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罗马史新解 ----壹份关于“罗马史”创作的破案报告[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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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罗马史新解 ----壹份关于“罗马史”创作的破案报告[第1页]

作者:土和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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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马史，我是读书的时候，因为喜欢军事才接触到的。当时家里有一套老版本的《世界通史》，所以就把这套书读过很多遍，也就对罗马史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和简单的轮廓，大致是这样的：

2018年4月我开始逛天涯论坛，最初从“悬浮质子”的“金字塔”帖子开始，接触到了西方历史造假的这个观点。先开始是好奇，后来觉得有几分道理，再到后来越发觉得在金字塔的问题上存在很多疑点，的确有前移的嫌疑。之后在阅读了《古文物作证：为什么中华文明是唯一的古文明》这个帖子后，通过帖主对各种文物的呈现，各方面老师、大神们发表的见解、评论，网友们的讨论，我感觉到我的罗马史的观点发生变化了，对于古罗马史和西罗马史里的内容产生了很大的疑惑，发现其中确实存在着像大家指出的是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乃至工业革命后，意大利教廷以中国历史为蓝本进行创作的嫌疑。而东罗马史因为有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的相关记录，或许相对真实一些。至于意大利教廷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一份历史，反倒容易理解：因为在东罗马帝国覆灭之后，意大利教廷出于与东方正教争夺基督教正统性的需要，对于自身的来源进行美化。这个时候我认识到意大利教廷曾经是东罗马帝国的一个地区，西部边疆地区，在东罗马帝国衰败特别是1204年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后，逐步独立并脱离东罗马帝国，最终成为了意大利和西欧地区的宗教和世俗社会的领袖。那么他们不再以东罗马帝国的法统为自己的历史源流，创作一个“伟光正”和“高大上”的来源也就是顺理成章了，这就是后世的“西罗马史”。它的内容是一个“缝合怪”（指利用多种材料拼凑而成），是利用宗教的关系挂靠在东罗马历史上的，又通过“以实证虚”的方法来蒙蔽和欺骗世人的。至于古罗马史，那更是来源模糊，不可知了。

    随着对《古文物》帖子的学习，我日渐认知到：中华文明是唯一的古文明，其他的文明都是中华文明随着人类的自东向西的迁徙而扩散、传播开来逐步形成的。按照这个观点，那么罗马的东方源头在哪里呢？又是怎样的传播路线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许多大神对“大秦”的论述和争论。大秦是不是罗马？这似乎是文化和考古界的一个“公案”。持正史论者不管怎么论，都无法解答“大秦通中国”、“大秦水路通永昌”等来自《史记》、《后汉书》以及相关史料的记载；而持伪史论者又无法解答大秦、拂菻在史书记载中分别有印度、中亚、里海北部、南俄罗斯、东欧的君士坦丁堡、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以及叙利亚这些地方的记录而出现的矛盾冲突。的确，按照地理特征，种族特征、物产特征和交通中国的记载，应该在印度东北地方、孟加拉湾一带的大秦和远在东欧以至意大利的罗马怎么能够联系起来的呢？
    这里补充一下，在论述大秦在哪里这个问题上，大家都主要依据的“甘英海路里程”这个证据来论述，除去直接说是在意大利甚至美洲的说法，大秦在东方的说法归纳为三个地点：1、红海-阿拉伯半岛沿岸；2、波斯湾沿岸；3、孟加拉湾沿岸。这三个地点只有大秦在孟加拉湾沿岸符合与中国通的地理记录，这个地理通道就是著名的“身毒道”（现在是“史迪威公路”）。我个人认为大秦在印度东北地方、孟加拉湾沿岸的观点是正确的。
    身毒道---史迪威公路示意图。

    （图片源自网络）

    回到大秦与罗马的问题，我已经记不起是怎么由来的了，大秦-罗马这个名词在我的观念中出现了，并一直稳稳的在我的罗马史里面扎根了，但这个大秦-罗马是谁？在哪？有什么事迹？不知道。我记得当时是把罗姆苏丹国作为大秦-罗马，是中亚来的，甚至还将他当成了东罗马的宗主国，认为东罗马是和他处于一种邦联制，即所谓“共治”是其国家属性的代名词。这个错误的观念在我脑子里应该是呆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我找到了“钥匙”。
    2021年4月25日，某位“著名的作协前 ”在其微博上发布这么一段话：“这里需要补充几句：XX日记，。。。。。。但有一些小错误，如时间地名人名之类。我在译本中已进行了修订。。。。。。”。当我在看到这段话时，我是真正的目瞪口呆了一会的，因为这段话的逻辑实在是太强大了！只要是经常上网的人应该都听过这么一句话:“国籍一换，评论过万”！好家伙！在这段话的逻辑下，我只能说我们太善良，我们还只是换了个国籍，人家可是时间、地点、人物全换！这句话给了我启发：大秦就是罗马，只是时间、地名、人名有一些“小”错误！！！
    写文章的“六何要素”：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何果？在历史类文献中一般因为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在何因、何果这两个上面出现差异，甚至严重的对立，这并不鲜见；但完全把时、地、人都刻意错误掉，这还能叫“史”吗？我现在可以说：很不幸，我们见到的罗马史的确是这样的，不愧大家说的：西方历史就是“history-他的故事”。到这，有人难免会说，既然五个何都是错误的，那么凭什么“事”是真的？还要采信呢？完全虚构不行吗？我的回答是：修史或者说编史毕竟不是造谣，它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行为。一方面完全凭空捏造的谎言是很低级的，非常容易被揭穿，就像上面提到的XX日记一样；另一方面，编史也是受到政治现实的制约的，不是想怎么编就怎么编。这句话或许有人会觉得太晦涩，因为这个问题我在后面会说，在这里只提一点：基督教的东方正教还在！
    基于上述的两点，我们有理由相信，相关的历史事件是有其真实的蓝本的，但经过层出不穷的改头换面、张冠李戴、鸠占鹊巢、借尸还魂、倒果为因等创作手法穿插于其中，形成了现在这样互相叠加，多层掩护的效果。那么对于我们而言，耐心的探究，去芜存真，找到它原始的面目，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了。在这里，我要化用一句侦查学的经验：站在警察的角度，所有的案件都是那么的匪夷所思；但对于罪犯而言，这一切又是那么的顺理成章！

现在就开始我的罗马史的第一章节：西罗马史。
汉尼拔远征。关于这一历史事件一般是这样记录的：迦太基征伐罗马。汉尼拔出兵并携带有战象与驻扎在西班牙的驻军在法国登陆后，一同翻越阿尔卑斯山，在罗马北部击杀了罗马执政官，围困罗马城，抄掠罗马藩属，最后被罗马坚壁清野打败，败退回西班牙。后来迦太基被罗马海军登陆攻克，迦太基灭亡了。这一段历史曾是自己非常膜拜的军事奇迹，从没质疑过其中内容的合理性。随着个人“伪史”观的日益形成，这个事件中的疑点也就都显露出来了，其中最主要的疑点就是携带战象远征：北非有豢养战象和使用战象作战的能力吗？当然再参考当时的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发展水平，对这段历史事件的合理性越发感到怀疑。

所以当我拿到了“创作的钥匙”后，我发现这个事件可以这样来解读：

在一个国家的偏远地区出现了反叛，开始独立，那么这个以印度东北地区和孟加拉沿岸为核心区，以水路运输（近海岸线航行）连接起来的国家-就是大秦，决定派出军1队平
叛。

平叛的军1队携带战象（来源和战术出处都合理），沿着相对成熟稳定的西行航线（殖民航线），就像这样：加尔各答-斯里兰卡-科钦-孟买-卡拉奇-“忽鲁摩斯”（伊朗古地名，波斯湾最窄处，在此横渡）-马斯喀特（阿曼）-也门沿岸-直到红海最北端。大秦平叛军在红海北岸的亚喀巴湾登陆，没有走成熟稳定的红海西岸-开罗（当时是海港））-东地中海航线，在与当地驻军会合后，穿越了通往死海直到加利利湖这条路线的“南叙利亚河谷地区”（比翻越山脉容易，但更安全合理），出其不意的出现在耶路撒冷或者大马士革附近的东地中海沿岸平原区，击败了叛军的军事力量，但却遭到了当地政治实力派的“阳奉阴违”（不是坚壁清野）的反对。在平叛活动尚未完成的时候，国家的核心区却灭亡了，远征的大秦平叛军团回不去了，不得不选择“本土化”，于是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

汉尼拔远征或许还有其他登陆地点的可能，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只需要知道这一事件将大秦（印度）和“罗马”连结起来了。至于北非的“迦太基”这个国家，其实是一个虚幻的倒影（后面来解释）。

在重新解读了汉尼拔远征这个历史事件后，我的西罗马史的基本观点也就呈现给大家了，就是：第一，意大利教廷创作的西罗马史就是以东罗马帝国的前朝或者前代史为蓝本，这个前朝史（前代史）就是大秦-罗马国家史。在这里要讲明确：大秦-罗马的命名是以它是大秦国罗马地区独立而来进行命名的，表示其历史来源。第二，大秦-罗马国的核心地区不在意大利或者西欧，它就在东地中海沿岸地区，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东南地区和约旦的部分地区，至于它的核心城市是否也叫罗马，个人无法考证。关于大秦-罗马的这个地理位置在后面会专门陈述的。第三，就是整个西罗马史的时间轴是被整体前移了的，即它的时间设定因为政治和宗教的原因被有意的提前了，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它真正的来源，从而导致其中存在历史年代与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相矛盾的问题。在文章中我会尝试重新标定真正的时间点，从而重建时间轴。

    下面，开始讲述大秦-罗马的国家历史。在这里，请先模糊掉原有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以及因果关系，虽然没有了时间，但是相关历史事件还是有前后顺序的。
    失去了母国的大秦平叛远征军和作为叛乱实体却又没有了军事实力的罗马地方政治经济实力派，这两个彼此对立的政治力量不得不在罗马这块土地上共同生存，双方迅速行动了起来，分别形成了“大秦人军事集团”和“罗马本土贵族”两大政治集团，开始了第一轮政治博弈：格拉古兄弟改革-马略军事改革-苏拉独裁。
    格拉古兄弟改革是“罗马本土贵族”集团希望以经济手段制约大秦人军事能力的政治政策的延续，就是前面所说的“阳奉阴违"政策的更表象、更具体的体现。其倡导的以“罗马”国家的名义给与所有罗马人土地权的主张，实质就是希望以“罗马人”占多数的本土贵族集团通过占有最多的土地（可以虚注马甲，就是“拜登的选票”的翻版）继续维持其经济特权从而把持政治权利的政治目的，这与大秦人军事集团的武力战胜者的实力、需求以及身份都是严重不相符的，所以格拉古兄弟改革被杀的人头滚滚也就理所当然了。格拉古兄弟改革的内容，都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原始氏族民主政治的痕迹，表明了当时在东地中海沿岸的罗马地区，其社会发展水平还处于原始部落联盟晚期与奴隶社会早期的这一历史阶段。同时，在格拉古兄弟改革中大家能否看到“王莽新政”的影子呢？（缝合怪的理由之一）

马略军事改革：第一，募兵制。这个制度虽然古老，但在我国是汉武帝对外征伐时期采用、推广并完善成熟的，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时间标记点。“大秦人军事集团”在罗马这个地方唯一的凭仗就是军队，随着远离母国征兵不具备可能性后，募兵就成了维持战斗力的唯一选择。我只是怀疑这个制度是怎么来的？第二，军队组织化。这个内容表明在大秦人军事集团来了之后，罗马的军队才开始进入组织化战斗的阶段，从侧面反映出在罗马地区当时的战争主流形式还是个人武勇制，所谓战斗还停留在大规模打群架的水平。这里留个伏笔，后面会提到。第三，提出“军功授田”的政治主张。所谓“军功授田”实质上就是要把掌握在罗马本土贵族手中的土地以及平叛所得的土地交到“大秦人军事集团”手中，从而满足该集团掌握武力后，进一步攫取经济权力，从而控制罗马的经济、政治权利的政治目的。这个政策因罗马本土贵族的反对和抵抗而暂时未能达成。马略军事改革非常像商鞅变法（缝合怪之一）。
苏拉独裁。苏拉独裁更像是马略改革的发展和延伸，因为马略改革的“柔性”导致“大秦人军事集团”在罗马地方的经济和政治目标没有完全达成，从而促使“大秦人军事集团”用更加直接，更加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完成。其核心内容：一是军功授田即设立军事殖民地，这是马略提出，但被苏拉彻底完成了的，直接占有经济控制权；二是军功授职-即直接任命元老、法官和官吏，这一条直接导致罗马本土贵族在中央级别的政治权利的失去；第三是设置地方总督，直接剥夺了罗马本土贵族在地方上的政治权利，为大秦军人成为罗马各个地方的政治新贵打开了道路（很像郡县制但又不设流官）。苏拉独裁，个人认为：至此，大秦-罗马作为一个国家才正式建立起来了。因为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是通过暴力手段解决而建立起来的，这也奠定了大秦-罗马国家制度的暴力基因。苏拉独裁颇有几分始皇帝的影子（缝合怪之一）。

大秦-罗马国的建立是叛乱者和平叛者在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进行相互博弈共同建立起来的国家，而这种博弈也随着国家的建立也越来越激烈和尖锐起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也就顺理成章的出现了：斯巴达克斯“大”起义！
斯巴达克斯“大”起义，为什么要在大字上打引号，因为我曾经被它误导了。因为这个字，个人曾经认为斯巴达克斯“大” 起义是一次！起义，但实际上，它是一系列的起义的总称，其实质是在“大秦人军事集团”直接动用暴力手段攫取经济和政治权利时，罗马本土贵族的不间断的反抗的汇总。前面在马略军事改革那里不是说留了个伏笔吗？现在来揭秘，就是在东地中海沿岸的大秦-罗马地区，因为战争组织能力落后，导致个人武勇是当时军1队中最重要的军事能力，特别是在军1队缺乏组织化的情况，个人武勇往往是决定战斗胜败的一个重要甚至是决定性条件；同时要注意到，早期罗马的军1队是单一兵种的，即只有格斗步兵，而没有弓箭、骑兵等兵种的。那么在这样的战争形式中被精心培养的以个人武勇为基础的格斗人员会是用武斗取悦于人的表演者“角斗士”吗？我们无法否定斯巴达克斯的最初来源极可能是奴隶，但就像后来的埃及马穆鲁克朝苏丹贝巴斯就曾经是来自中亚的奴隶一样，可见在当地文化传统中，来源是奴隶并不表明是贱籍。所以被贵族购买并精心培养的“奴隶角斗士”可能更接近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世家大族豢养的所谓“门客”、“保镖”等以武力为效力工具的“士”，那么由他所领导的“起义”仅仅是为了免受奴役吗？

    再看斯巴达克斯起义的历史背景，正是大秦人军事集团以暴力手段攫取罗马地方的经济和政治权利的高峰时期，罗马本土贵族面临着土地失去、仕途被阻、经济日渐衰败以及附庸于他们的平民经济破产和奴隶失去庇护的社会现状，从而出现了一系列有政治目的或者无政治目的的“乞活”行动，这些行动又被罗马本土贵族有意无意的推动和引导，成为了两大政治集团的新的矛盾冲突的体现。
    那么斯巴达克斯起义是否是“玩脱”了呢？从事后结果来看，大秦人军事贵族集团和罗马本土贵族集团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罗马本土贵族集团在这次起义之后也完全丧失了独立的政治地位了，不得不依附于大秦人军事贵族集团了。然后我们来具体分析下这次起义的内容。首先这次起义涉及的地域范围是在东地中海沿岸的大秦-罗马国境内，我们就从它最后失败地方开始反推吧。按照原来的记录，斯巴达克斯是在打到意大利北部没有穿越阿尔卑斯山（很不解）回家乡色雷斯，而是向南折返到达意大利南部准备借助西西里海盗的帮助，从海路回色雷斯。
    那么东地中海沿岸的“阿尔卑斯山”是哪里？答案：现在土耳其境内的托罗斯山脉。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个贴纸游戏，就是将一张意大利地图和东地中海沿岸重叠，会得到什么印象？托罗斯山脉对应阿尔卑斯山，土耳其的阿达纳省类似都灵米兰地区，意大利罗马对应在安塔基亚、贝鲁特这一带而南方的红海北岸就和意大利南部塔兰托湾近似，而现在的埃及开罗地区就像意大利的“靴子”-西西里岛了。
    东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模拟图

    （图片源于网络，个人手绘）

    当然，斯巴达克斯是不可能跑到红海边上去，那么他是准备在哪里坐船呢？船又从哪里来呢？按照东地中海沿岸与塔兰托湾比较相像的位置，大约就在现土耳其阿达纳省的南方海岸线，那么我们可以得出：斯巴达克斯的起义部队在罗马起事后向北冲过现在阿拉维山脉进入了现在的土耳其阿达纳省，即古代的奇里乞亚，在遭遇安纳托利亚高原南沿和西部的托罗斯山脉的阻挡后（即所谓的阿尔卑斯山，非不愿实不能），转而向西南方向，往现在土耳其梅尔辛市这一带的海岸行动，准备乘坐奇里乞亚海盗的船只，走水路穿过奇里乞亚与塞浦路斯之间的海域向西逃亡。在这里，一个新的线索出现了，奇里乞亚！这个地名把斯巴达克斯起义的后面出现的情况也都能解释清楚了。
    看到奇里乞亚这个地名会联想到谁？庞培，西罗马统帅，在剿灭斯巴达克斯起义后曾与另一位统帅克拉苏争功。为什么会想到庞培，因为西罗马史中提到奇里乞亚海盗曾被庞培剿灭，这其实就是庞培收编了奇里乞亚海盗作为自己的水军班底，使自己的军队可以通过水路到达现在西土耳其海岸平原，在大秦-罗马国的西部地区建立起自己的军事政治根据地和形成自己的军事政治集团。在这里，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克拉苏和庞培。
    克拉苏，大秦-罗马国的“叙利亚总督”，作为一个传统的大秦人军事贵族，他的行事方式更加符合大秦人军事贵族的特征。作为苏拉的爱将，在罗马的东边担任前线军事指挥官和地方实权领主，他的军队的构成是典型的大秦人模式，即以大秦远征“老兵”--新奴隶主这一群体为主，招募来的士兵因为不具备大秦人身份，长期无法进入其领导或者官僚阶层的。他的军政政策的核心就是养兵-控制经济、政治-对外战争-养兵-控制经济、政治的循环，是典型的大秦人贵族军阀风格。当然他在对罗马本土贵族这个政治集团时，既是高傲而残酷的领主又是对愿意依附于他的人的慷慨的“大金主”，这从他对恺撒的态度上完全能够看出来。而与克拉苏不同的庞培，他的功绩和军队构成完全来自于他的对外征战而不断招募的“外来人”，包括奇里乞亚人、小亚细亚（“罗马”西部）人、色雷斯人甚至马其顿人这些东欧来的外族人。通过不断的对外族作战，在募兵制和军功授田（爵、职）的入仕途径下，庞培的军事集团日益与留在罗马本地的大秦人军事贵族集团出现了很大的差别。

    回到斯巴达克斯起义。在剿灭斯巴达克斯起义中，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能够想到，在起义前期大秦人军事集团的连续失败后，庞培集团或许曾经通过罗马本土贵族与斯巴达克斯联系，获取斯巴达克斯的信任，即通过奇里乞亚海盗将起义的人员运到西边（名义上是回色雷斯）进行“招安”的这样的一个方案，但这个方案最后在克拉苏率领的叙利亚方向军队占据优势地位后被克拉苏或者说大秦-罗马国的中央领导阶层抛弃了，最后是以血腥的杀戮为最终解决手段，这也很符合大秦人军事贵族的一贯表现吧。
    这里有个细节有必要重新解读，就是克拉苏杀俘这个事。根据西罗马史记录，克拉苏在剿灭起义胜利后，将俘虏钉死在通往罗马的大路两边。这里要指出，克拉苏这个行为不是简单的泄愤行为，他其实是一个政治震慑行为，即既威慑了罗马本土贵族的反叛心理，更主要的是提醒庞培，不要与大秦-罗马国的大秦人军事贵族集团有二心。庞培立即采取了与克拉苏争功的行为，做出了一个表达忠心的政治表态，这包括后来庞培一直呆在罗马任职或者赋闲，都是这种政治表态的体现。
    斯巴达克斯“大”起义实质是一系列对大秦人军事贵族集团在罗马这个地方残暴施政的反抗活动。在这系列事件中，罗马本土贵族集团和大秦人军事集团也进行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政治博弈，其最终结果是大秦人军事贵族集团延续了残暴施政的统治政策，完全消除了罗马本土贵族集团的政治经济实力，使其彻底退出了统治阶层。大秦人军事贵族集团虽然完全掌握了统治权，但也因为对外征服与对内镇压的统治政策的差异，又产生出了两个彼此对立的军事政治集团：以克拉苏为代表的大秦人-罗马军事政治集团和以庞培为代表的东欧人-罗马军事政治集团（个人命名）。西罗马史上最重要的大戏“前三头政治”拉开了大幕！
    关于斯巴达克斯大起义，如果要找个中国影子的话，我认为较为贴近的是“绿林、赤眉大起义”。
    关于庞培，他曾是“罗马帝国西班牙总督”这个历史记录又怎么解释呢？罗马如果在东地中海沿岸，西班牙又在哪里？这个问题，通过一个细节完全可以解读。庞培曾经与本都国王作战，征服黑海东岸的三个高加索古王国：科尔基斯、伊比利亚、古阿尔巴尼亚。对，没有错，伊比利亚！这个逻辑也就能够显现出来了：庞培征服了高加索伊比利亚---给西班牙起名字叫伊比利亚半岛----庞培征服了“西班牙”----庞培是西班牙总督。这个张冠李戴的方法就是后世意大利教廷按照意大利为中心进行历史创作时的惯用手法。这个套路也被后世西方史家经常使用，例如：拜占庭，德国人给东罗马起的名字，其本意是为了德国的“神圣罗马帝国”（后面简称：神罗）直接承接“西罗马帝国”而独占“罗马”这个名词，不过这恰恰暴露出了东罗马的根脚。还有我前面提到的“身毒道”，基本就是抗战时期史迪威公路的那个路线，但现在已经形成这个路是抗战时期修建的印象，而忘掉了这里是使用了千年的“身毒道”，这其实就是“记忆覆盖法”（后面还会提到这条路）。个人根据庞培征服博斯普鲁斯王国这一事件推测：庞培有一个历史功绩应该是被隐藏了，那就是是他最早正式建设君士坦丁堡。

    恺撒，西罗马史上最为吸引眼球的名字，对他的事迹重新解读之后，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他这么重要了。
    个人看恺撒，第一条：败落的罗马贵族，表明他的种族族源就是本土罗马地方的家族；第二，从政的“金主”或者“贵人”：克拉苏，这表明他是被居于统治地位的大秦人军事贵族所吸纳和培养的原本土罗马贵族；第三，仕途的起步与发展的地方：所谓山南高卢，其实这个地名应该是指的奇里乞亚地区即现在土耳其阿达纳省，当然不排除是大秦-罗马国西部的现土耳其西部海岸平原或者更远的色雷斯平原或多瑙河下游平原（喀尔巴阡山南部）；第四，他的军队构成：恺撒曾经被奇里乞亚海盗俘虏，或表明他曾经就是其中的一员。在这里要申明一点，所谓海盗、盗匪在罗马本土贵族衰败、平民破产的时期，实际上都是他们这类人谋生的一种手段。庞培剿灭海盗其实就是招募海盗的一个“变化”的说法。在这个时期，兵和盗又是相通的，恺撒的军队底色即“恺撒老兵”也就可见一斑；恺撒后来组建军队和庞培的方式也很相似，都是募兵+军功入仕的途径，并且主要在庞培的势力范围里建立完善了自己的军事班底，这个期间接受庞培的政治和人员、资源的支持无可厚非。恺撒后来建功立业的地方也与庞培的管辖区、征服区也相互重叠或者非常接近。
    在这里要说明一个名词：老兵。其实从前面的格拉古、马略、苏拉到前三头还有以后的罗马史里，老兵群体一直若隐若现的。老兵其实就是具备战争功绩的武装人员群体的代称，其特点都以统帅和将领为核心，人身依附性强，以对内对外的军功、武功为阶梯的武装群体组织。这个组织发展到后来都是极富地域性和族群性特征的（排他性很强）。在我们中国历史中有一个群体与它非常相似：宋代西军将门。

关于恺撒在“前三头政治”中的事迹没啥解读，但恺撒作为大秦-罗马国内部和两大军事集团中间的桥梁是因为他的多重属性:本土贵族、大秦人军事贵族的支持和东欧人武装团队的实力基础。我唯一对“恺撒与埃及艳后”的事做重新解读：“埃及”应该是大秦-罗马国治下的一个叫“伊杰普特”的城市或者地区吧？肯定不是现在的尼罗河埃及。“艳后”的核心含义应该是她是相关宗教团体的代表人物，这个称谓就是个符号（“埃及艳后”这个名号就像“来自弗吉尼亚的美国总统”一样笼统和含糊）。这个宗教在后面会专门说。这个故事表明恺撒受到宗教团体的支持，显示他还具备第四重属性：宗教、经济和文化的代表人物。

    “前三头政治”是大秦-罗马国中统治阶级内部日益分化出两个新政治实体的前期不得不互相妥协从而形成的一个相对动态的政治平衡时期，但这个平衡很快就因克拉苏在东方战死而被打破。克拉苏的死亡，正是应了那句话“瓦罐不离井边破，大将难免阵上亡”，也算他个人风格的体现，但他的死亡却显示出大秦-罗马国中大秦人军事贵族一直奉行的“强权式”人物的断档，这和大秦人军事贵族逐渐腐化、蜕化有很大的关系，不得不感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克拉苏死后，庞培和恺撒为谋取最高政治权利而展开了斗争，最后庞培失败，恺撒胜利。在这里要注意的是：恺撒和庞培的核心政治内涵-军事基础的同源性，即东欧人-罗马军事政治集团，所以使他们两人的争夺造成的动荡和损失都是相对较小的，恺撒也没有进行非常残酷血腥的政治清算，这也为他的死埋下了伏笔。
    恺撒死于政治谋杀，主凶布鲁图斯是东欧人-罗马军事政治集团的文官派。为什么要刺杀恺撒？解释是“罗马元老院”害怕恺撒在获得最高权利后像苏拉一样独裁。其实质是恺撒的种族成分让大秦-罗马国的所有大秦人贵族感到害怕了，不希望以恺撒为代表的本土罗马贵族在获得了武力后采用苏拉的方式对“大秦人”这个族群进行血腥的镇压和清洗。在大秦人统治集团而言，这就是本土罗马贵族的复辟！为了维护整个大秦人统治集团的利益，所以“恺撒必须死”！那么为什么要由东欧人-罗马军事政治集团的人来出手？这就是让东欧人-罗马军事政治集团与恺撒划清界限的“表忠心”行为。在东欧人-罗马军事政治集团还不足以“政治摊牌”，彻底抛弃大秦人这张“外皮”之前，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政治安排。但是东欧人-罗马军事政治集团毕竟已经形成了以君士坦丁堡地区为核心，经济来源和人员结构都不同于大秦-罗马国的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了，他们忍耐的越久，仇恨也就埋的越深。
    放松一下，关于“前三头”的三个人物，根据前面的介绍，我在中国历史中找到了类似的影子：恺撒有点类似于曹操，出身于宦党（罗马本土贵族），混迹于居主流的士党（大秦人军事贵族），接受政治资助（政治依附），借兵袁绍立足兖州（获得庞培军事集团的谅解和军力支持），收青徐黄巾成为独立武装势力（征服高卢），官渡击败袁绍成为最大的武装集团（击败庞培）；而庞培，很近似袁绍，正牌子士人代表（大秦军事统帅），以讨董战争聚拢基干军事班底（剿海盗，征蛮族，收编各种武装），夺冀州建政治班底（建立以君堡为核心的东欧经济政治团队和涌现布鲁图斯这样的文官），击败公孙瓒独霸河北（征伐本都王国、黑海东岸和高加索古王国），败给曹操后亡故（同前）。克拉苏，我没想好，如果非要在三国人物里选的话，我只能选吕布与他有几分相似：正牌子军人集团出身，强于勇武短于计谋（其实就是迷信武力），兵败身死，至于其他特征就不强行对接了。

    恺撒的死亡开启了著名的“后三头”时代，这个时代非常的承上启下，同时我的西罗马史的很多谜团也是在这里完全想明白的。
    屋大维-安东尼-雷必达，按照书本上原有的说法，屋大维是恺撒的外甥，继承了恺撒的政治和军事资产；安东尼是恺撒的大将，继承了恺撒在东方的资产；雷必达是恺撒的骑兵队长，继承了西班牙和北非。后来屋大维逼降了雷必达，在阿克提姆“海”战战胜了安东尼和埃及艳后的联军，回到罗马称“奥古斯都”，开启了罗马“帝”国新时代。
    真的是这样的吗？应该说大致是这样的，但其中是做了处理和变更，隐藏了信息，使其更符合以意大利为中心的历史创作。

    屋大维，母系是恺撒家族，但其父系语焉不详，“马其顿总督”反映出他的父亲实际也是来自于东欧人-罗马集团，所以虽然作为恺撒的主要政治遗产的继承者，但他的政治来源还是主要建基于武装势力即所谓的“恺撒老兵”（东欧人-罗马集团）；马克·安东尼早年经历和恺撒相似，都是受到政治资助其实就是依附于大秦人军事贵族起家。所谓叙利亚骑兵军官实际上就是在大秦人贵族军事集团中效力和受到提拔，追随恺撒并不能改变他作为大秦人军事集团后起之秀的成分，他实际上在后三头政治中是以克拉苏式的军事强人被大秦人军事贵族集团推出的代表人物，这一点通过所谓与“埃及艳后”的“爱情故事”也能够侧面证明。前面说过，“艳后”只是大秦-罗马国宗教界的一个代表或者符号，但她代表的意义和内涵却是大秦-罗马国以大秦人为主体的统治阶层中的宗教、经济和文化团体；雷必达，凯撒的骑兵队长，这是个什么官？说老实话，彻底揭开前三头后三头面目的恰恰是这位几乎没有存在感的“政治巨头”。因为很简单，他是刺杀恺撒的布鲁图斯的妹夫!一切都明确了，雷必达实际上是以庞培-布鲁图斯系的东欧人-罗马军事政治集团的正统继承人或者代表人的身份出现在“后三头”中。



    现在“后三头”的政治光谱也就很清楚了，下面的事情就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了，屋大维与雷必达的合流。为什么说是“合流” ？理由只有一个：雷必达是善终的。
    屋大维与雷必达的合流使东欧人-罗马军事政治集团的实力得到了最大化的整合，这也是吸取了恺撒和庞培因争夺最高政治权力，让大秦人统治阶层能够从中渔利从而维持住统治地位，并推出以马克·安东尼为代表的军事强力人物的经验教训。在屋大维整合了东欧人-罗马军事政治集团和马克·安东尼通过结盟“埃及艳后”而作为大秦人-罗马军事政治集团的代表，双方的最终决战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场决战实际上是克拉苏与庞培当年在剿灭斯巴达克斯大起义时就应该发生的，只是当年东欧人-罗马军事政治集团尚不足以进行最后摊牌而最终选择了隐忍，以庞培回罗马为“人质”和以恺撒出面进行政治转圜而推迟了的总决战，其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阿克提姆“海”战，严格说对这次战役原来是没有详细注意的，只是知道个大概，但再次仔细分析，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东西。
第一、“海”字，望文生义害死人啊。这次战役并不是一次地中海深水区的舰队对决，依然是一次近岸水域的水上作战，这是符合当时大秦-罗马国的造船技术水平的，但写成“海战”就是有意在制造错觉，再加上在内容里添加很多十字军时期甚至文艺复兴时期地中海地区海战场景的描写，用以掩盖真实的战役情况；第二、这次水战的战术是什么？罗马海军统帅阿格里帕的主要贡献据说是改进了“什么什么吊桥”，便于罗马海军在海上行走和作战。但实际这次战役中，双方的船队的基本战术仍然是“冲撞战术”，简单说就是开“碰碰船”。这一战术倒是非常符合大秦-罗马国时期的划桨船和巨大冲角的技术设置。从船只数量及配置上看，安东尼一方是有优势的，但为什么输了呢？这就是第三点。阿格里帕的功绩。阿格里帕作为罗马海军统帅并以此战成名，在阿克提姆海战中却看不出什么具体的功绩，为什么呢？为什么又非要提到他有巨大功绩呢？其实很简单，他的功绩就是在当时大家都在玩“碰碰船”的时候，他为屋大维一方设计出了划桨船“靠帮-跳帮”的战术，并对当时的屋大维船队进行了相关的技术改造。阿格里帕的这个战术是阿克提姆“海”战中屋大维一方胜利的最大功勋。为什么又要被含糊呢？因为他的战术和意大利教廷编写的古罗马史中与迦太基的布匿战争里罗马海军的跳帮战术冲突了，并且还晚了几百年，实际上就是暴露了罗马史的时间被有意前移的这个事实，所以在既要陈述其功绩又要回避历史冲突时不得不采用模糊语言和技术词汇来东拉西扯。那么肯定有人会问：证据呢？证据就是这次战役里埃及战船队的集体反叛。所谓“埃及艳后”特里奥佩特拉带来的埃及船队在战场形势不利时不听号令，集体反叛了的这个行为，其表现形式居然是“不战”，而不是更合理的逃跑或者溃散。要知道在双方战前无相关谋略策反记录的情况下，“不战”怎么取信于人？“不战”可以说是所有战场行为中风险最大的表现，又怎么让自己人相信的？更不要说双方的族群差异，在你死我活的战斗进行过程中，发生如此大数量、大面积的“不战”，只能说是儿戏！真实情况是这些埃及船队被屋大维的水军“跳帮”俘虏了。因为“碰碰船”战术，埃及船队在船上基本上是不配置武装人员的，这就是阿格里帕的功绩，为屋大维水军的船上配置了武装士兵，进行“靠帮-跳帮”作战，俘虏并控制住了埃及船队。

作为这次“海”战的内容，就大致交代到这。但对我而言，这次“海”战的最大贡献是在这里：“。。。。。。埃及艳后也挂上紫色的帆逃向埃及。”什么紫色帆这些都不去管他了，旗语个人记得都是工业革命后英国海军创立的。这句话的关键是“逃向埃及”！话没错，符合战败的陈述，但这句话却暴露了视角。阿克提姆海战发生在哪？希腊半岛西部与意大利隔海的那一片水域，在这里，不管埃及艳后回埃及还是去东方和安东尼汇合，她的船按照海流只可能是向东，而不是给观察者直接的印象“回埃及”即向南航行，除非她准备横渡地中海。有人或许会说，这不过是记录者的错误罢了，反正是意大利教廷创作的，不符合逻辑的事多了去了。恰恰我不这么看，我反而认为这个记录是对的，因为这次“海”战根本就不是发生在希腊半岛以西，而是在东地中海沿岸和塞浦路斯岛之间的这片水域，因为只有在这里，向南航行能够直接给人造成“回埃及”的印象。当然有人会说为什么不是在君士坦丁堡以南的爱琴海区域，比如土耳其的安塔利亚和塞浦路斯岛西北角这片呢？我只能说有可能，但地理位置应该不会超过塞浦路斯岛西侧太远，否则仍然是先向东后向南，没有直接向南的道理。然后说明一下：就是这个事让我形成了大秦-罗马国的核心区在东地中海沿岸，而不是在君士坦丁堡那里的最初判断之一。至于阿克提姆这个地名，与东地中海沿岸的基督教古城阿克（阿卡）或者安条克是不是有关系呢？

    歪个楼，君士坦丁堡，为什么说是庞培最早建设的？仅仅是他征服博斯普鲁斯王国吗？有一点点。但我更多的是根据君士坦丁堡的形制来判断的。君士坦丁堡啥样？我们现在更多谈的是君士坦丁堡的文化、经济、政治的各种优点和特点，而它最初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呢？当我在有意识的再次打量君士坦丁堡时，我的印象竟然是：函谷关！

    （图片源自网络）
    为什么？三面绝境一面向敌！也就是说君士坦丁堡从它被建立的那天起，它就是一个向西征伐的发起点。因为到现在，海军（水军）都是一个高科技军种，没有相关技术积累和经济支持，是没法建造作战船只从其他方向威胁到君士坦丁堡的。大秦-罗马国毕竟是通过水路来到东地中海沿岸再进一步征服小亚细亚的，水军即使是开“碰碰船”，对西方的蛮族而言都是不可想象的高科技。那么它就只需要守住西部的陆地，就可以形成“利则进取，不利则据守”类似函谷关的军事效力。再有它从隔海的西土耳其沿海平原就和函谷关身后的关中平原一样，能得到相似的兵员、经济和物资补充。君士坦丁堡对于庞培、恺撒集团的向西武力扩张和向外军事掠夺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这里也是吸纳色雷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马其顿等东欧地区的人员、物资的重要据点，对开发色雷斯平原的农业、马其顿的矿业和黑海北岸的毛皮、奴隶贸易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它发展成了函谷关和咸阳的综合体。对于东欧人-罗马军事政治集团的重要性也日渐增加，这也是后来东罗马帝国迁都到这里的根本原因。

回到主线，屋大维在阿克提姆“海”战胜利了之后，就是继续追剿安东尼，直至安东尼兵败身死，屋大维在“罗马”加冕为“奥古斯都”。在这里要着重解释一下的就是，到屋大维加冕为奥古斯都，是自从汉尼拔远征开始，大秦人在罗马这个地方，彻底丧失了军事实力。不管是归结于族群腐化、蜕化还是战争军事能力的弱化，失去了武力保障的大秦人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呢？
通过“前三头”和“后三头”到奥古斯都的这一段历史，为什么恺撒会被作为最重要的人物来树立？绝不仅仅是屋大维是他的外甥和政治军事继承人，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东欧人-罗马军事政治集团要通过恺撒这个人物与和本土罗马贵族这个已经消亡了的统治阶层接上线，淡化庞培这样的大秦人军事贵族的历史作用和历史痕迹，主要目的就是要逐步抹去大秦人在大秦-罗马国的痕迹，树立自身正统性的历史久远和传承合理（神罗对接西罗，给东罗起名拜占庭就是这个套路）。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屋大维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喜欢战争故事的一般看西罗马史到奥古斯都这里之后就不太认真了，会觉得经典的军事故事都看完了，至少当年我是这样的。我对奥古斯都之后的西罗马历史一直存有两个重要的疑问点，原来都没所谓，现在来看，这就是“指路的道标”！
    第一个疑问点：尼禄放火烧罗马！原来一直搞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他真的是“疯子”吗？现在再来看尼禄的这个事迹，想想中国历史，你能对应上谁？
    估计都想到了：董卓！那么尼禄烧罗马这个事就完全能够想明白了。但与董卓烧洛阳有点不一样的是这个描述，不像我们历史描写的那么清晰直观，这里是蒙了一层纱的。因为西罗马史中只描写了罗马发生了全城大火，怀疑是尼禄发疯干的。但真实情况应该和董卓烧洛阳一样，城里起火只是表象，真实原因就是尼禄下令，直接纵兵全城洗劫财富、女人，而且是全城无差别的洗劫，就是不分贵族、僧侣、平民这样的社会阶层，也不分政府机关、宗教寺庙、私人宅邸和商业市集等社会机构和设施。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第一，自奥古斯都之后，大秦人失去了武力保障，但在罗马这个地方，其宗教、政治、经济的实力依然根基深厚，通过对克劳狄王朝包括尼禄在内的四位君主均是“残暴好色”等等的负面评价中就能略见一斑，枪杆子没了但笔杆子还在，那么尼禄采用“秀才遇到兵”这样直接掠夺抢劫经济利益的办法也就可以理解了，不过这么简单粗暴的方法应该效果并不好（否则他就该被描述为明君了），他的教训被后世的东欧人-罗马军事政治集团的领袖们所吸取；第二，和董卓烧洛阳一样，其核心目的就是要“迁都”！就是要将大秦-罗马国的核心区由东地中海沿岸迁移到以君士坦丁堡为核心区的东欧小亚细亚区域去。为什么要迁都？很好理解，让政权的核心区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同时也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欧地区已经成为大秦-罗马国的经济中心和物资、人员来源的核心区有关系。
    第二个疑点：戴克里先的“隐退”。很多年前看到这，都是：为什么？现在转个话题，就是按顺序来，从尼禄到戴克里先的罗马史中出现了什么事？简单概括：“X贤帝”--近卫军--N共治皇帝。伟大不？民主不？都不是！这里重复一个概念：西军将门。我的解读是：在尼禄之后，以东欧人-罗马军事政治集团作为统治阶级的大秦-罗马国进入“军阀轮流执政”时代！关于这个时期的描述非常贴近于我国的唐末五代史。“夫天子者，兵强马壮者当为之！”这句话就是所谓“帝”的来源。“X贤帝”，好美丽的称谓，但它到底是什么呢？在民国史上，“北洋”直-奉-皖的曹锟(吴佩孚）-张作霖-段祺瑞的先后执政，按意大利教廷的这个标准是不是该称为“三贤帝”？如果要高大上凑够“五贤帝”的话，那就再加上徐世昌和黎元洪。近卫军，五代牙兵而已！前世是唐之藩镇，后世是宋之将门、明之家丁，这个是翻译的人太有才了！曾经以为NB的不得了的共治皇帝们：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新军阀的蒋、冯、阎、李四位是不是可以称为“四帝共治”？按这个逻辑，中原战争胜利后的蒋介石都该被称为“奥古斯都”了吧？
    现在，在东欧人-罗马军事政治集团军阀轮流执政的大背景下和迁都君士坦丁堡的共同历史任务下，再来看待戴克里先的“隐退”，你会想到什么？釜底抽薪！对，但还不够，这就是“最终摊牌”！戴克里先的“隐退”就是一份最后通牒，也就是对所有军阀们说：不愿意放弃东地中海沿岸的“大秦-罗马国”核心区的利益，就休想获得君士坦丁堡-东欧区域的任何补给，迫使东欧人-罗马军事政治集团内所有军阀们（统一思想之难！），最终选择放弃了“罗马”，将其丢给来自中亚河中地区的雇佣军作为军事堡垒用于抵抗萨珊波斯的扩张和大食（阿拉伯人）的兴起，这一区域在战争的反复蹂躏下（蛮族入侵和西罗马破城覆灭的蓝本。在这其中的某次被波斯破城和掳掠人口的事情就成了犹太人“巴比伦之囚”的蓝本），“罗马”日渐破败并最终被阿拉伯人占领，名字被改换掉后也就彻底消散在时间长河里了。
    至此，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君士坦丁堡为“罗马”的新首都，开始了“东罗马帝国”（意大利教廷的称谓）的历史篇章。

通过重新解读“西罗马”的重要历史事件，可以逐一解答前面提到的三个观点了。首先回答“罗马”不在意大利而在东地中海沿岸。个人的推导逻辑：1、阿克提姆“海”战不是发生在希腊半岛西侧，而是在东地中海沿岸和塞浦路斯附近的水域，也就是说“罗马”不在意大利，而是在东方；2、克拉苏是罗马东部叙利亚总督，地方实权领主，其治所无论是大马士革还是阿勒颇都是较为靠近罗马的，但是是罗马的可能性较小；3、尼禄火烧罗马是为了迁都君士坦丁堡，那么罗马就不是君士坦丁堡；4、地图重叠游戏，验证了东地中海沿岸是和意大利存在较大相似度，是可以被模拟的。其实个人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话。虽然这句话很可能是文艺复兴后的托伪之作，但这句话如果从字面理解，可以得出：罗马在东西方交汇的必经之地（历史上最少大马士革和阿勒颇都当得起这个称谓）！而后世主要使用它的引申意义：殊途同归或者说形容罗马道路体系完备，但都属于强辩，属于打补丁，感觉是欲盖弥彰。这个证据只是说存在是在君士坦丁堡还是在东地中海沿岸这点有歧义。再有，唐代杜环的《经行记》里提到大秦在叙利亚和宋代提到大秦与大食相邻，作为地理描述都是对的，只是因为时间不对（因为时间被“错误”了）而导致产生困惑和怀疑。

    再来回答“意大利教廷创作的西罗马是以东罗马帝国的前朝或者前代史为蓝本”。这里用一个图例来表达。


    从上面可以看到东方正教（俄罗斯）的逻辑是：（古罗马--）东罗马--俄罗斯，对所谓古罗马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而意大利教廷（天主教）的逻辑是：古罗马--西罗马+东罗马--意大利罗马。这两家是争正统，严格说都不算，但毕竟有些渊源，说是“庶流争嫡”更准确些。而后起的德国则是：古罗马-西罗马-法兰克-神圣罗马，将东罗马改名叫拜占庭了，直接踢出了罗马谱系。对比前两家，这个套路就是“外族夺嫡”了，属于鸠占鹊巢，所以才有了那句“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帝国”的嘲讽！
    至于中亚雇佣军在回流中亚建立独立政治实体时冒用大秦的名义，虽然只是个人的猜测，但神罗就是这么做起来的，所以不得不提下这个可能：即来自中亚河中地区的雇佣军在受东欧人-罗马或者东罗马帝国雇佣在东地中海沿岸一带与波斯或大食作战，在战斗中倒戈投降于波斯或者大食后出现了分化。一种是投降于大食并追随其反击其宗主波斯的系列战争中，回到中亚河中地区成为实力藩属，在对外交往中（非大食内部），冒用大秦的名义以彰显自身的历史久远；另一种是投降于波斯的，在大食征伐波斯的战争中，反叛波斯自立，冒用大秦名义改头换面以逃避打击。

    为什么历史会这样呢？始作俑者正是东罗马帝国。因为在迁都后，东欧人-罗马统治集团就是要建立一个纯粹的以君士坦丁堡为核心的东欧区的东欧人的“罗马史”，彻底抹掉自己的前世来源，只不过它没有想到自己会灭亡。而意大利教廷在独立前后，以东罗马的前代史为蓝本来创作自己的历史，客观上也算保存了历史的真相，但搞以真做伪、鸠占鹊巢也同样是很可恶的。在东罗马帝国灭亡于奥斯曼土耳其之后，意大利教廷创作的历史就成为了主流历史。
    为什么要说东罗马帝国是始作俑者呢？吉普赛人的族源！即其产生的源头是什么？吉普赛人就是迁都到君士坦丁堡后的大秦人的后裔（《经行记》：或有俘在诸国，守死不改乡风）。吉普赛人就是东欧人-罗马对大秦人进行政治清算和经济清算的产物。犹太人作为“四民之末”（士农工商）的商人阶层都被视为严重的歧视，那么大秦人在东罗马帝国是处于什么阶层呢？贱民!在“四民”之外的。因为沦为贱民，他们不被允许学习文化，从而出现知识阶层断代，导致文化被解构；不被允许从事正常的经济活动，只能以妓女、歌伶、扒手等职业维持生存。这就是亡国灭史之后的大秦人的命运。吉普赛人出现的时间是个人对罗马历史再认识的一个时间锚点。
    那么意大利教廷将东罗马帝国的前代史作为自己的历史来使用有哪些好处呢？第一是原生性，即这段历史真实发生过。虽然有以中国历史为蓝本，特别是汉朝史创作的嫌疑和痕迹很多，我在前面也进行了简单的陈列，但用中国史很可能是在丰富其内容的时候（文艺复兴之后）嫁接过去的，其本身原始蓝本还是用发生在身边的历史更合理。在对原始蓝本创作的古代（中世纪），创作者的文化水平也是比较低的，全盘吸收中国历史也是有难度的；第二，合理性更强，相关历史事件的社会发展背景、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与当时的西方的真实情况也是有相当契合度的，符合说谎要“真真假假”的设定的，只是需要把其中添油加醋、本末倒置、假借伪托的内容揭破。同时说谎也受到认知水平的限制，一旦编造的谎言超过了编造者的认知水平，就会出现“皇帝一顿饭吃10个馒头”、“皇帝砍柴用金斧头、金扁担”、“皇后娘娘用黄金马桶”这类笑话，而近现代西方在伪造古文物的过程中却屡屡出现这样的思维逻辑，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忍俊不禁！第三是解释权唯一，因为这段历史的本主大秦人已经沦为贱民-吉普赛人了，完全丧失话语权了。同时东罗马帝国对这段历史本来就是要抹去的，意大利教廷拿去改头换面只要解读不过于伤害它的利益，也是持无所谓的态度的；第四就是对东方正教的伤害最小，也最容易和东方正教达成默契的平衡。东方正教是以东罗马帝国的国教自诩，虽然阻止不了基督教（天主教）“找爹”，但找一个大家都能认可的，也更容易被接受。

    关于西罗马史里面人物的名字，个人感觉在屋大维之前的人物是不是应该有更具备印度或大秦特征的名字？就是不知道是被再创作还是像避讳一样，采取了缩略、缺笔或者替换了？包括“罗马”这个名字，对其可能的变化做一个呈现，是否还有一个印度或大秦特征更明显的呢？比如：罗摩？罗勒？


    “大秦是罗马”这个说法，现在很清楚了。首先大秦不是罗马！大秦在的时候，罗马作为国家还不存在，可以说罗马（国家级别）是大秦在西方的延续。但经过奥古斯都（屋大维）到东罗马帝国这段时间里东欧人-罗马军事政治集团对大秦人的彻底清算，罗马（国家）已经与大秦完全断绝了关系，再说大秦是罗马就是在撒谎了。这个套路我称为“以孙充爷”。这个套路在西方历史的创作中反复的出现。如明朝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是想以基督教来源于佛教、祆教，攀附佛教、祆教从而为自己在中国的活动谋取正当性。另外，近代所谓“河南犹太人”其实也是这个路数，即将伊斯兰教的某些群体附会为犹太人群体，其目的就是为了证明作为民族的“犹太”的古已有之，从而证明作为“犹太”民族文化的《圣经旧约》的古已有之，进而为犹太教与基督教争夺正统提供依据和奠定基础。这个套路基本上就是：似是而非--以真证伪（指鹿为马）--鱼目“代”珠--反客为主--鸠占鹊巢。

    第二章：古罗马史。
    古罗马史本来因为资料缺乏，是没什么信心去思考的，但把西罗马史这套创作逻辑套进相关的历史事件里，居然还得到一个能够自洽的结果。
    因为意大利教廷的西罗马史是以位置在东地中海沿岸的大秦-罗马国的历史为蓝本进行创作的，那么古罗马史也就很大可能比照了大秦的历史，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中的连续性问题。而这个大秦，根据很多的证据都可定位在现在印度东北地区和孟加拉湾西岸地区。而印度是有相关的历史的，只是这些历史很多都是西方在殖民统治印度后编写的，其内容必然要与西方的历史相适应和相配套，所以我以中国的史料为依据，参考印度的历史事迹，找到他的创作蓝本。
    张骞出塞在中亚了解到的东印度是“身毒”，没有大秦，大秦要到《汉书·甘英传》才出现，然后就是《后汉书·西域传》里面天竺=身毒，被贵霜灭亡了，还有海西大秦。
    而古印度在东部的历史就是摩揭陀和摩揭陀十六国，孔雀王朝，之后就是有法显大师记录的较为准确的笈多王朝，他是从华氏城到多摩梨帝（加尔各答西南）出海经斯里兰卡回国的。结合大秦在青藏高原周边的情况，正好和我思考中的身毒-大秦对应上了。再套用前面的历史创作逻辑，我的梳理出来的历史蓝本是这样的：
    在古代，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河谷地区（布拉马普特拉河中游）及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侧的区域（包括尼泊尔东部），存在着“身毒-大秦国”和“身毒-大秦联盟”这样以种植、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山地部落和部落联盟（斯巴达的原型），而在其南方孟加拉湾西岸地区，存在着以摩揭陀国和摩揭陀十六国（雅典和提洛同盟的原型）这样以采集和渔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沿海部落联盟。双方经过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身毒-大秦联盟获得了胜利，建立了大秦国（即孔雀王朝），其都城华氏城。经过扩张与衰落，大秦国出现了分裂，大秦国核心区迁移到孟加拉湾西岸地区即后世的海西大秦，而占据阿萨姆邦河谷和山南地区的政治势力回复了旧名身毒，即天竺，这个天竺国后来被贵霜王朝灭亡。到笈多王朝兴起，将海西大秦灭亡并将原身毒国又重新占领。

    这个解读居然可以对应了西方古希腊-马其顿-古罗马这三代的历史脉络，简直是意外收获。

不过这里面有一个BUG，就是大秦-罗马的前置事件：汉尼拔远征。如果按照对应，应该是身毒-大秦灭亡摩揭陀十六国的战争，即“伯罗奔尼撒战争”里的雅典远征军在战争中远征西西里岛未归的事件，从而让整个逻辑链条出现破口。不过，很快我就想明白了，这个事件实际是发生在海西大秦被笈多王朝灭亡的时候，只是被创作者有意识的前移了时间，目的就是配合西方历史的时间轴。

    大秦（孔雀王朝）扩张到印度西海岸和印度河流域，也为大秦向西方殖民提供了地理上的便利。这个时期，大秦人使用青铜作为武器也是符合中华冶炼技术外传的可能的。所以西方“海上民族入侵”就是大秦人征服埃及和东地中海沿岸的历史记忆，只是时间被提前了很多，去对应西方所谓的“古代史”和“冶金史”。
    而在中亚出现大秦的相关记录，应该就与孔雀王朝的扩张-衰败、贵霜帝国的扩张-衰败到笈多王朝时期遗留在当地的若干独立政治实体以大秦名义继续存在的原因有关，从而解释了大秦这个名字在整个中国历史记录中出现多点存在，随历史变迁发生位移的原因。
    通过对印度历史事件的解读，对应西方“古三代”历史的，不由得不想到：古希腊-古罗马的埃涅阿斯逃亡意大利的故事不知道有没有楚国庄硚入滇的影子？马其顿打到印度河流域是不可能的，但孔雀王朝扩张过去就相对容易和合理了，包括使用大象作战。而且印度没有骑兵，马要等到突厥人入侵印度次大陆才带来，这和古罗马的兵种及战法又是非常的类似。
    那么，古罗马征伐西西里的事迹就是孔雀王朝征服斯里兰卡的翻版；而与迦太基争霸的布匿战争的原型应该是以孔雀王朝远征德干高原以南地区（热带，类似北非）为蓝本吧。为什么要先征服斯里兰卡再远征德干高原呢？因为要建立后勤补给线。

    同时提一下在思考古罗马史即大秦史的过程中个人得到的几个结论。
    第一，身毒-大秦的来源：中国。是古代中国人成波浪状南迁外迁的族群，特别是汉武帝征伐西南夷的战争更是加速了它的形成。这样的迁移既保证了外迁族群的生存和发展又为新的土地带来了中华文明，是中华文明向外传播扩散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持续不断的，中国的成王败寇和改朝换代就像水泵泵水一样，不断的推动着中国的族群向外迁徙。同时因为中华文明的先进性，在对外迁移中一直保持着“降维打击”的态势，从而形成了离中国越近，文明程度越高；离中国越远，文明程度越低的“同心圆式”的分布形态。而将这个形态倒过来就形成了后来所谓的朝贡贸易体系，即越接近中国，越没有“中间商”。
    第二：孔雀王朝为什么是大秦？关于孔雀王朝，其命名来源居然是创始人来源是养孔雀的家族，这个理由和德国人给东罗马起名拜占庭是一个路数，简单说就是用小名、绰号来代替本名，从而达到“覆盖”效果。虽然荒谬但却保留了原真性，那就是：给谁养孔雀的？什么时候孔雀是我国西南-印度东北-孟加拉这一带的“硬通货”了？或者是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都不可能。孔雀，只有在中国才是珍贵的贡物，那么给谁养孔雀呢？大汉天子！上林苑！再有，这里的孔雀都有可能是泛指，即拥有贡物或者有进贡使命、能力的人或家族。那么用这样一个符合身份的外号来命名这个国家或者王朝，其目的就是要隐藏大秦这个名字，从而掩盖西方文明的东方源头。
    第三，佛教。孔雀王朝奉佛教为国教并不是因为佛教流行起来后孔雀王朝才尊奉它的，而是研究出佛教的身毒-大秦联盟在胜利后的孔雀王朝时期将自己的主流思想上升为国家思想之后，佛教才在印度流行的。这里是因果倒置了，目的还是为了掩盖来源。

    第四，蜀布。古罗马人穿什么？托加袍。什么材料的？语焉不详，说亚麻、羊毛甚至丝绸都有。个人接受“巴蜀茗人”的专栏文章“蜀布、琼竹杖入大夏考”的结论：蜀布即苧麻布，出产于巴地（秦巴山区）长江河谷，由賨人（蜀汉大将王平就是賨人）培育成功并将其纺为麻，织成布，是为“賨布”。其特点是洁白柔韧，耐水湿，汗渍不败，易为夏衣，行销南国，印缅等富豪尤为重视。秦汉间，遂入身毒、大夏。这就是所谓古希腊人-古罗马人所穿衣服的来源。亚麻因为薄，易起皱发黄而苧麻厚实，洁白且坠感强，因为大秦人不会裁剪，缝纫也缺乏工具，所以只能将布匹简单切割后就绕身披搭。西南夷地区的所谓“甘兰细布”也是师从“賨布”或者仿的“賨布”，这也就和所谓“大秦布”对应上了，即蜀布（賨布）--“甘兰细布”--“大秦布”是中华纺织技术外传的一条路线。这里补充一点印度地区用苧麻纺织布匹要到清朝的时候了。所以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形象的蓝本其实就是用蜀布绕身的身毒-大秦人和大秦人。
    蜀布也让我对诸葛亮南征南中有了更多的思考。《出师表》：“益州疲敝。。。。。。故五月度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三国志》：“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由穷变富，怎么做到的？关键还不是一时，而是终诸葛亮乃至蜀汉四相时期。在频繁北伐的过程中，蜀汉或因战事不利或因物资转运不济，但居然在物资生产方面未见缺乏，怎么做到的？对比刘备争汉中之战的“男子当战，女子当输”的涸泽而渔般的窘迫感，短短数年，诸葛亮或者蜀汉的物资充裕度是不是太游刃有余了呢？再通过探究“锦官城”的由来，那么诸葛亮的治蜀方略也就非常明确了：殖产兴业，通商拓贸！带着这个思路再来审视他的南征，就能够知道诸葛亮绝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南中的叛乱问题（为什么要“攻心”也就非常清楚明显了），而是重新理清了西南外贸的利益分配体系，即蜀汉是生产端—南中大族是中间商—印度次大陆是市场。“以逸道使人，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这评价真高啊！诸葛亮治蜀汉的政通物盈正是来源于此。《三国志·霍弋传》中记录的霍弋在永昌平夷獠的事迹正是反映了蜀汉政权切切实实的在维护这条外贸通道。


    （图片源自网络）
    诸葛亮主政之后，蜀吴重归于好，使蜀地纺织品通过夜郎（贵州、云南）到达交趾（广西、越南北部）成为可能，这也符合《隆中对》中“利尽南海”的战略设想。这里“利尽南海”需重新认识：“利：做生意获利；尽：最远到达；南海：南海诸城、邦、国。”这为大秦商人秦论来交趾经商提供了合理性。
    综合上面来看，在诸葛亮的“南海”认知中有没有大秦呢？应该是有的。
    再反观《三国志·高堂隆传》“况今天下雕弊，民无儋石之储，国无终年之畜”的陈述（曹魏景初元年，公元236年），蜀汉北伐不止，尚物资充沛，曹魏居然叫苦不迭，岂不怪哉？由此而知，蜀汉之亡实亡于费祎，没有了“汉贼不两立”的心气，只求偏安割据正是应验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至理名言。诸葛亮死后，诸般财源逐渐尽入后主刘禅和世家大族之手，不再用于军国之事，从而导致蜀汉奢腐丛生，可不就“经其野，民有菜色”吗？所以西晋封刘禅为“安乐公”也是恰如其分的。
    可惜的是自蜀汉之后，因为长年战乱和割据，西南外贸通道的消息也基本不见了，再有就要等到元、明时期了。

    第五，邛竹杖。蜀布、邛竹杖，原来我以为像现在一样是压舱的杂货，是由商人采用绕海（环印度次大陆）的路线贩卖到大夏的。后来发现这两样东西在当时都是非常重要的商品和生活必须品，贩卖到大夏应该就是走的陆路，即和后来法显大师的路线相反。在“瓦屋山人”的《邛竹杖考》里面介绍了邛竹杖就是四川这里的罗汉竹制作的手杖，是行走身毒道的外迁族群、行商、僧侣必不可少的辅助之物。这类手杖有三个功用：助行、挂物和防身。这其中引起我注意的就是用“灵寿木”制作的手杖。“灵寿木”手杖是一种藤杖，生有不像圆圈的竹节，而是疙瘩交错生在旁边一种造型，因为天然生成所以“不须削治也”。这样的手杖因其名贵且有节，挂物方便，必然是身份尊贵的人士持有。不知道大家想到了什么？对！禅杖，佛教僧侣的禅杖。我更是由此想到了罗马教宗在出行时扶持的手杖，应该就是来源于此。同时手杖头上有疙瘩用于防身驱敌的造型会想到什么呢？“法西斯”！即古罗马执政官的束棒。通过邛竹杖，一方面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外迁族群穿行身毒道的痕迹，另一方面更能发现随着外迁过程中形成的习惯，保留在相关器物中的历史密码。
    第六，大秦人通过水路对西方的征伐、殖民远至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地区，就是所谓“青铜时代的海上民族入侵”，只是被冠以了“绯尼斯丁人”、“腓尼基人”这样的名称掩盖了它的来源。青铜时代中的青铜武器是指的海上民族，也就是大秦人持有，西方当时还处于以骨、石为材料的原始时代。
    通过“海上民族”--“腓尼基人”--迦太基这条脉络，其实意大利教廷是把自己的根源指回了海西大秦这个他们的真正发源地，但又不得不将它加载到北非地区去（诸多不合理），以满足以意大利为中心的创作总要求。那么“迦太基”按照西方常常使用的以局部代替整体的套路来看，应该就是在印度曾经有一个叫迦太基的地名，大秦平叛军就是从这里出发向西的。那么这个地名在哪呢？从热带气候这一条来说，这个地方或许就在现在印度德干高原以南的泰米尔纳德邦这一带吧。

    第三章，宗教史。
    文明来自于中国！但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又是彼此互学互鉴的结果。这是对宗教发展传播的历史重新进行解读后我得到的结论。西方历史不能摆脱宗教史，这也是他们的文化内涵。但西方在创作历史的时候是采用了“以途经地代替始发地”的手法，达到混淆概念、掩盖来源的效果。
    先从大秦开始，早期佛教，是身毒-大秦国到身毒-大秦联盟最后到大秦国（孔雀王朝）的主流思想，那么它是什么？开始我以为早期佛教是南传的汉文化中黄老（庄）之学和墨家学说以及其他外迁诸子百家的思想的融汇一体，后来在汉武帝征西南夷中迁吕不韦后裔到哀牢，置不韦县这个事情中，猛然明白了，早期佛教的思想基础就是杂家思想（为什么称为大秦也解释通了），因为杂家本来就吸收了道家、儒家、法家、墨家以及其他中国诸子百家的思想，但同时又有较为深厚的商家思想习惯（后面来说这个）。到这里我居然找到了“古希腊三杰”的影子了：苏格拉底的原型是来源于老庄，即既有老子的哲学深度又有庄子的睿智和文采；亚里士多德的原型是吕不韦，所以被推崇为西方政治、学术和文化的源头；柏拉图的原型应该就是墨子了。早期佛教的思想中重视个人修行修心的理念就是来自黄老之学“虚静无为”的思想，而轮回之说就是墨家“敬鬼神”的发展。轮回一直被说成是佛教吸收婆罗门教的理论，现在看是因果倒置了，同样是为了掩盖来源。轮回是敬鬼神的发展其实质就是人类对未知的恐惧，因恐惧而敬畏。后世商业发展出的“保险业”也是脱胎于此。早期佛教在不断的接受、融汇中华文明的同时，还保留了嗜杀、人殉、血祭等原始宗教的痕迹，这在小乘佛教中能看到这部分原生性的特征。

在大秦的逐步扩张中，早期佛教在国家意志的推行下，其基本理论开始往外传播，其中最明显的一条路线就是往西北到达了现在中亚地区，在这里与通过丝绸之路而来的中华文化进行再次交汇、发酵，而孕育出了新的佛教-浮屠教。这个浮屠教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和贵霜王朝的兴起，出现了向三个方向的流动。第一支，随贵霜王朝南侵印度，配合种姓制度的兴起，演变成了婆罗门教乃至后来的印度教；第二支随丝绸之路向西，传播到波斯境内，创新发展出了祆教（二元论），并被波斯奉为国教；第三支沿丝绸之路往东到达今新疆后出现了分流，一支留在了新疆，就是后世鸠摩罗什大师的文化根源的西域佛教；还有一支就成为了竺法兰带到洛阳的早期汉传佛教（有点可疑）。然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到唐朝又出现了除汉地佛教之外的两个分支，藏传佛教（文成公主入藏）和东传日本的佛教（鉴真大师东渡）。这个新佛教-浮屠教的主要特征就是敛财和造像。

    继续佛教传播，在大秦（孔雀王朝）鼎盛时，除了主要向西北方向传播之外，还有从海路向西传播的路线，这个路线传播出去的佛教在东地中海沿岸的大秦-罗马地区和大秦-罗马国时就成为了它的主要思想并形成了它的僧侣阶层，这就是西方宗教的重要源头：大秦教（海传佛教）。因为是说罗马史，所以先说海传的这一线，汉传这一线后面说。

    大秦教其实就是前面讲到的所谓“埃及艳后”为代表的宗教（僧侣）经济集团的信奉的宗教，也是大秦-罗马国的“国教”。关于大秦教的教义其实和早期佛教一样，就是僧侣是被强制性供养和尊奉的阶层，他们对老百姓就玩“以虚换实”的把戏，同时以提倡个人修行的思想麻醉和以鬼神论为核心进行思想恐吓。通过这些我们就能够认识到大秦教宗教（僧侣）团体的作用了，即第一是宗教作用，进行思想统治，辅助大秦军事贵族的统治；第二是行政作用，即以大秦军事贵族的行政机构面目出现，其核心任务就是征税。至于所谓罗马史中的“包税制”，其实就是分成，换了个名字而已。当然从事相关税收任务的人不能是僧侣亲自去（多累啊!），也就由此产生了依附于僧侣集团的商人团体；第三是文化作用，即掌握舆论话语权，对于尼禄的丑化可以看出痕迹。有人会说这不就是“政教合一”嘛！是对的，不过要看到一个现实，这个政教合一是对现实妥协的产物。因为文明落后，人员的文化水平低，其国家行政机构的职能退化成只具备征税能力了（其实也可算是“利益最大化”，因为无管理成本），比之作为大秦国自我标榜的来源--中华秦帝国，其行政机关的领导组织管理教育的功能都是相差甚远的。这三个作用其实在工业革命前都是由西方宗教团体一直在发挥的，世俗的君主们就像大秦人军事贵族一样，只掌握住武力就行了。

基督教和其母本大秦教一样，都是一个集宗教、行政和文化舆论为一体的组织。基督教在进入意大利半岛后，虽然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但限于历史原因（开发时间短）、技术原因（科技落后）和文明的原因（人员文化低），这里的经济产出是非常低的，仅仅依靠征税，是无法发展壮大的，那么意大利教会也开始运营自己的两个支柱性产业：招募雇佣兵和贩奴。
第一，招募雇佣兵。东罗马帝国因为要不断的与东方进行战争，对兵源的需求一直是一个稳定的生意。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机构即东方正教也一直以这项业务作为支撑的，只是东方正教招募的雇佣兵是以中亚河中地区的诸民族、多瑙河沿岸（北岸）的诸部“蛮族”、高加索的山民和南俄罗斯草原的罗斯人，即东方系。这是从东罗马帝国灭亡后反推出来的：为什么东方正教要依附于俄罗斯的大公们呢？因为彼此是生意伙伴。意大利教会是有样学样，先是招募西班牙半岛的雇佣兵、然后是法兰克人、“诺曼人”，不列颠人、瑞士人、黑森地区的德国人等等，这个传统直到近现代依然存在。为什么招募这些人呢？因为“穷乡僻壤出刁民”！对于当时还处于蛮荒的纬度较高的西欧地区，气候恶劣，土地贫瘠，又没有高产作物，更缺乏种植技术、经验和工具，留下务农就是苟活。再加上长子继承制，连土地都不够分，想当农民都不行。所以只有出外当雇佣兵才是求生乞活的唯一出路，连富贵险中求都说不上。有人会说为什么现在西欧是农业发达地区呢？那是因为有以工业革命后工业化肥的大量使用改良土壤为代表的还有其他很多人类文明的成果的综合作用。所以，从这里再来审视所谓十字军东征其实就是西欧雇佣兵团体到东方搏命取财的粉饰罢了。再有，为什么在十字军的各个团体中都有教职人员，即所谓的随军牧师？因为对于雇佣兵（十字军）的大老粗们而言，既不识字又不识数，记账和分赃的任务就只能由教职人员来承担的。而且这里还涉及各个雇佣兵团体与教会的分成，教会肯定把这个权利牢牢的把握在自己手里，这也和北宋以文驭武的手法一致，否则真以为当时意大利教会的“绝罚令”有多么可怕吗？只是“绝罚令”背后的经济利益才是西欧世俗领主们真正在意的。从这一点说，意大利教会当时相当于东罗马帝国在西部边疆的雇佣兵招募办事处。

    第二。贩奴，东正教和意大利教会都从事这个生意，只是比较隐晦而已。所谓儿童十字军东征，其实就是一次与意大利教会有关的有组织的贩卖儿童的活动，只是前台人员均与教会保持距离，但事前以宗教狂热进行蛊惑和煽动（无成本收集货源），事中向意大利集合（评估货值和制定、组织销售活动），事后事情由教士揭露，再由教会协助遮掩（舆论勒索和“甩锅”）。当时的儿童奴隶是北非埃及的酋长、阿拉伯的富商和东罗马的权贵们最好的玩物、佣兵和仆人（太监）的来源，从小培养也是安全性最高的。
    当时除了参与向东方贩奴外，其实意大利教会还参与了在西欧的捕奴贩奴的活动。线索就是所谓的维京人海盗！首先要明确在当时的西欧，是不存在什么高价值的商业活动的，唯一可以作为商品的就是人--奴隶。维京人海盗沿欧洲西海岸抢掠活动，南边到西西里，北边到斯堪的纳半岛。如果把这个路线换个角度看其实就明白了：从意大利出发的捕奴队，乘坐装帆的低帮划桨船-维京龙头船（很罗马，科技水平略见一斑），经西班牙半岛（这里是阿拉伯人的区域，不能抢，是早期雇佣兵来源地和航行补给点），到法国西部的布列塔尼和诺曼底一线，开始劫掠不列颠、爱尔兰、法国和德国西部的“低地地区”，然后继续北行，到达斯堪的纳半岛南部（丹麦的西兰岛）歇冬。往北主要是抢掠物资用于过冬，不排除女人也是主要目标。然后在此补充斯堪的纳半岛人和诺曼人（德国）的雇佣兵，等来年开春后，或向东走波罗的海--里加--基辅路线，沿途掳掠东欧和俄罗斯，最后和东正教交割奴隶；或重新向苏格兰--不列颠这一方向，捕猎男人作为农奴，儿童和女人则是性奴的命运，到西西里岛和阿拉伯人交割。这又是一个“以途经地代替始发地”手法的体现。
    在这些捕奴、贩奴活动中，斯堪的纳半岛的雇佣兵即维京人是真正的“工具人”，同时还承担了“海盗”的骂名。不过维京人这个“海盗”的“锅”其实是诺曼（德国）人丢给他们的。那是因为诺曼人后来占领了西西里岛，在奴隶市场上获得了“坐商”的垄断地位。随地位的提升也伴随着话语权的增加，在与意大利教会进行利益分配上也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后，就合伙搞起了新罗马史（即法兰克-神罗谱系）来应对当时的基督教分裂，同时也顺便把干脏活的骂名丢给维京人了。
    教会人士依然是从事记账和分赃工作，同时为了标榜捕奴行为的正当性，冠之以“传教”、“征服异教徒”的名义。在这些捕奴活动中的教士死亡，就成为了所谓的“传教圣徒”、“殉道者”。关于维京人的龙头船非常类似增加了帆装置的低帮划桨船，只是战术应该不再是“碰碰船”而是“靠帮-跳帮"方式了（时间锚点）。

    早期佛教海传这条线就到这里了。那么对于东传的汉地佛教也简单说一下。
    在中亚佛教-浮屠教东传后，出现两支：西域和汉地。汉地佛教因东晋南渡，又呈现出南北两支。因为东汉末年到两晋南北朝的持续战乱，原来在中原地区的某些家族不得不西迁至西域，为西域佛教发展注入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从而提高了西域佛教的哲学性和思想性，到鸠摩罗什大师（一直认为鸠摩罗什是一位西域的文化人，而不是僧侣）的“翻译经书”，出现了以《金刚经》为代表的一批有很高哲学价值的佛教典籍，从而使西域佛教与汉地北朝佛教相互融合；达摩大师的禅宗思想也为佛教注入了更多新的思想性和世俗化的方法论。而南渡的佛教在东晋、南朝的儒学、玄学的沁润之下，也在理论、制度、仪轨等方面日益完善。这一时期北朝佛教虽然昌盛，但理论水平仍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重的浮屠教痕迹；同时南朝佛教同样不能和儒家、道家思想相匹敌，也显示出佛教作为新生思想的稚嫩。
    随着隋唐大一统的完成，汉地佛教的统一和完善迎来了最重要的人物：玄奘法师。玄奘法师的事迹不再赘述，但他的“翻译经书”却使佛教由宗教向哲学发展开来。玄奘法师的“译经”或许是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收集、整理、归纳了西域、中亚和印度尚存有的佛教教义、理论和制度；二是整理、总结、提炼自身的宗教知识和在游行过程中的求学、问法、讲经、辩难中的佛教思想；三是对南朝佛教的理论、知识、制度、仪轨进行整理，并通过规范化的文字编写使它们得以保存并重现于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外在玄奘法师之后，佛教的思想已经具备了和儒家、道家分庭抗礼的能力了（为什么要“灭佛”的一个理由），这个时候汉地佛教其实可以称为：“佛家”了。但在这里要着重讲明：玄奘法师有远赴万里、求真求法之勇，有博闻强记、融汇贯通之识，更有为往圣继绝学之仁，还有世事洞明之智，这一点上与后世某些人出于个人的考虑而将中华文化和学术搞“出口转内销”的“法门”是有天壤之别的。汉地佛教再经众多高僧大德与中华文人的培养，在唐朝日臻完善，为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后随着宋代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汉地佛教在哲学性、思想性、人文性、文化性和社会性（世俗化）等诸方面都达到了成熟，这个时候的汉地佛教已经日渐成为了一门经世济用的学问：佛学！

    这个时期的汉地佛教与吐蕃、西夏和蒙元时期喇嘛教的表现相对比就可以看出高下了，这说明只有在中华文化的日益发展、繁荣的滋养之下，佛教才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这或许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后来的欧洲传教士在全世界都是宗教狂热者，而唯独在中国，传教士们全都成了科学家了呢？
    藏传佛教和日本佛教都是在唐朝从汉地外传的，因为当时汉地佛教尚未完善，所以还保留了很多浮屠教的痕迹。但日本佛教在经过宋、明两朝中华文化和佛学的影响下，在世俗化方面超过了早于它的藏传佛教。
    宗教传播图。

    第四章时间。
    经过重新解读罗马历史事件，其实对相关时间都隐约有所暗示了，下面就来将它梳理明确。
    现在所谓的罗马的历史是被有意识的前移了的，这么做的目的是要与《圣经》的时间相匹配。
    首先，身毒是个地名，即今印度东北方阿萨姆邦附近的布拉马普特拉河中游河谷地带。身毒-大秦呢？这个部落最早建立起来的时间大约就是汉武帝征西南夷之后（虽有战国、秦汉年间的逐步外迁的可能），由吕家人（或冒用）外迁而来所建立的，这个或许就是“大秦”的来源，来自于吕不韦后裔的自我标榜。同时大家族中的支系外迁也符合中国古代大家族保存家门的“狡兔三窟”之法。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虽然非常可能是明朝时期的托伪之作，但它最少能够反映明朝时期中国人对“大秦”的认识，其碑文中“。。。。。。案西域图记及汉魏史策，大秦国南统珊瑚之海，北极众宝之山，西望仙境花林，东接长风弱水。。。。。。”的这段描述，首先表明“大秦国”的内容是有时间限制的。其次就是这个描述是哪里呢？孟加拉湾西岸和阿萨姆邦这一地域，是一个呈东北-西南走向的区域。珊瑚之海是指孟加拉湾和斯里兰卡所在的印度洋水域；众宝之山就是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侧；仙境花林是指大秦西边恒河平原地区的气候适宜、植被茂密以及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长风弱水这个就是指孟加拉湾北岸（达卡地区）的河汊纵横、沼泽密布。
    参考后世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次大陆东南的马德拉斯建立根据地后，迅速挑起战争占据了孟加拉和阿萨姆邦，现在来看恐怕不仅仅是有经济利益的需求吧？这么说来，19世纪在丰富、加工罗马历史时，给古罗马军人戴上的“高羽青铜冠”应该就是来源于这里的藏传佛教喇嘛们的鸡冠帽，因为这个鸡冠帽都是普通喇嘛戴的，有身份的喇嘛是戴其他的冠帽，创作者认为符合普通古罗马军人的身份。再想想希特勒的青藏高原探险队找寻雅利安人，恐怕和英国人抢占这里也是有相同的历史文化逻辑吧。后世杜撰的所谓“颜那亚人”（渔猎族群）其实还是以这里为蓝本，只是为了消除中华文明的痕迹，对接到当地印度土著人身上去了。

罗马历史的上限是汉武帝的对外征伐，其中最重要的时间上限就是征西南夷，即公元前109年。根据基督教-大秦教-早期佛教的这个谱系，基督教说自己的创始人是诞生于公元元年左右，那么就可以推断：佛教产生于公元元年左右，它的创始人是佛祖，不是耶稣，这是一个话术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早期基督教的耶稣是具有“多重影像”的，即耶稣既可以和佛祖重叠，成为本教思想理论的起源；也可以和伊斯兰教的默罕默德相重叠，成为传教（宣讲、解读思想理论）的先知。由此，身毒-大秦联盟的时间下限和到大秦（孔雀王朝）的时间上限（重叠区）也就是公元元年左右。那么第一个时间段：身毒-大秦到身毒-大秦联盟的时间是公元前109年到公元元年这段时间。
第二个时间段可以从大秦和海西大秦来判断，上限公元元年前后，下限应该是甘英听闻大秦（实际是海西大秦了）的公元97年前后，再结合贵霜王朝在公元2世纪前后兴盛后就向印度北部、东部延伸，那么大秦（孔雀王朝）的时间应当在公元元年到公元2世纪初，约百年左右的时间。海西大秦是大秦（孔雀王朝）分裂的产物，大约是出现在公元1世纪末期；而其灭亡是因为4世纪早期笈多王朝兴起，所以大致也能确定海西大秦是公元1-3世纪末期（4世纪早期）。那么海西大秦末期是“汉尼拔远征”从而牵引出大秦-罗马地方的独立事件来判断，那么大秦-罗马到大秦-罗马国就是从公元3世纪末期开始。公元3世纪初，大秦商人秦论由海路到达交趾（东吴），表明此时大秦的航海水平和船舶技术是完全胜任通过水（海）路运输军队前往东地中海沿岸进行相当规模的军事活动的。

    罗马历史的时间轴

    番外篇：由大禹治水想到的。
    增加这个番外篇是因为有个问题不知道放在哪里，就最后来说。整篇文字个人认为是说圆满了，但依然有个漏洞，那就是古代中华族群外迁在缅甸北部为什么不沿伊洛瓦底江向南迁徙到现在缅甸的伊洛瓦底江中下游平原，而要舍近求远、翻山越岭的到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布拉马普特拉河中游的河谷地区落脚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是从大禹治水中找到的答案。
    大禹治水，个人是把鲧和大禹这两个人的治水活动连在一起看的。鲧的治水为什么失败了？用“堵”的方法。那么鲧为什么要用“堵”的方法，怎么“堵”呢？这要从地理和历史的角度去看就好理解了：鲧治水的方法来源于他的经验，即来自于鲧带领中华人类族群在河谷地带生活时的经验。他的“堵”的方法并不是单单通过修筑一道堤坝来解决洪水的问题，而是通过利用河谷地区自然的高度升降，修筑由低到高配置的数道堤坝来抵御洪水的侵袭。而鲧受尧任命治水是治理的什么地方的洪水？大河平原地带！在大河平原地带，因为地势平坦，在古代技术原始的基础下，由于施工材料落后、工具粗劣导致筑高坝的技术设想无法实现（鲧盗息壤也就能够解释），不能形成梯级的堤坝防洪体系，所以一旦洪水漫堤则全军覆灭、前功尽弃，这就是鲧失败的真正原因。
    鲧的失败在客观上为禹的治水进行了“试错”。那么禹是怎么治水的？如果只把大禹当成是一个工程师或者“包工头”来看，那真是小看了中华古人。大禹治水是综合性、系统性思维的体现。因为是在较为陌生的大河平原地区，不是在已经很熟悉的河谷地带，那么就首先要知道降水的时间和平原洪水积累为害的节奏，这就需要建立观测、计算和记录天文历法的团队；第二是对山川河流、湖泊滩涂进行测绘和规划，为洪水的疏导制定路线，这就需要建立地理测绘、规划以及施工团队；第三是不仅仅是解决洪水危害问题，还要在治理洪水后对人类族群的生活生产进行合理的配置，这就需要对土壤和自然资源进行摸底、分类和记录，需要建立起农林渔猎的经济规划团队和档案管理（《禹贡》）；第四是在治水期间因经济生产、人员安排和物资调配而建立起来的行政管理团队；第五是保障治水活动顺利进行的军事安全保障体系。至此，大禹通过长时间的摸索、积累和汇总从而掌握了在大河平原地带生存、生活、生产的各种知识，也建立起了中华族群在大河平原地带生存、生活、生产的各个管理团队，为中华族群开拓了新的生活环境，开创了新的发展理念，为中华文明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么巨大的功绩下，禹成为新的族群领袖不就是众望所归的事吗？而夏启以整套管理团队和掌握的政治、经济资源作为基础开启“家天下”，也就完全顺理成章了。
    从这个角度再来看“禹铸九鼎”可以想到，所谓“鼎”就完全可能不是大禹铸造了几个东西，而是建立了“九”（虚数）个体系。

    从鲧-禹治水的故事可以看到：在古代，人类族群的生存生活生产是有一个从河谷地区向大河平原地带逐步迁移的地理环境变换的过程。因为随着族群繁衍、人口日益增多，需要更多的土地进行物质生产和商品交换，大河平原地带由于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在人类族群经过主动变更河道、修筑灌溉和防洪设施等生产活动的改造，逐步发展成为适宜人员、物资的交流和供给的核心区域-聚落、城市。
    由上面可知，中华在上古时代就为“政府”的职能进行了界定：即领导组织族群进行经济生产活动以供族群生存生活的需要，对劳动成果进行分配和对族群安全进行保护。而西方是到工业革命之后才出现国家层面的领导组织经济活动的意识和政权设置。在之前，就是老百姓只要交税，想干啥就干啥（“人生除了死亡就是纳税”），还美其名曰“自由”。
    通过鲧-禹治水的故事就能解释了古代中华族群在外迁时不选择大河平原地带而是河谷地带的原因，那就是因为族群人口稀少、生产力低下、物资储备不足、生产技术落后和生产工具原始，外迁族群无法克服大河平原地带的复杂地形，不具备对河流进行合理化改造的能力以及受到大河平原地区自身产生的瘴疬瘟痹等疾病的影响而不得已的选择。这一点也可以从我国两湖地区（江汉平原）的开发的历史（从商周开始到唐宋时期才逐步完成的）中可见一斑。
    这个人类由河谷地区生活逐步到大河平原地带生活的过程，不仅仅解释了身毒-大秦出现的原因，它还对所谓“西方三古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的产生提出了质疑，这三个直接就出现在大河平原地区的所谓“古文明”是真实的吗？由此看来，这三个“古文明”如果不是后世伪造的，也完全可能是外来的、次生的，那么它们的源头是哪里呢？

全文正文到此为止了，但还是要申明一点：整篇文字真的不算是历史考证，而更应该是对“为什么说谎”和“怎么说谎”的思考，就像我跟朋友说的：别人是治学而我是在破案。
谨以此篇文字向《古文物作证：为什么中华文明是唯一的古文明》这篇帖子致敬，向各位老师、大神致以敬意，也为和我一样的普通网友共勉。

    fossilcwh2016:
    楼主用颜色标识各个宗教和地域圈的图

    绝对是神作了。

    非常清楚，从宗教发展脉络是最能清晰发掘出西方和南方人群的发展和迁徙脉络的。

    我都找不到反驳点。

    现在需要的就是吕氏身毒，海西大秦，西亚残存散落大秦城邦国（中国古籍中有游记记载那里有些形貌中国人的零散小国家）的遗址发现。

    来进一步证实。

    西亚的西奈半岛，是不是就是cina, 大秦chin的历史残存记忆？

    最后问一下，

    身毒这个词的，从读音来探讨其来源，，和吕氏有何联系？

    还有摩揭陀和摩罗，罗姆，罗马，是否是历史残存的一脉相传。

    历史遗迹可由读音和转音来探究其脉络。（来自天涯社区客户端）

    据西方历史记录的：提格兰二世统治的“亚美尼亚帝国”，存在于公元前95年至公元前69年。

    这个“亚美尼亚”就是后世大秦教改头换面、偷换概念变成基督教时的亚美尼亚的原型，其本意是指代东地中海沿岸地区。

巴蜀茗人：蜀布、邛竹杖入大夏考。
https://zhuanlan.zhihu.com/p/194222352

fossilcwh2016:
我看到有个帖子的古地图考证，安条克附近就有个叫rum罗马的城市。估计就是楼主认为的方位，大秦罗马国。。楼主上面叫的贴图游戏，从地中海东岸贴图到意大利还是挺有根据的。（来自天涯社区客户端）

    fossilcwh2016:
    对楼主脉络体系的三个小疑问

    1）楼主通过什么证据，能论证吕氏南迁/老子化胡/结合当地原始部落特色是原始佛教的来源。

    2）为什么认为基督教是直接从大秦罗马教改头环脸而来，证据和逻辑链条在哪里呢？

    3）为什么基督教不是从伊斯兰教里分裂出来的一个教派，发展后形成的。就像犹太教那样。楼主的逻辑和证据是什么。

    当然，楼主已经构建起了绝对神作历史体系的雏形。非常了不起。（来自天涯社区客户端）

    来自《古文物》贴，自由鹰R：

从《罗马史新解》出发（一）
---看天主教和东正教千年之后再握手

    2016年2月，在古巴的哈瓦那机场，天主教教皇方济各和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坐在一起交谈了近3个小时，完成了基督教的两大主流派别在分裂了千年之后的再握手。

    这则新闻早已是陈年旧事，但深深印在我脑海里。在我写了《罗马史新解》之后，我才想明白是为什么我对这事这么在意了。
    在《罗马史新解》里，我对西方宗教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梳理和剖析，显示出现在西方盛行的几大宗教：伊斯兰教、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和犹太教都是来源于“大秦教”（海传佛教）。几大宗教虽然来源相同但又各自发展，特别是作为基督教主流的两大宗派：东正教和天主教，在分裂了千年时间里彼此敌对、敌视，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样子，那么为什么现在又来和解呢？是“恐怖主义”吗？哈哈，这就像他们的先辈们因教义问题导致分裂一样，这些表面的议题只是一个掩饰而已，真正让他们走在一起的是他们现在需要应对共同的敌人：犹太教！
    问：为什么呢？关东正教什么事呢？他为什么要来蹚这趟混水呢？
    答：东正教在当今世界宗教版图中的弱势决定了他不得不接受这份联合，因为这个联合是相对于他更强大的天主教（西欧）提出来的。这也和当今的国际政治形势有关。
    问：那么天主教为什么要放下架子和弱小的东正教联合呢？生死攸关吗？
    答：是的，生死攸关且迫在眉睫。天主教和东正教的联合与犹太教到底是什么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犹太教、犹太人、犹太学说，这是“犹太”这个主题中非常重要的三个概念，他们是彼此不同又紧密联系的。
    关于犹太教，在《罗马史新解》中就论述过，犹太教是以大秦教（海传佛教）为蓝本、吸收融汇了祆教和伊斯兰教的结构和理论，开始时是以伊斯兰教系列内的一个初创教派面目出现的。其诞生的时间是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后，他的早期是在萨珊波斯和大食诸朝（阿拉伯）生存和发展，后来被里海北岸的可萨突厥所采用的一个思想、行政和文化的系统。在蒙古西征前，他的理论和教义以及相关制度、仪轨都未脱离过伊斯兰教的范围。
    在这里，列举个对比图，大家就能明白。
    道家：天（天道）；佛家：佛说。
    这两家的原点都是既是理论体系本身，又是宣传思想的主体。其阐述的思想更接近于学说，对传播和推广颇有几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味道。
    祆教：阿胡拉·马兹达----光明使者（密特拉）；伊斯兰教：真主-----先知（穆圣）；基督教（东正教+天主教）：基督（天主、上帝)------耶稣（圣保罗）；犹太教：耶和华-----摩西。
    这四家的创始者都只是理论的宣传者，其理论来源都较为模糊的，但入世传教的痕迹都很明显，这表明他们都不是原发性宗教，都是因某种学说发展而成体系的后起宗教。
    通过这个对比，可以看出犹太教的基本构造与其他三教的雷同。如果按照犹太教是源头的话，其宗教势力与其附着的国家为什么那么的弱小呢？这样的国力哪里能够覆盖广大的西亚中亚地区呢？在西方古代国破史亡的大规律下，犹太教的存活也太过容易和蹊跷了吧。所以，犹太教的故事只能是一个“倒装”的创作手法的产物。

    但犹太教到底是归属于祆教、伊斯兰还是基督教呢？其实这只是他在这个三个宗教势力范围内的生存历程的体现而已。他生活在萨珊波斯的祆教范围内，他和祆教同源，不过这个源头是指的早期佛教，而不是大秦教；在中亚西亚地区的伊斯兰化的时候，犹太教又与伊斯兰教同源，即大秦教；在到达欧洲后的基督教世界里，犹太教是同宗，因为基督教就是大秦教的“变脸”（改头换面），所以对自己的这个支系是给与了认可和包容的。

    这个时候的犹太教就是一个辗转在西亚中亚和欧洲求生存的初创的宗教团体，他当时的名字应该不是叫犹太教，或许叫他“耶和华”（这个名字都非常可能是明清之际盗用中华文化的）学派可能还要更准确一点。

    那么犹太教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这就要和他的载体--可萨突厥人变成犹太人有关了。
    “犹太”是什么意思？犹大的子孙，这是现在最标准的说法。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呢？这就要从可萨突厥人说起了。
    可萨突厥人是生活在里海北岸伏尔加河下游区域的游牧民族，他们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理位置，即伏尔加河渡口，就是后世金帐汗国的萨莱城（著名的斯大林格勒）的位置。这个位置因为是丝绸之路北方路线（相对于中亚-西亚路线）的必经之地，所以在这里坐地倒买倒卖就是他们重要的经济来源。可萨人在这里当商人的同时也扮演着盗匪的角色，即能抢就抢，抢不了就做生意。在这里，我发现“仗剑行商”并不是个好词啊，这意思是说的亦商亦盗啊!这个文化传统也是后世欧洲商人最重要的经商思维，即有货就是商，没货就是盗，所以大明朝的时候全世界的海盗（海商）都猬集到东亚来了也就清楚了。
    可萨人的好日子是随蒙古西征被打破的。在强大的蒙古人的骑砍之下，可萨人丢掉了伏尔加河下游的地盘，向西逃亡到欧洲（这就是犹太人失去故国千年的蓝本之一）后不得不以“耶和华”的思想争取到基督教的认可，在仰人鼻息之下开始从事卑贱的高利贷生意（士农工商，四民之末），这就开始了“犹太”名词的形成。
    “犹太”名词的形成是有一个由泛指到特指的过程的，这也是较为符合人类的认知习惯的。
    举例说明：铁路局职工（泛指，不特定）-----铁路局职工张某（个体化）-----铁路局客运段职工老张（具象化）-----老张（特指，专属名词）。
    卑贱的高利贷商人（泛指）----唯利是图的高利贷商人（个体化）------像犹大出卖耶稣一样唯利是图的高利贷商人（具象化）-----犹大的子孙-犹太人（特指），专属名词出现了，这就是“犹太”这个名词的演进过程。这里强调下，这个演进过程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基督教视角的，所以“犹太”这个名词的自古以来就不攻自破了。那么这个过程是在什么时候完成了的呢？应该是在文艺复兴前后的中世纪晚期形成的，这个的时间证据就是欧洲“反犹排犹”的开始。
    关于“反犹排犹”多说两句。欧洲人为什么那么讨厌犹太人呢？是职业鄙视吗？我觉得不仅仅是这一点。其实对于歧视犹太人或者“排犹”的思想根源和我国的古代大家族宗法制相类比就能明白了：犹太人对于基督教世界而言，虽在“五服”之内，但属于离得最远的那个族群。一旦有什事，肯定是第一个被想到拿来牺牲的；即使是基督教世界内部发生了什么事，也会被迁怒到这个亲疏关系最远的亲戚身上。再加上“姥姥不亲、爷爷不爱”的社会地位和自身职业而造成的观感恶劣，所以每每遭到伤害。
    在犹太人这个名词出现后，紧跟着就是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作为从事早期金融业的犹太人在资本主义兴起后迎来了自己的一个定型期，即犹太人学说的兴起和日益完善起来了。

犹太人学说其实就是犹太人在金融资本社会其重要性日益发挥作用后，对自己的源流进行整理、创作和宣传的一个总纲领形成的过程，其目的就是为了突出自身的历史久远和出身高贵，其表现就是《圣经旧约》的形成和出现。然后在19世纪-20世纪初出现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就是犹太人学说的重要成果，这一思想和大英帝国的中东地缘政策（肢解奥斯曼）相结合，犹太人的应许之地就定在了巴勒斯坦地区。
《圣经旧约》是晚于《圣经新约》形成和出现，大约是在清康熙年间逐步完善并在随后的时间里慢慢的形成了统一的文本。基督教的相关思想虽然出现较早，但作为其理论教义的统一文本《圣经新约》，也是在明清之际盗用中华文明的成果、表述及组成形式而最终定稿的。而《圣经旧约》又是在《圣经新约》的基础上进行了创作，其蓝本是来自于早期佛教、大秦教、祆教和“耶和华”学派的经历的混合物。

    下面就是我从《罗马史新解》得到启发后向外延伸的思考，其逻辑还是暂定“事”的真实性，其余要素都是混乱的，由后人加工创作而成形的。通过《圣经旧约》对犹太人的历史记录，完全可以重新解读犹太教形成的历程。
    创世纪，基本可以视为祆教创世纪的犹太版，不做多说。然后就是两个重要事件，出埃及记和巴比伦之囚。
    个人一直在想，犹太教是从哪里传入南俄罗斯草原被可萨突厥人所采用的呢？说法有好几种，一种是犹太人失国后从巴勒斯坦经小亚细亚迁徙到黑海北岸，被当时掌控“两河”流域（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的可萨突厥人接纳；第二种是可萨突厥人是诺亚的子孙，是翻越高加索山而来的；更主流的就是布兰汗的“诸教选一”的故事，这个更玄乎，是“空降”的（典型的要有光就有光的神话）。这些说法总让我感到不真实，充满了怀疑。但公元850年整个可萨族群信奉“犹太教”这个事迹，让我发现其实还是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就是整个犹太宗教团体整体迁移而来和可萨突厥人形成了“祀”与“武”的同盟，这样的话就非常合理了。那么从哪里得出整个宗教团体整体迁移而来这个事呢？出埃及记！

关于“出埃及记”这个事，首先古埃及是18世纪法国东方学的产物，理由不再赘述。那么埃及作为古文明是不存在的，也就没有什么犹太人离开埃及到巴勒斯坦的故事了。不过这里有一个痕迹可以被接受，那就是在东地中海沿岸的早期文明是“跨海而来的”---大秦人远征和殖民，不过这是来自早期佛教和大秦教的记忆。随着大秦-罗马国的建立，那么他的核心区“罗马”是哪里呢？原来想不到，现在倒是能提出这个“罗马”的大致位置了，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安塔基亚，即古都安条克！那么巴比伦之囚这个事件结合着安条克这个城市，就可以和西方历史中萨珊波斯的沙普尔一世攻破安条克和掳掠“罗马”人为奴的事迹对接起来了。那么时间呢（公元三世纪晚期）？有被提前的嫌疑，主要为了对应“罗马史”。这又是来自大秦教的历史记忆。然后呢？《圣经》说“犹太人被波斯王居鲁士放归家园回到了巴勒斯坦，并让他们重新修建犹太神殿”。犹太人这一段的事迹其实就是被俘为奴后的大秦僧侣参与修建沙普尔一世的都城：尼沙普尔，在现在伊朗的设拉子附近。

    而所谓修建犹太教神殿，其实是参与修建了祆教的各类宗教设施。这是因为沙普尔一世是支持祆教创立和发展的君主。这个又是盗用了祆教的历史记忆。
    那么犹太人在波斯的内陆地区，怎么跑到里海北岸的南俄罗斯草原去了呢？这就是犹太教将自己在波斯本地生存发展的历史轨迹和祆教胡拉米教派的历史进行混合的产物。祆教胡拉米派，最著名的历史事迹就是发生在伊朗北部、阿塞拜疆一带的巴贝克起义。这是发生在公元九世纪（816-837年）的事件。在这次起义中，巴贝克最后是起义失败后，从伊朗北部向亚美尼亚方向逃亡时，被亚美尼亚当地的地主抓获交给阿拔斯朝处死的，这表明如果胡拉米派作为一个整体从伊朗北部向亚美尼亚-黑海东岸方向（下图中的大不里士-埃尔温-第比利斯-黑海）路线逃亡，成功率会很低，虽不排除有个人能逃脱，但作为群体基本上不可能。那么犹太教想混杂在胡拉米派中以此路线逃亡到南俄罗斯也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们走的哪里呢？出埃及记！

    伊朗北部、高加索地区及南俄罗斯地形示意图（图片源至网络）

简单介绍下祆教胡拉米派的思想：善恶二元，善恶二元的斗争，神启和先知是神在人间的使者以及“圣者不死即将归来”。这些内容都与犹太教的思想有很深的重合。
说句闲话，祆教作为古老宗教，或许被认为对当今世界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了，其实它并不遥远：近代欧洲王室因近亲结婚而导致的血友病，究其思想根源，其实就是来自祆教的血亲婚习俗，由此可见祆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之深。另外，现在印度的塔塔集团，路虎的东家，就是祆教徒。

    回到正文，看来犹太教的经历是脱离不了“出埃及记”的了。那么这个“出埃及记”现在来看就是犹太教在巴贝克起义后逃离波斯的事件，综合上面的分析，那么再来看他走的哪条路呢？里海西岸的荒山野岭！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里海有三个特点非常符合《出埃及记》的描述。
    1、里海的水位是一个呈南深北浅的形态的，其北部的平均深度是4-6米左右；

    里海（图片源至网络）
    2、经研究，在公元7-11世纪，里海水位是处于较低的时期；
    3、里海的水位是存在着暴涨和暴降的特性的，即里海水位的风增减水效应是十分显著的，特别是在伏尔加三角洲海域有时风减水可达4-5米，风增水也可达2米。
    通过这三个特点再对照《出埃及记》中的描述，犹太教群体从波斯北部向东到阿塞拜疆地区再沿着里海西岸的荒山野岭逃亡是当时他们所处的形势下不得不进行的选择。犹太教群体在逃亡到里海西北岸地区，利用里海水位低浅和风减水的地理特效，通过沿海滨地带涉水渡到更北的伏尔加河河口地区，这个经历就构成了摩西带领犹太人到红海时，神叫海水让路的“神迹”的蓝本；利用里海水位的风增水的地理特效，也就形成犹太人过海而埃及法老追兵被海水吞没的这个“神迹”的客观基础，要知道红海可是没有这么个特异情况的；而犹太教群体到达伏尔加河下游区域未与可萨人接触前不得不荒野求生的事迹，就成了“神罚以色列人旷野漂流”事迹的原型；犹太教群体和可萨人结盟的事件就是圣经中的“古希伯来王国分裂成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的模板，这是将合二为一创作成了一分为二，是“倒装”的手法，目的就是为了突出犹太教的“自古以来”的同时掩盖掉真实的历史。
    路线大致是图中的巴库-杰尔宾特-阿斯特拉罕

    杰尔宾特，在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按照介绍这里有一座古城堡(所谓杰尔宾特长城)，据说是古波斯修建，后沉寂，在7世纪左右萨珊波斯时期再次繁荣，这个古城堡是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但经过请教，杰尔宾特古城堡是17世纪重建，18世纪沙俄扩建，此前这个区域的遗址都是毫无依据的，其建筑与古波斯、萨珊波斯均无关系，广场上的几根爱奥尼亚柱是近代建造的。这表明，在古代的里海西岸地区就是一片荒山野岭。

现在重新梳理一下犹太教的形成历史吧，或者说《圣经旧约》故事的形成轨迹吧：沙普尔一世攻破安条克（“罗马”）掳大秦僧侣为战俘（犹太人失去故国千年的蓝本之一）----大秦僧侣作为奴隶参加了波斯的地方建设和祆教神庙建设----大秦僧侣沦落为社会底层，但其理论与祆教教义混合后(犹太教雏形出现）在波斯的社会底层流传----大食（阿拉伯）的兴起和对萨珊波斯的反攻倒算，使得萨珊波斯分崩离析，使混合教（犹太教雏形）摆脱了波斯的控制并在波斯地区流动起来----在中亚西亚的伊斯兰化浪潮中，吸收伊斯兰教的理论、仪制，化身伊斯兰教的支派但维持着大秦教-祆教-伊斯兰教的理论内容继续生存发展----参加祆教胡拉米教派为首的巴贝克起义，到达了波斯北部生存发展----巴贝克起义失败后，混合教（犹太教雏形）宗教群体整体沿里海西岸的荒山野岭逃亡至里海北岸----在里海北岸地区野外生存（圣经中的“神罚”）----与可萨人接触并结盟----犹太教雏形（耶和华学派）稳定下来了，这个时候叫“可萨-伊斯兰”可能更合适（应对中亚伊斯兰化浪潮）----蒙古西征，可萨人逃亡到基督教文化区----以“耶和华学说”争取到基督教的认可----犹太名词的形成----《圣经旧约》的形成----犹太教的形成。

犹太教的时间线：约公元1-3世纪的海传佛教（“海上民族”入侵-大秦人的远征和殖民）---约3世纪晚期（存疑）萨珊波斯沙普尔一世攻破“罗马城”（安条克）掳掠大秦教僧侣为奴（巴比伦之囚）---约7-9世纪化身为伊斯兰教支派在波斯各地生存发展---约9世纪参加祆教胡拉米教派的巴贝克起义---约9-12世纪“可萨伊斯兰”（出埃及记）---约12-13世纪基督教耶和华学派（蒙古西征）---约15世纪犹太名词形成---约17-18世纪《圣经旧约》形成---约18-19世纪犹太学说出现—约19世纪犹太教出现---19-20世纪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出现。

所以，通过重新解读犹太教的历史和时间轨迹，犹太教及承载犹太教的“犹太人”的原生之地应该是在里海北岸地区。只是他通过盗用了其历史源头的记忆（以孙充爷），在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和大英帝国的地缘政治思维结合后，将巴勒斯坦地区描述为“自古以来”！
所以所谓的犹太人失去故国千年的说法就是将大秦人僧侣（大秦人罗马国的灭亡是亡于东欧人-罗马统治阶层，详见《罗马史新解》）从安条克被俘的经历和可萨人被蒙古人打败失去伏尔加河下游的经历相混合后产生的，是一种“蒙太奇”的创作手法在历史记载中的运用。

在梳理了犹太人、犹太教和犹太学说后，再来看现代的西方宗教世界：天主教作为西欧基督教的主流，在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前后都是独领风骚的，他对内就是排挤东正教和迫害其他宗教流派，对外就是怼伊斯兰教，从来就没有重视过犹太教，最多就将之视为一个小众的教派而已。但随着国际金融资本日益占据国际政治的领导权后，犹太教也进入了一个高速扩张期。这里就要提到现代宗教的一个实质性问题了，即筹款能力。宗教组织的存活和发展永远是依赖于物质基础的，但在雇佣军和贩奴两项核心生意的丧失后，向教徒筹款就是宗教组织最核心的任务了。在国际政治历史中，东正教因俄国和东欧的经济水平低，其筹款能力一直是较为弱的，但凭借着沙俄的刺刀，在宗教版图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在苏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70年，东正教一直是处于衰弱状态的，只是冷战后才卷土重来回复了些生气，但没有了钱和刺刀，生存的就较为苟且了。而西欧天主教等基督教诸派，随大航海、工业革命到殖民全球到达顶峰，再经一战、二战后的日益衰落，其筹款能力也是在下降的。现在天主教主要靠东亚（日韩菲）和拉丁美洲的筹款来支持了，包括选出了首位来自拉丁美洲教皇方济各（来自阿根廷）就可见一斑了。
所以犹太教在创作《圣经旧约》时不仅仅将自己形象与“大秦教”重叠，而且还有对早期佛教这个西方诸教源头进行了重叠，其本身就是利用后发优势对伊斯兰、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进行“弯道超车”的表现，即给三教“当爹”！（以孙充爷法：黄浦江说自己是长江，嘉陵江、汉江和湘江等等都敢怒不敢言，因为它有钱）。现在大家印象里的“沙漠三教都是犹太人创建的”就是这个“弯道超车”的效果体现，所以才有了黑格尔的话：犹太教让犹太人与世界（基督教世界）对立起来了！

    黑格尔的话是什么含义呢？犹太教给三教“当爹”不好吗？正本清源啊！
    在《罗马史新解》中，我整理出了西方“文明”的一个经典套路：似是而非---以实证伪（指鹿为马）---鱼目“代”珠---反客为主---鸠占鹊巢。大家可以看看以色列自建国到现在对巴勒斯坦地区的侵蚀过程就能够对这一套路有直观的理解了。

    现在的以色列已经从“反客为主”阶段进入到“鸠占鹊巢”的阶段了。在这里要讲明确：西方历史下的鸠占鹊巢可不是把你的家抢了就完事了，按照西方的历史和宗教史的历程，都是新的个体从母体孕育、出生、成长，最后都是要把母体吃干抹净还要毁尸灭迹的！
    理解了这个套路，再来看犹太教给三教“当爹”也就能够理解他的真实意图了：犹太教按照《圣经旧约》编写的内容就是为犹太教今后吞并基督教提供历史基础和理论依据！这个套路说的直白点，其实就是“吃绝户”的手法：编好（伪造）家谱把别人家的人弄死完了，就可以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去霸占别人家的财产。
    看明白犹太教的这个套路后，你还会去嘲笑韩国人侵盗中国文化是无知吗？
    所以在这样的文化内涵下，当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的讲台上拍着《圣经》说“巴勒斯坦是以色列自古以来的土地！”这句话时，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就充分感受到了死亡的危险。在这样的前提下，再来看基督教的两大流派的那点分歧又算什么呢？
    通过这个宗教剖析，其实也就能够理解当今国际政治势力中的美-欧-俄的相爱相杀了。
    备注：文中为了照顾阅读习惯，一直称为犹太教，但不表明犹太教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

评论秦津庶人：里海有风增水位和风减水位的地理特效，这已经是非常普通的地理知识了。但在我之前，谁会把这两个地理特效和《圣经旧约》里的“出埃及记”中的两个神迹联系起来了呢？

这能不能说在当初描写“出埃及记”的两个神迹的内容时，这个内容在地球上是有真正的客观事实做支撑的呢？（来自天涯社区客户端）

注册就用马甲2：正所谓“魔鬼存在于细节”！西方的各种“经”，其实应该算是“口述”历史，其中的人、事绝对是有原型的，但是名字、时间看看就行了。而至于每一个事件的记载，这个事件应该有，但是前因后果时间地点来龙去脉等等，也许与原样就想去十万八千里了。这也正是口传历史的最本质特张。（来自天涯社区客户端）

    “驴分王属大秦，驴分王属大秦。从驴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飞桥长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南行，绕海直西行”

    斯里兰卡与印度大陆（泰米尔纳徳邦）之间的飞桥。
    图片来自旅印博主“随水”的文章。

    不再回答你的问题了。
    关于大秦有很多讨论，你可以秉持你的观点。
    还有，一个被帖主拉黑的人为什么还能够在这里回帖？而我作为帖主，回贴居然还要被审查，感到很纳闷。

    《历史上的大秦国，根本不是罗马，竟然在印度》

    https://mo.mbd.baidu.com/r/tK1eyAfNIc?f=cp&u=3bb089a8457b1a62（来自天涯社区客户端）

    随水：《南亚地缘政治和身份认同漫谈》
    https://user.guancha.cn/wap/content?id=534178&s=fwckhfbt

    从《罗马史新解》出发（二）
    ---“轮回”的轮回

    写这篇文章我可是鼓足了很大的勇气的，倒不是内容有什么困难，而是要怎么写让我犯了难，最后还是决定先写了再说。
    在《罗马史新解》中就提到过，在戳破了西方历史造假的这层窗户纸后，其实就是对“为什么说谎”和“怎么说谎”进行解析了。西方历史造假的主流逻辑就是西方宗教的自圆其说，即圣经历史学，目的是证明《圣经》的真实性。至于在这个逻辑下的其他目的如掩盖真实历史来源、以此为生意等等，均是圣经历史学的附带产物。
    既然抓住西方历史造假中宗教的这个主要因素后，那么梳理西方宗教的源流就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事了。只是我解读宗教历史的视角是一个并不为大众所熟悉的领域，所以这篇文章怎么写让我很纠结。

关于说谎，在中国有一个对说谎很有感受、有经验和有研究的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我引以为荣的职业：刑事侦查！
我对宗教历史的解读是以反诈骗破案的方法来梳理、分析和得出答案的。为什么要这样呢？第一、这是本业，最熟悉也最熟练；第二、“世事无外乎人情”，把握住了人，也就把握住了事；第三、我的对手是二百年前直到二千年前的前人先辈们，虽然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顶尖人物，但毕竟我们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的；第四、这些前人先辈早就把证据都写在他们的著书立说之中了，这就解决了侦查工作中最困难的证据收集工作；第五、经过后世历代文人、专家的解读，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的背景下，各方面的老师、大神对前人先辈著作的讨论、分析和辩论，也帮我完成了对证据的审查工作。可以说，一颗颗珍珠早已在面前，我只需要用“怎么说谎”这根线将它们串联起来呈现给大家了。

    说谎，是人的一种本能行为，那么为什么要说谎呢？趋利避害。这个趋利避害的思维是一种被动的心态，后世关于说谎是发展出主动型了，即利用说谎来谋取利益，这就是我们所常见的诈骗了。当然不是所有以说谎谋取利益的行为都构成诈骗，也可能是招摇撞骗或者寻衅滋事等其他罪名，但我主要是以破诈骗案的思路来解读宗教历史。
    说谎大致有两个成因：一个是因知识水平低，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弱而造成的错误认知从而导致的错误陈述；第二种就是明知是虚假的，甚至是主动构建虚假的言辞，用于谋取实际利益的。
    这两种成因在宗教历史中都是客观存在的。
    说谎的方法有千千万万，但究其规律，基本上都是“言胜讳败”，即只说对自己有利的，不说或少说对自己不利的。这个方法发展到后世就形成了诈骗中的“投其所好”，即利用被害人感兴趣的话题来设置陷阱。、
    虽然诈骗是利用说谎来获取利益，但不要认为诈骗就需要很高深的学问。其实很多骗子并不具备编造谎言的能力，他们只是在“背诵台词”，再利用各种因素将被害人引入到他们熟悉的“台词环境”中来，从而使用骗子预设的套路以达到骗财的目的。
    骗子的心理是什么呢？是对台词的充分相信和对使用台词（骗术）能够诈骗到财物的高度自信。这两个心理又是相互促进的，即使用台词骗取的次数越多和财物越多，对台词就越相信；而对台词的越相信，对使用台词就越自信，越自信也就越能够得手。
    那么骗子的台词来自哪里呢？一个是祖传的，即有源流的，是从旧社会混江湖的套路发展而来的；另一种就是与时俱进，从祖传的手法里面衍生出来的，经过改头换面的，不过虽万变但不离其宗。
    看了上面是不是越来越感觉和宗教很像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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