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评中国某些文人对张居正的吹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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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评中国某些文人对张居正的吹捧

作者:亦明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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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是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生前权倾一时，享尽万历皇帝的恩宠。但他死后不到一年，其太师、上柱国头衔就被褫夺；再过一年，其家被抄，子嗣被囚。《明史》说，“终万历世，无敢白居正者。”【1,p.5652】清朝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的编者这样总结张居正的一生：

    “神宗初年，居正独持国柄，后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互掩。”【2】

    所谓“毁誉不一，迄无定评”，实际上是“毁多誉少”。事实是，因为张居正的口碑太差，他的同僚王世贞都不敢公开称赞他的政绩：“予心服江陵之功，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恶也”【3, p.630】；《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虽然同情张居正，但也说“江陵功罪约略相当”【3. p.233】。事实是，曾任清朝工部尚书的傅维鳞（1608-1667）在编纂《明书》时，将大臣分为勋臣、忠臣、名臣、武臣、权臣这五大类，而权臣类只有两人，即严嵩与张居正。【4】虽然《辞源》说“权臣”“多指掌权而专横的大臣”，但在傅维鳞的笔下，“权臣”的含义与“奸臣”距离颇近——所以朱彝尊才会质问傅维鳞：“毋乃过与？”【5, p.357】

    一、张粉蹿起

    其实，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张居正所得到的一切，不论是生前的恶名载道，还是死后的祸及家门，都是咎由自取。别的不说，御史刘台在万历四年对他提出的弹劾，张居正就没敢对其中任何一条做出回应；他所做的，除了在万历皇帝面前痛哭流涕、伏地不起之外，就是反诬刘台对他“报复”，加之以撂挑子不干活来要挟皇帝。【6, p.96】谁都知道，一个位高权重之人，在遭到自己的门生“报复”之后，他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据理力争”，即将那些不实之词一一戳破，证明它们是无中生有，甚至是造谣诽谤。实际上，当张居正在万历六年遭到王用汲的“间接弹劾”之后，就是这么做的。【6, pp.147-148】那么，为什么对于刘台的弹劾，张居正却不敢回应呢？原因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那些弹劾条款全部属实——连沈德符都说它“颇中肯綮”。【3, p.492】而刘台的后学老乡方志远也说：“刘台对于张居正的弹劾，几乎件件确凿、事事不虛。”【7, p.31】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陈生玺更进一步，说“刘台这一疏……事事处处都打到了张居正的痛处”、“刘台所劾全是事实”。【8, p.91】

    事实是，不仅刘台在万历四年刀刀见血，弹无虚发，万历皇帝在万历十二年给张居正定下的那几条罪状，“诬蔑亲藩，侵占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地亩，假以丈量，遮饰骚动海内，专权乱证，罔上负恩，谋国不忠”【9, p.2819】，也没有一条不是基于事实。也就是因为对之无从辩解，所以朱东润只以“神宗和居正说过，‘只是看顾先生子孙便了。’是这样地看顾也许没有料到！”这两句话将之匆匆带过。【10, p.390】其实，张居正的最大罪过，万历帝并没有说出，那就是，张居正登上首辅宝座的第一步，就是勾结内宦冯保，构陷首辅高拱；即使是在把对方挤出京城之后，仍不罢手，妄图利用“王大臣案”将高拱置于死地，证明其内心既阴险又恶毒。【11】也就是因为冯保对张居正有再生之恩，所以王世贞说，在当时就有“居正傲于上而卑于冯保”这样的流言。【12, p.107】而文秉则说，“江陵结巨珰为内援，玩冲主于掌中。”【13】事实是，为了抗拒“守制”这个“祖宗之法”，张居正与冯保密谋在先，指使吕调阳、张四维为其请命在后，然后又故作姿态地连上三疏请求奔丧，迫使万历帝与他合演双簧戏，即接连三次下诏“夺情”——这不就是在欺负幼主吗？在封建社会，除了弑君之外，还有比欺君更大的罪过吗？事实是，根据《明史·太祖本纪》，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八年曾下诏：“百官奔父母丧不俟报。”【1, p.30】也就是说，张居正回家奔丧，根本就不需要上疏请假。

    万幸的是，在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毁多于誉”之后，张居正终于在坟墓中迎来了春天，即一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粉张热潮，其特征就是对其“功业”的“脍炙人口”。【14, p.147】而这个一路看涨的“张居正牛市”，始作俑者就是梁启超，他早在戊戌变法前夕，就将张居正与王安石并列，说“昔王临川之变宋，张江陵之造明，绩用克成，道皆在是。”【15】进入二十世纪后，梁启超更是大张旗鼓地编纂“中国六大政治家”丛书，而张居正就是那“六大政治家”之一。在他去世后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中，还有“明代……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这样的话。【16】在梁启超的笔下，“政治家”远不是世人口中的“政客”，而是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大救星”相类似的伟大人物。【17】但遗憾的是，尽管梁启超一生著述极丰，但他却至死也没能给张居正立传。

    梁启超去世之后，市面上陆续出现了陈翊林的《张居正评传》、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和佘守德的《张江陵传》，这三本书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张粉粉张的第一个高潮。实际上，陈翊林在书中开宗明义就说，他作那本书的目的，不仅是要给张居正“洗冤”，而且还要“为民族增辉”。【18】而佘守德更是以继承梁启超的遗志为己任，写书连体例都参照“六大政治家”系列.不过，他对“张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总结出张居正遭受攻击的“六种类型”：“因畏而毁之”、“因忌而毁之”、“因疑而毁之”、“藉口尊儒（而毁之）”、“藉口名教（而毁之）”、“藉口专擅（而毁之）”。【14, pp.148-149】也就是说，在佘守德看来，那些批评张居正之人，如果不是小人坏蛋，那一定是“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守旧派”、“反动派”。至于朱东润，他说自己写《张居正大传》的最大原因就是张居正“为这最后的中国皇室延长了七十二年的存在。”【19】因为刻意要与陈翊林和佘守德的“评传”体例相异，甚至要与梁启超的《王荆公评传》相异——朱东润说它是“一种倒退”，因为它“把王安石这个伟大的政治理想家进行了一次大切八块的处理”【20】——；并且，因为引用了大量的史料而与陈、佘二人的赤裸裸洗白方式不同，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确实给人一种用“真凭实据”说话的感觉。但实际上，朱东润的“真凭实据”大多都是单方面的、选择性的。所以，台湾历史学家苏同炳从那三本书中找出了一个共同特点：“极赞张居正的事功而又对历史所加予张居正的恶劣批评多方为之辩释。”【21】毫无疑问，后来的张粉不仅继承了这个“粉张传统”，他们还将之发扬光大。

    确实，到了六十年代，台湾中华书局出版了署名唐新的《张江陵新传》，其粉张的热情和力度，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连一个尊张居正为“独裁良相”的张粉都说它“令人有英雄无差失的感觉。”【22】进入七十年代以后，张居正在中国大陆时来运转，一举成为中国历史上“二十六个大法家之一”，所以连一直被当作批判对象的朱东润都得以沾光，受到重新“利用”。【23】“四人帮”倒台后，张居正的行情不但没有回落，他反倒逆势上扬，变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改革家”。【24】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被扣上“改革家”的桂冠，就像是在封建社会被尊为“太师”、“上柱国”一般荣耀。所以，张粉们就像是被注射了鸡血一般，将张居正的“股值”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也就是说，生前就已经臭名昭著的张居正，到了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祖坟突然冒起滚滚青烟，他被一些人当作“能人”的典型而被寄予无限的厚望。很可能是看到大势已成，所以朱东润把自己写作《张居正大传》的秘诀告诉了世人：

    “必须把这样的为国为民的人写出来，作为一个范本，要想真正做到为国为民，从当时我的政治认识看，止有如此。”【23】

    所谓的“范本”，与曾经风靡一时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即所谓“高大全”，基本上是同义词。而不论是铸造“范本”还是塑造“高大全”，其手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不惜任何手段给主人公清洗污垢然后抛光贴金。实际上，《张居正》一书的作者熊召政就是这么说的：

    “写到这里，若有人问我‘你的历史观是什么’？我回答十四个字：‘不以道德论英雄，应为苍生谋福祉。’拙著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正是按这样的历史观来征选史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地虚构。”【25】

    这才叫不打自招。试问，如果“不论道德”，你们凭什么把严嵩父子打成“奸臣”啊？

    事实是，对于万历年间的言官而言，严嵩确实要比张居正好得多：

    “以严嵩之贼害忠良，当时台谏犹敢言之；自居正擅权，专意伺察台谏，凡其章疏少干时政，轻则补外，重则中伤。”【26】

    而按照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马振方的分析，熊召政的所谓“征选史料”、“合理地虚构”，不过就是通过“厚诬”其他人和“粉饰”张居正来编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真实”。【27】而谁都知道，使用这样的手段，任何写手都能把赵高、秦桧、严嵩、和珅写得堂堂正正、漂漂亮亮，比张居正还要高大上——如果他们愿意的话。确实，张粉们一边把张居正塑造成红光满面的“范本”，一边又极力丑化严嵩父子，甚至对徐阶设毒计将严世蕃构陷至死也津津乐道、拍手叫好【10, pp.58-58】【28】【29, pp.75-76】——这样的双重标准，恰恰就是张粉的死穴。

    1996年，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机关刊物《人民检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从张居正被迫行贿说起》。仅看标题，你就会猜出，该文的中心思想就是说，张居正向冯保行贿是“被迫”的，因为如果不如此，他就“无法取得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所需的权力”，因此无法“改革”。【30】也就是说，在“张粉”的眼里，“改革”成了张居正作恶的最大理由。

    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不仅张居正本人被打扮得佛光照顶，连与他狼狈为奸的大太监冯保也与有荣焉，变成了一个正面人物：有人就撰文证明他是“顺应历史潮流、支持改革、承担风险”的好太监。【31】还有人撰文证明，冯保与张居正的内外联手“使社会受益、生产发展”【32】、并且“全面限制了皇帝的行政权和腐化倾向”【33】。而这样的文章，全都是打着“学术论文”的招牌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

    事实是，因为在立言、立德方面毫无建树，所以张居正被捧的唯一原因就是他的“事功”。而张居正的最大事功莫过于替皇上搜刮民脂民膏，并且把“本来属于富户的一部分负担从此即转嫁于贫家小户。”【34, p.152】实际上，连万历皇帝都发现，张居正主持的“清丈”——这是所谓“张居正改革”的核心内容，始于万历六年，也就是张居正被“夺情”的第二年——，就是变相增税，其方法就是“短缩步弓，虚增地亩，及将山陂湖荡屋基坟墓并积荒地土升则派粮，贻累军民”。【9, p.2387】《明史》也说，“……居正尚综核，颇以溢额为功。有司争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见田以充虚额。”【1, p.1883】所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生玺这样写道：

    “当然这些财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开源发展生产增加来的，而是从老百姓那里强行征取来的。得益的是朝廷，受害的是老百姓。”【8, p.62】

    最奇的是，尽管如此横征暴敛——当时的民谣是“量尽山田与水田，只留沧海与青天；如今那有闲洲渚，寄语沙鸥莫浪眠”【35】——，张居正为朝廷做出的最大贡献也不过就是“冏寺积金钱至四百余万。”【9, p.2336】而这个数字，仅及张居正的儿子张简修一次送给冯保的贿赂——“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万两，银十万两”【36】——的四倍左右（按一两黄金折合十两白银计算），但却远不及大太监冯保的个人家当。据王世贞说，抄冯保家所得“金银百馀万両珠宝瑰异以万计”【12, p.123】；据《明史》，“保金银百余万，珠宝瑰异称是”【1, p. 7803】；而据《明实录》，由于监守自盗，抄冯保家所得不过“十一二耳。”【9, p. 2454】换句话说就是，张居正每为国库敛聚一两银子，中国的老百姓——也就是朱东润和熊召政所说的“苍生”——就要为之向贪官付出十倍甚至百倍的代价。

    很可能也觉得这样的“事功”有些滑稽可笑，所以到了后来，张粉们把张居正的事功说成是什么“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37】、“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38】。如果这样的理由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战国末年的吕不韦岂不比张居正更伟大、英国工业革命前夜时那些漫山遍野的绵羊岂不比张居正更高明，因为吕不韦比张居正早了将近两千年，而那些咩咩的羔羊比张居正干得更彻底、更干净。

    其实，即使张粉们说破了天，他们也不敢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就算张居正的“事功”确实是“事功”，它们的取得也完全都是基于前人、甚至可以上溯至嘉靖年间的变革、改革【39】的基础之上。实际上，假如张居正不使用阴谋诡计把高拱挤走的话，所谓的“万历新政”很可能更伟大、所谓的 “万历中兴”很可能更辉煌——这是韦庆远先生说的话：

    “由张居正总揽大权以主持的万厉十年改革，基本上是隆庆时期以高拱为主张居正为副推行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续和发展。两者之间的承传和衔接关系是非常明显的。”【40】

    其实，连张居正本人在死前都承认，他取得的那些成就是因为“盖有所受之也”，只不过他把自己“所受”的对象说成是徐阶【41】，而不是高拱。实际上，朱东润也说，张居正接替高拱出任首辅，“一切只是人事的变动，不是政策的变动。”【19, p.135】而朱东润之所以肯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其前提就是坚决否认张居正曾参与甚至设计了那场他所谓的“大政变”——据他说，张居正对之只是“事前定有所闻”而已。【19, p.134】其实，不论朱东润承不承认，铁打的事实仍旧是：张居正取得那些“事功”的根本前提，就是与阉人联手，陷害忠良——关于此事，不仅在野史之中传得沸沸扬扬【11】，即使是在正史中，那也是言之凿凿。【1, pp.5641-5642, pp.7800-7801】事实是，在当时，张居正联手冯保逼走高拱可谓尽人皆知，所以刘台才会说“先帝临崩，居正假托疾病，斥逐大学士高拱……往者王大臣狱兴，诬连高拱”这样的话。【42】而张粉们之所以要高喊“不论道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知道这类事实。而梁启超之所以没有写成《张居正传》，最可能的原因就是，他发现张居正根本就不符合他所认定的道德标准。因为按照梁启超，“政治家”不仅要有学识、有才能，而且还要讲道德。【17】不讲道德的标志之一就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这是他评价孙中山：

    “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人人都借口于‘一时过渡的手段，’结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所谓‘本来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43】

    实际上，论“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孙中山比张居正差远了，因为连央视第一张粉郦波都知道，尽管“举朝上下，士大夫们没一个会觉得冯保这个太监会是一个什么好人” 【29, p.332】，但在整个大明王朝，“也就张居正一个人拿他冯保当个人来看”。【29, p.270】问题是，张居正为什么要逆道行车、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呢？当然是因为冯保是陷害高拱的第一功臣——万斯同就说，“张居正生平事业，皆由冯保。”【44】最好笑的是，郦波在为其偶像抢功之时，竟然一再强调高拱留给张居正的是一个“烂摊子”【29, pp.141-142, p.156, p.193】；而在遭到严厉质疑之后【45】，他一如既往地装聋作哑。

    参考文献

    【1】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

    【2】《四库全书存目提要·〈太岳集〉四十六卷》，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一一四》，齐鲁书社1997年版151页。

    【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

    【4】傅维鳞：《明书》卷一百四十九、一百五十，见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8年版《明书》。

    【5】朱彝尊著、黄君坦校点：《静志居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6】樊树志：《万历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方志远：《万历兴亡录》，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8】陈生玺：《帝国暮色：张居正与万历新政》，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9】《明实录·明神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印行本。

    【10】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开明书店1945年版。

    【11】详见高拱：《病榻遗言·毒害深谋》，中华书局1985年版；崔振生：《高拱传》，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年版380-392页。另见：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六；文秉《定陵註略》卷一；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12】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中华书局1991年版。

    【13】文秉：《定陵註略》卷一，《江陵覆车》，叶十二。

    【14】余守德：《张江陵传》，正中书局1946年版。

    【15】梁启超：《致汪康年书（一八九三年二月十六日）》，见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2页。

    【1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141页。

    【17】沧江：《责任内阁与政治家》，《国风报》1910年26期3-14页；梁任公：《政治家之修养》，《清华周刊》1925年16期1-7页。

    【18】陈翊林：《〈张居正评传〉叙》，中华书局1934年版。

    【19】朱东润：《我为什么写〈张居正大传〉》，《文化先锋》1947年6卷24期18-22页。

    【20】朱东润：《论传记文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3期5-10页。

    【21】苏同炳：《人物与掌故丛谈——南窗随笔甲集》，好士出版社1973年版98页。

    【22】邱仲麟：《独裁良相张居正》，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218页。

    【23】朱东润：《我怎样写作〈张居正大传〉的》，《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3期130-137页。

    【24】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43页；长江日报编辑部编：《楚天诗话》，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215页；王超：《张居正整顿吏治》，1982年1月4日《人民日报》第5版；顾奎相、陈涴：《中国古代改革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肖少秋：《张居正改革》，求实出版社1987年版。

    【25】熊召政：《闲话历史真实》，《理论与创作》2004年1期24-25页。

    【26】杨四知：《追论党恶权奸欺君误国乞正国法彰天讨疏》，见《万历奏钞》卷十八，《续修四库全书 468 史部· 诏令奏议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676-680页。

    【27】马振方：《厚诬与粉饰不可取———说历史小说〈张居正〉》，《文学评论》2003年6期52-62页。

    【28】方舟子：《严嵩的末日》，见《江山无限——方舟子历史随笔》，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34-41页。

    【29】郦波：《风雨张居正》，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2009年版。

    【30】许金芳：《从张居正被迫行贿说起》，《人民检察》1996年12期35-36页。

    【31】彭胜利：《试论冯保在张居正改革时期的作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1期81-84页。

    【32】李绍强：《张居正联合宦官冯保原因试探》，《菏泽学院学报》1990年3期48-51页。

    【33】李绍强：《再论张居正与宦官冯保的联合》，《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6期58-63页。

    【34】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

    【35】陆世仪：《论赋役》，见道光本《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九。

    【36】王国：《逆恶中珰交通内外包藏祸心恳乞圣明重加究处以正国法疏》，《万历疏钞》卷二十，见《续修四库全书 469 史部· 诏令奏议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4-5页。

    【37】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41页。

    【38】方志远：《万历兴亡录（四）是非张居正》，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2011年10月11日。

    【39】唐文基：《明中叶东南地区徭役制度的变革》，《历史研究》1981年2期115-135页；田澍：《嘉靖革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40】韦庆远：《有关张居正研究的若干问题——〈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一书的序言》，《史学集刊》1998年3期15-25页。

    【41】张居正：《少师存斋徐相公八十寿序》，《张文忠公全集（六）》，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607-609页。

    【42】刘台：《恳乞圣明节收辅臣权势疏》，见《万历疏钞》卷十八，《续修四库全书 468 史部· 诏令奏议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669-675页。

    【43】梁任公：《孙文之价值》，1925年3月13日《晨报》第二版。

    【44】万斯同：《明史》卷三百二，见《续修四库全书三二九·史部·别史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316页。

    【45】岳天雷：《高拱留下来的是“烂摊子”吗?——兼评郦波先生的〈风雨张居正〉》，《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1期75-79页。

    （未完待续）

    (续前)

    二、腆颜粉饰

    大致来说，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波可以算是一个典型的张粉。看看他是怎么证明张居正之“清廉”的：

    “把张家所有的亲族一起算上，‘就’抄出了十万两银子。这个十万两银子，在经过万历新政之后的晚明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知道那位万历时期的名妓杜十娘，啊，就是怒沉百宝箱那位，她的私人财产，怎么说也不止几十万两吧？是不是？更不要说那个萧条时期，还不是经济发达时期，前面那个萧条时期，跟张居正一样做了十几年内阁首辅的严嵩，他被抄家，抄出来的黄金白银，光这两项，折合起来，将近三百万两，更不用说古玩字画、珍奇珠宝了，那是不计其数。”【46】

    郦教授的博士论文题为《王世贞文学研究》，因此他应该算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明代文学专家。可是，根据明代作家冯梦龙的那篇著名小说，杜十娘付给老鸨的赎身之金只有三百两银子；而据杜十娘自己估计，她在妓院含辛茹苦地干了八年，为老鸨挣下的银子，也不过“数千金”——而已。至于她怒沉的那个“百宝箱”，共有三匣，第一匣宝物“约值数百金”；第二匣宝物“约值数千金”，最后一匣，也就是杜十娘抱着沉江的那一匣，虽然冯梦龙说“莫能定其价之多少”，但他却让杜十娘说出了它的价值：“箱中蕴藏百宝，不下万金。”【47】请问郦教授：你的那个“怎么说也不止几十万两吧”，到底是“怎么说”的啊？

    其实，郦教授肚子里的那点儿小九九，也是所有张粉脑袋中的那个小算盘：与那些贪官动辄几百万两银子的家产相比，张居正太清贫、太可怜了——台湾张粉唐新在六十年代就是这么说的：

    “那一点金银，很可能包括家中器血，妇女首饰在内。这对一个当权甚久的首辅而言，似乎太菲薄。……我们且看别人抄家情形吧！代宗抄王振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三十株，他珍物无算。’武宗抄刘瑾家，‘得金银数百万，珠玉宝玩无算。’世宗抄江彬家，‘得黄金七十柜，白银三千二百柜，他珠玉不可胜计。’即神宗抄冯保家，亦得金银百余万。江陵和他们比，亦太寒村了。”【48】

    事实是，张居正敛聚的家产并非仅仅“十万两银子”。原来，“寒村”的张居正共有两处宅邸，一处在任职的京师，另一处在老家江陵。据《明神宗实录》记载：

    “刑部查居正在京庄房值价一万六百七十两，原住宅内金二千四百馀两银十万七千七百馀两；金器三千七百一十馀两，金首饰九百馀两，银器五千二百馀两，银首饰一万馀两……。”【9, p.2757】

    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居正在京庄房”极其豪华，“壮丽不减王公”，相当于大贪官严嵩宅邸的四分之一，清朝时成为全楚会馆。【49】而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张居正的江陵宅邸与其京师宅邸“同样豪华”，但前者耗资二十万两银子，其中“张居正自己拿出来的钱，还不到十分之一。”【6, p.89】也就是说，张居正敛聚的财富，仅房产一项就已经达到四十万两银子之谱。张居正死后，其京师宅邸几被搬空，“骡车三十辆，搬运一月，填满京衢；粮船八十艘，绵延百里，阻塞运道。”【26】但即使如此搬运，朝廷仍旧从中搜出金七八千两，银十余万两。

    实际上，从万历帝下旨查抄冯保，到下旨查抄张居正，其间隔长达16个月。也就是说，张居正的儿子有将近五百天的时间来处理那些不义之财。所以江西道监察御史李植在万历十二年七月说，自从“苍头”尤七被捉之后，张家预知大厦将倾，于是“潜入京师，以求庇护，探听已久，谋划甚详。其重赀厚蓄埋匿他所者，十之六七；其奇珍轻齎餽献要路者，什之四三。室之所存，仅千百之一二耳。”【50】同样，负责查抄江陵张府的丘橓也说：

    “蓋緣嗣修等，先年一聞馮保之被抄、莊守禮之被逮，即將違禁異物、外國奇寶，悉付之烈焰中，煙浮街巷，數晝夜不息，合郡皆知。”【51】

    可是，尽管经过近五百天的销赃活动，丘橓、张诚等人仍从荆州张府中缴获“其诸子兄弟藏得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52】《明史》也说：“诚等尽发起诸子兄弟藏，得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1, p.5651】所以，在《明神宗实录》中有这样的记载：万历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己丑），“户部奏籍没张居正金银宝玩共一百十槓，命内库查收”【9, p.2802】；二十一日（乙未）“户部奏抄进张居正金物第三运一百一十槓，命该库查收”【9, p.2805】。

    根据《天水冰山录》附录《籍没朱宁数》的记载，“金七十扛共十万五千两，银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万（两）”【53】，则一“扛”金相当于一千五百两，一“扛”银相当于二千两。假设该书所说的“扛”即《明实录》中的“槓”；并且，万历政府从张居正江陵府中抄来的三批约三百三十槓“金银宝玩”、“金物”中全部都是白银，则它们也相当于六十六万两。如果其中三分之一是黄金，则相当于十六万五千两黄金，四十四万两白银，折合白银二百万两。这个数字，与冯保一次就向张家索要“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万两，银十万两”非常般配。

    其实，连傻子都知道，一个只有十万家产的财主，根本维持不了张居正家那样的排场——所以刘台才会问他：“入阁未几，而富冠全楚，果何致之耶？宫室舆马，妻妾奉御，有同王侯，果何供之耶？”【42】实际上，对于这些实情，张粉们也都知道，所以郦教授在忘乎所以之际会让这样的话脱口而出：

    “在整个明代，要说葬礼的排场之大，除了皇帝的葬礼，也就要算得上张居正他爹张文明的葬礼了。”【29, p.284】

    据王世贞说，“居正之丧，与辎重凡七十余，般用夫三千余人，前后十余里不绝于是。”【12, p.122】如果张家仅有十万两银子，他们到底是如何操办张居正“他爹”和张居正本人的仅次于皇上的葬礼的呢？

    参考文献

    【46】郦波：《大明脊梁张居正14 冷箭防不胜防》，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2009年10月27日。32分8秒处。

    【47】冯梦龙：《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见冯梦龙：《警世通言》，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485-500页。

    【48】唐新：《张江陵新传》，台湾中华书局1968年版227-228页。

    【49】周家楣、缪荃孙等编纂：《光绪顺天府志》第八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2508页。

    【50】李植：《大臣朋奸党逆诬上欺君乞独断以昭臣鉴》，《万历疏钞》卷十八，《续修四库全书 468 史部· 诏令奏议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685-687页。

    【51】丘橓：《為恭報事完復命疏》，见：丘橓撰、陈时龙点校：《丘橓〈望京楼遗稿〉奏疏两篇》，《明代研究》2011年17期187-191页。

    【52】倪文蔚、顾嘉蘅等修撰：《荆州府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70年据光绪六年刻本影印，588页。

    【53】佚名：《天水冰山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1页。

    三、如此厚诬

    对于所有的张粉来说，刘台在万历四年对张居正的弹劾——朱东润称之为“第一次打击”——都是一座必须攻克的堡垒，否则张居正的正面、光辉形象就无法树立。而他们手中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张居正对刘台的反诬。所以，陈翊林在从《明史》中抄录了刘台的奏疏——他以为那就是“原文”——之后，这样写道：

    “刘台原为文忠的门生，以御史巡按辽东，违例误报战功，已受戒责，有恨于文忠。”【54, p.64】

    同样，朱东润和佘守德都在叙述刘台弹劾案之前，先把张居正对刘台的反诬拿来当作铺垫：

    “刘台经过这一次严旨申斥，充满怨愤，就在万历四年正月上疏弹劾居正。”【10, p.217】

    “公此时愠于群小，悉心应付，固已痛苦非常。不谓其门生刘台以巡按辽东时违例误报战功，致受饬责，竟以万历四年上疏，对公肆行攻击，藉以报复，其措辞之偏激，尤足予公以难堪。”【14, p.72】

    也就是说，老张粉粉张居正的招术之一就是“诋毁”或“厚诬”刘台以及所有“张黑”的人格。而后起之秀郦波则出于粉而粉于粉，他凭借自己的“语言文学”功底，在驳斥刘台奏疏之前，竟然凭空编造出一个刘台曾任江陵县令、并且通过“拍张家的马屁”获得张居正提拔的故事：

    “张居正有个学生叫刘台，是隆庆五年的进士，当时的主考官刚好是张居正，所以他应该算是张居正的学生。但问题是张居正的学生多了去了，开始也和这个刘台没什么关系。可巧的是，刘台一开始‘组织部’安排官是什么呢？是湖北的江陵县县令，就是荆州那个地方的县官，正好是张居正他的老家，湖北江陵嘛。所以刘台在这个江陵县令上，琢磨着怎么和当朝首辅搭上点关系啊？于是他就拍张居正他爹张文明老爷子的马屁。所以张居正他爹，经常在给这个张居正写家信的时候，啊，一封家书，对不对，就经常提到刘台这个人怎么怎么好，在当地做官的名声怎么怎么好。当然张居正也不是光听他爹的话，因为他听他爹老提就注意到他了，再加上考成法一考核，刘台这个人除了拍马屁，他确实很聪明很能干，政绩也不错，考成法一考核，值得提拔，张居正就注意他了。所以很快，到了万历三年的时候，刘台就当上了辽东巡按。”【55】

    那么，刘台是如何“拍张居正他爹张文明老爷子的马屁”的呢？这是郦波在其粉张名著《风雨张居正》、《千古名相》中呼风唤雨般的讲述：

    “于是他走了张居正他爹张文明的路子，把老爷子的马屁拍得足够，在张家建宅拿地这些有关张家利益的事上都大开绿灯。江陵曾经因为长江改道，而产生很多荒滩地，这些土地那可都肥沃得很。因为是荒滩地嘛，本来应该算是国家的，但刘台以及江陵的地方官为了拍张家的马屁，就把这些当作正常的无人认领的田地进行“失物招领”。

    “有人会奇怪，把这大片肥沃的江滩地进行“失物招领”，那岂不是太没脑子了？那谁都愿意来认领啊，那还不要抢破头了？

    “你以为这些当官的都是傻子啊？要有这么好的事儿，他们还不自己先领了，还等别人来嘛？他们这就是一个冠冕堂皇的样子而已。刘台先举行江滩地的失物招领，再有意唆使张居正他爹张文明来认领，你想除了张家，在江陵这块儿，谁敢来认领这大片的土地啊？

    “所以，刘台这拍马屁的招儿那可谓是炉火纯青了。”【29, pp.202-205】【56, pp.229-230】

    事实是，据《明史》，刘台的履历非常简单：“刘台，字子畏，安福人。隆庆五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万历初，改御史。巡按辽东，坐误奏捷，奉旨谯责。”【1, p.5989】同样，刘台家乡的《吉安府志》【57】和《安福县志》【58】中，也都没有提到刘台曾经出任江陵县令这码事。不仅如此，在《荆州府志》的《职官志》中，大小官吏的姓名都有记载，而明朝时出任江陵县令的59个人之中，只有两人姓刘，一个叫刘恺，是“南乐举人”；另一个叫刘铉，是“隆庆间任”。【59, p.358】是不是编写《荆州府志》的土包子不如郦教授学问大，把刘台误写成刘铉了呢？偏偏这个刘铉是个“名宦”，所以《荆州府志》有他的小传：

    “刘铉，鄱阳人，进士，隆庆三年知江陵县。庭无积牍，吏无积弊，断决如流。清里甲，均赋敛，兴贤礼士，善政不可殚书，江陵至今诵之。”【59, p.450】

    而在当时，确曾有人向张居正推荐这个刘铉，但那个人并不是“张居正他爹”，而是荆州府知府王古林。这是张居正给他的回信：

    “赉奏官来，辱华翰，具悉。刘江陵尚未至，至当以谏议处之。”【60】

    据《张居正集》编者的注释，“本篇写于隆庆六年九月”。也就是说，直到隆庆六年，江陵县令的县令仍是刘铉。还是根据编者的注释，“刘江陵：湖广江陵县县令刘铉。铉，鄱阳（今江西鄱阳）人，隆庆二年进士，三年知江陵。在任期间，清里甲，均赋敛，政绩显著。此后不久任给事中。”（同上。）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刘铉不是刘台。

    也就是说，郦波的故事，除了主人公姓刘之外，其余的细节连捕风捉影都谈不上。实际上，如果郦波编造的这个故事是真的，则它不仅证明张居正贪赃枉法，任其父亲在江陵吞并国家财产；它还证明，那个被张粉们吹破了天的“考成法”——朱东润说，在他看来，张居正一生的主要功业就在于他的考成法【19】——就是张居正培植私党、排斥异己、谋取私利的工具。所以说，新生代张粉不仅无知，而且愚蠢。不过，他们毕竟有点儿小聪明，知道“粉饰”张居正的最佳途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途径，就是“厚诬”张居正的敌人。



    信口雌黄
    上图显示，郦波教授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上通过编造“刘台拍张居正他爹张文明老爷子的马屁”获得张居正提拔的故事来诽谤刘台，妄图以此抵消刘台弹劾张居正的影响。无论是在电视上，还是在后来出版的书中，郦波都没有交代他那个故事的来源；而除了郦波之外，我没有发现任何人曾经讲过那个故事。

    参考文献
    【54】陈翊林：《〈张居正评传〉叙》，中华书局1934年版。

    【55】郦波：《大明脊梁张居正14 冷箭防不胜防》，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2009年10月27日。12分54秒处起。

    【56】郦波：《千古名相——郦波评说张居正》，中国工人出版社2016年版。

    【57】《刘台传》，见余之祯等纂修：《万历〈吉安府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347-348页。

    【58】《刘台传》，见北京图书馆编：《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华东卷）》上编第七十二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579-580页。

    【59】倪文蔚、顾嘉蘅等修撰：《荆州府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70年据光绪六年刻本影印，588页。

    【60】张居正：《答荆守王古林》，见张舜徽主编：《张居正集》第2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323页。

    四、张粉博佬

    央视在推出《大明脊梁张居正》时，一再提及主讲人郦波是“南京大学博士后”、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据南京师大的官方网页，郦波是“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专业博士，汉语言文学博士后”。但是，你只要听到他在央视上把“吕调阳”读成“吕掉阳”，你就会明白，他实际上连《千字文》都没有读过。确实，郦波教授的古代汉语水平真的让人啼笑皆非——看看他是如何翻译张居正的奏疏的：

    “张居正病倒前在给小万历的一篇请假报告里轻描淡写地说：‘臣自去秋，患下部热病，仰荷圣慈垂悯，赐假调理，虽标症少减，而病根未除，缠绵至今。’（《张太岳集?奏疏十一?给假治疾疏》）

    “这话是说，我自去年秋天患病，病状为热毒之症，当时承蒙皇上和太后关心，让他调理了一段时间，虽然好多了，但没彻底好全，所以现在还不太行。”【29, p.327】

    整整七年之后，郦波才把他的“汉译”做了如下修改：

    “这话是说，我自去年秋天患病，病状为热毒之症，当时承蒙皇上和太后关心，让我调理了一段时间，虽然好多了，但没彻底痊愈，所以现在身体还不太好。”【56, p.364】

    也就是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博导郦波可能直到今天也没能搞懂“热病”不等于“热毒之症”，“标症少减”不等于“好多了”，“缠绵至今”不等于“现在身体还不太好”。但难能可贵的是，他终于搞懂“彻底好全”不是规范的汉语——不论在古代还是现代，不论在文学还是在史学。

    前面提到，明神宗在万历十二年曾下旨给张居正定罪——这是《明神宗实录》中的记载：

    “都察院等衙门覆参故相张居正疏。奉旨：張居正誣衊親藩，侵奪王墳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聰；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本當斮棺戮屍，念效勞有年，姑免盡法。伊屬居易、嗣修、順、書，都永戍煙瘴。都察院其榜居正罪狀於省直。”【9, p.2819】

    而就是这段话，被郦波教授译成了这样：

    “万历十二年（1584），八月，万历皇帝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写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管制言官，蒙蔽我聪明。专权乱政，欺骗主上忘恩负义，谋划国家不忠。本会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且免去全部法追论。’”【56, pp.395-396】

    也就是说，根据这个“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专业博士，汉语言文学博士后”，箝制=管制；朕聪=我聪明；本当=本会；尽法=全部法。难道他的汉语是跟韩国人学的？

    不过，上面这段“郦波汉语”中，最出彩的就是“断棺戮尸”这四个字，它们最早出现在樊树志的《万历传》中【6, p.204】，显然是对《明实录》“斮棺戮屍”或《万历邸钞》“斫棺戮屍” 【61, p.261】的误抄。樊教授大概做梦都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失误，把一众张粉带进了坑里。1997年，方是民发表《张居正二三事》，其中不仅抄袭了“断棺戮尸”这四个字，而且还把樊教授综合《明实录》和《万历邸钞》改写而成的圣旨也全都抄了去。【62】而郦波教授的“断棺戮尸”极可能就是从方是民那里抄来的二手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他在央视上大讲“大明脊梁张居正”时，郦波教授也和方是民一样，以为张居正的财富主要来自皇室的赏赐【56, p.239】（事实是，万历皇帝的赏赐，每次一般只有几十两银子）；也和方是民一样，把张居正称为万历新政的“总设计师”【29, p.248】（事实是，如果真有“总设计师”的话，那也是高拱）；也和方是民一样，以为张居正请来的医生是通过“开刀动手术”来治疗他的痔疮【29, p.327；56, p.365】——实际上，郦波还编造了一个“张居正给徐阶的信里说，幸亏你推荐的这位叫赵裕的名医给我确珍了，而且还给我动了外科手术，彻底切除了痔疮的根子”这样的瞎话【29, p.328】——（事实是，中医治疗痔疮，根本不用开刀动手术）；也和方是民一样，以为那次“手术”是导致张居正去世的直接原因【29, p.330；56, p.367】（事实是，当时盛传张居正因纵欲过度、服用春药而死）如此的亦步亦趋、前车后辙，出于巧合的可能几近于零。

    其实，“斫棺戮尸”是一句成语，早在宋人欧阳修编纂的《新五代史》中就曾出现过【63】，在明末清初人钱谦益的《牧斋初学集》中也出现过【64】，在清末民初人柯劭忞编著的《新元史》中还出现过【65】。具体到万历帝的这个“判决”，从《万历邸钞》到《明实录》，从《国榷》【66, p.4485】到《明史纪事本末》【67, p.959】，尽管字体不一，但其第一个字却全都是“斫”字或其变种——连通俗小说《明史演义》都是如此【68】。也就是因为如此，从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10, p.390】到佘守德的《张江陵传》【14, p.84】到唐新【48, p.226】，相关引文全都是“斫棺”——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的《张居正大传》中，“斲”字被简化成“斫”。【69】

    据郦波自己说，为了宣讲“大明脊梁张居正”，他不仅“参看了”《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国榷》和《明神宗实录》“这样的史料”，他还阅读了“现代人有关张居正的一些著作”，其中，最重要、最主要的就是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29, p.340】实际上，他在《大明脊梁张居正》的最后一集主要表达自己对朱东润的敬意。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郦教授：您的“断棺戮尸”到底是从哪儿搞来的啊？

    更好笑的是，“汉语言文学博士后”郦波不仅古代汉语不过关，他的古代历史知识更是贫乏得让人咂舌——这是《千古名相——郦波评说张居正》的最后一段话：

    “崇祯末年，大明危亡之际，崇祯皇帝朱由检感叹：‘思陵之季，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只惜世间已无张居正。”【56, p.396】

    郦波教授放在引号中的那句话，出自清朝文人林潞的史论文章《江陵救时之相论》的结尾，其上文是：

    “自江陵殁后，而诋江陵者，非惟自轻，而卒以误国。庙堂诸老，委蛇无建白，而使神考轻宰相、恶谏官，燕安无忌。矿使四出，宫闱挟宠；九列无官，朝堂不御；封疆大患，帷幄无谋；以门户筹边，以朋党任将，一误再误。宦寺乘之，而国不可为矣。思陵之季，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70】

    也就是说，那个发出“抚髀思江陵，而后知……”感叹之人，只是林潞本人。退一万步说，思陵乃是崇祯的陵寝，崇祯皇帝怎么可能会在生前说出“思陵之季”这样的话呢？

    那么，郦教授的这个笑话到底是怎么搞出来的呢？原来，在1993年出版的《万历传》中，有下面这段话：

    “崇祯三年（1630年），思宗又给还张居正后人的官荫与诰命。时人评论道：当大明王朝国将不国之时，皇上‘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相一也’①。”（注①：“林潞：《张江陵论》，见《重修荆州府志》卷七九，杂记志·纪文。”）【6, p.206】

    四年后，1997年，方是民根据上面这段话写出了下面这段话：

    “在张居正当国十年所留下的家底被神宗、熹宗糟蹋得干乾净净，国破家亡之际，崇祯就明白了张居正的好处，知道‘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相一也’，才给张居正彻底平反。江陵张居正故宅有题诗云：‘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只不过恩怨尽时，也是封疆危日，一切都即将成为历史了。”【62】

    再过十九年，2016年，就出现了郦波教授的那段话。应该承认，郦教授肯定看到了林潞的原文，所以他才会把樊教授的“救时相”改成“救时之相”，而没有重蹈方是民的覆辙。但也恰恰是因为看到了林潞的原文，郦教授才会画蛇添足，在句前加上“思陵之季”这四个字，结果贻笑“千古”。真是何苦！

    事实是，郦教授不仅古代汉语、古代历史不过关，他的现代汉语好像也不怎么样。例如，朱东润不仅在《张居正大传》的初版序言中说自己写作该书“是从今年一月三日开始”，序尾注明所谓“今年”就是“一九四三年”，他还在四年后谈写作体会时，开篇就说“三十二年一月，我开始撰述《张居正大传》，八月写成”。【19】可是，推崇《张居正大传》不遗余力的郦波却一再说：“这部《张居正大传》是朱东润先生46 岁的时候，也就是1941年，于四川乐山写的”【29, pp.340-341】、“他于1941年的1月3日开始动笔，仅过了7个月，到了1941年的8月6日，这部洋洋洒洒三十万字的皇皇巨著《张居正大传》就全部完成了”【29, p. 341】、“朱东润先生在1941年的抗战岁月里，用了仅仅七个月的时间就写出了这部洋洋三十万字的皇皇巨著”【29, p.351】、“朱东润先生是1941年8月6日完成整部《张居正大传》的创作的” 【29, p.351】。实际上，直到七年之后，他还是那么说。【56, p.390】

    总之，虽然张居正的行情波波见涨，但他的粉丝的成色却郦郦日下。

    参考文献

    【61】《万历邸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版。

    【62】方是民：《张居正二三事》，《新语丝》1997年6月；亦见《方舟在线》，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350-355页；《江山无限——方是民历史随笔》，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29-33页；《我的两个世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29-32页；《方是民自选集》，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版502-505页；北京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318-321页；方是民：《恩怨尽时封疆危日——张居正二三事》，《同舟共进》2006年7期24-25页；方是民：《名臣张居正二三事》，《各界》2008年4期52-53页。（注：该文的纸版曾被各出版社的编辑做过不同程度的修改。）

    【63】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491页。

    【64】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816页。

    【65】柯劭忞：《新元史》，中国书店1988年版745页。

    【66】谈迁：《国榷》，中华书局1958年版。

    【67】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

    【68】蔡东藩：《明史通俗演义》，会文堂新记书局1939年版443页。

    【69】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395页。

    【70】林潞：《江陵救时之相论》，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十四，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533-536页。

    五、张粉史学

    除了通过炮制“事实”来厚诬张黑之外，张粉粉张的另一个伎俩就是扭曲逻辑，也就是所谓的诡辩、狡辩。例如，在给刘台的脑袋扣上一个特大号的屎盆子之后，郦波教授还花费了相当的篇幅来驳斥刘台的那份奏疏。可以肯定地说，郦波不仅不曾读过刘台奏疏的全文，他连刘台奏疏的摘要都没有读完，因为仅根据《明史》的摘录，刘台向张居正提出的质问就至少有十条【1, pp.5989-5992】；可是，郦波却说什么“刘台主要指出了张居正的六大罪状”【29, p.209】。问题是，郦教授到底是怎么为张居正辩护的呢？答曰：无理争三分。因为按照他的说法，刘疏中“五条所说的也正是张居正的改革成绩所在”：

    “他打着‘祖宗成法’的旗号行改革之实，这说明他聪明。他用考成法肃清官僚队伍、使内阁集权，那是改革必要的权力保障。他不按惯例使用人才，并不避亲疏，正说明他不拘一格用人才。他是以宰相自居，那是因为他现在的地位确实就相当于以前的宰相啊。他给李太后写《白燕诗》，那是人家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关你什么事儿啊？他追缴欠税，那是国家经济窘迫，没办法啊！”【29, p.211】【56, pp.237-238】

    这样逻辑和口吻，假使北宋时的牛二能够超越回来，他也得拜郦波教授为舵主。

    除了刘台之外，张粉们的最大敌人就是万历帝，因为是他让张居正死后蒙羞。所以，从张居正遭贬之日起，张粉们就一直在搜罗万历帝蓄意报复其“恩师”——按照郦教授的说法，万历帝是张居正的“继承人”【29, p.326】——的证据。例如，崇祯年间问世的《楚宝》一书中，有一篇张居正的传记，其中对张居正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而在叙述张居正倒台之前，该文专门讲述张居正对万历帝过于严厉，暗示两人因此积怨：

    “上敬重公，呼太岳先生，而不名。掖庭少有嬉戏，辄虑张先生知之，而公亦益以夹辅主德自力。然上春秋渐长，公过为禁持不少假。尝在讲筵，上读《论语》至‘色勃如也’，读作背音，公从旁厉声曰：‘当作勃字。’上悚然惊。而上左右贵幸用事，多恨老珰冯保，公又尝疏请斥逐，其为奸佞者，是以寖相构，而辅臣张四维亦怨公。”【71】

    这个传统，后来被所有的张粉都继承了下来。可是，找来找去，他们找出来的也不过就是那三两个陈芝麻烂谷子，其中之一就是《楚宝》中所说的那个“当作勃字”典故；其余两个，一个是张居正受李太后之托，为万历帝起草罪己诏——朱东润说那件事是万历帝“日后报复底张本”【10, p.349】——；另一个是方是民说的“太后曾命张居正辅助他到三十岁再亲政之耻”——樊树志说这是“神宗对张居正由亲至怨的转变……一个很重要的契机”。【6, p.158】最奇的就是一本号称“融合百家之说，贯通正史野史”的《紫禁城档案》，它罗列出张居正生前与万历帝的十大过结。【72】

    好笑的是，为了坐实万历帝蓄意报复张居正，张粉们把万历帝整肃张居正的过程描述得深谋远虑、井井有条，颇显其“雄才大略”。可与此同时，为了衬托张居正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没有张居正就没有万历中兴”，他们又极力把万历帝描绘成一个昏君或者是一个不懂人事的小孩子——郦波教授就口口声声地称他为“小万历”，在一本不到二十万字的《风雨张居正》中，“小万历”了将近四百次，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总之，为了“粉饰”张居正，张粉们连自扇耳光都茫然不知。

    事实是，就在张居正死前一个半月，万历帝还曾“以元辅张居正诞日，遣司礼监太监孙隆诣第，赐银一百两、蟒紵四表里、银福寿字四十两、食物有差。”【9, p.2307】就在张居正死前九天，万历帝还曾因“辽左大捷”而“功进元辅居正太师，荫一子锦衣卫世袭指挥同知。”【9, p.2329】三天后，万历帝又派太监到张府“视疾赐银”并带去手敕，将过去十年“四海升平”的功劳全都归之于张居正，而说自己不过是“垂拱受成”。【9, p.2332】实际上，直到张居正去世前两天，万历帝还在要张居正为“国家大计”向他进言。【9, p.2334】而当他得到张居正的推荐名单之后，马上在次日提升了潘晟、余有丁【9, p.2334】——即使是遭到大臣的强烈反对，他仍“以晟系元辅遗疏特荐，不听。”【9, p.2337】如果万历帝对张居正早就居心不良，要在他死后反攻倒算，他干嘛自找麻烦，在他死前对他言听计从，并且送上前所未有的大礼——按照黄仁宇的说法，太师乃是“文臣中至高无上的官衔，在本朝二百年的历史中从未有人在生前得到这个荣誉。”【34, p.28】——给自己挖坑吗？

    实际上，连郦波教授都说，虽然张居正在死前曾多次请求回乡“疗养”，但万历帝就是不许。为什么呢？“除了张老师在，别人做事都不放心。”【73】可惜的是，在出书之际，郦波把那句话删去了。【29, p.330】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他后来意识到，这个说法与他的万历帝早就存心“报复”张居正、要“反攻清算”张居正这个说法不兼容。

    其实，恰如黄仁宇所说，“圣明天纵”的万历帝从张居正那里受到的最大教育就是，他猛然发现，自己的那位“道貌岸然”的恩师，不过是一个“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私生活极其奢侈”、“出于卑鄙的动机而卖友求荣”的“一个玩弄阴谋与权术的人。”【34, pp.31-35】事实是，张居正为教育万历帝而编纂的那套《帝鉴图》，前三个故事分别是任贤图治、谏鼓谤木、孝德升闻，而张居正恰恰就是任人唯亲、排斥异己；杜绝言路、严惩谏官；贪恋权位、拒不守孝。所以，连与张居正没有任何交集的谷应泰（1620-1690）都义愤填膺，对他破口大骂道：“真狗彘不食其余矣。”【67, p.960】由此可以推知，当事人万历帝看到张居正的阴暗面时会作何感想。而万历帝从一个聪慧的少年，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昏君，张居正可以说是居功至伟，这也是他留下的最大政治遗产——他以自己的言传和身教，让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有作为的青年将理想和抱负彻底看破，最终破罐子破摔。

    钱穆说，张居正“能治国，不能服人。法度虽严，非议四起。”【74】为什么呢？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明史》所说，“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1, p.5650】所以说，张居正的所作所为，即使是完全出于公心，其必然结果也只能是“人亡政息”。所以钱穆将明朝灭亡的根子，归咎于张居正：“继之为政者，惩其败，多谦退缄默以苟免。因循积弊，遂至于亡。”【74】可叹的是，那些居心叵测的“张粉”对如此简单、如此明显的道理却全摆出一副比昏君还要昏庸一万倍的面孔，装傻卖痴。

    为了给张居正鸣不平，郦波还煞有介事地这样写道：

    “要知道按明朝的法律，只有谋反、叛逆以及奸党三类大罪才可以抄家的，现在张居正还没这样的罪名，小万历就要抄他的家,可见实在等不及了。”【29, p.335】

    郦教授的这段话是从朱东润那里抄来的：

    “明朝底法律，抄家只有三条：（一）谋反，（二）叛逆，及（三）奸党。（见《明史》卷一九三《翟銮传》）居正的罪状属于哪一条呢？”【10, p.387】

    郦教授显然不知道，朱东润在从“《明史》卷一九三《翟銮传》”中找到“明朝底法律”时，他隐瞒了一个细节，即在翟銮说出“按律籍没止三条，谋反、叛逆及奸党耳”之后，嘉靖皇帝马上提出用奸党罪抄宦官谷大用的家，而翟銮则附和道：“陛下，即天也。春生秋杀，何所不可。”【1, p.5111】而这样的道理，在当时是世人皆知，所以张居正才会对“小万历”这样说：“国家政事，或宽或严，行仁行义，惟皇上主之。”【9, p.1023】也就是说，张粉拿出这条理由来质疑万历帝“违法”，就是假装清纯。

    其实，即使衡之以“明朝底抄家法”，张居正被抄家也毫不冤枉。首先，张居正与冯保暗中勾结构陷高拱【11】、逼迫洪朝选陷害辽王【75】，勾结徒党构陷刘台【6, pp.189-190】，即构成“奸党”罪。实际上，杨四知上疏弹劾张居正的题目就是《追论党恶权奸欺君误国乞正国法彰天讨》、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孙继先奏疏的题目是《奸臣党权诬陷言官乞彰国法以快公论》、江西道监察御史李植奏疏的题目是《大臣朋奸党逆诬上欺君乞独断以昭臣鉴》。也就是说，张居正犯下的“奸党”罪，比宦官谷大用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次，连樊树志都承认，张居正在家中悬挂门徒献上的金质对联，“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这是颇有点僭妄嫌疑的。”【6, p.88】而实际上，结合张居正对其门客说自己“我非相，乃摄也”，即可推知，他当时那么做的目的就是在鼓励徒众“劝进”——这一点，不仅四百年后的黄仁宇看出来了【34, p.36】，连与张居正前后脚的周元暐也看出来了：

    “苟假以年，则莽、操、懿、温必将再见矣。”【76】

    也就是说，假如张居正再“柄政”十年的话，最可能的后果就是篡夺大明江山，建立张家王朝；或者，他的横征暴敛逼迫李自成们提前起义——说他延续了大明命脉七十二年，如果不是痴人说梦，就是妄言欺世。

    实际上，即使张居正真的延续了明朝的寿命，他延续的也不过就是安徽凤阳老朱家的家天下而已，与“苍生”何干！最好笑的是，在朱东润的口中，“小农”颇像是郦波口中的“小万历”，因为他一再嘲笑万历帝是“小农”出身，并且还把“小万历”查抄张居正的原因归咎于 “一个小农底外孙，禁不住金银财宝底诱惑。”【10, p.387】显然是受他的影响，郦波教授也对“小农”嗤之以鼻：

    “小万历的外祖父，也就是李太后的爹李伟，我们以前说过，是个河北的农民，是个落魄的泥瓦匠。他把女儿卖到王府纯粹是为了图俩钱，却意外地使李家飞黄腾达，成了皇亲国戚，这就让这个农民出身的小泥瓦匠看到了投机的价值。……这个人一生的关键词也就两个词：投机、贪财。”【29, p.332】

    既然“小农”或“农民”是那么的可鄙、可憎，并且，在“商品经济”刚刚萌芽之际，他们还是中国“苍生”的主体，那么请问张粉学者们：张居正为这些人谋福利，到底是在造福呢，还是在作恶？

    总之，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张居正看似时来运转、风光无限，但最最倒霉的那个人恰恰就是张居正，因为那些跑到他的坟头给他叩头上香、认祖归宗的孝子贤孙们，大多是一些不学无术之徒。张居正再不堪、再不济，他也是大明王朝的进士、翰林、首辅啊！所以，他如果地下有知的话，一定会朝着这些“张粉”破口大骂：滚！

    参考文献

    【71】周圣楷：《楚宝》，岳麓书社2008年版77-78页。

    【72】邓忠先、王益志：《紫禁城档案》，红旗出版社1998年版592-583页。

    【73】郦波：《大明脊梁张居正（二十四）抄家的噩梦》，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2009年11月4日首播。9分42秒处。

    【74】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485页。

    【75】杨旸：《先人作古归畏夜·求实骨风千古存——试述洪朝选勘查“辽王谋反”一案的史真》，见吴智和主编：《洪芳洲研究论集》，洪芳洲研究会1998年版411-430页；梁希哲：《洪朝选狱案杂考》，《洪芳洲研究论集》，洪芳洲研究会1998年版431-456页。

    【76】周元暐：《泾林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21页。

    @能胡就行 2021-11-18 23:17:22
    宋明两神宗，庙号如此，不外是变革所致。王安石、张居正，后世所评不佳，只是动了太多人的奶酪。从今人眼中看去，王安石、张居正所行之法，均可扭转乾坤，奈何种种掣肘，不过解一时之缓急而已。
    -----------------------------
    张居正的哪项改革可以“扭转乾坤”？

    @能胡就行 2021-11-19 12:01:45
    如何是哪项改革？改革不是通过一系列举措来实现的吗？张居正的改革内容想来是无需我再向楼主赘言，其效果也有史料记载，不知楼主何处存疑？
    -----------------------------
    如果这样讨论问题，那就永无结果。因为我也可以说严嵩的改革能够扭转乾坤，你若问我严嵩曾有哪项改革，我就把你上面的话重复一遍。你怎么回答？

    上海老教授2017：
    黑名单举报 2021-11-19 22:28:02 评论
    高拱在没有掌握朝政前确实贪的不多，但是张居正在没有掌握朝政之前也是如此，如果高拱掌握朝政，也未必会坚持不贪。至于朝政，你既然否定张居正的做法，又说他是延续高拱的政策，那么高拱掌权大概与张居正不会有多少不同。

    说的就是在他掌握朝政之后。史书上也只说他的手下有劣迹，他本人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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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11-22 12:57:37 更:2021-12-06 15:5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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