏家墩、谢家神墩遗址、东巨遗址、孙家村遗址和断山墩遗址等，特别是沿江一带有西周至春秋战时期的吴国贵族墓，以北山顶为界限，东部地区出土的都是西周早期的贵族墓，这些有可能是宜国留下来的，西边都是春秋时期的贵族墓，可以证实是吴国帝王陵。这些遗迹，加上西周第一铜器《宜侯夨簋》表明，镇江大港在周代至春秋，这里是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地。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十九

    宜国都城在哪（下）

    另外，我们还在镇江大港中心，发现有个葛村非常不一般，它位于镇江大港烟墩山的南面，而烟墩山是出土西周铜器《宜侯夨簋》的地方。全村有500多户、2000多人，占地面积525亩，据考古发现距今已有6000多年历史。说来也怪，葛村村民不姓“葛”，其村名也与葛姓无关，据说与“埜”字有关，而“埜”字又与吴王寿梦有关。
    葛村地属丹徒丁岗镇，所以也称丁岗葛村，面积约3.8平方公里，分东葛村、中葛村、西葛村，是江苏省历史文化名村。村上古迹众多，都是商、周时期的古迹，被誉为“镇江最美古村落”。五十年代，在东葛村东南300米处，发现并挖掘了文昌阁遗址。在紧靠西葛村，发现及挖掘了癞鼋墩遗址。二遗址经南京博物馆考古证实均为新石器至周代遗址。在葛村的东南面，不到埤城位置，发现了面积为24700平方米的断山墩遗址，文化层堆积达4米，西周春秋时代的遗存极丰富，是目前发现的苏南地区最大一个村落遗址。其北面有母子墩、磨盘墩、背山顶、青龙山等周代墓葬及吴王大墓，其中烟墩山遗址为西周初期宜侯夨墓,挖掘到著名西周铜器“宜侯夨簋”。在其东部不远处，近年来又发现了吴国铜冶炼基地孙家村遗址，该遗址的发现可以证明该地区曾是吴国或者宜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距葛村不远的丁岗南神墩遗址，考古证明是距今约3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到西周时期，生活在当地的古人为躲避野兽和洪水而人工堆积成的一处土墩，可以证明这地区曾是城市中心。
    1957年，南京博物馆的尹焕章、罗宗真等人对葛村及周边地区进行考古挖掘。在丹徒沿江地区，以大港为中心，西至谏壁以西，东南至埤城镇，西南至宁沪道上的辛丰镇，在这长宽约20公里×7.5公里的地区以内，发现断断续续成一组一组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很多，其中已发现60多处。
    
    葛村及周边古遗址
    见图所示，可见葛村周边非常密集，也说明这里过去曾是这一区域的政治文化中心。我们能否推断这里有可能就是宜国都城所在地？
    在葛村北边出土的《宜侯夨簋》可以证明，在西周早期，周康王曾徙虞侯夨来这里建立宜国。此地作为江防要地，地势险峻，能守能攻。作为百姓居住，这里又是地道的鱼米之乡，境内河流众多，地处镇江入海口下游，江面开阔，水流平稳，适合打鱼及作渡口。我们可以从后来的名字中可以略见一般。春秋时期，这里称为“朱方”，吴越语意思为官家管理渡船的地方。现在的“大港”名字，查史料最早见于宋代，这大港名字也与此地为有名的渡口有关。
    宜地被吴国吞并后，这里曾叫“勾（ gòu）宜”,后又被吴君封为“朱方之县”，越灭吴，楚灭越后，此地改名为“谷阳”，其中阳是楚国人命地名的一种习惯，而“谷”则是“勾（ gòu）”的谐音，二字连着读就变成了“谷阳”。到了汉代，城市开始向西迁移，此地就变成了后来的“葛”村，这“葛”也是“勾（ gòu）”宜的谐音。
    古代地名的命名法则，有一钟叫“阴阳法”，其命名法则是在山南、水北的城市名“阳”，在山北、水南的城市名“阴”。谷阳之名也原于这法则。葛村北面是烟墩山、大山、北山、青龙山等群山。反过来，按照谷阳的“阴阳命名法”，综观镇江东部的沿江之地，适合叫谷阳的地方也就是烟墩山南面的葛村之地了。
    除了考古发现，还有以下几例可作旁证：
    葛村的南面有马迹山至水晶山山脉，西边有龙山、雩山山脉，还有古老的越河。其中雩山的“雩（yú）”与句吴的“吴（yú）”、“宜”同音，是否有着某种联系。另外，雩：本义：古代为求雨而举行的祭祀。雩山也是古人祭祀礼仪的地方，是否为“宜”国或者“勾吴”作为古时祭祀的地方。巧合的是，周王朝时代，位于周原岐山同样是西边有座“吴（yú）山”，专门作为周王朝历代帝王祭祀的地方。
    西边龙山又代表了什么呢？是不是有某种暗示，这里曾是宜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还有马迹山海拔仅仅138.3米、状如卧龙，由数座低峰按东西走向一脉相连，虽算不上巍峨雄奇，却被道家封为“第四十九福地”，在古时仅次于“勾曲山”。水晶山又是南北朝时期，齐、梁皇帝的故乡、出生地。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感觉不可理解。当初，南朝第一帝宋武帝刘裕家住京口寿丘山旁（现市区东门坡），刘裕家人墓葬群宋兴宁陵、熙宁陵等却远葬于雩山。另外东晋的郗鉴、郗愔、 郗昙墓在郡城东马迹山。为什么他们会选择离京口这么远的地方下葬，原来古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在东边这一区域，京口则是三国以后兴建的新城。
    我们再看古时的“丹徒漕渠”，其走向是南北，南连太湖边的“西江（现在的中江、胥河）”，北连大江（现长江），最早的入江口在现在谏壁入江口之东，为什么其不选择靠近京口开挖呢？原来因为古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在东边，在现大港之地。
    以上种种现象，让我越来越相信，宜国都城在大港葛村周围。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二十一

    吴国早期都城“太伯城”在哪里？（上）

    在上面的文章中，我们已经考证了泰伯、仲雍奔吴，到达了江南的地点是位于南京与安徽当涂交界的小丹阳梅里。关于吴国早期活动范围，考古挖掘发现的青铜器、原始陶瓷以及吴文化特征的土墩墓、台形遗址等，结果表明吴国早期活动范围在今天皖东南、马鞍山、芜湖铜陵、苏南的南京、镇江，其核心地区就在宁镇地区。到春秋中后期，吴国的范围向东扩大至太湖地区。
    著名考古专家李伯谦在《吴文化及其渊源初探》一文中阐述道，主要分布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与吴文化关系密切，有继承发展关系，是相当于商代早期吴立国之前的先吴文化，宁镇、皖南地区应是吴文化的发源地。在“2009年中国镇江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伯谦最后总结道：已经确认或基本确认了吴文化是从宁镇地区发源并向东部和其他地方发展这样一个大趋势。著名吴文化专家吴恩培教授所撰69万字的《勾吴文化的现代阐释》也认为“南陵-江宁-镇江-扬州”是吴国腹心。也就是说，从商末泰伯奔吴开始，历经西周至春秋六百多年的吴国早期范围在皖东南及宁镇地区。
    这个依据主要是从考古结果得来的。我们现在再来看下，当初泰伯奔吴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一地区呢？
    
    当年其父古公亶父为躲避戎狄的不断搔扰，带着族人越过吕梁山，来到秦岭山脉下的周原岐山。当初古公亶父至所以选择周原岐山，一是回为，周原处在天然的军事安全地带，周原以南濒临渭河，周原以北是岐山山脉，好似南北相对的天然万里长城，它是抵御外敌入侵的天然屏障。二是周原的土壤属灰黄土，相当肥沃，加上优越的自然条件极宜于周人从事农耕、捕鱼狩猎。
    泰伯跟随父亲多年，学到了父亲古公亶父这么多的本领，并继承了古公亶父的本性，推行“务耕织、行地宜”的农业发展政策。所以在选择奔吴目的地时，也会考虑这方面的因素。
    
    泰伯奔吴，通过“商於古道”沿长江向东南方向“奔吴”，当时长江下游过江点主要在采石矶，过江后来到第一个点就是“姑孰（古地名）”。从图中可以看到，梅里就处在这一地区。同周原岐山相似，西部有长江及宁马山脉二道防线，南部有中江、巨浸、横山二道防线组成了抵御外敌入侵的天然屏障。同时这里土地肥沃，还有巨浸、濑水等优越自然条件，方便从事农耕、捕鱼狩猎。可以说这里是极佳登录地，故在当时条件下，泰伯不太可能还会向前进入地势相对低洼，还待开发的太湖地区。
    史记载，泰伯、仲雍来到这里后，断发文身，尊重当地习俗，并把中原农耕先进技术带到这里。数年后，这一带的人民富裕起来，周围有千余家土著人民自愿来投靠泰伯、仲雍。可见，泰伯在姑孰梅里农耕、捕鱼有好几年，也就是说泰伯奔吴来到江南，初期是在梅里生活的，故有《吴越春秋》记载：泰伯卒后葬梅里平墟。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二十一

    吴国早期都城“太伯城”在哪里？（中）

    东汉赵晔撰《吴越春秋?吴太伯传第一》载：“遭殷之末，世衰，中国侯王数用兵，恐及于荆蛮，故太伯起城。”号“勾吴[yú]”。“勾吴[yú]”虽说是国家名，其实也是一个地名，即都城名。那么，泰伯所建的“太伯城”即吴国早期的都城在哪儿呢？
    有不少人认为，“太伯城”就在梅里，泰伯来到江南早期生活的地方。我则不这样认为，虽然史料载泰伯死后葬“梅里平墟”，这并不代表吴国早期都城就在“梅里平墟”。就像当初古公亶父迁徙至周原岐山，而其都城却是建在东面的“稿京”。
    江苏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敏在《吴国都城初探》中分析：现有文献中记载的古城，其上古音与句吴古音相同的有以下三个：
    姑孰，姑，见母：孰，鱼韵。姑孰与句吴古音同，即句吴；
    故吴，故，见母；吴，鱼韵。故吴与句吴古音同，即句吴。
    姑苏，姑，见母；苏，鱼韵，姑苏与姑胥、句吴古音同，即句吴。
    这几个地名都属早期的吴越语，句吴是国名，也是都城地方名。那么姑孰、故吴、姑苏都应该与吴国的都城有关。史记中明确记载，姑苏是春秋末期吴国的都城，是阖闾让伍子胥所建的都城名，现在苏州。故吴代表的吴国早期六百多年的国都，是区分春秋末期称霸的吴而称。
    “姑孰”同“勾吴”、“姑苏”一样，在吴越语中，“姑”字是发音词，“姑”、“勾”是同音同字，但意思上稍有区别，一般在临湖的地方用“姑”而不用“勾”。而“孰”取自仲雍的字，仲雍系姬姓，字“孰哉”，号“虞仲”。所以“姑孰”地名与仲雍有关。
    姑孰是这里最早的地名，后来吴国被越灭亡，越又被楚国灭亡，这里成为楚国领地时，改名为丹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成为丹阳县，二晋南北朝时这里为丹阳郡，现在为了区分镇江丹阳市，这里被称为小丹阳。在横山附近的梅里，亦称番丽、藩篱。古时，番丽、蕃离、藩篱读音相同。
    《世本居篇》：“吴孰居藩篱。吴孰姑徙句吴。诸樊徙吴。”东汉的宋衷注释：“孰 ，仲雍字也；”“孰姑，寿梦也。句吴，太伯始居地名。” 《吴郡志》（引《世本》）曰：“梅里，一作梅李或蕃离”。
    藩篱，汉语意思是边界、屏障的意思。地名“藩篱”实指是边疆的意思。“吴孰居藩篱”，意思就是泰伯建都城“太伯城”后，仲雍并没有在都城内，而是据守在边城“藩篱”，即“姑孰”。
    我们可以从上图中可以看到，姑孰位于横山旁，处于宁马山脉、巨浸、横山这些天然屏障的边缘，更本不适合做都城的位置。所以，姑孰虽是吴国的一个城池，但只是一个边城，最初是由仲雍据守，故用仲雍的字“孰”来命名为“姑孰”。并非是吴国的一个都城，也就不是“太伯城”。
    泰伯卒葬梅里平墟，墟是指废墟，可见这个边城后来早已成为废墟了。“姑孰”地名后来使用不多，但丹阳这地名在历史上却很有名气，武汉帝时改鄣郡为丹阳郡，治宛陵（今安徽），西晋太康二年，丹阳郡移治至建业（今南京）。
    南北朝末期顾野王所编《舆地志》载：“汉丹阳县北有赭山，其山丹赤，因以名郡。” 北宋《太平寰宇记》云：“赭山亦名丹山，唐天宝中改为绛岩山，丹阳之义出此。山临平湖，湖亦以丹阳名。今此山在溧水、句容两水间。以此证之，则丹阳为山名，山南为阳故曰丹阳。赭山、绛岩山、丹山，皆为赤山之意。”
    对于勾吴国的发源地“梅里”，其地名为什么不取有名的横山，而以小山“赤山”来命名呢？看样这座在句容境内的赤山，古时历史并不简单。它很有可能与泰伯所建的“太伯城”有关。
    《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记载：“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
    太伯来到吴地，正值殷商末期，战乱雄起。此时的太伯，已取得当地土著人的信任，推荐为当地的领袖人物，“归之千馀家”， 按当时50家为一部落算，有二百余部落归顺，其地约相当于有二个以上县级行政区划大小。为了所属领地人民的安全，太伯带着荆蛮人一起建起了第一座都城“太伯城”，其地点交待在（吴）的西北隅。隅：指角落的意思。这里的“吴”是指阖闾所建的“攻吴”都城“姑苏”（即今苏州）。《吴越春秋?吴太伯传第一》载：“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吴）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
    “太伯城”其外郭三百余里。古代建城，很多利用自然地形，高耸的山脉作为坚固、结实的城墙。梅里南边为巨浸，西边为宁马山脉。可见归顺的“千馀家”一定是向东北方向扩展。结果我们发现紧邻姑孰（小丹阳）有着这样的地型，如下图中红色区域，东有茅山，南有横山，西有马宁山脉，这样用自然山体作屏障，成为“太伯城”外城城墙。巧合的是其周长正好是三百余里，与《吴越春秋?吴太伯传第一》所载一致。 这样的“太伯城”外城自然、结实、坚固。其中心正好是句容的赤山。也就是“丹阳”得名的那个赤山。历史上，以赤山为界，赤山以东为句容，赤山以西为古丹阳，到隋代丹阳、溧阳拆分溧水成今天的南京溧水区。赤山下有个历史悠久的赤山湖，素有“九河进水”之称，此处极有可能就是故吴地，勾吴国最早的都城。赤山地处正好是在吴姑苏（今苏州）的西北隅。
    
    太伯城位置
    从上可以看出，泰伯在句吴地建“太伯城”，即勾吴早期都城，但仲雍没有居“太伯城”，而是居藩篱，即镇守边城姑孰。为勾吴国保守边疆。所以“太伯城（勾吴）”、“姑孰”是两个相近但不同的城池。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二十一

    吴国早期都城“太伯城”在哪里？（下）

    另外，我们还发现在句容赤山湖旁，有个葛村，正好占据上图所示的中心位置，也就是说勾吴古国的中心位置。这个葛村是个大村，占地面积9.6平方公里，由上葛村、下葛村、后村头、窑岗头村、 寺组成，人口4388人，1642户。上葛村以前还分为东葛、西葛。村庄周围都有河流包围，形似丹阳西周葛城遗址。关键是葛村所处的位置正好是“句”吴的中心位置，而且葛村名字并非与姓葛有关。在宁镇地区，共有三个比较怪异的葛村，一是国保单位丹阳葛城遗址；二是位于镇江大港宜文化之地的葛村，可能与宜国都城有关，考古发现其周围有许多西周时代的古遗址。三是句容赤山湖的葛村，可能与“太伯城”有关。
    我们还知道，土墩墓是吴国文化的一个主要特色。根据吴文化专家陆九皋、肖梦龙等人撰的《镇江商周台形遗址与土墩墓分布规律遥感研究》统计，我们发现三个葛村分别为丹徒、丹阳、句容周围商周时期土墩墓最集中、密度最高的地方。见下图：
    其中句容葛村周围又是宁镇地区土墩墓最集中、密度最高的地方，句容葛村又位于丹山（赤山）旁边，临近于泰伯奔吴地小丹阳梅里。种种迹象说明这里可能是吴国发源地，西周时期长达几百年的勾吴国政治中心，也就是最初的都城所在地“太伯城”位置。
    还有一个巧合的事，句容地名非常古老，自汉代出现后从未变更过。句容亦称“勾容”，为古吴语地名。而“勾吴”在史料上亦称“句吴”，它既是国名，也是一个地方名。
    “句容”地名与“勾吴”国名字读音非常接近。“句”字与“勾”字同音、通字。“容”则是“吴（发[yú]音）的谐音。古时，勾吴[yú]既是国名，亦是都城名。随着越国灭吴，楚国灭越，再到秦汉二百多年的变化，这里的人员及文化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所以地名由“勾吴[yú]”变成“句容”亦是有可能的。因为“勾吴”本身亦叫“句吴[yú]”北方汉代帝皇发音“吴[yú]”变成“容”，成就了今天的“句容”地名。说明“句容”与勾吴国一定有着密切的联系。
    茅山以前称为勾曲山，与“勾吴”有一定关系。
    根据之前文章分析结果，泰伯、仲雍奔吴至小丹阳的“梅里”，加上以上分析，“太伯城”的方位，应该在离小丹阳不远的地方，最有可能地就在句容中心赤山湖附近。葛村是最值得怀疑的地方，葛村周围有地名：西岗头、排岗、东岗、南岗、王岗、小长塘岗、大长塘岗、乌沙岗、岗头上、陈岗、岗北、乌岗咀，西岗顶、前冈、南埠冈、北埠冈、粟树冈、花冈、芦冈、前冈、孔冈等带“岗”的地名，这么多带岗的地名，又相对集中，这也是很少可见。另外，我们还发现在上葛村边上还有神边、墓东地名，下葛村边有下禹庙、王塔，周边还有濑渚、商殷、西窑、大沟、东港、西港、上天堂、下天堂、港口、羲城、西城等地名。这些地名都暗示了一个方向，这个地方曾是一个中心城池，很有可能是一个都城。
    葛村周围以环河所包围，四周河流就像似护城河。另外，我们发现吴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水运发达，它的城治必定是水路发达的地方。勾吴国的农耕运输、战争运输都离不开水路。而葛村边的赤山湖，地处句容中心地，在历史上赤山湖有南北二大源流，素有"九河进水"之称，水路周密，河网直通周边城池。从古老的赤山湖看亦像都城之地。
    汉袁康《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载:“吴古故祠江，汉於棠浦东, 江南为方墙,以利朝夕水，古太伯君吴,到阖庐时绝。”古时，从赤山湖至棠浦（今南京浦口）对面江东有一个“故祠江”，泰伯君吴时在，到阖闾时该江已断流。方墙是指该江南面的方山，因为该江消失，赤山湖向西至大江通路被断。故在秦始皇时期，有挖掘方山，修秦淮河，说成是秦始王为破王气，凿方山。实际上是为了沟通与赤山湖及濑河的连接。从故祠江这个名字看，是否也暗示着泰伯所建的“勾吴”国政治中心就在赤山湖地区呢。
    光绪年间撰《赤山湖志》载：葛村地属上容乡，因上容渎而得名。上容渎之下游及附近诸乡本皆穷，一亩田旧产六七石，近则入不敷出，而任其荒芜。村有：葛亭、南亭、长仙、崇信、育德、五渚、望湖冈、西冈、葛村…”
    下面有一些地方志的记录虽不能作为证据，但也可以作为旁证：
    南朝时期陶弘景《真诰》中载：“雷平山之东北有山，俗人呼为大橫山，其实名郁冈山也。名山记云所谓冈山者也，下有泉水昔李明於此下合神丹，而升元洲水边，今犹有处所。此山正东面有古时越翳王冢。” 雷平山是茅山山脉的一分支，古时越翳王冢在茅山。
    元刘大彬撰《茅山志》云：“吴太伯初逃句曲山中，足知兹山为圣贤栖托，自古然矣。”
    《吴氏族谱》记载：“第一世祖泰伯，为吴开基…严父欲立季历，乃托名采药，以养亲，遂南来，隐于勾曲山，人乐其德，从而居者千余，称为勾吴，即江左，勾容县之茅山…”。
    清《句容县志》：“周古公志于翦商，其世子太伯不从，爰托采药来句曲山中。好厥德者从之日众，乃建国勾吴。吴，大言也，识不忘句曲隐居，放言之初耳。”

    关天句容是否为勾吴国早期都城问题，在下面的《句容与勾吴国的缘分》及《从秦代所立诸县看吴国政治中心地》两文中，还会从不同角度来分别论证。
    欢迎一起讨论。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二十二

    句容与句吴的缘份（上）

    句容是江苏省镇江市所辖的县级市，地处苏南，东连丹阳、镇江，西接南京，历来就是南京的东南门户。句容境内气候温和，山水秀丽，人文荟萃，古迹众多，有道家福地——茅山，律宗名山——宝华山，江苏“九寨沟”——九龙山，高丽公主到过的山——高骊山等。
    句容地名由来久远，文献记载，汉武帝元兴六年（公元前129年），封长沙定王子刘党为句容侯，建句容侯国，国都为句容。元朔元年(前128年)，句容哀侯刘党死无后，国除为县。之后，句容地名从末改过，一直保留至今，可见句容地名的古老，据说句容名字与春秋五霸之一的“句吴”国有关。
    近年来的大量考古结果表明，句吴国的发源地在宁镇地区，然后逐步东移，最后才是将吴国政治中心（都城）移至姑苏（今江苏苏州）。实际上，勾吴国政治中心在姑苏的时间仅有最后41年，而在宁镇地区却存在了六百多年。
    《史记 吴太伯世家第一》载：“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句容古时正好属于荆蛮之地。
    东汉赵晔撰《吴越春秋》吴太伯传第一载：“遭殷之末，世衰，中国侯王数用兵，恐及于荆蛮，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吴）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吴越春秋》详细说明了泰伯起城的原因，也指出了“太伯城”位于勾吴国的西北隅，城的轮廓也描绘得相当详细。
    “太伯城”范围为外郭三百余里。古代建城，特别多地利用自然地形，高耸的山脉可以作为坚固、结实的城墙，让人民安全生活在其中。句容地处宁镇地区，三面环山，东有茅山，南有横山，西有马宁山脉，这样用自然山体作屏障，成为“太伯城”外城城墙，测量下来，其周长正好是三百余里，而且地点也是在苏州的西北方向，正好与史记材料一致。说明，这里的地理环境与史记“太伯城”的外廓数据一致，实在是巧合，这就是缘份之一。
    
    2018年4月在句容华阳镇发现的西周早期的“城上村遗址”（现为国保单位），经过考古人员实测，城上村遗址周长和太伯城内城周长相当。能容纳住户大约在千户左右，这是考古发现的“城上村遗址”与史记“太伯城”内城数据一致，巧合，这就是缘份之二。当然还不能就凭这些来肯定就是太伯城。
    另外考古发现的句容天王浮山墩遗址、句容茅西土墩墓群、句容茅西乡后王庄台形遗址、句容二圣水库土墩墓、春城土墩墓群、句容城头山遗址等，都是西周至春秋的遗迹，还有茅山周围是宁镇地区土墩墓及台形遗址最集中的地方，土墩墓是吴文化的特色，从这一点考虑，句吴国早期政治文化中心应该就在茅山附近。
    南朝祖冲之所著《述异记》载：“吴王有别馆在句容，楸梧成林，故名梧宫。”这里的吴王，是指吴王夫差。也就是说夫差在句容有行宫。
    元代刘大彬编撰的二十三卷《茅山志》云：“吴太伯初逃句曲山中，足知兹山为圣贤栖托，自古然矣。”明代《句容县志》载：“周亶公之子太伯、仲雍采药句曲山中，民感恩泽，从之日众，乃建国号句吴。” 在江西、湖北、安徽、四川等地一些吴氏宗谱中有“太伯居句曲山，乃国号句吴。”这些志记载的内容，虽因年代久远，不可太相信，但也有些参考价值。
    元代的《茅山志》还记载了，吴王夫差筑梧园宫于句曲山。越王勾践四世孙翳王慕泰伯让贤名，退隐句曲郁冈山，其处古有翳王洞，死后葬于大横山下，名翳王冢。楚威王游句曲山，憩于今华阳洞北的涧溪边，后人称该溪为“楚王涧”。说明句容这一带是吴越高层活动的地方。
    1986年初，句容县为开发旅游资源，规划清理茅山华阳洞。在华阳洞前发现一座墓坑，有焙烧的红烧土堆积、碎石，底层也铺了一层较薄的木炭屑，还发现有牙齿。在勾曲山附近天王镇浮山果园二十四号墩M4也发现了此类情况。有研究者认为，有铺石、木炭屑、焙烧墓坑者，往往是有身份的人物。结合近代的考古资料来看，在丹徒以西地区中，在以茅山为中心的区域内，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遗址和土墩墓相对集中，数量之多极其罕见。土墩墓中出土的物件为商至西周的陶器、石器等器物，青铜器很少。出土物件明显带有勾吴文化特色，时间上呈现的是在西周早、中期。茅山南麓有“子午墩”遗址，考古证明为古蛮夷通中原干道之大枢纽。以上这些都足以说明句容茅山周围曾是勾吴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二十二

    句容与句吴的缘份（下）

    句容与句吴国的缘份不仅于这些，素有“五山一水四分田”之说的句容市，南倚茅山，北濒长江，赤山湖横陈城西，宁镇山脉逶迤境内，地势高坦不一，山川纵横交错。句容地处宁镇山脉，东、南、北高山起伏，三面环绕呈“勹”形；西南圩区，地势低洼，一旦山洪暴发，均向该地区冲入，形成了一个囤水滩，呈。“口”字形，即现名赤山湖。“勹与口”两形相合，天然形成了“句”字。
    本人曾到句容赤山湖，结果往东南看，发现远处的勾曲山（茅山）山脉，隐隐约约一条线就像汉字的撇，而南面的横山山脉像汉字句的横线，西面马宁山脉及西北面宁镇山脉像汉字句的竖弯钩，加上中间赤山湖一个口，这不就是天然的一个句字吗？而古吴初期的城不就在这个句字内吗，这些山脉就是城的外郭。周围山脉形似句吴国的“句”，是巧合，纯属缘份之三。参见图：
    
    太伯城周围的山脉加上中间的赤山湖形似“句”
    晚清尚兆山撰《赤山湖志》也载有：句容“县境北、东、南三面环山呈‘勺’形，‘勺’上之水注入赤山湖，湖为‘口’，四岸有所容，故名句容。”
    我们再从“句”和“勾”的甲骨文字来看，我们发现这两字的甲骨文字是一样的，都是 。甲骨文是勾吴国时期使用的文字，属象形字。“句（勾）”的字形就像是句曲山脉与横山山脉加宁镇山脉回起来的字，恰好代表了当时“太伯城”的地形，这实在是一种巧合。“勾”是吴越语的发声词，无字意。那么“句”字呢？为什么句[gōu]也读勾音呢？
    《汉书?地理志》“号曰句吴”颜师古注：“句，音勾。夷俗语之发声也。”按照专家论点，勾是吴越语发声音，无字意。“吴”在吴语中和“鱼”、“虞”字同音。 所以古时“句吴”国读成[gōu] [yú]。
    句容，古时“句”发[gōu]音，亦称为勾容。茅山古时称为勾曲山，高骊山，古时称为勾骊山，同勾吴国的勾一样，出自古吴语。说明句容与勾吴国脱不了干系。
    我们再来看句容这个名字的由来。有二种说法，一种是以以山、水取名。南北朝陶弘景撰《真诰》载：“金陵者洞虚之膏腴句曲之地肺也履之者万，万知之者无一。句曲山源曲而有所容故号为句容里。” 《茅山志》载：江水之东，金陵之左，右问有一小泽(今赤山湖)，周时名其源泽，为曲水之穴。泽东为句曲山，形如“己”字，故名句曲。山源曲而有容，故其境为句容里。第二种是以语音取名。近年，南京大学语言学专业研究人员认为，句容在春秋战国时代是古越人居住的地方，他们说着一种与华夏语完全不同的语言。“勾”字在古越语中是“个”、“棵”的意思。“容”在上古时读“dong”，与壮侗语译音“岽”字相同。而“岽”意为森林，壮侗语与古越语又密切相关。因此，二字合在一起就成为“一个森林”之意。
    其实二种说法都是一个意思，“容”代表了句曲山曲而有所容纳故吴人，“岽”意味着荆蛮之地容纳故吴人。古时，句容也称为“勾容”，而且“勾吴”的吴发“虞”[yú]音，所以古时，“句容”音似“勾吴”音，实在是巧合，这是缘份之四。
    句容茅山名来自西汉时期茅盈三兄弟。茅盈，西汉咸阳人，高祖茅蒙，字初成，在东周末拜鬼谷先生为师，隐居华山，修炼成道。祖父茅嘉，仕于秦庄襄王朝，秦始皇即位，嘉屡立战功，殁后，始皇命以相国之礼葬于长安龙首山。父茅祚，志在农田，不愿出仕。祚有子三人，长子茅盈，字叔申；次子茅 固，字季伟；少子茅衷，字思和。茅盈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自幼好道，十八岁弃家入恒山（即今山西浑源县北岳），在山中采药为食，并读老子道德经及周易传。
    茅盈和泰伯同为周王朝故里，当年泰伯携弟仲雍从“商於古道”走出来到江南创建勾吴，勾曲山因此而有名。到西汉初期，道教得道高人茅蒙的后裔茅盈带着二个弟弟从“商於古道”走出，来到句容勾曲山，传播老子的道德经，勾曲山因此而改名为茅山。茅盈三兄弟为什么选择勾曲山呢？这恐怕亦与泰伯所建的勾吴有关吧。
    这么多的巧合、缘份，其实这里隐藏着一个秘密，“句容”之地是“勾吴”国的早期发源地，也是泰伯、仲雍建的“太伯城”所在地。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二十三

    从秦代所立诸县看吴国政治中心地（上）

    公元前221年，秦国最后灭掉齐国，建立一个全新的秦王朝。秦朝建立之后，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取消了周王朝的分封制，国家管理上推行单一的郡县制，废诸侯，立郡县，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县以下设乡、里和亭。这是我国首次从分封制转变为行政制，也就开始有了郡、县的记录。由于我们关心的是早期勾吴领地，所以我们关心的是江苏秦置县中的长江以南部分。
    据《汉书?地理志》载：我们得到一个信息，长江下游的江南领地被分成两个郡，会稽郡和鄣郡。
    根据江苏社会科学院编撰的《江苏史纲 古代卷》统计，江苏秦置县共有24个，其中长江以南有：会稽郡；吴、阳羡、丹徒、曲阿、娄； 鄣郡，秣陵、江乘、溧阳共8个。
    《江苏省志?地理志》统计，江苏秦置县共有20个，其中长江以南有：会稽郡；吴、娄、曲阿、丹徒、秣陵、江乘、溧阳、阳羡共8个。《江苏省志》是江苏省人民政府主持编纂的大型地方资料文献。全志公92卷，约4000多万字，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统计，江苏秦置县共有21个，其中长江以南有：会稽郡；吴、阳羡、丹徒、曲阿、娄； 鄣郡，秣陵、江乘、溧阳共8个。
    《江苏秦朝县数汇考》文献统计江苏秦置县有22个，其中长江以南同样为8个。还有其他考古文献所见秦代江苏置县考，长江以南同样为8个。
    总上所统计，可以确定秦代在长江以南的江苏置县共有8个县。另外皖南与苏南在明代以前没有划分，所以古时其实在安徽与江苏交界是同在一个管辖地，以前都用江左、江东来区分，考虑到交界处还有二个秦置县丹阳、胡熟。合起来有10个县，见下图。
    
    上面是根据现县级行政区划图，再按历史地理志推演至秦代行政区划演示图。红色线为秦代行政区划分界线，淡蓝色线为现有县级行政区划分界线。
    《汉书?地理志》是我国以史载形式记录下来的最早的一部地理志。它记载会稽郡下有26个县，其中江苏长江以南的县有：吴县、曲阿、毗陵、阳羡、无锡、丹徒、娄县。丹杨郡即秦鄣郡，郡下有17个县，其中江苏长江以南的县有：江乘、秣陵、句容、丹阳、胡孰、溧阳。汉地理志对秦置的县有特别的标志。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二十三

    从秦代所立诸县看吴国政治中心地（上）

    公元前221年，秦国最后灭掉齐国，建立一个全新的秦王朝。秦朝建立之后，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取消了周王朝的分封制，国家管理上推行单一的郡县制，废诸侯，立郡县，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县以下设乡、里和亭。这是我国首次从分封制转变为行政制，也就开始有了郡、县的记录。由于我们关心的是早期勾吴领地，所以我们关心的是江苏秦置县中的长江以南部分。
    据《汉书?地理志》载：我们得到一个信息，长江下游的江南领地被分成两个郡，会稽郡和鄣郡。
    根据江苏社会科学院编撰的《江苏史纲 古代卷》统计，江苏秦置县共有24个，其中长江以南有：会稽郡；吴、阳羡、丹徒、曲阿、娄； 鄣郡，秣陵、江乘、溧阳共8个。
    《江苏省志?地理志》统计，江苏秦置县共有20个，其中长江以南有：会稽郡；吴、娄、曲阿、丹徒、秣陵、江乘、溧阳、阳羡共8个。《江苏省志》是江苏省人民政府主持编纂的大型地方资料文献。全志公92卷，约4000多万字，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统计，江苏秦置县共有21个，其中长江以南有：会稽郡；吴、阳羡、丹徒、曲阿、娄； 鄣郡，秣陵、江乘、溧阳共8个。
    《江苏秦朝县数汇考》文献统计江苏秦置县有22个，其中长江以南同样为8个。还有其他考古文献所见秦代江苏置县考，长江以南同样为8个。
    总上所统计，可以确定秦代在长江以南的江苏置县共有8个县。另外皖南与苏南在明代以前没有划分，所以古时其实在安徽与江苏交界是同在一个管辖地，以前都用江左、江东来区分，考虑到交界处还有二个秦置县丹阳、胡熟。合起来有10个县，见下图。
    
    上面是根据现县级行政区划图，再按历史地理志推演至秦代行政区划演示图。红色线为秦代行政区划分界线，淡蓝色线为现有县级行政区划分界线。
    《汉书?地理志》是我国以史载形式记录下来的最早的一部地理志。它记载会稽郡下有26个县，其中江苏长江以南的县有：吴县、曲阿、毗陵、阳羡、无锡、丹徒、娄县。丹杨郡即秦鄣郡，郡下有17个县，其中江苏长江以南的县有：江乘、秣陵、句容、丹阳、胡孰、溧阳。汉地理志对秦置的县有特别的标志。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二十三

    从秦代所立诸县看吴国政治中心地（下）

    我们把秦置县与《汉书·地理志》中的县相对比，我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无锡、毗陵、句容都是著名的古县，在秦代置县中却没有它们的名字。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无锡这个地名就已存在，无锡有泰伯墓，传泰伯奔吴就是奔的无锡，那秦置县中为什么没有它们的名字呢？
    从上图中，我们发现一个规律，中间最大的一部份领地都属于勾吴国领地，秦置为“吴”县，其名也取自春秋战国五霸之一的吴国名字。中心的外围都是秦置县，也是勾吴国扩疆后的领土。如谷阳（丹徒），春秋战国时期名为“朱方”，《史记·吴太伯世家》明确记载“吴予庆封朱方之县”，是史料中明确记载的吴国封给齐臣庆封的朱方之县。云阳（曲阿），春秋战国时期名“延陵”，是吴君封给吴子季札的采邑。溧阳在西周时期属濑国，后属吴国地。娄县古时为疁[liú]邑，领地包含嘉定等现上海地。还有江乘、秣陵、胡孰、丹阳则属勾吴国的边地（详见对这些邑的个别介绍）。
    由上可见，秦代置县还是沿袭了古时封国、封地格局，中间一大片领地，一定是勾吴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故没有分封，被秦朝置为吴县。由于它的领地最大，故我们在《汉书·地理志》中会稽郡下看到，吴排在第一，曲阿排在第二（因为延陵领地属第二大）。
    从上图中，我们发现，无锡、毗陵、句容都含在了“吴”县之下，原因就是这些地方都是勾吴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西部句容、金坛、丹阳属宁镇地区，是勾吴国早期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东部毗陵、无锡、苏州是春秋战国末期勾吴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那么勾吴国的发源地，即泰伯所建的勾吴国早期肯定就是在这个西部的范围内，政治中心应该在句容或句容边上。
    从名字中我们还看到另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阳”字特别多。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吴国领地属越。公元前306年，楚国灭越，吴国领地属楚。楚习惯用阳来命名属地，在吴周围取了许多“阳”名，当初楚国都城就是命名为“丹阳”。吴国领地属楚后，楚把“朱方”之名改为“谷阳”，取“句（gou）宜（yu）”的勾（gou）音加阳音（句宜是宜地的城池名），连着读就成了“谷阳”。溧阳取濑渚邑的濑（lai）音加阳音，连着读就成了“溧阳”。 “云阳”取延陵的延（yan）音加阳音，连着读就成了“云阳”。“阳羡”原名荆邑，楚取荆溪之北为阳。“羡”与“衍”古义相通，有田地肥沃即“衍沃”之意。丹阳名字来源于句容交界处的丹山（又名赤山、赭山），今此山在溧水、句容两县交界处。既阳（现江阴长寿镇南）取姬墩山的姬（ji）音（或季札姓）加阳音，连着读就成了“既阳”。江乘、秣陵则与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自会稽“还过吴，从江乘渡”有关。
    从楚国这种命名法则看，“云阳”（包含现今丹阳、常州、江阴北部）就是吴国封给季札的延陵邑。难怪在《汉书?地理志》中，云阳县排在第二，仅次于吴县（大县）之后。由于“云阳”城池在丹阳境内，难怪丹阳在中国历史上，地位占据相当份量，称为著名古县。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己亥，汉高祖刘邦认为吴县领地太大，把吴县与曲阿地以东向西分置成吴县、无锡、毗陵、曲阿、句容。其中毗陵城因紧邻延陵故名，句容名可能是与句（gou）吴（yú）音有关。公元317年，分丹徒与曲阿置南兰陵县。公元589年，隋文帝废南徐州，南兰陵并入曲阿。丹徒县并入延陵县，移治京口。析溧阳西北境及丹阳故地东部置溧水县。617年，隋炀帝分曲阿置金坛，因茅山华阳洞内有“金坛百丈”而得名。1369年，明洪武二年，析溧水西南境置高淳县。这样成就了图中淡蓝色线的行政区划图，也就是今天的县界图。

    @老沈1202 2021-09-24 21:23:59
    泰伯逃到吴地是彻头彻尾儒家为宣传‘所谓中原’那种奴性般地文明礼仪，千万别信，就那时交通也不具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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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完全具备条件的。后来寿梦也去过周王朝都城。蹇叔也是从安徽濉溪县到达秦国都城的....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二十四

    勾吴国都城迁徙之谜（上）

    城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的标志之一，而都城的出现则是国家的标志之一，都城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对吴文化的研究，吴国都城研究是不可缺少的一页。关于吴国都城，大家都知道是苏州，因为史料上明确有古吴都城是姑苏、姑胥、姑馀。这三个都是苏州的古地名。但苏州作为吴国都城，那是在公元前514年之后的事，那么之前六百多年的吴国都城又在哪里呢？
    《越绝书》除记载了姑苏是吴大城外，还记载：“勾吴故治西江，都牛、须女也。”西江本是指连接太湖滆湖、长塘湖（洮湖）、巨浸（芜湖）至长江的一条古江，现在称胥溪。都牛、须女只是中国星象学识中对应的星座。此记载《汉书》、《晋书》等史志中的天文地理志中亦有详细的记载。据《汉书》载：南方的古吴地对应的是斗分野，牛、女星。“斗分野”代表的是以古西江为界的吴、越分界线，都牛、须女则是对应的古吴领地。说明西江则是故勾吴国与越国疆域的分界线。
    除明确提到吴国都城的《越绝书》外，述及吴国都城的历史资料还有：
    《吴越春秋?吴太伯传》：“殷之末世衰，中国侯王数用兵,恐及于荆蛮，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名曰故吴，人民皆耕其中。”
    《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太王改为季历，二伯来入荆蛮，遂城为国。”
    《世本?居篇》载：“孰哉居蕃离,孰姑徙句吴”宋衷注曰：“孰哉,仲雍字。孰姑，寿梦也。”
    《史记?正义》载：“寿梦卒，诸樊南徙吴。”
    《越绝书?吴地传》：“阖闾之时，大霸，筑吴{越}城。”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伍子胥乃使相土相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回四十七里。陆八门；水八门，以法地八聪。”
    也就是说，从太伯起城后，寿梦、诸樊、公子光（阖闾）共有三次迁徙都城的经历。
    下面我们从勾吴国的历史来分析下。
    根据我们现有的历史资料得知，在殷商末期，泰伯带着仲雍从周原岐山来到江南小丹阳梅里一带。后起城“太伯城”建立勾吴国。到周武王推翻商王朝，建立周王朝，分封周章于吴君，立为诸侯。再到勾吴国第18世吴君去齐为止，时间约在540年左右。这么长的时间，勾吴国一直默默无闻，史料中也没有记载都城的迁移。《左传·昭公三十年》:“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说明这段时间，吴没有与周王朝有联系。
    在中国历史上，作为都城，一般是不会随意迁徙的，特别是王朝地位、领地稳固时期，国家的政治中心是不会改变的。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勾吴国的都城应该在故“勾吴”地区。
    公元前585年,勾吴国传至十九世寿梦。“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可知到寿梦时期，勾吴国开始强大，疆土不断扩张至大江北面，并在大国晋国的教授下，开始与大国楚国相对抗。这时国家的领地中心已经向北转移，国家政治中心也有可能向北迁移。若勾吴国都城向北迁多，那么“宜”国都城的位置是最为合适的。考古发现，原“宜”地大港地区发现大量吴王墓，其中已经明确的有寿梦第三子余昧墓。从考古结果可以证明寿梦确是把勾吴国都城迁移到了“宜”地。
    《春秋左传》载：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马陵之会，吴入州来。子重自郑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这是寿梦时期的战果，可谓巨大。不过，随后大国楚国进行反击，很快夺回了州来等失地。地处长江边的都城很快就变成敌我双方的前沿阵地。故寿梦死后，到了诸樊就不得不考虑将政治中心南迁了。《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无岁不有吴师”。意思是自楚昭王即位,没有一年不见吴楚战争的。这样算来，勾吴国在宜地时间不算长，就是寿梦执政时期，约25年左右。期间，主要是领地向北扩张。
    《史记?正义》载：“寿梦卒，诸樊南徙吴。”“吴”实际上是“勾吴”国的省称，特别是后世常把寿梦之前的勾吴国，称为“故吴”或“勾吴”，之后勾吴国扩张得来的领地，只省称为吴地。
    诸樊南徙应该是事实，一是公元前545年，余祭封齐臣庆封于朱方，而朱方位置正好是以前丹徒古“宜”地。这则史料说明，在余祭之前，吴都已南迁。二是唐陆广微撰《吴地记》载:阖闾城,周敬王六年(前514年),伍员伐楚还,运润州利湖土筑之,不足,又取吴地黄渎土,为大小二城。《越绝书》载：“伍员取利浦黄渎土筑阖闾城”。周敬王六年即阖闾元年，伍子胥建“阖闾城”用的是润州利湖的土筑之。说明，诸樊南徙之城应该离“阖闾城”不是太远，而且是在润州地面上。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二十四

    吴国都城迁徙之谜（下）

    那么诸樊南徙到底迁在哪里呢？
    寿梦时期，勾吴国已把苏南领地全部扩为吴国领地，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苏南的中心地，按地图上看，应该是在常州、丹阳南部。这个地区古时有城三：淹城、阖闾城、葛城。三城中，只有葛城符合条件，既属于润州领地，同时它位于丹金溧漕渠边，是伍子胥伐楚返还经过之路。考虑到吴王余昧墓在丹徒“宜”地，葛城遗址必须离丹徒宜地不远，水路交通要非常方便。葛城在各方面恰好都符合这些条件。
    根据丹阳葛城遗址考古结果：葛城遗址是一座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吴国大型城址。遗址延续时间较长,保存较好,其使用时代贯穿吴国历史的整个过程,因此内涵较丰富。发掘过程中,揭露出葛城的三期城墙墙址、城门以及相应的濠沟。综合考虑葛城遗址的地理位置、所发现的遗迹,以及邻近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窖藏和墓葬,推测此城址可能是吴国政治中心从镇江丹徒迁往太湖平原地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地点。说明，葛城早在西周时期就存在的城池，可能是像淹国一样的都城，或是早期吴国的边城。诸樊迁都只是利用原有的城池。
    这个都城经历了诸樊、余祭、余昧、吴王僚，前后经历约46年。在大国晋国的扶持下，吴国同楚国开战。楚国在遭受吴国沉重打击后，为了从背后牵制吴国，楚国也开始扶持越国，南方的越国开始骚扰吴国，这期间，吴国主要是与楚国、越国开战。
    公元前514年，诸樊之子公子光刺杀吴王僚，成为勾吴国第24世国君，改名为阖闾。阖闾上台后，听从大臣伍子胥的劝告，先征服南面的越国后再伐楚。也为了改变下环境，阖闾命伍子胥选城址，再一次将都城南迁。伍子胥在吴中之地“相土尝水，象天法地” ，充分考察了地理和水文条件，认为太湖东岸的丘陵和平原之间：西面有湖泊、丘陵为屏障，不利于楚国进军，且能为筑城提供大量石料；吴中平原沃野、鱼米之乡，正是绝佳的大后方。伍子胥在姑苏所筑的吴大城，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勾吴国最后一个都城“吴大城”。
    最后一个都城经历了阖闾、夫差二代吴王，历经42年。期间是先征服南面的越国，后夫差率部北征，开拓北部中原疆土，称霸春秋，到最后吴国被越国灭亡。
    这四个历史不同时期，正好对应了上面所说的都城三次迁移。见图：
    
    现总结如下：

    第一个都城名字应该是“勾吴”。是泰伯所建，“勾吴[yu]”既是国名，亦是地名，地在句容。查阅句容城建史，句容城最早是三国时代修建的。那么三国之前的句容城在哪呢？史料没有记载，但有个地方很像勾吴遗址，那就是位于中心地带的赤山湖边葛村，这还有待于考古证实。

    第二个都城原是古“宜”国的都城，是寿梦迁移的城，历时约25年。附近葬有寿梦及其子女的墓。古“宜”国都城的具体位置还没有被挖掘出来，丁岗葛村是怀疑对象。

    第三个都城是寿梦长子诸樊迁移的城，利用了原有的古城，历时约46年，葛城遗址已被挖掘出来。

    第四个都城是诸樊长子光修建的城池，历时42年，属勾吴国最后一个都城“吴大城”，目前已被考古挖掘出来。

    都城迁徙其命名有一定的规律，如商朝，都城迁徙后，其命名都带“bo”、“Yin”音，如番、蕃、邺、亳、庇、奄、殷。那么勾吴都城是否都带吴越语特有的发语词呢？结果发现，勾吴（句容）、句吴（谷阳）、葛城、姑苏（姑胥）上古音中都带有中国东南部带Ko的发语词。
    现有史料留下的苏南西周至春秋的古地名中，如果按吴越语“勾【Ko】”音来查找，总共发现了五个带Ko的发语词的地名，它们分别是：姑孰、勾吴（句容）、句吴（谷阳）、葛城、姑苏（姑胥），结果发现，除姑孰是泰伯、仲雍奔吴始奔地，其余四个都曾是吴国都城。在泰伯建“太伯城”，建立“勾吴”国时，姑孰作为边城由仲雍把守（孰哉居蕃离）。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二十五

    神秘的古吴越语（上）

    翻开历史，长江下游江南一带在6000年前同属于马家浜文化，属于古越族地区。越，是古代江南土著呼“人”语音，越是“人”的意思。先秦古籍对长江中下游以南沿海地区的部落常统称为“越”，文献上也称之为百越、诸越等，包括“吴越”、“闽越”、“扬越”、“南越”、“西瓯”、“骆越”。“越”或“百越”都只是一种泛称，并没有形成民族，泛指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的古代部落。
    对于地处长江下游的苏南地区，远古时期都属古越族地区。到商周时代，由于宁镇地区地理情况与太湖地区的地理情况相差较大，加上宁镇地区受到楚（荆）国的影响，被称为荆蛮地区，特别是泰伯、仲雍奔吴带来周原的文化因素，使得荆蛮之地变成了不同于太湖地区，带有鲜明吴文化特色（如土墩墓）的地区。古越族地区有三个共同的特点，一是“断发文身”习俗。二是种植水稻，不种麦子。三是使用古越语，也称夷俗语，带有特别的发声词，非常难懂。
    由于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在商末周初时期，主要还是以当地土著族为主，其地名明显带有古越语特色。对古越语的研究，语言学家郑张尚芳有着很深的研究，出版了《郑张尚方语言学论文集》。还有周振鹤的《方言与中国文化》等，我们依据这些资料，来对吴国古地名进行分析，从而来判断勾吴国都城的迁徙轨迹。
    我们先来看江淅一带常见的地名：句容、句曲、句骊、句无、句章、句余、句馀、句乘等。还有姑孰、姑苏、姑胥、姑馀是安徽、江苏一带的地名。语言学家周振鹤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中说：这些地名的相似之处，一是冠首字类同，个别字虽然写法不同，但之古音，则相同或相近。二是都属齐头式。这些地名源出古越语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因为第一，有的地名冠首字仍见于现代壮侗族地区的大量地名中，如姑字（或写作古、个、过、谷等）冠首地名在今两广、越南多至不可胜数。以“个”为例，有广西的个漾、个榜、个陋、个宕；云南的个旧、个马等。第二，现代壮侗语地名也有齐头式的特点。第三，更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些冠首字，也见于吴越王的名字。如句践、余善、余祭、余昧、无余、无王、无疆等。第四，这些人名和地名的确切含义今天已很难考见了，不过它们的冠首字，却可以确知只是古越语的发语词而已。
    对古越语，东汉人服虔是这样说的：“吴蛮夷，言多发声，数语共成一言。”
    《汉书?地理志》泰伯建国“号曰句吴”颜师古注：“句，音勾。夷俗语之发声也。”
    陈正祥在《广东地志》中说，以“果、高、歌、姑、过”开头的地名都是壮语的标志。
    史为乐说：“於潜、无锡、句容、姑苏等地名中的於、无、句、姑等，都是古越语的发音词，没有实义”。江南的无锡，汉代王莽时改名为“有锡”县。很多人理解为，无锡肯定与金属“锡”有关，这是错误的想法。其实无锡的“锡”只与“锡山”有关，锡山又称为西神山、巫山、历山。“无”只是古越语的发声词。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二十五

    神秘的古吴越语（下）

    根据《郑张尚方语言学论文集》以及唐善纯《中国东南部带Ko的地名》，发语词姑、夫、句、余、无等，均有吴越语的特征。而且带这些发语词的地名，都是很早就有的古地名。另外像古文中，勾、句、姑、工、干、攻、葛、个属古越语中同音词，所以“勾吴”，也作句吴、工吴、干吴、攻吴、攻敔、吴。
    
    与古吴有关的地名图
    现在我们再来看《汉书·地理志》中长江下游苏南地名（春秋时期名称）：吴（姑苏）、曲阿（云阳、延陵）、毗陵（汉划延陵部分始建）、阳羡（阳羡）、无锡（无锡）、丹徒（谷阳、朱方）、娄（南武）、江乘（金陵）、秣陵（金陵）、句容（句容）、胡孰（胡熟）、溧阳（濑）、丹阳（姑孰）。
    根据古籍书，我们已知的还有延陵、既阳、鸠兹。还有考古发现西周至春秋遗址：固城、城上村（句容）、葛城、淹城、阖闾城、越王城等。
    按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字，如姑苏、姑孰、无锡、句容是属于带姑、夫、句、余、无发声词的地名，地名历史比较久远。
    姑苏（也称姑胥、姑馀）是勾吴国最后一个都城，我们在已知及现有城池中发现，前面带姑的还有一个城市姑孰（安徽当涂、小丹阳），结果是泰伯、仲雍奔吴第一站。当代吴文化专家谭其骧在回答姑苏之名含义时说：“姑即句，乃古吴越人发语词，句吴即吴，句践即践，姑苏即苏也。”
    查阅历史，我们还发现，古代都城迁徙其命名也有一定的规律，如商朝，都城迁徙后，其命名都带“bo”、“Yin”音，如番、蕃、邺、亳、庇、奄、殷。那么勾吴国都城是否都带吴越语特有的发语词呢？
    我们在上面地名中再继续找，结果发现句容（亦称勾容）名字带“勾”发声词。另外还有二个地名谷阳、葛城。谷阳原是古“宜”地，楚国占领后改名带“阳”字。结果我们发现，“勾[gōu]”与“阳”连读，结果就变成了“谷阳”音了。同样道理，葛城的“葛”音来自“勾[gōu]吴[yú]”连读。
    我们根据古越语发声词“勾”，在上面所列地名及秦以前长江下游江南地区古地名中共找出五个带“勾”声的地名：姑孰（小丹阳）、句容、谷阳（丹徒）、葛城（丹阳）、姑苏（苏州）。我们发现，姑孰、姑苏、句容、谷阳都是春秋时期古老地名，葛城则是丹阳葛城村，其名无法考查，但有一点就是该村名也是非常古老的名字，且考古发现属西周至春秋的古遗址。巧合的是：除姑孰外，其余四个正好就是我们上面分析的勾吴国都城迁徙的四个地名。而姑孰后改名为小丹阳，正是上面分析的泰伯、仲雍奔吴的第一个落脚点。把它们串连起来就是下图：
    
    勾吴国都城迁徙图
    我们还发现一个巧合的事，在百度地度中找宁镇地区的“葛村”可以找出三个葛村，而这三个葛村正好就是我们在“神秘的三个葛村”中分析的三个。它们的地理位置又正好是勾吴国都城迁徙图中的三个中间都城，而且他们三个都是该地区土墩墓最集中的地方。
    姑孰、姑苏两个带“姑”字的正好是一头一尾，“姑”代表在湖边的地名。
    “葛”音来自“勾[gōu]吴[yú]”连读，说明与“勾吴”国有关。目前，葛城已被考古证实，另两个葛村还有待于考古来揭开谜底。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二十六

    宁镇地区神秘的三个葛村（上）

    在宁镇地区，共有三个比较怪异的葛村，它们年代久远，所处位置特殊。一是国保单位丹阳葛城遗址；二是位于镇江大港宜文化之地的葛村。三是句容赤山湖边的葛村。
    一、丹阳葛城遗址位于丹阳市珥陵镇与导墅镇交界的葛城村，发现于2007年，城址内分布有窖穴、房基、水井、水沟,城址外分布有土墩墓。遗址中出土有较丰富的陶器、石器、青铜器等吴文化遗物，经考古证实，时代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一座吴国城址，现为国保单位。
    虽然“葛城”发现时，几乎从地面消失，但古城的轮廓依稀可见，护城河清晰可辨。葛城的形制很独特，水和城环环相套。葛城村地处丹金溧漕渠边上，沿丹金溧漕渠向南还有荆城村，向北有神墩遗址、珥城遗址。再向北连接丹徒漕渠（古运河）。葛城村周围水网较多，东边有一条南北向的“丁义河”，在丹金溧漕渠与丁义河之间有五条东西向的横沟相连，分别叫：前长沟、上长沟、下长沟、里长沟、北长沟。其中“上长沟”是葛城古都区域的主河道，也是中心河道。
    这个吴国城址，是否为春秋初期，吴王诸樊南迁后的吴国都城。当年吴王余祭视察战船遇刺事件，是否就是发生在这里？

    二、镇江大港宜文化之地葛村，位于丹徒丁岗镇，面积约3.8平方公里，居民1300余户，约3470余人。分东葛村、中葛村、西葛村，是江苏省历史文化名村。村上商、周时期的古迹众多。五十年代，在东葛村东南300米处，发现并挖掘了文昌阁遗址。在紧靠西葛村，发现及挖掘了癞鼋墩遗址。在葛村的东南面，不到埤城位置，发现了面积为24700平方米的断山墩遗址，文化层堆积达4米，西周春秋时代的遗存极丰富。其北面有母子墩、磨盘墩、背山顶、青龙山等周代墓葬及吴王大墓，其中烟墩山遗址为西周初期宜侯夨墓,挖掘到著名西周铜器“宜侯夨簋”。在其东部不远处，近年来又发现了吴国铜冶炼基地孙家村遗址，该遗址的发现可以证明该地区曾是吴国或者宜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距葛村不远的丁岗南神墩遗址，考古证明是距今约3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到西周时期，生活在当地的古人为躲避野兽和洪水而人工堆积成的一处土墩，它可以证明这地区曾是西周时期的城市中心。
    1957年，南京博物馆的尹焕章、罗宗真等人对葛村及周边地区进行考古挖掘。以大港为中心，西至谏壁以西，东南至埤城镇，西南至宁沪道上的辛丰镇，在这长宽约20公里×7.5公里的地区以内，发现断断续续成一组一组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很多，其中已发现60多处。
    
    葛村及周边古遗址
    葛村南边是太平河，周边还有背沟河、留村河等支流。西边不远处有丹徒漕渠（古运河）北入大江。可以看出，古时的葛村水运极其方便，四通八达。葛村边上的“太平河”，镇江史志记载，古时生成于丁岗丘陵岗坡之地，邑人称之为“大沟”。大沟每当夏季，梅雨连绵，暴雨如注时，水漫四溢，把乡民们种植的庄稼给冲掉了，农田冲毁了，房屋冲塌了。乡民们不畏艰辛把大沟梳理至江口，再有洪水，洪水就可以流入长江了。乡民们祈盼着“太平”，就把这条梳理的大沟叫做“太平河”。
    奇怪的是葛村其名与姓“葛”无关，而且葛村地处“宜”国中心地带，周围有长岗、丁岗、周岗、求子岗等地名，西侧有祭祀用的雩[yú]山，非常巧合的是西周王朝西边的祭祀也称“吴[yú]”山。二山同音，又都是作为祭祀用。难道这里曾是“宜”国的都城吗？是否是“谷阳”古城？
    镇江历史非常悠久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二十六

    宁镇地区神秘的三个葛村（下）

    三、句容赤山湖的葛村。这个葛村是个大村，占地面积9.6平方公里，由上葛村、下葛村、后村头、窑岗头村、 寺组成，人口4388人，1642户。上葛村以前还分为东葛、西葛。村庄周围都有河流包围，形似古城的护城河，四周河流四通八达。葛村的北面紧靠古老的赤山湖，湖西边是著名的赤山，又名赭山，亦名丹山。巧合的是泰伯、仲雍奔吴来到江南小丹阳的“梅里”。北宋《太平寰宇记》云：“赭山亦名丹山，唐天宝中改为绛岩山，丹阳之义出此。山临平湖，湖亦以丹阳名。今此山在溧水、句容两水间。”
    赤山是小丹阳名字的由来，所以泰伯奔吴到是地方就是葛村西边的小丹阳。在殷商末之际，泰伯起城“太伯城”建立句吴国。巧合的是，葛村地处以横山为起头的马宁山脉、勾曲山组成的“句”形中心地赤山湖边上，是“太伯城”最有可能的地方。
    从地名来看，葛村周围西岗头、排岗、东岗、南岗、王岗、小长塘岗、大长塘岗、乌沙岗、岗头上、陈岗、岗北、乌岗咀，西岗顶等带“岗”的地名，这么多带岗的地名，又相对集中，这也是很少可见。另外，我们还发现在上葛村边上还有神边、墓东地名，下葛村边有下禹庙、王塔等地名。这些地名都暗示了一个方向，这个地方曾是一个中心城池，很有可能是一个都城。
    从考古角度来看，根据1987年对镇江地区台形遗址及土墩墓，利用先进的遥感技术进行调查统计，台形遗址，全市句容数量最多，共有63个，丹徒共有59个。全市土墩墓3115座，句容就占了2162座。而且主要集中在葛村周围地区，特别是葛村东部的茅山地区，土墩墓有1846座，占全市土墩墓的58.9%，这么高的集中度实在罕见。
    《镇江商周台形遗址与土墩墓分布规律遥感研究》统计表明，葛村周围地区是台形遗址与土墩墓最集中、密度最高的地方。再从近年葛村东部茅山周围挖掘的土墩墓考古结果来看，其分布主要在茅山坡麓分布区，其次为茅山以东河网平原分布区，在水塘、河网之间。土墩墓大都是一墩多墓，且都是商朝晚期至西周时期墓葬。出土物品有大量的石器与陶器，其中农具占有一定的比例，其品种和质量都达到相当的水平。同期的土墩墓中出土有精美的青铜器，也有青铜农具，说明当时本地从事农业生产的水平已较高，中原的治铜技术已应用到本地治炼生产中。选择河滩地筑台地居住说明农业已成为国民的重要生产活动。而居住的台形地与埋塟的土墩墓分开，为吴文化进步的标志，有别于落后的原始社会。这些考古结果也证实了，太伯奔吴到达这里后， “数年之间，民人殷富。”
    难道这里就是我们要找的“太伯城”吗？
    这三个地方的葛村，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葛村年代久远，规模较大。二是葛村名字与“葛”姓无关。三是葛村周围地处四通八达水系，远古时期都有护城河的可能。四是葛村周围带“岗”的地名较多。五是葛村位置分别处于不同时期勾吴国的政治中心地，存在着都城的可能。葛村的“葛”是吴越语中的“勾”的谐音，所以宁镇地区这三个神秘的“葛”村有可能是古代“勾吴”国都城的废墟。
    根据吴文化专家陆九皋、肖梦龙等人撰的《镇江商周台形遗址与土墩墓分布规律遥感研究》统计，见下图所示：巧合的是，这三个“葛村”正好分别对应丹徒地区、丹阳地区、句容地区中土墩墓最密集的地方。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二十七

    从“句”、“勾”文字演变看句容（上）

    历史上有许多地名如句容、句曲山、句驪山、句吴、句章、句餘，其“句”都是发【gōu】勾音，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造字之初，确实没有“勾”字，句就是勾意。所以古书上都说：古时，“句”与“勾”是同字同音。
    实际上，文字最初大都是通过象形字演变过来的，其字意及发音，各个地方都有所不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很多的革新。统一文字书写就是其中一项，先由“小篆”然后使用改进字体“隶书”。
    小篆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前221年），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由宰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取消其他六国的异体字，创制的统一文字汉字书写形式。一直在中国流行到西汉末年（约公元8年），才逐渐被隶书所取代。
    文字统一后，随着事物的发展以及人们的认识水平不同，其文字的词义发展速度很快。当新义产生时，往往附着在本字之上，而不是马上为这种新义造字，这样某一字便承担了本义和引申义多个义项。此外，汉语中的虚词和一些形容性的实词不易造字，于是借用同音或音近的字来表示，这样一个字就不仅有本义，也兼有假借义，一字多职的现象变得极为常见。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控制汉字的数量，使其不至于无限增加下去。但是另一方面，汉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人们要求它表达语言的明确性，在这一性质的驱使下，多义字的分化也在不间断地进行着，其结果便是分化出两个或几个字，使原来由一个字承担的多个义项由这两个或几个字来承担，这两个或几个字就称为分化字，而承担多职的初字称为母字。同理，由于文字存在不同的字义，其发音也存在不同的发音，就出现了一字多音现象。
    “句”字的最早来源是来源于丩
    http://img3.laibafile.cn/p/m/322720428.jpg后加上了个口成句
    “句”是一个分化符号。其本义是：能够相对完整地表达意思的一段话。《孟子注疏》：“云章句者，章文之成也；句者，辞之绝也。又言章者，明也，总义包体，所以明情者也；句必联字而言，句者局也，联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南朝梁文学家刘勰撰《文心雕龙·章句》：“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
    “句”还有一个字义，世俗以为象植物的枝蔓扭曲盘勾之状，即弯曲之意。
    图片怎么没出来？
    请教，已发的贴子怎么修改？
    而在江南吴地，最早的“句”则来自泰伯奔吴后所建的国名。《史记》、《吴越春秋》中都有记载。当时时值商代末期，天下大乱，泰伯带领“荆蛮”人建起“太伯城”，自号为“句吴”。句吴既是吴国的最初国名，也是地方名。为什么取名“句吴”《吴越春秋》中记载：太伯曰：“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句吴，非其方乎？”
    泰伯自号“句吴”，其“句”是吴越语的发语声，而吴是因为，泰伯无子女，所以王位传与其弟仲雍。仲雍奔吴前被封于虞国，虞国存在于周原岐山东边，故取一个与“虞”同音、字相近的“吴”为国名。“吴”是从“虞”而来。注意这里的“吴”发[yu]音，这大概就是“吴”来源于“虞”的原因吧。
    商周时代的“虞”字，见下图：
    
    商周时代的“吴”字，见下图：
    
    可以看出，“吴”取“虞“字的下部，故“吴”与“虞”在古时属同音同字。
    《汉书?地理志》“句吴”颜师伯古注：“句，音勾。夷俗语之发声也。”说明，“句吴”的句是发声词，发“【gōu】勾”音，无字义。其字形为象形字，见下图：
    
    从甲骨文字中看以看到，其字形符合当时吴国初期的地形。《吴越春秋》载：泰伯起城，其外廓周三百余里。当初泰伯、仲雍奔吴初始地为小丹阳的衡山、梅里。古时起城，外城一般都以天然山水作屏障。小丹阳梅里附近的衡山、“马宁山脉”及东部的句曲山（现茅山）围合正好符合周三百余里条件，中间是赤山（又名丹山）湖，正好形似“句”字中的“口”。从象形字的角度来看，甲骨文字“句”，其形似泰伯初建的“句吴”国。
    对于金文，目前出土的吴国青铜器中“句吴”一般都是以“工吴”、“攻吴”出现，这是因为在吴越语中，“工”、“攻”、“谷”都是与“【gōu】勾”同音、同韵母。金文的“句”与战国文字“句”字形差不多，区别在于中间“口”的位置向下了。形似现在的句容城，位置在赤山湖北部，正好在“句曲山（即茅山）的北外部。句容考古发现的西周时期的吴国城池“城上村遗址”正好位于这个“口”的位置。
    至于篆体的“句”字，字形明显为秦地的文字。到秦国以后的隶书、楷书“句”的字形，则又回到前面的字形，以句容为中心的初期吴国地形与它非常相似。见下图：
    
    “句”的发音，在吴地发【gōu】音，这个音与吴国都城的迁徙有着极大的关系，而且在吴国青铜器中的金文“句吴”也与这个【gōu】音有关。巧合的是，秦国统一后，文字改革后的“句”也读此音。
    那么“勾”字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呢？
    《中国语文》1999年第六期董楚平撰《浅谈“勾践”与“句践”的纠纷问题》一文中说：“先秦时期，句字只有一种读音，都属见母侯韵，中古时期（约从魏晋开始），句字出现两种读音，即从侯韵中分化出鱼韵，犹今勾连的勾（gōu）与语句的句（jù）”。他认为：“最早的勾字，见于晋代《祀后土残碑》。字形的分化是由读音分化造成的”。
    吴文化专家杨宝忠则认为：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甲骨文与金文，只有从口的句，没有从厶的勾。说明商周时期只有“句”而无“勾”。“勾”字最早出现在汉代，刻于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的《史晨碑》中的“钩”字，其右边“句”旁发现已从“厶”。
    说文解字认为：（句）曲也。考工记多言倨句。乐记言倨中矩、句中钩。凡地名有句字者皆谓山川纡曲。如句容、句章、句馀、高句骊皆是也。凡章句之句亦取稽畱可钩乙之意。古音总如钩。後人句曲音钩。章句音屦。又改句曲字为勾。此浅俗分别。不可与道古也。
    康熙字典的解释：古人在断句处画个勾，表示断句。这个字是居月切，是句的读音。
    所以句、勾本来只有一个字。在一开始，句从丩分化出来，然后句又有了两个含义，于是分化出了勾。在吴地的“句”字形似以句容为中心的初期句吴国地。但“句”在吴越语中则是发声词，发【gōu】音。
    后来吴被越灭亡，楚国又打败了越国，吴地被楚国占领。吴地许多城池的名字都被楚国改成“阳”字。“句容”地名是否也是这时候改，无从考证，但肯定是在战国以后。有考证的“句容”地名是出现在汉代班固拟的《汉书·地理志》中。“容”字的字形演变如下图：
    
    “容字”的构形，曾经有过不同的提法，有的说，以“宀”作形旁，“公”作声旁；或以为容从宀，从谷。宀指房舍，谷指山谷。
    而我们知道，吴越语中“谷”、“句”、“勾”、“工”、“攻”、“姑”同音（见郑张尚芳著的吴越语考）。寿梦迁徙的都城“朱方”后被楚国命名为“谷阳”，而句容的“容”字从宀，从谷，决非偶然，必与“句吴”有关。“句容”与“句吴”中的“句”字相同，音相同。且“容”发音近“吴”【yú】音。
    总上所述，从句容字形的演变及读音看，句容与泰伯、仲雍所建的早中期“句吴”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二十八

    神秘的淹国

    淹城遗址位于长江下游常州市的南侧。早在1935年首次对淹城遗址进行实地调查看中，就发现有古代民居活动遗存。上世纪50-60年代先后在淹城挖掘到出土文物。1986年，考古人员对常州淹城进行了为期6年的考古认定：淹城是春秋时代吴国的一个有三道城河、三道城墙形制的军事城堡。即子城，子城河，内城，内城河，外城，外城河。1988年淹城遗址被列为全国文物重点单位。
    淹城遗址的挖掘，揭开了一直以来都是谜的江南淹国。其实，东汉袁康《越绝书.吴地传》载：“毗陵县南城，故古淹君地也”，是关于江南淹国最早的文献记载。
    奄国原是是商末周初在山东曲阜之东的一个殷商国，同期在山东博兴东南还存在一个大族蒲姑国，奄君与蒲姑君同属赢姓，伯益的后代。我们今天看蒲姑与布谷谐音、奄与燕谐音，就知道这两个国家八九不离十是鸟夷部落了。这两个国家应该都建立于夏商时期，后来它们成为了殷商王朝的子国。
    当年，周武王伐纣胜利后，殷商王朝覆灭，纣王自焚，但是，纣王的儿子并没有死，殷商部落也没有被灭族。周武王还给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保留了其祖先的一块土地，让他依旧住在朝歌。殷商部落的祖先原是从东夷部落集团分化出来而后加入华夏的，商朝王室与东夷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东夷集团此时也仍然有强大的实力。为了杜绝武庚禄父联合东夷谋反，周武王将监视武庚的任务委托给三个兄弟：管叔鲜、蔡叔度和霍叔处，史称“三监”。
    周朝建立后仅仅两年，周武王就病逝了，年幼的周成王在公元前1104年继位，由叔叔周公与召公辅佐。周公辅佐成王，尽心尽力，受到时人的称道。“三监”见周公声势日隆，心生嫉妒，便派人四处造谣，说周公有不臣之心。谣言传到王室，周成王对周公不禁起了疑心。
    武庚禄父觉得这是天赐良机，于是决定反周。他找到“三监”，密谋以“为周王朝清除企图谋逆的周公”为口号，联合向周王室发动进攻。追随武庚禄父叛乱的多是东夷人，其中就有来自山东曲阜的奄国人及蒲姑人。



    周公及姜子牙率领大军开始讨伐叛逆，杀死了管叔鲜，流放蔡叔度，将霍叔处废为庶民。周军旋即飞渡黄河，与武庚禄父展开决战，朝歌城再次陷落，武庚禄父战败逃跑，在北窜途中被擒获，身首异处。失去领头羊的东夷军队仍然不肯投降，困兽犹斗。周军对协助叛乱的东夷人改变了战略。
    在东夷各国里，奄国是当时实力最强的，其国都就在今山东曲阜。周公决定先消灭奄国的所有羽翼，再灭奄国。于是，周军麾师东南，先打败以徐国为首的淮夷各国，然后由南向北继续进军，在山东枣庄降服了缯国、丰国、蒲姑国，剪除了奄国的所有羽翼。
    之后，周成王又派足智多谋的毛叔郑前来助战。在两路大军的合围下，奄国人无力抵抗，城破国灭。周公东征胜利结束后，周成王封周公以奄国旧地成立鲁国，赐殷民六族，并封姜子牙以蒲姑国旧地成立齐国。周公在京师辅佐周成王，无暇顾及封地，遂派长子伯禽管理鲁国。
    奄国国君带领殷商残部从山东辗转逃到江南，在今江苏省常州市南面的武进区一带凿河为堑，堆土为城，仍称“奄城”。由于武进地区紧挨着浩瀚长江与太湖，因此后人将“奄”字加上了“氵”偏旁，称“淹”，所以在古代的“淹”字与“奄”字是通用的，“淹城”之名就这样流传下来了。《越绝书》还载：“蒲姑大冢，吴王不审名冢也，去县三十里。”说明，当初与奄国逃至江南的还有殷商大族蒲姑国等。
    那么江南淹国是什么时候灭亡的呢？
    公元前585年，勾吴国传至十九世寿梦，《史记》记载,“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
    根据《世本?居篇》载：“孰姑徙句吴”宋衷注曰：“孰姑，寿梦也。”说明，到了寿梦时代，勾吴国开启了扩疆之路，邻国小国全部被勾吴国占领。淹国应该就在寿楚执政前已被吴国所灭亡。
    《越绝书》中记载的：“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去县十八里，吴所葬。”“吴所葬”三个字已经说得很清楚，说明：一、淹城不是吴国的地方，如果是吴国的地方，安葬淹君的子女为什么要说“吴所葬”，语气里就是说淹君子女不是吴国的人；二、淹国被吴灭后，吴国用吴国的葬俗来礼葬淹君的子女。吴国的葬俗，最大的特点就是土墩墓，就是平地堆土，堆到一定高度后进行安葬，然后封土。这类墓葬主要分布在今宁镇地区和安徽的部分地区，这正好是吴国原来的势力范围。而越文化葬式一般以“石室土墩墓”为代表，主要分布在环太湖四周的山脊和山坡上。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二十九

    神秘的濑渚邑

    濑即濑水，或称濑江、溧水、永阳江等。
    溧阳是个古县名，很早就有，在秦代之前就有了。溧阳的名字是在楚国占领吴地后改名的，因其城邑在濑水之北，粟山之南而取名为溧阳。古时取名，城邑在山之南，水之北取名为阳，反之则取名为阴。粟山现位于现高淳区的东边，分南粟山和北粟山。
    濑水的名字由来，让人联想到古时，这里是否曾有个“濑”国，故有濑水的名字。《左传?昭公?昭公四年》[经]载：公元前538年昭公“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夏，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会于申。楚子执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执齐庆封，杀之。遂灭赖。”按诸侯灭朱方，杀庆封后，遂灭赖。从路程距离来看，似乎这里的“赖”国像是离朱方不远江南的“濑”国。
    在中国历史上明确记载的，确有一个“赖”国。赖国是西周时期周代分封的诸侯国，国君为姬姓，子爵，领地在今河南省禹州市。“赖”国的最初国君为周文王之子姬颖，故又称赖叔颖。前后历经十四世，至十四世至赖添伯时，被楚灵王所灭。
    “濑”，汉语的意思是：急速的水流。濑水是位于横山山脉至南京的一条古河，河水沿宁镇水脉南部流淌，由于地势高低差的原因，河水流动急速，故古人命名它为“濑水”河。

    
    今天我要说的“濑渚”邑，指的是溧阳旧地。“邑”代表一个城池，也可以代表国都。邑与国最初区别不大，都是指城池。后来级别升至国就不一样了。邑只能算一个地方小城。
    在古代商周时期，泰伯、仲雍奔吴来到小丹阳梅里。溧阳旧地位于小丹阳南部，当时以土著族人聚居为主。泰伯建“太伯城”时，溧阳旧地应该不包含在内，因为溧阳旧地不属于勾吴国的核心地区。后来是否发展成“濑”国不得而知，但肯定的是，后来确被“勾吴”国所收编，成为了“勾吴”国的边邑。这个可以从《越绝书》记载中看出：“吴故治西江,都牛、须女也。”这里的西江是指吴越分界线胥江。按此说法，溧阳旧地是属于勾吴国南边的边地。
    公元前541年（周景王四年)，勾吴国为抵御楚国不断西侵的势力，在“吴头楚尾”的咽喉要道濑水(又名西江，今高淳县境，胥河为其古道之一部分)之滨，设置边邑，称为濑渚邑，并筑城以防守，是为濑渚邑城。此城屡经增筑，城池坚固，后遂称为固城。
    公元前538年（周景王七年），楚灵王军攻下固城。楚平王据守固城，那是楚平王还是楚国的太子。溧阳旧志称：楚平王占据濑渚邑后，在此大建行宫，后人又把固城叫做“楚王城”。 吴国被迫迁邑于陵平山下(今江苏溧阳西)，改名为陵平。
    公元前529年（周景王十六年），楚国又攻打吴国，并夺取、占领陵平，更名为平陵。宋《景定建康志》引《胜公庙碑》：“楚灵王与吴战，吴军不利，遂陷此城，吴乃移濑渚于溧阳城十里，改为陵平县。平王立，使苏乃为将，战败吴军。以吴陵平县改平陵县。”
    约公元前520年（楚平王九年），伍子胥之父伍奢及兄伍尚一同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被迫投奔吴国，途经濑水旁的南渡镇（今溧阳县）路遇史贞女乞讨浣纱浆果腹，为保伍子胥安全，史贞女投水濑江。唐至德元年（公元756年），李白游溧阳，应县令郑晏等的请求，撰写《溧阳濑水贞女碑铭 并序》。
    公元前506年（周敬王十四年），吴复取濑渚邑，进城后，伍子胥下令烧毁城内所有殿宇楼阁。史书记载："吴伐楚烧固城，大火逾月未熄。"濑渚邑成了一片焦土。
    后来越国灭了吴，楚国又灭了越，濑渚邑又回到楚国。楚威王熊商改濑渚邑为溧阳，因地处濑水的北岸而得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溧阳地属属会稽郡，境域含今溧阳、高淳与溧水东南部。
    三国吴时，废溧阳县建制，作为屯田之用，在县境东部原平陵城基础上置永平县。后改名为永世县。
    隋代，废永世县，并入溧阳县。公元620年（唐高宗武德三年），划溧阳县与（小）丹阳县置溧水县，县治地在今溧水。而溧阳县治地在今溧阳市的旧县村，即原平陵城的位置。
    公元1491年（明孝宗朱佑樘的弘治四年），分溧水置高淳县。至此，濑渚邑变成了现在的三个县溧阳、溧水、高淳。
    春秋时期，吴筑濑渚邑城直到近年才露出端倪。今高淳县固城镇有古城址一处，城垣有内外两重，外为罗城，内为子城，罗城周长七里二百三十步。在古城址中，发现的铜戈、编钟、青铜剑、镞等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遗物，也发现楚国货币——郢爰。考古证明，该固城遗址就是春秋时期濑渚邑，吴国建造的固城。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三十

    神秘的棠邑和金陵邑

    金陵是南京的古称，也是南京最雅致的别称。
    考古发现，南京发现汤山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南京猿人化石，说明南京在很早以前就有人类活动。考古还发现距今有7000-8000年前，以北阴阳营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原始村落。在市中心的鼓楼岗北阴阳营、江宁区陶吴乡咎庙等地，发现200多处6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遗址。4000年前，秦淮河流域出现了密集的原始聚落，被称为湖熟文化。可是南京的城池，却出现得比较晚，至今发现最早的是春秋时期的冶城，传因吴王夫差在今天南京朝天宫所在的冶山地区设冶炼作坊铸造兵器，其山被称为“冶山”而得名。
    这种情况出现主要是与南京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从百度地图上看，南京四周被宁镇山脉及大江所包围，古代在大江、大山围成的小范围区域，人类活动比较闭塞，比较适合土著人生活聚落地，但很难形成都、邑形式。故在泰伯、仲雍来到江南之前，这里肯定还是活动着相对原始的土著人生活，而且泰伯起城建“太伯城”时，这里因为属于江南的一个相对的封闭角落，肯定没有包含在内。
    随着勾吴国的崛起、强大，勾吴国的国君们开始向周边地区扩疆时，这种弱小、封闭的聚集形村落很快就落入到勾吴国的范围，成为勾吴国管辖的范围。
    相比这封闭区域，南京外围区域浦口，则要早几百年前就有了城池棠邑，约西周时期就成为了楚邑，是南京辖区内最早的城邑。棠邑有确切纪年的最早记载见于《左传》：“襄十四年(公元前559年)，楚子以庸浦之役故，师于棠以伐吴”。
    《左传》召公二十年（公元前528年）则明确记载有棠君伍尚，伍尚为伍子胥之兄，这是南京有史记载的最早的行政长官。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吴国大举进攻楚国，取得棠邑。吴国为了沟通南京与外界的联系，就有了棠浦。汉袁康《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载:“吴古故祠江，汉於棠浦东, 江南为方墙,以利朝夕水，古太伯君吴,到阖庐时绝。”说明在泰伯君吴时，从棠浦至古吴政治中心，原有一条故祠江直通，到阖闾时该江已断流。
    金陵邑则是到周显王十四年（前355年），楚占领吴地后，楚威王为“私吴越之富，擅江海之利”，控制新占领的边地，乃于滨江临滩之要地设金陵邑，并筑城为治。
    金陵之得名，《景定建康志》卷五《建康图?辨金陵》云：“楚威王时以其地有王气，埋金以镇之，故曰金陵。”其实不是这样的。在春秋战国时期，为逐鹿中原所需武器，非常重视金属冶炼和兵器铸造。而当时南京西南铜井一带有丰富的铜矿、锡矿、铝矿，正是铸造青铜兵器不可缺少的好原料，故有夫差在此筑冶炼基地-——“冶城”。
    在古代，金:泛指金属.《说文》称金子为黄金,称银子为白金,称铜为赤金,或铁为黑金。楚威王正是看中这一点，在此筑城，以掠夺这里的矿产资源，哪有可能有“埋金以镇之”的道理。而是“私吴越之富，擅江海之利”吧了。南京周围山又多，整个被山所包围。古时山又称“陵”，而且南京周围产铜、铁的金属矿藏较多，故因其地多见产“金”之山的缘故，楚威王给这里起了个雅致的名字“金陵”邑。
    金陵邑的冶城在哪呢？
    《世说新语》卷二六《轻诋》注引《丹阳记》的一条记载：“丹阳冶城，去宫三里，吴时鼓铸之所，吴平犹不废。”又云：“孙权筑冶城，为鼓铸之所。既立石头大坞，不容近立此小城，当是徙县治空城而置冶尔。冶城疑是金陵本治。汉高六年（前201年），令天下县邑，秣陵不应独无。” 《丹阳记》的作者山谦之生活于二晋南北朝时期，与战国秦汉相隔的时间不太久远，故书中记述应该比较可信。金陵邑的冶城就是后来汉高祖所筑的秣陵县冶址。
    汉高祖六年（前201）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汉书·高帝纪》）。《汉书 》师古注：“县之与邑，皆令筑城”。此城在成书较早的《健康实录》卷一中有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改金陵邑为秣陵县。秦之秣陵县城，即在今县城东南六十里，秣陵桥东北故城是也”。也就是原来的秣陵镇位置，有秣陵浦。

    到汉建安十六年（211年），吴侯孙权由京口移治秣陵。十七年，改秣陵为建业，并新建石头城。“既立石头大坞，不容近立此小城”，后来就把城池移至新城（空城）石头城，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城区。
    在金陵邑城之前，越国也在这里修建一个越城，只不过那是一个军事城堡吧了。到秦代时，改金陵邑为金陵县，隶属于鄣郡。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嬴政东巡，准备从会稽返回咸阳，由江乘渡江过长江。始皇改金陵县为秣陵县，后当地官员将秣陵县秦始皇渡河区域划出，设置为“江乘县”，以此铭之。虽然当时的江乘县管辖面积并不大，但地处长江下游的交通要道。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三十一

    神秘的薄姑国

    薄姑是古代鲁北地区渤海之滨的东夷大国,齐文化的立基之地。薄姑与商朝有着亲缘关系，属于东夷集团中鸟夷的一支。,薄姑和商奄是商朝末年山东地区的二个强大的方国，在周王朝初期，因“三监之乱”，周公东征时，被姜太公所灭。遗族 四散。有一支南迁于江苏唯宁及昊县，春秋早期，被吴国所吞并。
    薄姑国历史悠久，凭据《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对齐景公所说的话“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我们可以得知，这个地方最早是爽鸠氏（少昊时封国）的土地，爽鸠氏覆灭后，由季荝（cè）氏（夏朝封国）替代，季荝氏之后由逢伯陵氏（商初时封国）继续，逢伯陵氏之后由蒲姑氏（商中期后封国）延续，蒲姑氏亡后由姜太公（周初）接手。
    薄姑国历史悠久，凭据《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对齐景公所说的话“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我们可以得知，这个地方最早是爽鸠氏（少昊时封国）的土地，爽鸠氏覆灭后，由季荝（cè）氏（夏朝封国）替代，季荝氏之后由逢伯陵氏（商初时封国）继续，逢伯陵氏之后由蒲姑氏（商中期后封国）延续，蒲姑氏亡后由姜太公（周初）接手。
    薄姑氏最早来源，据《姓考》云：炎帝之裔有薄国，在宋地。而罗泌《路史·国名记甲》也把薄国列于姜姓之后，云：“薄，今拱之考城东北有薄城，汉县，属 山阳，本宋地”。《汉书·地理志》山阳郡薄县。臣玻曰：汤所都。《史记》宋襄公二年，楚执襄公以伐宋，冬会于薄以释宋是也。汉置薄县，属山阳郡。薄县故城，在商邱县西北，与山东曹接界，属北毫，为商汤兴起之地。故应为炎帝姜姓的一支薄国所在地，到夏末，为商王朝所吞并。后商汤迁南毫。毫即薄，北毫之薄，成为其子姓亲族的封地薄国东迁至山东博兴，夺取逢伯陵的逢国之地，建为薄姑国。因原系鸟夷族爽鸠氏故地，居民多为鸟夷，故薄国也以鸟为图腾，薄姑即鹑鸽同音，鹑鸽叫声即为“薄姑”，故以此为名。薄姑之姑，似与东夷语尾有关，姑视作句，个，如姑幕、姑苏、姑蔑、姑孰、句越、句章、句无、句余、句容、句鹂等。
    薄姑灭亡在周成王东征之时。薄姑国的亡国之谜与其同时期的另一方国商奄一样，最终的谜团在山东史家遗址出土发掘的青铜器中得到了解释。1987年，在史家遗址附近的旬召村东北一大型遗址发现一座商末周初墓葬，出土有“叔龟”铭文的铜觯（饮酒器），经判断为商代奄国之器。商奄的青铜器为何跑到薄姑国的领土上，这还要从周成王时期的一场战争说起。《史记·周本纪》记载：成王既迁殷遗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由此可证，此器当为周公东征迁奄君于薄姑时的遗物，而薄姑国亦当在此附近，出土的这些青铜器是不可多得的历史佐证。
    
    商奄和薄姑等殷商残余势力反周失败后，周朝将周公长子伯禽封至原来奄国之处，建鲁国，统治“商奄之民”。成王又把临淄附近的薄姑地加封给姜太公。齐国由初封的百里地又扩至五百里，成为“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的“泱泱大国”。
    薄姑亡后，遗族四散，除一部分人留居齐鲁大地外，一支南迁江苏唯宁县蒲姑破，《左传》昭公十六年：“ 齐侯伐徐。…二月丙申，齐师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会齐侯盟于蒲隧 ”。另一支则继续南迁于江南的吴县。《越绝书》卷二吴地传载：吴都姑苏附近有“蒲 姑大冢，吴王不审名冢也，去县三十里”。当为薄姑国首领的墓地，可见在阖闾建城之前，这里曾是薄姑国的领地。
    吴国占领后，又迁薄姑人于常州市西南六十里的姑幕城。《读史方舆纪要》卷25常州府?姑幕城条，引《祥符图经》：“晋陵县西有傅落城，或曰姑幕城，音讹也。薄落即姑幕之讹，说明傅落也与蒲姑有关系。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三十一

    神秘的疁邑（上）

    在中国的东南方，古时有个地名叫“疁邑”，春秋战国时期，它属于古吴国临海的最东部地区。地名“疁城”现在也是上海市嘉定县的别称。今存明清时期《嘉定县志》俱载，元代元贞二年（1296年）嘉定从县升为州后，在嘉定城南门外今众芳桥一带修筑校场（即演武场）时，于其地发掘出唐代咸通三年（862年）的《庄府君墓志铭》，铭文上写着该处的地理信息是：“昆山县东一百里伍家冈身，疁城乡横沥水西八十步。”
    明代昆山人卢熊编纂的《苏州府志》卷第一《沿革》之“上嘉定县”条说：“嘉定在府东一百四十里，唐昆山县之疁城乡。”
    从《庄府君墓志铭》得知，疁邑应该属于上海嘉定县，但从《苏州府志》中看，疁邑应该是属于苏州昆山县。那么，疁邑到底是在哪儿呢？
    明代嘉定知县陈渊延聘苏州著名学者都穆纂辑的《练川图志?建置》中直言：“嘉定为苏州属县，去府东一百四十里，唐昆山县之疁城乡。”原来，嘉定在唐代时属于苏州的昆山县，南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析昆山县的东部建立新县名嘉定，而嘉定建县时的县治所在地练祁市即在唐代时昆山县的疁城乡范围内。于是“疁城”这一地名，便就成了嘉定县的别名了。古代嘉定是疁城乡之地，故又称古疁。
    唐代陆广微撰写的《吴地记》：“娄门本号疁门，东南秦时有古疁县，至汉王莽改为娄县”。不少史籍记载：汉改疁县为娄县，以其地有娄江缘故。
    原来，疁县，即娄县。秦置县。秦始皇统一全国，分天下为36郡，在吴、越故地置会稽郡，为36郡之一。娄县为会稽郡属县，其地包括吴国之东部地区，现在苏州的昆山、太仓、上海嘉定及上海地区都属于古娄县，亦即是古疁邑。
    http://img3.laibafile.cn/p/m/322768011.jpg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解释的“疁，烧穜也。音流。案，通沟溉田亦为疁。”就是“烧去草木之后下种”和“开沟引水灌溉”都称之为“疁”。
    很久很久以前，疁邑先民在冈身以西进行狩猎活动的时候，通常用火驱逐遂野兽，常会把长满了野草杂树的猎场烧成空地，从而为农耕开辟合适的场地。很像《诗?大雅?旱麓》所描写的那种情景：“瑟彼柞棫，民所燎矣”，人们在生荒地上进行了第一遍火耕以后，开垦出熟荒地。另外，疁邑临海，那些经过葑淤成陆的沼泽地区，变成了水田，又有利于使用水耨的方法。“火耕水耨”在疁邑是一种先进的农耕技术，上海地方史专家吴贵芳对疁田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在《娄?华亭?上海》一文中说疁邑是“疁田的集中区”。
    《史记》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无积聚而多贫。” 疁邑地处江南低畦地，又临东部大海，当地百姓为生活所迫，创造了“疁田”来种植水稻等庄稼作物。“疁邑”名字大概也是缘于当地的疁田。中国最早的地方志《越绝书》记载：“吴北野禺栎东所舍大～者。吴王田也”。开沟引水灌溉:“开江西疁田千馀顷,以为军储。”
    《宋书?豫章王子尚传》亦有记载：“时东土大旱，鄞县多疁田，世祖使子尚上表至鄞县劝农。” 这里的鄞县是指同样是临海的浙江宁波。说明 “疁田”并非是“疁邑”地区特有，而“娄”是由特有的“娄江”而得名。娄县秦属会稽郡，西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娄县属荆国。荆国除，娄县属会稽郡。高祖十二年（前195年），立刘濞为吴王，治荆国旧地，娄县属吴国。吴国废，立刘非为江都王，娄县属江都国。江都国废，娄县又属会稽郡。三国、晋、南朝宋齐，娄县属吴郡。南梁天监六年（507年），分吴郡设信义郡，分娄县置信义县，属信义郡，余下的娄县仍属吴郡。南梁大同三年（536年），娄县改名昆山县，改属信义郡，昆山名一直沿用至今。
    “娄江”的娄，是星宿名，属中国古代二十八星宿之一。娄，同“屡”，有聚众的含意，也有牧养众畜以供祭祀的意思，故娄宿多吉。《史记?天官书》：“娄为聚众。”古代的天文典籍中把娄宿视为主管牧养牺牲或兴兵聚众的地方。
    “娄”的命名极有可能与中国古老的占星术创始人巫咸有关。巫咸是上古名医，商朝时期商王戊辅佐大臣，擅长于占星术，是我国早期的天文学家。他也是“二十星宿”创始人之一，死后葬于疁邑北边的虞山上。“娄”县名字与星宿有关，极有可能与商末的占星术创始人巫咸有关。
    疁邑早期地属越地。今苏州吴中境内（原吴县）有越城遗址，经考古挖掘，出土二周时期文物，证明该城始筑于西周时期。说明，西周时期，苏州及周围地区都属越国。这一点可以用早期的《越绝书》得到证明。《越绝书》是我国最早一部地方志，专门记载越国地方史料，它对长江以南，常州以东的苏、锡、常地区史料记载得非常详细。
    《越绝书?吴地传》还载：“娄门外鸿城者，故越王城也。去县百五十里。” 《吴郡图经续记》有载：“吴王阖闾建城之始，立陆门八，……其东曰娄门者，娄，县名也，盖因其所道，秦谓之‘疁’，汉谓之娄，今之昆山，其一地也。”据此可知，娄门，即为吴越城之东门。距苏州吴中越城之东一百五十里处，正好就是“疁城”境内，也就是现上海嘉定境内。所以从《越绝书》的这段记载可得知，距吴越城娄门一百五十里的鸿城，为故越王城，即姑苏城被吴国占领后，越国被迫迁之的临时都城。由此，亦说明西周初期至春秋早中期，“疁邑”属越地。大约在春秋中晚期，“疁邑”被吴国占领，后来成为吴国的一个边邑。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三十三

    神秘的邗国

    “邗”， Hán 形声。字从干，从邑。从汉字意思上讲，本意是指边境城堡，也表示“边防要塞”。而“干”本指“盾牌”，引申为“防御”。“干”与“邑”联合起来表示“边防要塞”。实际上，在古代，“邗”国亦指“干”国。汉代《淮南鸿烈解》记载：“干音寒。干国在今临淮，出宝剑，盖为莫邪、洞鄂之形也”。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宋镇豪通过甲骨文、金文、考古学、历史地理及相关文献的综合研究，在《商周干国考》一文中得出结纶：干族源出东夷，原居地在河南东南淮水上游罗山一带，族人以神干为族保护神，是干族命名的由来。夏代以国为氏，曾服属夏王朝。商代晚期，干国已北迁至河南北部濮阳附近，有领邑、属地和武装。殷商王朝对于异国，或威之以征伐或怀而柔服，以达到制约其族人和土地的目的。商朝通过一系列的怀柔政策，把干国纳入到商朝版图中。甲骨文显示，干国君长已由前代的“犬官”上升为名义上的“戍官”。商王朝还通过政治联姻方式，向弱小的干国进行势力渗透，使得干国完全臣服于商王朝，二国关系十分密切。
    古音同现在音还是有区别的。古音中，虞与鱼、吴都是同音部的。

    殷商灭亡，周武王统一天下，分封诸侯国，干国封为“邗”，姬姓，列属诸侯。三年后，周武王病逝，成王立。因年幼周公摄政，结果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三监之乱”事件。原分封于殷商旧地的管叔、蔡叔及殷纣之子武庚禄父起兵叛乱，后被周公东征平定了叛乱。这期间，干国离析，部分支族归降于周，被周王朝迁离故土濮阳一带，西移至陕西渭水一带。干国的大部，则被迫向东南迁徙，最后立国于苏北淮水流域下游一带，成为了东淮夷的一部分。
    干国原本就是个弱小国，经殷周之际政治风云变幻，元气益损，后虽避迁东南，立邑再建国业，终因地偏力量单薄，故史籍书中几乎没有它的记录。
    据历史资料，在干国周围，北部是以徐国为首的东淮夷集团，一直以来抵制周王朝。西边的舒国，是由舒、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龚等小国组成，号称“群舒”，这七个国家是联合在一起的一个军事集团，可以说近乎于同一个国家。群舒国先被徐国所灭，后被楚国灭亡。英国，是楚国的附庸国。还有一个六国，是商朝重要的封国之一。入周后，古六国对周王朝时服时叛，文献资料有些记载。六国曾参加淮夷叛周，周公征伐时，六国战败被降服。
    约至春秋时期，位于江南的吴国开始崛起，开始有窥视中原的野心。干国地处徐淮地区，是江南突破北方的前沿阵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吴国觊觎中原的一大障碍。《管子·杂篇·小问》中记载了吴国与干国的战争：“昔者吴干战，未齿不得入军门，国子擿其齿，遂入，为干国多。”意思是从前吴国攻打邗国，根据干国规定，还没换乳牙的少年是不得从军打仗的。为此干国的孩子纷纷拔掉乳牙进入军营，为国家建功立业。说明干国到了生死关头的时刻，面对强大的吴国，不得已违反祖制甚至违背人道让尚未成年的孩子去充军。另一方面干国全民皆兵，同仇敌忾，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震慑到了吴国，起到了些微效果。不过干国最后还是被吴国灭亡了。
    说来也巧，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载：“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也。”公元前655年，晋国晋献公采用荀息“假道伐虢”顺便灭了北虞。于是虞国大夫百里奚跑到了秦国，还向秦王推荐蹇叔。《韩非子·难二》载：“蹇叔处干而干亡,处秦而秦霸,非蹇叔愚于干而智于秦也。”知蹇叔是干国之臣，国亡后入秦。《史记·秦本记》谓蹇叔居宋国铚邑，即今安徽濉溪县，位于干国的西北面，其入秦在秦穆公五年，也是公元前655年。说明干国灭亡时间就是公元前655年。这时期正好是吴国句卑王在位时间，实际上吴国在句卑时期就开始强大起来，并开始称王了。这一点从出 土的吴国文物“者减 钟”铭文也可以证明，在寿梦的祖父句卑(即毕珍)时,吴国已称王。
    干国亡国后，国人以干为氏，形成干姓。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的铸剑大师干将就是干国人。
    《左传·哀公九年》记载：“秋，吴城邗，沟通江、淮。” 公元前486年秋季，吴王夫差想称霸中原保全周室，在邗国故地筑城，并开邗沟，打通大江与淮河的连接。《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七年，吴王夫差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新君弱，乃兴师北伐齐……败齐师于艾陵。”吴王七年指公元前484年，吴国趁齐国新君更替国中内乱举兵伐齐，在艾陵（今山东新泰、莱芜一带）取得了胜利。这次伐齐，吴国是通过邗沟运兵输辎直达齐国，在齐国的艾陵大败齐军，取得了吴国进军北上的大胜利，史称“艾陵之战”。邗沟也成为史料上记载的中国大运河最早开挖的记录。



    2021-10-5 16:47184楼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三十四

    勾吴国何时称“王”？

    周王朝是一个崇礼的王朝。周王朝建立后，将天下土地分封于各个宗亲、上古名人及功臣，作为周王朝统一底下的各个诸侯国，各个国家层层叠叠拱卫在周王趄都城周围。这些诸侯国都不是很大，《礼制王制》中记载：“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被分封的各诸侯国也必须遵守周王朝的规定，诸侯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诸侯有为周天子镇守疆土、随从作战、交纳贡赋和朝觐述职的义务。由于各诸侯国是由周王朝分封的，固除周天子可以称“王”外，各诸侯国是不能称“王”的。
    那么，作为周武王分封的勾吴国，它又怎么可以称“王”呢？
    综观历史，在周王朝以外称“王”的国家，无非有以下几种：一是周王朝统治以外的国家，不受周王朝所控制的国家。二是反对周王朝的“四方”国家，即被周王朝所称为的夷、蛮、戎、狄。三是不服周王朝所控制的国家，但会受到周王朝的征讨。
    见附表：周朝时期各诸侯国称王时间表。在周武王统一天下，建立周王朝后，第一个称“王”的国家是徐夷国。它是东淮夷的代表，一直不服周王朝的统治。早年参与殷商武庚叛乱，被周公所镇压。到公元前960年，徐偃王率领东夷各部进攻周王朝，后被周穆王联合楚国镇压。淮夷历来一直是周王朝的心腹大患，除周公东征及康王治理时期，即历史上的“成康之治”，淮夷比较安份，听从于周王朝的命令。其他时间一直跟着周王朝对着干，周康王封“宜”事件，也是与东淮夷的作乱有关。
    早期称“王”的还有楚国、勾吴国和越国，这三国都地处江南，都属于蛮夷之地。楚国先祖首领鬻熊辅佐周文王对抗商朝，立下了很大的功劳，所以在周成王继位后，分封鬻熊的孙子熊绎为楚国国君，爵位仅仅是第四等的子爵。由于楚国“天高皇帝远”，很少受周天子约束。于是，它的实力迅速增强，楚国国君也不满足于子爵的爵位。周夷王七年（前879年），楚子渠在要求天子加封未果的情况下，自称楚王；周厉王即位，征讨南蛮，楚王渠被迫取消王号，复称楚子。公元前704年，楚子通凭着自身的势力，趁周桓王被郑庄公打败之际，自称楚武王，周王朝三次征讨楚国，结果都以失败告终。位于南夷的越国自称是大禹后代，也就是夏朝移民，他们一开始就不在周的管理范围内。至于后面到春秋末期及战国时期，周王朝实际上已有名存实亡，故各地战火烽起，诸侯又各自混战，礼崩乐坏，称“王”这也不存在奇怪的事了。
    勾吴国是与周王朝同姓的姬姓国，是泰伯、仲雍南奔后组建的国家，虽然被周武王封为诸侯，但也就是一个小小的子爵。说明了周武王对这个宗亲国家并不重视，这大概也是周王朝对夷蛮国瞧不起的原因。《左传?昭公三十年》载：“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说明了，地处江南荆蛮之地的勾吴国，远离周王朝，不受周王朝所控制，所以勾吴国也不是一个礼仪之国，谈不上周王朝所规定的礼治。故当勾吴国日益强大之时，它就会像周围的夷蛮国家一样，自称为“王”。
    《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吴越春秋．吴太伯传》亦载：“齐子寿梦立，而吴益强，称王。”这是史记文献中记载的勾吴国称“王”时间，所以现在大都数人均以为勾吴国开始称王在春秋中晚期之交的寿梦在位时期。
    实际上，考古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说明，吴王寿梦之前，勾吴国就已称“王”。
    乾隆二十六年江西临江县出土者减钟一套11件，其中最小的一枚无字，有金文的计10件，是春秋时期吴国铸造的青铜甬钟。钟为合瓦形。枚作两层圆台形，鼓部中央是六条龙纹，龙体折曲成矩形，两侧各伸出三个龙首向上翘起。这种龙纹样式十分的少见。其铭文：“工䱷王皮然之子者减擇其吉金，自乍谣钟。..” 工䱷王皮然是比寿梦早二代的颇高，者减是指颇高子句卑。这说明在春秋早期的句卑时代，勾吴国就已称“王”。

    

    清宫旧藏中有一件春秋早期吴王御士尹氏叔緐簠（《集成》04527），铭文为：“吴王御士尹氏叔緐作旅簠。”此为春秋早期吴国已经称王之明证。
    1970年6月，在江苏江宁县陶吴中学校园内出土一件春秋早期铜戈（《集成》11400），铭文为：“□□王之孙、嚣仲之子伯剌，用其良金，自作其元戈。”一般认为此戈为吴国器物，也可作为春秋早期苏南吴国已经称王之证据。
    
    吴王姬鼎及其铭文
    文革期间，在西安市南郊沣镐遗址出土一件吴王姬鼎，该鼎折沿方唇，立耳，圜底，蹄形足。口沿下有两道弦纹，其间饰一周窃曲纹。内腹有铭文3行20字：“吴王姬作南宫史叔飤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集成》02600）
    苏南吴国为姬姓，但这里的“吴王姬””应作吴王夫人讲。《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初，齐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无子。”《索隐》：“今此言‘徐姬’者，然姬是众妾之总称….妇人亦总称姬，姬亦未必尽是姓也。” 吴王姬鼎经考古人员推测，其制作年代为西周晚期。
    综上依据，可以推断勾吴国应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开始称“王”。根据铜器“者减钟”，则句卑已称“王”，但留下来的《史记》等资料，说是“寿梦始称王”。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三十五

    勾吴国历代诸侯

    勾吴国，是西周时期的周王族诸侯国，始祖为周文王的伯父太伯，姬姓，存在于长江下游地区（约公元前12世纪―公元前473年），也叫勾吴、工吴、攻吾、大吴、天吴、皇吴。
    吴国国境位于今江苏、安徽两省长江以南部分以及环太湖浙江北部，苏南地区是吴国的核心。国都前期位于宁镇地区，后期位于吴（今江苏苏州），是春秋中后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在吴王寿梦、阖闾、夫差时达到鼎盛。
    吴国鼎盛时灭亡淮夷、徐夷、州来、巢、钟离、钟吾、邗等一众东夷之国和楚国属国而疆域大为扩张，成为东南霸主。吴国还曾击败郯、胡、沈、陈、许、蔡、顿、鲁等国。“吴破楚入郢”之战攻入楚都迫使楚国迁都，“夫椒之战”南服越，“艾陵之战”北败齐，“黄池之会”会盟晋，这些在春秋战国时期让勾吴国显赫一时。“勾吴”是冷兵器时代里的典范，充满传奇色彩，历代文人写入诗篇，成为驰骋疆场、骁勇善战、励志报国的精神象征。
    勾吴国历代诸侯列表如下：
    国君之名 备注
    吴泰伯 周太王的长子
    吴仲雍 字孰哉,泰伯之弟
    吴季简
    吴叔达
    吴周章 被周武王正式册封为诸侯
    吴熊遂
    吴柯相
    从彊鸠夷元年（前1008年）起吴国才有准确的纪年
    称号 国君本名 在位年份 在位年数
    吴彊鸠夷 彊鸠夷 前1008年 - 前958年 51年
    吴余桥疑吾 余桥疑吾 前957年 - 前920年 37年
    吴柯卢 柯卢 前919年 - 前861年 59年
    吴周繇 周繇 前860年 - 前829年 32年
    吴屈羽 屈羽 前828年 - 前795年 34年
    吴夷吾 夷吾 前794年 - 前762年 33年
    吴禽处 禽处 前761年 - 前723年 39年
    吴转 转 前722年 - 前682年 41年
    吴颇高 颇高 前681年 - 前672年 10年
    吴句卑 句卑 前671年 - 前622年 50年
    吴去齐 去齐 前621年 - 前586年 36年
    寿梦 乘/寿梦 前585年 - 前561年 25年开始称王
    诸樊 遏/谒/诸樊 前560年 - 前548年 13年
    余祭 余祭 前547年 - 前531年 17年
    余眛 余眛/夷末/夷昧 前530年 - 前527年 4年
    僚 僚 前526年 - 前515年 12年
    阖闾 光/阖庐/盖庐 前514年 - 前496年 19年
    夫差 夫差 前495年 - 前473年 23年


    吴文化知识一百问之三十六

    寿梦为什么要迁都

    《世本.居篇》载：“孰哉居蕃离，孰姑徙句吴”，宋忠注：孰哉，仲雍字。孰姑，寿梦字。也就是说寿梦期间，吴国曾有过一次迁都。
    根据近代考古发现，江苏镇江大港沿江段发现春秋早中期吴王墓，其中有青铜器铭文显示，并且经考古专家证实的有春秋中期的吴王余昧墓。除余昧墓以外，这里还发现了同时期的另外三座吴王墓，由于缺少直接证据还不能断定墓主人是谁，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些墓都是与余昧墓为同一时期的吴王墓。余昧是寿梦的第三子，同时期吴王，还有寿梦、诸樊、余祭。所以说，《世本.居篇》说的寿梦徙的都城极有可能就是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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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9-20 10:29:50  更:2021-10-09 23: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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