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国共早期分歧(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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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国共早期分歧(转载)

作者:攀登者ABC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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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早年有很激烈的社会革命思想，说要把资本家都杀光。蒋早年也曾受到日本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1923年到莫斯科，跟共产国际辩论：共产国际主张既要没收外国资本家的财产，也要没收本国的资本家的财产。当时，蒋介石说，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一是民族民主革命，二是社会主义革命。这远远早于毛泽东的两步走想法。毛泽东的两步走想法，已经是40年代的事了。
    蒋介石早年学习过马克思主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他在日记里说，马克思的著作难懂，但是，越读越有意思，终不肯释卷。也就是说，蒋曾经对马克思的著作佩服、感兴趣、愿意写读书笔记。
    蒋对中国革命的想法，基本是孙中山的想法。孙中山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只应该在发达国家。像俄国这样的国家，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中国只能搞民生主义，这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蒋介石接受了这个思想。他认为共产主义虽然好，但是当时只能搞新经济政策式的民生主义，而且看作是唯一的政策。孙的主张，与共产党的有几点区别：一是保护私有制和私人企业；二是夺取政权时需要暴力，但是在经济建设时，需要和平、调和与合作，不能搞斗争；三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消灭私有制时不能够使用暴力。
    所以，具体到当时的中国，有两个问题，一是土地问题，二是资本问题。讲到土地问题，最早主张“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先提出来的，国共没有分歧，问题是怎么让农民有土地。孙中山讲：要让农民有土地，要让地主也不吃亏。也就是说，国民党的土改是和平的、双赢的土改。这跟共产党主张的土改有巨大区别。当时共产党是“打土豪分田地”，重点是一个打字啊！你不打，怎么去分呢？
    在资本问题上，孙中山主张要用发展生产力的办法、税收的办法，用经济的办法，去限制资本主义。四个字：节制资本。凡老百姓能办的中小企业，让百姓自己办；凡百姓办不了的大的企业，由国家办。蒋介石从孙中山那里继承了下来，并且要从社会主义路线上去发展资本，他叫社会资本主义。蒋介石反对彻底没收，反对暴力。

    阶级斗争
    蒋介石和共产党合作时曾说过：“有了阶级便免不了要争斗，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国民党也不必反对他，但是，这种斗争，总以不妨碍国民革命为限，要在革命统一的指挥范围以内，使农工运动得收实益而又不破坏联合的战线。”
    到了“清党”之后，蒋介石就完全反对阶级斗争，，宣称：“要各个阶级合作，不是要一个阶级的专政”。
    北伐进程中，在中共的领导或影响下，广东、湖南、湖北地区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有“三日一小罢，十日一大罢”之势。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减租减息斗争掀起，这时，社会尚无明显反对意见。不仅如此，由于湖南等地的农民、农会，欢迎北伐军，积极为北伐军带路、担架、侦探，因此，国民党将领对农民运动颇有好感。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各村人民与农会有迎于十里之外者，殊甚可感。农民协会组织尤为发达，将来革命成功，当是湖南最有成绩。
    在运动中，工人的社会地位、工资水平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也出现了若干“左”的倾向，列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每天四小时以下”，以及捕捉工厂主、店主，捆绑游街，等等。对此，蒋介石主张双方“调和”。他向商人呼吁：不要拒绝工人的“急迫的要求”，保证“本党与国民党断乎不会蔑视商人，又向工人呼吁：“急需受本党指挥”，“非但不该仇视商人，并且须在可能范围内急谋谅解”
    但是，此后的工人运动并没有按蒋介石所允许的轨道发展，蒋介石对工人运动的不满和敌视日益强烈。之后，自1927年2月起，毛泽东多次为湖南农民运动喊好，称颂农民完成了“四十年乃至数千年来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毛当然也看出了运动中存在着“左稚之病”，如：有五十亩地，即为“土豪”，穿长衫，即为“劣绅”，以致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以及农民斗地主的手段“出于法律之外”，当时的乡村已“陷于无政府状态”，等等，但他认为“矫枉必须过正”，这一切都是“革命斗争中所必须的手段”，“过分一点也是对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怎能不严厉一点！”
    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则与毛泽东的态度完全不同，他们声称湖南农民运动是“无条理的暴动”，视为对社会基础的大破坏。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苦于外资挤压和军阀压榨，希望国家统一和强大，在一段时间内，民族资产阶级对广东革命政府和北伐是持好感的，1926年，上海资本家王晓籁等人组织代表团访问广州，印象良好。但是，广东地区的工人运动发展起来之后，他们对革命逐渐害怕起来。工人一而再再而三的罢工，以及不断增长的提高工资的要求都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尤其不能接受的是工人成立工会后，自己就失去了自由解聘员工的权利。
    北伐军攻下武汉后，天津《国闻周报》发表过一篇题为《全国实业界应要求蒋介石宣明态度》的文章，该文要求蒋介石明白回答：“是否仿照赤俄，将以其政策为模范？在广州之劳工政策，将推行于长江流域？对香港之封锁政策，将采用于全国商铺？”该文称：中国连年战祸，民生困苦，实业生机，不绝如线，不能也不应该赤化。这篇文章可以看作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蒋介石的一次公开呼吁。
    武汉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左”的倾向也日益发展，资本家们迫切需要找寻蒋介石的庇护。
    1927年3月，蒋到上海后，对上海商业联合会代表称：关于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绝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于是，上海资本家，特别是金融资本家们纷纷解囊，以换取蒋对工人运动的抑制。
    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的广度、烈度都迅速发展，中共内部或认为“必要之举”，或认为“过火”现象，争论不一。但是，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却普遍认为“过火”。1927年春夏，武汉国民政府发表一系列训令，目的都在于纠正“过火”现象。当时，由于工人罢工、列强与南京方面的封锁等多种原因，武汉政府及其所控制的地区经济空前恶化，苏联原来答应给予的援助又未能充分兑现。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至此遂完全破裂。

    《李宗仁回忆录》
    1927年1底月，李宗仁回到武汉，发现武汉三镇已面目全非。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简直如火如荼。1月初旬，汉口群众和英水兵冲突，乘势冲入英租界，英人见革命群众的声势太大，不得已，答应将英租界交还中国。不久，九江英租界也收回，军心民心均大为振奋。
    不过，武汉的群众运动，已发生越轨现象。工会组织遍地皆是，罢工日有所闻，但是这种罢工多数为不合理的聚众要挟。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已到了资方完全不能负担的程度。然各工会的要求仍是有加无减，以致武汉工厂、商铺很多被迫歇业。连挑水、卖菜的都有工会组织，时时罢工以图增加收入。武汉三镇克复不到数月，竟至市况萧条、百业倒闭，市上甚至有时连蔬菜也不易买到。而工人、店员等则在各级党部指导之下，终日开会游行，无所事事，呈现出一种狂热奔放，但是却十分不合理的怪现象。农村的群众运动尤为幼稚。大地主不消说了，就是小地主、自耕农的财产，也被籍没充公，本人甚或被枪杀。乡村农会的权力，大得吓人。
    谭延闿告诉李宗仁说，他茶陵家里的佃农，也难逃此劫运。总之，当时武汉和两湖地区的社会秩序，被国共两党内幼稚的党务人员，闹得乌烟瘴气。政府和党部，在运动初期未加以丝毫约束。李宗仁在武汉所见所闻，使他紧皱眉头，认为这是极大的隐忧。
    此时武汉党政军高级人员的反蒋空气也已逐渐明朗化。“联席会议”中的人，为了迁都问题和蒋介石短兵相接自不消说，军人之中也酝酿反蒋甚烈。唐生智、张发奎等都已公开表明态度，只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表示拥蒋，然陈铭枢仅有一个军，实力究属有限。
    武汉反蒋人士，认为李的态度有点中间偏蒋，足以维持蒋的地位于不坠，乃纷起包围李宗仁，企图以说服和利诱的方式，来争取李参加他们的反蒋运动。
    常来李处动员他反蒋的，都是党政军三界的重要领袖人物，如徐谦、顾孟余、唐生智、邓演达、张发奎、鲍罗廷等。他们反蒋的理由不外数端：一是说，蒋在制造军事独裁。他在广东已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如今北伐期中，又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现在已成为一新军阀，本党如不及早加以抑制，袁世凯必将重见于中国。再就是，蒋介石想以军力挟持党和政府于南昌，破坏党纪和政府威信。另外最重要一点，即蒋脱离群众，走向反革命途径，和旧军阀、旧官僚相勾结等。总之，蒋介石必须打倒或撤换。至少“总司令部组织法”应大加修改，以减少蒋的权力，防止其独裁的倾向。
    李宗仁则一再引太平天国为例：洪杨同室操戈，以致功败垂成，殷鉴不远。蒋是有缺点，但也有他的长处，党以前也加意扶植过他，今天我们也可以善意地去帮助他，纠正他。断不可闹到决裂的程度，非打倒他不可。临阵易帅，原是兵家大忌，在今天的情况，尤其会动摇军心民心，乃至影响国际地位，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李宗仁更郑重地说：“蒋总司令固有缺点，但我们党政军各界也有严重的错误。试看我们幼稚和过火的群众运动，如今闹得市面萧条，人民居处不安；军队里的政工人员则处处挑拨士兵和官长的感情，以图渔利。凡此种种都于革命有损无益，而我政府和党部却充耳不闻。”
    李宗仁质问邓演达：“你说工人罢工就叫作革命，为什么同志们不到敌人的后方去策动罢工呢？为什么偏要在我们革命军后方越轨闹事，闹得我们菜也没得吃呢？”
    邓演达说：“这是革命时期的幼稚病，终归无法避免的，将来必能逐步改正。”
    李宗仁说：“你们何不在这方面多用点力，而偏要搞打倒主帅的大题目呢？”

    在1月中旬蒋介石离开武汉之后，反蒋的说客到李宗仁的第七军军部来访的络绎不绝。双方互驳的内容大体如上所述。其中最具体的，要算是鲍罗廷约李宗仁“酒叙”的一次了。
    这天，鲍罗廷忽然专柬来约李宗仁小叙，李应约而往。两人首先寒暄一番，鲍氏也着实夸奖李的战功。嗣后，他慢慢地引入正题，鲍说：“李将军，北伐是你一手促成的啊！当日援湘也是你们广西首先出兵的。今日北伐一帆风顺，革命不久便可成功，你总不希望革命流产吧！”
    “当然不希望它流产。”李说，“相反，我正希望革命战争早日胜利，军事时期早日结束，好让和平建设早日开始。”
    “那么，你看蒋介石近日作风是个什么样子呢？我看他已经完全脱离群众，眼看就要变成一个新军阀。李将军，你是革命元勋、北伐的发动者，我想你不应该跟着一个军阀走吧！”鲍罗廷说时面色十分严肃。
    李宗仁说：“鲍先生，蒋总司令缺点是有的，但是无论怎样，我不主张打倒他。我主张以和平的、善意的方式去帮助他、纠正他……”接着，李便列举临阵易帅的危险和洪杨内讧导致覆灭的故事。对他们所发动的反蒋运动，期期以为不可。
    鲍说：“我看你们绝不能再让蒋介石继续当总司令了。再当下去，中国必然又要出现一个独裁者，革命就会前功尽弃……”他沉思片刻，继续说：“你看蒋介石如果失败了，谁能继承他呢？据我看，李将军，论党龄，论功勋，论将才，还是你最适当。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这问题！”鲍氏说着，露出很诚挚的面色来等待李宗仁的回答。
    李宗仁心想，鲍罗廷今番竟欲置我于炉火之上，以总司令的位置来诱惑我。因而正色地告诉他说：“鲍顾问，你还没有认识我！你不了解我的思想、我的愿望，乃至我的个性。我们革命军人唯一的愿望是革命早日胜利，国家可以偃武修文，息兵建设，我们也可以解甲归农。革命不成，马革裹尸就是我们唯一的归宿。既参加革命，我就未考虑到我自己的前途。鲍顾问，你是亲自在场的，你看我力辞前敌总指挥，并保荐唐生智担任，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希望以唐为例，对外号召赴义，以广招徕。你看我考虑到自己的名位没有？鲍顾问，你并不了解我的为人！”
    鲍罗廷被李宗仁一番大道理说得张口结舌，一声不响了。李接着又说：“鲍顾问，我们国民革命至今日已是为山九仞，然而现在却发生了困难。你是我们的顾问，你要负重大责任啊！”
    李便一项一项地数给他听，例如：群众运动的越轨，闹得人人恐慌，社会啧有烦言，妨碍革命进展等等。
    “鲍顾问，”李宗仁说，“这种幼稚行动是否有人故意制造来和我们革命军为难呢？再说打倒礼教，解放妇女吧，也应该缓缓地进行，怎么可以军阀还没有打倒，我们已进步到男女同浴的程度呢？”
    “这些都是群众的幼稚病，革命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举个例子来说吧，你说妇女们想不想生儿女？”鲍说时颇有得意之色。
    “生产是妇女的天职！”李说，“既是女人，就要生儿育女。”
    “请问，妇女生产痛苦不痛苦呢？”鲍说。
    李回答：“岂但痛苦，有时还有生命危险！”
    “这就是你们的革命了。”鲍笑着说：“妇女知道生产痛苦，还是想生产，正如你们知道革命困难，还是要革命一样。你们今日革命，由于幼稚病所引起的困难，也就是妇女生产时的痛苦——是避免不了的。”
    鲍罗廷本是一个有高度辩才的人，往往说得对方哑口无言。他回答李宗仁的问难，例子也举得颇为切当。但时，李宗仁立刻回答他说：“顾问先生，你是相信科学的啦！今日的产科医生和各种医药设备，无不尽量减少产妇的痛苦和保障生命的安全，绝没有产科医生任由产妇受苦，甚至听凭她死亡之理。今日我们的国民革命，正如医生对产妇一样，不独不设法减轻革命过程中的痛苦和损害，反而有意无意地任由他挫败覆亡，这种道理说得通吗？”
    鲍氏闻言大笑，举起酒杯说：“李将军，你会说话，你会说话……哈哈！咱们喝酒！”他把酒杯向李的酒杯丁当一碰，一饮而尽，结束了两人之间的一场辩论。
    鲍罗廷是有名的口若悬河的人，而李宗仁则一向不长于辞令。这一次不知哪里来了一股灵感，居然把鲍罗廷说得无辞以对。这或者是理直气壮的缘故吧！

鲍罗廷，一个苏联派来的小小顾问，竟然想把中国北伐军的领袖换掉，简直把自己当成了中国革命的太上皇。

    “四一二政变”前夕的吴稚晖
    吴稚辉是国民党元老，陈独秀是中共领袖，两人一度关系密切，但是，“四一二”政变前夕，吴稚辉却与蔡元培、李石曾等一起，“检举”陈独秀和中共，成为蒋介石“清党”的舆论制造者。
    1926年9月，广州国民党中央为开展江苏及上海地区的工作，成立了江苏特务委员会，以侯绍裘、吴稚晖、张静江、钮永建等7人为委员，而以钮永建主其事。自此，吴稚晖遂与罗亦农、汪寿华、侯绍裘等中共党人多有来往，共同策划上海地区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
    同年10月，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决定，上海起义必须组织“无产阶级的独立行动”。23日，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爆发。吴稚晖认为这是汪寿华等“时图于国民党外，要在上海另植一种革命势力，以为共产党之地”。因此，曾向汪等表示：“勿急躁。如国民革命完成，贯彻中山先生之遗嘱，将来进一步，中山先生亦非不能共产者。何必图挂招牌，仍卖假药，学上海书商辄卖预约券，作朝生暮死之事乎！”同时，吴稚晖对苏俄也心存戒惧，当面对苏联驻沪领事馆人员表示，希望俄国人诚心帮助中国革命，而不要“伸缩操纵”。1927年1月至2月间，国民党右派散布，中共要在上海成立“工人专政政府”，吴稚晖疑虑更多。
    后来，汪寿华提议成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对于这一名目，吴稚晖极为敏感，当即表示反对：“如欲开重要会议，先前已成联席会，即商界学界，亦应该加入，何以今日合了换汤不换药之诸人，又欲别立一名目？难道国民党还不够革命吗？倘共产党必欲自立名目者，乃无意与国民党合作。吾立国民党地位，敢提出抗议。”
    吴稚辉还写信给陈独秀，借中国古代和世界的历史故事，指责陈独秀及中共在国民党中强分左右两派，逼人激进，是耍弄权术，虽有小效果，但不可多用，不可过度。多用权术就会出问题。吴并称：人善于模仿，教猱升木的结果只能引导坏人做坏事。
    吴稚辉说他本人的国共合作理想是：“现在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将来国民党变成共产党”，时间早晚，可以商量，希望两党之间，如乳交融，泯合无迹，对内和平，对外斗争。吴再次表示，不可一再耍手段，用权术。吴称：列宁、托洛司基之间已经分为“彼此”，如此层层“剥蕉”，在内部斗争不已，如何有终止之日！
    1927年3月6日夜8时，陈独秀、罗亦农约吴稚晖到住处谈话。关于这天晚上谈话的内容，吴稚晖的日记详尽叙述了二人对话。
    吴：我是不讳言无政府是要三千年才成的。列宁的共产主义，在中国等二百年恐还不够。
    陈：你疯了。无政府与共产可以很快的。
    吴：这无非假的罢了，是赝品。
    陈：那我请问你。现在我们中国共和是假的。还是康有为的复辟好？还是假的共和好？
    吴：那末即日挂了共产招牌，行的连三民主义都不如，突然把许多老朋友丢了，于心何忍呢？
    陈：现在哪里行共产？行共产不是疯子吗？
    吴：那末据你判断，列宁的共产，行在中国要若干年呢？
    陈：二十年足矣！
    吴：那末岂不是国民党的寿限，止有十九年，便要借尸还魂了呢？
    吴稚辉的意思是，三民主义适用于现在，共产主义适用于将来。根据中国现有的国情，无论如何只能够实行三民主义，不能实行共产主义。
    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应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步的最早的设计者之一，但是，此时却认为中国在二十年内即可行“列宁的共产”，之所以如此，可能受了北伐战争进展甚快的影响。
    吴稚晖对“列宁式的共产”一向不满。这次夜谈，陈独秀的话强烈刺激了吴稚晖本已存在的“反共”神经。
    3月16日，吴稚晖致函蒋介石，他认为工人运动“逾轨”，已经到了“万方一慨”，到处不满的严重地步。要求“大憝既歼”云云，显指正在酝酿中的“清党”计划。可见，这时的吴稚晖已经和蒋介石完全站到一起了。
    形势发展得很快。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同日，召开第二次市民代表大会，选出上海临时市政府委员会委员。23日，国民革命军程潜所部攻占南京。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次日，吴稚晖即会见蒋介石，提出反共建议。
    1927年4月2日，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李宗仁等8人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中央鉴察委员会，陈独秀的“二十年在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的说法就成了吴稚晖“检举”中共的主要内容。

解放战争中，毛泽东为了打败蒋介石，他采用暴力方式将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分给农民，从而取得农民的支持。但是解放后的第一年，毛却出尔反尔，又将农民对土地的自主权收回去，搞所谓的“共产”，即公有制，农民干活的积极性一落千丈，但是毛对这些充耳不闻。在毛统治时期，中国出现了几千年来所没有的“消极怠工”现象。从而间接导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老百姓近3000万，毛却把政府的责任直接推给了不会说话的老天爷。
解放前，毛为了和蒋斗，为了拉拢人心，他对知识分子阶层做出一副友善的样子，等到全国一解放，他马上露出真面目，开始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迫害，50多万知识分子未经过审判即被“劳教”，一直到毛去世两年后，一部分侥幸存活下来的知识分子才获得自由、平反。

某些人从中学毕业后，从此只看电视不看书，他以为电视上宣传的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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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10-06 16:58:52 更:2021-10-07 17: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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