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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民族的涅槃之破旧篇——近代封建制度的消亡 |
| 作者:无水流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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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秦国始皇帝一统天下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绵延两千二百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王朝更替并非简单的乱治循环，它如同一个经历生老病死的人一般；秦汉时如人之少年，朝气蓬勃活力四射；隋唐时如人之青年，慷慨雄壮气吞山河；两宋时如人之壮年，温文尔雅开明通达；明清时如人之暮年，繁花似锦却沉疴难起。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清朝已然到了人之将死的阶段，想配套的清朝统治集团在社会上推行的是两宋程朱理学思想，并且也是理学思想中最僵硬的伦理纲常；中国在理学和八股文被确立为主流思想之后便不再有发展，统治集团唯一想要做的便是维持现状。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华民族固步自封的二百年也是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成熟的二百年，等到英国以坚船利炮叩开中国国门的时候，我们已然几乎在各个方面落后于世界。近代以后历代仁人志士均在孜孜不倦的追赶，然而由量变进入质变的关键无疑是扔掉套在身上的封建枷锁。 中国淘汰封建制度以碰撞西方文明为诱因，以太平天国起义为起点，经过洋务、甲午、戊戌、庚子等变故酝酿，最后被一个封建官僚有意无意中扔进了垃圾桶，从湘军始祖江忠源到袁世凯用了三代人近七十年的时间。本书所呈现的便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到袁世凯称帝败亡的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演变进程，也是中国淘汰封建制度的一段艰辛历程。 |
| 新人新作，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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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封建末世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清朝已经是无可挽回的末世。在末世之前的明朝，社会在发展方向上出现了分化，封建士大夫阶级分裂出了三个方向，这三个方向的代表人物分别为黄宗羲、杨慎和王阳明。 明末的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黄宗羲思想的出现便是中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带动了世界性贸易的飞速发展，当时世界贸易中的商品以胡椒、丝绸、瓷器和茶叶等为主，以黄金白银为交流货币；在这些商品中很多是出产自中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最早的海洋帝国都曾经试图对大明王朝进行战争，以便能以最低的价格购买这些商品，但都未能如愿以至于不得不去遵守中国商人的定价；故而欧洲从美洲掠夺的黄金白银大半都落到了中国江浙商人的腰包。在西方世界的眼中大明尤其是江浙一带是天堂一般的存在，讽刺的是到最后大明王朝却是穷死的。 朱元璋的贡献自不必多说，但有时候也会做一些遗祸后世的举措，分封藩王便是一件。建文皇帝在一些有见识没能力的大臣辅佐之下的消藩对王朝长远来说是合宜的，不过因为具体操作没做好而丢了皇位；永乐朱棣借着建文举止失措造反成功，自然也就不能再做消藩的事，为了皇权他效仿唐玄宗把藩王富养到了全国各地，这些人不在涉足政治国家给出的条件是他们的土地不用纳税。 在科举之前中国政治有食邑制度，被封为某公某侯之后，某人在他的封邑内便享有免税的特权；在科举之前的门阀政治之下，高门大姓往往也能免税。宋朝之后统治制度逐渐完善，在科举制度下为了鼓励读书，朝廷会为取得功名的人提供免税政策，这个政策本意是好的，不过随着明朝中后期封建制度的整体崩溃，免税的对象被肆意扩大，做到阁臣尚书级别的官吏必定是能免的；明朝立国之后所封的开国元勋自然也不用纳税；随着时间推移农民的负担会越来越重，于是他们往往会把自己的土地寄存到能免税的特权之人名下，以便能有更好的生活。到了清朝，以外族的身份入主中原的朝廷为了安抚士大夫阶层，官绅不纳粮便成了祖制。所以明清两代政权都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土地兼并严重，国家贫困民众衰弱，中间阶层大发横财，对国家民众的困境视而不见。 明朝中期以后江浙两省乘着世界大航海时代的东风，发展出了以丝绸为主的脱离土地的雇用经济，资本主义萌芽的经济基础出现后必然要向上层建筑延伸发展。在朝堂上江浙商人以被后世以东林党的名义知晓，在思想上它催生出了黄宗羲等一批敢于突破封建制度和封建思维的思想家。 在明宣宗以后实行的是皇帝、司礼监和内阁互相制约的制度，这个制度对治理国家来说并不是很有效率，然而它却能最大限度的保持中央政权的稳定，三方中的一方出现问题国家也能运营下去。代表士大夫的是内阁，国家具体的事务要他们来处理，皇权和司礼监通常在一个战线去对抗士大夫抛出的儒家伦理纲常。 任何一个新势力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是不成熟、有点疯狂的，在资产阶级的发展中，英国有过克伦威尔，法国出现过雅各宾派；中国的资本主义也是如此，东林党在朝堂太过于考虑自身的利益，不明白他们和政府是互利共生的关系。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最终被扼杀、在幼稚中夭折，除了东林党人对时局短视、对苍生麻木的表现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论是文化上还是现实中，他们要面对的阻力和敌人太过强大。 东林党以其短视、冷漠和狭隘的表现让其成为朝堂上的另类和公敌，他们的敌人不只有司礼监和皇帝，抱着传统思维的士大夫也会对其侧目而视。在泰昌帝期间短暂的显露出要得势之后，东林党迎来的是天启帝疯狂反扑，魏忠贤就是天启为了打击东林党维护皇权推出来的；这个太监除了抓权整人之外没有治国的才能，外不能平辽东内不能抚民生，又崇尚奢华排场，整个国家更加乌烟瘴气。同时明末党派之间的党同伐异将一个王朝弄得七零八落，天启和崇祯两朝的人才并不少，但很多都被卷进了党争的血肉磨坊。等到崇祯放逐并杀掉魏忠贤之后，却被他的支持力量东林党逼着取消了商税——仿佛大明王朝的生死跟他们完全没关系一样；就这样全天下的负担都转嫁给了本就贫苦的农民，再加上随后几年的天灾，剿不尽杀不完的农民起义军如火如荼的发展起来。江浙商人没有后世的资本主义商人的潇洒，英美资本主义精英阶层是把他们放到国家之上的，他们可以不用去管国家的命运，二战中英国打烂了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美国人；但是中国萌芽阶段的资本主义商人和国家命运一体，明朝灭亡了他们只能跟着陪葬。 皇权和传统儒家思想在中国存在了一千五百年，根深蒂固枝繁叶茂，要挣脱它们的束缚去开创一个新时代所面临的阻力太大；或许这也是东林党短视和狭隘的原因，它没有时间去变的博大兼容；随后满清入主中原这一偶然事件彻底阻断了它的发展。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反抗最激烈的莫过于江浙民间的资本主义因素，同时也引来了疯狂血腥的屠杀；江南商人在清朝依旧占有重要地位，不过作为一个阶层已然被政府和程朱信徒联合打断脊梁。资本主义最终在封建社会落后无序的西欧——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总会在上一个社会形态落后的地方出现、发展，是有道理的。 在这个时期江浙资本主义开始从文化上挣脱封建枷锁，开始限制君权，试图通过商业发展对社会进行重组；黄宗羲提倡的农商并重就是对中国传统社会模式的最大否定，他公开声称天下并非一姓之天下，即便是在知识分子最宽松的宋朝也不会有这种思想。黄宗羲思想并不是简单的孟子民本，也还达不到资方资本主义思想启蒙的程度，他的思想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末世出现的一个新方向，一个被传统势力联合扼杀的新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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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_正能量41 2021-11-27 21:24:12 周末愉快，睡前串帖欣赏，晚安好梦 ----------------------------- 多谢多谢，周末愉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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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萌芽进入朝堂参与党争的时候，朝堂除了阉党还有另外一股政治势力，他们信奉的是王阳明的心学；在东林党朝堂得势之前心学是主流，比如徐阶和张居正。心学是一门繁复高深的学问和修养，在日本都有广泛影响；同中国大多数哲学思想一样，它也只能被当做个人修身养性的学问而不能用以指导社会发展。封建社会发展到唐宋就到了顶峰，两宋以后从程家兄弟到朱熹陆九渊的理学心学，对于社会的目标就是把它维持在最鼎盛的状态；王阳明的心学上承陆九渊；无论理学还是心学，都恐惧让农业社会分崩离析的商业，妄图以强大蛮横的力量去阻止社会不可避免的衰退；在思想层面，它尽可能的把儒学中最强硬的部分变成不可违背的社会规范，以便维持虚假的繁荣。 张居正改革是明朝中后期的一件大事，这次改革最终的效果还是可以的，在僭越皇权的情况下张居正整肃吏治，加强军备，整修运河，充盈国库，放眼整个历史上都有重要意义，是正统儒家文化美好的部分回光返照的一次暴发；只是江浙商人对他很不满意。 阳明心学重农，东林党重商，两者的分歧出现在最基层，水火不容，你死我活，没有任何折中调和的可能。江浙商人想要的社会环境是开放的，有一百架织机以后还想着发展成两百架，有了两百架还想要发展成四百架，商业利润要用来扩大生产规模而不是去缴税供贵族享受，资本主义对国家最终的要求是将国家机器变为一个囊括所有的生意场。中国封建社会立国的基础是土地和农民，儒家心学接受不了农民脱离土地变为纺织工人，在他们的认知里商业吸引农民离开土地之会导致国家甚至文明的崩溃；更为糟糕的是东林党和江浙财团的行动只是为了逐利，他们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毁灭旧时代，意识不到自己同时也在开创新时代，所以对于农民脱离土地之后带来的社会问题没有任何准备和规划。作为心学信徒的张居正对待商业尊重古制，只是将它当做能下金蛋的鸡和长羊毛的羊。东林党的敌意和万历皇帝对张居正僭越皇权的反感也是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原因。 张居正被万历反攻倒算之后心学在明朝朝廷渐微，他们挽救不了封建制度的消亡，也竞争不过能提供半天下税赋的东林党。魏忠贤得势时阳明心学信徒甚至于有些与魏阉为伍，不屑于此的一部分只能以个人为单位在社会中传播。清朝选择理学之后心学便彻底退出政治舞台。 在明朝中后期，有一些士大夫面对激荡的社会在思想上选择了复古。他们秉承着春秋汉唐时期流传下来儒家信念；这个信念的最高信仰不是皇帝，而是儒家的思想体系和行为规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皇帝只不过是他们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桥梁。所以当嘉靖皇帝要做一些违背儒家礼仪的事情的时候，以杨慎为代表的这类人不惜以生命去抗争。 杨慎的父亲杨廷和是当时明朝官场的第一人；因为古代知识分子的那份高傲他依旧等到通过科举堂堂正正的成为状元之后才步入官场；在大仪礼之后，勉强不死被永久的流放云南永昌，并且之后几乎再也没有离开过。绝世的才华被坎坷的命运磨练出了杨慎不下于王阳明的人生境界，他不单是在明朝，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之中也是不可多得的全才；他性情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关心民间疾苦；诗文上有很高的造诣，一首《临江仙》千古嗟叹。在思想哲学上杨慎更是有高屋建瓴的远见卓识；他很深刻的指出了风靡一时的理学和心学不但违背了传统儒家基本精神和释道互相糅合，“削经铲史驱儒归禅”，而且这两种学术务虚不实、学而无用——一颗曾经参天的古树慢慢枯萎坏死的时候，只依靠外部的修修剪剪没有任何用处。 杨慎最终声名不显的原因只是因为他生活在了一个错误的时代。明朝是决定中华民族未来走向的时代，传统儒家思想和新兴商业文明泾渭分明的存在，士大夫们虽然坚定不过在那个时代之下会不可避免的彷徨；杨慎就是这么一群人的代表，他们依旧顽固的坚守着民贵君轻的思想，顽固的信奉着士农工商这个持续了一千多年的排名。杨慎非常明白在社会形态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风云激荡，他的最大悲剧在于，可以深刻清醒的看出社会存在的弊端和危害，可以感受到社会发展不可控制的危险甚至末路，但无能为力！一个青年体弱多病可以通过锻炼运动强健起来，到了老年之后面对渐起的沉疴只能感慨生死无常！ 在那个时代这类人只能做理想的殉道者，或许远离庙堂以诗文相伴一生才是最好的结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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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_tianyaabc 2021-11-28 17:11:52 什么叫封建制度？你能先定义清楚吗？ ----------------------------- 以经济方式为依据判定，封建社会是依靠农民农奴在土地上的劳动成果为主要的经济支柱，封建制度是维持这种经济关系的制度。 谢谢提醒，水平有限，不能总结的再清楚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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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发表的内容被禁止，实在不知道到底哪个地方有违规，只能到其他论坛试试了。 我的另一本书文明的螺旋线，在国学宗教开贴，望多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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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1.封建末世 2.近代大幕的拉开 3.太平天国 4.洋务运动 5.制衡之术 6.左宗棠 7.海防与塞防 8.李鸿章 9.甲午战争 10.戊戌变法 11.庚子危机 12.清末新政 13.武昌起义 14.辛亥革命 15.宪政还是共和 16.民国之殇 17.袁氏当国 18.第一次世界大战 19.民国军阀结语 20.称帝与护国 后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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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代大幕的拉开 资本主义是靠做商业发展起来的，其国家政权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商业的资金循环；在这个过程中原料自然越便宜越好，他们生产的工业品自然越贵越好。航海大发现之后，西欧资本主义文明开始对世界的其他地方拥有压倒性优势，面对不愿意低价出售原材料的强硬政权，他们通过战争和代理人一般都能把问题解决掉。西班牙、葡萄牙和后起的荷兰都曾经计划征服明朝，不过无论是思想上基督教的传播还是军事征服都遇到了麻烦。 当西班牙和葡萄牙和明朝碰撞的时候，西方思想启蒙运动还没有开始，瓦特还没有发明蒸汽机，明朝的思想又很开放，通过自身的研发和仿造我们在军事科技上并不落后太多，况且这两个国家的君主政体未见的就比明朝三权互相制衡的模式更高明。西班牙葡萄牙之后兴起的商业帝国是荷兰，荷兰人来到中国南海的时候明朝已然被万历三大征和建州女真弄的焦头烂额，无暇顾及东南沿海，他们的对手是海盗郑芝龙集团，郑氏集团沿用三国赤壁之战的战法，用轻便快捷小火船从顺风位强攻，在舰船火力稍逊的情况之下，赢得了包括料罗湾海战之内的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在军事上甘拜下风之后，东西方文明的碰撞最终成了明清两朝的一路横财，西方殖民者兼贸易者只能看着足不出户的中国用丝绸、茶叶和瓷器挣去全世界的白银，清朝康雍乾三朝的开疆拓土就离不开它的支持。 东西方文明在明朝时期我们稍占优势，到了清朝两者就不在一个维度了。西方经历了工业革命和思想启蒙，从科技到制度再到文化的方方面面全面超越了中国，战争开始的1840年也是英国最为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开端；相比之下中国经过康雍乾三朝开疆拓土已经到达封建体制之下的极限，到了嘉庆道光年间趋于守成，水停止流动便会变质，门轴不再转动便会生虫；一个蒸蒸日上一个腐朽凋零，战争的结果是注定的，多少个关天培、葛云飞都改变不了。 其实对于战争，无论是中国还是英国都没有做好准备。 英国接替荷兰承揽东西方贸易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也被中国的体量和过往的名声恐吓着，只扮演一个中间商的角色，同时清朝社会退化到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对英国的工业品没有需求，政府收取的商税又高，白银还是从世界各地流向中国。英国人改变局面的方法是贩卖鸦片，这种毒品恰好迎合了理学之下封建末世一片死寂的现状；林则徐在《禁烟奏折》中分析了鸦片横行的两大危害，一是白银外流二是国民体质衰弱，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不加以制止，中国将会没有能够御敌的士兵，没有能够组建军队的粮饷。道光下令林则徐到广州封禁鸦片贸易——清朝虽闭关锁国，不过在广州开设了唯一一个对外通商口岸出售天朝商品，后世统称为广州十三行，只要控制广州商贸便能斩断鸦片贸易；也因此直到民国广州一带的民智民风要远比其他地方开化先进，新文化运动之前像三元里那样普通民众自发的抗击外国侵略者的行为，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是很少见的。 林则徐的禁烟举动等于向英国人摊牌，而做正规贸易西方是无论如何讨不到好处，战争阴云如夏日雷雨一瞬间密布天空。整个鸦片战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英国的准备并不充分，英国对中国的了解仅限于东南沿海之地，舰炮射程之外的地方还很陌生；在英国国会对战争投票的时候反对的比赞成的只少了九票，中国毕竟在过去的一千多年里都是西方文明仰慕的对象。不过他们遇到的是对待战争如同儿戏的清政府，当时的人普遍认为西方人的腿不会打弯弯曲，到战场上可以专门攻击下路，英国人要是敢打仗就断供茶叶，这样西方蛮夷们便会便秘腹胀，甚至丧命。当时最开明的士大夫也不知道英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不知道英国高一个维度的战争思维和科技，不知道英国发动战争的目的，甚至于《南京条约》签订之后还懵懵懂懂的不知道中国到底失去了什么。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战争一是内部农民起义二是北方草原民族的入侵，或许当时的统治者只是把英国的贸易需求等同于蒙古人的互市，在东亚朝贡体系中我们甚至于以吃亏为荣耀，因为这样更能显示天朝的风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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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英方因为不自信只是在试探进攻，林则徐和关天培的广州防务做的不错，便绕道进攻浙江江苏，然后利用有限的情报直接进入渤海陈兵天津大沽口，在这个时候道光皇帝没有经受住历史的考验，认怂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是毛 抗美援朝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在和敌对势力第一次接触的时候软弱只会滋养敌方的野心进而带来之后更大的灾难，在这个无论如何都不该怂的时刻道光却怂了，当时的整个统治集团都是一种苟且偷安、得过且过的状态。英国当时也没有像第二次鸦片战争那样深入内地的能力，便同意南下广州和以琦善为首的皇帝钦差谈判，林则徐等一批大臣被撤职发配；最终在打打和和中琦善和英国代表义律谈出了一个《穿鼻草约》，其中有割让香港的草案。 对于这个草约双方都不满意。道光认为丢了面子，锁拿琦善进京，同时开始加固沿海防务，至于这个草约连琦善都没有盖章签字，更不用说清政府了；英国则认为他们得到的远远不够，通过前期的较量英国也看到了大清帝国虚弱的本质，他们整军经武，准备以军事攫取更大的利益。双方第二阶段的较量是正经的军事对抗；清朝士兵无论满汉的表现都极其英勇，往往都是主帅领着麾下士兵全军尽墨，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郑国鸿、王锡朋和海龄、裕谦等是这次战争中牺牲的一些高级将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有他们的伟岸形象。 冷兵器和热兵器是两个不同的军事概念。中国是冷兵器时代的巅峰，世界的其他地方都要差一大截，到了热兵器时代中国的战争思维就过时了。马克沁和坦克之前的核心武器是大炮，中国的冷兵器思维对大炮的认知只是用来轰击坚固的要塞和城墙——一个大号投石车而已，在热兵器战争中大炮的主要作用是抢占制高点做定点攻击，这种战争思维的升华需要物理学、几何学、微积分弹道学以及金属材料学等一系列科学科技的发展来带动；至于海战，英国军舰采用了蒸汽机摆脱了风力约束，中国水战经典战术便失了效；战争主要在东南沿海开展，因为后勤组织的落后，直到战争结束清朝集结的军队大部分还在赶往战场的路上，以至于明明占有绝对的人数优势，在局部却都是以少打多。鸦片战争的双方在科技、思想、体制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有着全方位的差距；中国面对西方，就像西方面对蒙古一样，根本无从下手！ 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集团难免有些自卑感；这种自卑感促使满族统治集团不得不图强，满族皇帝姑且不论能力如何，几乎都很好的符合儒家思想规范的要求，没有明显误国的昏君，要做到这一点清朝对皇室后辈的培养是下了大功夫的。另一方面满族统治集团也不得不去压制汉族士大夫的能量以维持稳定；清政府满汉混合的体制最讲究平衡，需要汉族占有重要地位以维持统治，同时也要保证保证汉族士大夫的能量不能超过满族；在思想上统治者推崇程朱理学以八股取士，并大兴文字狱严禁腹诽。即便是鸦片战争之前统治者对于先进科技也不排斥，只是在清朝统治之下任何发展都会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红线；故而坐拥四亿五千万人口的清朝社会能展现出来的活力和能量，其实少的可怜。当海上威胁兴起之后，对于清王朝迁都打持久战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一战之前没有国家经得起持久战的消耗，而中国恰恰有打持久战的资本；只是满族统治集团做不到这种程度，一旦离开北京天下大势就不再受他们的控制，他们赌不起。 英国通过《南京条约》得到了想要的一切。对于中国而言，割地赔款自然是有损颜面，不过减少关税和开放通商口岸对社会的影响更大；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对于洋货的税收很高，再加上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西洋商品买不起也用不到，减少关税和开放通商之后，西洋商品在数量和质量的双重优势开始显现；中国小农经济开始破产，并且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关税保护中国工业起步艰难，朝廷没有商业税收便只能把压力全部转嫁给普通民众，这是以后中国近代史历次运动的诱因。同时在条约里中国法权和主权开始丧失，不过当时的清政府对于这些没有什么概念，甚至于连领土观念都没有。战争之后，美国法国找上门来要求签订通商合同，不牵扯到割地赔款，清政府很随意就把英国人的特权给了出去，他们真不知道其中的利害！ 鸦片战争另一个结果便是东亚朝贡体系开始崩溃；日本、越南和朝鲜从战争开始或多或少被西方文明渗透；近代文明的海啸到来时任何国家任何人都躲不过去，都要勇敢的去斗争面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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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太平天国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真正搅动中国封建末世这潭死水的是从广西兴起的太平天国运动。 广西民风自古剽悍，有广西兵雄于天下的说法。封建体制不能突破山区地形的限制，经济贫困和文化落后相伴而生，民众生活艰辛矛盾激烈，这其中有外来汉人和客家人的矛盾，客家人和少数民族的矛盾，少数民族和外来汉人的矛盾，牵扯到政治之后，地主与官府的矛盾，土司与官府的矛盾——环环相扣一团乱麻！在这些矛盾的激化下，广西山区常年小民械斗民风彪悍；在恶劣环境下生活的人必须剽悍，只有这样才能够拥有一席之地，不唯广西，整个世界都是这样。 但是当这样一个地区内互相争斗的一群人被聚集到一个旗子之下后，他们所能暴发的能量是惊人的，比如穆罕默德的阿拉伯人、成吉思汗的蒙古人；他们组成的军队往往能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敌千，以千敌万，所向披靡！并且这样一个地域的人一旦停止内斗消耗，随着人口增长生存压力决定了统一它的政权必定会对外扩张。鸦片战争之后凝聚广西人心的旗子便是洪秀全所创立的拜上帝教。虽然披着西方基督教的外衣，拜上帝教的组织结构和之前明教的明王、白莲教的弥勒佛一样，都是许诺在死后给人以平等幸福，这套把戏从东汉张角开始都没怎么变过；不过在民智未开的年代确实有用。 洪秀全是一个考不上举人的秀才，从他流传下来的诗作看他考不上太正常了；在偶然间得到了一本基督教宣传小册子，为了改变命运便奉为圭臬。洪秀全是一个思想领袖，和孙中山类似敢想敢干，不过他也仅仅只是个思想领袖罢了，其人胆小惜命，没有远略，远远比不了同类型的其他人；确立了拜上帝教之后有好友冯云山帮他传教，慢慢的在烧炭工之间确立了领袖地位，后来冯云山被捕，又有杨秀清继续传教。整个运动期间洪秀全是无可争议的领袖，不过他和天国将领之间始终有一层无法言喻的隔阂，即便是对一手提拔的陈玉成李秀成也不完全信任；究其原因就是洪秀全没有参与天国草创阶段的宣传和组建工作，他树立了一面旗子而旗子下的人大部分是杨秀清拉来的，所以杨秀清的影响力就实在、强大很多。天国政权的发展方向是按照洪秀全的思想在走，不尊孔孟礼敬上帝和耶稣；只是它被一群文盲主导，再加上没有其他优秀思想加入改正，拜上帝教最终发展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邪教。 拜上帝教为广西深山没有希望的无休止械斗指明了一个解决方向，逐渐聚拢了一批悍不畏死的成员；对这些人来说上帝和弥勒佛一样的遥不可及，只是他们在这个群体里，活着大家互相帮衬，死了能够去到幸福安乐的天国，这对于挣扎求活的小民来说足够了，毕竟械斗只是为了生产不得已的选择。 洪秀全明确提出了反孔的思想主张，这和清政府用以立国的理学思想是你死我活，所以拜上帝教发展到一定程度造反是必然的。在拜上帝教造反前默默发展的阶段杨秀清把与生俱来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以及坑蒙拐骗的能力发挥到淋漓尽致，他没读过书但对新事物有天才般的学习能力，和清朝打了几仗之后他对军事的宏观把控能力一跃成为天国之最；如果没有杨秀清太平天国必定会被剿杀在广西，甚至于对付洪秀全冯云山，清政府只要出动几个捕头衙役就可以捉拿归案。 天国政权前期发展造就了一个危机，那就是高层二元政治的格局，洪秀全是思想领袖杨秀清是世俗领袖；这样的格局古今中外都是悲剧，伊斯兰教先知后裔和倭马亚王朝有矛盾，天主教罗马教会和西欧日耳曼国王们有矛盾，世俗政权和宗教政权的较量最终会分出一个胜负、角逐出一个胜利者，而太平天国的这场斗争双方都输了，一个输掉性命，另一个输掉江山。 |
| 任何一个社会在某种生产力水平之下，它能承载的人口有一个封顶极限，清朝经过雍正取消人头税和农作物的改革，人口暴发到了四亿五千万，这个数字便是清朝土地生产的粮食所能供养的人口极限，多余的人口便会通过移民、战争等方式被可怜可悲的消耗掉；清朝中后期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的大移民是一部文化传播史，推动它的便是中国社会隐藏的生存压力。在国内从乾隆后期开始以白莲教为代表的农民运动就没有停止过，鸦片战争中殉国的民族英雄大多有镇压过农民起义的经历，清政府无法调控资源保障生存环境承载能力极限范围以外的人口，他们变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被一次次农民起义消耗掉；同时这样的农民起义虽然风起云涌连续不断，最终都不能成气候，达不到改天换日的结果；因为大多数人还是能够战战兢兢地维持他们奴隶一样的生活，但凡有活路便不会造反。 |
| 调控资源保障生存环境承载能力极限范围以外的人口，改朝换代是做不到的，它需要社会制度和形态的升级；更何况清朝官场对社会的不安的因素起的作用都是相反的，贪墨奢靡上行下效，就算是没有鸦片战争清朝社会不久也会有一次变革，只不过不会有现实的那么大、影响那么深！ |
| 这就是太平天国初期中国底层社会的现状，对洪杨来说总体形势是不错的。北方有白莲教，中原有捻军，南方有天地会。洪秀全和杨秀清却在广西深山里墨迹了一年多，之后总结了三个发展方向；一个是继续在广西深山，一个是进军四川，第三个便是进湖南下南京。第一条路是死路，第二条路小富即安，相比之下第三条路相比之下是最有前途的。 |
| 道光和咸丰等清朝中后期皇帝的勤政掩盖不了他们的偏执与无能，比如道光，是一个需要五两白银打个衣服补丁的主儿，咸丰所用的前线领袖都不合格，林则徐老病，李星沅书生意气镇不住部下将领，赛尚阿干练却没有对战争的平叛大略。天国政权刚刚建立的时候双方打了几仗，清兵根本打不过，之后便将围困作为平叛主要的方略；但是在广西十万大山的地形下即便真有十倍的兵力也不可能面面俱到的防守各条小路、山路，太平军只需要集中力量突破一个点便能扯破清军的网。等到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进湖北顺流南下，一路上裹挟着社会中的不安定因素越来越强大，龙入大海虎进深山，再想拦就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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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十年前一代文学大家龚自珍曾经发出过振聋发聩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可是清政府真的缺少人才么？ 清朝体制地方驻军不多，军队战时临时集结，所以太平军入湖南后虽有萧朝贵阵亡但于蓬勃发展的大势无碍，太平军作为一个整体如一把锥子随意突刺清政府的烂网，先先后后一大批满汉高级将领阵亡。在太平天国纵横的年代，涌现出了一批名不见经传的汉族下级官吏，他们让天国初期的名将们损兵折将，比如防守六合的温绍原；这样的人在中国以往的乱世取功名如探囊取物，而在清朝只是一个七品知县，要是没有战争他应该只能在熬资历的过程中老死。就以对面的太平天国为例，杨秀清和萧朝贵是烧炭工出身，没读过书，洪秀全是落第秀才，冯云山是教书先生，石达开是跑江湖的马客，韦昌辉是个小地主，这六大王哪个不是一时才俊？而清政府连一个温绍原都不能用，立有大功的江忠源被排挤战死，写出《海国图志》的魏源默默无闻醉心佛学了却一生；这样的 政府还要嘲笑天下没有人才么？中国从来不缺人才，缺的是让人才发挥才能的体制——其真无马耶？其真不知马也！ 并且以当时的形势来说，如果不能招揽天下人才，他们可能就会站到对立面，这是清政府和天国政权都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后，双方逐渐打到互相消耗的地步，在战场上清朝正规军没有优势，不过太平天国的活动范围也被局限到了可控的范围内。这个时候处于旁观地位的、以科举为进阶途径、以土地和农业为基础的汉族士大夫阶层就成了谁胜谁负、谁输谁赢的决定性因素。其实整个封建社会这股力量一直都是最强大的，只是它在清朝被统治集团压制着，所以政府才没有足够的能量去消灭太平天国。如果这个阶层的枷锁被打开，那么以邪教为根基的太平天国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他们可以在输无数次以后仍能卷土重来；如果他们跟天国政权合作，满清最好的结果也只会是退出山海关。 太平天国能席卷全国的机遇就在于争取被满清压抑的汉族士大夫阶层的支持；不过他们从广西一路走来却顽固的坚守拜上帝教，没有任何变通。昔者曹操刘备青梅煮酒曾言道：“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做如此大事的人，只要坚守住大义，操作上需要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天父天兄和弥勒佛大体是一样的，进入两湖南下金陵之际，如果他们通晓时势应当在思想统治上让下层民众的天父天兄和中层骨干的孔子孟子兼容并存，至于会不会被鸠占鹊巢那也是定鼎华夏之后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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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云过客1968 2021-12-01 15:14:34 封建制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封建制即专指基于封建君主、贵族和领主之间的封地体系而形成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关系，而广义的封建制指的是地主阶级基于土地占有而对农民阶级进行剥削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最初的封建制概念专指狭义的封建制，这种社会形态的划分是由欧洲学者基于欧洲的社会发展状况最早提出并总结出来的。用于解释欧洲的历史则比较适宜，用于解释其他地区的历史则不能贴合。于是后来又有...... ----------------------------- 奴隶社会也会有封建制度，封建社会也会有奴隶，还有很多过渡社会，比如春秋战国；所以我赞同广义的封建制，以经济基础为标准划分社会，制度作为上层建筑是一个标识。 这个问题不会有答案，不过也需要有自己的见解看法。 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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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野史有一个有趣的传闻，太平军在湖南时有一个叫做高季左的秀才拜访石达开，并深受后者赏识，被推荐给杨秀清之后两人一番交谈之下不欢而散，其原因还是在于两人思想上的水火不容，一个高谈孔孟之道，一个大讲天国王朝。这个高季左是湖南鼎鼎大名的左季高，儒学正统的卫道士，这个野史趣闻很清晰的给出了太平天国最终失败的原因。（个人以为这件事当是后世伪造，以左宗棠的冷毅孤傲当不会做出如此机变的投机之举，以左宗棠的见识才学即便不和太平军高层见面也会明白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群怪胎） 不过高层领导者的顽固不知变通让天国政权和汉族士大夫水火不容。杨秀清毕竟没读过书，本质上还是一个仗义的草莽英雄，他是通过拜上帝教和天父下凡的神迹有了今天的地位，所以一直顽固的坚守着拜上帝教的思想信仰，在出广西之后依旧遵行着洪秀全、冯云山消灭儒家思想的初衷。否定孔孟等于和所有士大夫阶层划清界限，所以虽然被满清政府和僵化的社会体制压抑的彷徨苦闷，不过面对太平天国士大夫们无论身处何位，都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对于这些人来说，虽然清朝社会体制让人厌恶，但是这个政权才是读书人唯一的归宿。读书人在天国政权得不到任何尊重，并且他们要是不懂夹着尾巴做人、还要宣讲儒家道义，往往会被酷刑处死。 在天国的高层里，能做这种变通的只有冯云山和石达开两个人，其余资历和能力总有一项不足的。冯云山被称为太平天国唯一的政治家，这多半是因为李秀成的自诉，他的水平到底如何因为死的太早并没有被实践验证，天国组织结构的建立杨秀清功劳貌似更大一些。石达开少年时代便开始阅历江湖，思想认知当是天国诸王之最，他尊重读书人对手下恩深义重，也是后世污点最少、最被后世尊崇的天国领袖；不过其人有一个最大的缺点，那便是在历史的决定性时刻缺乏向前迈步的勇气，东晋刘裕在和恒玄决战前有句口号说的是明天不是在建康城里大吃大喝就是脑袋挂在建康城头看着恒玄大吃大喝，当历史的俄罗斯赌命手枪转到手里的时候，你需要有向自己脑袋开枪的勇气，石达开最缺乏的便是这股赌命搏命的勇气，从出广西开始便念念不忘割据四川，他的军事能力很强，却只擅长打巧仗智仗，不敢或者说不会打死仗恶仗。杨秀清活着的时候石达开都是作为封疆大吏来回驰骋，始终没有在天国中央政权发挥过影响力；杨秀清死后，洪秀全更不可能推翻自己创立的思想，在之后的洪仁玕主政之时已是末路，更不用说洪仁轩也没有将思想转化为现实的能力。 没有士大夫阶层的支持所带来的最大问题便是太平天国建立不起来稳固有效的以县为单位的基层政权，也就缺乏稳定的税赋去支撑政权；在杨秀清死后陈玉成和李秀成驰骋的时候，已经退化成了流寇模样。天国政治结构的建设在杨秀清死后，不但背离了天国草创阶段的理念，也不再能切合社会现实；提倡男女平等实行男女营制度，高层却妻妾成群；普通民众在天国的治理之下过的是比清朝更加困苦的生活，这样的政权不覆灭才没有道理。太平天国之所以能维持十四年，后期完全是依靠着一批精兵强将在支撑，他们其实有开国的气象，只是没遇到一个合格的领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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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灭太平天国的汉族士大夫在对待太平天国的进程中分为两个阶段，以慈禧上台为分界点。慈禧上台之前汉族士大夫在战争中是配角，之后变成了主角。 作为配角在战场上延续着被压制的命运；这里所说的压制并非被刻意的安排到危险的地方，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之下，满人武将更热衷于战场，同时对于汉人的战功能够给予及时公正的褒奖，凭借着康雍乾三世的经营满汉基本能做到一体；这种压制体现在在战场上是往往以庸才统领大局，清朝八旗子弟享有全方位的优待，只要是通过努力中进士的基本都能飞黄腾达，故而往往占有和他们能力不相符的高位，这种局面在太平盛世危害不大，到了乱世就显得捉襟见肘；太平天国前期清朝折损的武将满人也有不少，其原因不是官员不能尽忠、满汉不能和睦，而是数百年的发展造就的体制问题，满人高官们处理不了战乱中复杂的局面。 太平天国运动逼的满族统治者必须要做一个选择；他们想要剿灭太平天国必须解开汉族士大夫脖颈上的枷锁，而打开这个枷锁意味着什么，所有人无论贤愚都清楚，这股力量迟早会发展到不受控制的地步，满人所能依靠的只剩下汉族儒家的纲常伦理，他们最终会被反噬掉。咸丰对待汉族将领很好，清朝法律丢城失地罪当问斩——这也是当时那么多官员自杀的原因，但是咸丰专门对江忠源下诏说城可以丢，你可千万不能死；咸丰因为老师的缘故没有满汉之别，但是他却也不敢轻易改变维持了两百多年的制度，他放开枷锁的速度明显赶不上匪患发展的速度，所以才有一批批的优秀人才和将领战死的局面。 这个时候满清政府需要选择两杯毒药，一杯烈性的喝了就死，一杯慢性的，毒性会在未来数十年之间慢慢发挥；人有时候显得愚笨其实是因为有旁观者看不到的利益纠葛在里面，到了这个时候没有人再会反对提高汉族士大夫的权力，甚至于将战争的主导权交给他们——政府可以在慢性毒药致人死命之前把其清理掉。 第一个推动这件事的人是满族八旗人的另类、执法刚正严峻又不避亲贵的肃顺，此人为济尔哈朗后代一贯亲汉排满，以这人的身世地位拥有如此的政治立场，只能说明他是以国家为基础思考问题；并且面对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变局，不只是汉族、满族贵族中的一些开明人士也看出想要存在下去，包括满汉蒙回藏等中华民族的所有成员都必须和衷共济。肃顺以其精明能干搅动着和光同尘、一团死气的官场；同时肃顺人性上有严苛、跋扈的缺点，这些都让他成了官场侧目而视的对象，最后以至于被慈禧和奕?政变杀死的时候没有多少人为他鸣冤。 有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咸丰通过重用肃顺去重用汉族士大夫，曾左李胡等一批名臣名将都是被肃顺推荐重用，左宗棠被诬陷命悬一线，在中央正是肃顺替他挣命。咸丰在承德去世、政权交接的时候，肃顺的跋扈揽权、结交汉官让咸丰也不甚放心，以至于抬高两宫太后和八大臣互相制衡。肃顺这种性格的人习惯明来明去不擅长笑里藏刀，最后在辛酉政变中棋差一着，被一个阴毒妇人逮到菜市口。慈禧上台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彻彻底底的放开了汉族士大夫的手脚，在她手里汉族人开始拥有地方政治的实权，而不再被庸才压制，如此取得战争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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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云过客1968 2021-12-01 15:14:34 封建制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封建制即专指基于封建君主、贵族和领主之间的封地体系而形成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关系，而广义的封建制指的是地主阶级基于土地占有而对农民阶级进行剥削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最初的封建制概念专指狭义的封建制，这种社会形态的划分是由欧洲学者基于欧洲的社会发展状况最早提出并总结出来的。用于解释欧洲的历史则比较适宜，用于解释其他地区的历史则不能贴合。于是后来又有...... ----------------------------- @无水流觞 2021-12-01 17:35:56 奴隶社会也会有封建制度，封建社会也会有奴隶，还有很多过渡社会，比如春秋战国；所以我赞同广义的封建制，以经济基础为标准划分社会，制度作为上层建筑是一个标识。 这个问题不会有答案，不过也需要有自己的见解看法。 谢谢！ ----------------------------- @烟云过客1968 2021-12-02 08:49:29 广义封建制概念和狭义封建制概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存在赞成谁反对谁的问题，只存在适用在哪里的问题。 楼主所说的“奴隶社会也会有封建制度，封建社会也会有奴隶，还有很多过渡社会”，这个恰好说到了关于封建制的争论的核心问题，很好！ ----------------------------- 谢谢，这些内容我会加到另一本书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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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洋务运动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本就是一件摸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以借鉴的大事，所以这更要求我们端正以往歪曲的历史观念以便为中国发展提供兴亡更替的参考；中国人的整体素质距离现代化强国的要求还有很远的距离，而提高人民整体素质的第一步就应该是端正史观。历史研究是一种上层建筑，它本就是为生产力发展服务的，这两者的矛盾在不同的阶段都需要一个不同的平衡。 新中国的历史观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唯物史观，自然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的光辉形象；但现实情况是中国的人民群众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是品格高尚、无往不胜的，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的启迪，没有第一代共产党人入工厂下农田的去开启民智，经历了两千年封建统治、被理学泯灭人性的人民怎么会有后来改天换日的勇气？至少在鸦片战争之前，他们愚昧无知、麻木冷漠，他们的真实面目在鲁迅先生笔下被生动的还原，让我们痛心疾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我们在看待近代史时，无视中国积贫衰弱的基本现状，把两千年封建制度发展到末路的历史责任强行推脱给一些人或团体，从清政府到国民政府，并以此去维护人民群众一贯正确光辉的形象；中国之所以会在鸦片战争以后被外国列强肆意欺凌，那完全是被统治者们坑了，从慈禧到蒋介石。诚然，近代中国的领导者们存在这样那样、或多或少的问题，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时会让中国的局面变得更坏；我们可以指责他们影响国家命运的人性缺陷，但是要清楚历史的责任不应该他们去承担。 中国近代落后屈辱的根本原因在于儒家思想和近代工业文明的脱节。人有生老病死，一种文化也会随着社会发展经历这个过程，明清正是儒家文化病死的阶段；文化的生老病死在人类文明史上屡见不鲜，强如罗马到了末世也还是会被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羞辱洗劫；对于世界其他的文化的病死意味着承载其民族的消亡，只有中华文明在经历生老病死之后又能重新站起来，屹立于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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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是这样承担历史责任的第一人，一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将她永远的钉在了耻辱柱上。不过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慈禧拥有着登峰造极的政治智慧和手腕；她和奕?联合成功做掉了肃顺等八大臣，和东太后联合为同治压制住了奕?，最后又成功架空东太后，从此以后一直到死大权再未旁落过；从曾左李胡到袁世凯等的一系列汉族豪杰对她俯首帖耳，无论谁都没有实力甚至念头去越雷池一步。 慈禧是一个从底层一步步掌控最高统治权的人，其中的艰辛外人理解不了，所以她对权力有着本能的狂热，为了权力她可以不要国家、不要儿子、不要侄子；慈禧统治清朝的出发点并不是国家和民族，而是如何保护住权力，故而她总是在需要隐忍的时候血性爆发，在真正关乎生死存亡的时刻患得患失。除了政治斗争中的手腕和智慧之外，她在国家发展的大略上很欠缺，对于中国应该走哪一条路去摆脱积贫落后的局面没有明确概念；同时她也没有思维高度去处理好和列强的国家关系，沿用的依旧是儒家天朝的思维方式，后世袁世凯再对待日本虚与委蛇的手段比她高明太多。 在不威胁其权力的基础上，虽然走了很多弯路，慈禧终身都在为中国的富强努力，毕竟作为一个国家的家长，国家强大才最符合她的利益。在她之前的咸丰走的是儒家老路，从她开始中国开始近代化历程，慈禧重用的汉人接触并学习西方，中华文明开始和西方文明开始了漫长的接轨，这个过程便是洋务运动。 英法联军的问题在她回京的时候已经解决，太平天国运动在汉族士大夫的努力之下指日可待，慈禧首先要做的便是安抚各种势力。 首先需要安抚的是满清八旗贵胄。这股力量一向以顽固守旧、无所事事的形象存在，其实他们也就是这样，世道乱起来以后他们也在奋发图强，不过这个阶层被国家奉养没有生存压力，整体而言素质能力都不高；但是北京城的满蒙八旗是和清政府共损共荣的关系，他们才是这个政权最牢固最可靠的依托，所以任何人当政都需要安抚他们。这群人不喜欢另类的肃顺，不过眼看着八大臣被显戮总有兔死狐悲之感；在满清入主之后满族对于儒学的接受程度程度甚至超过汉人，这一切都决定了他们和牝鸡司晨的慈禧不可能站到一起；本来咸丰的兄弟恭亲王奕?是八旗子弟天然的领袖，但是这位六王爷一心向往西学救国，倒成了汉族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言人；在端王成长起来之前他们甚至连个领头羊都没有。慈禧对这群人的作用有清醒明确的认识，八旗子弟依旧在朝堂拥有足够分量的地位，双方和而不同、斗而不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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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_正能量41 2021-12-02 22:31:11 晚上好，睡前串帖欣赏，晚安好梦 ----------------------------- 欢迎常来 |
| 下个星期更新《文明的螺旋线》，希望多多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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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个言，别沉了 望各位老师多支持<文明的螺旋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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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抗朝廷中的守旧派，慈禧在平叛基础上继续信用汉族士大夫阶层，惟其如此不能制衡朝内的反对派。地方汉族大员秉承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力求自强；太平天国之后江南政局稳定，一大批现代化工业和军校被建立，为之后大清王朝的延续提供了财力和人力的支持。这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安庆军械所（曾国藩），江南制造局（李鸿章），福州船政局（左宗棠和沈葆桢），汉阳铁厂（张之洞）等；这些企业的建立是基于这些人在和太平天国的较量中见识到的西方科技能量，故而最开始都集中在军械领域，之后逐渐向军事领域（人才）和更深处（民事）发展。其中以李鸿章做的最好，做的最深；他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可以和外国企业竞争航运。清朝之后对外战争胜少负多，最终往往以求和收场，但我们也要知道求和也是要有资本的，只有当对手觉得打下去得不偿失的时候才会和你签订条约，洋务运动正是为之后的历次求和提供了资本，它帮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续命五十年。 我们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是很片面的，简单的认为甲午战争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但是我们到底能期待洋务运动带给中国什么呢？指望着学习先进技术就能把列强赶出中国、给一个全面落后的民族和文化带来新生？这不现实，每一个事物的发展都需要一个过程，像中华文明破旧立新这样大的事，更是需要很多步才能走完，这期间也难免要走歪路斜路。洋务运动对于中国的意义不在于它昭示了封建士大夫阶层不能挽救中国，而是它让中华文化抛弃了虚幻的天朝上国之梦，正视了两个文明的差距，进而迈出了中国救亡图存的第一步，这开创性的第一步也是中华涅槃重生的一环，我们不能做只吃第七个馒头的人。 洋务运动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所建立的企业以军事为主、最多，民用很少，洋务运动的救亡与其说挽救中华命运，不如说挽救清政府命运更为恰当——至少在当时的人看来两者是等同的；一些发展的好的民用企业都有官督商办的外衣，所谓官督就是为了让企业的发展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所以洋务运动对中国的现实作用，仅仅是更新换代了清朝军队的装备，它不能改变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国社会不会有根本性的进步。 洋务运动其实还有一个作用——虽是潜在但却有决定性影响，那就是它巩固了太平天国之后汉族士大夫的地位；之前说过汉族执掌地方大权对满清政府来说亦是慢性毒药，等到削平战乱就算是慈禧也要慢慢清除体内的毒性，至少要使它不危及性命；在这种局面下，那一大批现代化工厂就成了汉族士大夫讨价还价的资本。刚刚平定叛乱之时，不止一人向手握四省大权的曾国藩进言要割据自立恢复汉家天下，一方面因为不自信（左宗棠李鸿章就未必听命），一方面因为封建纲常（曾国藩是近代有名的理学之士），他最终选择功成身退；但是如果逼的紧了，这群人也绝对有成功造反的资本。慈禧活着的时候不得不向他们妥协，等她死了也正是这群人灭亡了满清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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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制衡之术 慈禧统治最大的特点便是制衡；清朝的各方势力都在能被她控制的范围之内，什么时候拉拢什么时候打压从来没失过方寸；即便是打压也能恰到好处，既能让有些想法的人警醒，又不会引发大规模的恐慌和叛乱。在削平叛乱之后，慈禧首先要面对的是尾大不掉的湘军。 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时兴起于湖南，天国政权不尊孔孟所到之处群魔乱舞，以湖南乡绅体制为根基的湘军捍卫的不单是自身，还有封建儒家文化。第一个筹建民间军队的是江忠源，在当时这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幸而得到了咸丰的全力支持，江忠源也争气，在蓑衣渡口以少胜多打死冯云山，为以后的湘军开了个好头。在四方糜烂的情况下，类似这样自筹军饷组建的武装逐渐成为风气，他们作为正规军的辅助发挥了很大作用。后肃顺举荐在家丁忧守孝的曾国藩赴地方筹建军队，湘军开始取代绿营八旗成为和太平军对抗的主力；它是一个能够自筹军饷、带有封建宗族性质的军事团体，几乎囊括了当时大部分汉族优秀人才。 湘军自成军起没有接受过清政府的一两银子，它的军饷主要有三个来源。一靠受到威胁的官商农等各个阶层捐赠，湘军最初的发展依靠的就是这个；第二个途径是在它的实际控制地区设立管卡征税；第三个便是抢掠，湘军屠城杀人更甚于太平军，这背后自然少不了越货的勾当，可以说杀人本就是为了越货。一个政府能控制军队最好最有效的手段是军饷，军队组建和作战中的天文数字的消耗只有有组织能力的政府能承担的起；湘军军饷自筹军队自建，在数十万湘军将士的背后隐然间已然有了一套能独立运行的组织和制度；对于咸丰和肃顺，湘军还有那么少许的隶属关系，曾国藩胡林翼这些人出于封建纲常会效忠慈禧，但中层以下甚至于部分高层将领和慈禧没有隶属关系，如果有一道兵发北京的军令这些人执行起来不会有多少心理负担，那些征收厘金的管卡也有发展为地方政权的潜力。 李秀成是近代史上的一个悲剧人物，绝世的军政才华被庸主耽误，一腔忠义最后却以天国叛徒的名声流传后世。李秀成被捕后的自诉状被曾国藩删减了一部分——应该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后世很难知晓李秀成到底写了什么，只能靠当时的形势去猜测；当时最重要的事便是湘军攻占南京之后何去何从。 “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明朝熊廷弼因党争被冤杀之后传首九边，和熊廷弼有师友之谊的袁崇焕悲愤之下写下了这两句诗。曾国藩面临的也是功到雄奇的局面，向前还是向后，这是一个问题，无论向前还是向后都有功成名就和身死家灭两个结局。其实在湘军内部一直有劝进的呼声；据无法证实的野史记载左宗棠曾经给曾国藩一封密信——鼎之轻重似可问焉，稍微明白中国文化的人都知道问鼎意味着什么，彭玉麟也送给过曾国藩一封密信——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其余不一而足。想必李秀成的自诉状也会有劝进的内容，以湘军战力割据东南半壁江山未必不能办到，如果太平军余部以李秀成为主和湘军合流，割据东南虽增加了很多不稳定因素，但北上争衡天下多了几分胜算。那个时候，湘军有可为之势，一切就看站到顶端的曾国藩如何抉择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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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苍山人 2021-12-14 09:54:47 浏览学习了。 ------------------------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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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在处理湘军的时候表现出了令人仰视的智慧，即表现出充足的诚意又显示了足够的手腕。咸丰曾经下诏攻下南京封王，慈禧并没有尊重咸丰的诏命只是对功臣封侯，她的真实意图是在向曾国藩表示如果你选择退让则荣华富贵终生，是对他的保全；封王等于将曾国藩置于火上烤，不要说满清，从汉高祖杀白马盟誓后不是死后追赠的异姓王，如果不能再向前一步都不会有好结局，封侯则不然，满清二百多年封侯的汉人过江之卿；封侯之后曾国藩不再是华山一条道，他有后退的余地。其次在湘军内部寻找内援——李鸿章，如若单论为人处世负重前行，湘军内部比李鸿章高明的还有不少，而若论权欲心的炙热旺盛，恐怕没有谁能超过他；慈禧在战争后期就开始刻意扶植淮军，如果湘军真要反，在李鸿章看来它或许会成为自己登堂入室的台阶。同时在湘军在南京和太平军鏖战的时候，满蒙汉八旗军队已经完成了从武昌经九江、安庆再到南京的布防，慈禧已经从各个方面做好万无一失的打算。 三国时期钟会邓艾两士入川，后来钟会叛乱牵扯到的邓艾，邓艾在蜀国旧地也是跋扈了些从没有造反的念头和行动，结果被满门抄斩，子女发配边疆为奴，真正造反的钟会家人却没有收到牵连；究其原因，邓艾是寒门高士，钟会是名门望族，杀邓艾全家不会引起社会的反感，钟会背后的钟家和它所牵扯的豪门势力，司马昭根本就杀不动。慈禧深谙这些混蛋政治学，即便是湘军整体失势之后只要不造反基本没有杀戮过大臣，最多也就是罢黜，作为一个统治者做到这一步很了不起；当然有时候也会杀一两只鸡吓唬吓唬猴子，这些当然也是无门无路、无根无派、引不起太大波澜的人。 无论正史还是野史，曾国藩都是一副道学先生的模样，对待手下的劝进诚惶诚恐，从来没有任何僭越的想法；处在那样一个位置那样一个局面之下，如果说没有任何想法，至少本人是不相信的，不过最终他还是选择了退后。在深思熟虑之后曾国藩最终做出了对国家对湘军对自己都是益大于弊的抉择；清朝在慈禧治下已经有中兴的气象，而一旦割据东南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很可能就是中华民族的万劫不复，即便能成功又将是怎样的血染天红。于是曾国藩上书裁军，作为唯一一个可以团结湘军所有人的人表明了在权力面前的态度，随后慈禧将东南半壁江山的行政权交给湘军，作为他们放弃军权的交换，比如两江总督的职位在曾国藩之后除了荣禄短暂担任过，其余多是湘军、淮军体系的人，终慈禧一世对待这些武人她都格外的优待；比如曾国荃，嗜杀成性到同僚们都看不下去上书参奏，还侵吞了传说中的宝藏，除了因病开缺过一段时间作为提醒，之后历任高官要职，生前死后极尽哀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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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把东南行政权交给湘军的同时也给他们埋了两颗雷，武的有淮军集团文的有江浙士人，只要大清王朝的牌子不倒，同为地方势力他们和湘军体系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矛盾。 清末有四大奇案，太原奇案，杨月清案，刺马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这四个案件中真正能称得上奇的只有太原奇案，好像是世界上所有的巧合一刹那全都集中到了这个地方；杨月清案好像是配不上其他三案的离奇程度的，但是在这个案件里中国经过洋务运动以后发展的新元素——舆论——开始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并且社会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开始关注男女平等和人权，不过新思想最后还是败给了旧思想；而另外两个案件的背后所呈现的便是湖南籍湘军官员和淮军、江浙士人的矛盾。 刺马案中的马是指时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马新贻隶属于另一个军事集团——依靠镇压捻军发展而来的河南袁甲三集团，这个集团在袁甲三死前没能控制住捻军，随后被并入淮军集团，袁甲三的儿子辈和孙子辈都为李鸿章效力。马新贻和李鸿章是同榜进士，不过他的路和其他以军功显耀的士大夫不同，他在战争中的表现并不好，能脱颖而出依靠的是出色的行政能力，在他的任上无论盐、漕还是水利表现的都很好，是一个务实干练的官僚。 囊括江苏南部和浙江等的东南自明朝中期丝绸贸易起就是中国最富饶繁华的地方，在清朝这里包含盐铁的税赋占天下一半，其中官僚体系最重要的职位便是两江总督，对清政府来说这个位置能力和忠诚都要有。被湘军把持的东南官僚体系偏偏两者都有些欠缺，他们比起国家更关系自己所在集团的利益，作为将领他们功成名就，但无论行政能力还是处事心性都不足以胜任那些位置。在太平天国被消灭之后，再也没有什么势力能改朝换代，但地方上的战乱直到光绪继位都没有停止，关中回族叛乱，新疆天山南北维吾尔族和回族的叛乱，再有中亚阿古柏入侵南疆，另外列强虎视眈眈清朝急需稳固海防建造海军，这所有一切都需要钱！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慈禧都需要加强对东南的控制，即便数量众多的下层官吏一时不能动，督抚这样的高官需要更加心系朝廷才行。选择马新贻这么个人她也是煞费苦心，不是湘军体系，对于淮军也是外围人员，不是江浙士人，能力足以胜任，对慈禧的破格提拔感恩戴德，更妙的是他还是个回族人，想要改变现状马新贻是一个能够让各方接受的人选。 在马新贻担任两江总督两年之后，他还是被刺杀了。任何一件事的发生都不会只有一个原因，当事人往往只是在权衡之后抛出来最冠冕堂皇、同时和真相最远的那一个；刺马案的刺客叫张汶祥，此案后世流传甚广，刺马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算是慈禧想必也不敢调查出真相。在马新贻死后慈禧任命曾国藩为新的两江总督，这隐约能说明些问题了；东南半壁江山维持现状，后来左宗棠为收复新疆筹措军饷，湘军体系作壁上观竟至于左宗棠要向外国银行借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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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马案淡化处理之后，紧接着出现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此案牵扯之广之大，任谁也想不到，同时也为慈禧提供了整顿东南制衡湘军的另一个机会。 明清之后因为丝绸生意激发的社会活力，江浙文坛在中国几乎是一枝独秀，而海宁和余杭则又是江浙文坛中的翘楚了，历代文人名士不断，杨乃武就是余杭县举人。小白菜毕姓，封建社会惯例妇女无名，是以卖豆腐为生的一葛姓人家的童养媳，故称葛毕氏，杨乃武为这一户人家的房东；后葛姓主人抱病身亡，其母事觉蹊跷便将杨乃武和葛毕氏告到了县衙，仵作验尸结果为中毒死亡——后北京刑部推翻此结果。余杭知县刘锡彤河北人，是个四六不靠的举人，1837年中举直到1873年还是个加知州衔的知县，想必能力和背景都不怎么样；刘锡彤和杨乃武两人本有矛盾，便借机报复，先是屈打成招葛毕氏，以此为理由奏请革掉杨乃武举人功名，然后屈打成招杨乃武。中华民族影响最深远的经典名著不是红楼三国，而是唐朝人来俊臣编写的《罗织经》，很多天赋秉然的人即便不看此书也能无师自通。 经过唐宋司法进步之后，中国的刑事制度理论上很完善，比如这样的人命案通常要上级部门核实，然后报请刑部再核实一次，即便是定了死罪也有立决和秋后行刑，对于北京刑部秋后行刑的犯人由皇帝亲自勾决，同时也会遗漏几个以显示上天浩荡的恩德；不过再好的制度经过不合格的人之后也会变味。刘锡彤将定了死罪的案卷提交上去以后，浙江负责复审的按察使衙门或因为敷衍或因为其他原因，并没有认真复核这一个明显的冤案，直接送往刑部。其实，相关衙门但凡尽一点责任都能发现问题，砒霜不是寻常能得到的毒药，还有药渣、豆腐葛死时候的面色等，这些都是漏洞，可惜被一层层视而不见；对比一下唐太宗因为错杀张蕴古懊悔之下专门制定了一条律例，即便是他下令斩立决的人，有关部门也要往复上奏三次以后才能执行。这个案件在那个时代只是冰山一角，被清朝官场黑幕吞噬的鲜活生命不知还有多少，在中华文化里人命关天，如此草菅人命的王朝还能有个好？慈禧对封建士大夫阶层很好，但包括汉族士大夫在内的整个统治阶级对待生民都如草芥浮萍。 提交到刑部以后，这个案子又掀起了新的波澜。杨乃武的胞姐和妻子没有单枪匹马的和社会的黑暗作斗争，而是利用人脉联络江浙在北京的官僚，由他们代为伸冤；第一步找到了胡雪岩的下属吴以同，经过胡雪岩找到兵部侍郎夏同善，最后惊动常熟翁同龢。江浙士人因为科举制度在官场尤其是北京拥有的能量很大，除非湘军集团退出东南，不然两者的矛盾不可调和，翁同龢和李鸿章唱对台戏不只是因为他父兄之事。翁同龢把这件冤案直接面陈慈禧，慈禧也不得不下旨重审，但负责重新审理的是湖北人胡瑞澜。 假如没有江浙官员这么起劲儿的拆台，如果湘军体系发现这是一场冤案他们也会纠正，刘锡彤有什么好可惜的；但现在到了翁同龢都开口说话的地步，案情本身已经不重要了，公理和正道也都不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谁能在这场斗争中获胜，即便是错误的也要将错误进行到底。浙江巡抚杨昌浚是左宗棠的嫡系，能力强悍、多才多艺，品行操守也很不错，就是这么优秀的一个人一旦卷入到党争中也只会露出狰狞的面貌；他和胡瑞澜为了维护湘军体系，上下其手最后维持原判；曾国藩虽然退隐左宗棠还在，他们顽强的顶风作案，以期望朝廷看在左宗棠的面子上承认他们复审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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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营私；一旦这样的团体形成，多么高尚的人都会被扭曲成丧失人格的怪物，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们不再关心是非对错、天理良心，是其一党者即便是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也要百般维护，而非其一党者即便是孔子再生颜回转世也绝对会被百般陷害攻击。党争思维是中国政治最让人厌恶、恶心的部分，它错误的让我们认为政治本来就是只跟利益有关的腌臜事，所谓的官场职场本来就应该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本来就不应该有诸如理想之类的美好事物掺杂进去，它让我们忘了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有过关逢龙和比干，有个诸葛亮和魏征，有过包拯和海瑞。 湘军体系这样明目张胆的枉法行为自然招致江浙官员更加强烈的物议。如果此案发生在1865年慈禧很可能就会维持原判，两个小民和朝廷大局相比不算什么；不过在1875年慈禧突然发现可以借着这两个小民整顿东南官场，于是结果就这么定了，豆腐葛的尸体被运到北京，用南宋宋慈《洗冤录集》所记载的方法判定为自然死亡，原告无罪释放；重刑过后的杨乃武身心俱废，葛毕氏出家青灯古佛相伴余生，不过真正重要的是以杨昌浚为代表的三十多名湘军官吏被罢黜，慈禧达到了稳定朝局的最终目的。 慈禧的统治最核心的一点便是互相制约，她能用手腕把中国所有的势力都控制在能够控制的范围内，并使它们互相争斗以便制衡。用淮军制衡湘军，用翁同龢制衡李鸿章，用瞿鸿机制衡袁世凯；更加不容易的是她能够在各方势力形成威胁之前便将其打压掉，即便是恭亲王奕欣这样的皇位威胁人都可以安安稳稳的在家老死，其手腕能力放眼整个中国历史都是罕见的。但是慈禧在历史上负面评价要远多于正面，一是她确实处在了一个不好的年代，更重要的是她只是政客而非政治家，她对建设国家没有明确的概念和目标，一切都以掌控权力为基础随风摇摆；并且慈禧身上更欠缺中国文化中历代相传不绝的浩然正气。 《易经》有云：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贞取中正之意，唐太宗选择贞观作为年号的寓意就是为了表明要用中正之道治理天下，他治下的大唐很穷却活力满满，以中正治理天下最后天下归心，在他死的时候被唐朝消灭的突厥贵族们要自杀殉葬。只有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用崇高的理想聚集的一群人或者团体才是最牢固的，也只要这样的团体才能吸引社会中源源不断的能量，发展壮大，正者无敌这并非腐儒的妄言；朱元璋能在元末脱颖而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从参加义军起就立下了不扰民的规矩，有志之士因此才觉得跟着他即能为天下带来太平又能对自己封侯拜相。丘吉尔的那句“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吸引无数的粉丝，不过在泱泱五千年的中华，另一句话显然比这句话更加适合，那便是“人间正道是沧桑”。然则何为浩然正气？北宋张载有四句话最能讲清道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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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左宗棠 楚军和淮军都是在镇压太平天国中兴起的汉人武装，都源自于湘军。楚军首领是左宗棠，淮军首领是李鸿章。 左宗棠拥有清末官场中少有的阳刚正气，就连慈禧也忌惮三分——所以曾国藩李鸿章是一等侯左宗棠却是二等侯。左宗棠年少时便被世人认为是济世之才，只是科场不顺，到了三十八岁还是一个乡下举人，人之祸福等常难料，左宗棠在乡下博览群书，眼界并没有局限在八股上，这段积累也为之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坚实基础。林则徐因为鸦片战争被流放伊犁，后被启用镇压太平天国，路过湖南听说了左宗棠的名声，邀之相见彻夜长谈，然后将自己所整理关于新疆的所有资料交付给左宗棠，将他视为继承自己衣钵的人，后左公力主收复新疆也对得起林则徐的期盼。 一个在赞誉之下成长起来、又长期怀才不遇的人，难免会有狂傲的缺点，他自号今亮——当今诸葛亮，虽有资本不过在一个中庸的社会里总会让人不喜欢，等到凭借和石达开的战功一跃成为封疆大吏之后，年轻时的落魄所引发的乖戾便一股脑的发泄了出来，他容不得比自己强的人，听不进不同意见，需要手下绝对的服从，看不惯的张口便骂；沈葆桢和袁保恒曾经都是他的好友，仅仅只是因为政见不同、没有附和左宗棠的观点而至翻脸。这种性格的人在以往的历史中被淹没进长河的太多了，客观的说他能够成此大功离不开慈禧的赏识提拔，他所生活的内忧外患的时代也需要这么一个人；左宗棠行事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不结党不营私，不会因自己的祸福趋利避害，是个忠臣直臣，这些慈禧看的很明白，也就容忍了他的乖戾并对他有特殊的尊重，左公一生的主要任务也是东奔西跑为中国消除内忧外患。 左宗棠先后在张亮基和骆秉章的幕府做事，一次保全长沙城，一次挫败石达开对湖南釜底抽薪的进攻，随后因为个性和犯了满汉忌讳，迎来了人生最大的危机，在这场斗争中有了“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名言；度过这次危机之后，在曾国藩的全力支持下左宗棠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组建军队，号称楚军，左宗棠在内心深处不太看得上曾国藩，两人脾气一水一火，能力上左宗棠更胜一筹，但是说起来容人的度量、让天下豪杰俯首听命的心胸气概，左宗棠差曾国藩不是一点半点。他曾经问一好友和骆秉章谁更优秀，其好友直言不讳：骆秉章更优秀，因为骆秉章容得下左宗棠而左宗棠容不下骆秉章。 攻占南京之后所有汉族武装都面临一个节点。湘军被裁撤一部分，剩余的随曾国藩和曾国荃先后去围剿捻军，曾氏兄弟因为剿贼失利先后被罢黜而彻底离开军界，随后被启用均是文职，湘军将领大多脱离军界转为文职。楚军最开始并没有受到很大波及，大部分继续跟随左宗棠围剿南方太平军余孽；不过捻军在中原越闹越大，曾氏兄弟先后折戟，清朝满蒙八旗最彪悍的战将僧格林沁阵亡，清政府将李鸿章和左宗棠调到前线，李鸿章统领淮军和原袁甲三的部队，负责河南和山东之地，左宗棠调任陕甘负责西捻军和回族人叛乱；当时他正在筹建福州船政局用以发展海军，接到调令后没有犹豫将福州的事交给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因为林则徐的缘故这两人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不过两人都是耿直无私的品性，最后因为海防塞防之事分道扬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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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军到了这个阶段便可以说消亡了，左宗棠在陕甘所统领的军队主力是刘松山湘军、张曜嵩武军和四川贵州的蜀军，还有后来招降的董福祥。左宗棠治军不像李鸿章，没有以兵权邀取朝廷职位的心思；在平定新疆之后清朝的兵权渐渐的都归了李鸿章，不过李鸿章对待军队是分三六九等的，装备军饷人才原淮军优先，剩余了才有袁甲三部和湘军的份，他把淮军和北洋水师当做政治资本在使用；左宗棠对装备和军饷的分派是以大局为主，以各军战斗力为标准，这样以来兵士将官无论之前来自哪里、是什么派系，在左宗棠麾下都能效死力；他并不在乎楚军的消亡因为他从来没有把楚军当做私人的军队，他在西北军政一把抓将近十五年时间，却没有新楚军的出现。慈禧对李鸿章有提防，五年没有给北洋水师换装备，对左宗棠虽然有些话不会全听，但却是完完全全的信任；左宗棠之慷慨磊落连一向和湘军淮军不对付的江浙官僚领袖翁同龢也称赞其：豪迈之气，俯仰一世！ 左宗棠在西北十五年间依次处理的问题有：捻军、回乱、阿古柏和伊犁问题。 捻军在太平军兴起之前便存在于北方，中国北方农民的负担一直要比南方重，所以北方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要比南方更多更大，天灾横行粮食歉收官吏腐败。捻军早期成为捻子，捻为动词，是将细条状物用手指搓到一起之意，他们给自己取这个名字是以物喻人，贫困活不下去的农民聚在一起求条活路；北方一直以来就有以宗教为外衣行反清之事的组织，捻军最初的来源也应该在此，他们额外还有贩私盐的勾当。 捻军是一支更加纯粹的农民起义军队，行的是杀富济贫的事，大多是各地自发而成的，壮大了之后汇聚到一起的，所以其分布广泛组织却不那么严谨。好的方面是他们进退随意，行动飘忽不定，相比于太平军更加难对付，僧格林沁就是在追击过程中被杀了个回马枪殒命的；不好的一面是他们始终没有意识到一块根据地的重要性，或者说在中原很难建立一个根据地，如流寇一般东奔西窜，绝对成不了气候。最后李鸿章和左宗棠以画地为营的战法，把他们最终挤到一小块地方消灭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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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下梧桐已秋声 2022-01-15 12:23:00 楼主加油！最好不要弃楼。 ----------------------------- 到四月份，如果生活允许，这本书会继续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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