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纲五常”是汉以后的御用理论主旋律，其中的“三纲”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三项基本原则和基本伦理框架，是汉武以后二千多年内不可动摇的道德规范和思想标准。历代统治者都自觉地在此框架内根据自己爱好，随意选取道、法、墨等各家治术，或决定是否受道教佛教等某种宗教影响。虽然二千多年内不断改朝代、换人纲推陈出新，但始终在此框架内循环，构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所谓“封建”文化整体，即“中国文化”的大框架。其中的所谓“多样性”、“差异性”也是严格地在此前提下存在，各种昏君，形形色色奸臣，甚至强盗如宋江，窃国大盗如哀世凯都不得不高举着这三面正能量黄旗经营自己事业，否则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个反动“畜牲”，什么也别想做成。而“五常”则是一套衡量“义”与“德”的行为准则，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被要求在此框架内“修齐治平”，与“三纲”紧密配套。
比如唐太宗时虽然道教地位最高，武则天后来又将佛祖奉为神圣，很多官人为了讨好皇上，也跟着信佛。当时儒的地位虽然表面上不及道佛，但唐代仍明经，而非《金刚经》或《黄庭经》取士。官人的根基还是儒教，行为意识还是清醒地以“三纲”为准则，皇权因此丝毫没有被削弱。既使后来的“洋务运动”，在“形而上”三项基本原则也没有被动摇，他们扔掉了洋“体”，只借形下之“用”用一用，如果让洋务派脱掉西服“赤膊”，依然还是大清九龙的纹身，丝毫无损，所有的大臣照样还是忠臣。作为回报，名份早已为他们定好，可尽情贪污贿赂，“名教”正是封建官员的护身符。否则儒林群丑何必拼命要官做？自古以来“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贾雨村巴结贾府最可说明。
“纲常名教”其实是一块挂孔子羊头卖人肉的招牌，是在皇权授意下定做的明晃晃的统治大砍刀，御用工具，为字里行间写满吃人字样的封建专制制度奠定了政治和思想理论基础，董朱是两条吠得最响的御用犬儒，两条披着羊皮的恶狗。这也是为何儒教没有象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成为不能影响政权的独立宗教的原因，因为他们充其量是工具，敲门砖。臣不臣理所当然可诛,君不君呢？如果君不君到人民不堪忍受，无药可救，也是可被换的，周文王父子推翻虐纣并没被孔子视作反面人物，可见孔子并无后来“三纲”“名教”的想法。孔子尽其一生为其理想奋斗，其“仁”是基于人道主义，以人为本，着眼于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思想，与秦汉以后犬儒儒教理论的出发点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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