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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驳洪小夏、刘俊平的《淮海战役总前委辨析》 |
| 作者:姑苏千古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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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小夏、刘俊平的《淮海战役总前委辨析》，在中国的学术界里并未受到任何重视，因为“总前委指挥淮海战役”是毛 、党中央早就做出的定论。但在网络的许多军坛里，它迎合了许多粟裕的崇拜者和对改革开放不满的网友，因而经常被这些人拿来作为否定总前委指挥的证据。事实上，它是属于那种“先有观点再找证据”的作品，文中否定总前委领导的理由都很牵强。 洪小夏、刘俊平的第一个理由是“在淮海战役的筹划阶段，无成立总前委之预设”。这能成为“总前委没有指挥淮海战役”的理由吗？我们知道，平津战役总前委也是战役中途才成立的，但有谁说它不是平津战役的最高领导机构？ 洪小夏、刘俊平的第二个理由是“11月初的‘陈邓统一指挥’并未实施”。文中说： “11月1日黄昏，毛泽东复电陈邓、粟裕并告华东局、中原局，同意‘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并授权‘由陈邓临机决定’中野主力配合华野的具体作战方案。 陈、邓不能不再表态。11月2日中午，陈邓致电军委并告华野粟谭和中野刘邓李，除报告根据敌情变化设想配合华野作战的三个新方案外，关于‘统一指挥’问题，表态说：‘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这就是说：陈、邓抽象地接受了指挥权，具体又要求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华野，实际推卸了‘统一指挥’淮海战役的责任。观察在此之后中央军委的电报，对华野的指示仍旧如前，既直接又具体，并未通过陈邓来‘统一指挥’华野。客观上看，陈邓当时也不具备‘统一指挥’两大野战军的条件，他们连电台都没有一部，只能通过4纵陈赓的电台来对外沟通。而且，没有中野司令员刘伯承和华野代司令员粟裕的参与，也不可能有对两大野战军真正的军事上的统一指挥。总之，‘陈邓统一指挥’仅是一个没有贯彻的过渡性构想。” 陈、邓的原话说：“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从电文的意思看，陈、邓只是请军委对华野多直接指挥，根本没有说自己不指挥华野。洪小夏、刘俊平将他们的话曲解成“实际推卸了‘统一指挥’淮海战役的责任”，可见他们根本不是客观地看待问题，只是想达到他们否定总前委、抬高粟裕作用的目的。他们还认为“没有中野司令员刘伯承和华野代司令员粟裕的参与，也不可能有对两大野战军真正的军事上的统一指挥。总之，‘陈邓统一指挥’仅是一个没有贯彻的过渡性构想。”这话是从何说起？中央军委也没有“没有中野司令员刘伯承和华野代司令员粟裕的参与”，难道中央军委“也不可能有对两大野战军真正的军事上的统一指挥”？ 洪小夏、刘俊平的第三个理由是“总前委成立滞后，其成员构成也不利于战役指挥”。文中说： “总前委五位委员中，三位常委，刘伯承为中野兼中原军区司令员，陈毅任中野兼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原局第二书记，同时仍兼华野司令员兼政委，邓小平为中野兼中原军区政委、中原局第一书记；两位非常委，粟裕为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并代理前委书记，谭震林为华野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总前委常委三人全在中野，其成员结构似不合理。因为淮海战役是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合作，而且两大野战军的地位和作用并非‘平分秋色’，就像平津战役不能说华北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地位平等一样。……11月中旬淮海战役的主要方向、先打响的、兵员多的，无疑都是华野。如果总前委真是淮海战役的指挥机关，常委全在中野的安排就显得不太符合常规，也不利于战役的指挥。这不能不使人产生疑问：总前委真是淮海战役的指挥机关吗？” 按照两位作者的逻辑，当年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草地会师后，红军最高领导机构应该以红四方面军将领为主才对，否则就会让人产生“这是否红军的最高指挥机关”的疑问！可见这一理由是十分荒谬的。而且，这两位作者忘记了陈毅仍然是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即使把他的中野副司令员的身份考虑在内，华野成员在总前委中仍然占据了“半壁江山”，怎能说成是“两大野战军的地位和作用并非‘平分秋色’”呢？ 洪小夏、刘俊平的第四个理由是“总前委并未指挥淮海战役的军事工作”。其根据有： 其一是“总前委仅开过一次全体会议，而讨论的内容却非淮海战役”。这就奇怪了？为什么非得五人开会才能算“指挥了淮海战役”？当时华野和中野之间有战地电话直接联系，总前委成员之间沟通意见是很方便的，根本无须聚首在一起开会决定问题。他们后来在蔡凹村召开总前委会议，是按照毛 在12月12日电报中的指示“黄维兵团歼灭后，请伯承同志来中央商谈战略方针。估计黄维数日内可全歼，邱李则尚须较多时间才能全歼。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 其二是“从电报中也找不到总前委工作的痕迹”。文中说“总前委不开会，可以采取发电报的方式来行使其军事指挥权。但从已经公布的电报来看，极难找到总前委指挥淮海战役的痕迹”。作者还提出了五个理由： “第一，中央军委下发的电报……无一封以‘总前委’为收报人。可见中央军委并未通过总前委来统一指挥淮海战役。 第二，华野、中野等呈报中央军委的电报。没有一封以‘总前委’的名义落款，也无一封以刘陈邓粟谭总前委五人联合署名。 第三，中野和华野两大野战军相互之间的电报。在11月16日总前委成立后，中野致华野的电报，收报人均写为粟陈张，而非粟谭，即非总前委常委给总前委委员的电报，而是中野给华野的电报。 第四，分段综合统计……中央军委和两大野战军之间的往来电报，总比例是133∶95，即军委和华野之间的电报远远多于军委和中野之间的电报。而且这一比例在总前委成立之后是69∶39，远远高于总前委成立之前的64∶56。也显示中央军委不是通过总前委常委即中野指挥员来指挥华野，而是自己直接指挥华野。 第五，中央军委每一封给中野的电报，均同时转发华野。同样，给华野的电报也都转发中野。显然是军委让两个野战军相互知照中央的指示（同样，两大野战军各自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也均转发给另一个野战军以便相互知照）。如果中央军委真的把淮海战役指挥权赋予总前委常委，如此繁琐和大量的越级直接指挥，是否可能贻误战机或有违其授权呢？” 按照这两位作者的理解，如果总前委是淮海战役的最高指挥机构，中央军委应该将电报发给总前委，再通过总前委对两大野战军下达命令。但让我们看看一个类似的对比。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苏军统帅部经常派大本营代表到前线，以协调和指挥几个方面军的作战。这些大本营代表是战区的最高指挥官。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结束后，大本营代表华西列夫斯基即以指挥此役有功，被斯大林破格晋升为苏联元帅。但即使有大本营代表这样的战区最高指挥官，苏军统帅部的许多电报仍然是直接发给方面军的，难道能根据这些电报否定大本营代表的指挥权限？据华野4纵11师政治部主任陈茂辉回忆：在淮海战役围歼杜聿明期间，陈毅的指挥电话都打到了4纵师一级单位。难道能据此认为粟裕的司令部和4纵首长都是摆设？ 至于作者认为“总前委不开会，可以采取发电报的方式来行使其军事指挥权”，是错误理解了总前委的性质。总前委是决策机构而不是军令机构，它通常并不直接对前线发号施令，而是通过其下属的司令部来发号施令。当时淮海前线确实有统一的总司令部，即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它是淮海前线总前委的下属执行机构。“淮海前线司令部”的指示或命令通常用“刘陈邓”的名义。当时华野、中野两军有战地电话直接联系，根本无须用电报的形式来发号施令。如1948年12月10日未时粟裕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子恢，并军委、华东局的电报中说：“电话奉悉。我们决定抽调三纵、苏十一纵及鲁中南纵队，外加炮兵一部，即晚南下，参加歼灭黄维作战，统由陈士榘同志率领南来，请分配其作战任务。”这就是总前委用电话发布指示的证明。我们知道，“奉悉”是下级对上级的口气，这也说明粟裕是受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挥的。 当然，能反映总前委指挥淮海战役的电文也有，请看： （一）粟裕在淮海战役中向刘陈邓的请示电： 1948年11月13日“待黄兵团大部解决时诱歼邱李两兵团”、“……以上部署是否可行，有何指示，均即请示……” 1948年11月18日“邱李进程甚缓引敌东援歼灭可能不大”、“……以上是否有当，请示。” 1948年11月20日“同意先求歼黄维华野8个纵队大弧形包围徐州”、“……我们完全同意刘陈邓指示，抽出4至5个纵队，必要是还可增加3个纵队，协同中野歼击黄维、李延年……以上各案，当否请示。” 1948年11月21日“监视邱李孙歼灭李延年之部署”、“……整个部署是否适当，请刘陈邓、军委、华东军区予以指示。” 1948年11月25日“保障中野歼灭黄维兵团的部署”、“……上述各纵如何使用，盼示……” 1948年11月27日“围歼任桥集地区李延年部。” 1948年12月6日“对杜集团由追击截击调整为攻击部署。” 1948年12月10日“建议再由华野抽一部兵力先解决黄维。”. 1948年12月10日“决调3纵苏11纵鲁纵参加围歼黄维”、“电话逢悉。我们决抽调……” 1948年12月14日“杜集团三面固守集其主力向南突击”、“……以上是否有当，请即示复。” 除此主报“军委、刘陈邓”并列的电文： 1948年11月15日“黄兵团已大部被歼邱李兵团不敢猛进。” 1948年11月16日“谭王指挥总攻碾庄粟裕指挥围歼邱李。” 1948年11月27日“十一纵七纵特纵参加歼灭黄维作战。” 1948年11月29日“提议华野负责围歼徐州之敌。” 1948年12月1日“追堵截击徐州逃敌的部署。” 1948年12月16日“黄维已歼拟就现阵地休息3天。” 1948年12月31日“建议乘敌饥寒交迫发起攻击”，并报“刘陈邓、军委”和“军委、刘陈邓”的电文。 1948年11月13日“续歼东援邱清泉李弥兵团的部署。” 11月18日“决本晚向邱李兵团反击。” 11月26日“紧缩包围邱李孙坚决阻敌南援。” 12月2日“望各纵以勇猛动作追击截歼徐州逃敌。” 12月3日“截堵敌突窜道路楔入敌纵深割。” 12月15日“关于战区粮食供应情况简报。” （二）刘陈邓指挥粟裕的电文： 1948年11月19日粟裕报告“决本晚向邱李兵团反击”电文中请示“是否可以，请刘陈邓指示”，刘陈邓回复“据我们观察……刀锋似已略形钝挫，以之歼击较黄强的邱李诚非易事”“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最好力争迅速歼灭黄伯韬，尔后将主力集中于徐东、徐南，监视邱李孙三个兵团，争取休息十天半月，同时以尚未使用的5个纵队或3个纵队用于南线，协同我们歼击黄维、李延年，这个步骤最为稳妥。” 1948年11月21日复电粟陈张“完全同意20日亥电部署。……望韦吉能先率4至5个纵队于23日夜前进至宿县、大店集之线，准备以3个纵队担任钳制刘汝明、李延年，而以2个纵队参加打黄维。” 1948年11月23日：“我们意见除王张十一纵队外，请粟陈张以两三个纵队李、刘防御，至少以四个纵队参入歼黄维作战，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如军委批准，我们即照此执行。粟陈张意见亦请速告。” 1948年11月24日刘、陈、邓致电粟陈张“至少先以3个纵队进至……地区，并以1个纵队进至……断黄维与李刘联系，并准备以强大部队由浍河以南地区向西出击歼敌。” 1948年11月25日“……望粟陈张唐即布置歼击李延年作战。” 1948年11月27日给中央及粟陈张电文“已告粟陈张，立即开始歼击李延年、刘汝明的部署。我们已直接通知苏十一纵、七纵归还韦吉建制。并就近命令七纵今（二十七）夜向固镇、蚌埠间急进。已截断固镇以北敌人的归路。并通知韦吉令六纵由湖沟集向固镇攻击前进。此后七纵、苏十一纵（王张十一纵除外）即归粟陈张指挥。关于围歼李刘即由粟陈张负责处理。” 洪小夏、刘俊平的第三个理由是“总前委也未统筹淮海战役的后勤工作”。作者说：“毛泽东明确赋予总前委的统筹后勤任务，是否由总前委具体完成的呢？事情似乎也并非如此。”在这里，这两位作者一开始就弄错了！毛泽东明确赋予总前委的任务是“统筹一切”，而不是“统筹后勤”！ 按照我军的体制，一支野战军（或方面军）的前委统辖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而不是司令部统辖政治部和后勤部。也就是说，淮海前线司令部只能统一指挥两军的作战，而不能统一调度两军的后勤。随着淮海战役规模的不断扩大，毛泽东认为仅有统一指挥的司令部不够，还必须有一个能统筹一切的总前委，以总揽前线的军事、政治和后勤指挥权力。因此，他在1948年11月16日的电报中指示成立总前委。 作者否定总前委统筹后勤的理由是“第一，在总前委成立之前，中央军委通过军委后勤部长杨立三统筹领导淮海战役的后勤支前工作；总前委成立之后，杨立三统筹指导的地位不变，中央军委也一如既往地直接领导淮海战役的后勤支前工作，并未通过总前委来统筹领导。第二，至12月下旬徐州联合支前会议之前，华野、华东局和中野、中原局的后勤及支前机关，一直分别负责华野和中野各自的后勤供应和支前工作。其中中野后勤领导人是副政委邓子恢和参谋长李达，具体工作主要由在战地的豫皖苏分局后勤司令部承担，而中野前指刘陈邓三人不分管中野的后勤工作。第三，总前委成立后，委员五人或常委三人中，并无一人分工专管或兼管整个战役的后勤统筹工作。第四，总前委无人参加徐州联合支前会议，而是委托华野后勤部长刘瑞龙代为主持会议。徐州四方联合支前会议的与会人员，以华东为主，华中次之，中野仅派一名科长作代表，中原局也只派了豫皖苏分局后勤政委一人与会。会议决定，由华野后勤部和华东局支前委员会负责具体统筹整个淮海战役的后勤供应和支前工作，会后总前委对此决定表示同意。显而易见，总前委对淮海战役的后勤供应工作，并未承担统筹领导之职责。” 两位作者列举了这么多的事实，却没有一个能够否定总前委统筹后勤。 第一，他们把杨立三说得似乎是淮海战役总后勤官，但他们在文中引用的李达回忆却否定了这一说法。李达说杨立三只是“参加统筹淮海战役的后勤支前工作”，而不是淮海战役后勤支前工作的总负责人。既然如此，怎能得出中央军委“并未通过总前委来统筹领导”的结论？ 第二，他们认为“至12月下旬徐州联合支前会议之前，华野、华东局和中野、中原局的后勤及支前机关，一直分别负责华野和中野各自的后勤供应和支前工作”，但在文中没有拿出一条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第三，他们认为“总前委成立后，委员五人或常委三人中，并无一人分工专管或兼管整个战役的后勤统筹工作”，但这不能成为否定总前委统筹后勤的理由。难道总前委的五位成员要分工专管军事、政治和后勤，才能发挥淮海战役总前委的职能作用？平津战役总前委也没有人分工专管军事、政治和后勤，难道就能证明平津战役总前委没有发挥作用？ 第四，他们认为“总前委无人参加徐州联合支前会议，而是委托华野后勤部长刘瑞龙代为主持会议”，但这同样不能作为否定总前委统筹后勤的理由，反而证明作者处心积虑搜集的许多理由都很牵强。如果总前委无权管淮海战役的后勤统筹工作，还需要他们对这次联合支前会议的决定“表示同意”吗？与作者的看法恰恰相反，徐州联合支前会议由总前委派人主持，其决定也必须经过总前委的首肯，这正是总前委领导淮海战役（包括统筹战役后勤）的铁证。 两位作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淮海战役是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由华野和中野分别指挥的。即淮海战役的战略指挥和战役决策权在中央军委，战役和战斗指挥权在各野战军，即华野和中野的指挥员分别行使了对各自部队(包括交叉配属的部队)的指挥权。和一般战役不同的是，淮海战役由于开始条件不成熟，变化很多，因此中央军委在行使战略指挥和战役决策权时，较多地听取和吸收了前线将领的合理意见，即由统帅部和战区指挥员协商、共同行使战役决策权。而总前委有其名无其实，实际是中野的代名词，最多只能算是11月16日成立后在淮海战役大半时间内名义上的指挥者。” 这一结论显然是违背事实的。总前委是淮海战役的最高领导机构，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认可的。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刚刚胜利结束，1948年1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的祝贺电报中说：“望华野、中野全军，在刘、陈、邓、粟、谭五人总前委(邓为书记)统一领导之下，争取更大胜利。”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淮海战役激战犹酣的关键时刻，在白纸黑字的祝贺电报中再次重申：淮海前线部队要在“五人总前委”的“统一领导之下，争取更大胜利”，还特别在“刘、陈、邓、粟、谭五人总前委”的后面，加上了括号“(邓为书记)”的字样，以强调邓小平是淮海前线部队的最高领导者。毛 在世的时候，中共官方一直承认总前委领导淮海战役。《毛泽东选集》的有关注释明确注明：“在淮海战役过程中，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执行领导淮海前线军事和作战的职权。”即使邓小平文革中被作为“走资派”打倒后，这些注释和说明也没有被更改。可以说，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指挥了淮海战役，这是得到毛 和党中央认定的事实。 关于淮海战役的指挥者问题，可以分为战略、战役两个层面进行论述。 首先从战略层面上讲，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是最高指挥者，决定战区部队的一切重大行动。淮海战役开始前，粟裕的战役意图是攻占海州、淮阴和淮安，使华中、山东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并打开华野大军南下渡江的通道，但毛泽东将战役目标修正为全歼黄百韬兵团，从而使“小淮海”变成了“大淮海”，最终演变为整个南线的大决战。在这场决定国共命运的南线大决战中，双方的最高指挥者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任何重大行动都是他们决定或批准的，最重要的决策也是由他们做出的。如毛泽东决定首歼黄百韬兵团、攻占宿县和成立战役总前委，蒋介石决定黄维兵团加入淮海战场、杜聿明的三个兵团停止西进等。所以从战略上讲，这场大决战的最高指挥者不是战区将领，而是两军的最高统帅毛泽东和蒋介石。 其次从战役层面上讲，淮海前线总前委是战役最高领导机构。从红军时代起，前委书记（或军事委员会 ）就是我军战略、战役军团和战术兵团的统率者。比如，红一方面军的最高统率者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以朱德为首的方面军总司令部是总前委的下属机构;红四方面军的最高统率者是方面军军事委员会 张国焘，以徐向前为首的方面军总指挥部是方面军军委的下属机构。前委书记（或军事委员会 ）与部队长（司令、军长、师长等）的区别是：前委书记（或军事委员会 ）总揽这支部队的军事、政治和后勤大权，而部队长（司令、军长等）只负责这支部队的日常训练和作战指挥。前者是决策者，后者是执行者。 “淮海前线总前委书记”如果换一个名称，就是“淮海前线军事委员会 ”，有权指挥淮海战役的所有参战部队。但总前委并不是总司令部这样的军令机构，它并不直接对参战部队发号施令，而是通过前线的总司令部来发号施令。当时淮海前线确实有统一的总司令部，即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它是淮海前线总前委的下属执行机构。在淮海战役开始的前夕，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明令：“整个战役统一受陈（毅）、邓（小平）指挥。”从军委命令下达的这一天（1948年11月1日）起，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就成为淮海战役的总司令部，当时新华社的报道称其为“淮海前线司令部”。 在战役开始时，“淮海前线司令部”是由陈毅、邓小平主持的。等到刘伯承与陈毅、邓小平汇合后，由于他是中原野战军的司令员，理所当然成为淮海前线的司令员。随着淮海战役规模的不断扩大，毛泽东认为仅有统一指挥的司令部不够，还必须有一个能统筹一切的总前委，以总揽前线的军事、政治和后勤指挥权力。因此，毛泽东在11月16日的电报中指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11月24日，毛泽东又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说：“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我军的指挥体系是师法苏联红军的。全军的统率机关则是中央军事委员会，战略、战役军团和战术兵团的统率机关是军事委员会(有时称军政委员会或前敌委员会)，下辖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门。军事（军政）委员会 (或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全局指挥，司令员(或军长、师长)负责前线指挥，后者受前者的领导。淮海战役也是这样的指挥体制：最高指挥机构是总前委，书记为邓小平。它下辖战役总司令部(当时称淮海前线司令部，即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司令员为刘伯承。淮海前线总前委和淮海前线司令部统一指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同国民党的八十万大军展开气壮山河的大决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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